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红白喜事礼仪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以上诸事谈妥，厨官师傅便会忙着找帮手。在没有电话和手机的年代，他们自有他们的便捷联系方法。他们会利用圩日，在同行家常聚会的店中，互相沟通，可免走家串户找人。
到了娶亲来客的头天一早，厨官师傅们先后来到雇主家。他们各带一只竹篮，篮中有剁骨的骨刀、切肉切菜的薄刀、锅铲、各种铁勺、捞罩、两齿抓肉钩等一应特殊炊具和围裙等。如有需要，其中还有人带上杀猪的屠刀、毛刀等器具。就像是“剃脑兼带吹”一样，他们还应是杀猪能手。至于破鱼、杀鸡、宰鸭之类的更不在话下。到了雇主家后，便是他们展示才艺的时候了。只见他们有分工合作，还会充分利用总理安排的帮厨人员，协助做东道。那挑水劈柴，淘米煮饭，洗菜，切些普通花样的菜，以及鸡鸭褪毛解剖等事宜，都无需沾手。
篇2
一般来客人，白开水一碗；有点身份的人，按情况不同，有糖茶；有糖茶加二粒红枣；有再加几粒干枸杞子；来了老亲长辈的，烧一碗加糖水波蛋，或加糖甜酒酿水波蛋，或加糖油馓子，或加糖糖油馓子水波蛋。抗战后，招待人客开始用茶叶。
留客人吃饭，烧锅白米饭，时鲜蔬菜加蒸蛋；客气的，现捉到鱼，红烧烧，鲫鱼蒸只蛋，腌齑豆瓣秧草干汤；请客人吃饭则要上街买猪肉、买猪下水，炒两只猪下水、炒鸡、鸭杂碎、炒蛋、时鲜蔬菜炒肉丝，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红烧鸭（鹅），几种炒烩蔬菜，冬瓜骨头（小排骨）汤、鸭子芋艿汤（烂河泥汤）等。鲫鱼蒸蛋是必有的。
篇3
对于兵民丧葬，雍正帝亦力主从简办理。他规定，普通民人之葬前后敛衣5袭，鞍马1具， 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监生可用春绢。鉴于有的地方在送葬的前一天，聚集亲友，设宴筵演戏，出殡时在队列前还演戏，雍正二年(1724年)又对出殡作出补充规定，严加禁止这些铺张行为。
雍正帝把以金银殉葬看作愚蠢之举，晓谕劝阻。满族旧俗通行火葬，入关之后，效仿汉俗， 从康熙中叶渐渐实行土葬，汉人以金银等贵重物品殉葬，亦为旗民所效。特别是八旗官员， 凡遇红白喜事，竟尚奢华，恣意靡费，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节，生计受累。对此，雍正帝极力反对。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初九日他颁谕主张薄葬:金银殉葬一事， 尤属庸愚之见， 毫无益于死者， 而徒起小人觊觎之心， 此圣贤之所深戒。雍正帝把怡亲王允祥丧事从简办理树为榜样。允祥是与雍正帝私人感情最好的皇兄弟，更为雍正帝的执政立下了赫赫功绩。雍正八年( 1730年)允祥重病，病中将身后之事一一指示，特画亲王坟茔图一幅，与其王妃及诸子说: 我身后茔地之制，悉照会典所载亲王之礼行，毋得稍有逾越，如或稍过，则汝等违我之治命矣。这年五月，允祥病死，怡亲王府的管事人把亲王自定的坟茔图拿给雍正帝看，图上茔地仅有门3间，亭堂5间，雍正帝览过不无感慨地说：此国家经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贤王者。但王之生平谦抑退让，今若身后独不从其言，朕心有所不忍。遂按常制为允祥建坟。怡亲王允祥在临终前还留下遗嘱:身后殡殓止用常服，凡金银珠宝之属，丝毫不可入棺。安葬允祥时，其福晋及诸子遵其遗言办丧，即使是平日所束之腰带也不曾殉用，雍正帝将此称为俭德远识，希望天下后人效法。
篇4
千里之外的安徽六安，小伙马俊中一直在上海工作，今年国庆节回到老家本想清静一下，不想却更加忙碌：“国庆7天，我有4天都在参加喜宴，还有3天在去参加喜宴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在中西部农村采访了解到，村民们节假日不得不应付无穷尽宴请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摆酒名堂很多，大体上可以用‘三生（升）三事’来概括：三生（升）即生日、生子、升学;三事指婚事、丧事、杂事，前两个事好理解，后面的杂事包含内容就多了，购车、买房、搬家等，只要想办，就有理由办。”丁祥威说。
三峡库区一村支部书记赵祥瑞透露，村里一村民考了驾照，竟然也办起酒席来。
皖北基层大学生村官张宁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长期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开始变得只看钱不认人，认为随礼多就是把自己看得重，给的少就是不给面子，相互之间还会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矛盾。”
无法承受的礼金
