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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篇2
一、有效调查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有效调查样本农户户主平均年龄45岁，户均人口3.9人，户均劳动力2.5人，户均家庭总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户均务农收入9688元，户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户均其他收入2916元。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农户间的特点，按照农户间人均收入分成6个组(见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9.2％，其户均家庭收入最低，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最高，户均劳动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户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称之为贫困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农户有3个组，占有效调查样本的70.2％，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渐增加，其中户均务农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户均打工收入和户均其他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增趋势，且其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较贫困型农户低，而户均劳动力和户均受教育程度也较贫困型农户高，称之为维持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20.6％，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们或者是劳动力较多，有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专业种植大户，经营效益比较高，称之为市场型农户。
二、有效调查样本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一)借款需求强烈
从表2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需要借款的农户占63.2％，说明农户生产生活中借款需求强烈，而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占61％，说明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贫困型农户占62.5％，维持型农户占68.8％，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较为强烈，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其借款需求百分比与各自实际获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中，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占44.5％，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33.3％，说明仍有11.2％的市场型农户的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户均实际借款笔数看，有效样本的借款笔数为1.3，其中贫困型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的借款笔数分别为1.25、1.44、0.83，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次数多于市场型农户，这也证明了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市场的主体。
(二)亲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来说，农户借款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借款，包括从农村信用社和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另一种是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包括从亲朋好友借款和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从表3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占77％，其中从亲朋好友借款占71.3％，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比例非常小，仅占5.7％；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25.2％，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要渠道，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仅占1.1％。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尽管从亲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场型农户更是达到了88.9％，但相对而言，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从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较市场型农户高，分别占到了37.5％和29.5％，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场型农户则没有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但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占11.1％，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调查还发现，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的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的由正规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也有较大的比例由非正规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医疗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较大比重
农户既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生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农户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婚丧嫁娶、建房、购买家电、日常开支等；生产性借款主要用于购置农机、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发展工商业、外出打工等。从表4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医疗、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和婚丧嫁娶，分别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农户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户生产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具有较大弹性，一旦面临资金约束，生产性资金需求首先被压缩，因而可能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收入状况。
从单个项目看，教育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首要原因，医疗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第三位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快速拉大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户家庭内部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冲击，农户为了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医疗费用四处筹钱的现象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住房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最舍得花钱的项目，农村建房热始终高居不下。农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条件无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盲目攀比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消费的不合理性。
从不同农户的类型看，贫困型农户借款的用途相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医疗、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归还借款的压力比较大，占37。5％；维持型农户借款用途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市场型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发展养殖业，分别占38.8％、38.8％、22.2％，其区别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型农户借款发展养殖业的比重较高，表明市场型农户生产性需求相对较为强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
从表5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29.8％，在一年之内的占55.1％，在两年之内的占82.7％，在两年以上的仅占17.3％，说明农户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或者需要1—3个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借款，这源于贫困型农户收入较低，或者需临时陛周转资金，或者需较长时间才能归还借款；维持型农户借款期限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市场型农户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这主要是因为其收入较高，因此仅对短期临时资金需求较多，而对中长期资金需求不大。
(五)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借款为主
从表6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1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说明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实际借款以小额资金为主的特点更为明显，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2.5％，而且没有万元以上借款；维持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市场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也以小额资金为主，3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就占到了50％。调查还发现，山东省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户对非农产业投入较大，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山东省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农户的非农产业投入较少，户均实际借款数额较低。
(六)小额资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
前已述及，从表2看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但按借款金额细分后其期望借款额和实际借款额之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从表7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表明农户期望借款数额仍以小额资金为主，且期望小额资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实际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个百分点；特别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个百分点，说明农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大额资金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贫困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实际借款12.5个百分点，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这部分需求却根本未得到满足，说明由于贫困型农户还债能力不强，大额资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是转为小额资金借款；维持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2.5％，不可忽视的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6.3％，说明维持型农户的小额资金需求能得到满足，但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38.9％，说明市场型农户的小额资金供给远大于小额资金需求，但其大额资金需求却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七)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
从表8看，贷款手续繁琐占有效调查样本的54。9％，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有些借款审批下来后已经贻误农时，因此借款手续繁琐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首要困难。
利息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41.7％，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业收益率相对较低，而且农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借款加权平均利息率高达9.93％，较2003年高2.5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过高的利息率给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抵押担保要求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30.2％，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碍。农民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农民可供抵押的财产却“身无长物”。其土地、房屋没有产权证而无法抵押，至于农机具等用品，金融机构也不会接受。在农村，农民通常通过连保等模式获得借款，但是要获得连保也十分困难，因为条件很严格，对于许多农户并不适用。因此，农民通过抵押担保获得借款并不容易。
