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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报告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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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篇1

在环境监测过程中,环境监测质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监测质量管理得以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其中,环境监测质量直接关系到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及整体监测活动的有效性。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需完成的主要任务有:在有限期间内制定最有效的监测方案;结合环境特征与监测需求分析其成本投入以经济效益,明确环境监测质量标准、要求;建立合理的分析测量系统等等。此外,还涉及到环境监测采用方法、样品处置、实验室管理、监测设备、试剂、质量监控流程、监测数据归纳、文件撰写等,工作任务量较大,且内容较为复杂,牵涉面广,因而必须认真对待,确保质量保证中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现阶段,我国环境监测保证工作中仍存在较多问题,虽然加强了对实验室质量的控制,但在采样阶段工作较为薄弱,并且难以有效控制污染源监测的质量。

1 新时期环境监测质量要求

新时期,为了实现对环境监测质量的有效控制,要求监测数据必须准确、完整,具备较强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代表性及精密性,不仅能充分反映出真实的环境状况,还能有效预测其污染发展趋势。

(1)完整性。要求环境监测保证工作必须做好质量控制的整体规划,并按照计划,预期获取连续性的高质样品。

(2)准确性。要求样品的准确值符合规定标准。通常情况下,通过加标回收样、明码平行样等的测定,完成其监测分析工作,并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10%质控样。

(3)可比性。根据国家所颁发的分析标准,采用多种测量方法,开展测定工作,对采样、监测、数据处理的全过程作出详细的可比性分析。

(4)代表性。要求所取样品具备较强的代表性,能有效反映出所监测地区的环境质量。当前,环保要求企业废水排放口需按规定设置,并只能设置一个排放口,因而企业的排出口必须设置得合理、科学。取样人员在进行取样时,也需全面考察企业的排污状况,考虑到各个细节问题,确保取样的准确、有效。

(5)精密性。精密性主要体现在重复性、平行性以及再现性上,要求监测实验室必须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妥善处理好标准样品。

2 计量认证的要求

在环境监测中,要求各项工作认真开展,监测人员需秉持公正、严明的工作态度,以服务社会公众为主要目的,不受各种利益的影响,并确保监测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备较强的法律效应,且监测数据可靠、准确。因此,环境监测计量认证的要求,通过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监测环境与设备必须符合监测标准。由于监测要求的不同,所设置的监测环境及监测计划也需进行相应调整,以达到相关标准规定。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工作区域,必须严格遵照相应标准,进行监测环境设置与设施配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监测工作。

(2)在环境监测中,采样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节,要求采样必须科学、准确。监测室需结合检验目的及相关因素,在遵循国家标准的前提下,采取最佳采用方法,或制定合理的采用方案,并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在获得许可后,由采样人员按照采样方法或方案正式开展采样工作。其中,对于初次使用的监测方法,需通过《新监测项目评审程序》,实施审评。当监测方法超出使用标准范围时,应与相关部门及客户进行商议,在获得一致认可的情况下,由技术负责人组组织确认,再投入使用。

(3)为保障监测结果的无偏差,环境监测所应用到的设备与相关仪器均需符合国家标准,并按照规定期限组织核查工作。其中,对于软件、硬件设备、器具等影响因素,需加强管理,完善设备名称、编号、负责人员等相关信息,并采用“三色识别”方式,准确显示设备及仪器的校准、使用状态,同时附带校准日期、有效期、校准人员等信息。

(4)现场采样人员在进行采样之前,必须出示相应的资格证件,并且人员在两人以上。在采样过程中,严格遵照采样规定,进行样品采集、贴签、登记。而实验室也需做好衔接工作,详细记录下取样数据及操作流程,包括取样人员、取样方式、取样环境、取样地点等等。如有必要,还需将取样中涉及的统计方法记录下来,以便于后期查看。检测结果直接受检测样品的影响,因而,必须严格控制样品采集、接收、流转、贮存等各个实施环节的质量,以此来保障保检测样品的完整性与有效性。

