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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注:墨子籍贯尚有宋人说、鲁阳说等，这里用孙诒让说。]，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注:见拙作《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诗论之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墨子》。《墨子》一书并非墨子自著，而是先秦墨学的集成。其中既有墨子弟子记录的墨子的学术思想和行事之迹，如记载墨子讲学活动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篇，以及反映墨子思想学说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也有墨子后学所著的后期墨学著作，有的可能晚在战国后期，如《经》、《经说》、《大取》、《小取》、《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敌祠》、《杂守》等篇。本文讨论的既然是墨子而非先秦墨家的文学观念，自然以墨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为依据，而不涉及后期墨学著作。
一
墨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差异，其文学观念自然有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自从孟子谴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孟子·滕文公下》之后，儒、墨的学术思想的差异可能被人为地放大了。
实际上，儒、墨学说的共同点或相同点还是不少的。韩愈就曾指出：“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6］《韩愈集·读墨子》侯外庐等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着西周的传统。”［5］131即是说，就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孔、墨是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的。
同样，就文学观念而言，孔子、墨子也有一些共同点或相似点。
首先，孔、墨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相近。孔子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是“法先王”，即继承和弘扬先王所创造的传统思想、文化、制度、文献，他所法之先王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7］《论语·泰伯》当然，他之所以效法尧、舜、禹、汤，主要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肯定，而他真正落实的效法对象还是文、武、周公所创立的西周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即他自己所宣称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论语·八佾》墨子也同样主张“法先王”，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8］《墨子·耕拄》“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8］《墨子·贵义》墨子所效法的先王同样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8］《墨子·贵义》又说：“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得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也。”［8］《墨子·尚贤下》不过，墨子所法先王的落脚处不是文、武、周公，而是尧、舜、禹，且主要是禹，即所谓“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推崇夏禹，谓“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9］《庄子·天下》引，强调的是其尚贤、兼爱、交利、俭朴、勤劳、刻苦的精神，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相去甚远。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4］《韩非子·显学》
其次，孔、墨对文学形态的理解也有一部分相同。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包括先王之遗文。因此，孔子十分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学习，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7］《论语·八佾》孔子以文为教，其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先王遗文，他要自己的儿子孔鲤学《诗》，并告诫：“不学《诗》，无以言。”又要孔鲤学《礼》，并提醒：“不学《礼》，无以立。”［7］《论语·季氏》充分说明孔子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重视。墨子也不例外，他也十分重视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学习，因为其中有他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精髓，他说：“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8］《墨子·兼爱下》墨子出行时常常会随车带上许多书籍，当弟子弦唐子询问他为什么带上这许多书时，他的回答说是：“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8］《墨子·贵义》正因为他重视读书，所以他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思想时，常常引用《诗》、《书》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加强其说服力。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引《书》40节［10］75，108。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王的基本文献。
再次，孔、墨都强调文学的应用，并不以为文学只是书本知识。孔子重视《诗》的学习，更重视《诗》的应用，他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论语·子路》显然，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关心的不只是对《诗》的文本的学习，最重视的是对《诗》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即其社会实践价值。墨子也同样认为，文学不是用来作为谈资和装潢门面的，而是用来改善社会政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8］《墨子·非命下》因此，他要求他的弟子要有针对性地宣传他的思想和学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8］《墨子·鲁问》当鲁阳文君问：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好学一好分人财，不知该选谁为太子时，墨子回答：“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8］《墨子·鲁问》所谓“合其志功”，就是要将其人的言行及其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考虑，以避免片面性。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强调其社会实践，而且重视其实践效果。在墨子看来，文学不能只存在于书本或停留在口头，只有施于刑政、利于万民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8］《墨子·天志上》他所理解的天志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8］《墨子·天志中》。显然，他“为文学出言谈”的落脚点是“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他批评告子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8］《墨子·公孟》又批评公孟子说：“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8］《墨子·公孟》而君子不听治则国乱，庶人不从事则国贫，这是墨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公孟子所说的丧礼在儒家那儿也是文学的应用，而在墨子看来这既不是天子的听治，又不是庶人的从事，不能治国也不能富国，因而不是对文学的正确应用，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无益的。这里虽然有墨子对儒家厚葬久服的丧礼的不满，但也反映出墨子对文学必须施于刑政、利于万民的强烈诉求。
二
我们说孔、墨的文学观念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只是就其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而就其学术观点而言，孔、墨可谓大相径庭，把他们作为对立的两个学派的始祖是恰如其分的，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因此判然有别。
孔子的文学观念是以先王传留的文献为基础、以西周礼乐文化为核心、以人文教育为手段、以文治教化为目的的一种大文学观，其中包括文献、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涵盖了人的知识、情感、意志、品质和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诸方面［11］19-25。在孔子看来，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礼乐文化是优秀的道德文化。对于个体而言，所谓文学，就是要通过学习先王传留的文献理解这一制度文化的精髓，锻炼自己的君子人格，“尊五美，屏四恶”；“知命”、“知礼”、“知言”［7］《论语·尧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论语·季氏》；“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论语·卫灵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论语·颜渊》；“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论语·季氏》；“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思内自省也”［7］《论语·里仁》；使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无不符合礼乐规范，无不体现君子风度。对于社会而言，所谓文学，就是文教（文治教化），即以君子人格和礼乐精神之示范来影响、教育、改造社会，带动社会进入理想状态，不采用武力征服等强制手段。孔子的逻辑是：“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论语·为政》“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7］《论语·宪问》这样，文学在孔子那儿，就带有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内涵，个人修养包含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社会治理则包含了德政与文教，而文本文献和礼仪制度就成了文学的物化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虽然申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似乎他所“述”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真像他描述的那般美好。然而事实上，他所提倡学习的先王传留的文献经过了他的选择和阐释，已经被理想化了，而他所憧憬的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也是当时士人难以达到的。孔子以为只要人们自觉维护礼乐制度和践履礼乐文化，就能“恢复”理想的社会秩序，文学只不过是符合礼乐精神的君子人格和社会制度的表征而已。
墨子与孔子的文学观念的区别，从根本上就反映在他们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认识差异上。墨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化的）持根本怀疑与否定的立场，因此，在墨子所法先王的观念中是不包括礼乐的，墨子教育学生所使用的文学文本当然也就不会有礼乐的内容。