从不同农户类型来看，贫困型农户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利息高和手续繁琐；维持型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和有效样调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续繁琐外，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市场型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主要难题。
三、解决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借款途径、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实际借款数额、期望借款数额、向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的总体及分类型分析，对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应是重点服务对象，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农户尤其是对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培育开放、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1)调整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力度。山东省农业银行要扭转近年来出现的“非农化”倾向，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利用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把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的相当比例用于农村信贷，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更大范围的利率浮动，以适应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活动的需要，提高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生存能力，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好为农村服务。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一部分预算，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弥补呆坏账损失，用少量的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拓展其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以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和生态资源保护工程为主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
(3)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邮政储蓄银行从其网点分布、业务种类等方面来看，与农村信用社的拟合程度均较高。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与农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竞争态势的竞争主体，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同时，能够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启动与农村信用社的竞争意识，而这种竞争也无疑将会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品质、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引导邮政储蓄资金以协议存款、购买金融债券等方式向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农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农产品收购、农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二是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农村的网络优势，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业务以及地方政府扶持农村地区项目的业务。
2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难，其中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应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1)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合作金融功能。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山东省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牢牢把握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效率。
(2)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支农特殊性。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相互补充的，民间金融对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资金的供给，而且可以通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来打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断深化改革，改进服务质量，使农村金融市场真正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以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应放宽农村金融行业的准入政策，监督和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
(3)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单一，基层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因此，既要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适合农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组织创新。
篇3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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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机简介
由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以2008年9月“两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购重组或破产为标志，开始爆发海啸式的国际金融危机；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开始危机实体经济。进入2009年，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1]。
2.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2.1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量剧减，货量剧减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趋缓。2008年9月以来，全国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造成港口吞吐量减少。中国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连续几个月的欧洲、北美、中东三大主要航线的运费都处于下跌趋势。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欧洲航线、中东航线和北美航线。10月份欧洲航线的运价与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达30.8%。其次是中东航线，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装箱跌幅为13.4%。北美航线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经是清淡的航运市场雪上加霜[2]。运价狂跌，货量也急剧减少。这从我国的进出口量上可见一斑。从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20.9%、16.6%和23.1%。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同比下降23.8%，内地与香港进出口下降24.3%，与印度进出口下降32.3%。
2.2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急剧下降
对于我国造船产业来说，在经历了从2003年后连续5年的超预期勃兴之后，从2008年开始显现出增长的疲态，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疲态更加趋于恶化。2003年以来，造船业一改以往低迷状态而成为高盈利行业，大量民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开始“掘金”中国造船业。据统计，2003年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之外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的比重还是32.2％，但2007年这一指标已经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继续保持强劲，这些新兴造船能力的过剩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目前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导致全球船舶订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加大，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据了解，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时间内，广州黄埔区一家造修船企业两个油船改散货船的订单连遭撤销，直接损失4000万美元。近来，江苏省靖江市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今后将不再允许新建船厂。江苏另一大型造船企业也推迟了IPO计划，并将原来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缩减至3亿美元。
2.3投资者预期降低，航运市场泡沫减少
2002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航运业迎来了一轮空前的大发展，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是随着新造船运力的投入，使得航运市场上总运载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运量的增长，给航运市场带来巨大的供给压力。在运力供过于求之下，造成运费受压，甚至出现不升反跌的情况，盈利大受打击。
美国金融危机对投资者心理造成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航运业。航运业过长的繁荣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大量的投机性订单行为，掩盖了真正的市场需求数字。此时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对航运业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运业实现“软着陆”。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订单几近为零，全球运力增长减慢，市场开始进入回调。挤掉市场泡沫，有利于航运业蓄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3.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航运企业发展分析
面对当面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必须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从传统的航运经营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换脑筋、变思想，开眼界、拓思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持创新，破解航运经营的难题，寻找新的发展契机。[3]
3.1创新理念，注重科学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企业战略的全面检验，也是调整完善战略的机会。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航运业的发展，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注重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转变到建立质量、结构、效益与内涵相统一的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体系。
3.2加强合作，化解经营风险
航运企业要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寻找兼并对象，通过业务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终达到收购兼并的目标。航运企业之间，航运企业与有需求的有关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在国际经济和航运形势好的时期可以获得双赢，在经济危机时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面对国际航运市场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运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运力等。在这些措施中，航线重组被视为各家船公司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的最佳选择。
3.3航运企业积极拓展航运产业链，加速企业转型