丁祥威清晰地记得：20年前办酒席讲的是人情，那时候送鸡送蛋，送米送面，礼轻情义重。“现在，办酒席讲的是份子钱，再穷也要把份子钱凑足，礼金已经成为村民沉重的负担。”丁祥威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至少要参加40次左右酒宴，每次礼金最少100元，一般200～300元，多的500～1000元，平均1年要在这方面花费万元以上。“我的交往面还是窄的，有些人家一年要随三四万元。”丁祥威说，农村人一年种庄稼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还不够交份子钱的。
西部某贫困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往年每个暑假，他光升学酒要吃二三十席，光礼金就要送四五千元。
占明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近来他发现自己经济越发吃紧，算一算开销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赶人情”。在他看来，“赶人情”已经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钱、为了面子、为了不吃亏，俨然成了“赶钱情”。占明说，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就有4个同学结婚、一个同学宝宝满月，工资几乎无存，经常吃泡面，要不就到父母那里蹭饭，感觉经济怎么都独立不起来。
除了你来我往这种正常的酒宴，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要获得办事方便或是一些稀缺性资源，一些农民还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基层干部的酒宴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给本来就愈演愈烈的随份子、赶场子更添了不少“灰色”意味。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无法享受。既然去了，人家是村干部，份子钱少了，岂能看上眼？
身不由己的游戏
重庆万州区走马镇走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向秀发说，人情消费玩来玩去，到了最后谁也不赚钱。
安徽安庆某镇的吴永贵今年50岁，在当地经营着小本生意。他和爱人千盼万盼终于盼到儿子在今年国庆节成了婚，但这一场婚宴也让他花光了几年来的家庭收入。
“一共摆了30桌酒席，请了我们县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婚宴所有的开销在一起大概花了20多万元，减去收回的5万元礼金，大概花了十几万元。”吴永贵心疼地说，“我们农村人都爱面子，你不摆会被人说、会被看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人喊累，客人也喊累，可如此累人的酒席为何无休无止呢？一些村民道出了缘由：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不好，但是又都没有办法，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办酒席是为了收份子钱，但是不去又不行，没钱借了钱也要去，就怕别人在背后讲闲话。”曾在三峡库区某村当过村支部书记的杨永生说，许多村民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想尽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虽然“赶人情”在农村已经到了人人累之厌之的程度，但依旧屡禁不绝。究其原因，是人情束缚、社交模式、逐利需要等在起作用，并在加剧乡风嬗变。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必须建立健康文明的人情交往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农民的危机感;同时，避免灰色消费导致的权钱交易，不要让人情钻了基层廉政建设的空子。
人情、社交、逐利：多重因素加剧乡风嬗变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它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像一张在手中不断编织的网，越来越华丽，但一根线都不能断。
