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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园林艺术，是对一方文化的体现，一般来说，日本在古代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但是一定的独立地域，必然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日本就形成了深厚的“大和”文化，并且该文化深深的映入日本国民精神中，在园林方面，首先，要有本土独特的文化底蕴，才能产生出独特的园林风格，日本文化就很好的满足了一种要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单纯、自然“、静”的内涵，具体说来，其文化包括下列独特的内涵。
1单纯
艺术都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园林艺术，不仅在于生活的灵感，更多的也是自然的灵感，比如，一方面利用自然物的独特属性，翻译自然的语言，比如，把石块装饰在园林合适的地点，通过利用石块不同的纹路，表现不同的思想，当然，更多的，还是营造一种质朴、安静的自然意境。
2意味
就像中国的古诗词，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中国的山水画，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日本的园林艺术，也讲究意味深长，通过写意来表现自然，通过人的创造，表现一种自然的抽象意境。同样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以及渲染浓烈的环境气氛，这样的创造，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布局设计，十分直白的显露在眼前，往往越是简单的表现形式，越能打动人的内心，比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起伏跳跃的“当当当当”，十分直白的打透人心。而日本传统的园林，一种直白的安静形式往往能表现深长的意味。
3细致
日本园林十分注重细节，往往在细节上有点睛之笔，无论多么微小的事物，甚至只是通过一些特定的位置摆放，产生巨大的表现效果，因此，日本园林不仅在整体上给人质朴，纯净的感觉，而且细节上十分精致，这些都构成了独特的日本园林。
4禅佛
日本十分重视宗教，宗教影响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园林设计行业，佛家往往强调出世以及静。在园林方面的表现就造成了远离喧嚣，超凡脱俗的园林意境。通过佛家的博爱、禅意等思想，使得园林设计师往往在对自然抽象表达的同时，还能够给予人性的关怀，只是佛家影响之下日本园林独特的高度。
极简主义的特征
①变现形式，极简主义主要通过简单、细致的线条，简化结构，来特定的形势。它追求形式的简单和清晰，单一但是外向的手法，其构成形式都是简单不经修饰的线条语言。②大自然的魅力给了许多艺术界非凡的灵感。极简主义同样也是，它们提倡“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同日本园林相似的是用一种简单的形式，表达一种抽象的情感。③善于对空间的塑造。极简主义园林虽然结构十分简单，但是对空间细节的处理，同样十分重视。通过空间的建立和塑造，将空间进行不同的整合安排，使得空间集聚韵律感和节奏感，让每个空间都有独特的意义，并巧妙的把这些空间联合起来，构建一个连续的空间整体。
日本传统园林和极简主义的契合点
由上面的阐述可以知道，虽然西方和日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没有实质性的阻碍。一方面日本开放的文化主要是来自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冲突日本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往往能够给设计师特殊的灵感。双方从相互理解开始，增加互动性，增加两者的契合点。
1设计理念
造园的理念是园林建造的灵魂，日本的造园理念通过使用自然材料，并对这些自然材料进行特殊的深化，进行抽象的表达。这和极简主义主张的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极简主义园林设计师主张的是一种关乎自然艺术的处理，而日本园林倡导的境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提炼自然和升华意境。
2简单的组成形式和意境的表达
极简主义不仅仅在于视觉上对生活的追求和满足，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内涵来展示精神方面的追求，通过对园林表达形式的简单化，以及相比意境的深化，产生强大的冲突，从而传递造园者的创造思想，而这点和日本传统园林在追求禅、佛上的意境是十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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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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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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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接受着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日本人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古代，海洋既成为免受外敌人侵的天然屏障，也阻隔了与外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好保存，同时也形成了日本人自我独尊的心理与性格。他们将自己国家称为神国，将天皇奉为太阳神的后裔，对“国粹”有着特殊的癖好。而当他们打开国门，跨过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时，面对他国的先进文化又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的驱使下，日本对于外来文化既能够积极诚恳的吸收，又不会照抄照搬削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日本化”的处理(所谓“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根据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模仿、融合和创新的过程)。古往今来，在日本经过此种方法“过滤”的外来文化可谓不胜枚举，但一切错综复杂的外来文化不但没给日本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带来混乱不堪的局面，反而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特色的日本文化。
二、日本文化对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文化是教育的上层建筑，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文化与教育每时每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教育是促使日本迅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教育活动能直观地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是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一条捷径。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按照涉及的教育对象可分为：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女子社会教育活动及老年人社会教育活动。许多学者仅从教育本身出发探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而笔者认为从日本文化视角出发，更容易找出日本社会教育发达的深层动因。但由于能力有限，笔者将仅从较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集团主义、个性主义及儒教思想这三方面出发来研究其对日本青少年、成人及女子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个性主义与日本青少年及成年社会教育活动