监控技术必须科学、有效,主要包括:规定期限实施内部质量控制;进行实验室能力测定;采取多种有效方法反复验证检测结果;重复检测保留样品;对样品各特性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其他符合标准的技术核查方法。

3 新时期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环保意识不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中,仍然有许多企业与个人因眼前利益的驱使,违背环境保护原则,大肆制造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难度却在不断加大。

(2)重结果、轻过程。在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中,许多工作人员仍存在着结果重于过程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实验室样品数据汇总及结果分析,而忽视了前期的样品采集、运输、数据分析等各个环节,在样品采集与处理工作中,缺乏有效质量控制手段,进而影响到后期的监测数据,降低了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3)经验缺乏,方法单一。现阶段,国内的环境监测工作已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索,总结出了较多实用的经验,工作方式相比于最初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受多方因素限制,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工作经验仍较为缺乏,且工作方法单一,难以充分满足新时期的环境监测需求。

4 提高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对策

4.1 提高监测人员对质量保证工作的认识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从实质上讲为管理工作,以提升监测分析质量、保证监测结果准确为管理控制目标,是环境监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前许多监测人员还未认识到其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形式工作,致使质保工作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要提高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整体水平,首先必须转变监测人员的思想观念,提高其对质保工作的认知,清楚质保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自身工作责任感,进而在工作中不断改进自身工作态度与工作方式,以确保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有效落实。

4.2 加强人员管理,是质量保证的基础工作

既要转变监测人员的认知观念,也要加强人员管理。对人员的管理,不仅包括监测人员,还包括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工作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质保工作的质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在规范人员工作行为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其自觉将质量保证工作有效落实到实际监测工作中来,提高监测人员与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提高监测人员责任感。在环境监测工作中,还存在部分监测人员责任意识淡薄的问题。虽然在监测上配备了较为精密的仪器与设备,但一些监测人员在监测中,未能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导致监测数据及结果发生偏差,进而造成监测质量的提升困难。因此,为了强化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提升其工作素养,可组织工作交流活动或思想讲座,提升人员的思想水平,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学习新理论、新技术,并将员工学习纳入考核体系内,以此来全面提升监测人员的综合素养。

(2)增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环境监测实验室内,不同类型管理人员较多,既有质量监督员、质量负责人,也有技术负责人及相关内审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均在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管理能力,并了解监测领域内所在岗位的管理需求,能高效完成各项管理事务。相关监测部门可结合不同职位的管理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以规范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并对管理人员的管理状况进行考核,以确保管理人在日常工作中秉持公正、严明的工作态度,积极完成各项管理任务,进而为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提供有力的管理支持。

4.3 正确采样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关键

进行样品的采集,是进行样品检测的前提,因而必须确保样品采集的代表性与准确性。通过上文分析所得,在当前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中,监测人员过于强调监测的结果,而忽视了样品采集、处理等前期工作,对采样环节的质量控制较为松懈。为此,必须加强采样环节的质量监控。而通过实际调研及数据统计得出,当前环境监测工作的采样环节主要存在样品代表性差、可比性低的问题。在样品采集次数上,以瞬时采样为主,难以全面地反映出企业的排污状况;在采样位置设定上,未能综合考虑排污类别及周边影响因素,往往将样品采集点设置在排污口,并没有标识具置,导致样品的监测数据结果出现较大波动。为此,监测部门及相关人员需要从以下几点,做好采样阶段的质量保证工作。

4.3.1 建立采样人员岗位责任制

结合监测质量保证工作需求,制定合理的业务技术培训方案,定期组织对现场采样人员的技能培训及专业讲座,以提升采样人员的整体水平。规定采样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以确保人员具备采样资质。此外,根据现场采样特点,建立相应的岗位责任体系,将采样中的各项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岗位及个人,同时按照企业类型,委任资质较高、专业素养较强的采样人员担任所在区域监督监测组织管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驱使现场采样人员认真做好对相应企业的基础调查工作,在对企业生产特征及排污状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采集具备较强代表性的样品。

