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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建设转变为依靠政策，向市场、向社会要资金，逐步建立起财政、集体、民间资本共同建设小城镇的多元投资体制。去年，我们多方筹措资金700多万元用于镇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第三期商贸街，修建占地7亩的停车场，完成西水街等6条老街的硬化改造，新建1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场，完善镇区主干道排水、排污设施，大力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镇区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今年，我们将全面推进以“市民公园”、“四星级农贸市场”、“镇区主干道立面改造”为重点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300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我们想到了“五个一点”：一是土地“生”一点，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一级垄断、二级开放、总量控制”,采取级差地租，有偿使用、分类供应方式，盘活镇区闲置土地，以地生财；二是财政“挤”一点，镇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引导、支持小城镇建设，如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留存部分全部用于城镇建设；三是上级“拔”一点，争取政策性资金，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完善镇区道路交通、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向外“引”一点，改革小城镇建设方式，由建设小城镇转向经营小城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完善集中供水管网、电力通讯线路、幼儿园、加油站等公共设施建设；五是民间“聚”一点，鼓励民间资金的投入，通过以地折价入股，商户融资合作的模式，建设临街门面房、农贸市场。特别是在小城镇建设土地征用过程中，我们打破常规，创新方法，结合当地居民想发
展商贸的愿望，以“土地换门面”的方式征用居民用地，既保持了居民长久的经济来源，减少了征地阻力；又盘活了土地，节约征地成本，通过以地生财、以财兴镇，实现政府和居民在城镇发展中的“共建双赢”。今年六塘在新建农贸市场征地过程中，69户涉地居民100%签字同意，实现土地征收“零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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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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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不完整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政府所掌控，忽略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对其产权的收益与处置权利。
1.以征收为主的利用方式，忽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首先，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土地管理法》第43条又模糊了土地征收的公益性，为政府扩大征收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政府可以合法的滥用土地征收权，任意扩大征地范围，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建设用地，以致强征强拆等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侵害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其次，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不完整，弱化了农民集体处分和流转土地的权利，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基本集中在村委会，村长和村委会成员成为实际的所有者，致使土地征收中职务犯罪频发，侵占、挪用、截留征地补偿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无法抵制这些侵害。最后，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不完善，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和协商机制，政府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对失地农民采取一次性的货币形式补偿，农民没有话语权。政府通过低征高卖所得的增值收益基本与农民无关，农民群体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仅相当于土地征收之后增值收益的1/50，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被否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丧失。政府成为土地征收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催生了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的土地收益，更为严重的是农民集体基本被排除在土地增值的受益群体之外，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导致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群体三方利益分享严重失衡，与农民的预期收益发生冲突，在利益诉求缺少救济途径的情形下，征地过程中的矛盾不断激化。今年10月13日和14日发生于河南驻马和昆明富有村的暴力冲突事件都源于征地拆迁事件，特别是富有村冲突出现致8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极坏。
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为克服集体土地征收的固有顽疾，创新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方式，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提高了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改善了农村面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但在增减挂钩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挂钩周转指标规模，大规模开展拆村并居，强制村民搬迁，增减挂钩变成了让农民“上楼”的行动。实践中对安置楼房的标准、楼层、楼间距等问题都没规定，安置房的建设并没有考虑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农民宅基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的绝大部分都归属于政府，跟农民无关。增减挂钩并没有突破城乡二元化的土地格局，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土地二元制所带来的矛盾，农民的话语权有限，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和机会，仍处于弱势地位。2010年底国务院发文要求对增减挂钩进行清理。农民集体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享有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现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
（二）缺乏科学的建设用地规划，土地利用效率低
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法律对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加之相关制度的缺失，出现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同时扩张，耕地面枳不断减少，导致建设用地紧张与浪费并存的局面。
1.规划的缺失，使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粗放。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没有规划或者对规划执行不力，导致农房建设无序，布局分散零乱，农村居民点呈条状分布且以庭院式结构为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指导，乱圈乱占宅基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存在，难以治理。农村建设用地基本处于自发状态、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管理机制，布局散、用地乱、环境差是当前农村建设用地的显著特点。规划、土地、城管等部门在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管理中工作有交叉，政出多门，形成管理漏洞，存在一定的“扯皮”现象。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造成无序管理的局面。
2.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率低，闲置或低效利用问题突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原宅基地被闲置或废弃。另有大量两栖居民的存在，因宅基地无偿取得且缺失监督和制约，回村又重选址建房，原有的宅基地闲置，出现一户多宅的现象，同时在城镇也挤占建设用地，出现了城市和农村两头挤占耕地的现象，导致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农村空闲住宅达到10%至15%。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宅基地的交换价值不能实现，大量闲置宅基地不能盘活利用，降低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虽有一户一宅的规定，但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重新选址和进城的村民都保留宅基地，由于缺乏积极的土地回收、复垦机制，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健全，各地农村均存在人均建设用地超标、空心村、用地粗放的问题。农村人口在减少，但农村居民点面积却有增无减，出现大量的闲置用地，闲置规模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的1/4到1/3，进城人口占用的宅基地并没有退出。既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状态，又在农村形成事实上的耕地紧缺与宅基地浪费并存的局面。
（三）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无序，冲击了国家土地制度和土地交易市场
法律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集体土地的价值难以体现，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逐渐凸显，为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提供了机会。由于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空白和流转成本低，潜在收益导致集体建设用地隐形交易市场大量存在。集体建设用地突破了原有的使用范围，通过私下交易进行自发流转，从自建自用转变为出租、抵押、转让、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农民个人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和私下转让宅基地，导致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房大量地存在，并且蓬勃发展，屡禁不止，如北京的“画家村”、深圳的“城中村”等；农村集体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地下交易市场，通过联营、股份制、出售、出租等各种形式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而政府也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办工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以加快经济的发展，这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背离。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大肆进行“灰色”交易，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频繁地进入“黑市”流转，给土地法律制度带来重大挑战，导致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活跃，冲击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和国有土地交易市场，造成土地利用混乱和交易秩序混乱。缺少法律的保护和制约，易引发纠纷，给流转双方交易安全带来隐患，也不利于保证交易安全。但法律限制了集体土地的流转，禁止集体土地入市，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能和处置权能得不到有效保障，阻塞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渠道。
三、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对策
弱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实现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对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优化。
（一）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合理布局
1.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坚持以规划控制为前提。
