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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年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局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按照贵单位要求，现将区经商局2017年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做如下报告：
一、 明确责任，落实分工，成立以局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局党委书记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机制。局党委书记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局党委积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与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多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学习和研究。把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局党委会议全年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5次。按要求对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通报、讲话精神进行及时传达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年多次向区委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并多次在党委会、支部会、党员会上通报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我局认真调研，形成突发问题和重要事项的处置机制，建立专门台账，专题会商，进行销号式管理，切实防控风险、消除隐患。配合做好新闻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对外宣传联席会议。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做到统筹协调本单位、本行业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中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视网络评论工作，主动开展评论引导。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局党委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加强指导、精心安排，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精神的热潮。组织局党委中心组以学习贯彻精神为主题，精心选题，认真组织，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精神学深悟透，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用精神来指导我局党建工作，继续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花大力气来抓，力争让我局意识形态工作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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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1、抓好理论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作为首要学习任务，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党工委理论中心组9次，组织领导班子学习研讨2次，开展干部集中学习4次。积极做好“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全街道党员下载248人，占党员总数67.57%。
2、提升宣讲实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开展全市“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活动5次。常态化开展“微宣讲”，利用进村入户、党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讲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五有”工作要求，积极整合各种资源，组建街村两级志愿者服务队伍，登记在册志愿者210人，已开展志愿扫雪、卫生整治、移风易俗、义务植树、走访群众等志愿活动50余次。
（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
4、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工委主体责任、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和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1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专题汇报。
（三）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5、提高正面宣传水平。街道利用宣传栏、宣传车、咨询服务、微信、微博等形式，开展“七五”普法、扫黑除恶专项斗阵、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等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统一力量。我街道聚焦和突出建国70周年主线，开展了“七一”“国庆”等系列活动工作，让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参与进来，更加坚定了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6、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立8人网评员队伍，建立网络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回复处理网络舆情5起。严格落实政务类网站、政务“双微”信息“三审制”，做到信息层层把关。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信息摸底统计工作。
（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7、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坚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工作开展制度化、常态化，按照每月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组织办、村精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120余次，打通宣传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印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好人、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四会”组织作用。推行“党员先锋认领工程”，
要求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力攻坚补齐农村环卫、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短板，积极开展“好人”建设，上报“竹峰好人”9人，2名党员入选好人。
（五）严格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9、强化阵地管控。严格落实思想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程序，及时对涉及我街道论坛的问政进行回复，街道网评员在论坛开展舆论引导4次。根据上级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内宗教活动场所“四进四有”工作，维护宗教领域安全。
（六）培育意识形态工作新风尚
10、认真办好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3次，开展群众自办春节联欢会活动，得到了群众好评。让主流核心价值文化深度传播，让群众在参加文化活动的愉悦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11、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切实做到稳思想、稳预期、稳人心。对1名党员信教参教行为给予谈话处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
理论学习不够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不够。
2、平时信息报送还不够及时、全面。由于平时较多的应付于基层工作，存在着“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片面的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报送内容数量、质量和全面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3、与上级部门交流不够。与上级交流主要局限于上级布置任务、开展相关培训等活动，常常是被动进行工作。缺少主动与上级对接，沟通，学习相关业务工作，缺少了主观能动性，工作激情有待加强。
4、“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库区党员、老年党员较多，“学习强国”平台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还需进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续对“学习强国”平台的安装使用进行推广，并对老年党员进行3手把手教学。