4.3.2 制定完整的采样实施方案

采样方案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样品采集过程的顺利与否及样品的完整性,也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因而必须确保采样实施方案科学、可行。在采样实施方案中,必须涵盖采样目的、采样设备、样品采集点等内容。同时,还需将采样过程中涉及到的设备种类、设备类型、容器容量及标签、样品内保护剂、现场记录、处理方法等归纳进实施方案内。必要时,将其他一些相关信息表现在内,如最低检出限、精密度限值、分析偏差限值等,以确保采样实施方案能兼顾到各个细节问题,帮助采样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做出最佳选择。

4.3.3 建立完整的采样原始记录

采样人员在样品采集过程中,既要规范样品交接行为,还需详细记录下采样信息,包括采样点、采样环境、采集方法、现场特征、样品特性、样品添加剂等内容,以便后期进行样品检验及监测数据分析时,能提供参考依据,选择最适宜的分析方法,进而确保环境监测结果的有效、准确。

4.3.4 建立采样工作质量监督制度

为确保采样环节的工作质量,还可建立相应的采样工作质量监督机制,明确采样项目负责人的主要职责,并要求各科室配置质量监督员,以主要负责监督各项工作落实程度及完成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质量监督人员需配合项目负责人完成对采样全过程的监督,通过将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数据及时反馈给负责人,让其更高效地进行采样监管。同时,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人员也需加强对采样阶段的质量控制,不定期组织对采样工作的抽查,掌握采样工作状况,并将检查分析结果记录下来,编写相关的质量保证工作报告。

4.4 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

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重点在于控制其内部质量及能力验证。其中,在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方面,可采取平行样分析、标准物质对比分析、加标回收率分析、空白试验等方法,实现对其有效控制;在实验室比对及能力验证方面,可通过与高级别监测机构所组织实验室进行比对,或直接进行同一级别的实验室比对,并经计量认证专家进行专业的能力验证,以此来有效评定实验室间数据的可比性。

4.5 加强仪器设备管理

加强对监测仪器设备的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对不同仪器做出溯源、校准等相关信息核对及检验,以实现对仪器设备的实施监控。同时,根据不同设备的数据信息,制定相应的设备档案,将设备的名称、使用状况、维护、检测等资料涵盖进去。在环境监测中,需要根据监测要求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监测环境,因而为保证其监测质量,还应加强对测试环境的控制,并结合检验需求,进行实验室精密仪器、设备的配置,以达到特殊规定要求。此外,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人员还需加强对实验室的卫生管理,保持实验室的洁净与整齐。

4.6 加强监测报告审核工作

在完成实验室样品检验后,还需对监测数据及监测结果进行严格的审核,严格把控数据分析、复核、责任审、技术分析审核等各个环节,对于审核中发现的可疑数据及漏洞,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技术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数据查证,切实解决其中存在的疑问。同时,确保监测报告的对外发放符合相关法律法法规,体现其规范性与保密性,并严格执行相关程序文件,在没有经过委托单位批准的情况下,严格保密监测报告,进而为监测数据的权威性、公证性及可靠性提供保证。

5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人员要高效完成质保任务,必须转变领导及相关人员观念,通过领导及所有监测人员的共同配合,才能将质量保障工作真正贯彻到环境监测全过程中去。同时,在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中,为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及结果具备较强的准确性、完整性、代表性,需加强对采样阶段的质量控制。此外,在质保工作中,监测人员还需强化自身的质量保证意识,并积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主动参与相关质量保证业务培训活动,加强与其他监测站的质量保证技术交流,在环境监测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最有效的质量保证措施和手段,为环境管理、污染治理、环境执法等提供科学、公正、公平的依据。