集团主义是日本重要的传统特色文化之一。它是受到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单一的民族成分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是日本本土与生俱来的典型文化。日本人相信“集团具有超过自己的超人的能量”，并非常忠于自己所属的集团。在集团内部，强调“和谐”，但在集团间，则有着激烈的竞争意识。这样特别的传统文化意识早已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影响必然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普及文化思想作用的社会教育更不例外。集团意识悄无声息地调控着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活动。早在15、16世纪，在日本各地村落中，就有被称作“若者组”、“若众者”等的伙伴集团组织，它们对青少年实行非正规化的类社会教育。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引进西欧文化，推行文明开化事业，尚处在萌芽期的社会教育为了确立和加强天皇权威，开始推行民众教化，统一民众忠于新国家的集团意识。在甲午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因战争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稳定民心，日本开始重用社会教育手段，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鼓励组建地方青年会等青年团体。通过选定、编撰图书，举办展览会、讲演会等活动，对青少年及成人进行教化，灌输为国家服务、顺从国家的意识。从此时到二战结束，日本这种以集团主义为方法、以国民教化为目的的社会教育思想一直是控制青少年及成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导思想。二战后，美国间接控制了日本，带来了教育民主化、个性化、法制化的思想，使一直只受集团主义控制的社会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教育开始呈多样化发展，社会教育活动也随之丰富起来了。
个性主义可谓日本的“舶来品”。日本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结构是集团主义的，个性主义是受到轻视与排斥的。日本开始重视个性主义是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尊重个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反映在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开始注重个人性格与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种活动。对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强调职业与道德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独立自主精神，且更注重培养协作服务精神与爱国精神。进入60、70年代，日本到了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人们余暇增多，使人们在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又产生了改善精神生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也逐渐多样化起来。在校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交友活动、社会义务活动、野外活动、集体住宿教育训练、劳动生产见习、各种体育活动等等。目的是培养在校青少年的生活、活动能力，养成其主体性和社会自觉性的态度。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青年学级、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青年国内研修、青少年团等组织实施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教养、情操、兴趣；体育、娱乐；家庭生活；市民意识；职业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少年伙伴集团的意识、讴歌青春，深化文化素养学习，增进职业技能，强健体魄，使青年具有连带感和充满生气。这一时期的成年人社会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为满足成年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学习要求而提供相应的学习帮助。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各级各类学校的开放讲座、展览会、讲演会、发表会、培训班等活动，帮助成人提高职业技术水平，陶冶情操、提升素养，舒缓生活压力等。进人8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引入日本，为日本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除了继续加强以往的活动外，还注重国际交流，和平问题的活动等等。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则注重通过丰富的信息手段，帮助成人继续学习，提高职业技能，培养成人多样的生存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高速更新。并且还开展各种兴趣培训班，开设烹饪、实用外语、书法、音乐等课程，来丰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集团主义和战后民主化的产物――个性主义，在现代日本是追求它们的和谐统一。体现在青少年和成人的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既要尊重青少年与成人的个性，允许个人视自身的情况发展自我，又要适时培养伙伴意识，拥有适应性、协作性、纪律性、责任感、自主性和协调性的素质，避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由于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相互制约，使日本人具备良好的素质――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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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与他人良性竞争，又能够无怨无悔地忠于自身所属集团。这样的日本人民使日本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下，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二)儒家思想与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活动
中国儒家思想传人日本后，深刻影响着日本的道德意识观念，并随着儒学日本化的完成，而成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思想就对女子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室町时代，就很重视对女性贤淑文雅、观念的教育，特别是上流社会更注重“三从”之道，以优雅为德的教育。江户时代，由日本化的儒家思想转变而来的儒教主义成为贵族和庶民女子家庭教育的共同方针，不但贵族强调“三从”“四行”教育，庶民女子也学习坐作进退(礼仪作法)的教养、女子道德和女性修养的基本观念、社交礼仪、社会常识、百般知识的涵养等等。到了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政策下，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女子教育理论曾盛行一时。然而，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基于家族制度的“贤妻良母主义”妇女观又开始抬头，并与后来的培养“军神之母”的军国主义女子教育思想共同成为二战前女子教育的主导思想。战后民主化思想的传人，给女子教育带来了新气息。为了适应妇女走向社会的需要，变革落后的妇女意识，开展了女子社会教育。女子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行政开设的学级和讲座，如妇女学级、乳幼儿学级、妇女讲座、妇女教育、母亲教育等；民间团体、企业或志愿者组织的小组活动等。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儿童教育、社会生活、生产和职业生活，健康、安全、兴趣方面等。
从女子社会教育内容不难看出，女子社会教育并未完全逃离儒教传统思想的影响。活动内容非常注重女子修养、家庭生活方法、健康、消费等方面的训练，反映出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社会教育也开始注重传授基本经济、法律的基础知识，培养女子的职业观，使女子不再只为家庭做出牺牲，帮助她们走上社会、走向独立。即便如此，由于性别、心理等方面因素，有关女子修养、家庭生活、兴趣等方面的社会教育活动仍是最受女子欢迎的学习内容。
三、借鉴与启示
当今已步人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们的身心素质、知识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作为发展大国，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必然要提高对大众的教育意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势在必行。而作为构建学习化社会重要手段的社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是所有教育人所关注的。通过对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文化对社会教育的深远影响，重视这一影响，对清晰、灵活地运用社会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通过以上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教育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和启示。
