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1金融史促进学生正确认识金融工具及创新
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历史看，金融深化过程、国家繁荣也是一个金融工具得到创新并推广普及的过程。古代罗马发明了“股份”这一融资工具，既是古罗马社会繁荣的基础之一，也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大的国债发行系统具有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战胜军事奇才拿破仑并确立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之所以执世界经济的牛耳，也正是因为华尔街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工具创新能力和推广能力。
但金融史也同样告诉我们，金融工具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典型的例子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表象是信用危机———次贷购房者的违约，但次贷危机更深刻的教训也许是：金融从业人员应该考虑，对于以风险转移为主要目的、具有不可保险性质、没有价格发现功能的金融工具，应该控制的合理规模及有效的审慎监管模式是什么？
通过金融工具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有助于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对中国现阶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在中国应该采取何种路径发展，形成清晰且较为正确的观点。
2金融史也是金融制度史，是中国金融制度建设的“活教科书”
金融专业的大学生，是未来金融业务的从业者或者中国未来金融制度的建设者，从业者的身份要求对金融制度加以遵循和合理利用，因此，创造性地履行这两个角色，都要求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充分掌握当前的金融制度及其演进过程和演进规律。
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会以理论的方式分析制度演进及规律，但那只是一般性规律。金融制度演进有其特殊性，而金融制度演进的特殊性，只有从金融史中才能获取。世界主要国家为何形成以市场为主和以银行为主的两套金融系统？中国为何会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为何全球出现混业经营趋势时，中国仍然坚持分业经营？为何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弱于很多国家？这些金融当中的重大制度性问题，都可以从金融史的学习中获取答案。
正如陈志武、巴曙松所言，中国相对于世界“金融技术”进展的缓慢，根源在于制度环境上的缺失。相对英美完善的法制，中国法律传统在产权保护方面不力，长期的集权历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包括金融活动的深度介入，这些制度性的因素阻碍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创新活动。世界以及中国这些金融制度的演化，有助于未来的金融从业者或金融制度建设者认识到中国金融制度问题的复杂性、演进过程的路径信赖等问题，从而明白中国金融制度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不仅仅是改革者的勇气问题，更需要相关参与人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智慧。金融史的学习有助于从业者在业务过程中正确判断金融制度演进的路径及速度，从而制订正确的业务方案，也有助于金融制度建设者与时俱进地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3了解金融史，培养现代金融理念
从中国的传统分析，中国人的金融活动是以基本家庭为单位展开的（陈志武，2007）。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差序格局（费孝通，1948）在金融领域的反应。这一现象印证了格兰诺维特(1985)的社会镶嵌理论，即社会经济活动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这说明中国的金融活动，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要走出这一格局，实现金融活动的现代化，就要求金融活动的主体进行文化观念的更新，才可能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开展金融活动。
例如融资活动中，当代中国人应该跳出差序格局，将资金来源扩展到家庭之外，才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在保险业的发展方面，从保险产品的设计到销售，既要考虑传统中国人的“血缘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充分考虑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对社会网络关系依赖性减弱后对保险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提出更高要求的特点，及时推陈出新，以新的保险品种占有市场，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银行业方面，深圳发展银行的“1+N”模式（具有相同业务或因为业务链而有联系的多个贷款人之间的互保体系）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不足推出的一种过渡性策略，虽然在现阶段具有适应性，但在未来的业务拓展上，不能以此为重点。
由此可见，通过金融史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金融活动，同时，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当代大学生如何在未来选择金融活动方式或者从事金融业务，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4学习金融史，理解金融活动的复杂性，正确应用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和金融活动
篇2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亚太经济，200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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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基本上所有对《金融的逻辑》一书的议论评价，都没有绕开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销量方面《货币战争》或将胜出。但如果从它们各自对金融系统内部规律的分析上看。《金融的逻辑》自然要比《货币战争》郑重和严肃得多。很多读者认为。应该把《货币战争》当成一部小说来读。想起年初郎咸平的那句话：如果你实在穷极无聊了。想看《还珠格格》的话，你可以顺便看―下《货币战争》。
金融发展史的背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却不是宋鸿兵笔下波诡云谲的“阴谋论”。金融发展史就是国际银行家们操纵政治、制造战争、频频制造金融危机的历史?用如此眼光打量历史也未免太过含糊、轻佻了。金融发展史背后的逻辑，体现在经济发展促使金融制度做出调整；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促使金融发展路径的改变；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的不同金融逻辑。
比如中国传统消费理念是“量入为出”、儒家文化提倡“养儿防老”。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理念就相去甚远。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儒家文化的“养儿防老”主张靠血缘关系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这事实上纵容了一种“搭便车”、等“免费午餐”的惰性，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美国等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对于长久浸淫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平地惊雷。孰对孰错尚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至少为大家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陈志武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金融逻辑的差异，还以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论述，解析当下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困惑：又联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出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呢?不发展金融当然不会有金融危机，但为杜绝金融危机就要固步自封吗?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发展，要深化，就要放开手脚，而不是“量入为出”，这样只会因噎废食。