“这就是说，最为实际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如此大方地出份子钱，首先是为了通过人情来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方便自己的生活，扩展自己的资源。久而久之，这种人情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生活模式，或是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反过来又会形成约束力，迫使农民遵守并强化它。”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分析说。
在他看来，人情固化和异化的束缚是加剧乡风嬗变的首要因素。“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人们潜意识里会自觉遵守它，无论它是否已经变质异化，但形式依旧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不可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虽然红白喜事已经变味成“先集资再偿还”的资金流动，以前作为感情的因素在淡化，经济利益在强化。但在不少农民眼中，老祖宗都是这么办的、别人家也是这么办的，于是自己也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真是喜喜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社交模式较为单一，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少，但社交需要非常强烈，个体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其家庭、亲缘、宗族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寻求“赶人情”的方式。
“我给你、你给我;我帮你、你帮我，在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你来我往是情感维系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农民追求归属感的表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在他看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集体生活较之于过去越来越淡，互帮互助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各种人情消费趁势强化的原因。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红白喜事都是农村人际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农村人口结构以及对精神交往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这要求交往形式随之改变。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感情的成分让位于物欲的上扬，交往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盲目求大、求高、求排场，超出了民风民俗、精神需求的范畴。
对于灰色消费以“赶人情”的名义横行，不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互相逐利的需要。“农民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利益，如家里要盖房子需要审批，土地拆迁了多分点房子、申请困难户等等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干部。逢村里有个一官半职的干部家里办大事，农民多上门随‘大礼’，他们希望可以以小利图大利，‘赶人情’也就成了他们寻求利益的突破口。”王开玉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灰色消费是改变农村红白喜事本真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的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缺少现代性质上公共权力的监督，“赶人情”轻易钻了廉政建设的空子。
健康、文明“作料”，调“味”人情往来
王开玉认为，农民为人情东奔西走，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是为了备不时之需，帮助自己脱离生活、生产的困境，想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从体制上消除农村居民的危机感，为农民创造不过分依赖私人关系的客观条件。