加强土地规划用途管制，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发挥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控功能。按照控制总量、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要求，加大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严格划定农村居民点，合理确定宅基地数量、布局和用地规模，引导农村居民点由零乱分散变为集中有序、促进自然村落适度撤并，稳步推进居住点向小城镇、中心村集中，禁止散点建房，确保农民新建住宅按照规划、计划使用土地。重新开发和利用废弃、闲置的土地，推行占一补一工程，拆除废弃房屋，杜绝一户多宅情况的发生，逐步清理空心村。统筹生产生活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村庄环境的整治，整治村容村貌，突出乡村特色，实现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有效整合与规范，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的实施。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有2.84亿亩，承载着7.4亿人，而城镇建成区面积只有5700万亩，却承载着5.7亿人，农村人均占用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8倍。充分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潜力，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规划和整合，可以避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无序和混乱流转，实行土地利用规划法制化，节约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
2.严格执行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标准，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可效仿海口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收回、退回和置换机制，采取经济措施对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给予补偿和奖励，引导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对地上农房依法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对积极复垦宅基地的农户给以土地复垦、整理补助费，以解决一户多宅、超标准占地等问题。推进村镇规划的实施和空闲宅基地的盘活和复垦，提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标准，引导农民依法按程序申请和使用宅基地，在面积标准范围内，农民无偿使用，对超出标准的部分实行有偿使用，其有偿使用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坚持一户一宅和面积限制的原则，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完整的权能，允许出租、抵押、转让、置换、继承等方式流转宅基地，促进宅基地的商品化。农民一旦将宅基地流转，不能再无偿从集体取得宅基地，只能依转让、出租的方式取得宅基地，对于一户多宅和面积超标的农民住宅，征收宅基地使用费，每年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多宅或超标部分的宅基地使用费。弱化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宅基地分离，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继承人合法的继承权，给予不符合条件的继承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将宅基地使用权收回。
（二）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1.对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
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能，修改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农村房屋的确权登记发证制度。成立专门的登记机构，开展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登记，在确权的基础上，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享有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通过产权制度保障集体土地同权参与城市开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集体土地流转管理的基础，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条件，切实保障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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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投入不断增加，支持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末，我市本外币贷款余额505.53亿元，比年初增加81.08亿元，同比多增16.47亿元，同比增速为19.1%，比去年同期提高1.14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主要从四个方面加大了信贷投放，扶持城乡统筹发展:1.加大了“三农”信贷支持。涉农贷款余额292.48亿元，比年初增加49.46亿元，占贷款增额61%。2.增加了工业贷款投放。净投放工业贷款21.56亿元，同比多增5.44亿元，增长33.75%。3.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持续上升，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合计239.03亿元，比年初新增43.86亿元，增长22.47%，其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合计86.27亿元，比年初新增10.32亿元，增长13.59%。小、微型企业贷款分别新增5.25亿元和5.08亿元。4.加大县域发展支持力度。高新区、赫山区、资阳区贷款余额为268.9亿元，比年初新增37.91亿元，仅增长16.41%，低于贷款总体增速2.69个百分点。增额占贷款新增总额的46.76%;南县、桃江、安化、沅江4个县市贷款余额236.63亿元，比年初新增43.17亿元，占新增总额的53.24%。5.扶持个人消费贷款。个人贷款余额188.31亿元，比年初增加35.36亿元，增长23.12%，高于本外币贷款增速4.02个百分点。从消费贷款品种看，主要集中在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余额45.21亿元，比年初增加12.95亿元，增长40.14%。
(二)金融支持城乡统筹所存在的制约因素1.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制约金融投放新型城镇化力度。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涉农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有力支持了“三农”发展。由于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多次出现企业恶意逃废债现象。一是涉农企业贷款风险较大。以农发行为例，截止2013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17.95亿元，比年初新增2.82亿元，不良率达18.17%，比年初增长1.32个百分点。受2013年棉花收购贷款和粮食收购贷款未清零影响，2013年初投放和收回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棉、麻类贷款，今年已基本停止了续贷。二是农村地区的信用意识淡薄，贷款到期归还率低。我市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有力支持了农户经营发展，但部分农户诚信意识不强，不良贷款不断发生，仅农行2013年农户小额联保贷款就新增不良贷款1000多万元。涉农领域贷款成本高，投放难度大，当前不良率又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大大挫伤了金融机构投放“三农”的积极性。三是民间融资行为趋于活跃，金融风险不断攀升。根据益阳市中支监测和调查，2013年4季度，益阳市累计发生民间借贷交易额264.08亿元，同比增加175.17亿元，增长197.02%。2.金融不均衡现象明显，新型城镇化城乡协调关系受制约。一是机构网点数减少，金融投放渠道缩小。二是支持能力相对有限，难于满足城镇化的金融需求。三是涉农企业长期需求难满足，金融支持乏力。3.农业自身特性影响，制约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一是农业天生具有弱质性，经营风险较高。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有很强的依赖性，就农业总体来说，仍是靠天吃饭的格局，这意味着农业面临着自然条件、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三重影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金融机构信贷支农风险较大。二是农业贷款占用周期较长，与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相冲突。现阶段农业贷款一般最长时间为一年，最短的几个月，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在一年内能够回收成本并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涉农企业发展程度较低，信贷缺乏有效载体。由于我市涉农企业整体规模较小，客观来看其信贷资金吸纳能力不强。我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原始积累历程短，农业企业规模偏小，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经验，自身信用难以满足融资需求。调查发现，大部分涉农企业所占土地都是租用农业集体土地，无房产证与地产证，无法用于申请银行贷款。4.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信贷条件，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承贷主体不明确。二是缺乏有效抵押物。如益阳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全部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而按照目前政策，划拨土地不能单独作为抵押标的物。三是公益性强，不适合商业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大都具有社会公益性性质，往往没有经营性资产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还款能力难以保障，制约了金融对民生项目投入。四是投融资平台贷款受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匮乏。据调查了解，我市投融资平台贷款九成以上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但当前投融资平台贷款属于严格调控领域，基础设施贷款呈现“断流”态势。5.小村镇缺乏信贷能力，制约新型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一是小城镇、村资源有限，信贷承载能力差。二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于争取金融支持。农村金融支持步履艰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融资渠道少，不少村为筹资建设资金，不得不向个人集资或向民间高息借款，导致负债累累，据随机调查14个村发现，村集体平均负债93.9万元。6.难以满足农民工金融需求，不利于“人的城镇化”推进。据了解，农民工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回乡创业贷款。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认为:金融机构的不重视是金融需求无法满足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选择回家创业的农民工只占极少数。
三、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继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努力维护金融运行稳定。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提高全社会金融素质，多渠道、多层次向社会宣传推介银行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加强企业信用培植，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管理办法和信用评价体系，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切实增强企业融资功能。继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大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密切关注辖内金融运行，加强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高度关注房地产行业、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防止企业资金链条断裂造成信贷资产质量变化，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探索多元化的城镇建设资金筹集方式。深化融资体制改革，探索多元化的城镇建设资金筹集方式，形成城镇化建设的市场化扩张机制。一是加大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二是逐步改进财政支农方式。三是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市场化运作。对于基础设施，可以考虑鼓励企业、个人建设经营承担。对于绿化、环境卫生、广场等，可通过政府统一招标选择管理单位。对于财力欠缺的小村镇，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政策倾斜，加大镇级财政留存资金比率，增强其支付能力，并可考虑通过特许经营权(BOT)等方式利用社会资金，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快完善金融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大型银行由于受国家政策、上级行经营策略影响较多，不能及时根据我市实际状况开发新产品，这就要求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这类经营策略灵活、自主性和创新性较强的金融机构，加快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的完善，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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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