这本书带给决策者和投资者的思考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然是要考虑怎样把好金融逻辑的“脉相”。建立怎样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机制：而对于在金融世界竞相逐鹿的投资者，也许只有先闭门修炼内功，参透“金融的逻辑”。方能拥有更高的视野，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里少受伤害。
篇4
总体上看，2011年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不如前两年火热。尽管有近300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当代金融的研究，但真正有份量的成果较少。笔者从这些论文中筛选出50篇文章，从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其他研究等七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国有银行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国有银行发展与改革问题，学术界规范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不足。众多论文讨论国有银行“应该”如何改革与发展，仅有少量文章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走过的道路“是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属于宣传性的文章。 比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金融》 推出了一组纪念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撰文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比如：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 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1]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撰文论述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提倡保险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的保险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再度复业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 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论述了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是银行监管一般规律和良好实践的中国化与理论升华，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清晰的银行业监管目标；二是科学的银行业监管理念；三是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强有力的持续监管。这四部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3]
今年也是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8年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顾了中国银行的百年历程，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中国银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爱民、诚信至上、改革创新、以人为本。 [4] 许斌通过介绍中国银行不同时期发行的股票，回眸了百年中行的历史。 [5]
除金融业主管官员论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刘迎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叙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是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向多元金融机构发展， 从完全国有行政主导金融的金融机构转向企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从非常狭窄的资金市场发展到多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改革是从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发展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 [6] 刘文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该文尝试着做了一些综合。
何广延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框架， 分析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认为，在1949～1978年“大一统”金融体系下，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78～1998年，伴随金融制度体系的变革，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逐步过渡， 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又转向审慎金融监管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三个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为政府，变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供给，这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7]
篇5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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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地是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那些经历过历朝历代积淀而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杰作，是一个地区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代表或表达着一个地区或城市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进程。历史文化遗产地代表的是区域形象和财富，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延续区域的民族性、独特性和时代性，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论在我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很多是以景区景点形式存在，像西欧的法国、意大利，旅游业依托文化遗产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已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资源开发建设不足，可观赏性景观建设薄弱，偏远地区基本上呈现潜在的或半开发状态，严重制约了这一产业对地区经济的应有贡献。资金的有效筹措是历史文化遗产地的资源开发建设与保护的关键，因此在稳定原有投融资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投融资渠道。
研究热点与疏漏梳理