当前，中国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十分滞后。高端服务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利润贡献度大，辐射面广，国际影响力强，是航运服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航运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措施，航运企业在确保运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发、参与多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与营销，增强在“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巩固航运主业的地位。
航运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行业发展的规律。2003年至2008年，我国集装箱运输以年均35%的增幅，实现了连续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28亿TEU。专家认为，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一个深层次发展期，要求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从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追求“质”“的增长为主，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优化运行组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效益。因此集装箱班轮企业只有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加强企业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实现运输组织向规模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才能再次找到远航的动力。
3.4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新一轮航运人才尤其是高端航运人才大流动，有利于航运业集聚人才。为此，航运企业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培养、全面引进航运人才队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5以”两岸直航“为契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两岸直航“为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对航运业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两岸航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可降低两岸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两地的海运量和经贸往来，也将吸4.结论。
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对此，我国的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大胆大步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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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于网络、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为手段或渠道平台，在业务形态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区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现象。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额信贷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服务平台模式、金融理财产品网站等。从互联网金融性质来看，它并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简单融合，而是互联网精神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所创造的新兴领域，其不同与传统金融之处，在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运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新兴领域，有多种运作模式，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实现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使传统商业银行与现代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得以实现。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联网金融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替代了商业银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额宝等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实现货币支付，使人们无需到商业银行排队办理。此种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P2P网贷平台的运作，使资金供需双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况下，快速借贷、多种方式还贷，使得企业或个人融资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来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逐渐显示出弊端。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主要采用柜台服务的方式，客户来到商业银行是开展经营服务模式的首要条件。而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这给客户带来很大便利。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使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使传统商业银行倍感压力，唯有创新可使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突围，那么，如何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创新商业银行呢？笔者建议是：
(一)开拓网络运营渠道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网络运营渠道。通过此种方式的创新，商业银行在从事线下金融活动的同时，进行线上金融活动。基于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网络环境中开辟网上商城、融资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打开网络运营渠道，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商业银行必然要在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的基础上与互联网金融产生联系，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就是实现与互联网金融联系的有效措施。当然，商业银行要想创造大数据产品组合，应当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其一、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早做布局，从管理体系建设、具体运用模式方面不断探索，抓紧解决内部数据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大数据高效应用，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如与电商核心企业合作，掌握供应商在支付物流等环节的数据，整合外部数据，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融资。也可基于重构信息和数据传递机制，创新适合客户需要的大数据产品组合，如订单+应收账款转化融资。
(三)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当注意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在线上支付宝、理财通、网易现金宝等互联网理财业务大放异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线下金融服务主力，应当注意做好与线上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合作，同时优化现有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线上、线下业务发展良好。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商业银行结合线上、线下业务运行特点，合理设置个人财务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监督、控制业务运用，为促进商业银行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兴起，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深层次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可采用开拓网络运营渠道、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武国荣 刘超 单位: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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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成效与主要问题
丽水市是“浙江欠发达”的山区，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8.42%，耕地占5.52%，溪流、道路、村庄等占6.06%，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与其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多年来经济水平一直属浙江省末端。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以来，丽水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发展。1是贷款余额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底，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475.23亿元，同比增长14.0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5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17.86亿元，同比增长16.57%，增速居全省第2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5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速均创历史以来最好水平。2是创造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截至2012年一季度，全市行政村信用评价面达到100%，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共创建信用村758个、信用乡(镇)28个、信用社区11个，云和县创评为全省首个“信用县”；全市评定信用农户32.79万户，已有32.01万信用农户获得了金融机构94.21亿元授信，并有14.35万信用农户获得116.65亿元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信用很珍贵、证件(信用证)不浪费、农民得实惠”的目的。201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8个部委联合在丽水召开“全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丽水模式”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走出全省、推向全国。3在金融改革中现丽水特色，丽水各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茶园抵押贷款、石雕抵押贷款、香菇仓单质押贷款等金融支农特色业务，目前累计发放贷款6538笔，贷款余额11.23亿元，有效拓宽了农民的融资渠道，支持广大农民创业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保险业务创新，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2011年，全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保费收入810.98万元，参保率95.87%，赔款金额976.96万元，赔付率120.47%；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03.50万元，参保率70.07%，赔款金额662.31万元，赔付率66.00%。尽管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效果显著，但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也是让人不容忽视的。1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多元化需求。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存款、贷款需求，针对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较少。农业保险发展缓慢，规模小，开展范围有限，赔付标准低，不能更上农村经济的发展，没能从根本意义上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2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市场政策不完善，效率低下依旧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体进行分离，信用社不再属于农业银行，存在产权鉴定模糊不清的情况。《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条约对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控制过严，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浅述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建议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国家实践表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具有信息、地缘和灵活性强的优势，在缓解农民和农村微小企业“贷款难”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丽水市农村金融组织应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构建一个银、政、企信息交流平台，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针对性，建立完善三者的长效对话机制，协调供需关系、借贷需求，真正使好的项目顺利实施，施惠于民。明确农村金融的法制地位，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适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规划，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环境，并在资金和税收的方面做出适当的安排使其更好的发展，首先在农村金融服务不完善的区镇加快设立村镇银行，降低准入门槛。其次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使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标准低于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与损失的财政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让农民安心搞生产。扩大农业保险的范围需要政府的引导，政策的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等各个因素。这也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作为基础，因此还需要加快培育信用文化。
