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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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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公路文化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措施，而建设公路文化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搞好公路文化建设，才能为公路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二、完成标准定位，提升单位软实力。
在公路文化建设中，必须准确地完成单位与社会关系的定位和单位内部职工与单位关系的定位，使职工明确认识到个人价值是不可能离开单位单独去实现的，只有融入到单位之中，在实现单位整体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解决好两者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强调政治、思想、道德情操的引导，从而使单位职工的凝聚力在公路文化的建设上得到提升和加强。
三、以人为本，提高职工素质。
单位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实施文化型管理，培养学习型职工。从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给职工提供充分发挥自身水平、展现自我的舞台，充分挖掘职工潜力，把职工个人成长与单位发展结合起来，制订提升职工素质的规划，提高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促进职工思想政治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工作。
以机制建设为保障，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和规范职工的行为，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职工教育，调动公路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公路文化。
五、培养职工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岗爱路意识。
通过进行行业责任教育、传统教育和对公路行业先进模范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公路人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营造良好的“学、比、赶、帮、超”氛围，增强每个职工爱路、爱岗、敬业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意识，凝聚职工道德，使每个职工认识公路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六、加强学习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以创建学习型单位为载体，采取会议、座谈会、培训、举办学习班、技能比武等各种方式开展文化、技术、专业知识、管理知识、职业道德、普法知识等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技术的适用型人才，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增强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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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一词由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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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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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超级秘书网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
［1］冯达甫。老子注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1
［2］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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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企业与企业员工的参与积极性比较弱
由于市场导向的改革，导致很多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国有企业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与企业经济效益无关，还费事费力，大部分国有企业不愿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即使有的企业开展了，也不会成立专门的政工队伍与划拨专门的经费，因此导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经费保障、队伍素质都非常薄弱。
1.3简单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相对来说企业的工作经验比较有限，特别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形式化现象也比较严重，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与说服力都比较低[3]。进而造成公有制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起到正确的、有效的引导作用，甚至还给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一定的阻力，引起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与工作人员的反感。
2强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2.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所谓的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职工在企业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价值观、企业精神及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企业特有的一种标志。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企业职工及职工个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二者产生的作用不同，所以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对企业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诚信道德、遵纪守法等教育，目的是促使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然后通过这些观念来促进企业的政治属性[4]；而企业文化是企业职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企业独有的价值观，隶属于经济范围。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企业文化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部分。因此为了确保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就得先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2.2及时对企业职工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企业改革的深化，无论是企业职工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但是随着生活的提高，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工作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无形中带给了人们更大的生活压力。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职工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都产生巨大的变化，导致职工在利益的取舍过程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动态化、多变化及现实化等特征，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道德诚信等正面思想不能主导职工的价值取向，甚至有的职工出现了漠视或者排斥的态度[5]。因此，为了改善职工们的这种思想状况，使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企业就得通过构建融洽的劳资关系来对企业职工进行必要的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由于刚步入社会的职工的思想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其思想行为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且这种影响力还比较深远，所以企业在对新职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能只做政治说教，应该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上强化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因为只有改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真正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为了实际解决新职工的生活问题，还要将心理疏导融入到新职工的工作过程中，以便做好新职工的心理引导工作，使其丰富心理世界，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开展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企业应该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以便及时疏导职工的心理问题，使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界。
2.3利用企业管理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能否顺利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所以要想顺利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得使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与正面作用[6]。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包含企业文化、法制意识、社会责任、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内容，且这些内容常常是企业管理问题中的重点，再加上当前的企业管理内容主要是人事管理，所以可以得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员的管理。因此为了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有机结合，利用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方式来开展公有制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可以利用企业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来推动企业管理，也就是让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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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子不器与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做人是第一位的。品德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学会做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语•学而》中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说的很明白，先把人做好了，再去读书学习。一个人没有好的道德品质，专业素质越高，可能办坏事的能量也越大；一个人心智模式不好，可能聪明反被。其次，要在专的基础上尽量博。要做到一专多能，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专业知识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实践能力优越。这样的人才培养需要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大胆创新教学思路，进行教学的改革实践。