孔、墨虽然都生活在保留礼乐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但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有机会接触贵族礼仪，并且希望社会回到被其理想化了的“礼崩乐坏”之前的西周时代。而墨子自称“北方之鄙人”［2］《吕氏春秋·爱类》，居“无暖席”［12］《文子·自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于“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8］《墨子·兼爱中》的社会现实有更切身的了解，认识到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念在当时对国家和人民不仅无所帮助，反而害莫大焉。他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也。此足以丧天下。”［8］《墨子·公孟》对于当时天下“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8］《墨子·非乐上》的乱象，墨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孔子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下犯上”是造成“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而墨子则以为社会混乱是由于“不相爱”而引起：“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8］《墨子·兼爱上》对于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和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墨子与孔子的认识同样大相径庭。孔子以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7］《论语·阳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论语·颜渊》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论语·颜渊》墨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8］《墨子·尚贤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尚贤，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8］《墨子·尚贤上》这显然是不符合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乐制度规范的。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希望他们自觉遵守礼乐规范以恢复社会秩序，墨子则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希望统治者选贤授能来重建社会秩序，二人都在先王那儿寻找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选择的内容或重点是不同的。墨子根本反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因为这一制度和文化与他的学术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所谓“为文学出言谈”显然是不包括礼乐在内的，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和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历史文献和文化教育层面，礼乐都是被墨子所拒绝的。因此，在《墨子》一书中，只有对礼乐的批判，没有对《礼》、《乐》的征引。
墨子之所以与孔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迥异，不仅是因为二人所持的阶级立场不同，也与他们所持的学术评判标准不同相关联。孔子之所以重视礼乐，是因为他认为礼乐既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途径，也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标准，只要实践了礼乐，人就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就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孔子指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7］《论语·宪问》明确提出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论语·泰伯》。然而墨子却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儒家“繁饰礼乐以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8］《墨子·非儒下》，对社会有害而无益。他指出，合于礼乐的行为并不必然是正确的，他曾对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当墨子把贵族的征伐掠夺与的侵害抢劫放在一起比较时，所谓“礼”的荒谬就凸显出来。鲁阳文君只能回答：“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8］《墨子·鲁问》那么，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学说的好坏、一个人的贤否呢？墨子提出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仁者之事[注:原文为“仁之事者”，据孙诒让校改。]，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8］《墨子·非乐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8］《墨子·节用中》墨子并不是以为钟鼓琴瑟之声不乐、黼黻文章之色不美、牛刍豢煎炙之味不甘、高台厚榭之居不安，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国家和人民有害。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8］《墨子·非乐上》，铸造礼器乐器“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行礼作乐必然“废君子之听治”、“废之从事”，“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8］《墨子·非乐上》，因此，“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8］《墨子·非乐上》。看来，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不包括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不包括伦理修养和审美教育的内涵，从而大大缩小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的指称范围。
三
那么，墨子所常说的“为文学出言谈”之文学概念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呢？
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之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8］《墨子·非命中》显然，墨子的所谓文学，是其立言的一种方法，包含在其三表法中。正如墨子所说：“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譬）人（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8］《墨子·天志中》又说：“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8］《墨子·天志中》墨子这里所说的方法（圆法）既是学术方法（圆法），也是文学方法（圆法）。而他所谓的文学，就是以“天志”为规矩（方法、圆法）而选择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以及由这些故事和书籍所引出的“言谈”。“先王之书”在其中无疑具有典范和中介的作用。在墨子看来，“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8］《墨子·非命上》。墨子在论证自己的学说时，便常常引用《诗》、《书》做依据，即所谓“姑尝本原之先王之书”［8］《墨子·兼爱下》。如论证兼爱时，引《泰誓》、《禹誓》、《汤说》、《诗大雅》等为说，论证尚贤时，引《诗周颂》、《距年》、《汤誓》、《吕刑》等为说，论证非命时，引《仲虺之告》、《太誓》、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为说。这些应该就是墨子所说的文学。
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既包括他所肯定的符合“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也包括他个人的言论创造。这样理解文学不仅与孔子截然不同，也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念是对孔子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包括个人的文学创作的。然而，墨子却正好相反，他是反对“述而不作”的。当公孟子提出“君子不作，述而已”时，他说：“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注:原文作“诛”，据俞樾说改，下同。]，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8］《墨子·耕拄》当公孟子提出：“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的回答是：“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8］《墨子·公孟》所谓“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是当时人常用的一个比喻。《列子·说符》云：“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也。’”［13］把先王的遗文作为自己的资本而代替自己的创造，这就好比把别人的遗契作为自己的财富一样，是荒唐而可笑的。显然，墨子是肯定和鼓励述而且作的，甚至认为作比述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墨子既以合于“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为文学，也以合于“天志”的个人言论创作为文学。他在引“圣王之事”、“先王之书”论证其学术观点时，不是像孔子那样重在解释经典，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材料，为了让这些材料切实有用，他甚至不惜改造其形式和内容。墨子最爱引用的经典是《诗》、《书》。据统计，《墨子》引《诗》共11处，完全合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很少，其中不见于“四家诗”者4处；大异于“四家诗”者3处；相近的5处26句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与《齐诗》相异者10句，与《鲁诗》相异者11句，与《韩诗》相异者9句，差异都超过1／?3。因此有人以为：“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版本有别。”［10］78墨子引《书》的情况与引《诗》类似，“《墨子》中引书共40节，其文字可与今文《尚书》比对者5节；其篇目可与汉代新出之‘百两《尚书》’之篇目比对者、其文可与新出《泰誓》文比对者，计11节；可与东晋梅赜古文《尚书》比对者5节；共21节。而《墨子》所引不可与今传所有《尚书》系统比对者19节，几乎占一半”，而在可以比对的各节中，文字上也存在颇大的差别。“这是否可以说，墨家所传先王之《书》，自有独自的选本系统。”［10］108。也有人以为：“他引用《诗》《书》（雅言、古文），不是弄古董，而是说道理，所以在形式上用的是当时的‘白话翻译’，不是古文典章。”［5］195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不过，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即墨子并不严格引用《诗》《书》，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选择、简约、改造和创作，以服从于他说理的目的，例如他在《非命》中所提到的“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先王之誓”的话语一样，可能是他的托词；引用的“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并不见于他人征引，可能是他的创造。