参考文献

篇2

居民或村民住宅类房屋在租赁过程中,承租方为不特定的若干人,在一户内形成一个群体居住的租赁方式。

1.2产生背景

群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房屋租赁市场新的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大量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造成城市流动人口激增。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规划调整,大量以投资为目的的商品房短期内难以售出获利。于是,受租赁市场上高额利润的驱动,部分房屋拥有者和房产中介将空置的房屋转售为租,并将整体的大空间住宅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分别出租,以获取利益最大化。同时,城市的扩张也使城市周边的农村获得了扩展的空间。农民耕地被征收,但供居住的宅基地依然保留,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土地是国有土地,而"城中村"的土地仍然保留着农村集体土地的属性,村中大部分居民以失地、下岗困难和生活无保障为由,擅自非法占地建房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或破墙开门开店用于经营。而外来务工的低收入群体为了降低生活成本,缓解房租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大多选择“群租”的方式合伙租房。对于房东和房客来说,他们是双赢的,群租理所当然成为了双方需求的结合点,这是这个现象出来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使“群租”现象逐渐出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已成为一个社会突出现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新焦点。

2群租房的分类

2.1按建筑类别分按建筑类别,“群租”主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是大居室“分割型”群租——中高档住宅区内的简装修房分割成若干间,以阁间形式逐一出租。二是村民住宅违章连体搭建出租。前种形式是在100平米左右的房间内居住了十几至二十几人不等,人均面积一般都不到7平米。后种形式是房东直接搭建小面积房间,村民在自己的主体建筑外围扩张搭建附体建筑,该类建筑大多2-3层,底层多带有商铺,每个房间10-15平方左右,设独立进出的门或走道,房内煮食与休息在同一区域,底楼房屋作店面出租,形成人气混居和住宅与营业性场所互通的局面。

2.2按建筑物使用性质分按建筑物使用性质,出租屋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员工集体宿舍。由用工单位以单位名义租借房屋,由单位出资为单位职工提供住宿场所。二是地下旅馆。有专人或者专业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寻找房东,把零散的房源做成地下的旅馆,有专人来管理,收取租金,未经工商注册,属非法经营;三是多户集中居住。以家庭为单元,至少在三户以上,多的甚至于十几户。四是“三合一”场所。为满足群租户集中区域人员的生活需求,借用村民住宅从事经营活动,同时也用作居住场所,形成集经营、住宿、炊烧于一体的“三合一”场所。

3群租房的消防安全隐患

由于大部分出租屋承租人员文化水平低,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消防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缺乏,加上出租屋经营者消防安全管理“缺位”,致使当前城乡出租屋火灾隐患丛生,使出租屋昌渐成为火灾事故的“重灾区”。一旦发生火灾,可能波及多户,随之而生的经济纠纷也非常复杂,一旦处置不当,极容易引发群访群诉。

3.1居民住宅群租房的消防安全隐患

一是群租导致居住人口密度过大,火灾危险性增加。一旦有其中一户发生火灾,将会直接蔓延至同室的其他住户,危害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容易引发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二是电气线路过负荷。众所周知,居民住宅内的电路设计是按照常规居民住户的标准来设计,而一套房内住四、五家甚至更多住户,就很容易造成电器负载状况的产生,导致火灾的发生;三是使用大量可燃、有毒材料进行分隔,一来使火灾荷载增加,发生火灾的概率上升,二来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的烟气很容易引发人员窒息死亡;四是群租房内租客的流动性相对较强,人员成份复杂,难以进行有效管理,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引发火灾事故。

3.2村民住宅群租房的消防安全隐患

一是村内基础消防设施缺乏。无市政消火栓,村庄外围天然水源无消防车停靠平台,消防车取水难度大;二是消防通道堵塞现象严重。村民擅自扩张搭建的违章建筑占用了原有村民住宅间的防火间距,致使消防通道严重变形,消防车无法进入扑救;三是人员密集场所消防设施缺乏。一些饭店、网吧等人员密集的“六小单位”内基本没有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一旦起火,无最直接的扑灭初起火灾的工具。四是人气混居。大部分房客只租一间房,将液化气钢瓶放在居室内,火灾危险性大。也有将钢瓶放置在屋外,通过皮管穿墙或直接从门缝中拉出使用,易磨损皮管造成气体泄漏引发火灾;五是乱接乱拉电线,易引起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