历史文化遗产地在当前更多地成为旅游开发的依托。伴随着观光旅游热的消退，历史文化遗产地转变为旅游资源的开发热点和旅游者的选择目标。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具备着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潜在性和陈旧性，怎样把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潜在性、陈旧性转变为旅游文化的资源性，进而把资源的优势转变为资本的财富。这类问题是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地研究比较多的视域。比如，历史文化遗产地保护、合理开发、旅游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通常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思考，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的规划等。其实无论世界上其它地域或是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地破坏、毁损程度严重。这样的话，无论旅游开发也好，保护也好，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资金。历史文化遗产地开发、保护的前提就是足够资金的投入，保护不到位、旅游开发不成规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短缺。那么投融资问题就成为决定着历史文化遗产地资源合理开发与系统保护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关于遗产地投融资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缺位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投融资的学者研究侧重于大中型企业的投融资问题；二是研究旅游资源的学者忙于资源的规划开发；三是虽然旅游业融资问题包含了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股权置换、设立基金。但是历史文化遗产属于国有文化事业，关于文化保护的制度，限制了学者从投融资角度去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资金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就放在历史文化遗产地开发与保护过程的投融资方面。
现实需求与背离
（一）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保护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不同时期特有风貌的地上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也包括遗留在地下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足迹的遗物。从保护的视角来看，历史文化遗产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单体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历史文化街区；三是历史文化名城。单体文物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刻、名人故居和近现代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等。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公布的存留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向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上述三个层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各自的特点在开发保护过程中其投融资需求也不相同，但就目前来讲融资方面面临的共同问题分述如下：
1.融资渠道单一。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事业性和社会公益性两个属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融资方式非常有限。一直以来，对政府财政依赖性比较强。文化是本民族历史文化积累和文明发展的标志所在，是地域文化实力的体现，对具体一个地区来说体现了目前和将来的综合实力。因此，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对其管辖也比较严格，市场经济因素影响较少，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或保护投资也是由各级政府和机构来实施的。处于偏远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地，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又没有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支持，缺乏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大投资环境较差，社会资金很难被吸引进来。
2.缺少专业融资机构。历史文化遗产地每一个开发建设保护项目都是在当地政府组织指导下实施的，遗产项目的融资基本上由政府替代，政府充当融资机构，其优势的一面是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可信度，可吸引社会资金投向遗产地的开发保护，并通过约束性政策来规范投资者的经营行为；劣势的一面就是各级政府的财力很有限，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难以迅速扩大规模，并且也给政府带来财政风险，政府融资的效益、抗风险性明显不如专业的融资机构。
3.融资渠道不顺畅。一般来讲，目前尚未开发建设的历史文化遗产多处于老、少、边、穷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比较落后，整体投资环境较差，加上新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投资吸引力也就比较弱。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中小融资机构、私企性质的融资机构难以进入，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层面融资观念认识滞后，也很少有社会资金被正确引导到历史文化建设中去。投资者得不到投资项目，遗产地项目拥有者寻找不到投资者，社会资本和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缺少一座能沟通的桥梁。
4.与资本市场结合松散。历史文化遗产筹资渠道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主导型融资机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中。近年来特别是对银行贷款资金和国家扶贫抉择资金依赖性较大，在国内历史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少直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比如像股票上市、债券发行基本上很少触及。在国际上，由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历史较短，除了少数规模大、知名度高的历史文化遗产，最近几年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取得一定的保护经费之外，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拥有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利用国际援助的意识比较薄弱，经验也相对缺乏，基本上只是依赖本土的投融资力量。
（二）国际典型融资方式
历史文化遗产融资在国际上运营已经很成熟，比较常见的典型融资方式主要有以下5种方式：
一是BOT融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建设―经营―转让。也就是政府在给予某些公司项目建设的特许权时所采用的方式。这一方式是部分私人合伙人或者某些财团自己融资开发建设取得许可的项目，在合约规定时期内进行经营，期满后再将此项目转让给政府。
二是TOT融资模式。主要适用于已经建设成功投入运营的项目。这一方式程序是转让―经营―转让。这类需要融资的机构多数是公营机构。项目所属机构把已经建设的项目特许权移交给私营机构经营，接收经营的私营机构根据对所接受项目在今后若干年内现金流量的评估核算，一次性付给公营机构费用。经营期满后，再把项目移交给原公营机构。
三是BTO融资方式。这一方式主要程序是建设―转让―运营。也就是由政府或政府机构与投资人发起组建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允许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建成以后，按照协议规定，政府或机构一次或分次付款，把项目所有权收购回来，并组织运营或管理。
四是ABS融资方式。这一方式主要是指国外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ABS的资产拥有者或企业或银行，通过特设信托机构和其它相互关联的金融机构，将其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流入转变成资本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销售给投资者。
五是PPP模式。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融资概念。与其它几种不太相同的是对项目的组织机构设置提出了新的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采用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进行结构融资，强调项目的选择、政府角色的转换、合理的风险分担结构设计、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最终形成有效的监管机构。
这些国际上的通用融资方式，运营成熟，利弊清晰，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建设，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