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在东部地区，部分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平衡。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不注重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三）不健全的城镇化进程中机制体制，也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目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转型和体制
转型时期，把握好人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仅要以城镇居民为本，更要以农村居民为本，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缩短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就必须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首要任务
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切实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数以亿计人口城镇化的深刻社会变革，就必须把以人为核心摆在首位，强调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历史上世界城市化浪潮衍生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城市病”，也为我们城镇化建成敲响了警钟；我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以物为主的城镇化实践，只讲土地城镇化，不重人口城镇化，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各式各样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圈地造城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等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
（二）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多元并行为主要路径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差距明显等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无法简单遵循一种模式进行，必须选择多元并行的发展模式。首先，布局应多元化。按照国家“两横三纵”宏观战略布局，要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等有条件的地方，依靠国家规划引导和市场的力量，逐步发展形成若干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各地区位优势、现实大势和未来趋势出发，因地制宜，上下衔接，抓紧编制各地区域性城镇化规划。其次，推进模式应多元化。实现数以亿计人口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单一型、集中式的大城市发展老路肯定走不通，必须按照以人为核心的要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新路，必须推进建立开发区、新区、新城、旧城改造、乡镇产业化等多种模式的结合。再次，主体应多元化。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和壮大城镇化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主体。
（三）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否则，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城镇化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产业发展均面临着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产业更替、产业挖掘、产业优化、产业培育和产业升级等单一策略和组合策略的选择。从另一方面讲，坚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让进城农民稳定、充分就业，才能正真的使农民市民化，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适当保护弱质产业，积极调整衰退产业，形成工业、农业、服务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不同的城镇产业带动类型。
（四）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生态集约为基本原则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和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集聚，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期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巨大城镇化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集约、智能的城镇化发展新路，不可能再走过渡依赖资源开发和投资拉动的发展老路，要求我们要注重生态保护，注重资源集约，同时要彰显城镇自身的人文历史，突出城镇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协调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打造新型宜居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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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能源问题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目前国内能源主要受三方面约束：化石能源国内供应有限，能源效率较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高强度能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产能和用能中心在地理上布局不均衡。能源是支撑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当前面临的常规能源有限供应能力挑战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亦是当前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能源问题。
1.能源效率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能源的效率比较低。每生产1000美元GDP，中国需要消耗273千克油当量，而美国仅需要171千克，韩国为184千克，日本则为125千克。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在30%~60%之间时，是这个国家城镇化加快阶段，而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城市能源需求两者关联密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水力发电、可再生能源等一次性能源消费所占比例分别为17.8%、5.1%、67.5%、0.9%、7.2%、1.5%。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煤炭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旧处于主导的地位。2013年中国能源总体消费情况，总能耗是34.2亿吨标煤（电热当量计算法），能源集中生产和供应中上述标煤41.7%用于发电、4.7%用于供热、14.9%用于炼油，其他用途9.1%、损失29.6%，而发电使用效率34.6%、供热使用效率74.5%炼油使用效率97.9%。煤炭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通过火车、汽车、船运送到城市去，其中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就占到了总能耗的20%以上，能源的集中式生产以发电、供热、炼油为主，但集中式发电、供热效率非常低。如热电厂，要划分一个供热半径，以供热半径内的最高负荷来建热电站，但是供热范围内的用户不可能同时开启所有的用能设备，所以其整体的供电供热效益在40%左右，而且终端用户在建筑、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至少20%左右。
2.废水、垃圾处理难和空气污染重。
废水、垃圾处理和空气污染是城镇化建设中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另外两方面。中国目前城市环境矛盾凸显，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70%被废水、垃圾所包围，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形成“垃圾包围城市”的局面，许多城市和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2012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7亿吨，比2011年增加4.2%；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62.7亿吨，比2011年增加8.1%，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的67.6%。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城市废水、垃圾总量增速堪比当前国家GDP增长速度。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显示的31个主要城市2012年主要废气污染物排放统计数据，这些城市年均二氧化硫排放11.19万吨，氧氮化物14.36万吨，烟尘5.28万吨。而同年北京的上述三种废弃污染物排放分别为9.38万吨、17.75万吨和6.68万吨，PM10年均值每立方109微克，2013年北京PM2.5年均值是每立方90微克。根据2012年国家颁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PM2.5年均值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以下才算二级良好水平。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国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解决上述影响城市发展的能源问题，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联网是未来能源生产和利用模式方展方向，是解决未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设施。
三、利用能源互联网，提高能源消费结构和效率
能源互联网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出的愿景。他的书中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蒸汽产生动力带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内燃机产生电力带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是否利用互联网形成新的一次工业和产业革命？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项目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传输与管理系统中明确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这一学术概念。
1.能源互联网定义界定。
能源互联网是一种构建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通过分布式能源采集和储存等装置，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能源管理技术，将多能源网络和信息互联网结合起来新型电网结构，实现能源和信息双向流动的交换与共享网络。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基础，常规化石能源为重要补充对能源互联网络进行构建，通过云计算智能网管理系统实现实时、高速、双向的电力数据读取和可再生能源的接入。该网络具有能源种类多样化、能源来源的区域分布广、多种类能源互联、能源网络共享、系统自愈功能、运行高效、绿色环保等特点。
2.能源互联网核心技术构成。
能源互联网由若干个能源局域网相互连接构成。能源局域网由能源路由器、发电设备、储能设备、交直流负载组成，可并网工作，也可脱网独立运行。能源路由器由固态变压器和智能能源控制系统组成；智能能源控制系统根据收集的能源局域网中发电设备，储能设备和负载等信息做出能量控制决策，然后将控制指令发送给固态变压器执行，即智能能源控制系统管理信息流，固态变压器控制能源流。为保证能源互联网的可靠安全工作，能源局域网的上一级干线具有智能故障管理功能，提供能源互联网故障的实时检测，快速隔离等自愈功能。
3.能源互联网面临的技术挑战。