顾颉刚就曾指出，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墨子的创造，许多关于上古帝王的制作的传说也是墨子的创造。［14］119-125这样看来，墨子虽然把孔子的文学观念中的某些内涵（例如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剔除了出去，却又把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原来没有的内容（例如个人言论创造）增加了进来，文学观念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以“天志”为“方法”（圆法），同时还以“明鬼”为辅助，这又是与孔子根本不同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7］《论语·述而》，坦陈“未知生，焉知死”［7］《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7］《论语·雍也》，他的文学观念中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而墨子则不然，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8］《墨子·明鬼》。他列举周、燕、宋、齐等列国《春秋》所载鬼神赏贤罚暴之事例以证明鬼神之实有，又举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崇敬鬼神事，以及《周书》、《商书》、《夏书》之载有鬼神，以说明“尝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8］《墨子·明鬼》。墨子“明鬼”虽然不能说不是出自他真诚的信仰，但他显然更看重其现实的作用，即鬼神信仰对人（包括君子和庶民）的行为的约束，因为在他看来，“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然而，“明鬼”免不了要祭祀，这与他提倡的“节用”似乎矛盾，但他指出：“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8］《墨子·明鬼下》祭祀的物品不仅不会浪费，还可以“取亲乎乡里”，何乐而不为？这是多么现实的考虑！墨子的“明鬼”与他的“尊天”一样，也是他“为文学出言谈”的一种“方法”（圆法），他说：“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8］《墨子·天志上》这样一来，墨子就成了“天”的代言人，“尊天”、“明鬼”不仅不会限制他的学说的创造，反而为他的学说创造开辟了道路，他的“为文学出言谈”也就有了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他的文学观念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显的区别。
四
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累积过程，从表示带有巫术性质的人的外部修饰到注重社会伦理道德的人的内心修养，反映出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的演进。［15］而由孔子所揭橥的文学观念则以礼乐为核心，将人的内心修养与外部修饰统一起来，将人格锻炼与政治实践打成一片，使文学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11］24就其可能的指向来说，文学可以是人格修养，可以是教育方式，可以是行为操守，可以是政治实践，可以是社会制度，可以是意识形态，可以是历史知识，可以是文化理念，等等。孔子文学观念的普泛性反映出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处于比较混沌的状态而未能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
正因为孔子的文学观念圆融而含混，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孔子逝世以后，“儒分为八”，被孔子赞许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子夏对文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子游偏重于从培养君子人格和实现仁政理想的层面来理解文学，而子夏偏重于从规范社会行为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使孔子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分化［16］。墨子“受孔子之业”，了解孔子的文学观念，他正是在孔门文学观念出现分裂的情势下，提出了与孔子文学观念既有某些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观念。
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礼乐教育、礼乐精神，而以“天志”为衡量其是否为文学的“方法”（圆法），使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如果说在春秋末年尚有礼乐思想生长的土壤，孔子能够以礼乐为文学并得到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可，那么进入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已经完全没有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侈谈礼乐无异于痴人说梦，再以礼乐为文学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墨子把孔子复兴礼乐的理想期待改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原则，用外在互利的“义”代替内在自省的“仁”，用“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8］《墨子·兼爱下》的等价交换的贤人作风代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用“贤者之治邑也，蚤（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8］《墨子·尚贤中》的辛勤劳作代替“吾日三省吾身”［7］《论语·学而》的心性修养，用“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的新丧制代替“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9］《庄子·天下》的儒家丧礼，这些都体现了平民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要求，也适应了战国初年社会急剧动荡酝酿变革的需要，以此“为文学出言谈”，必然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墨学也因此继儒学而起成为显学。如果因此说孔子的文学观念是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结论就需要重新审视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以等级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而等级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并未彻底破坏，氏族血缘的宗法基础也未根本动摇，因此孔子所云“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7］《论语·阳货》以及其“爱有差等”的学说，显然更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人们的情感诉求。即使主张不分亲疏差等而“兼相爱”的墨子，在其学说中也将人群分为“君子”、“小人”[注:如《墨子·非乐上》云：“君子不强听政则刑政乱，小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或“贵且智者”、“愚且贱者”[注:如《墨子·尚贤中》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他设想的社会结构也是“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8］《墨子·尚贤中》，“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8］《墨子·尚同中》，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只是形成等级的依据不是宗法血缘而是贤愚罢了，而贤愚的标准恐怕是更难确定。他认为像他这样“为文学出言谈”的游说之士，若“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区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8］《墨子·鲁问》，同样肯定了“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因此，他所提出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墨子·尚贤下》的“为贤之道”，以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8］《墨子·兼爱中》、“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8］《墨子·天志上》的处世态度和“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8］《墨子·兼爱下》的社会理想，反倒是不现实的，那只是小生产者的一种乌托邦而已。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孔子的文学观念则属于现实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反倒是理想主义的。
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都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因而他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他的“述而且作”也是围绕其实用的目的而展开的，“利”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即使是他提出的“天志”、“明鬼”，也是用来限制天子权力和加强内部约束的，同样有“利”的打算。这样，墨子的文学观念就显得裸地缺少修饰。墨子曾批评儒者“乐以为乐”之说时指出，如果有人问“何故为室”，回答应该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8］《墨子·公孟》，而儒者说“乐以为乐”就好比说“室以为室”一样，并没有说出“乐”的实际用处，因而没有意义。然而，人的社会活动并不都是物质活动，还需要精神活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并非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用有无实际用处来衡量。荀子批评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7］《荀子·解蔽》，是有其道理的。相对而言，孔子的文学观念则比较具有超越性，他认为文学是基于人的内在情感的东西，不能只从外在的形式去理解，即使对于礼乐，孔子也不以为它们就是一种仪式或形式，而是更强调内心的体验，特别是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论语·八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文学基于人的内在情感，它就不能只按照有用无用来判断，或通过利害关系来衡量。在孔子的观念中，文学基于人性的本质，呈现出“内圣外王”的真、善、美，不仅是人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不以实用为标准，这便为文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在墨子的观念中，文学的主要功用是能够为游说者出言谈，即有助于宣传其学术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显然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不过，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墨子将文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不像孔子那样以文为教，要求弟子都要学习文学。当治徒娱、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时，墨子回答：“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8］《墨子·耕拄》这样，“为文学出言谈”就不是人人都要进行的活动，而是可以也应该进行社会分工的，而这种社会分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又是有利的。至于墨子以为各人的言论创造即是文学，更是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多种可能性。