融资方式拓展及对策
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保护中，资金的融入需要选择多种融资方式，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主要依靠国家有限的公共投入和一定的经营性收入，特别是贫困偏远地区，很难获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投资的青睐。因此，一段时期内，争取国家政府的投资还是必要的。为了使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巩固稳定有效投资方式下，还要积极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政府主导型融资。历史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成份较多，通常主要是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对其调控的力度和空间都很有限，在自身积累比较微薄的情景下，很难支持保护开发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因此争取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融资方式应该占一定的地位。虽然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多元赞助方式在历史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可是就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保护的公益性而言，社会投资的各种形式投入，其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通常受投资者的主观偏好、利益维系的影响，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进程中不会按照社会需求的轻重依次来投资。所以，比较来说，政府财政投资方式更具有倾向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开拓社会各种融资方式的同时，应当让各级政府的投资占有一定的地位。
成立专业招商融资机构。把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转化为市场主导型的招商引资。专业化的融资机构来组织运作相应的商业化事业，针对性强，成功率高，成本也相对低一些，也能够把政府从具体复杂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到服务型转换。组建资产经营类管理公司，可以推动潜在资产的资本化，既可有效地促进区域内融资运作，又可站在区域整体高度进行资金的运作与管理。
设立发展基金。各种各样的发展基金是国际上用来筹集文化遗产事业资金的有效手段。非盈利性的半官方或民间基金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政府、企业、财团和个人等多方面的资金投入。在国外，像美国大部分博物馆能保持财务状况稳定，就与基金引入方式有关，一个文化项目往往有多种基金配合运行。遗产彩票基金是一种永久性的理想融资方式，英国、意大利基金彩票已成为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资组织。当前我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基金会形式运作尚在尝试之中，应加大引导力度，促进基金会的形成。
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通过企业上市、项目或资产重组、联合投资、发行债券等形式增加旅游投资，开拓直接融资渠道。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主要有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和资产出让四种方式。
采用国外典型的融资模式。国际上比较典型的融资模式主要有前文所述的BOT、TOT、BTO、ABS和PPP模式。在运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初期，可以先采用PPP模式，起步再向TOT过渡，最后采用BOT融资方式。这样分步借鉴实施国外融资模式，可以降低尝试过程中的风险，比如PPP模式既不涉及经营权的转让，又不存在产权和股权问题，TOT只涉及经营权转让，不涉及股权和产权问题，可以避免BOT中所包含的大量风险与矛盾，比较容易使双方达成协议。不管是金融机构、基金组织和私人资本都有机会参与投资，历史文化遗产的融资渠道会更广泛，取得效益也会更好。
参考文献：
1.林晨.遗产地的保护和实现开发与旅游发展[J].山西建筑，2010（1）
2.王星光，贾兵强.中原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SWOT分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人民论坛，2010（9）
篇7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着且意义重大。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1969）对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应用35个国家1960—196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的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罗伯特·G.金和罗斯·列文（Robert G.King and Ross Levine，1993）针对戈德史密斯研究的不足，研究了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较为发达。
20 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缓解。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借鉴国外既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相关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单俏颖（2003）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在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近些年，有关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国内成为研究热点。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1978—2002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省区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王景武（2005）通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为互相抑制。岑树田（2008）选取了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广西的金融发展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广西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效应并不明显的结论。鉴于理论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以甘肃省为例，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决策。
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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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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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凤鹏.东北地区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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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篇9
自80年代以来，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争论不休。尽管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严重缺陷--缺乏相关性的认识。特别是80年代，美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财务报告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往往还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认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不仅未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误导了投资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判断。为此，他们强烈呼吁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重新考虑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否适合于金融机构。