首先，继承和充分利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充分利用、控制、把握好民族文化传统才能使社会教育的发展适合于国情，更好地造福国民。03如日本的集团主义、武士道精神等都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来看，其中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腐朽的因素，但日本人能够扬长避短，没有一味地将传统文化全部抛弃，而将其精华之处，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在传统集团主义意识的指导下，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进团结，提高凝聚力。这一方面很值得我国学习，对现代而言，在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有值得我们骄傲的方面，也有桎梏我们思想的因素。如果能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很好地利用于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对于我们这一泱泱大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会有很大帮助。
其次，思想解放，敏锐地发现外来文化并主动吸收，是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力。oo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就涌进了日本，但日本没有闭关锁国地全面抵制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胸怀”和“智慧”，使日本在东西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的迅猛发展与进步。在社会教育方面，引进外来民主，个性主义，并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使社会教育更加大众化，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国家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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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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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坂本幸一.少子化と私学経営の課題[N] //少子化·高龄化との対策.東京:日本私立学校振興.共済事業団, 2006: 1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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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篇7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216-01
一、日本洗浴文化的历史
日本人的洗浴文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狩猎时代日本人，那时的人们，一开始的洗浴方式是在河、湖、海里共浴。泡温泉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据日本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人们看到鹿、熊、鸟等动物把受伤的部位浸入温泉疗伤而受到启发，逐渐开始学会泡温泉。后来发展到农耕时代，人们开始群居在河边或湖边，沐浴就开始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日本人开始水稻耕作，从而使古代的日本人达到相对稳定的温饱。所以日本人对大自然产生了敬畏，把能给人们带来丰收的水奉若神明。后又因佛教的传入，沐浴文化也传入日本。佛教认为沐浴可以除去身上的污垢，可以使身体清洁。可以说日本的洗浴文化和宗教有直接的联系。
二、日本独特的洗浴文化
日语中关于洗浴通用的说法是“风吕”。现代风吕分为三大类，即公共浴室、家庭式风吕、温泉。日本人的公共澡堂也称钱汤。“钱汤”的洗浴方式一般分为洗和泡两个程序。先在洗澡间用小桶盛水洗净身体然后到泡澡间浸泡。也有洗澡间和泡澡间合二为一的情况。这种洗和泡分开的方式一直传承至今，在泡澡池外完成搓、擦、洗、涮的程序之后再入池泡澡也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洗浴方式。上司和下属一起洗的情景也屡见不鲜，这是日本人培养默契和精神相合的独特方式。
明治时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日本出现了家庭洗浴设施，但日本的室内洗浴方式与我们的洗浴方式有所不同。日本的洗浴方式同样是先洗再泡的顺序，他们会选择在澡盆的外面先用水洗干净身体，之后再进入澡盆或浴池中。在浴池中的日本人也只是泡澡，而且我们最无法理解的是日本人居然会一家人用一盆水洗澡，一般日本人泡澡的顺序是爸爸、儿子、女儿、最后才是妈妈。外国人无法理解，会认为日本人不干净，其实则不然，日本人泡澡只是享受泡的过程，他们求的是精神的释放，工作一天的日本人最惬意的休闲方式也就是泡澡了。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频繁的地壳活动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无数温泉。有“温泉王国”之称的日本和我国同属亚洲，同受东方文化的熏陶，但日本人泡温泉的方式却与我们不尽相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泡温泉方式。日本人在泡温泉时全身，随身只带一条小毛巾，且小毛巾一般不放入池中。男性与女性共浴一池，赤条条无牵无挂，还可以相互搓澡，享受轻松洗浴的乐趣，没有什么害羞的感觉。这与国内人们穿着游泳衣裤泡温泉完全不同，在日本人的眼里，穿衣裤入浴反而不卫生，达不到完全融入自然的意境。
男女共浴一直持续到明治天皇时期。明治天皇提倡全盘西化，出现了所谓的“男女有别”观念，于是，男女共浴开始不被认同，其实变化也不是很大，也就是在男女中间挡上一块1米长的布帘，就算是分开了，有些地方仅仅象征性地挂根绳子而已。后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引入，外国人认为日本“男女混浴”有碍社会文明，向日本政府提出异议。于是明治政府于1872年禁止男女混浴，但是屡禁不止，到了现代已经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洗浴文化。如今的日本还有部分实行男女共浴的温泉，通常分别设有女性浸浴的专用时间段和男性浸浴的专用时间段，其余时间则是男女共浴。现今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洗浴方式像“沙滩浴”，“啤酒浴”，“鱼疗浴”等更是层出不穷。
三、试论日本独特洗浴文化的深层内涵
日本独特的洗浴文化来自于其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日本人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文化讲究的是“和”。同大自然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和”，都融入其骨髓之中去了。日本的洗浴文化讲究泡澡，洁净观念的同时更讲究的是精神与自然的融合。古代日本人泡在江河湖海里是为了融入自然，感谢自然带来丰收，带给他们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后来虽然修建了墙壁把人和自然隔离开来，但是精神上的沟通不能少。另一方面，日本人在钱汤里可以毫无顾忌的说笑，沟通，也是体现了“和”的观念，只有在澡堂里人们才可以脱去身上的一切束缚，把他们最原始的一面体现出来。不管你是士农工商的哪个阶级都可以平等对待，大家都是一样的。温泉的混浴也是一样，他们这里看到的不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不同，而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平等的人，合为一体的。大家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没有区别的，正是“和”的思想带来的这一文化理念。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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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人口; 老龄化; 对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多年来，日本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实践与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研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有益于我国应对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