4群租现象的整治

对策群租现象是消防部门面临的新问题,现行的消防法律法规很难界定对房东或房客的处理。因此,对群租房的整治和管理,应当着眼大局,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循其特性,落实对策,为长效管理群租房打开良好的局面和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4.1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行政责任主体。消防部门要积极当好政府参谋,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区、镇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为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作为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的行政责任主体,治安(派出所)、安监、消防等部门积极配合其做好工作。明确责任主体,方能改变目前多个部门管理、但谁都不管到底的局面。

4.2强化源头管理,明确租赁双方责任。对刚开始动工的违章搭建和违章装修,物业管理或职能部门一定要及时制止,从源头上加以规范,将防范措施落实在前,避免事后补救。在即成事实的管理中,要求出租方和承租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强化“谁经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以便处理出租房火灾引起的各类纠纷。

篇3

公共政策调查是基于特定的政策问题、政策对象,围绕所形成的或将要形成的政策议案而开展的社会调查活动。公共政策调查是公共政策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要途径,是考察公共政策运行状况的重要方式,是形成公共政策的路径依赖。公共政策调查根据政策研究对象的范围,可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全面调查即普遍调查,非全而调查就是对调查对象总体中一部分所进行的调查,如典型调查、重点调查、个别调查、抽样调查等。典型调查就是从调查对象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作为典型,并由典型推及一般的调查;重点调查是指对某种社会现象比较集中的、对全局具有决定作用的一个或几个对象所进行的调查;个别调查即个案调查,是指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对特定的个别对象所进行的调查;抽样调查是从调查对象的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对象作为样本,并以对样本进行调查的结果来推断总体的调查。公共政策调查是公共政策形成与完善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公共政策议程为中心所开展的调查研究更加促进了公共政策决策系统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质量。公共政策调查一般采用以下方法:

观察法。观察法是一种直接调查方法,是公共政策资料获取的一个重要来源。观察能帮助我们获得对政策问题的深入了解,观察能够提供对一个政策制定情况或一群人、一个组织所经历的问题的迅速洞察。通过观察所收集的资料包括路边调查、机械性的点数(例如交通量的点数)、选择商品和物件的偏好、类似表面磨损或腐蚀之类的物理力量,甚至包括通过卫星传输的图像。观察法要坚持客观性原则,从实际出发,按照政策事实的本来面目正确认识;坚持全面性原则,考察对象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坚持深入性原则,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坚持持久性原则,进行长时间而不是短暂的考察。在观察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选择观察的对象和环境;选准观察的时间和场合;灵活安排观察的程序;努力减少观察活动对被观察者的影响;及时作好观察记录。

访谈法。访谈法就是访问者通过口头交谈等方式向被访问者了解实际情况的方法,是面对面的直接调查,是获取公共政策信息的口头调查。访谈可以分为直接访问和间接访问(如电话)、集体访谈和个别访谈、标准化访谈和非标准化访谈等类型。在政策研究和分析中经常使用精英访谈,作为一种迅速、基本的资料收集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分析者都要依赖于这种方法,特别是对短期项目、新的主题以及在很少或几乎没有文献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被采访者不愿意将某些答案写出来,大量的资料难以获得,被雇用的采访者也可能对突然出现的政策问题的复杂性感觉迟钝。在这些情况下,政策分析者要获得专家的洞见,包括机关的全体职员、规划的参与者以及有机会接触未被发表的材料的人。在访问调查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准备好详细的访问提纲,选准访谈的具体对象;要选好访谈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场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表明来意,消除疑虑;掌握语言技巧和非语言信息交流的技巧;做好访谈记录。