5、宣传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宣传质量方面我街道宣传报道较少再高级别的报刊网站进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传新闻稿件质量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学习。宣传手段上单一，缺乏创新机制，创新手段。未能积极主动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实际情况的宣传手段，宣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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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制定学习计划。分别制定了《县民政局党组中心组2020年度学习计划》和《县民政局党支部2020年度学习计划》，对学习时间、内容、人员等作了具体明确，形成了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的良好格局。二是深化学习内容。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党组成员上党课、道德讲堂、网上在线学习等学习机制，及时召开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县委关于意识形态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的专题学习会议。三是丰富学习形式。通过版报、张贴宣传画、党员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宣传学习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向全局党员干部发放了《党的文件汇编》、《学习讲座》、《党的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书籍进行集中学习或自学，提高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
三、多措并举，推进责任落实
一是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倡导全局干部职工礼貌待人、微笑迎人、阳光服务，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努力培树文明标兵，引导民政人员树立文明审计意识，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品德意识，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践行雷锋精神为抓手，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到乡村（社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献爱心、送温暖”、“创建文明城市”和整治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提升自身道德文明素质，塑造团结友爱、勤于劳动、甘于吃苦、乐于服务的审计形象。
四、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健全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今年投入资金，在大院内设置制作了5版宣传橱窗用以政策宣传等，在办公楼显眼位置粘贴宣传画宣传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风廉政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三是健全防控体系。按照县委的要求，安排人办公室一名人员兼职联络员，积极参加相关网络信息管控的知识技能培训，规范网络信息，提升管控信息的能力，适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引导，切实做到可管可控。
五、工作存在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的积极向好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党建工作的不正确想法，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软指标来考虑，总认为一线工作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只要有经验、有实干精神就可以把事情干好，而忽视了党建理论对工作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不到党建工作对业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党建抓党建，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教育管理方式单一，党员队伍教育培训有待加强。学用结合不到位，并不能完全用所学指导工作实际，实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制度执行不到位，致使党员教育管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党员党性不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三）意识形态阵地和人才队伍的建设、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阵地意识不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薄弱，信息、新闻上稿数量不多，信息报送不够及时、全面，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款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与蓝天行动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下半年，党支部更加注重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并结合日常的实际工作，每月按照计划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集中学习和自学。重点学习了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要求每个干部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做到了学习人员、时间、内容、检查四落实。
（二）落实党支部的“五化建设”，狠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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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执法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建工作的突出位置，通过压紧压实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效推动我局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地。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个是，加强理论学习，抓好阵地建设。一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将意识形态专题学习列入中心组学习计划，有效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站位，增强阵地意识;二是利用固定学习日及学习强国平台，组织干部职工及时学习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文件和讲话精神，筑牢信念之基;三是严肃过好党的组织生活，通过谈心谈话切实帮助党员干部站稳思想阵地，旗帜鲜明的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另一个是，理论结合实际，做好宣传工作。一是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积极对本部门今日头条、两微一端舆情进行正面引导，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是积极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参与社区防范金融诈骗宣传活动，帮助党员认清金融诈骗的各种形式，有效帮助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三是做好公益广告牌和主流文化广告牌的维护工作，上半年共更换维修公益性立柱X处、画面X处、门头X处、墙体X处、灯箱X处、路旗X处。四是加大对违法小广告的清理力度，上半年共清理涉黄、办证、等违规小广告X余处。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问题和风险点
1.对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够准确，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学习培训多以集体学习为主，对个人自学的敦促不够，存在个别干部学习自觉性不高，以干代学的情况。尤其是当工作与学习发生矛盾时，往往将工作放置于学习之前，导致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系统性不强，学习效果不好。
2.部分同志不能适应当前网络化新时代，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积极性不高。如个别同志在通过学习强国等学习软件进行学习时，仅仅是用它来看文章和观看新闻，并没有积极参与挑战答题等项目。
3.虽然已经建立起一支网宣队伍，监控和引导网络舆情，但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除了存在兼职情况之外，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理论功底有限，并未经过专业的业务培训，对社会舆情的把握不够精准，切入点不够准确，引导能力不强，在工作中对各种形式的舆情不能清晰的分辨出轻重缓急，对舆情一视同仁，距离上级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仍存在不小差距。