发展能源互联网需要技术跟进，现有技术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能源互联网系统中的多能源网络架构和云计算信息融合机制。能源路由器是能源互联网实现的核心，但能源的路由比信息要复杂得多，如何对多种能源收集、储存和控制管理；其次，要实现能源互联网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是主要手段，根据居民用能的实际需求以指定电压和频率控制电力的传输是技术关键和难点，电力电子变压器比传统变压器效率高，但其容量和安全可靠性等方面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是分散协同式的能源控制管理，传统的能源管理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管理最终在能源互联网的平台上通过云计算智能网实现统一的多种类能源生产、收集、储存和传输等信息实时采集、处理、分析与决策的产能用能，国家和企业对如何促使电网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结合，信息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是互联网时代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变革的新挑战。
四、能源互联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实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镇清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8.7%提高到2020年的13%，能源种类多样化、安全化、高效使用，推进新能源示范城镇建设以及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支持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提高居民和企业用能的智能管理。
1.平衡能源结构及供应。
目前，化石能源，比如天然气，其供应稳定、存储方便，但其使用将会产生碳排放，同时化石能源的存储量在急剧的减少；而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及低运营成本的优势，但其断续和生产的不确定性又将影响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如光伏到了晚上就不能发电，影响供能可靠性。采用两者优势互补的原则来综合的利用。同时，生产生活过程中会产生的废弃物垃圾、污水、污泥、废热和生物质废料充分的回收利用并转化成能源作为补充，利用循环的理念来减少化石能源的需求。
2.技术实践体系。
同时利用传统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集中式能源供应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两种能源结构。具体做法：多元能源结构，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为支撑；供应模式：分布式为主，集中式为辅；最后实现能源供需互动，有序配置，节约高效的平衡用能方式。首先，在应用端，每个客户在用能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产能者，利用节能技术在不断降低能源消耗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充分回收不同用能单元在用能过程中所产生的余能、废能。其次，采用集中式和分布式能源生产结合的方式，利用以分布式发电机组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站，因地制宜利用可再生能源，不足部分再由集中式能源补充，贴近用户，根据用户对能量的品质和数量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匹配的能源和能量。在控制层面，以智能能量管理作为核心形成分布式能源控制网络，充分借助人的智慧对能源系统进行整体的优化和控制，进一步提升整体系统的能源效率。最后，以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多种能源运营管理系统，将能源的生产商、服务商、运营商、用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多能源的协同调度、监管、交易和智能化服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能源互联网的交换和多方共赢。
3.物理布局在区域内如何实现。
从物理布局上来看，在一个小型区域内，以四环节循环生产形成区域分布式能源系统，终端用户尽量利用节能技术，减少能源需求，再利用分布式能源站来匹配他们的冷、热、电、气、生活用水等多能源需求，同时利用不同能源的存储，回收垃圾、余热、废热、废气及终端用户的工业余能，可实现季节、昼夜能源峰谷的调节，来降低能源的投资和运营费用。以一个小型的区域为示例，实践中在主干网上会有多个区域，它们都挂在主干网络之下，由现有的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来负责主干网的运营，通过这多各区域之间进行多能源的互补和匹配供应，来减少能源的主干网络昼夜、季节的峰谷压力，降低能源峰谷之间的差距（夏季供冷所需的电负荷非常大，而燃气在夏天基本只是用来做饭做菜，但冬季则相反，燃气供暖消耗的负荷急速增长，国家电网或者是中石油中石化等作为单一的运营商只能提供单一的电或者是单一的燃气是无法解决多能源季节峰谷调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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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得到新建，城镇人口增加，规模扩大，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城镇化水平得到提高。
1.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起步晚，发展水平较低，规模小，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相应的东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也较快，发展水平较高；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相应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城镇化水平也较低，城镇规模较小，发展水平不高。
2.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数量少，城镇化规模小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报告中，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小城镇建设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八个少数民族省区内，小城镇建设规模达到了43.18%，比重较大，而大中城市建设的比重只达到40.75%。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化规模小，主要以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发展水平较低。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基础建设范围不断扩大，农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小城镇建设发展较快。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建设水平较低，城镇数量较少，城镇化规模较小，城乡差距较大。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比重较大，第二、三产业比重低，产业结构不平衡，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制约了农村城镇化建设规模。
2.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基础薄弱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传统农业和传统思想、民族文化等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得到发展，但在发展中，缺乏支柱性产业和主导产业，产业支撑能力较弱，产业发展规模受限，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3.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规模较小，城镇化规划与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宜，城镇化水平较低在“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各级政府盲目建设、低水平建设等建设规划不合理现象，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规模，建设水平较低。
4.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规划布局不合理，破坏了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是主要的原材料产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各地政府为了凸显各自的政绩，盲目进行城镇化建设，不断吸引外资，大量开辟生产线，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污染、耕地流失、资源枯竭，自然灾害不断，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5.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化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不完善，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城镇化建设配套设施和配套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不健全，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加之，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培训没有得到全面普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较低，制约了当地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城镇化建设水平低。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必须解决这些制约城镇化建设的问题，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
(一)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模式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必须结合当地实际，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1.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小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聚集体，是生产实践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集中市场。小城市(镇)建设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了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还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少数民族地区大中城市人口较多，工业发展规模有
限，无法容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农村小城市(镇)建设，改变农村现状，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还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2.大城市主导推进战略由于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工业发展规模较小，规模化经济无法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不利于小城镇建设。由此，发展经济学界的学者提出了“大城市主导推进战略”。改战略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现代工业比较发达，以大城市为主导，逐步向中小城镇推进，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就业压力，还可以改善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3.集中发展中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少数民族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镇)建设在整体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大城市建设规模中，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化发展空间不足，无法容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小城市(镇)建设中，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工业不发达，农业压力较大，也无法更好的完成城镇化建设。因此，新的建设战略：“集中发展中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开始产生。该建设模式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城市(镇)建设阻力较小，城市建设规模比较合理，布局规范，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能够解决大城市和小城市(镇)的就业压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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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分析
从以上几组数据不难看出，温江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增长幅度也较大。尤其2013年，整个成都市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入境游客增幅下降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幅。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也都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难分析得出，温江区的旅游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温江区的全区旅游收入在成都市范围来看，所占份额较少，最近两年都只占到了全成都市的1%。旅游接待人数也远远不足，近两年也仅占到全成都市的10%左右。二，就温江区自身的旅游结构而言，乡村旅游总收入在全区旅游总收入中仅占到了三分之一。就目前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来看，乡村旅游还大有潜力可挖掘。