问询法。问询法即问卷调查法,是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调查者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的方法。问卷调查是标准化调查,一般都是间接调查、书面调查。根据问卷的传递方式不同,问卷调查可分为报刊问卷、邮政问卷、送发问卷和访问问卷;根据问卷的填答者不同,可分为自填问卷和代填问卷。问卷调查的一般程序是:设计调查问卷,选择调查对象,分发问卷,回收问卷和审查问卷。其中问卷设计是关键性阶段,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问卷调查的回答质量、回复率、有效性。问卷一般包括前言、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前言是对调查的目的及有关事项的说明,包括调查目的和意义、对被调查者的希望和要求、问卷调查的匿名性和保密性、回复时间与方式、组织单位及个人身份等;主体是问卷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调查的问题、回答的方式及其说明等内容,其中选择调查问题必须符合实情,必须围绕案例所需要的问题,必须符合被调查者回答问题的能力及考虑其真实回答的可能性;结语是对被调查者的合作表示真诚感谢之类的部分,也可征询被调查者对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的看法和感受。

在对调查对象进行调查之后,要进行统计和调查资料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最后的分析报告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内容:摘要、问题界定、评估标准、替代性选择方案、分析与比较、结论。但从目前来看,相当多的公共政策调查流于形式,对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层次性和优先性缺乏认识,调查手段单一,调查方法贫乏,因而未能充分地收集民意和表达民意。

公共政策咨询

公共政策咨询是政策咨询人员根据政策主体或对象的需要,以其专门的知识,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和评估,客观地、独立地提供最佳的或几种可供选择的公共政策方案,为咨询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公共政策咨询主要针对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出建议、对策或进行论证。它是帮助决策者做出最佳决策的有力保障。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咨询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决策者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问题,确定决策目标;帮助决策者科学地择定公共政策方案,并对公共政策方案的实施进行监控;有效地保证公共政策效果,减少决策失误。公共政策咨询是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在面临全球化冲击的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问题不仅繁多,而且涉及的领域广阔,因此,仅仅凭政府的公职人员掌握的有限知识和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制定和实施各种繁杂政策的需要。要解决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专业知识和技术紧缺的困难,就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的公共

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大量依靠公共机构外的专业人才和他们的智慧。在美国,联邦、州、市(县)三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和公众咨询。卡内基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一批致力于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的专家咨询机构,能够通过专业分析帮助决策者和公众了解各种政策选择的可能后果和影响。我们知道,公共政策专业咨询机构是意见交换和政策理解的促进场所,多数政治家经过和专家的互动,可以参与分享这些专家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能为决策者提供多方案的政策选择,并对不同的选择作出专业的评估、比较和分析,从而弥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专业知识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同时,通过对政策制定过程、决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分析、评论,专业的政策咨询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公众对政策作出公正评价,帮助政府检讨得失和提高决策能力,帮助公众深入了解公共政策议题。美国政府提交的政策方案往往会附有专家的咨询意见和评估报告,以便公众对政策方案有更全面、更专业的认识。

专家咨询正是由于公众对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政策分析的需求才成为了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中国,政策研究室、调研室、参事室、研究中心等成为了政府系统内部常设的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主要是围绕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为决策提供情况、报告和政策建议。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汇聚了地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高等院校教授、有丰富领导经验的领导干部,重点围绕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咨询活动,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和设计,参与重大项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这种专家咨询支持下的公共政策决策流程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委托或部署专家进行研究,一是专家对研究结果进行论证、检查、验收。但是,独立咨询机构的缺乏和决策流程的简单化容易导致政策结果成为“空中楼阁”或者只为少数人服务。

众所周知,专家咨询既是公共决策对技术理性的追求,又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形式,但是这种民主化的形式不应该代替公众的参与。由于专家行为的自利性存在,当决策结果与专家个体利益或价值偏好具有联系时,专家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获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当专家咨询制度被过度使用而忽略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便会损害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过分地强调理性、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技术路线,容易形成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的“知识一权力”垄断体制,或多或少地会使公共决策偏离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取向,因此公众咨询也显得不可或缺。

美国联邦、州、市(县)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咨询。法律都有明确的法定程序让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有全面的知情权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表达权,典型的公众咨询形式是公众听证会、利益团体的公开游说游行活动、新闻媒体的政策辩论等。虽然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不可能100%为所有的团体和个人带来均等的利益,但是总有利益分配不均衡存在。因此,美国各级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不反对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游说活动,而且还提供各种渠道鼓励公众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以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由于公众咨询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在政策方案制定和评估中多途径、多形式地听取并吸收公众意见,尽可能地使政策方案趋于完善。