人们的精神生活、情感联系无法取缔，因此农村也不可能没有“赶人情”，但方式需要改，淳朴的理念要先行。“首先，要提倡勤俭节约，明文反对铺张浪费，逐步转变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其次，理念先行，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还原本真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第三，考虑引进一些新的风尚，如节日送鲜花、贺信、对联等人情味更浓的东西，而非金钱的相互交换。”范和生说。
针对灰色消费，竹立家提出，要加强基层廉政建设，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同时，要树立农村地区政权的法理性以维持基层村委会的规范运行，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基层政权，改变人情大于法的基层社会态势，建设法大于权的健康基层政权。”
移风易俗有新招
“在农村每逢操办红白喜事，主人多会委托一人统管大小事务，这人便是村里皆知的‘总管’。用句时髦的话说，‘总管’就是农村红白事的CEO。”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居民曾奇说。
篇5
提起民间唢呐，年长的艺人们常有“胡琴三担米，唢呐子一早晨”的说法。其实，民间唢呐跟其它民族乐器一样，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况且，民间唢呐曲牌数以百计，即便是流传甚广且常用的曲牌也足够吹鼓手操练三年五载。
吹鼓手是民间的习惯称呼，其实他是唢呐匠与鼓乐手的合称。他们由社会业余器乐爱好者组成，也有民间艺人参与。凡有人请，只须邀约5人（吹唢呐2人，敲锣鼓3人）短暂合伙，因此吹打水平参差不齐。譬如在民俗文化“跟花轿”的礼仪中，有的唢呐艺人吹的《蚂蚁上树》、《南瓜花》、《伴妆台》等曲牌，一听那口风与技巧，便知是祖传老手。但敲打背鼓、镲子、铛铛锣的伙计，则多数只是操练过三五天的半罐水，只图锣鼓敲得响，跟着唢呐节奏走，并无多大技巧可言。
篇6
“小打”乐器由箫筒（或竹笛）、牛角胡（分中高音两类）、月琴及碗、碟（打击乐）组成。乐曲风格淳朴、素雅、优美、婉转，结构严谨、完整，深受布依族人们喜爱而流传至今。
当地布依人民，每逢过节、喜事及集会时，都邀请小打音乐至现场演奏助兴，围观者彻夜静听，不愿离去。
布依族小打音乐在黔西南北盘江一带民间流传的计有300余谱，有《木叶戏调》《峰顶歌》《大小开门》《喊工调》《过街调》《上下黔西》《接客调》《送客调》《请客喝酒调》《谢酒调》《过街调》《一支梅》《三春柳》《乱插花》《一更里》《二更里》《梆子八谱》《达南二谱》等等。
篇7
用先进的理念刷新服务窗口
窗口服务是形象，是品牌，是效益，是展示农村合作银行风貌和服务水平最好的舞台。近年来，横山路支行牢牢树立以“服务求发展”的理念，以追求“优质、文明、方便、快捷、规范、真诚”为目标，以客户满意，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合规建设、标准基层行社建设”为契机，将文明服务规范，有声有色地融入日常工作，围绕文明服务、规范操作，建立制度，有考核、有计划地开展优质文明服务活动。
用一流的规范服务擦亮“窗口”。支行充分发挥“窗口”优势，细化服务促提高，丰富文明服务内涵。做到“五个统一”。即：统一标准装修，统一户外标识，统一员工着装，统一服务设施，统一员工牌号，在服务上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在服务规范上，严格按照总行的制定“服务标准”进行要求和管理；在服务态度上，做到主动热情，礼貌周到；在服务语言上，做到文明用语、“三声”服务；在服务仪表上，做到端庄得体，整洁大方；在服务质量上，讲究快捷准确，安全高效。同时支行推行服务承诺制和首问负责制，加强行为考核；组织员工参加“金诺文明服务礼仪”培训，邀请礼仪培训师对员工进行站姿、坐姿、行礼等基本商务礼仪培训，要求员工掌握基本的服务细节。同时注重围绕新业务、新知识及业务发展新要求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坚持定期开展打字、点钞、百张传票、业务竞赛活动。提高员工服务技能和水平。
篇8
这些业余剧团,是活跃在广大农村中的一支文艺“轻骑兵”,他们经常身背乐器、服装道具,脚踏自行车,风雨无阻地去演出,他们演出的范围非常广泛,除参加节目、庙会的演出外,大半时间为农村的各种礼俗演出,由于他们行动方便、节目健康,群众负担轻,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