据 2011 年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以 2011 年 9月 15 日计，老龄人口 29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 3% 。与 2010 年的 2956 万人，23. 1% 相比，人口增加 24 万人，上升了 0. 2%，老龄人口数和所占比例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从年龄层次看，70 岁以上老龄人为2197 万人，占总人口的17. 2%，比2010 年增加 68 万人，上升了 0. 6%，75 岁以上老龄人数为1480 万人 ( 同 11. 6% ) ，增加了 53 万人，上升了0. 5% ，8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866 万人( 同 6. 8% ) ，增加 38 万人，上升了 0. 3%。
从男女性别看，男性 1273 万人( 占男性人口的20. 5% ) ，女性 1707 万人( 占女性人口的 26. 0% ) ，女性比男性多 434 万人。
把人口性别比( 相对女性 100 人的男性人数)以年龄层分为三类，0 ～14 岁为 105. 2 人，15 ～64 岁为 101. 3 人，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为74. 6 人，女性多于男性。此外，70 岁以上男性为69. 4 人，75 岁以上男性为 62. 1 人，80 岁以上男性为 52. 4 人。
2003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24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 0%，65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1026 万人，占男性人口的 16. 5% ，首次突破 1000 万人; 女性为 1405 万人，占女性人口的 21. 5%，比男性人口多 379 万人。
1950 年以后，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 年达到 10. 3% ，首次超过 10% 。之后，每年增加 0. 5%，2003 年达到 19. 0%，总人口中，大约 5 人中就有一人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到 2015 年将达到总人口的 26. 0%( 约 3277 万人) ，大约 4 人中就有一个65 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口指数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 15 ～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比率，1950 年，日本老年人口指数为8. 3% ，1970 年为 10. 2% ，1990 年为 17. 3% ，2000 年为 25. 5%，2003 年为 28. 4%，预计老年人口指数今后还会增加，2025 年将达到 48%，估计 15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中，约两人负担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老龄化更快，日本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 7%上升到14%( 翻一番) 只用了 24 年( 1970 ～1994) ，而德国用了 40 年，英国用了 47 年，意大利 用 了 61 年，法 国 用 了115 年。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首先是老龄人口发展速度快，数量大，高龄化。自 1970 年开始，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0 年已经基本赶超了欧美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次是老年抚养比大，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率比例下降，传统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第三是与老年人护理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资本也呈现不断削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在家成为空巢老人，无法获得密集的社区服务，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社会参与度下降。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养老金、医疗费用等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力供应减少，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系数的提高，其结果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抚养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在现代社会，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老年人口的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的总额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社会承受的养老支出压力增加，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高，给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社会参与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设施和服务的保障，这就增加了社会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
二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总量相对下降。由于劳动力年龄上升，体力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劳动力总体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那些对开拓创造能力要求较高的产业更是如此。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工作、生活习惯，一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使劳动力不易从衰退产业和地区转移到新兴产业和地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
三、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主要包括： 完善法律法规等养老服务体系，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 一) 法律法规建设。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现在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先后出台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国民年金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 10 年战略计划》、《看护保险法》、《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就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老人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使老人事业有法可依。其中，《老人福利法》强调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建立福利设施，收养那些在家中养老有困难的老人，并通过老人福利院、福利服务和开展终身教育等福利措施来保障老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安定。《老人保健法》强调疾病预防、治疗及功能训练等综合性保健。1990 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福利与保健相互协作、功能交叉的老人保健福利规划，要求应把居宅福利放在优先地位予以考虑，并建立老人福利信息收集、反馈的网络服务，以方便居民利用。
( 二) 在养老形式方面。
日本老人养老的主要形式： 一是家庭养老，另一个是社区化居家养老。日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已不完全适应老龄化社会，主要因为年轻人很难有精力照顾家中的老人，再就是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有碰撞，家庭养老形式影响家庭和睦，进而波及社会的稳定。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社区化居家养老方式，该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室内外环境设置，保证其与社会的接触交流，尽可能长地保持其独立生活能力。在日本，80% 以上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注重开发护理、医疗、保健、娱乐等多项指标，旨在按照老年人的需要为其提供家里家外的全方位服务。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基础、以多项指标开发为原则、把家庭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多元化养老方式，更符合日本现代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 三) 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