二、温江区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品牌产品
通过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调查可以看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资源多，但真正的乡村旅游品牌并不多，可以说根本还没有“叫得响，拿得出”的品牌产品。究其原因，其一是从业人员多数都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没有品牌意识和品牌营销观念。其二，政府缺乏有力的引导。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品牌，比如“万春卤菜”、“红枫基地”等，但对品牌定位不准，挖掘度不够深入；其三对品牌的宣传力度也有限。所以温江区虽然乡村旅游产品众多但还没有形成如“郫县农科村”，“锦江三圣花乡”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出品牌效应。
（二）缺乏对文化的深入挖掘
作为文化重镇的温江区，一直以“金温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不仅有着丰富的物产，还因为温江区独有的文化积淀。温江区不仅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更有文庙、陈家桅杆等名胜古迹。可惜的是，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和定位上，就是“吃农家饭、干农家话，住农家屋”，以休闲娱乐为主，形式单调，缺乏特色。没有更好的深入挖掘温江的地方文化特色，形成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三）缺乏与产业的结合
温江区是我国三大花木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地、中国第二大花卉苗木生产销售市场。此外，温江盆景还是川西盆艺的代表。但目前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很少和花卉苗木产业相结合进行发展，还处在单纯的农家乐阶段，形式也是以私人老板为主，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也有限。不仅没有利用好当地的产业优势，使得乡村旅游本身也缺乏长久持续的吸引力。
（四）缺乏区域间的合作和统一规划
以温江区为例，其核心产业主要是花卉苗木，与周边接壤的郫县在产业上有很多交集。但这两个区县并没有就乡村旅游展开深入的合作。两区县的乡村旅游基本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政府也没有在区域间进行更深入与更全面的统筹规划。使得这些农家乐不仅接待能力有限，同时还容易在同片区内造成产品同质化，缺乏差异性和特色性。从而出现低价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乡村旅游产品无法更进一步的提档升级，也无法出精品。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影响
对温江区乡村旅游问题的总结，可以发现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需求的提高，城乡结合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对乡村旅游的定位也不能仅从旅游产业单一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应该更加多元化，产业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的密切，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发展现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为目标,以内需为导向进行产业发展。同时应当通过内需型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如温江区的花卉苗木产业等），拉动乡村旅游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全面质量提升，并推动乡村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提升和保证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直接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农业就地转型、农产就地增值、农村就地城镇化。
四、温江区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对策
（一）以“大区域”的整体理念进一步打造温江区乡村旅游
在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独立发展逐渐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统筹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后，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形成高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实现旅游产业经营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温江区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基础好，更有着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因此更应利用自身优势，树立“大区域”的理念，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更加有机的整合，推行和打造区域之间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积极推进合作区域内旅游交通体系化、旅游服务一体化、旅游信息联动化。
（二）打造精品特色旅游村的同时对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打造一批精品文化特色旅游村。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圈，基本医疗服务圈，整体带动农民生活水平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提高旅游基础设施的等级。如：村级道路、沟渠、田园绿道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移动光纤、WIFI等信息化资源的进一步覆盖等。
（三）引导乡村旅游项目集群发展
温江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优势，加快乡村旅游项目的集群发展。以旅游为主导，带动花卉苗木业、奇石产业、有机农产品产业等与旅游相关的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一批以特色产业聚集为依托的旅游产品。如：川西特色林盘、鱼凫民俗文化村落、特色花木产业区等特色旅游产品。
（四）强化乡村旅游品牌创新
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发展快，但缺乏叫得响的品牌。温江区应在做响温江休闲农业名片上加大力度。不仅要加强国家A级景点和景区申报评审，更应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节庆营销等手段，打造出一批能享誉四川乃至全国的旅游精品，扩大温江都市休闲农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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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辖区总面积5.76万km2，占黑龙江全省土地面积的12.6％。其下辖宝泉岭分局、红兴隆分局、建三江分局、牡丹江分局、九三分局、北安分局、齐齐哈尔分局、绥化分局和哈尔滨分局9个分局，114个农牧场。根据垦区实情和农垦区域布局特点，提出构建“四五”城镇化体系，以5个分局规划建设5个中心城，并确定城市发展产业定位。如宝泉岭分局打造成食品工业产业城；建三江分局打造成中国绿色米都；红兴隆分局打造成现代农业示范窗口；牡丹江分局打造成生态旅游城；九三分局打造成北方生态园林城。以农场级别并结合农场发展规模，建设50个重点镇、50个一般镇，以农场生产作业区建设500个规范化管理区，3个级别定位贯穿于农垦城镇化发展，分别承担起大、中、小城镇职能。小城镇建立完善基础设施和人居必要生活设施；中等城镇发展商贸服务业，为垦区小城镇的物资流通提供中转站；大城镇集聚人才与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区域发展。这一发展定位已经初见成效，农垦城镇初具规模，形成独具特色、宜居、宜业、生活幸福的农垦城镇，逐步实现“耕作在广袤的田野上，居住在现代化城镇中”的梦想。黑龙江垦区是我国现代化农业的代表，是我国农业开发形成的以农为主多种行业组成的经济社会系统。近年来，垦区采取“撤并生产队，建设管理区，发展小城镇”发展思路，快速推进了垦区城镇化建设，也增加了垦区的耕地面积。由于体制、机制的优越性和农垦的经济实力做保障，黑龙江农垦城镇化走在全省前列，引领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农垦小城镇景观已经成为黑龙江省城镇建设的靓丽风景，吸引各界人士参观学习，也为推进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黑龙江农垦区对园林专业人才的需求
3.1黑龙江农垦城镇化对园林专业人才的需求
近年来，黑龙江农垦小城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各个农场都需要建设城镇绿化养护的专业队伍。根据黑龙江省垦区2011—2014年人才需求计划（见表1），2011—2014年垦区的园林相关人才有所增加。从园林专业相关需求方向看，主要需求园林绿化养护、园林规划设计、城镇规划、林业、旅游、园区规划管理等专业人才，其中园林绿化和养护需要的人数和旅游方向需要的人数增加较大。
3.2农垦农场对园林专业人才的需求
2012年暑期，园林专业教师组成调研小组行程6000km，对黑龙江农垦部分农场的小城镇建设情况、园林绿化队伍建设及人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的农场小城镇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如嫩江农场、鹤山农场、云山农场、八五七农场、七星农场、前进农场、洪河农场、红旗岭农场、八五二农场，这些农场园林绿化已经完成，急需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绿化养护队伍；一些农场小城镇建设正在进行中，如尖山农场、大西江农场、海林农场、八五三农场、浓江农场、创新农场，一些住宅小区和农场公园、广场及主干道附属绿地都需要建设，他们也急需园林专业人才。未来几年，海林农场将利用周边旅游资源开发农业休闲旅游，七星农场拟建三江绿色米业和现代化大农业开展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八五三农场利用燕窝岛景观开展农垦文化旅游资源，这些农垦产业发展的新亮点都需要引进园林相关人才。另外，农场很重视农业园区建设，农业园区具有现代农业展示、科技示范、休闲观光的功能，如尖山农场农业园区、鹤山农场的万亩大豆田、七星农场的国家级农业园区、洪河农场的农机展示区等，这些平台也需要园林专业相关人才。
4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由上文分析可知，黑龙江农垦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园林专业人才。通过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07级园林专业学生座谈发现，基本没有学生打算去农场就业，都希望留在城市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学生对农场不了解———园林专业课程中没有与垦区建设和发展相关的内容，园林专业实践中没有到垦区调研实践，导致学生对垦区的了解少，有的学生想去垦区又有所犹豫，导致农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二是园林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与垦区发展不对接———垦区城镇化进程中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要兼顾考虑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功能。同时垦区近年来建设各种科技园区、示范区及观光农业区，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得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养护管理，还要懂得一些农业栽培、宏观管理的相关知识。一方面企业需要园林人才，一方面毕业生工作难找。为了推动学生到垦区就业，逐步实现园林专业人才培养与垦区园林专业人才需求的良性对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我们在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结合实际进行教学改革实践，为黑龙江农垦城镇化提供合格的园林专业人才。第一，进行课程体系调整，增加有关垦区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与规划、农垦科技园区规划与管理的相关课程，让学生初步了解垦区的绿化建设。第二，调整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到垦区进行实践锻炼，了解垦区的城镇化进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已与垦区100多个农场建立联系，先了解农场每年的人才需求计划，然后根据农场需求情况，从园林2008级、2009级、2010级的学生中选派2～3名学生到农场实习。这种做法既使学生的工作能力得到提升，又使农场根据需要选留到合适的人才。截至目前，到农场就业的大学生2007级有1人、2008级有4人、2009级和2010级各有6人。第三，培养学生到垦区、到基层就业的意识和情感。以走下去（学生主动到垦区实践锻炼）、请进来（垦区的专家领导到学校报告、交流）的模式，培养学生到垦区、到基层发展的意识。第四，建立垦区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发展、人才需求与农垦大学园林专业教学实践信息互动平台。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垦区的城镇化建设、园林施工养护的方案，锻炼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扩大学生的就业领域。园林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农场园区规划项目、居住区景观规划等社会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相互了解，学生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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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思想教育，促进进城农民在思想上市民化。农业文明的思想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思想存在差异性。现代城市文明思想是经历数百年工业文明进化演变而来的。因此，要让进城农民思想上进城，放弃过去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而向多元、开放、竞争的思想转化，职业教育可以发挥其作用。