公共政策听证

公共政策听证就是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或实施之后,就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方案或公共政策效果等方面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听证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事实或法律问题时,要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实现正义。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公共决策领域愈来愈感觉到有移植的必要,于是科学而民主的决策听证制度应运而生了。听证作为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正在走进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

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政策的合理性,有效地避免重大的政策漏洞;其次,政策听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政策的代表性,不至于在政策出台后面临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和抵触;最后,它可以及时发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不足,以便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听证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制度,重大的内外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相应的听证,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论辩。因此,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是就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论辩过程,反应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政策民主。

篇4

但是相关制度基石在我国远落后于现实需要,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内高校迄今仍未建立起被广泛认同的成本效益核算制度;二是财务信息披露面极其狭窄,不仅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不完善,而且只对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政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方知悉财务信息的现实诉求被排斥。为此,目前国内高校的成本效益信息成为外界难以知悉的“暗箱”,个别高校的有限财务信息披露也零散、随意、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其深层根源在于高校现行会计核算及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未能对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与未来趋势作出积极回应,基础性制度建构拘泥于传统思维惯性和既有窠臼,缺乏对高校利益相关方发生重大转换这一现实的切实观照,进而导致制度供给的严重缺失。

二、西方发达国家情形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公认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制度,用以规范高校财务报告编制及对外公允披露。只是由于不同国家教育公共政策蕴含了不同理念及具体施政思路,进而导致高校财政基础亦存在很大区别,所以各国公认会计准则及其规范下的财务信息披露框架亦存在明显差异,其制度建构深刻体现了对各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公共政策等现实国情的具体回应。

1.教育公共政策及高校财政基础的差异美国私立高校先于公立高校出现,公、私立高校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公共财政在各类高校的资金来源中均无绝对优势,政府、基金、校友捐赠、商业及体育运营、学费、项目合同等资源配置渠道极其多样,其公、私立高校很难仅仅依据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作出泾渭分明的区分,教育公共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多元主义倾向;而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受福利主义施政思路影响,高等教育被视为公共福利部门,所以其高校以公立为主,私立高校几无容身之地,政府公共财政是高校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类似通过收取学费来拓宽高校资金来源等政策动议很难付诸实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教育公共政策则走向了另一极,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被当做服务产业推向市场,通过全球市场获取服务及学费收入成为高校的重要资金来源。

2.各国准则体系构建的具体思路公共政策及财政基础的巨大差异,导致不同国家高校利益相关方的构成以及财务信息公开披露侧重点的区分,进而财务报告编制所遵循的公认准则亦有不同思路与指向。美国教育部早自1990年即颁布了“州立及地方学校系统财务会计手册”(FinancialAccountingforStateandLocalSchoolSystems),以约束公立学校的成本核算与财务信息披露。国会1998年任命了“国家高等教育成本委员会”负责高校的成本核算与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并就此了一系列报告。同时,授权“毕马威”(KPMG)等知名的会计专业服务机构为私立高校设计相应的财务核算制度。总体而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就私立和公立机构的会计核算与财务信息披露提供了专业标准,其公、私立高校可遵循相应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并对外公开披露信息。2010年,上述准则体系进行了较大修订,依据MaryFischer、TeresaP.Gordon、MarlaA.Kraut等学者的研究,在对100所公立及私立高校遵循修订后的会计准则所编制的财务报告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公立高校编制的财务报告对外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在适应利益相关方需求方面表现更佳。由此可见,私立高校所遵循的会计准则及编制的财务报告,其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在适应外部利益相关方有效需求方面仍然存在改进与完善的空间,这可能与私立高校比公立高校的利益相关方更为复杂存在莫大关系。从德国情形看,其高校被界定为“公法社团法人”,资金使用及成本效益等方面的财务报告编制及信息披露遵循了公立机构的专业准则及总体框架,其特点是强调通过精细严格的预算控制来引导教育经费的流向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由于高校被视为州政府下属的机构,其财务报告的结构及基本框架与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相似性,不同高校资金来源及使用状况可以清晰地进行横向比较,但其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高校的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差别不甚明显,这进一步体现在德国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同高校之间办学水准相对均衡,各类高校办学质量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特性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高校财务报告编制及信息披露则倾向于采用市场机构的标准及总体框架,尤其体现了对教育购买方利益诉求的重大关注。如澳大利亚高校所编制的“损益表”就借鉴了企业“损益表”(亦称“利润表”)的编制思路,其报表结构一方面将学生学费、服务购买、研究合同资助等收入构成项目分类列示,另一方面将雇员费用、学生事务支出、课程开发支出、图书及设备折旧费、商誉摊销费用、应缴纳的产品及服务税等成本费用项目分类列示,同时将收入与成本、费用及支出等明细项目进行对应配比以反映成本效益,这样的财务报告编制框架及信息披露重点明显体现了对市场机构专业标准的借鉴[4]。