本文作者：屠佳莹张丽红李巧丹麻玉琴李敏姜彬工作单位：丽水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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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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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篇9
文化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繁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如何抢抓机遇，变文化优势为发展优势，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齐齐哈尔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文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近几年来，全市各级政府对文化的支持和投入不断加大。2011年，全市有公共图书馆12个，文化馆16个，博物馆8个，群众艺术馆1个。乡镇、社区文化站（文化活动室）的建设步伐加快。2011年，新增加文化站32个，文化站总数达到180个。全市艺术表演专业剧团12个。歌舞娱乐、电子游艺等文化娱乐经营活动遍布于市区和城镇。全市广播电台6座，广播发射台、转播台4座，县区广播台9个，乡有线广播站102个，广播电台节目12套，广播人口覆盖率100%。电视台13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29座，有线电视入户率67%，电视人口覆盖率为100%。基本形成了广播与电视相结合、无线与有线相结合、广播电视与相关产业相结合的文化传输网络。
（二）文化投入力度加大。2011年，全市文化体育娱乐业投资11848万元，是上年投资额的2.4倍，远远高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34.1%的增长速度。
（三）文化事业繁荣。2010年，我市话剧团大型话剧《风刮卜奎》、马戏团新创杂技《空中浪桥》入选“黑龙江省文化系统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之商业演出服务项目目录；克东满绣工艺品、麦饭石工艺品、胶片画、相纸溶刻画，依安华琦工艺美术等五个项目入选艺术品类服务项目。俄罗斯风情小镇、齐齐哈尔中环文化产业园、丹顶鹤艺术馆分别入选“黑龙江省文化产业基地、园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名录”；马戏团杂技《空中浪桥》、满绣工艺品入选“黑龙江省优秀出口文化企业（项目）名录。我市重点文化旅游项目扎龙湿地生态旅游区建设项目被列为全省“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建设十大板块”之一，被列为“十二五”时期全省文化产业重点建设项目。齐齐哈尔马戏团已连续3年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称号。我市创作并代表黑龙江省参演的风情音画《达斡尔人》在2012年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汇演中喜获表演金奖、优秀组织奖、导演奖、编剧奖等十一个奖项。
（四）文化旅游业迅速发展。全市旅游业借助“中国绿色食品之都”、“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三张城市名片，叫响“中国大湿地、世界鹤家乡”的城市品牌，全面提升鹤城旅游文化品位。2011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215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5.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6.0亿元，增长25.6%。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38468人次，增长25.4%。
二、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与优势
（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文化产业发展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文化企业的整合和发展，成立了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支持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及总体思路、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及措施保证。规划了“十二五”时期齐齐哈尔市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文化产业重点建设项目及将打造的文艺精品篇目。从多个方面有力地引导、帮扶文化企业发展。去年以来，我市首届鹤文化艺术节、首届啤酒文化节、首届扎龙国际婚礼文化节、首届文化产业艺术博览会等内涵丰富的文化盛会，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力地彰显了我市在文化产业发展和推介上的力度和节奏。
（二）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为文化产业发展赋予了资源优势
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科技和商贸中心，是“中国魅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绿色食品之都”， 有“世界珍禽丹顶鹤之乡”的美誉。有800多年的历史文化，是国家最早兴建的老工业基地之一。这里的“绿色食品博览会”、“关东文化旅游节”、“小交会”等闻名中外。明月岛风景区、龙沙公园、兴十四现代农业旅游示范区、蛇洞山风景区、金长城遗址公园、黑龙松狩猎场、铁农园艺园、大乘寺、卜奎清真寺等各具特色旅游景区众多。区域特色的重点节庆有：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库木勒节、甘南县葵花节、富拉尔基区滚冰节、碾子山区登山节、富裕县漫画节等。产业基地建设异彩纷呈，以克东满绣、梅里斯达族绣为主的北方刺绣基地，以依安县华琦工艺加工为主的粗陶泥塑加工基地，以丹顶鹤艺术馆为主的剪纸基地，以光谱资讯有限公司为主的动漫基地，以铁锋区锦绣工艺品厂为主的芦苇画基地，以碾子山神石工艺厂为主的麦饭石加工基地，以克山石雕厂为主的玛瑙及火山石加工基地等。有“打响江桥抗战第一枪” 为主题的泰来县江桥抗战遗址公园的全国100个红色经典项目之一的红色旅游线路。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有昂昂溪区俄罗斯风情小镇等异域风情文化等。丰厚的资源为齐齐哈尔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大繁荣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我市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与“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5%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
（一）文化产业发展急需的精英人才匮乏。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状况不佳。一是文化产业专业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二是缺少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尤其是懂管理会营销的复合型人才。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培养不出”。
（二）文化市场发育不完善。社会经济实力较弱，市场空间有限，服务业不发达，文化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全。受投融资机制、环境和文化投资效益周期长等因素的影响，文化招商引资较为困难。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企业太少，带动产业化开发的成效不明显。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
（三）资金制约。基本上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模式，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停滞不前，特别是信贷资金、社会资本和企业投入方面，投向文化产业领域还没有形成机制。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有限。2011年，全市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仅2.5亿元。一些基础设施财政没钱投、群众不想投、老板不愿投，在基础建设上也常因资金问题而停滞。
（四）文化企业综合实力较弱。全市文化产业中，资产超亿元和营业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寥寥无几，小企业几乎占到全市文化产业单位数量的一半以上，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领域，如销售文化用品和办公用品的商户、小广告公司，网吧，电子游戏厅等。而从事文化创意、文化演出、文化经纪、网络科技等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很少，文化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不够强大。
四、实现我市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措施与途径
（一）培育文化市场。制定优惠政策，扶持重点文化企业自身快速发展，支持文化企业进市场，适时组建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使一些成规模的文化企业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转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阳光热力、天成运业、光谱资讯等民营企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设立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为民营文化企业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二）繁荣城乡文化市场，引导居民文化消费。发展我市的文化产业，一方面，要激发和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大众的文化消费水平。只有大力推进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才能够释放出人们的有效文化消费需求。在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同时，坚持精品文化产品与大众文化产品并举的措施，开发出对路的文化消费产品。另一方面，要促进城乡同步协调发展，要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建设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和方式，丰富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
（三）多元化投融资，全面整合文化资源。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挖掘国有文化资源存量潜力，释放民营文化资本增量实力。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逐年增加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投资比例，尝试建立文化产业基金，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向文化产业领域流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进一步打破国家包办文化的单一模式，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体制办文化的新格局。
篇10
一董事会对总体风险管理理念和基本风险管战略的确定
总体上说，董事会对金融机构承受的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和义务，因此应负起监控职能。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应由董事会审批，为保证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决策机构应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和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实施和评估。
（一）风险管理基本原则的确定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首先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要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予以落实。
我们可以简要地比较美林和摩根等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1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在美林公司，尽管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一变再变，但以下述6个原则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却几乎没变。这主要包括：任何风险规避方案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经验、判断和不断的沟通；必须不断地在整个公司内部强化纪律和风险意识；管理人员必须以清晰和简洁的语句告诫下属：在资本运营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风险管理必须考虑非预期的事件，探索潜在的问题，检测不足之处，协助识别可能的损失；风险管理策略必须具备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减少难以承受的损失的可能性。这样的损失通常源自无法预计的事件，大部分的统计和模型式的风险管理方法无法预计。
在过去几年，用数学模型来测量市场风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众多风险管理的要点，风险管理几乎成了风险测量的同义词。美林公司认为，数学风险模型的使用只能增加可靠性，但不能提供保证，因此，对这些数学模型的依赖是有限的。
事实上，由于数学风险模型不能精确地量化重大的金融事件，所以，美林公司只将其作为其他风险管理工作的补充。