3、进行生活教育，转变进城农民的生活方式。研究表明，农民工和新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活动与市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存在很大的区别。他们的休闲方式还是多以个体性的、家庭性的自由式娱乐活动为主，参加公众性的、社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市民;不能很好地像市民一样出入一些社区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休闲娱乐。对进城农民进行生活教育，帮助他们缩小与城市市民在生活上的差距，有利于消除人际壁垒。
4、开展公民教育，提高进城农民公民和法制意识。对进城农民开展民主与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引导，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政治权利意识和遵守社会规范的习惯，逐步消除自由散漫的农村生活习惯，提升进城农民自我公民义务意识和责任感。
5、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提高进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进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是制约农民在城市生活、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表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其城市生存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因此，职业教育在实施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当对进城农民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其理解现代文明的能力和使用现代生活用品、用具的能力。
6、实施农业技术教育，培养职业农民。中国农民要成为职业农民非常不容易，真正的职业农民比合格产业工人的要求还要高。因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是生产者之外，还是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自然风险的承担者。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报告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化有机结合。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培养职业农民的有效途径。
7、开展农村区域文化教育，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从内在意义上说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教学计划制定、初、中、高级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农村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职业教育关注和参与其中。
二、职业教育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功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涉农专业建设，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这些重要论述都显示了党和国家对农业与农民教育的重视，也为职业教育如何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加强涉农专业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农民培训的能力。专业建设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专业调研确定方向、制定专业建设方案做好顶层设计，课程建设确保培养方向，队伍建设确保培养水平，场地建设确保人才质量。专业建设要在广泛的调研基础之上，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在及规划、结合培养对象自身的特点来制定专业建设计划和建设方案。课程的设置要在国家教育部相关专业设置标准的基础之上结合区域特色进行调整和完善，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关键因素，同时，还要重视实训、实验场地建设。
2、实施课程改革，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无论是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还是开展职业农民培训，或者进行公民及其他教育，都需要对课程进行改革。尤其是实施农村区域文化培训，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其独特性，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对相关地区的文化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和特色，研究如何将这些资源课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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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人为本开创和谐建设局面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群众的支持，尽可能减少建设中政府与群众间的摩擦。因为太多的事例证明，在涉及土地征用、群众投工投劳、城镇管理等事情时，经常会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是产生群众与政府间的对抗，破坏社会和谐。有鉴如此，当地基层政府在正式开展相关建设前，就积极主动做好群众动员工作，从群众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具体方案，杜绝负面事件的发生。其具体做法是:一是以工作专班的形式，分组进村入户对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特别是对抱有疑虑的群众，工作专班从将来旅游业发展所能带来的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交通便利的提升等多方面做好解释工作;二是通过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政策宣传。在集体性的会议上，与群众面对面的就集镇改造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解答他们的疑惑和要求;三是借助政府公示栏、宣传标语、宣传手册、文艺活动等载体持续性地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通过这些细致工作的逐步开展，造就了当地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后续建设过程中极少发生群众阻挠的事情。一般来说，普通群众所期盼的发展与基层政府所推动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生干群冲突的根源在于相互之间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从群众的角度出发，需要的是合理的解释和可预见的收益，以及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和承诺。其中必然涉及到每个个体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差异性。而基层政府则是从较为宏观的发展角度出发，大多只考虑整体性问题，以期快速达成目标。因此，即使发展的目标一致，但缺少两种观点之间的互相理解，摩擦与矛盾的隐患也就产生了。而作为较强势的政府，如果不能做好解释动员工作，以主观的善意去强行开展工作，也无法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违背了建设的初衷。更深层来看，下谷乡基层政府的做法体现了权力实施中对“人”的看重，即一切工作的开展围绕每个具体的人来进行，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而不是抛开具体的人去谈论地方发展，这也是符合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四)以民族文化提升城镇文化品质在把下谷坪乡未来的发展定位于旅游城镇后，基层政府并没有走上只注重物质和经济发展，只注重GDP增长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而是充分考虑到民族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实际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文化建设，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伴随城镇的建设同步繁荣。在具体的实践中，该乡围绕“堂戏”和“皮影戏”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走出了一条以民间智慧为源泉，以学校教育为基点，以民族文化传习为平台，以公司运营为助力的文化创新与发展之路:一是突出当地民族文化爱好者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政府经常组织召开民族文化爱好者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策略上从不主观和武断地做决定。在调查期间，笔者参与了一次座谈，目睹了新老两代人就“堂戏”剧本应当专注传统剧目还是应当不断创新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虽然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能看出这些与传统民族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人在相关问题上确实具有真知灼见，特别是争论中流露出的那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让人敬佩。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这些最基层的民众，近两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撰写了少数民族文化书籍两部，通过网络报刊等形式发表多篇相关研究文章，使当地传统文化具备了持续发展的根基。二是引导民族文化进校园，扩大民族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当地政府意识到如果要让民族文化更具生命力，必须重视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结合民族乡的实际，决定在该乡民族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每周设置2节课80分钟的时间，通过自己编写的乡土教材在学生中宣传和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为了更具体的展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学校还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经常性地举办“堂戏、皮影戏进课堂”“巴山舞进校园”等活动。这一系列举措，使当地青少年不断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走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之路。为了使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具备合理的人才梯队，该乡于2010年完成了“堂戏”、“皮影戏”文化传承大师的申报工作，确立了他们在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紧接着，为了使文化传承大师传授其精湛技艺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该乡制定了“堂戏”、“皮影戏”传习实施方案，并成立“下谷堂戏、皮影戏文化传习所”。以传习所为平台，聘请文化传承大师收徒授课，所有学员一律免费，并由政府补贴生活费。还购置设备录播授课过程，便于学员们仔细揣摩大师技艺，实现教学与训练的统一。由此一来，专业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就较为完善的建立起来，传承大师们也感觉自身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学员们也少了后顾之忧，能够潜心学习。四是以市场化运作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力量组建表演队伍和文化公司，结合旅游业的发展把该乡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市场。目前已组织建起了两支表演队伍，在神农架主要景区长年进行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扩大下谷乡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另成了一家宏缘喜庆文化传播公司，自组建以来，已演出100多场次，特别是在2011年春节举办的迎春篝火晚会，在神农架和相邻恩施、巫山等地引起很大反响，在网络上也受到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可以说下谷乡民族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新颖的工作思路和细致的工作态度。