为提高对儿童及育儿援助等社会保障，构建国民放心的全世代对应型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源和良好的财政状况，2012年，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率为内容的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同年，国会也提出了与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相一致的社会保障改革相关法案和税制修改法案，以此来推动改革。
( 四) 促进就业与增加所得。
政府委托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老年人的再就业工作，设立接纳老年人再就业补助金。由职业介绍机构为到退休年龄暂时不想退休的老年人介绍工作，若被其他能发挥其知识和经验的企业聘用，则政府给予聘用单位资金补助。
( 五) 健康、福祉方面。
1. 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增进和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是国家的重要责任，老年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需要定期地运动、活动，老年人的生活从工作中心向区域社会中心转移，需要进行与其年龄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运动或活动。政府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如通过举办老年人健康研讨会等，努力创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长寿社会。
2. 必要的护理服务。为了实现区域居民尽可能在原常住地接受持续的护理服务体系的目标，实行访问照顾、访问护理紧密衔接的定期巡回，随时服务，增加小规模多功能型的居家访问照顾或护理的上门服务点，改造旧住宅使其适合老年人居住。
提高护理服务水平。修改护理保险法等，遵守基础护理规定。
3. 推进区域间的相互支援。为防止老年人的孤立死现象，采取区域配合，交换老年人信息，对区域配合的先进典型事例的经验进行总结，开展区域综合性配合的支援活动。此外，为了推进区域福利等，对独居老人的生活给予特别的关注。
4. 开展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加强对老年人医疗服务人才的培养，建设并增加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点，制定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的目标，建立医疗合作体制，改善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
( 六) 学习、社会参与方面。
1. 老年人生涯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开设全国老年人生涯学习网络专栏，发挥生涯学习活动成果，解决社会性课题。由行政机关、来自于大学、非政府组织团体、企业等人士进行共同探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建立起跨部门的相关者网络。培养具有优良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社会教育工作指导者。
2. 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和生存价值。为促进以地域为主体，以相互协作的老年人为对象的生涯学习，鼓励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充分体现老年人的生存价值。建立学校支援组织，广泛利用学校放学或周末等的多余学习设施，通过举办研讨会，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创造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区域居民参与的青少年教育环境，开展家庭教育支援等活动。此外，为老年人创造便于外出旅游的环境。
( 七) 生活环境方面。
1. 发挥民间出租房屋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民间出租房屋，在谋求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的同时，改建民间租赁房屋的空置房，确保育儿家庭、残障者家庭等对住宅的需求，通过合同管理，建立出租事业支援制度。
2. 优化住宅市场环境。为了扩大改造二手房的市场，利用互联网等向消费者提供二手房与二手房改造信息，充实担保责任保险。采取民间出租房屋改造等措施，优化市场环境，以适合老年人、育儿家庭等租赁。
3. 创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环境等。广泛征集意见，建设有益于确保老年人居住的稳定住房、社区，总结有创新和推广价值的做法，推进老年人住房等工作。
篇9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篇10
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位于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的近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位于日本与大陆之间的大海并不宽，利用古代的航海技术是完全可以跨越的。因此，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与大陆的各种交流。另一方面，宽阔的海洋将日本与大陆分割开来，依靠这一天然屏障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使日本避免了外民族大规模的入侵和统治。
由此可见，日本一方面与大陆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流，从大陆引进了大量的文化和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几乎未经历过大规模移民的困扰，也未曾遭受过有组织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使得日本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和平地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因此，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从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旺盛的好奇心、卓越的模仿能力也许正是来源于此。
二、外来文化的引进
日本人好奇心非常强，而且善于模仿。他们首先对于外来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然后，将引进的东西在内部一点点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继机织、制陶、金属工艺以及农业技术等由大陆传入日本之后，汉字和儒教、佛教也随之传入。随着佛教文化的普及，与日本固有的神教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主张神、佛、儒交融的调和思想。这标志着日本文化进入了将外来文化在内部进行消化、吸收的阶段。
到了平安中期，在充分消化、吸收唐文化的基础上，由日本贵族阶层创造了国风文化。最能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的典型事例就是假名文字的发明。假名的发明更加丰富了日本人的表达能力，从而取代了曾繁荣一时的汉字，促进了和歌、故事等日本固有文学的发展，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幕府的制度和礼仪进一步得到完善，儒教思想被广泛用于政治领域，成为贯穿江户时代的主流思想。
十九世纪中叶，外来势力的入侵使得日本再次进入了与外界交往的活跃时期，明治政府效仿欧美的先进国家，致力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从上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是在“开放”与“关闭”、“引进”与“消化”、“效仿”与“创新”的相互交替中发展起来的。对待外来文化，日本人最初表现得非常热心、虔诚，富于很强的模仿能力；引进以后，逐渐消化吸收，将外来文化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进一步创新。
三、日本文化的民族性