孔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有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而且有艺术审美精神的诉求。他听《韶》乐，可以沉湎其中，“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7］《论语·述而》，而墨子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所追求的是“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8］《墨子·非命下》，为此他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并率领弟子们勉力而为，《庄子·天下》批评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9］《庄子·天下》荀子则批评说：“墨子大有天下，少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知欲，不知欲则赏不行”［17］《荀子·富国》。的确，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既没有强调情感基础，又没有重视审美愉悦，无论如何是难以打动和说服听众，切实指导人们的行为的。由于墨子博学而善辩，他在“为文学出言谈”宣传自己的学说时还能够耸人听闻，但由于他不提倡文学的情感性和审美性，他的学生当然会缺少相应的训练，以致在墨子弟子们记载其学说的文字中也缺少像孔子弟子记载孔子言行那样富有情趣和文采。墨子后学最终只能形成以“巨子”为“教主”的准宗教团体，而不能让大家心悦而诚服。墨子的文学观念也因此缺少孔子文学观念的影响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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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要转变“唯本”的观念“本”指课本，即教材，教科书。课本对教学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课本，课大概就没法上了，学生也失去了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依据。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曾把课本视为法律，不按课本进行教学是违法的行为。新时期以来教科书有了变化，人们有了新的认识。教材在教学改革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都希望教材编得更好一些，更有利于教学一些。现在已经有几套不同的教材可供选用，教师教学更方便了些。但不管怎样，不重视教材，把课本视为可有可无的观点是不对的。
有过一个提法：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纲”指教学大纲，“本”指课本。为了规范语文教学和语文测试，使之能沿着规定的路发展起来，用意是良好的，只是执行起来问题并不少。
从另一方面来看，把“本”提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也显然有负面作用。无论什么事，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课本在教学中能起到多大作用，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应该看到，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只靠课本是很难完成应完成的任务的。叶圣陶先生有一段名言，大家都很熟悉：“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这可以说是叶先生丰富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一项总结。这段话给教材在教学中的位置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从中可以理解：要仅仅靠课本是不容易达到培养学生语文技能目的的，因为它毕竟不过是个“例子”。就如同数学课一样，学生只学作例题还不够，他们需要以此类推，去演算大量的习题，才能真正掌握起运算的技能。语文也应如此。现在的教材编写得还是较好的，选文大都是有定评的、文质兼美的文章；多数教师教学也很认真，努力吃透教材，并且在课时安排、教法选择、布置练习等各个环节上都下了功夫；但为什么语文课的质量就是提不高呢？其实，关键就在于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大多只有“一”，没有“三”；这样如何“举”，又“反”什么？
学习语文要多读书，古今许多学人均有这方面的论述，大家耳熟能详。吕叔湘先生就强调过学语文“要大量阅读”、“一学期读它80到100万字不为多（这里边当然包括语文课本）”。这是因为“很多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只有通过多次会面才学得真切，记得牢靠；才不会翻来复去老使唤那几百个词语”，“种种章句结构，种种内容安排，也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才能见多识广”；而且“大量阅读必然会遇到不认识的字、词，不了解的事物，需要查词典和其他工具书、参考书”，这样就学会了使用工具书的本领（摘自《语文教学要变被动为主动》）。书读得多了，“学以为耕，文以为获”（韩愈），表达能力也会提高。所以语文教师就不仅仅要把课本教好，让学生学好，而且必须要辅导学生多读课外书，不仅要读文学作品，还应读其他各种读物。语文教师要向学生介绍读物，指导学生怎样去读。教师向学生推荐的书，自己先要读，把自己读的心得介绍给学生，学生会有很深的印象，过了多少年后，还能记起老师介绍给他读过的书。这样的教师才是一个完成了自己全部任务的语文教师。
现在的问题是学生课外读书不是多了，而是太少相当多的学生几乎根本不读课外书。更为使人忧虑的是，从学生家庭到学校，以及社会舆论，往往把课本以外的书都视之为“闲书”，禁止学生去读。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学生被课程压得抬不起头来，各科作业挤占了学生的全部课外时间，想读书也不可能了，在这样内挤外压的情况下，学生也就仅仅限于学习课本，不能越雷池一步。
提倡学生多读些书会不会在现在已经很重的情况下再增加学生的负担呢？这要考虑怎样理解这个“负担”。学生的书包过重，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要分辨一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一些对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作用不大的、甚至根本无关的东西，当然可以把它们请出去；而有益的、必要的读物，就不能笼统说成是“负担”，不适当地加以“减轻”。譬如，一本供中学生“阅读”的32开本期刊，有60多页，定价不到一元钱，只相当于一只雪糕的价钱，应该不会给多数学生造成经济负担，但学生要认真读一读，就会有所收获，其提供给学生的营养，恐怕不是一只雪糕能同日而语的。学生从大量阅读中会产生兴趣，形成习惯，就会自己找时间读更多的书，他的知识和能力的丰富与提高，将随之而日新月异，“艺不压身”，绝不会成为负担的，而只能终身受用无穷。
不能仅仅靠课本去提高学生的语文技能了，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开扩眼界，去拥抱更为广阔的语文世界。
二、要转变“唯考”的观念现在的语文教育，严格说，是一种“应试”教育。从进了中学的门，学生就挣扎于考试的泥淖中。高中的学生盯住了高考，初中的学生盯住了中考，就连小学生也笼罩在考试的阴影下，曾见过一些县、区里统一给小学生出的达标试题，也是具体而微的高考模式。平时语文教学中讲练关系也受着考试序列的制约，数不尽的各式各样的测试占据着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把测试作为督促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学生把应付考试作为学习的最终目的。这就使中学语文教学陷入无法自拔的怪圈。
考试并不是不应该的。必要的考试可以使教师检查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衡量学生学习的成绩和不足，为改进教学提供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不能没有考试。高考、中考也是必要的，特别是高考，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现阶段还很难设计出一种新的高校入学制度来代替它。高考的缺点是它的命题模式常常和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水平背离，出现了高分低能。近几年高考命题似乎也注意了这种情况，力求更实际一些，但还未根本扭转这种现象。命题时基本上不再从课本上出题，重视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查，虽然有些教师对此颇有微词，但不能否认这是个进步。特别是通过高考进行筛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当前社会风气还不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上策。
现在的问题是把考试绝对化了，考试压倒一切，它对教学的指挥作用不可低估。不仅教学围着考试转，教育行政部门衡量学校工作，社会舆论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无一不是看其升学考试的及格率、优秀率以及录取比例。尽管三令五申不能以升学率来考核教师的工作成绩，但至今仍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学校教育就是应试教育，读书就是为了考中，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这实际上是科举制度在今天新形势下的继续。作为一种有害的传统观念，是到了加以清算的时候了。刘国正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声疾呼：“跳出应试怪圈”，他希望语文教师“不围着考试指挥棒转，按语文教学的规律进行教学，基础扎实，就可以应万变”。他还呼吁“报刊应大讲应试教学之害”，“大力宣传按照语文教学的规律教学取得好成绩的先进经验”；建议“命题时，不仅考虑有利于筛选，而且要考虑有利于教师按语文教学的规律进行教学”；他还希望“教学指导部门，要先有明确的认识，并且要做学校领导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位老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真知灼见，切中时弊，不可等闲视之。
语文教师应转变“唯考”的观念，努力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把培养学生的语文技能，提高他们的素质，作为一项严肃的课题，形成共识，努力去做，使语文教学的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三、要转变“唯法”的观念这里说的“法”，是指方法，语文教学的方法。教学法是很重要的，确定了教学目标，就要靠选用恰当的、从实际出发的教学方法去实现；好的教学方法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选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要实现教学意图也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些都是不应有什么怀疑的。
这些年来，语文教师很注意教学方法的学习和研究。有些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被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但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教学方法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就在于教学方法的改进。于是各种各样教学方法一时间泛滥成灾，课堂上，你是“三步法”，我是“五步法”，你是“诵读法”，我是“点拨法”，你是“谈话法”，我是“讨论法”，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方法本身，未可厚非，因为它们各有其所长，大都是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但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几年前曾流行过一阵几课型单元教学法，被称之为语文教学的最佳方案，有的地区教学行政部门曾明令限期推广。但结果呢？一旦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它的寿命也就差不多了。
寄希望于教学方法上的突破、创新来推动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这恐怕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