三、举一反三与学生创新精神的塑造
孔子曾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启发式教学的源头，而启发式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自我推演能力。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重中之重。当代大学生要不满足于现有的思路和成就，不迷信权威、老师和书本，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要突破陈规，大胆创新，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判断，敢于挑战自己认为错误的思想观念，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要求学生会创新，首先教师就要创新。教师要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注重在启发式和实践教学方面下功夫，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
四、乐在其中与学习境界的提升
《论语》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快乐的，通过实习检验学习效果也是快乐的。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更是把学习之乐提升到了境界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学习境界。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境界应该是当代大学生努力追求的。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正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大学生应该志存高远，以自己学习境界的提升为荣，不断自我加压，自我督促，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精神境界。
五、欲速则不达与务实品质的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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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生成过程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即促进文化的活化与人的文化生成的同时，达到人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特定文化的活化。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思想—宗教的、道德的、实践的、审美的，……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会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它们、赞美它们、维护它们、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正是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主导的文化实现传播与创新体制化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和我计划的对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和吸收，从而使特定文化得以活化和获得新生。这种活化的过程为，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机制相接触，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将特定文化放置在个体的心灵深处，最终达到相应文化的复活、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而被一定社会成员认识并观念化为个体的思想因子。这种被转化的思想因子通过参与社会成员的建构而成为了新的活化的文化。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接受既定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推动特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过程表现为，处于自在状态的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成为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社会成员并不是机械的充当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社会成员用自己的心理机制对特定文化进行思维、体验、理解和感悟，从而实现了特定文化对人的重建和塑造，使特定社会成员成为新型的文化个体。这一过程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用特定文化去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文化实践过程。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体融入了特定文化中并向更具独特性与文化性的文化个体转变。特定文化也通过人实现着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活化过程而实现发展的新动力。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生成过程中，既有特定文化的活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人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特定文化的活化过程与人的文化成长过程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特定文化的再生产与个体再生产的同一。这表征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同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揭示了其文化本质的生成逻辑。但这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全貌。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进行论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其文化本质的理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文化建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直觉建构。所谓文化的直觉建构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运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等文化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文化的直觉建构，是因为，一方面在内容上它们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教育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是绵延不绝的民间教育智慧，是鲜活的教育文化遗留物。”［7］因此，他们具有经验性和不自觉性。另一方面，他们对人们的文化建构方式表现为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日常思维。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的。这就导致人们对它们的接受存在“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的直觉建构告诉人们“向来如此”、“一直是这样”，但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缺乏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的直觉建构之所以可以对人们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朴素的信仰。二是道德的压力。具体而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最终被确定为正确的文化内容。它们在给人们心中留下一定文化印记的同时，势必会让人们对它们产生朴素的信仰。也就是说，人们会秉承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去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一般在所传承区域是被普遍遵守和执行的，如果谁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直觉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逻辑性和自觉性的。但是，即使在现代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都以一定的方式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对其高度重视。第二，文化的逻辑建构。所谓文化的逻辑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特定阶级或集团在一定方式的指导下，用体系化了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系统建构。之所以是文化的逻辑建构，首先在内容上表现为用体系化了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了的文化理论体系，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作为有价值和意义的系统，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理解和了悟的。因为，唯有努力理解和了悟，才能真正认识和享有它的意义。在理解和了悟的过程中，体系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会形成对人们的体系化建构。其次，文化的逻辑建构过程是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作用的过程。虽然文化的逻辑建构会有日常思维的参与，但是这种建构只有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进行互动，才可以真正发挥其作用。人们的非日常思维具有自觉性、批判性、创造性。在文化的逻辑建构中，人们会对特定文化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反思和判断。这使得人们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且还会追问“为什么”，并通过自己固有的思维能力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第三，文化的实践建构。所谓文化的实践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现特定文化的创造和特定文化对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文化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卡西尔所言：“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产生出了一切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和统一为一体。由此可见，只有这种能动的‘活动’，这种自觉的‘创造过程’，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8］文化的实践构建具体表现为：首先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特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进行的实践。特定文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始终，指导和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特定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为特定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和支配。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人的各种需要、欲望和愿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着满足这些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文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的文化需要与新的满足需要的文化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相互发生作用。