日本文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显现出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即所谓的“和魂”。从古代日本创造的神治时代朴素的原始宗教、绚烂优雅的宫廷文学、贵族文学、茶道、能乐、狂言、花道等，到近现代的忠诚意识、集团意识、进取精神等，无不体现日本文化的独创风格和优秀传统。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这也是日本能在多次文化洗礼中没有迷失自己、始终能把外来文化加以异化的根源。有学者在论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曾经指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因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锻炼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即集团结构、群体意识、竞争风格和拼搏进取精神。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的自然环境以及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生活的感化，形成了全民族的集团意识，这是日本民族至今仍保持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四、日本文化的选择性原理
一般来说，文化具有较强的排它性和互斥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在中国、印度或欧洲，由于都已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能否为本国的社会所接收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引进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表现得比较迟疑。而在日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人似乎从不去考虑文化的系统性，而是对外来文化边引进、边在内部进行消化、吸收。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将其中的精华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并努力维持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促生了日本独特的文化。日本文化是在多种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培育起来的，它在大量吸收、主动摄取外来文化中精华的同时，又有选择地消化，与外来文化保持着适当距离，维持了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个性。
综上所述，日本引进外来文化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着自己的选择标准。正是这个选择标准刻划出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格。日本人不仅习惯于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更善于将外来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取舍。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黄媛（1981―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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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篇12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而这也是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的契机。其中对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可以说是圣德太子。本文将围绕佛教在日本古代早期（飞鸟时代）的传播发展过程进行一一阐述。
佛教的传入
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带去了佛像、太子像、经纶，是为佛教的最初传入，此为一说。另一说根据12世纪史书《扶桑略记》的记载说，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首先在大和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乃佛教传入日本之始[1]。
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初，信奉者只是限于一部分人，并没有扩大到很大范围。自从钦明天皇13年佛教正式在日本传播以来，围绕佛教问题由苏我氏和物部氏所代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停过。直到推古天皇即位后，皇太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佛教才迎来了最初的黄金时期。
圣德太子对佛教传播的推动
圣德太子（574-622）本名厩户皇子，其祖父是最初迎来佛教的钦明天皇，母亲是苏我氏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可以说，太子是日本最早崇佛派的直系后裔。圣德太子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熏陶，师从高丽僧人学习佛教的知识，信奉佛法，笃敬三宝。作为日本皇室一员他自然意识到连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当然，圣德太子积极地推崇佛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他当时之所以推崇佛教，旨在用佛教教义教化人民，使国家脱离政治纠纷，以求励精图治，国家安宁。
圣德太子登上政治舞台时，当时日本国内政治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当时，中国隋朝正处于崛起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国内，氏姓、部民制度各种弊端一一显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尤其是7世纪初数次征讨新罗的计划，或以失败告终，或者中途折腰，使得圣德太子严重地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
圣德太子基于“世间虚假，唯佛是真”的谛念，在摄政不久，便借助天皇诏令“兴隆三宝”，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在第二条提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2]其意思是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物体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没有不尊崇佛教的，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他希望通过佛教和儒教等思想来实现他要建立一个国泰民安国家的政治理念。他强调贵族之间应以和为贵，对佛教要崇敬，对天皇要服从这一思想。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日本臣民“笃敬三宝”，这一形式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创建了7座寺院，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至推古32年“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并1385人”。[3]
圣德太子在积极提倡修建寺院的同时，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他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上至天皇、诸王、王女，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太子讲经的观众，同时又撰成《三经义疏》。所谓《三经义疏》，是三部佛经注疏的合称。据《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三疏的撰年依次为：《胜鬘经义疏》（611年）、《维摩经义疏》（613年）、《法华经义疏》（615年）。[4]
圣德太子视当时的中国隋朝为“礼仪之邦”，为了使日本能够接受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他摄政期间，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隋朝，恢复与中国断绝百余年的国交。于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经。第二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时，还带了一批留学僧。由此可见，入隋学法是圣德太子外交改革的重大决策，此举直接对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为解读和吸纳先进文明打下良好的基础。
622年圣德太子因病在斑鸠宫离世。此后20余年，日本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即“大化革新”。大化革新一方面继承圣德太子未竟事业以大陆文明为样板改造列岛旧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留学人员的加盟，即留学隋唐归来的僧人。这一举措使得日本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大化革新虽然不是圣德太子直接发动的，但是蓝图是他设计的。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9-50.