篇3
机械性识记的死记硬背知识的考核，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更有背于新教材理论，没有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据说，淅江某高中一班，高考化学成绩平均92分，许多同学都进大学深造。二年后，回到母校，化学老师又让他们做同样一套题，结果平均只有39分。曾有一名教育家说过：什么是教育？就是当学生把老师所教的知识都遗忘时，剩下的一点就是教育。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科学探究、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在此过程中培养的人文观、科学观。大量的机械训练，只能让学生暂时取得好的成绩，于学生能力培养无益。作为评价教学的一个工具，试卷应体现这一教学原则，减少死记知识的考核，而着眼于探究过程的考核。
例：探究给物质加热方法。某同学做如下实验：取三支试管，各加入3mL水。试管-1：试管的底部放在酒精灯上方约3cm处加热；试管-2：试管的底部与酒精灯灯芯接触加热；试管-3：试管的底部放在酒精灯外焰部分加热。记录上述三种情况下将水加热至沸腾时所需的时间，分别是60秒、35秒、27秒。请你回答：
（1）分析上述实验结果，你认为给物质加热时应该用酒精灯哪一层火焰？为什么？
（2）加热试管里的液体时，要注意什么问题？(至少答出三点)
（3）上述实验，还存在哪些问题（举两例），有哪些改进意见？
此题通过探究应用酒精灯的哪一层火焰加热，以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并让学生提出改进意见，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勇于分析、开拓创新的能力。
例2：（厦门市2001年中考题。）阅读下列短文，回答问题：
汽车作为曾经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跃进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据6月15日我市政府的“2000年厦门环境状况公报”称：厦门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99％的一氧化碳和一氧化氮的排放来源于汽车尾气。我市近几年来汽车持有量的增长达20％，虽然空气质量居全国第四，但环保仍面临如汽车污染等问题的考验。另据报道：将氢气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技术已在我国研制成功；酒精作为燃料的汽车已在北京市、河南省使用；我市也有一部分汽车改用液化气作为燃料。
（1）汽车尾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有（写化学式）_______，________。
（2）我市将部分汽车排气管加装三效转换器，促使一氧化碳在排气管内与空气作用转化为二氧化碳，其反应式为__________。
（3）请提出我市治理汽车污染的一条合理化建议：__________。
（4）就目前的情况看，氢气做燃料的汽车要投入使用前，你认为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有：__________。
（5）若实验用氢气汽车运行1km，需要2858kJ能量。现这辆汽车在我市环岛路上走一圈（约30km），需要__________g氢气。（已知每克氢气燃烧放出142．9kJ能量。）
此题是以环境保护和能源开境设置的试题，通过此题，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认识到人类文明与环境恶化的双重性，了解我国新能源开发的迫切性，更强调了公民治理环境的参与性，增强了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环保建设中的意识，使学生养成运用知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让学生成为环保的参与者，体验创造的价值和魅力，激发创新精神。
二、联系生活实际，关注化学、社会的发展，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化学是一门与人们生活、生产和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学科，中学阶段所学的化学知识本来就是来源于实际，试题应还它本来的面貌，并不是单纯考核学生一些系统的化学知识，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贴近中学生的实际，使学生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联系的角度去认识化学问题，思考社会问题。如，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健康、食物、营养、材料、能源及环保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化学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考核可以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自然的情感，培养学生应用化学知识去解决联系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使教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例：（广州市2000年中考题。）有两瓶无色液体，其中一瓶是蒸馏水，另一瓶是浓食盐水，区别它们的方法有很多，请你简要写出尽可能多的你认为可行的方法（至少写三种）：
方法一：__________；方法二：__________；方法三：__________。
此题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鉴别题，生活中也可能常遇到，学生可以动用所学的物理、化学知识展开想像的翅膀去构思，不被条条框框限制，不被学科知识限制，养成遇事多角度、多方面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创新意识。
例、（黑龙江省2000年中考题。）举出家庭中常见的一种酸性物质__________，一种碱性物质__________，一种盐__________。
这虽是一道填空题，但要求学生联想到家庭中常见物质的酸碱性和常见物质与物质分类的关系，引导学生用化学视角观察生活的思想方法。
例：（13天原杯复赛题）种植下面几种农作物对PH的要求：大豆：6~7，茶：5~5.5，甜菜：7~7.5西瓜：6。如果某地区经常降酸雨，则上述农作物最不适合种植的是（）
例：某同学晚上帮妈妈做饭，切完白菜后，就将菜刀放在菜板上，第二天，发现菜刀生锈了，菜刀生锈的原因是：（）防止菜刀生锈的方法有（）
上两题要求学生应用所用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体现了联系实际的取向,让学生学以致用，加强化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三、加强各科联系，体现学科渗透及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综合考试模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产物，它可以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即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厦门市2001年中考题。）在室温下的饱和食盐水中放了一个塑料小球，（1）现加入少量食盐晶体，充分搅拌和静置后，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小球在液面沉浮情况有何变化，并简述原因__________；（2）若要在不用外力的情况下使小球略上浮，你准备采取的具体方法是__________。
此题需要思考，如何采用一些方法使溶液的密度增大而使小球上浮，有一定的思维深度和广度，给学生以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学生将化学方法和力学原理相结合，从多角度思考，多方位实施，很有效地达到考查学科科学素质的目的。
例：为了能够持续发展、保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环境，上海市政府已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
(1)为迎接APEC会议的召开，市政府对主要道路进行了整治．在主要道路两旁，可看到新设置的不锈钢分类垃圾筒．在一侧的筒盖上画有啤酒瓶、报纸等图案，另一侧的简盖上画有鱼骨、果皮等图案．前者表示用于投放————(填“有机”或“无机”)垃圾，后者表示用于投放————垃圾．
(2)日前，上海已新建成延安中路、太平桥、黄兴公园和徐家汇花园四大绿地．大面积绿地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环境有明显的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分析的原因中不可能的是()
A．减少了城市工业温室气体和汽车尾气的排放
B．植物的蒸腾作用使绿地周边地区的平均气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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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实际实践中，要融合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更会得到显著地实践效果。
（3）专业知识解决教育心理问题，使心理不是很正常的学生得到帮助。如我们所见，学校的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和医院的临床医生看起来是一个性质，只不过一个是对病人身体上的治愈，一个是对病人心灵上的治愈。
二、教育心理学发展前景教育心理学
在过去有几百年的发展史，目前正在快速发展期间,除了学习心理等传统领域的关注,也提出了以下新的发展趋势。
（1）转变教学观念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首先要对教与学有本质上的理解，教学观念的改变或许是目前对教学最有力的改变，目前的教学观念太过陈旧，只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有些死板的老师甚至上课都没有与学生的互动，知识自己一个人在讲台上演着独角戏，在经济科技都迅速发展的时代，教学观念要变得活跃一些，学生或许更适合做课堂的主角，老师该把课堂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力和才力。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使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认识了身为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的问题，学习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学生的知识构建过程,因为重视实践教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问题变得旺盛的生命力。
（2）有关教育的社会心理
教育心理学除了研究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外，其他一切关于教育的社会因素都在研究范围内。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也会受到老师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因此，学生的学习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对于小学生来说，社会的原因也是在教给孩子为人处世，学生学习的动机和学习的情境也是影响学生成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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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指算法。我就不多说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看了我的方法，你们觉得是我的好，还是数学报上老土的方法好。
五年级关于数学小论文【二】今天，妈妈要去买灯泡。到了超市，发现超市里有两种灯泡：一种是节能灯泡，一种是普通灯泡。节能灯泡虽然开200小时只需要用一度电，比普通灯泡一度电多用170个小时，但是它一个要5元，;普通灯泡一个只要1元，比节能灯泡便宜4元，但是它30个小时就要用一度电。
妈妈问我：考考你，如果我要买一个灯泡回家，买哪种的灯泡最划算?
我思索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可以这样算：
51=5305=150(小时)200小时150小时
还可以这样算：
51=52005=40(小时)30小时40小时
由这几步可得出结论，节能灯泡省钱。
妈妈又问我：很好。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算?