前不久,笔者随同一个业余剧团到农村调查,广大群众对剧团的热情欢迎,使人深受感动。这个业余剧团的演唱水平相当不错,有的专业演员也难以达到,尤其是他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其精彩程度,令人赞叹不已。比如他们演唱的反应精神文明尊老爱幼的快板落子《全家福》,群众拍手叫好不绝,竟让其返场数次。这些业余剧团编演了许多小节目,为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业余剧团,在演出活动中,相互竞争,取长补短,艺术水平也不断在提高,为国家也培养了不少像样的艺术人才。
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到现在群众普遍反映文化娱乐活动太贫乏,除了晚上看看电视节目,利用红白喜事的机会看看戏、看看电影,群众就都很高兴了。现在,这个县农村的红白理事会,正在着手改革,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要婚丧嫁娶吃喝从简,礼仪从简,允许请剧团演戏放映电影等。
对于农村业余剧团要不要去占领这块农村礼俗阵地,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笔者认为,要不要占领或如何去占领,确实需要很好的研究。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目的在于,使这块农村礼俗阵地,真正成为农村业余剧团宣传两个文明的阵地。
笔者还看到,有的农村业余剧团在演出活动中,有迷信、庸俗的方面。农村某些不健康的习俗,确给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蒙上一层阴影,或多或少地助长或喧染了一些不良习俗。如:有的剧团竟为了封建迷信的所谓“神像”吹唱,有的在灵前献戏为送殡吹唱,为“破土”、“圆坟”吹奏等等。这些应当引起警觉,不可低估他的社会影响。
篇9
土家族群众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2010年10月18日，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被命名为“中国土家山歌之乡”。土家族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土家族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候，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是逢年过节到土家族群众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节庆食俗
土家族民间十分注重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年最为隆重。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做绿豆粉、煮米酒或咂酒等。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为社日，届时要吃社饭。糯米粑粑是土家族民间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重阳节打粑粑，女儿“坐月”送粑粑，修房上梁抛粑粑。节日里馈赠亲友，一般也都是互送粑粑。除糯米粑粑外，还有高粱粑粑、小米粑粑、包谷粑粑等。
土家族群众十分好客。平时粗茶淡饭，若有客至，夏天先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就先吃一碗开水泡团馓，然后再以美酒佳肴待客。一般说“请客人吃茶”是指吃油茶、阴米或汤圆、荷包蛋等。无论婚丧嫁娶、修房造屋等红白喜事都要置办酒席。一般习惯于每桌九碗菜、七碗或十一碗菜，但无八碗桌、十碗桌。因为八碗桌被称为吃花子席，十碗的十与石同音，都被视为对客人不尊，故回避八和十。
民族服饰
土家族女装为短衣大袖，左袄开襟，滚镶2层至3层花边，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过赶年”，即提前1天至2天过年，是其重要节日。土家族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缠青丝头帕。妇女着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着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喜欢佩戴各种金、银、玉质饰物。