4.虽然扩大了意识形态谈心谈话的范围，提高了谈心谈话的频率，但是谈话的内容多以近期业务工作为主，对非党干部职工尤其是非党公益性岗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够了解，不能及时、准确把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本行业本领域舆情动向。
5.疫情期间全市范围内的小区、村按要求暂时封锁，导致极少数村临街墙体上的违规违法小广告无法清理，不法分子借疫情误导群众，通过张贴不法小广告的方式恶意散播违背主流思想的荒谬言论。
6.虽然为解决阅览室图书资源与干部日益增长的知识渴望不平衡的问题，举办了“书香机关”活动，并且积极为干部提供阅读书单和电子书籍，但是仍存在部分干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的情况。如部分干部只是满足于完成活动建议的每天一小时、每月一本书，思想上没有真正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从“一般学”变为“深入学”，没有真正养成孜孜以求、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持之以恒抓思想教育。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切实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有效引导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持之以恒强网宣队伍。加强网宣队伍培训力度，通过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网宣队伍，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为维护网络环境贡献力量。在XX网开办了进言献策栏目，聘请网络责任编辑,收集意见建议。开展“发贴竞赛”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势”。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关注社会的焦点、难点和热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极写博发帖，积极献策。
三是持之以恒抓“学习强国”。加强对学习强国学习情况督导检查的力度，要求每天最低30积分的达标线，每日通报前一天未学习人员，各党支部对每名党员学习情况进行排名公示，将党员干部个人学习参与度、获得积分，党支部总分值将作为年度考评党支部、党员的重要依据，推进常态化学习，用“学习强国”激发学习力量，形成“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从而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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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支部班子成员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履职尽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述学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制度一、建立分析研判机构。成立各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校长、支部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副校长、教导主任、支部委员担任，成员由学校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及教师代表担任。
二、分析研判时间。常规性研判每半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6月中旬和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及时研判。
三、各支部全年专题研判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
四、分析研判内容。重点分析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存在的重大舆情和重大问题、今后的应对策略等，研判结果以报告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五、定期通报结果。各支部每年在各校通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阅评制度一、阅评领导。人员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主要负责同志组成。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二、阅评内容。重点阅评各校德育工作方面、教师队伍考核与管理方面、师德师风方面、学校办学行为方面、学校网站和校园广播等方面。
三、阅评时间。每季度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下旬、6月下旬、9月下旬、12月下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组织阅评。
四、对学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错误思潮和言论，应通过学校管理信息形式，理直气壮地及时进行批驳，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
五、各支部阅评情况以信息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系沟通制度一、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与各校“结对子”，明确联系方式，建立联系。
二、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同各校的交流活动。
三、开展联系活动要发扬民主作风，及时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四、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日常联系沟通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建立联系档案，作好记录。
五、联系沟通制度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检查考核制度一、各支部负责组织检查考核各校意识形态工作。
二、检查考核每年至少一次，纳入各校年度目标综合考评，与各校述职述廉相结合，统筹安排部署。
三、检查考核内容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四、检查考核结束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并向被检查考核对象反馈。
五、检查考核情况要在全校进行通报。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工作、研判形势、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实现信息共享。
二、成立联席会议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担任，成员由各支部书记、校（园）长、各科室负责同志组成，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教师。
三、职责分工
1.中心学校党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2.各学校各科室应当在中心学校党总支的统一领导下，履行好指导、组织、协调、督导和抓好落实的职责。
3.中心学校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各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
四、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中旬、6月中旬、9月中旬、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召开，形成联系顺畅、反应灵敏、配合有力的工作秩序。
五、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制度一、专项督查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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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深入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壮大宣传舆论主阵地。要做强正面宣传、发出正面强音，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切实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第二，着眼于巩固“高原”、力攀“高峰”，推动文艺创作生产持续繁荣。要抓创作导向，坚决把住审查关、播映关、准入关，绝不给有害作品提供传播渠道。要抓精品力作，形成源源不断出精品的良好态势。要抓骨干人才培养，大力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追求德艺双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第三，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各项惠民工程的“升级版”。要在提质升级上下功夫、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在标准化和规范化上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长期受益。
第四，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推动事业产业协调发展、做大做强，逐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方向迈进。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文化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新引擎，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水平。