[2]陈凤川.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J].日本学论坛，2003,(3).
篇13
八世纪中叶，印度婆罗门僧带来了林邑乐与佛教的“声明”。其中，“声明”是佛教音乐的 一种，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间由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这种音乐形式在说唱里加入了经文 的旋律，采用梵文的梵赞(ほんさん)、汉语的汉赞(かんさん)、日语的和赞(ゎさん)三种不 同音律融合的手法，表达出了对诸佛赞叹的祈愿这样的目的。“声明”可以称作是日本音乐 的起源点，是人类以自身最单纯自然的嗓音与复杂的古典音乐相进行的一次亲密接触；同时 它也是当时日本社会里最为流行的音乐之一。
2．平曲
天台声明的出现为盲僧琵琶的创立提供了基础，一般认为这种盲僧琵琶曲是形成于镰 仓时代初的平曲的起源。琵琶这种乐器从古代雅乐里开始使用，所以又把这种琵琶称为乐 琵琶。而盲僧琵琶和乐琵琶构造有少许不同。所谓盲僧，只是盲人打扮为僧人的模样，并没 有真正皈依佛门，只是作为对属于寺院或神社的一般平民的称呼。那些作僧人打扮的盲人 是在平家灭亡的记忆将要消失之际徒步流浪各国，伴随着琵琶的演奏将平家物语的词章演 唱。词章完全是平家物语的内容，作者为信浓前司行长，因此平曲应是平家琵琶曲的简称。
3．田乐与猿乐能
在日本中世纪文艺界，最负盛名的乐种大概非田乐与猿乐莫属，因此有时将在某种特定 艺术环境中进行的田乐、猿乐统称为“中世纪能”。
田乐能是以中国传来的杂技中文艺的散乐为要素，在其发展过程中施加于作为田植仪 式的田舞，即为地方上的神事祭祀服务的舞蹈所形成的；所谓猿乐，简单来说，也是一种从中 国入境的传统音乐，后来经过发音转变，变成猿乐(能剧的集大成者世阿弥叫他申乐，不过发 音是一样的)，是散乐的转音。猿乐也可指用滑稽的技艺仿效的言词，平安时代就出现滑稽 的仿效，其中有描述一位煮茶人的故事――《さゐがふ事》。在我们所说的猿乐中，与白拍子 的舞和舞曲或一些其它曲调集合，使演奏猿乐能成为一种流行，大和、近江、丹波，甚至在摄 津等地都有了的喜好猿乐的人们。后来经由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 子的增删、写成理论书，这种猿乐能被作为出色的音乐剧出现于历史舞台。
4．谣曲
日本古典歌舞剧“能”的台本，简称谣。能是中世纪的室町时代在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 散乐)的基础上经过改革、提高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其题材多取自文史典籍，也有 一些是取材于社会现实。基于世阿弥从音乐的立场讲述能乐的词章的说法，在日本的能乐 已经是和历史中所触及的那样，从仿效技艺的猿乐能，再到采用更古老的田乐能力里的一些 要素，更加摄取了在当时世间流行的舞乐，可以说是“集百家于一家之所长”。
5．歌舞伎
“歌舞伎”是日本代表性的传统演剧，与“能”、“文乐”(人形净琉璃)并称为日本的三大国 剧，也是以音乐作为重要因素之一的综合艺术代表例子。“歌舞伎”是后世的音译字，应该是 沿袭了当时的“倾
6．净0璃
在日本近代的音乐中最被关注的是净琉璃。它本是说唱艺术发展起来的木偶戏，后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可以表现复杂情节、可以细致刻画人物性格的戏剧。净0 璃原指曲调，后来又指它的脚本，也可做剧种的名称。
古日本世代相传至今未有磨灭的音乐样式很多，在记录里只留下名字的也很多。其中 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固定下来的雅乐则就是代表了日本古代音乐的其中一种有名的 古典音乐。大多数的日本早期音乐都是从中国经过朝鲜传人再经过变换发展的，如在中世 纪的武家社会里流行的一个吟唱作品――关于一个武士和净琉璃姬的爱情故事，用传统的 能剧(古代叫做猿乐能)形式表现，到了近世则成为江户时代的代表音乐净琉璃，后来“净琉 璃”就用来指伴以三味弦演奏的戏剧说唱。所以说日本各时期代表音乐的流传，是与这些不 同时代历史背景相结合的。
二、唐乐的传入及其影响
中日两国音乐交流从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到隋唐时期达到顶峰。大约公元7世纪到 9世纪间，在日本历史上首次以国家的力量组织、推动对于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多次派遣 使节到中国。隋朝时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共有4次，唐朝时期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共有 13次，此外还有遇难返回、未曾入唐，而非正式派出或非官方派出的交流往来还尚未计算在 内。中日交流的鼎盛时期是在8世纪初叶到中叶的50多年间，即武则天当政的晚期到唐明 皇在位、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中唐盛世。这一阶段的遣唐使活动，都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 许多重要人物出现在这一时期，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吉备真备，以及中国的鉴真等。 而如果从日本女帝推古天皇八年(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算起，舒明天皇二年(公 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派出末次遣唐使，延续时 间长达238年。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 的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音乐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个方面来加以 说明。
1．音乐内容形式
隋唐时期中国传人日本的音乐形式主要有三种：唐乐、伎乐和散乐。
唐乐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即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它们流传到日本以后，被改 造为日本的雅乐。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共计百首以上，日本至今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 等二十几首唐代燕乐的古乐谱，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 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 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炀帝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在吴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 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 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 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 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散乐即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曲艺、杂耍和音乐结合成 的一种节目，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 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 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除了上述的三种音乐，隋唐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 本的民间音调产生了一定影响。大约八世纪，日本流行一种俗称“催马乐”的歌谣俗曲。据 日本学者河口慧海考证，此系藏语“地方恋歌”的音译，而在日本所流行的这种音乐形式并不 限于爱情，但歌词中有时仍掺杂着藏语，从此也就可以窥见中国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的踪迹。