也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判断、反思和接受，从而建构着自己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们呈现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形式。曾经指出：“党的思想政治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9］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作用于人们精神领域的一项活动。就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的统一。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依据所接收到的文化意义去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生产“一词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体现出了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色彩。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生产也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一化规约。这种统一规约之所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同构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再生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维系在低水平、低效率、无激情、无创新的状态下简单重复和循环。”［10］在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缺乏主动态度和创新精神，最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没有创新的、流于表面的、简单重复的被动活动和过程。这样的效果势必是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没有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趋于零。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种精神生产要素的潜力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创新精神与受教育者稳定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的融合，因此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理解、感悟和吸收，从而实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生长”一词本身是指植物的培育过程或动物的发育过程。杜威则把“生长”一词用于教育领域。在杜威看来，“生长”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最起码意味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长”意味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成长，而与别的无关。真如杜威所言：“实际上除了更多的生长，没有别的东西是和生长有关的，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是教育所从属的。”［11］另一方面意味着，教育过程要与受教育者自身所具备的条件相结合，从而实现受教育者的属于自己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揭示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把人的发展放在其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预示着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表现在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中不断确证、实现和发展着自己的价值。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成员发展的积极关注以及社会成员所进行的自我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并不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它们之间本身存在着许多交叉和交融的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态和发展需要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出的状态会有所差异和侧重。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与外在表现分别从内核与表现层面揭示出文化本质的面貌。然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最终需要落实和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濡化
思想政治教育濡化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内部的主导文化进行纵向传播、继承和习得，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濡化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在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第一是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这是指个体的身心要素。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受遗传影响的心理和生理素质，继而结合每一个体的情感、意志、体验以及知识系统要素，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存在空间，我们把这一独特空间称之为个体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而编织成了文化环境之网，并将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其影响，并通过对特定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完善而不断超越自身，最终使个体成为所属文化的创造物。第三是现实生活情境。所谓现实生活情境，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全部现实环境的总和，包括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等情境因素。特定文化的传递，“本质上是生命系统的复制和延续，生命的活力永远离不开现实情景。”［12］思想政治教育濡化就是通过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和现实生活情境三方面的互动来实现的。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把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的影响，从而在活化特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这一建构过程又会反馈于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发生改变和完善，最终推动特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涵化
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在与其他形态的文化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主导文化与其他形态的文化会相互吸收彼此更具活力和对自身有益的文化特质，从而实现主导文化的更新与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接触和作用，其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在此，我们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面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时最积极的态度是，自身的文化要素积累与价值观念建构处于较为成熟的状态，从而可以用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为受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下，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为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主导文化是相适应的。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时，受教育者会把不同的文化因素进行加工和整合，继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图式之中，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种态度为顺应。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所接受到的文化与自己的认知图式发生矛盾，从而不能同化接受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具体引导，最终通过重组和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和价值观念，以与主导文化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对自身的从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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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企业文化内涵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环境，以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对员工的工作行为起规范性的作用，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方面：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心态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员工的行为方式等。在电力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创新化、人本化、制度化以及学习化的特点。创新化：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创新性，从而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本化：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员工，只有被员工认可的企业文化才具有生命力，同时，企业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化：是指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学习化：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创造一个全员学习的氛围，以便员工的工作能力能一直符合时展的要求。
二、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联系