第五，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布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为目标，通过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打造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品牌。
第六，坚持高度政治意识、阵地意识、法治意识，一以贯之严格管理、改善服务。要把日常监管和集中治理、传统业务管理和新业务管理、立法与强化执法、“堵”和“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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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小时》中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的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利更重要。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摄影机的机位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这是出于拍摄安全的考虑)。这幅藏在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当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资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来自于十六大的报告。
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淡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有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被合理化的“弱势”
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并没被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节目中，主置和身份都是明确的，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很确定，“我”显然不是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大学生)。
正如“让讨薪不再艰难”的名字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
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一样，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的和谐之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的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
“反”体制的想象
在潘蓉和郝劲松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
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懒惰、低效、束缚、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进取、创新的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利，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
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了一种反体制的想象。在这种体制(等于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等于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潘蓉及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们虽然都处在体制之外，是非体制的产物，也是反体制的代表，但他们恰好以反体制的身份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体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来就呈现一种自我分裂和悖论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政策的动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吸纳这些非体制的力量，与其说这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收编、命名了这些不被信任的“非国有经济”的群体，不如说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取代了国家承担其在市场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会包袱，既保障员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建设者”，也是社会结构的组织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完成，一种是国家与体制外的个人的弥合，一种是国家与资本的融合。这种主流叙述内在分裂的现象也呈现为一种合流的状态，或者说新的官方说法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这种反体制的体制化想象，却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当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公民和自主经营的非国有经济，都因其反体制的位置而受到褒奖之时，那么被迫离开“铁饭碗”即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反体制及离开体制的勇士之举，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获得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
这些国企在转型中产生的“多余的人”，作为企业包袱被迫“下岗”。也就是说，这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重新从一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缚”状态中，变成了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下岗的同时，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脱离土地、家族等“束缚”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了“半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被“强制”保有一块无法买卖的土地)。可以说，工人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一边是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则是逐年增加的农民工涌入东南沿海等“世界工厂”。这两个互逆的过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会表述中彼此“擦肩而过”(分属于工人议题和三农议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抛弃多余的包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是为了生产利润。而有趣的是，他们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论述中。
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乾坤大挪移”中，反体制、离开体制成为一种自由解放的神话，有效地遮蔽了曾经作为社会主体或准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重新变成被资本垦殖的廉价劳动力的过程。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由梦想及主体想象中，被隐去了主体的“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难的“讨薪之路”的过程。
被放逐的生产者
篇8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排在世界前列。而 “文化力量”却依旧弱小，文化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因此，国家大力推崇“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促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
二、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是由尤金・奈达所提出的。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强调的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的对等语，以恰当的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而进行交际。
三、高等地位文本的补偿处理