总的来讲，美林公司认为，一个产品的主要风险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管理的方式。违反纪律或在监管上的失误可导致损失，而不论产品为何或使用何种数学模型。
2摩根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摩根斯坦利则认为，风险是金融机构业务固有特性，与金融机构相伴而生。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恰当而有效地识别、评价、检测和控制每一种风险，对其经营业绩和长期发展关系重大。公司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与有关的专业产品和市场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流，并作出评价的独立监管过程。
应当说，这些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既是其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知指导原则，在整个风险管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董事会制定风险管理及控制战略的第一步是，根据预定的风险管理原则，并根据风险对资本比例情况，对公司业务活动及其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要规定每一种主要业务或产品的风险数量限额，批准业务的具体范围，并应有充足的资本加以支持。此后，应对业务和风险不断进行常规检查，并根据业务和市场的变化对战略进行定期重新评估，并将结论应直接报告决策层。
在识别风险和确定了抵御风险的总体战略后，公司就可以制定用于日常和长期业务操作的详细而具体的指引。为此，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中应包括，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中的权力及遵守风险政策的责任，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内部和外部审计等。如果公司较大较复杂，则需要建立集中、自主的风险管理部门。就风险管理和控制部门而言，最重要的是配备适当的专业人员、并独立于产生风险的部门。
因为控制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因此，有效控制的前提是机构内所有员工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在确定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的权力和责任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应是将风险的衡量、监督和控制与产生风险的交易部门分开。高级管理层应保证职责适当分开，员工的责任不应互相冲突。
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架构的比较
(一)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基本架构
现代金融机构因其业务的偏重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其基本构架都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总体风险及其结构。"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公司董事会，其成员包括：执行总裁、全球股票部主任、全球固定收入证券部主任、各地区高级经理、财务总监、信贷部主任、全球风险经理以及一些熟悉、精通风险管理的专家等，下面直属不同形式的风险管理部门来实施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战略和要求。
同时，金融机构应具备风险管理及控制的报告和评估程序，包括检查现行政策和程序执行报告和发现例外情况的制度。一般来说，风险暴露以及盈亏情况应每日向负责监控风险的管理层报告，后者应简要向负责公司日常业务的高级管理层汇报。另外，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战略、政策和程序的评估应该定期开展，评估应考虑到现行政策的结果、业务以及市场的变化。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的方法、模型和假设的变更应由决策层审核。政策和程序应要求风险管理及控制部门参与对新产品和业务的考察。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计或修正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签发风险管理准则;规划各部门的风险限额，审批限额豁免;评估并监控各种风险暴露，使总体风险水平、结构与公司总体方针相一致;在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总体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它每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讨论主要市场的风险暴露、信贷暴露与其它各种头寸，研究潜在的新交易、新头寸以及风险豁免等问题。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不同形式的、分离或者整合的风险管理部门（如分别设立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等，或者整合为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部），他们均独立于公司的其它业务部门。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风险结构(包括各地区、各部门、各产品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业务伙伴的暴露额度;审计部通过定期检查公司有关业务和经营状况，评估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采用多层制，除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外，其它如融资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以及各业务部的部门风险经理均参与风险的确认、评估和控制，并接受风险管理部的监督和评估、考核。这些部门的经理及代表每隔一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以求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正确评估风险、调险管理政策。
以下是对美林等几家公司的比较。
（一）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架构
为了在基层交易部门强化风险管理机制，美林公司制定了公司风险控制策略和操作规程，要求相关的区域机构和单位在识别、评价和控制风险时予以遵循。
这些策略和操作规程的实施涉及许多部门，包括全球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其他的控制部门（比如财务、审计、经营以及法律和协调部门）。为了协调上述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公司还成立了由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控制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风险控制和储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风险控制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对所有的机构交易活动进行总的风险监督。风险控制委员会独立于美林的交易部门，定期向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和财务委员会汇报风险管理的状况。
储备委员会监测与资产和负债有关的价值和风险。美林公司针对那些可能导致现存资产价值损失或带来新的负债的事件，确定在目前形势下使公司资产和负债保持平衡的储备水平。储备委员会通常由主要的财务官员任主席，主要负责考察和批准整个公司的储备水平和储备方法的变化。储备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考察当时的市场状况，并对某些问题采取行动。美林公司在决定储备水平时会考虑管理层在下述方面的意见（Ⅰ）风险和暴露的识别；（Ⅱ）风险管理原则；（Ⅲ）时效、集中度和流动性。
（二）摩根斯坦利的风险管理架构
摩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和规程予以保障，以便在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过程中，提供管理和业务方面的支持。随着对不断变化的和复杂化的全球金融服务业务认识的提高，公司不断地检讨风险管理策略和操作规程，以使其不断完善。
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公司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制定整个公司风险管理的策略及考察与这些策略相关的公司业绩。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几个专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帮助其实施对公司风险活动的检测和考察。除此之外，这些风险管理委员会还考察与公司的市场和信用风险状况、总的销售策略、消费贷款定价、储备充足度和合法实施能力以及经营和系统风险有关的总体框架、层次和检测规程。会计主任、司库、法律、协调和政府事务部门及市场风险部门，都独立于公司业务部门，协助高级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控制。另外，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向高级管理人员汇报，并通过对业务运营领域的考察，对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进行评价。公司经常在每一个管理和业务领域，聘用具有适当经验的专家，以有效地实施公司的风险管理监测系统和操作规程。
三对主要类型的风险的管理战略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管理，同时针对不同的风险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战略。
（一）主要的风险类型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在利率上升时，衍生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17亿美元的亏损。GIBSON公司由于预计利率下降，购买了大量利率衍生产品而面临类似的市场风险。当利率上浮时，该公司因此损失了2000万美元。同样，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连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跨栏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成为公司承重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该公司亏损1.57亿美元。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掉期、期权及在结算过程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带来损失的风险。金融机构签定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风险。
近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突出起来，根据1998年1月的报告，其季度财务状况已因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危机而受影响。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JPMORGEN）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该行9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下降35%，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引致损失的风险，包括因公司内部失控而产生的风险。公司内部失控的表现包括，超过风险限额而未经察觉、越权交易、交易或后台部门的欺诈（包括帐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的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无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以及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类似的管理不善导致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帐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均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分开。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如：完整的帐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控制和独立的风险管理，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后台和交易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这些财务失败说明了维持适当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
（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策略
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都要面对利率风险（比如：利率水平或波动率的变化、抵押贷款预付期长短和公司债券和新兴市场资信差异都可带来风险）；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要面对外汇风险，等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进行计量和评估，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1美林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美林公司市场风险管理过程包含了下述三个要素：（i）沟通；（ii）控制和指导；（iii）风险技术。
风险管理按地理区域和产品线组织，以确保某一特定的区域或某一产品交易范围内的风险管理人员能进行经常和直接的沟通。同时，风险管理部门应与高级的交易经理进行定期和正式的风险研讨。
为了弥补基层交易部门风险规避技术的不足，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些规范和准则，包括交易限额，超过限额必须提前得到批准。另外，作为新的金融产品检测过程的一部分，新的金融产品交易要由风险管理部门和来自其他控制单位的代表批准。某些业务，比如高收益证券和新兴市场的证券承销、不动产融资、临时贷款等，在向客户作出承诺前，需要事先得到风险管理和其他控制部门的批准。风险管理部门有权要求减少某一特定的柜台交易风险暴露头寸或取消计划的交易。
风险管理使用几种风险技术工具，包括风险数据库、交易限额监视系统、交易系统通道和敏感性模拟系统。风险数据库每日按产品、资信度和国别等提供库存证券风险暴露头寸的合计数和总数。交易限额检测系统使风险管理部门能及时检查交易行为是否符合已建立的交易限额。交易系统通道允许风险管理部门去检测交易头寸，并进行计算机分析。
敏感性模拟系统用来估算市场波动不大和剧烈波动两种情形下的损益。每一次测算时仅考虑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比如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信贷利差等，同时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以此为基础，风险管理部门可以检测到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并根据需要调整投资组合。