我又想了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可以用我这学期才学的百分数来算：
5/200100=0.025100=2.5
1/301000.033100=3.3
3.32.5
或者这样算：
200/5100=40100=4000
30/1100=30100=3000
40003000
因此，也是节能灯泡便宜。。
我和妈妈买了比较划算的节能灯泡回去了。
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生活处处有数学这个道理。
五年级关于数学小论文【三】生活处处有数学，今天我来到超市，验证了这一真理。通过比较，我还发现有的东西套装卖比单个买更贵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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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发展学生空间观念的思考
（一）图形分解与组合是学生能发展空间观念的基本保证
分解图形通常是指学生能从较复杂的几何图形中分解出基本的图形，并分析其中的基本元素及其关系。组合则是学生能够利用基本图形的特性，将若干简单的图形组合成为符合条件的图形。
这个题是将三角形作为载体，，通过角的变化来对变化过程（从特殊情况到一般情况）的不变量进行探求。不仅仅考察了学生的阅读理解、图形观察能力、归纳和思维发散的能力，还重点的考察了学生的图形分解能力（解决本题的关键是找出基本图形角，利用角的轴对称性解题），特别是对类比过程中的变化问题进行了重点考查。
（二）发展学生是空间观念，图形的变换与操作是必要途径
图形的变换与操作，在《标准》中主要涉及轴对称、平移、旋转与位似。这里主要就对2005年北京海淀区一道数学题进行分析。
该题中考查了图形对称性，而且图形不是进行一次对折，而是进行两次或多次的对折，这就要求学生在折叠过程中对折后图形的性质和状态有正确的认识。此过程是学生获得对折运动表象和信息加工的过程。如果学生没有良好的空间观念作基础，那么在做这个题的时候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于轴对称图形与对折次数超过两次的图形题，学生必须学会图形变化，并通过图形变换的方法来发展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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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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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图。小学阶段对学生画图的要求不高，主要是让学生会画线、画角及会画本单元涉及的平面几何图形。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画法，而且要让学生说出简要的依据，以巩固学生对所学几何图形特征的认识。如，教学垂线的画法时，教师在帮助学生形成垂线的概念中，为了便于学生观察，教师可用两条颜色不同的毛线表示两条直线来演示它们相交过程的情况。把一条毛线呈水平方向固定在黑板上，转动另一条毛线，当一个角成为直角时，让学生观察其余的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引出垂线概念后，还应进行变式教学，使学生明白，判断两条直线是否互相垂直的关键是看相交是否成直角，它与两条直线的方向无关。在教学垂线的画法时，课本上用了三幅图来分别详细说明了画垂线的方法，包括过直线上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过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此外，还设计了用画垂线的方法来画长方形和正方形。这样，在画图过程中，既加深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形成了表象，又进一步发展了学生的空间观念。
2.识图。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识图能力是小学阶段几何初步知识教学的核心，因为感知的积累才能形成表象，而表象的再现是识别图形的依据，学生只有掌握了图形的基本特征，才能正确分辨各种图形的本质区别。在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中，进行变式训练是深化学生表象的主要途径，同时也只有通过变式训练才能使学生更好地区分图形的各种因素，确定哪些是主要的、本质的，哪些是次要的、非本质的，从而使形成的表象更加清晰。如，在教学等腰三角形时，当学生初步建立了等腰三角形的概念，了解等腰三角形的基本特征后，教师就应及时变换等腰三角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供学生观察判断。
这些变式图形使等腰三角形的本质特征不变，而其顶角的大小、底角的位置以及图形的形状等非本质属性在变，这样有利于突出其本质属性，再现等腰三角形的表象。
另外，在培养学生识图能力中，还可以改变其本质属性，使学生正确地辨别图形，形成知识体系。如，平行四边形的本质属性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如果把其中本质属性进行不同的变式，就会出现不同的几何图形。如果使其中一组对边不平行，就变成了“梯形”；如果使平行四边形的一个角成直角，就变成了“长方形”；如果使平行四边形的一个角变成直角，同时四条边相等，就变成了“正方形”等。这样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比较各图形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使学生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二、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教活几何初步知识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中的许多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教学中用静止的观点组织教学，容易使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产生片面性，给以后的继续学习造成一定的障碍。如果用运动、变化的观点组织教学，就为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概念，形成正确的空间观念铺平道路，真正起到发展思维、促进技能提高的目的。如，在教学“角”的概念时，由于学生以前对角已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教材是利用射线的概念给角下定义并说明角的各部分名称。如果教师不注意用活教材，只是照本宣科地生搬硬套“从一个顶点引出两条射线就形成一个角”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给学生进入中学阶段学习任意角造成了障碍。为了避免造成这种弊端，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动手制作角的学具，找两个硬纸板条，把它们的一端钉在一起，旋转其中的一个硬纸条，让学生观察它们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角。由此还可以得出：角还可以看作是一条射线绕着它的一个端点旋转而成的。同时教师还可以用“教具钟”进行演示，把钟的时针看作角的一条边，教师拨动分针反复进行演示，使学生意识到：一条射线沿着其端点旋转可以得到大小不同的角。在此基础上学生很快认识了锐角、直角、平角和周角（选学内容）。
三、运用电教手段化难为易，提高学生的技能
在“角的度量”教学中，用量角器量角是教学中的难点。因为画角实际上是在量角器上“找”现在的角，而量角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不仅只是“找”的问题，还有对应、方位等操作性技能技巧问题，加之量角器本身有内、外圈两个方向相反的刻度，什么时候用内刻度方便，什么情况下用外刻度合适，也使学生感到困难。以前在教学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又是在黑板上用量角器演示、让学生观察、一步步地讲解，又是下面一个个对学生进行具体指导，然而由于教师演示操作的过程学生不易看懂，往往造成耗时费力，效果不佳。如果采用电教手段，把透明量角器通过投影仪（投影仪起着放大作用）反射到屏幕上，学生就能清楚地看到教师演示的量角过程，特别是具体操作中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量角器的“0”刻度线与角的一条边重合以及如何使用内圈、外圈的刻度等问题迎刃而解。另外，运用电教手段对如何度量不同方位的角效果更加明显。如下图，学生能亲眼看到教师是如何进行旋转，把它们变成标准位置的角，然后再使用量角器来度量，它对于学生的书面练习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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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由教师和学生两部分组成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应从学生的发展着想，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与参与者。经验证明，数学知识几年不用，大部分就会被遗忘。而数学思想、数学方法能使人终身受益。国外一位著名的教育者认为：所谓教育，就是学生忘掉所有“书本知识”以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向学生传授的只是书本知识，长期不用，几年以后学生就会一无所获。所以我们的教学，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既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水平，更要关注他们在数学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
2．有良好的心态。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只是语言上的，最主要还是行为上的，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具有感染力，即使是每节课老师站在讲台前的这一段时间的精神面貌，都直接影响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学习效果。我牢记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把所有个人和家庭的烦恼与痛苦统统留在教室的门外”。我在每节课前除做好教案、教具准备外，尽量控制不愉快的心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努力使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充满生命的活力。只有教师的情感到位了，学生才能产生学习的激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样便达到了教与学的双向优化，使教与学进入一种最佳状态，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二、适应儿童的学习