在土家族群众的心中，繁多的色彩里，红色最受青睐。红色有着热烈、鲜艳、醒目、样和之感。土家族群众不但在服饰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形成了“无红不成喜，有喜必有红之俗”。
篇10
他们长期以垦荒为业,为开发培植我国高寒水稻,种植东北优质大米做出了贡献。朝鲜族的歌舞蛮声全国。朝鲜族人酷爱体育,讲究卫生,文明礼貌,特别是尊老爱幼的美德受到各族人民的好评。
朝鲜族是一个勤劳、智慧、乐观的民族,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朝鲜族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喜载歌载舞,他们的农乐舞、龙鼓舞、婚礼舞、刀舞和槌衣舞倍受青睐。在大力弘扬传统民间文化的同时,民族工艺品,如绘画、雕刻、草编、剪纸等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和浓厚的东北风格。
朝鲜族的婚礼习俗非常热闹,尊老习俗备受称道,有一日四 餐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捣衣”劳动。每到中秋左右,妇女们都要拆洗被褥衣服,进行晒喷浆,待其半干后叠成长方形在砧上捶打,这就是“捣衣”。
永吉县兴光村朝鲜族民俗村,已被辟为旅游景点。主要旅游活动有:村民与游客共同歌舞联欢;到村民家中参观民族生活习俗;在具有民族特点的火炕上品尝朝鲜族风味餐。朝鲜族的米饭、米酒、打糕、冷面、小咸菜、山野菜、狗肉全席等风味饮食和充满热情的招待令游客留连忘返。
像我们印象中的一样,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极有特色。年轻女子往往穿着质地华贵、色彩艳丽的长衣裙,中年女子也一样身着漂亮的长筒裙,只是颜色以素色为主;男子则喜穿短上衣,外加坎肩,裤腿宽大,外出多穿长袍,儿童也着长裙,并在衣裙的袖口处配上七彩缎,色彩明亮。
朝鲜族的房子都以木搭架、屋顶四面坡用谷草或稻草、瓦片覆盖,墙壁多为泥墙刷白灰。现在砖瓦结构的住宅日益增多。
朝鲜族婚礼仪式隆重,分别在女方和男方家两次举行。朝鲜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风俗盛行,父子关系是一切人伦关系的基础,讲究父慈子孝,长子赡养父母。
朝鲜族有独特的家庭节日,如回甲节(六十周岁生日)、回婚节(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
民俗吉林之满族风俗习惯
篇11
说到这“泛食主义”，它也包含在饮食文化内，只不过是口语上通过文字来表达的。就像是说人就叫“人口”；谋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就叫“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吃什么饭，就像书中所说的：“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而言之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切都与“吃”扯得上边。
饮食，说白了也就是吃饭。但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终于深刻的了解了中国人的“吃饭”文化。
何为“吃饭”文化，我想这也只能在中国才寻找得出答案。在中国人看来，食物乃生命之源。因此给人食物，请人吃饭，是一种很重的礼仪；而接受他人的食物，则是受了很大的恩惠，必须加以回报。这，便是中国文化中“吃饭”文化的基本准则。但在这一来一往，你一席我一顿的过程中，这“吃饭”文化渐渐的变了味儿。中国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渐丰满的腰包也闲不住了，开始流行起“请客吃饭”，而“吃饭”文化的基本准则也渐渐成为中国人请客吃饭的正当理由。大家也习惯起这新一代的“吃饭”文化。像这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涨了工资，搬了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大姑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客吃饭。有人来了要“接风”，送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撮一撮”，没事也要“聚一聚”。用书上的话总结：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
这饮食饮食，说完了“食”，接着得说“饮”了。