2摩根斯坦利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公司利用各种各样的风险规避方法来管理它的头寸，包括风险暴露头寸分散化、对有关证券和金融工具头寸的买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互换、期货、期权和远期交易）的运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交易部门和产品单位来管理与整个公司交易活动有关的市场风险。公司按如下方式管理和检测其市场风险：建立一个交易组合，使其足以将市场风险因素分散；整个公司和每一个交易部门均有交易指南和限额，并按交易区域分配到该区域交易部门和交易柜台；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都检测市场风险相对于限额的大小，并将主要的市场和头寸变化报告给高级管理人员。
市场风险部门使用Value-at-Risk和其他定量和定性测量和分析工具，根据市场风险规律，独立地检查公司的交易组合。公司使用利率敏感性、波动率和时间滞后测量等工具，来估测市场风险，评估头寸对市场形势变化的敏感性。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定期地使用敏感性模拟系统，检测某一市场因素变化对现存的产品组合值的影响。
（三）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信用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构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由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全面负责。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向全球风险经理负责，全球风险经理再依次向执行总裁报告。信用风险管理部门通过专业化的评估、限额审批、监督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信贷调节和管理。在考察信用风险时，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要对风险和收益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对实际和潜在的信贷暴露进行预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信用风险进行优化管理，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有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
(1)对最主要的潜在信贷暴露建立内部指引，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总经理监督。
(2)实行初始信贷审批制，不合规定的交易要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指定成员审批才能执行。
(3)实行信贷限额制，每天对各种交易进行监控以免超过限额。
(4)针对抵押、交叉违约、抵消权、担保、突发事件风险合约等订立特定的协议条款。
(5)为融资活动和担保合约承诺建立抵押标准。
(6)对潜在暴露（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进行定期分析。
(7)对各种信贷组合进行场景分析以评估市场变量的灵敏性。
(8)通过经济、政治发展的有关分析对风险进行定期评估。
(9)和全球风险经理一起对储存时间较长、规模庞大的库存头寸进行专门评估和监督。
美林公司通过制定策略和操作规程以避免信用风险损失，包括确立和检测信用风险暴露限额及与某一订约方或客户交易额限额、在信用危机中取得收缴和保留抵押品或终止交易以及对订约另一方和客户不断地进行信用评价的权利。业务部门有责任与公司制定的策略和操作规程保持一致，并受到公司信贷部门的监督。公司信贷部门实行集中分区管理。信贷负责人分析和确定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的资信状况，按订约方或客户设立初始或当前的信贷限额，提议信用储备，管理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和参与新的金融产品的检测过程。
许多类型交易包括衍生品和辛迪加贷款要提前报请公司信贷部门批准。公司信贷部门所能审批的交易数量是有限的，限额视该项交易的风险程度和相关客户的资信度确定，超过此限额，须上报公司信贷委员会批准。
借助信用系统手工和自动记录的信息，公司信贷部门能检测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在订约另一方/客户、产品和国别的集中度。这一系统能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累计信用风险暴露头寸，维持整个订约方/客户和某一产品的风险暴露限额，并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识别限额检测数据。整个公司库存头寸和已执行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现在和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信息会不断地更新，并不断地与限额相比较。如果需要，可增加抵押贷款数额，以减少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并记录在信用系统中。
公司信贷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起设计和完善信用风险测度模型，并且分析复杂的衍生品交易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公司信贷部门还检测与公司零售客户业务有关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包括抵押品和住宅证券化额度、客户保证金帐户资金数额等。
集中度风险可以视为信用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集中度风险，即金融机构业务对单一收入、产品和市场的依赖风险。美林公司定期检测集中度风险，并通过实施其分散化的经营战略和计划来减少此风险。最近，美林公司已将其全球的收入来源分散化，从而减少了公司收入对单一金融产品、客户群或市场的依赖。
雷曼兄弟公司通过产品、客户分散化和交易活动在地区分布的分散化，以图实现减少风险的目标。为此，公司合理地分配每类业务资金的使用额，为每类产品和交易者制定交易限额，并对上述额度做地域上的合理分配。公司根据每一类业务的风险特性，寻求相应的回报。根据与公司指南相一致的收益获得能力、市场机会和公司的长期战略，公司定期地重新分配每一业务的资金用量。
（四）操作风险的管理策略
作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直接面临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暴露，它们均产生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中。除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外，金融机构还将面临非直接的与营运、事务、后勤有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可归于操作风险。
在一个飞速发展和愈来愈全球化的环境中，当市场中的交易量、产品数目扩大、复杂程度提高时，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这些风险包括：经营/结算风险、技术风险、法律/文件风险、财务控制风险等。它们大多是彼此相关的，所以金融机构监控这些风险的行动、措施也是综合性的。金融机构一般由行政总监负责监察公司的全球性操作和技术风险。行政总监通过优化全球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实施各种长期性的战略措施以加强操作风险的监控。一般的防范措施包括：支持公司业务向多实体化、多货币化、多时区化发展;改善复杂的跨实体交易的控制。促进技术、操作程序的标准化，提高资源的替代性利用;消除多余的地区请求原则;降低技术、操作成本，有效地满足市场和监管变动的需要，使公司总体操作风险控制在最合适的范围。
美林公司采取多种方式管理它的操作风险，包括一个维持支持系统、使用相关技术和雇佣有经验的专家。美林公司借助信息系统提供的对主要市场操作风险的评价信息，能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立即作出反应。内部管理信息报告使得高级管理人员能有效地识别潜在的风险，控制风险暴露头寸，并促使众多的内部管理策略和规章彼此相协调。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应对交易、结算和清算业务提供支持和控制，对客户及其资产行使监管，并且单独向高级管理人员报告。
因此，在现代金融市场的竞争中，西方主要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获得良好的经营成果，其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有效运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主要包括：董事会确立了恰当的风险管理原则和战略；具有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拥有全面系统、严格而又灵活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积极开发强调的风险管理技术工具，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既是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的主要环节，也是值得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借鉴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AnthonySaunders,CreditRiskMeasurement,JohnWileyandSons,1999.
许建华，《国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载《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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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以及国会议员指责公允价值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认为金融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导致金融机构过分的对资产按市价减记，低估了金融资产的真实内在价值，且加速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由于巨额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资产抛售力度，对加重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10月，6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sec，要求暂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照市值来给资产定价，金融危机就会慢慢消退。
三、公允价值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分析
（一）公允价值如实反映市场波动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当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时，金融机构手中持有的大量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价格也随之飙升，从而产生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之亦然。以a股市场为例，-，我国金融机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剧烈起伏（见表1），而公允价值在其经营业绩中又占较大比重，如，海通证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当年度净利润之比为19.44％，中国平安达44.19％，中信证券和中国银行分别为24.74％和27.15％。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也随公允价值剧烈波动。
不能因此而断定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引起了金融机构业绩异常波动。客观地说，由于公允价值对利率、汇率、税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相当敏感，公允价值能够揭示市场变化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二）公允价值还可能缓和金融机构的业绩波动
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必须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公允价值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变动必须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待出售时再转为投资收益。因而出售时确认的损益对当期的影响将明显小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影响。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通过多次而不是一次反映收益，缓和了经营业绩的波动。
（三）公允价值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sec应美国参众两院的救援法案要求，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研究，12月30日提交了题为《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的研究报告。明确认为公允价值并非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信用衍生产品投资巨额损失、金融资产信用质量不透明以及贷款方市场信心严重缺失。该报告赞成会计界关于公允价值会计让投资者认识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的观点。
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一）公允价值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争论不休，从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严重缺陷，进而怀疑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由此产生了公允价值的概念。80年代末的美国储蓄及贷款危机促使fasb广泛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产品的大量出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公允价值成为其唯一被正式认可的计量属性。
9月，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统一了公允价值的涵义和计量方法。接着又于2月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强制美国公司尤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特定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二）公允价值的科学性