教学方法要适应学生的身心需要。我们教师的工作面对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活生生的未成年的孩子。教学工作光靠教师单方努力是不行的，教师的外因必须通过学生的内因才能起作用。要想使学生的内因起作用，其根本在于我们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要求。课堂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1．创设情境，唤起学生的好奇心。
好奇是儿童的天性。基础教育时期是促成或扼杀儿童好奇心的关键时期。如果有一个适合的环境，好奇心就会自然地继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形成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创造型人才所必需的。小学生在真实的事物面前会有许多的不理解，但是，不理解的东西越多，不理解的思想越能使小学生深感惊奇或诧异，由此出现的激奋、惊奇、诧异就越能够纠正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衰弱、萎缩状态，唤醒正在沉睡的脑细胞，迫使大脑加紧工作，积极活动。如此，在学生大脑里产生许多“为什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恢复学生高度的求知欲和好学精神，使学生主动去探求数学知识的奥秘。新奇和惊讶之感是思考的开端。如讲“年、月、日”一课之前，我带学生唱“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这首歌，歌中唱到“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唱后问学生：“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是什么意思？是每年都有365天吗？为什么有时是366天？有关年月日的知识你们还知道一些什么？”一首歌引起了诸多的为什么，引起了诸多的新奇和诧异。同学们带着许多的疑问、好奇，积极地投入到查找资料、询问家长的求学活动中。当正式上“年月日”一课时，同学们都胸有成竹、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汇报自己所获得的有关知识。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被学生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学生带着问题、好奇去搜集信息的同时，不但解决了数学知识的问题，还博览了群书、增长了才干、增强了与别人交往合作的能力。
2．想说，就让学生多说。
好问、好说也是儿童的天性。他们对自己知道的事情想说出来，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想发问，这是主动求知的表现。教师要善于利用这份天性，为所有的学生创设“说”的条件。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学生能说的教师不说；学生能提的问题教师不提；学生能解答的问题让学生自己解答。教师把展示自我的机会完全还给学生。
例如，在学习“角的度量”一课，看度数时，到底是看内圈还是看外圈的刻度是一个难点，为了让学生自己突破难点，我找两个已经会量角的同学到黑板前来演示量角（由于没正式学习，多数同学都不大会量），我问男生：你看的是哪圈刻度？（内圈。）又问女生：你看的是哪圈刻度？（外圈。）我接着幽默地说：“看来要看哪圈的刻度还要分男女吗？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吗？”时机成熟了，立即有同学提出：为什么有时看内圈刻度有时看外圈刻度呢？前边的同学指着黑板上的角，边演示边说，很快就讲清楚了怎样看内外圈的刻度。学生给学生解答，往往比教师讲还清楚，因为他们的语言更接近，感受更亲切，这样的学习效果更好。
在讲“长方形、正方形认识”一课时，当课要结束时我问大家“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吗？”一个女生站起来说：“能不能说正方形是长方形进化得来的呢？”话音刚落，一男生等不及举手站起来便说：“进化是指活的东西，是指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的变化。正方形不是从长方形进化得来的。我认为，可以理解正方形是通过长方形转化得来的。”我表扬了这位男生，并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他自豪地回答：“常看书，书上的知识可多啦。”同学们向这位同学投去了佩服的目光。这位同学的成功感油然而生，并对其他同学起到了感染、教育作用。
3．能动手的尽量让学生动手。
有人曾说过：听了，一会儿就忘了；看了，就记住了；动手操作了，就理解了。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前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手是脑的老师，服过百遍，不如手做一遍。手上有丰富的神经，每一根神经都与大脑相通相应。手在大脑的指挥下活动，大脑在手的活动过程中直接认识事物，认识得快，认识得深，有时会起到眼耳等器官起不到的作用。所以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学习某些知识是必要的，是高效的。好动手也是儿童的天性之一。
例如，在教“7÷3”这道有余数除法时，可以让学生把7个圆片放在桌面上，要求把这7个圆片平均分成3份，学生怎么分也分不开。老师问：“每份有几个”？学生说：“每份有2个，还多出一个。”老师说：“像这样不能正好分完的除法题，就是有余数的除法，多出的一个叫余数。”这样建立起来的“余数”概念，学生不仅十分清楚，而且不容易忘，用不着老师多费口舌去讲解。动手操作也是儿童最感兴趣的事，对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三、使数学教育面向全体学生
小学生学习数学的目的是要通过数学促进学生的发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孩子越来越聪明。而达到这个目的前提条件是学生要热爱学习，热爱数学。目前我们教育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对学习的热爱丧失了，出现了严重的厌学现象。学生们所厌弃的不是最基础的知识，厌弃的是人为地搞得复杂难懂的数学，厌弃的是教师提供给他们的一成不变的那套老模式。
1．要让数学适应学生。
一个好的厨师要考虑如何适应顾客的口味，是厨师要去适应顾客，而不是让顾客去适应厨师；一个好的演员要研究如何适应观众的欣赏水平，而不是强迫观众适应他的演出。作为义务教育的小学数学，应该让数学去适应学生，当学生不能适应数学时，我们要改造数学，对数学实行再创造使得它适应学生的学习。让数学恢复它质朴的、自然的、由繁到简的、生动有趣的本来面貌。
在学习乘法认识时，我让同学观察图形：（:::）怎样计算共有几个圆片，同学们除用加法计算外，还用了3×2＝6，2×3＝6两个乘法算式，并说明了理由。从此学生就明白了，两个算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一个问题有两种方法来解决。我就没有让学生严格区分谁做被乘数，谁做乘数。减轻了学生不必要负担。因为对于严格区分被乘数、乘数，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中学生不用区分，为什么数学专家都不用区分，非要让七、八岁的孩子严格区分呢？数学本身是简单的，为什么非要把它复杂化呢？复杂得让孩子听不懂、说不清，又用不上！如果我们总是让学生来适应数学，而不是积极改造数学，让数学去适应学生，学生巨大的学习潜能就无法挖掘，学生创造力就得不到有效地培养。
2．教学形式要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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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自律能力
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需要以学生的自觉纪律为保证。学生的自觉纪律是在教师有目的地培养训练中逐渐形成的。通过教师组织课堂管理，学生逐渐认识到遵守纪律的意义，并在实践锻炼中将遵守纪律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将纪律要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心需要，进而产生积极的纪律态度、坚强的纪律意志和良好的纪律习惯。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并遵守恰当的行为准则，在指导行为实践中，让学生从他律到自律，逐步培养起自律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一是要告诉学生遵守纪律的意义，教给他们遵守纪律的具体方法。二是要抓住学生已经表现出来的优良行为予以表扬强化，让学生感到自己自觉地遵守纪律是可能的，自己是有进步的。三是要在规矩制定后就必须加以实行，让学生明确知道，这个规矩是有效的，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会得到赞许和鼓励，按规则去做就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执行时，应该力求做到始终如一和一视同仁，以保证规则的严肃性和平等性。四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条件，让学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都能自觉地遵守纪律。
3.要密切与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保证课堂管理的有效性
要努力转变观念，不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要积极探讨新的教学方式，以使语文教学更加符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改变以“灌输-接受”为主的教学方式和以“听讲-记忆-练习-知识再现”为主的教学方式，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环境，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视觉感知，让学生去看、去描、去画；调动学生的语言积累，让他们去说、去读、去讲；营造开放的空间，让学生去玩、去动、去演；勇于实践，实现学习方式多样化，从内容入手，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在低年级语文课堂教学中要突出情感性。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心情舒畅时就感觉时间过快，所以才有“快乐、愉快、畅快”这些词。所以在教师上课时要使自己的“情”与课文的“情”融为一体，并把这种情传导给学生，激起他们心灵的强烈共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声情并貌的描述、情感真挚的朗读、期待的目光、会心的微笑、赞许的点头、亲切的抚摸，都会让学生感受到爱的鼓舞和情感的激励。这种愉悦和谐的教学氛围，会使学生感到自己是被老师重视的、关注的，从而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如老师在教学《雨点儿》这篇课文时，首先播放雨声，孩子们听出是雨声后，师播放画面，用饱含感情的导语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滴答、滴答，下雨啦！小雨点离开云朵妈妈的怀抱，它们要去哪儿呢……”接着，老师播放轻柔的音乐，又用优美的语音，和谐的节奏和深情的语调范读课文：“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一下子就把孩子们带进了课文美好的情境中，孩子们也情不自禁的跟着读起来。也让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学生没有疲倦，课堂纪律也就不需要管理了。