既然说到“饮”，那么“茶”，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西方人爱喝酒。“西人饮酒而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这是书上的原话。西方人喝酒是为了身体，中国人品茶则是为了意境。
自古以来，茶就是文人雅士所热衷的“至清至雅之物”，它也往往用于陪衬一些山水美景，文雅之趣。所以，这喝茶不叫“喝茶”，得叫“品茶”，从这品茶中还能品出人生哲理，事物的启迪，从而自古产生那么多的伟大诗人来“颂”茶。就连这品茶中，还品出了茶术之道。
不单“食”能请，这“茶”也能请。比如这“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过于排场，但也不过于寒酸，几叠小食，一杯清茶，既能解决早餐问题，也可以享受其中的一点“意境”。它也确实比请客吃饭少了一点铜臭味，少了一点利益和关系。
篇12
回族在相互说“色俩目”时，同时还握手。有些地方的回族在致“色俩目”肘，右手置抚胸前，腰微微前躬，表示从内心敬重对方，衷心地祝愿。有些地方的回族在致“色俩目”时，双手抱拳或平扬双手，表示亲切庄重。还有的回族在致“色俩目”时，相互伸出右手相握，左手抚在对方的右臂上，意为关系非常密切，亲如一家。如果有的人出门遇到不相识的回族，致“色俩目”问好，对方就知道你也是回族，有什么要办的事，就一定热情帮助。
篇13
到媒家馆找对象者，多为难于娶得起“新抱”的单身汉、老汉或身体有缺陷之人。当然，间中亦有一些幸运者嫁给人作偏房或继室。旧时，媒家馆虽然是一种半公开的职业，但牵线搭桥比较讲信誉，据实介绍，不作隐瞒，成功与否，全靠随缘，由双方自定。收容者，由馆内供饭（也有只介绍而不留食宿者），介绍成功时，其食宿费用从男方所付的“身价银”中扣除，且要收取一定的介绍费。
媒家馆与旧时买卖妇女、窝是不同的。时人有《竹枝词》云：“蝶媒蜂使日交加，莫论阿娇‘打泻茶’（广州人称未过门而死夫者为‘打泻茶’）。纵有大红花轿坐，春归燕子又成家。”
二、捻妹花
广州方言，捻，意为培育、培养。如：养鸟称为捻雀，种花谓之捻花。妹，是当地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称，如“妹仔”、“乡下妹”。花，作幼苗解，如：称鱼苗为鱼花，叫雏鸡为鸡花。捻妹花，即是将妙龄少女培养成人，以高价出售的一种畸形行业。
此业盛行于清末民初。当时，广州的豪商巨贾、达官显贵、军阀买办极为集中，他们无不妻妾满堂，纸醉金迷。即便如此，还嫌不够，于是到处寻花问柳，广觅女色，以供玩乐。捻妹花行业，正是投其所好之产物。
操业者以女性为主。她们多是弃妾、寡妇，有的是从顺德一带流入广州的“自梳女”（即终身不嫁的老姑婆），还有的是媒婆、老妓、鸨母。这些人在广州西关富户集中的横街小巷内租赁或自置房子，以收人养女为名，从城市和郊区贫苦人家中挑选一些长的漂亮，身材姣好，动作灵巧的少女收养捻教。从饮食起居到言行举止，都加以严格训练。为捻好妹花，有的捻花婆子还专门雇请“粗妹”，负责家中粗活，而妹花则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由粗妹服侍。有的还要请教师，或送去私塾读书识字，带妹花到富庶人家串门，学习礼仪。总之，她们要千方百计把妹花捻成素质一流，知书达理，能琴棋书画的淑女，以便售个好价。
经过数年的精心培育，妹花便可待价而沽。现今有名的西关第十甫陶陶居，便是当年“睇妾侍”的传统处所。能买得起妹花之人，均为富户阔佬，为此，羊城《竹枝词》云：“妹子妆成小姐娇，名花捻就画难描。陶陶居上论身价，范蠡千金未枉丢。”
三、关帝厅人马
关帝厅人马，实为广州昔日的乞丐集团。这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及大小头目，帮规严格，势力非凡。始自何时，已很难考。最初，他们集中在西关一带，各级头目分别歇脚在文昌宫、洪圣庙、孔子庙、莲花庵等寺庙。总头目则寄足于西来初地华林寺内。市区和近邻破祠烂庙中的乞丐统归其管辖。关帝厅头目原为世袭制。后来，北方有名为陈起风的花子头，曾在少林寺内当过几年头陀，有一身武功。此人逃难到广州后，势力日强，取关帝厅头目而代之。
旧时，广州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必先送一笔黑钱（黑话称“碧陈”）至关帝厅，换回一木板刻印的：“附城花子陈起风”符篆式条子，贴于门口，于是，别的乞丐便不敢前来寻是惹非。事前，还要备一桌盛宴，款待陈起风。陈只带一二亲信赴宴，入席后只饮一杯酒，每盘菜只尝一口，便吩咐随从将全席酒菜打包回寓所，以飨其亲信众徒，并以此为帮规。对此，即便大户人家也不敢怠慢，否则，陈会调集群丐大闹一场，直至主家满足了关帝厅人马的要求，才肯罢休。
关帝厅人马全盛时期，广州市内的乞群几乎无不附属于他。大本营就设在南华寺。陈起风作为乞头，如同皇帝一般。他在西关拥有豪华的住宅，并有几房妻妾，一群奴婢，还豢养了一批打手。据说，陈起风一亲信的姐夫做了南路知府，派人找他去做钱粮师爷，他竟不愿赴任，回信说：“宁与五百罗汉作伴，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便是广州流行的俚语“做贯乞儿懒做官”的由来。