199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美国参议院的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指出了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并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
SEC主席作证后不久，SEC，FASB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 AICPA下属的会计准则执行委员会（AcSEC）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后来"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层人士认为由AcSEC制定这方面的准则名不正，言不顺,且可能与FASB发生立场上的冲突，因此，经过协商，FASB于1991年10月正式接手制定这方面的准则。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出现,在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以SEC和投资者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将极大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界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对现行会计模式（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的极端背离，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将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促使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短期化。
二、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现状
在80年代,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争论主要在SEC和金融界之间进行，FASB不肯轻易表态。但80年代后期存款储蓄行业的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FASB的态度和立场。从90年代起，FASB明显转向SEC的立场，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公允价值公计向前发展的财务会计准则。
至今，FASB颁布的与公允价值会计有关的准则包括： 颁布日期 准则编号 准则名称 1990年03月 FASB 有关金融工具表外风险和信息风险的信息披露 1990年12月 105SFAS 雇主对除退休金外的退休福利的会计处理 1991年12月 106SFAS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 1993年05月 107SFAS 债权人对贷款价值减损的会计处理 1993年05月 114SFAS 特定债权和权益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1994年10月 115SFAS 债权人对贷款价值减损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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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价值
第一，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意见及建议。
纵观1949―1950年《银行周报》的主要内容，除国内要闻、国际要闻、各地工商业消息及行庄检查调查资料外，《银行周报》实际上是一个舆论平台，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自己的意见及建议，而且《银行周报》尤其注重以上海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两年间《银行周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类：
首先，宣传建立现代的经济金融体系。1949―1950年《银行周报》正好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时期，旧的体制已经被，新的经济金融体制处于讨论及初创过程中，为此，《银行周报》借鉴国外先进体制，结合我国实际，宣传介绍各国经济金融体制的构建，登载许多讨论国内经济金融问题的文章。
其次，讨论现实的财政金融问题，并力所能及的提出意见。解放前，经济金融秩序混乱，政府利用公权肆意剥夺人民财富，一系列的财政金融问题难以得到解决。1949―1950年《银行周报》借社会发生转型的机会，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如何解决的建议。同时，这也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保留了史料。
最后，翔实的统计数据的。如果说个人或报社的论述及观点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缺乏说服力的话，《银行周报》上每期专门统计数据的统计栏目，则是用不带人为色彩的数据来客观的反映出社会经济的状况。通过分析统计数据，能够反证出时人对时事的看法及观点正确与否。
第二，两年间《银行周报》上的论述分析时事及问题的文章，切入点选择准确，论点鲜明论据有力。
刊物的优劣，取决于该刊物所登载文章的优劣，而文章的优劣又直接关系于文章的作者，及选用文章的编辑，《银行周报》编辑本身就是财经界的专业人士，对于所选用的文章的质量自然优中选优。报刊选择哪些问题论述是受报刊本身性质的限制，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该报刊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把握能力。历来《银行周报》选择的论题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1949至1950年间也不例外，如，财政金融问题、税收问题、货币问题及物价问题等，体现出《银行周报》看问题的预见性及准确性。切入点再准确如果超出了文章作者的能力，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弄巧成拙事倍功半，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1949―1950年《银行周报》上的文章综合来看，因为作者大多是银钱业从业者、财政经济部门官员、经济金融类的专家学者等，故在论述问题时，专业性极强，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社会大众看了文章后，会相对容易接受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即使是反对者，在有力的论据面前也难以轻易驳倒对方。
第三，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为人民大众对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树立了信心。
报刊的影响力既包括该刊自身受众的广泛程度，也包括文章的权威性及消息的及时性，同时，报刊所持立场的公允与否也很重要。《银行周报》出版之初，仅千余册的销量，二十年后，每期销量增加至两万余册，成长之快，令人侧目。《银行周报》社，自己曾根据订阅用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国内，江苏省居首位，河北省次之，四川，广东，浙江再次之。国外，日本，新加坡最多，美国，英国次之，暹罗，俄国再次之。彼时距离1936年已经过去十余年，《银行周报》的受众群体及范围有增无减。1949至1950年间《银行周报》上所登载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名流，也是财经专业人士，权威性自然能够得到保证。《银行周报》所持立场公正，例如，《上海解放以来之物价》一文就没有一味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避讳的将解放后上海物价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
1949至1950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动，作为社会公共媒体的《银行周报》却基本上坚持了每周发行，所发各期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登载专业人士的文章，所登内容都具有针对性，都是时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解放后，大众担心银钱业破产，自己在银行钱庄的存款将要付之东流，《银行周报》登载了鹤夫的《京津银钱业概况》一文，将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
2、史料价值