高等地位文本一般为统治阶级服务，传达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统治阶级授予的最高权威。这一类文本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宪法公告等。这一类文本大多以行政公文的形式出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讲究时效性、政治性、准确性，在文体，句式，用词和功能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文本。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选择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保持“原汁原味”。
（一）直译加注
高等地位文本的高权威性不容许译者随意措辞，以免扭曲原义。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是直译，并进行加注处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三严三实”，该词属于缩略语，是中国特色词汇。在译文中，译者将“三严三实”直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并在段末加上标注：To be strict with oneself in practicing self-cultivation， using power， and exercising self-discipline； and to be honest in one’s thinking， one ‘s work， and one’s behavior.对于中国人来说，“三严三实”的内容不言自明，而外国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译者需要另加标注，帮助目的语读者建立连贯的语义框架。
（二）增译法
增译是在译文中明示出原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语读者却不知道的意义。增译过程即将原文表层上省略的成分再现出来，译出它的弦外之音（乐金声，1999：20）。如“约法三章”属于特色政治词汇，可被看作文化缺省处理。译者将“约法三章”译为：three-point decision in curbing government spending.除了译出词汇的本义，译者还增译了“约法三章”实施的目的。
（三）释义法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认为，为了能够让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读者一样接收到原作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对等是最重要的，而形式是其次。因此，译者通常采用释义法来打破形式的限制，还原句子的本来意味，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例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词，译者没有按照字面的缩略词翻译，而是将其译为“formalism， bureaucratism， hedonism， and extravagance”，译者通过释义法将“”的本义展现给目的语读者，弥补他们的文化空缺，建立连贯理解。
四、低等地位文本的补偿处理策略
与高等地位文本不同，低等地位文本所代表的不一定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一般不会被授予权威。这一类文本包括小说、戏剧等。低等地位文本的文化内涵与高等地位文本有较大差异，在词汇、句式、功能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低等地位文本中采用的词汇和句式往往丰富多彩，同时，文本中通常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法，以便于充分表达感情。小说、戏剧、诗歌等主要用于表达思想，抒感，是一种思潮在一个特定时代传播的工具。低等地位文本大多是非正式的，因此译者可以依据译者个人风格，采用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
（一）归化法
归化法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尤其值得推崇。如台词“等改完了剧本，你再唱你的《西厢记》或再唱你的‘陈世美’”。译文：（1）After finishing the script， you can play out your “Lover’s Tales” and “Wicked Husband”.（2）After finishing the script， you can play out your “Casablanca” thing. 《西厢记》和“陈世美”都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在这里象征爱情。译文（2）将两个词合译为“Casablance”，既传达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又巧妙地采用了和原作同样的修辞手法，完美地弥补了文化缺失。
（二）意译法
文化翻译补偿往往伴随着译者对于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选择，例如：中国经典古诗《清明》中，“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中“清明”一词，吴钧陶译成“the Pure Brightness day”，许渊冲译为“the Mourning Day”，一种直译一种意译，前者将“清明”的表层意思逐字地译了出来，而后者考虑到英语国家中没有“清明”这一节日，于是将其译为 “哀悼日”，直白地将“清明节”在中国的文化意蕴翻译了出来，显然，许Y冲的翻译更能为英语国家读者所接受。
（三）音译法
音译法在汉英翻译中并不常用，但这一翻译方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必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有效毕竟途径。英语中汉语的借词也有不少，比如最常见的kowtow（磕头）、kungfu（功夫）、t--ofu（豆腐）等，这些词汇都带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走向了世界。在翻译低等地位文学作品时，我们也可以适当地选择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例如：巴金的《憩园》的英译本中，对于“老爷”一词的翻译，译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意译为“master”，另一种则直接音译为“laoye”，之所以能够这样翻译，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master”无法完整地表达出汉语称谓“老爷”的意思。
五、结语
只有大力推进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是翻译家不可推卸的使命。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文本，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既能够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又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是每一个译者的翻译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红玉.谈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J].青海大学学报，2003，21（2）：91-93.
[2]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篇9
组织人才流转的庞大网络
董仲舒曾经应汉武帝之召，回答武帝的问题，提出所谓“天人三对”。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宇宙论观念以外，他最有影响的建议，却是有关人才的选拔。汉代本来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机制。在汉初，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级官员推荐人才;有才之人，也可以自动向政府报名。朝廷也不时让这些人才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朝廷命题，要求他们答复。董仲舒的对策，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个大问题。“察举”制度，在武帝以后，成为罗致人才的制度。内外高级官员都可以推荐天下人才，在不同的名义下，例如孝廉、方正、孝悌、力田或者列举其特长，例如“能使异域”等。察举终于制度化，由各地方定期推荐人才进京，在上述各种名义之下，经过考试，担任仕郎、郎中等类，留在郎署候命。那些地方推荐的人才，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职员，经过上司考核，以为值得推荐;就由这些职员，以递送地方工作报告的名义进京，同时，他们就留京作为地方推荐的人才。
篇10
中华慈善总会透露，该会每年收到的捐赠中，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全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而在美国，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6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 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 7％，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相比起来，中国人均每年捐款一度仅为0．92元(人民币)，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到了GOP的3％～指5％，而我国现在只占0．1％。