在隋唐两代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同样对日本形成相当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 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 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彦山跟唐 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887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字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 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 筝而作。而中国的七弦琴也在隋唐时代也传入了日本，现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 今珍藏着唐代传人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中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明编撰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 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中国 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 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入日本，据记载，在日本 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 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人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 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2．音乐理论思想
平安时代，对于唐朝传人的乐学理论也逐渐进行着日本化。在唐代乐学理论传人以前， 日本虽然已有丰富的音乐实践，但在乐理论方面则没有什么建树。公元732年，日本留学生 吉备真备归国时，从中国带回十卷本的《乐书要录》。《乐书要录》是中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 论著作，它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第五、 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到中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学习了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 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中国的 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并影响了日本。
如奈良时代的吉备真备将《乐书要录》带到日本后，就今天尚能知晓的其中关于乐学的 种种论述，如“辨音声”、“审声源”、“七声相生”、“二变”、“三分损益”、“十二律吕”、“旋宫”等 等，在日本音乐家看来自然是全新的事物。初期，日本沿用唐朝的音乐理论，如十二律名称 的采用，但自平安朝以后参照中国的十二律名称创造出了日本自己的名称。现将中国和日 本的十二律名按照上下对应分别列出如下：
黄钟 大吕 大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壹越 断金 平调 胜绝 下无 双调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凫钟 黄钟 鸾镜 盘涉 神仙 上无
再如唐朝在乐学方面形成了二十八调理论，但日本并没有照搬，而是借鉴唐朝的乐调理 论，根据自己的音乐传统总结出自己相应的乐调理论，即日本“雅乐”用有六个调：商调中有 三个调――壹越调、太食调、双调，属“吕旋”；羽调中有三个调――平调、黄钟调、盘涉调，属 “律旋”。所谓吕、律，是从中国借鉴的术语，而吕旋、律旋则是日本化了的概念。
此外，中国的儒家礼乐思想传入日本以后，为日本朝廷所接受。公元757年，日本孝谦 天皇的诏敕中出现了移风易俗的礼乐思想，如“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从孝谦天皇的诏敕中可以看出，日本对音乐价值的认识和儒家的礼乐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种礼乐思想指导下，日本对音乐的追求也同样是所谓的“雅正”之乐，排斥所谓的“ 乐”。
而中国古代音乐观的阴阳五行说传入日本后，也对日本的古代音乐观形成了深远的影 响。日本的音乐家们也开始认为宇宙是由土、金、水、木、火五个要素组成，与此对应的音乐 调式也因此产生――越调、平调、盘涉调、双调和黄钟调，即我国的五声调式。另外，除了五 声调式，和我国一样，日本也分别把五行和时节、音阶(五声音阶)、方位(中央、西、北、东、 南)、颜色(黄、白、黑、青、赤)及国家的组成要素(君、臣、物、民、事)相互对应，并受我国的音 乐思想影响产生了“平调亡国论”的论调。如《教训抄》卷六的《平调》项中有此注解：“平调金 商也，西方音也，亡国音也。”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自隋唐以来就对日本音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 影响。但这种音乐上的交流到明朝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扰而受到影响，此后更由于清政府 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终止。一直到以后，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接受教育，才重新开 始了中国和日本的音乐交流，只是这种音乐交流，已经是单方面往中国带回日本的学校歌曲 和从日本学习西洋的音乐和理论了。
参考文献
[1]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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