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仍不失其为专业金融刊物的水准，通过登载经济金融消息、论著、法令等文章，以及通过刊物向政府提出经济建设意见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为以后同类刊物的创办提供借鉴的同时，两年间的《银行周报》也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1949―1950年间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建立，经济金融思想随之发生变化。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体例开放成熟，办报风格民主，不屈从于权威，对金融创新业务积极探索，为后来刊物树立了榜样。同时，成为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在专业金融刊物中，《银行周报》创刊早，刊期长，在其所积累的丰富编辑经验及思想基础上，开创出较为系统成熟的编辑体例，对后来者影响较大，争相效仿。《银行周报》在1949―1950年间经过以前的探索体例已经成熟，每期主要栏目包括：论著，译述，调查，经济杂志，统计，法令，附录等。除附录一般用于登载国内、国际消息外，其余占最大比例的就是论著、译述、经济杂志及统计。论著及译述栏目，主要登载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文章，国内外经验的介绍，及提出政策参考意见，例如，对香港黄金问题的研究，谈到了香港为什么会管制黄金失败。经济杂志主要是一周左右的经济数据，分析经济形势。统计栏目则金融及重要商品统计数据。这两年间《银行周报》成熟的编辑体例为后来众多经济专业刊物效仿。
《银行周报》至创刊以来所持宗旨“报告金融消息，研究财政经济情事，以供业界参考，学者讨论”，故周报坚持独立民主办报，不屈从于权威，该立场在1949至1950年一直得以保持。例如，《解放后上海的米价》、《解放后上海的纱价》等文章就没有曲意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隐晦的将解放后上海米、纱等物质价格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并分析了原因，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此点值得后来者借鉴学习。
此外，这两年间《银行周报》还积极探讨金融创新，探索
新的金融业务。例如，既对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新兴业务进行了探讨，也探讨了传统的银行业务，指出解放后银行的投机行为已然消失，银行自身的发展已经与生产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根据这一变化，提出了“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以服务民众为目标，协助建设工业的中国”的方针，另外还结合新的形势，讨论了今后银行制度发展的三大原则“一、实施计划化的金融制度，二、加速建立金融生产和资本市场，三、辅导商业银行的发展”。从以上言论及分析知道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一直把探讨金融创新，探索新的金融业务放在重要位置。
纵观这两年的《银行周报》，体例成熟，风格开放，记录了两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思想，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史料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为以后许多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1949―1950年间，上海经济金融业面临许多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银行周报》发挥自己作为金融专业刊物的优势，登载分析问题的专业文章，并根据分析的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解放后我国的财政》一文，先分析了解放前财政权落入官僚资本主义之手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利用国营经济的收益补充财政；财政的支出也要追求合理化的建议。还有其他许多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建议，这许多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及提出的建议，颇有见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为新生政权准确判断经济金融形势提供了参考，在日后遇到同类问题时仍然可以加以借鉴开拓思路。
第三，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在研究1949―1950年经济金融问题时，少有人对《银行周报》上的内容加以利用。其实，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的刊行从未间断，因此，其上连续登载了大量的数据，这就为日后纵向研究两年间的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可能。在利用这些资料研究经济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研究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彭凯翔的《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该著作获得2004―2005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在研究1949年上海米价时，著作就是以1949年7月4日刊行的《银行周报》第33卷第26、27期合刊上登载的《月度中等粳米批发价》作为原始数据加以研究。由此可见，在研究1949―1950年的经济金融问题时，对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善加利用，深入发掘，会对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3、结 语
1949―1950年两年间的《银行周报》积极地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银行周报》毕竟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提的一系列观点与看法必然是从维护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例如，上海解放后，《银行周报》上的大量文章都谈到了私营银钱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呼吁政府在调整经济金融政策的过程中对其加以照顾。
另外《银行周报》作为专业金融刊物，在长达33年的刊期内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三个不同时期，一如既往的保持原有特色，其中缘由值得深究。在此提出几点，仅供以后研究者参考：一、编辑《银行周报》的人士大多精于专业，同时，对周刊事业持之以恒。二、《银行周报》生逢其时，正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都需要专业中立的参考意见。三、善于从实际中寻找问题，在实践解决问题，使得《银行周报》被广泛接受，从经营角度出发《银行周报》也必须保持其特色。
参考文献：
[1]宋应离，朱联营，李明山，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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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婧，民国时期银行法研究探析――以30年代《银行周报》为考察视角[J]，法学杂志，2009，(3)
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5―0002―03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发展，金融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金融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功能问题相关研究将传统金融理论与金融功能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更符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实际，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指导经济金融实践。