关帝厅人马的头目，负责对乞丐进行训练，然后派他们沿街行乞，或去仪仗铺里打点零活，还有卖唱耍猴等。乞丐们乞取的酬赏，须供奉三成给“大骨”（乞头），然后再上缴一部分给关帝厅头目，由他们与段警分享。因此，在乞丐中流行有“脱鞋来穿屐食，穿屐来穿鞋食，穿鞋来穿靴食”之说。意为：赤足裸腿的乞丐得来的布施，要孝敬穿屐的“大骨”；而大骨又要上缴穿鞋套袜的关帝厅人马；关帝厅人马还要供奉皮靴贼亮的警署官员。
四、光雅里仪仗铺
广州西关，有一条石板小街，名叫光雅里，以开设仪仗铺而闻名羊城。旧时，有名气的仪仗铺多多福、万福、丁财贵、永全福、广福、联福、有丁财等十多家。仪仗铺里的管理人员，一般有店东、伙计三四人。仪仗铺的劳动力来源，主要靠临时雇用乞丐及老人院、孤儿院的成员，以乞丐为主。为主家体面计，雇用人员统称为“亲家郎”，乞头则称为大骨。仪仗铺接受红白二事后，按事主所讲的规模，计算好招雇夫力的数额，提前一二天在铺门口挂水牌公布，由大骨负责召集。所得仪仗费用，层层盘剥，到夫力手中时，所剩无几。
仪仗铺临时发给夫力衣服。喜事，一律穿红色镶黄边的衫裤，戴黄色并绾有红边的草帽；丧事，夫力则穿白色镶蓝边的衫裤，戴黄色绾蓝边的草帽。这些服饰，用完后要交还。因夫力多为乞丐，常发生乘机脱离仪仗队伍，将衣帽带走的事件。主家对夫力的使用要求极严，还有诸多禁忌。如明确规定，喜事、丧事所用的“亲家郎”要严格区分，如若杂用，对主家不吉。但是，仪仗铺老板只图赚钱，不管禁忌，多瞒着主家，将刚刚抬过灵柩的夫力，夹杂在婚庆的亲家郎中。在仪仗铺，常用“红豆沙与白果粥捞埋一堆”的黑话，来称这种喜、丧仪仗夫力杂用的做法。
仪仗铺除在广州办理红白二事外，还承领近郊及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各地的迎神打醮等会景仪仗。因此，昔日广州仪仗铺的生意甚为兴隆。自“五四”运动之后，在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礼俗浪潮中，仪仗业逐渐走向下坡，仪仗铺顾客日稀，业务一落千丈。广州解放时，此业已经销声匿迹了。
五、爷门堂倌
爷门堂倌，简称堂倌。是对临时受雇老爷门下专供特殊差遣之人的称呼。堂倌是专为红白喜丧之家服务的行业。一般由主家直接雇用，有时也受托仪仗铺代雇搭配使用。堂倌只要在自家门口贴上写有“某记承接堂使、茶担、礼生”之类字样招牌，雇主或仪仗铺老板便会登门接洽。堂倌人数不多，主要聚居在西关的光雅里、牛角巷、文昌街一带。
堂倌分男、女二堂，实际上均由男子担任，他们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左右。男堂、女堂均着男子服装，只是女堂倌比男堂倌穿的衣料要好些。由男人装扮的女堂倌，主要是侍候女眷，因此要薄施脂粉，油头粉面，泽亮的头发上钳个大发夹，脑后插一把骨质的发梳。女堂出手兰花指，开言假嗓音，奶声奶气，扭捏做作。由于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日久积习难改，因此，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也摆不脱女堂倌的娇态，常令亲友反感。堂倌收入低微，加之阴阳怪气，动作变异，因之难觅得配偶。
堂倌在喜丧主家，主要是写礼帖，排座位，点礼品，挂喜幛（或孝帷），做礼生，侍候客人。宴席中，堂倌穿梭于宾客之中，上菜、斟酒、敬茶、递巾、打扇、递烟、引带上厕所等，无所不干。还要追随主家前后，拉长尾音，高唱：“老爷（新郎）亲自上菜，请各位多饮几杯”之类的话，逐席献菜敬酒。席将散时，还要陪同新郎、新娘叩头作揖，逐一谢席。席终人散，男女堂倌一起动手，收拾残汤剩羹，擦抹桌椅板凳，清洗杯盘碗碟，忙到深夜，才轮流分食客人吃剩的饭菜，实是凄惨。堂倌在婚庆主家就雇，除上述事务外，还需陪新娘、新郎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拜尊长，并侍候俩新人吃暖房饭，点龙凤烛，捧大吉盒。三朝回门时，要跟在新女婿的轿尾，前往女家拜丈人、岳母。
堂倌因要受雇于爷门，而且要执掌礼生、写贴、定称谓、排辈份等，所以，必须懂得礼法。他们多粗通文墨，熟悉尊卑界限，因而，此行当大多为祖辈相传。
六、梳头婆
梳头婆又称大妗姐，系旧时依附于仪仗行业的又一帮口。她们是婚庆场合女家用于跟随新娘的临时使妈。有的由仪仗铺包办，有的则由主家央人直接雇请。大妗姐一般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妇女，因她们在无人雇请时常到街头巷尾摆摊梳头，因而有梳头婆之称。梳头婆多属失业的佣人，也有的是遗孀弃妇，还有的是从顺德一带流入广州的自梳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