二者的共同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精神对人的主导作用，为了使工作达到最佳效果，都会充分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二者都会针对人的特点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促进电力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让员工主动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二者的不同点：在电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所特有的企业文化，而且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属于理性文化概念。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引导，以此来调动员工主动投身工作的热情，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理性概念，还是实践性概念。二者的互补作用：在管理上，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思想为基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企业文化具有政治方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互为补充。在行为方式和体系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选用的方式为关心理解、沟通等，这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依据，而企业文化经常采用的方式为商品经济行为、非组织交流行为等，这种方式可以补充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电力企业中，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方法有三种：第一，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队伍，这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保证和条件；第二，采取相应的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要以人为基础，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的调动起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员工自愿的投身到电力企业的生产建设中，并参与到电力企业的管理中；第三，注重电力企业文化培育，良好的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电力企业繁荣的发展，当前，电力企业正在实行体制改革，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坚持与时俱进，做到与企业体制、时展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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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进行创新。对于企业来说，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建立生动、活泼，并且容易被人接受的企业文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文化，通常情况下，这种企业文化不具有强制性，这时会消除员工的心理障碍与逆反心理。在改进、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这种寓教于文化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2.2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进行创新。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需要高度关注文化因素对员工观念、心理等产生的影响，同时借助企业文化，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自身的经营活动、娱乐活动等进行融合，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空虚感在一定程度上降到最低。
2.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够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在心理方面，使他们更加信任领导和同事，并且更加热爱企业，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工作。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容方面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延伸和具体化。
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对建设企业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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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建设校园文化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一)校园文化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润化和扩展高校要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方法进行润化，对其内容进行扩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高校可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不断的扩展，进而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得到增强。高校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接纳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详细的了解，且还能够对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进行锻炼，从而使学生去主动认识、了解世界，提升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校园文化在高校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起重要的影响作用，且渗透功能非常强，可以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进行活化，让学生更加容易接纳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校园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但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还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得到提升。另外，校园文化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展，让思想政治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力得到提升，使学生的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二)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好的环境、对学生的正确价值理念进行引导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为其提供一个较好的、和谐的教育环境，反之会对该项工作的开展带来副作用。高校想要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必须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进而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达到开展该项工作的目的。校园文化能够营造一个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的和谐氛围，可以使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得到激发;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所体现出的是正面的形态、意识，其能够对学生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使学生挖掘出自身的价值，进而形成良好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校园文化能够对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形成起到相应的指引作用，指引学生树立与新时展要求相适应的正确价值观。高校的校园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应创建一个属于自身发展的价值体系，进而才能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相适应。校园文化中所具有的娱乐性能够让学生的精神得到缓解，降低学生的心理压力。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校园文化性质得到明确，且其可以从另一面将不一样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各个学生。校园文化的具体成果就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效果，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有机结合，可以使学校的整体建设都得到快速的发展，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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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篇13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内在关系
第一，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企业正确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对党优良传统的宣扬，是党政治优势的继承，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企业文化是企业历史发展与管理工作的总结与归纳，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力，是企业管理工作的不断创新。因此，两者具有各自的适用领域，不可相互替代。第二，两者相互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有利于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可以更好的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政治引导与改进作用。同时，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使其更具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因此，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所以，为了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性就得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作用。反之，企业的文化建设若缺少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也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企业文化的概念于上个世纪开始传入我国，在国内的发展历史很短，属于新兴学科。所以国内企业对企业文化的理论应用还不成熟，还需要借助其他组织来进一步完善。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我党一项基本、长远工作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在企业发展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组织内部整体素质较高，工作方向效果明显。所以，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更应该依靠这支力量，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核心价值观念教育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丰富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
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与西方国家在内容上的具有差异。在西方企业中，文化建设强调的是团队意识与合作思想。而我国企业文化除了强调团队意识和合作思想外还重视对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企业文化内容的补充和完善。
（四）营造企业文化建设良好环境
企业是员工的主要工作场所，舒适的劳动环境有利于员工身心的健康发展，对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员工要合理、文明、适度劳动。倘若员工长期处于危险、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他的工作积极性必定很低，企业内部也很难形成凝聚力，企业的文化建设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在市场经济时代，西方腐朽思想与不良生活方式也开始渗入人们的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阻碍不良腐朽思想的侵蚀具有积极的作用，能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五）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理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