一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及金融发展问题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出来，接连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重影响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量变积累终于达到质变的程度。金融创新飞速发展，各类金融工具层出不穷，金融机构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相互融合。以前那种对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分逐渐失去意义，仅仅从传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及金融发展问题将是千头万绪、一头雾水。这也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两难”困境：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不断细化和深入，另一方面也需要能够解释现实、指导实践；而在传统视角下，一方面对各种具体金融工具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而且，在传统视角下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助长了一种重视微观效率忽视宏观效率的倾向。微观效率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效率的基础；但微观效率始终不等于宏观效率，宏观效率也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传统研究视角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微观效率不断提升，而宏观效率难以保证甚至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功能观应运而生。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就机构论机构；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面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从功能视角进行研究则会使金融及金融发展研究的脉络相对清晰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功能观的出现使处于某种混沌状态的金融及金融发展研究显示出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
二
所谓功能，简单地理解就是功效或作用，金融功能就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层次性和稀缺性等基本特征。它比其他金融要素更具稳定性，更少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与控制，更适于长期观察与整体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或一种状态，是自动剔除一切可计量的与不可计量的、已知的与未知的影响因素以后的“净剩余”、“净结果”。可以说它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主轴、核心与关键，是质性金融发展的直接结果和观测器。关于金融功能有许多不同的表述，这种不同主要源于观察视角与抽象层次的差别。根据白剑眉(2005)的研究，对金融功能的层次结构可以进行如下划分：(1)从横向上看包括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从上到下的抽象程度依次降低。也即从最抽象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功能；从具体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和衍生功能；从完全具体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包括支付结算功能、投融资功能、动员储蓄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从最为表象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表现为渗透功能。(2)从纵向上看则反映了不同层次之间的递进关系，具体层次的功能是对抽象层次资源配置功能的分解和具体化，同时又是对完全具体层次功能的一定程度抽象和归纳总结，例如具体层次的核心功能其实包含了完全具体层次中的投融资、动员储蓄和信息传递；从完全具体层次到表象层次则反映了各种具体金融功能的实现对金融渗透功能的依赖。
上述层次结构划分只是一个梗概框架，抽象的层次还可以根据实际问题研究的需要进行分解。这种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明确指出金融功能的层次性，并初步勾画出金融功能的层次结构，基本理清了各种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
关于金融发展问题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他把金融结构定义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而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这就是金融发展的结构观点，它对后续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基本都遵循了这一界定。白钦先(1989)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金融倾斜及其逆转”是从融资结构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并从融资结构变迁这一动态演进的视角对金融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一研究思路与戈德史密斯的概念也是完全吻合的。戈氏的“金融发展”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主要是由于它所揭示的事实可以被真切感受到，这也是传统研究视角的优势所在。但金融体系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使戈氏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逐步显现出来，白钦先(2003)针对这些不足将金融结构重新定义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
这种努力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研究视角，只是在传统视角下为适应现实变化所做的一种改进。在前面对金融功能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考虑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发展似乎是自然的事情，那就是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即金融功能演进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研究视角的改变可以更好地适应金融体系急剧变化的现实。
除以上两种主要观点以外，关于金融发展还有组织观点和产业观点。金融发展的组织观点就是把金融组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考察金融组织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从金融组织演进的角度来界定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产业观点就是把金融产业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考察金融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从金融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界定金融发展。另外，白钦先(1999)提出的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对金融发展的一种全新界定，强调金融是一种资源，也存在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进而引申出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相统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
四
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就是从具体的金融要素(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出发到实现金融发展这样一个逻辑过程。一般来说，一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金融组织，一定的金融组织形成一定的金融产业，一定的金融产业形成一定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具有一定的金融功能，如果金融的各种功能都得到有效的发挥也即实现了金融发展。在这一逻辑链条上，研究切入点的不同导致了对金融发展的不同界定。从金融组织切入进行研