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外部的利益关系人，会计信息应当对其决策有用。公允价值是现行交易中的估计价格，它立足于当前的交易价格，是最贴近资产和负债真实价值的价格信息。从本质上讲，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能够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有以下优势：
1、能使相似的资产或负债项目产生相似的确认、计量结果，使不同的项目出现不同的结果，增进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能如实反映现行条件下与资产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或与负债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出。
3、既能如实地反映继续持有决策对业绩的影响，又能如实反映取得或处置决策对业绩的影响。
4、可以比较容易地反映大多数风险管理战略的影响，有助于风险识别与管理。
5、能够较好地满足资本保全尤其是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金融危机后公允价值的广泛引入仍是大势所趋
fasb于10月了一项解释公告，进一步阐明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该解释公告允许金融企业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高于这些资产当前售价的水平进行定价，这并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11月11日，在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公允价值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于金融市场的信用至关重要的公允价值应该保留下来，并建议加强公允价值相关信息的披露。
，sec副首席会计师stephanie hunsaker表示“sec最近完成了由国会委托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应被暂停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改进。”
五、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难以体现其公允性
公允价值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的交易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
3、不存在活
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应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就第一、第二层次而言，有时市场价格并非由于市场自身的原因而上下波动，据此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具有公允性，很难真实公允地体现产品的价值。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认定，是建立在合理的主观判断和准确可靠的估值技术基础之上的，鉴于无法保证主观判断的可靠性，估值技术也存在误差，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同样未必公允。
（二）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公允价值的确定依赖于活跃的相关资本市场，然而当市场环境动荡不安时，市场交易价格会大幅波动，从而影响信息资源及时准确的获取。如果不存在相关资产的活跃市场，则运用现值技术等估计，但如果未来现金流量及折现率的信息都很缺乏，公允价值的判断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值的主观估计成分较大。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三）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
多种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允价值的弹性空间，增加了获取公允价值信息的难度，特别是许多没有相关市场价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更不易确定，需要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来对公允价值进行估值。而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以及折现率的选择等也是不确定的，在计量操作上同样面临着很大难度。
（四）公允价值的计量具有顺周期效应
公允价值的的顺周期效应，是指市场利好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在利润表上显示大量浮动收益，价值高估。诱使各大企业管理层滋生片面乐观的情绪，进而诱使股东增添超额利润的冲动；而一旦经济下滑，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看低，价值低估，金融机构要提高减值准备，这势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六、规范与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及披露方式
（一）规范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和确定标准
1、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而对于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如何取得，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防止价格操纵导致的公司利润管理、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失真，应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
2、规范公允价值确定的标准。对于已经存在活跃、公开的交易市场的，应由国家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明确其中符合公允价值确定标准的市场，其交易价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对统一、标准的公允价值信息；如需运用估值技术确定的，由相关部门指定研发机构，制定标准的估值模型系统，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场数据，同时简化系统使用者所能调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观因素对估值的影响。
（二）完善公允价值披露模式
市场失灵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使资产价值偏离而不是公允。而历史成本有其优势，应该综合利用历史成本的更具可靠性与公允价值的更具相关性的特点，使两者有效结合，实施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计量基础并用的计量模式。
篇12
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内容
《多德-弗兰克法案》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可以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其中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是其两大支柱性内容。
(一)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为改变多头监管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痼疾,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成立新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1]。该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其成员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及七家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改革重组了银行监管机构,将储蓄机构监理署(OTS)合并到货币监理署(OCC)中,其部分职能转移到美联储(FR)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改革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权力,改革后美联储不仅名义上拥有消费者金融的监管权力,而且将拥有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职能,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各业界的大型机构均被纳入其监管范围之内。针对此前保险业没有联邦监管机构的制度空白,财政部将成立新的监管办公室,与各州监管部门联合监管保险公司。同时该法案设立了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给予FDIC破产清算授权,将FDIC的清算职能扩大到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在超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对其采取接管、拆分、清算等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程序。
(二)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非常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一是对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美联储应当根据FSOC的建议或自行对并表资产不低于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和受美联储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一套审慎监管标准。这些审慎监管政策包括:设置最低资本充足率和最低杠杆率指标、加强风险管理、危机处置规划定期报告制度、设置集中度限制、定期压力测试、设置短期债务限制、计提应急资本、加强流动性要求、强化公共信息披露。美联储还可根据FSOC的建议或自行判断认为必要的其他审慎监管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为防范系统性风险,FSOC将获得“先发制人”的监管授权,即在2/3多数投票通过后,可批准美联储对大型金融机构强制分拆重组或资产剥离,同时可以直接否决大型金融机构间相互购并申请。
二是引入修订版的“沃尔克规则”,对大型金融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直接限制。其内容包括:限制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自营交易;限止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的3%;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这一建议的核心在于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限制其风险敞口,使一些机构可能不得不“自废武功”,剥离或缩减部分带来丰厚利润的业务,从而在根本上避免“太大而不能倒”局面的发生。
(三)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
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创立被称为“华尔街新警长”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这一机构将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实施监管,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该机构设立在美联储系统内,但保持独立的监管权力,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拥有调查和强制执行的权力,署长由总统直接任命。
(四)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加强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一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特别加强了对场外交易(OTC)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的监管,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实施衍生产品交易中央结算;二是要求银行分拆掉期业务,要求银行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较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自身仅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三是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四是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
(五)将“影子银行系统”纳入监管框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纳入严格监管的大框架之下。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大型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顾问机构,要求其在美国证监会(SEC)登记,接受强制性的联邦监管,报告交易和头寸信息,并接受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如果此类机构具有特大规模或特别风险,将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风险监管。这令对冲基金的客户非常抗拒,因为报告交易和头寸信息将曝露其身份,从而影响询价以及市场交易。
(六)加强对投资者和股东的保护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对投资者和股东的保护。一是制定新的严格规定,以保证投资顾问、金融经纪人和评级公司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强调华尔街经纪人的受托职责,即客户利益高于经纪人的自身利益。加强SEC的监管职能,在SEC内部成立投资者顾问委员会和投资者保护办公室。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新法案在SEC中成立专门的监管办公室,每年提供监管报告;对评级机构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包括评级公司的内部运作、评级方法、历史表现、报酬来源等等;降低评级公司与被评级机构和承销商间的利益关联度,在评级公司人员跳槽至客户方时实施离职审查;允许投资者对“恶意和轻率”的评级行为提讼;鼓励建立内部信用评级标准,降低监管方和投资者对评级公司的依赖;对长时间评级质量低劣的机构,SEC拥有摘牌的权利[2]。二是在高管薪酬问题上为股东提供更多的话语权,包括使用人参与董事选举、对管理层薪酬拥有不具约束力的投票权;要求董事会下的薪酬委员会完全由独立人士组成;允许监管机构强行中止金融机构不恰当、不谨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薪酬结构中所有的激励要素。