在低年级语文课堂教学中要突出趣味性。“兴趣”不仅是学习的先导，也是使学生静心学习、维持好的课堂秩序的法宝。教师要注意发挥教材的优势，努力挖掘其中包含的情趣。同时也要善于发挥自身的特长，用幽默、风趣、传神的语言创设一个和谐、温馨的课堂环境，激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愿望。教师在教《酸的和甜的》一课时，将学生编成小组，让每人戴上头饰，扮演成不同的角色，进行读书、讨论和交流，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不仅学得轻松，学得愉快，而且儿童天真、活泼的天性和极富创造力的的想象得到充分的表现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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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一体化的学生管理策略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成长规律，学校实行分级部管理，精确了学生管理的边界。确定了“三级部”的“五统一”：作息时间、学生用餐、大课间操、佩戴校卡、校服统一。强化班级管理，使各班级之间、学生之间形成竞争求上进的良好氛围，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活动。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交叉教育网络，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组织开展特色课，学校团委组织多个社团，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建立了校园广播站。组建了学校田径特长队、泥塑工作室、摄影俱乐部。
3.坚持民主和规范化管理
学校管理坚持“面临重大决策开教代会”，“遇到难题让教师讨论着解决”，从而让九年一贯制学校管理有效化。教师绩效考核实行自评、级部评、再学校评，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并及时公开。优化教师组合，让不同年级的教师实现循环、流动、全程教育，提高了教师跨年段教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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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完善
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完善是人本化理念实施的需要，以原有的管理制度为基础，加入一定的灵活性、方向性，多些自主进行的放权制度，给教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充分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上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放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权限，如果有学生在入学之后发现所学专业不适合的，经一定的调查取证，可以给予自主选择权。教师同样也可以有相关的要求，展己所长，以兴趣、能力为基准，快乐教学。高校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更加自由的选择空间，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以满足其自身个性充分发展的要求。高校可以在保证学生掌握基本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给学生更多不同方向发展的引导。此外，拓宽选课的类目，放开选课类目的局限性，调整选修课与必修课的考核比例，增加兴趣爱好课程；教师可以在制度内开展自己有能力的课程，通过在学生中调研的方式鼓励优秀教师授课，适当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助。同时也可以让师生参与到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中去，管理者要多听取师生意见，鼓励师生参与，把主动权交给被管理者，引导教师、学生自主改善。
3．全面改良管理队伍
教学管理工作是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完成的，即教学管理人员和全体师生，教学管理人本化理念的实施首先要从教学管理人员做起。要发现教学管理队伍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职业管理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定期进行教学管理人员的考核，将一些好的管理方法进行试点实施。要经常去倾听师生的心声，了解师生的想法，到一些好的院校参观学习，及时跟进并学习好的管理方式，适当提高教学管理队伍的福利待遇，为教学管理人本化理念的进行做到最好、最全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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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把握概念的教学目标
概念教学的目标要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总目标一致，应该包括知识、能力、思想教育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节课上都简单地考虑这几个方面的目标，面面俱到地完成各项要求，而是应该在具体设计教学目标时，要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大纲中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具体的落实到某一部分内容的教学时，就要在整体思考的前提下，分清层次，逐项落实。“分数意义”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单元教学的内容，应该达到使学生建立准确的分数概念，培养学生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等逻辑思维能力，认识分数与整数、小数等知识的联系，以及对学生进行包括学习目的、实践的观点、学习的习惯等方面内容的思想品德教育等。这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教学目的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对这一单元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些教学目的，每一节课也都应该围绕这些总目标来设计。这些目标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设计教学时，只有从总体上把握教学目标，才能使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总的教学目的得到落实。而具体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既要服从于总体的目标，又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把总体设计的教学目标具体化，落实到每一节课之中，一节课教学目标就应该是有所侧重，即应突出某一个方面的内容。在“分数意义”教学中，开始认识分数意义时，重点是使学生通过具体问题，从具体到抽象认识什么是分数，分数是来自于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以后逐步使学生运用分数概念分析解决问题，了解分数与其他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逐步达到灵活地运用和系统化。
二、整体设计概念的教学方法
概念教学方法，一般来说要经过感知、理解、巩固、应用、系统化等几个不同的阶段。但这也并不是说每一节课都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而是要从学生形成数学概念全过程的整体上看应该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因此在设计概念教学方法时，就要从整体上思考，按照学生形成数学概念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从整体上保证学生经历建立数学概念的几个阶段，才能很好地完成概念教学的任务，实现概念教学的总体目标。在整体思考的前提下，要按照教学内容的进度，根据学生对具体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的情况，按照不同的层次，组织概念教学。一节课可能只是概念教学全过程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在具体的教学中，要把概念的全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学生对于概念的形成过程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但又相对独立的一些课堂学习内容组成的整体。按照这样一个思考，具体地设计一个单元的概念教学时，就要做到整体设计、重点突出、前后联系、逐步深入。
1．整体设计。就是把每一节课都看作是整个概念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设计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保证概念教学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在“分数意义”教学中，总体的目标是使学生形成完整、系统的关于分数的概念。这应该包括对概念的初步理解，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对概念的进一步巩固，以及概念的系统化等几个环节。这些任务不可能在一节课里完成，在设计时要把这些任务科学地安排分散到各节课的教学中。如第一课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在对具体事物感知的基础上，形成分数的概念，用恰当的语言概括出什么是分数，以及认识分数各部分名称。而分数概念的巩固、应用和系统化的任务则要安排在后面各节课中来完成。
2．重点突出。就是在每一节课中重点体现和落实概念教学中的一项或几项具体的任务。这是设计每一节课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每一节课都有一个重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