上述比较难免让人得出“中国人的慈善意识远不如美国”的结论。但乐善好施本是中国人的传统，为何现在缺失了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主要是政策法规的保障与推动不够)．但一个不能回避的方面是，我们的慈善活动缺乏营销意识和技巧，缺乏对顾客(出钱者)的服务，制约了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我国现存的慈善组织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组办，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相当浓厚，主要是通过单位对，扶助、赈灾捐赠予指令性劝募来进行慈善筹款。例如，每到天灾人祸，机关单位就按人头、依职务高低指派捐款或赠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想不捐或者多捐都不行。人们按“通知要求”捐赠了款物，但款物用在什么地方，起到哪些作用，则一概不知。同时，捐款的鼓励性措施落实起来非常麻烦。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去年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元钱，尝试了作为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的复杂程序。他说，当时，他经过了10道程序、历时两个多用才拿到了当月免税50元的证明。
如此种种，慈善变成?强加于人的任务。而我们知道，营销的要害在于要让顾客感受到利益，我为什么捐?我的“利益”在哪里?在慈善活动中，捐助者的利益主要是精神满足，但是这种满足需要建立在真实的体验、感受的基础上。而行政劝募的问题就在于，顾客不知道他的作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1969年，科特勒和莱维提出了“扩大的营销”的思想。他们认为，营销学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意识形态、政府、学校、政党．政治等。不管这些组织是否进行货币交易。事实上都在搞营销。
“扩大的营销”思想启示人们任何社会事业都应该纳入营销的范畴来考虑。
就慈善事业而言，它需要对扶助对象进行科学调研和细分，需要了解捐助者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个性化、差异化、方便操作的慈善项目、活动，需要做好捐后服务工作，救助项目实施效果要评估，慈善项目预决算请捐助人认可。
篇11
兵团要率先行动起来，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为抓手，以开展文明共建为平台，从日常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的点滴抓起做好，教育兵团干部职工群众热爱祖国、热爱新疆、热爱兵团、热爱各族人民，争做促进兵地团结、民族团结的模范。要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兵地共建、联谊、结对子活动，着力在双语教育、文化引领、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方面做好试点示范，推动形成兵地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维稳、共同致富的良好局面。要继续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倡导先进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增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群众的示范带动效应。
声音
七师一二五团政委 孙洪波 今后，我团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大文化、娱乐设施投入力度，丰富文体活动形式，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朱雪萍）
三师托云牧场一连指导员 何仁华 要配齐文化娱乐设施，为高原牧民提供学习、娱乐的场所，让职工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李中飞）
九师一六七团电视台台长 李新平 兵团文化工作者要深入职工群众，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创作出他们看得明白、听得进去、影响力大的作品。（刘 明）
篇12
一、词汇对等
有不少翻译评论家指出，中国《报告》的翻译是典型的中式英语，味同嚼蜡，形式拘泥，用词单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思考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辜正坤曾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中说道：“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的东西往往不可译。”造成源语中词汇不可译性的原因有多种。其主要原因是一个词类在表层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表达形式[1]。因此，英汉词汇对等包含了字词完全对等、一词多义、多词同义、词义交织和无对等词等多种情况。[2]奈达曾在其他语言学家和符号逻辑学家的基础上，把词划分为四大类，即物体词（object word）、事件词（event word）、抽象词（abstract word）、关系词（relational word）。这四大词类划分法基于词义，比词性更能揭示句法关系。他的重新分类克服了传统词法对译者的束缚。以“three represents”为例，“三个代表”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起初被译为three represents广受争议。在源语文化中，“三个代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三个层面，而且字字千金，口译中，如果三句全译下来肯定吃不消。在源语中，它的表达却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加之政策推广深入人心，“三个代表”早已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号之一。因此“三个代表”的可译性难度较大。
因此，若词汇直接翻译难度大，我们可以抛弃传统的词性概念，通过词性转换法给读者“最恰当，最自然”的感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在源语中属于事件词，但根据需要可以在译文中替代为属于实体词的名词“represents”，Three represents利用词性转换法、复数、数词以及大写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了这个特色名词词汇。诸如此类的还有“八荣八耻”的译文eight-honor and eight-shame，“十要十不要”的译文10 Do’s and 10 Don’ts。
此外，从表达潜力入手，有特色的创造和增减词汇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前提是译者应该带着译入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去创造和增减。因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民族性格、文化差异等也是影响词汇对等的重要因素。
但总的说来，《报告》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在词汇对等方面，它高度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决定了它的可译性较强，不像诗歌、散文等抒情文体那样要字字推敲。只要译员能深入了解目的语及源语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报告》翻译中的词汇大多能有效地对等翻译出来。以2012年《报告》中的句子为例：
“三网融合”译为integrat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network and the internet。了解“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通信业务后，译文就能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准确翻译出来，避免了类似integrating three nets不规范译文的出现。
二、句法对等
《功能句法探索》一书认为，句法结构的分析能反应意义结构。这与奈达的观点“意义是最重要的而形式其次”[3]如出一辙。形式对等希望达到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的对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原文词汇、语法、句法结构等语言上的特点；而动态对等的目的是希望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它把焦点放在了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上。[4]由此可见，意义对等更符合翻译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分析句法对等时应树立主次关系的辩证意识。译者既要考虑动词、名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在句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又要考虑怎样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句法对等。那么，怎样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句法结构的分析来达到意义结构的动态对等呢？
首先，我们应意识到，汉语中辞藻华丽，表现为大量使用排比对称四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烘托性的语言。[5]在这一点上，奈达主张采用核心句的概念以及句子转换的概念克服句法对译者的束缚。我们可以先删减拆分句子的枝节，找出主干，再建立关联，采用替代手段，即用代词替代，缩短修饰语，变换顺序，使用概括性名词和变换用词。综合社会文化因素，按照译入语习惯，把简单句自然地连接起来。
其次，《报告》的句型单一且句子长，并列成分多，逻辑结构较松散。但英语恰好相反，注重逻辑条理，主从关系明显。例如，汉语中无关系代词，其定语从句位于句子前面，英语恰好相反，定语从句位于句子后面。因此，报告翻译时应借助从句、分词短语、连词等把并列结构转化为主从结构，这样才能避免译文结构松散，枯燥晦涩，以达到主次分明、逻辑性强的翻译效果。
三、篇章对等
奈达曾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才有意义。”这足以见得语境对在翻译中实现篇章对等的重要性。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了语境这一概念。他区分出两类语境，即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胡壮麟进一步把语境分为三大类：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下面，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探讨怎样达到篇章对等。