究就是金融发展的组织观点，从金融产业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产业观点，从金融结构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结构观点，从金融功能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另外，由于金融资源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从金融机构到金融功能的所有金融要素，所以，金融发展的资源观点并不在刚才所述的逻辑链条上，而是在该逻辑链条之外对该逻辑链条的一种综合和抽象。根据谭庆华(2003)对金融资源论与金融机构观、金融功能观之间关系的考察，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可以分为实体金融资源和功能金融资源两个部分，而分别对应着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研究对象。因此，从金融资源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加深了对金融发展的理解，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然，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仍然会回归到对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产业、金融结构等具体金融要素的分析，从距离“金融发展”这一逻辑结果的远近上来看，功能观点更为基础、更为直接，而资源观点更为抽象、更为间接。
上述分析并不是想要证明任何一种观点的优劣，而是想说明已有对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不同观点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各自在从具体的金融要素到金融发展这一逻辑链条上的相对位置。当然，金融功能处在离金融发展最近、最基础、最直接的位置上，从而在研究金融发展问题上显得极为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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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什么是金融？当你问“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往往没有确切的答案，不同的人很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陈志武先生对“什么是金融”的回答是：“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看得出来，陈先生的这一答案是想尽可能抽象地一般地概括金融的本质，其核心是价值在时间或空间中的交换。对于价值，陈先生的理解是，“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效用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陈志武先生的金融哲学带有鲜明的相对论气息，把价值交换置于时空坐标之中，点明了金融的本质和核心功能。
钱、资本、财富三者的区别。积累财富是个人或社会主要的目标之一，“资本”和“钱”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然而，我们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区分这几个概念的异同。陈志武先生指出，“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对“钱、资本和财富”这三者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国家钱多，而另一些国家钱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正是市场化的过程使中国人现在感觉比过去有钱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然而，“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
钱多了，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有可能，但钱多并不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都与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而且，“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这些都提示我们，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财富资本化。这一论断也是合乎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的。
马镫、集装箱、股票。马镫被西方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集装箱的发明同样如此，简单的技术改变了历史。同样不为人重视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证券等金融工具的发明，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而“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技术的发明，不仅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也激发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西方的兴起不是靠掠夺，而正是靠了大量类似证券技术等工具的发明以及制度的设计。作者驳斥到，“如果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后来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并且指出，“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对待人类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思维恐怕是不行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中前进的，而一些关键性技术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作用。
国富还是民富？“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作者指出，“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而历史的嘲弄却在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作者感慨到，“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负担。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也都是民主的砖瓦。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看来，金融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层面的事情，而且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治理亦有莫大的帮助。今日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依赖于金融工具的机制设计呢？
投机是资本主义的真精神。“投机”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然而，作者指出，“‘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并举例说，“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作者进一步指出，“‘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今天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在金融层面就是，“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且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反观中国目前的许多金融管制政策，如抑制投机、禁止民间金融、反对高利贷等等却都是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金融与文化。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且不说这一口号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就拿其本身来说，也因其不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金融功能而只可能流于形式。作者指出，“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是无法被打倒。”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作者从金融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说有片面的一面，但也的确抓住了家庭所具有的隐含金融契约特征。
从《金融的逻辑》中，我们理解了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路向，那就是，一方面要“藏富于民，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将未来收入流变现。但是，陈志武先生也指出，“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同时，目前“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
篇13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