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当地旅游业发展为导向，从奠定民族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到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再到挑选优秀人才进行专业培养，最后把专业人才推向市场，几个环节环环相扣，很好的解决了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如何促进文化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未来的城镇更具文化内涵，也使得下谷乡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凸现自然风光的独特性，更能体现民间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五)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增强城镇发展动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解决好就业和增收问题，在启动下谷土家族乡集镇改造之初，当地政府就着手准备解决未来人口集聚后就业问题。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创造良好环境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应当说，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投资落户是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进行的一项重要政府工作，下谷乡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对外部力量的借用。当地政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始终把坦诚相待作为基本理念，既要求企业不破坏生态环境，并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就业增收问题，又注重保护企业利益，不以虚假信息诱导投资者，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比如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种植中药材、魔芋、茶叶等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政府引进了一家农特产品加工公司，为了既方便群众运输产品，又不造成水土污染，对该公司的厂址就进行了反复研究。同时，政府组织农户进行选择性种植，放弃以往产量低、市场价格不高的部分农特产品，转而有针对性地连片种植，形成几个较有规模的产品。不仅使村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也保障了企业原材料供应。再比如2012年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外来投资兴建了一座精品酒店。洽谈时，政府就以详细的发展数据为依据，充分论证了投资的可行性，解除投资者的担忧。而且精品酒店的建成能够提升当地的接待形象，并可提供数十个工作岗位，还能带动周边居民从事小商品销售等相关商业活动。不以短期的所谓“政绩”为目的，而是将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放在工作首位，从群众、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使引进和培育的企业发挥的社会效益逐年增长，在当地创造了一个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多赢的局面。
(六)量力而行夯实持续发展根基所谓量力而行，是指在下谷土家族乡发展过程中，基层政府虽然着眼于未来，却是步步为营的去攻克困难，不采取超出地方政府财力承受能力的发展方式。因为从许多地方的发展事实来看，经常因不合实际的超前发展策略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从而严重影响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或者是在不恰当的引导下，导致群众急功近利，造成经济损失。以该乡太和山村为例，村内自然风光优美，但一直缺乏资金进行大规模开发。面对这种现状，基层政府从神农架旅游发展全局出发，没有简单的把资源开发权利转让，而是积极与神旅集团进行沟通，并签订合作协议，拟定该集团对景区进行开发以前，每年向该村支付5万元，用以加强自然景观的保护，景区建成后按一定比例分享利润。这一做法不仅使当地村民能在发展中获得持续性的收益，而且大大改善了村集体的经济状况，夯实了发展根基。总而言之，该乡无论是集镇建设、特色民居改造还是其它工程的实施，都依据自身财力和所争取资金的大小，以及村民的经济基础来按规划执行，极少超出预算。使政府得以轻装上阵，逐年落实发展规划，完成城镇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群众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在看得见的成效刺激下，更加拥护政府决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一)加大上级政府持续性投入从下谷土家族乡的城镇化建设来看，即使如前文所述在具有战略眼光基层政府的带领下，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奋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其整体水平来说还是处于较低状态。2001年底，该乡城镇化水平为20．3%，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32．5%。10年来增长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移民搬迁安置、城镇改造规模扩大等。该乡预计再经过10年的努力，使城镇化水平在2020年能达到42%。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还存在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因为，城镇规模受地理环境限制，难以扩张，要想容纳下更多人口，必须解决包括水、电、公路、住房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没有上级财力的支持，单凭乡镇自己筹集资金，是很难妥善处理的。而且，从该乡长远规划来说，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与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对处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旅游业为主的小乡镇来说，过渡时期财力的紧张使其没有能力承担景区开发、接待条件改善和提升等事项的前期投入。因此，必须在今后的发展中，争取上级部门的持续性的财力投入，才能保障所有规划得到落实。
(二)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优美的生态环境是该乡生存与发展的命脉，虽然当地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基本杜绝了企业或是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对环境大面积破坏。但由于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难以在一时改变，因此，由群众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向河道倾倒垃圾、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捕杀或捕捞野生动物，采伐野生植物等。对此，主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定更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控制，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对于涉及违法的事件不能姑息迁就。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镇范围内，要把保护环境的意识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监督，使之内化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从而自觉维护;二是提供支持，帮助群众改善人居环境。比如争取农村污水处理项目资金，在集中连片居住区内建立综合的污水处理设施。完善城镇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便捷群众集中放置垃圾并及时处理。
(三)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从该乡未来发展来看，短时期内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需要人们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现实存在的问题有:部分领导干部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展开持续性工作;当地人才流失严重，可能导致后续发展缺乏智力支持;当前社会环境复杂，离不开熟悉当地情况的基层干部协助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之少数民族干部具有其他民族干部代替不了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带头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骨干力量。所以我们提出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这一观点。具体方法是:出台激励政策，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进入。特别是鼓励从本地走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就业;其次，从基层挑选人才。以当地优秀民族青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为其走上领导岗位提供机会。一般来说，这些人对家乡感情深厚，而且熟悉乡情，一旦成为领导干部，其对于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有利于切实地促进当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能够在当地长期坚持工作的人才队伍，逐渐让该乡宏伟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成为现实。
(四)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前文介绍过该乡与巴东县旅游重镇沿渡河、重庆巫山小三峡、神农顶、国家湿地公园大九湖等地区相邻，处于这几个旅游业发展较快地区的中心位置。但目前并没有与这些地区形成良好的互动，其中心位置的特殊性和便利性没有体现出来。旅游业发展上，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当注意从政府层面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可以建立一个互动机制，经常性地开展交流活动，从而促进区域性旅游资源的整合，便于为游客提供既丰富多彩又具备差异化的观光游览享受。当这种局面构建出来后，该乡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才能转化成促进当地发展的实际动力。
(五)城镇化建设必须具有层次性下谷土家族乡人口少，分布广，如果要让所有村民都享受便利的基础设施，其投入十分巨大，成本过高。但要把人口集中，又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根据全乡11个自然村组的发展条件和该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我们建议构建“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村庄集镇体系。这样可以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化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消化掉建设中产生的问题，让建设成效能够长久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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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3.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2.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3.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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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1.3.1教育卫生事业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水平需继续提高（1）卫生资源总量显著增加。2007—2011年，广西医疗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呈上升趋势。2011年，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2039张，比2007年的105223张增加了44.49%；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册护士数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病床数为2.72张，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推进。2011年，广西学前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在校生数位于全国前列，幼儿在园人数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广西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总数达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大专程度以上人口为275.12万，大专程度以上人口比例为6.6%，比2007年提高1.96个百分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3个，实现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零”突破。