语言语境即上下文语境。只有根据上下文准确理解词汇、语法和语义逻辑关系，翻译时才能及时做出符合原义的表达。下面请看例子。
原文：保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初译：align speed with structure，quality and efficiency（保持A与B、C、D相统一）
改译：maintain momentum while pursuing structural optimization，quality and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保持速度四、文体对等
奈达指出，对源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报告》是一种特殊应用文文体。它的文体结构通常分为三部分，即去年的工作任务总结，当年工作任务部署，政府自身建设，具有规范性。另外《报告》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具有政治严肃性和民主性。译者必须尊重和深入了解译入语的特征，挖掘语言表达的潜力，不应把翻译仅停留在词义对等、语法结构和语篇对等上，还应考虑文体对等。《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作者和受众均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译者应高度重视读者反映问题，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映如何，同时必须对这种反应进行对比[9]，看两种反映是否基本一致。提出“《政府工作报告》要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管用”，同样，《报告》的译文也必须让国外的人民“听得懂、愿意听”。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不仅仅是门科学，它还是一门技巧，归根结底，完美的翻译还应该是一种艺术。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要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深入理解其内涵，把握其理论核心。另外，翻译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反思总结和创新，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我们还应不断深入学习双语翻译技巧、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为翻译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政府工作报告》而努力。
参考文献
[1][2]谭载喜.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中国翻译，1982（04）.
[3]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Eugene A.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08.
篇13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互联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采用移动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弥补甚至是改造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现如今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常用传播媒介，更是一种涵盖了生活、教育、工作等领域的应用介质。其催生的网络文化既包括互联网活动的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准则等制度层面的内容，而且也隐涵着互联网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的内容，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时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实用性，在潜移默化之中，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注重发展的持续性、应用的实用性和立场的正确性。
1国内对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现状分析
“互联网+”是近期提出的新概念，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起。高校就开始了互联网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尝试。尽管学者们在高校互联网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时间较短。但已经取得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策略的研究。主要有张再兴在其主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著作中提出了构建校园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应对策略、网络舆情管理对策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方案和措施。吴满意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
（2）关于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我国对网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早在2002年就有了专著。即曾令辉等人合著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在理论上比较系统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著。徐绍华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一书中论述了互联网传播的特点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研究，重点阐述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因素。胡树祥主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互联网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内涵进行了论述。
（3）关于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吴倬在《论高校网络德育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与方法》一文中论述了高校德育教育的五大原则，即主体性、实践性、疏导性、前瞻性、渗透性原则。徐建军在其专著《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指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遵循：育人为本、共建共享、功能优化的方法原则。
（4）关于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研究。主要包括互联网+公开课的研究；互联网+慕课的探索；互联网+易班应用建设；互联网APP客户终端的应用研究等。凌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公开课建设探究》论述中国高校网络公开课建设源于互联网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变化以及课程受众思想、心理特点的变化。并提出，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公开课建设，应特别注重授课选题、师生互动、技术运用和教师素质这四个环节。雷山漫在《从传递知识到引领价值观构建――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建设》中谈到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开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认为，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建设重心就在于课程的设计上。乔乐林则以独到的视角分析网络游戏对受教育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他在《网络游戏的功能价值及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借鉴》一文中阐明了网络游戏的功能价值及其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问题，并提出发挥网络游戏的优势，促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现等。杨文博的《校园APP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中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利用APP的优势，将校园APP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载体，提出了建设校园APP的具体措施。卢挚飞在《易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探析》论述了高校思政教育应该从“一元教育”到“多元教育”，变单一化为多样化，明确指出，易班真是能够实现这一变革的利器。
2国外对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现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