二、《多德-弗兰克法案》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不仅在美国金融版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影响。总体而言,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但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一)对目前业务影响有限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直接相关的零售金融以及金融衍生产品领域。而我国商业银行中,目前只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几家银行在美国设有分行,并且其分支机构业务都继承了国内商业银行的传统,很少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另外由于牌照的限制,也很少从事零售金融业务,资产规模占相应总行资产规模的比重较低。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与中资银行目前的业务结构相关度不高,对中资银行业务方面的影响十分有限。
(二)经营合规成本可能提高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拥有500亿美元或以上资产的大型银行机构将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根据定义,这将包括全球资产达500亿美元,且因为拥有美国分行、处或商业贷款子公司而被视为美国银行控股公司的非美国银行,以及任何控制此类非美国银行的非美国公司。《多德-弗兰克法案》为美联储如何对非美国银行机构执行从严标准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虽然目前不能确定美联储对非美国银行机构具体执行什么样的从严标准,也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能够以较为有效的方式将这些标准适用于非美国银行机构,但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法案规定美联储可就相关要求针对某家银行机构(包括非美国银行)或某一类别公司的风险、规模、复杂性、活动及其他因素作出量身定制的修订;二是法案规定美联储可对国民待遇及竞争机会均等原则给予适当的考虑。
我国在美国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均远超500亿美元,属于“包括在内的银行控股公司”。一旦美联储确定的从严要求适用于所有非美国银行机构,并且其监管要求又高于我国监管要求,我国在美国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的经营合规成本将被迫提高。比如将不得不接受更高的资本要求,或者更改公司治理架构,或者为满足美国监管要求而编制解散方案,或者进行额外的压力测试等等。
此外,法案的一些规定也将会直接增加非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如两年过渡期后设立的金融研究办公室所需资金将来自于资产达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机构以及系统性重要的非银行机构提供的监管费用;美联储还要求资产达500亿美元及拥有美国分行或处的非美国银行交纳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管的费用。
(三)延缓相关战略推进节奏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我国大型银行以及部分中型银行纷纷开始推进国际化、综合化战略。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将可能延缓我国银行相关战略的推进节奏。就国际化而言,法案对系统风险的严格监管可能导致银行对规模过大心有所忌,不得不压缩部分海外业务。同时,合规成本的可能提高,将会使我国银行在美国拓展业务变得更加谨慎,特别是法案着重保护的与消费者相关的零售金融业务。就境外综合化而言,法案所体现出的对全牌照趋势的排斥以及零售金融、衍生金融产品的诸多规定使得商业银行在开展相关业务时面临更大的政策风险,综合化经营的成本将显著提高。
(四)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将间接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层面金融监管潮流,这一点必须引起重视。考虑到美国不仅处于金融领域发展前沿,而且在IMF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监管组织具有主导性的发言权。作为世界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其国内金融改革法案必将深刻影响G20的全球金融改革探讨和未来的新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其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为国际组织制定的所谓全球规则。特别是对大型银行更严格监管资本的规定以及“沃尔克规则”对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的监管等,可能意味着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黄金时期已经终结,后危机时代全球正迈向更全面、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我国银行业的应对策略及建议
我国在美国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均属于《多德-弗兰克法案》需要接受较严格监管的大型银行机构,因此,我国需要积极应对该法案带来的可能影响。
(一)深入研究《多德-弗兰克法案》
根据美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1991年12月19日后成立的外资银行分行不能在美国开展10万美元以下的零售业务。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美国设立的分行主要提供企业存款、企业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传统银行业务,资产和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尽管如此,对各家志在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银行而言,仍也有必要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密切跟踪美国监管当局的后续具体的监管细则。一是全面深入评估法案对我国银行业现有业务的影响;二是在开展经营活动时要特别注意新法的有关规定;三是密切跟踪美联储的监管文件,特别是针对非美国银行的具体监管规范,适时评估其对我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战略的影响。
(二)审慎开展各类政策性风险高的业务
《多德-弗兰克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理念将由“放松监管、放任创新”转变为“加强监管、规范创新”,这将加大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政策性风险。为此,我国各家银行必须在保证合规的前提下,审慎开展以下各类业务。一是审慎开展零售金融业务。危机前消费金融工具的不透明以及危机最终部分由纳税人买单激起了民怨,迫于政治压力,法案成立了CFPA并赋予其相当大的权力,以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这将进一步加大从事零售金融业务的合规成本,特别是对监管法律及惯例了解不够透彻的非美国银行而言。二是审慎开展衍生金融产品业务。根据新法案,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银行将接受从严的资本及监管要求,并将面临多头监管。三是审慎开展“影子银行”类业务。尽管法案最终对“沃尔克规则”作了稀释性的修订,但这已表明美国监管当局开始排斥混业经营的监管取向。如果过渡开展各类“影子银行”类业务,将可能引起美国监管当局的重点关注。
《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将对非美国银行在美国开展业务带来更多的困难,从而给中资银行国际化战略以及境外综合化战略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我国各家银行仍应继续坚持相关发展战略毫不动摇,美国仍应是我国银行拓展业务的重要目标市场,我国银行需要做的是密切跟踪美国监管动向,综合评估各种成本,趋利避害在美国进一步拓展相关业务。一方面,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进行了诸多限制,但也应看到法案没有完全照搬“沃尔克规则”,而是作了弱化的修订,并没有完全限制混业经营,美国不会重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时代,适度混业经营仍是国际金融业经营发展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未来阶段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跨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仍会快速增加。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经济金融仍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四)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操作管理一直被视为标准样板而被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改革效法,加上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监管组织中处于主导性的话语权,《多德-弗兰克法案》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将开启全球加强监管的新时代,这无疑将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新挑战。面对新挑战,我国银行业唯有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一是探索盈利新模式,提高盈利水平。监管取向的变化、资本要求的提高以及合规成本的不断增加必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及盈利能力。二是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轴,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这一方面是合规要求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三是以合规为前提,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在未来阶段,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将会相伴而行。对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创新永远是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增强生命力的制胜法宝。
篇13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 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明清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和杭州，此时也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古文明的崛起时间要晚得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较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并在古希腊文明衰败之后，在长达1400年间，在实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这种环境又使中国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因为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靠重复繁殖而自我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都面临边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剑拔弩张的南北对峙，既给中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难得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获得体现。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这说明，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机会，特别是工商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并不能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继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距离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仍很遥远。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的前提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国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出于税收的压力，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内在动力，也无从分享要3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科学革命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禀赋的原因，古希腊这样超前的城邦文明只发生于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使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洲于15世纪末重新发现古希腊的智慧与科学传统，中国便再次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先。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似乎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中东的古文明远远早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衰败后，至西方于16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智慧的整个1400年期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
但是，中国失去领先地位是一件事，衰败得如此迅速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继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新的发展途径既有可能带来暴利，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急需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欧有强大的动力复活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使之发扬光大。此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结果，连实用技术的发明也日趋沉寂。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禀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人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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