（3）卫生资源配置仍需优化。2011年，广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8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八；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38人，全国排名倒数第五；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43人，全国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83张，全国排名倒数第二。（4）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广西教育发展基础弱，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指标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88人，比全国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为6.6%，比全国水平10.06%低了3.46个百分点。广西14个地级市中，南宁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为12.65%；贵港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1）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城镇新增就业53.29万人，比2010年增加7.68万人，增长16.8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1年，广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3.75万，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1.32万，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240.77万，比2007年增加了7.6%；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272.52万，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243.77万，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区10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全国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全国水平36.3%高了3.2个百分点。（5）各项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广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仍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用水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外，多数指标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居民的期望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2广西城镇化建设规划存在问题
2.1城镇规划科学性不够，各类规划缺乏衔接由于城镇建设涉及很多内容，因此编制的规划很多，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及各部门的发展规划。鉴于各项规划的组织部门与编制部门不同，因此规划侧重点亦有差距，出现了各类规划相互交叉、相互矛盾、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另外，规划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论城镇大小都规划大广场、宽马路，道路网一律都是方格网，并不考虑城镇本身的特点，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城镇特色渐渐丧失。
2.2规划的权威性不够突出，规划修编较随意城镇规划普遍存在权威性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广西这种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旦政府换届，规划就要重新修编一轮，对于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领导一换，规划重来”，规划沦为政府凸显政绩的重要手段，有点偏离规划原本真正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大项目，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公园用地可以改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工业用地可以调整为房地产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制性很强，规划不能任意修改，规划的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划不只是政府意图的体现，更是民众意愿的表达，民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而广西与国内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2.3城镇规划相对滞后，与城镇建设步伐不符广西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规划跟不上城镇建设的步伐。城镇建设过程中，规划改了又改，马路挖了又挖，城镇建设呈现无序状态，持续不断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气、供水、供电、电讯、污水、路灯、道路指示灯、天网等专用管线道密布，任何一个部门的“修缮”、“维护”、“改造”和“抢修”，均会将一个好好的城市挖得个“百孔千疮”，一场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设施功能瘫痪一览无遗。一来是城镇发展过快，导致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需要扩容更新；二来是城镇规划的滞后与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对交通规划及管线综合规划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规划人员缺乏，管理效率与水平有待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由于受编制、机关规定等的制约，大中专规划专业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城镇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规划管理业务成倍增加，特别是部分管理人员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缺乏新知识，科班出身的各类专业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约了城镇规划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城镇规划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不足，在城镇规划编修过程中，资金经常不到位，给城镇规划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众参与城镇规划，使社会监督缺位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政府职能，体现着城市发展趋向和公众利益，影响着千家万户，必须将规划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对规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表达机制，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对规划工作的一些失误，公众没有纠正的渠道，只能通过复议、行政诉讼，而这些途径往往都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规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3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对策
3.1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体制创新
3.1.1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中，不仅关注城镇物质空间形态有序、集约、健康发展，也要对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增加关注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市场在相关指引下推动城镇发展建设。规划成为政府与市场衔接的平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场运作机制中起协调作用。
3.1.2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户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征地用地审批手续，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或划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办法，以有利于城镇发展及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原则，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土地管理，也要保证城镇建设的必需用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现存量土地，制订并落实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划分小城镇的土地权属关系，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允许集中土地使用权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在户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政策，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农村居民到城镇落户；使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服兵役、抚恤优待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入户门槛，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试点，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推动人口向北部湾聚集，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重要集聚区。
3.1.3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设施建设以集约、绿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镇建设的目标要求，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状况。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放开市政公用市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盘活城市存量资产。二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文城镇建设要求，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集约、智能、高效、绿色的要求统筹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大力推动城镇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设。推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县域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推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3.2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多元模式
3.2.1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内涵发展为主，即围绕新型城镇特征和目标，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创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在扩张聚集人口的同时注重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发展内涵。
3.2.2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体系升级，致力于形成功能各异、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新型城镇发展体系。坚持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化驱动”战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市组群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优中小城镇，打造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地区。以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为沿海增长极，桂柳梧城市群为腹地增长极，玉林、贵港为两城市群的延绵区和节点城市，增强城市群之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功能分工明确、层次梯度明显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3.3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试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