三、我国的现状

我国目前仍未出台适应于高校成本效益核算及信息披露的公认会计准则,但20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针对高校开展成本核算及信息披露首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该项制度第六十二条指明,“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逐步细化成本核算,开展学校、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成本等核算工作,并建立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只是这一原则性规定,并未在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财会[2013]30号)中得到切实体现。具体表现在:

1.会计要素的划分不能适应成本费用核算的需要《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等五项,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要素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利润”等六项,成本核算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费用进行归集与分配,并和收入进行配比的对象化过程。高校五项会计要素的划分,没有清楚厘定支出与成本、费用的边界,从而未能为高校教育成本效益核算搭建起基本要素框架。

2.没有设置相应的成本费用类科目进行成本核算《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将“事业支出”科目拆分为“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和“离退休支出”等5个一级会计科目,但没有设置相应的成本费用类会计科目,新引入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等科目,实际上亦是“虚提”,由于会计年度不能将相应的非现金支出计入合适的成本费用项目,因而未能考虑到教育成本归集与核算的现实需要。

3.财务报告体系没有体现对成本费用信息的公开披露《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第七条规定高校编制的财务报告应当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其中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这一财务报告体系,没有涵盖成本费用类的综合财务报告,为此,《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所明确的“应当建立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这一规定,缺乏付诸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反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高等教育领域市场力量相对强大的国家,其高校普遍通过编制“损益表”将各项收入项目与成本费用项目归类进行配比,以实现对高校办学成本效益总体情况及具体构成的完整反映。

4.缺乏对现实国情的有效回应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一贯性、谨慎性”等信息质量要求方面,既有制度缺乏对现实国情的有效回应。例如:我国不少高校近年来都进行了新校区建设,同一地区斥巨资购置新校区的高校与仅仅依托原有校区办学的高校,前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及基建等方面的支出耗资巨大,这些开支在资本化以后,后续逐年摊销过程中对成本效益的确认与计量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何使不同高校的成本效益信息调整至具备可比性;某一年度为应对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或申报博士点的巨额专项支出,扭曲了当年的成本信息,如何遵循不同期间成本效益信息的一贯性原则;就谨慎性原则而言,在较长时期就业压力很大的国情下,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等就业率明显偏离均值的高校,表明无效投入产出了大量不被社会认可的“次品”,能否比照企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作类似处理以准确反映投入产出效益。贫困生群体庞大的背景下,高校为该群体获取国家助学贷款所担保的风险补偿金是一项或有事项,如果学生还贷违约学校可能承担风险补偿金罚没支出,在不同类型及层次高校毕业生违约风险差异巨大的情形下,这样的或有事项如何按概率及比例确认并计入成本。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未在高校现有的财务会计制度中得到具体体现,反映出既有制度建构缺乏对现实国情的主动回应。总体而言,目前的不足在于:一方面公认会计准则没有及时制定颁布;另一方面现行财务会计制度仍然囿于传统预算会计的范畴,未能突破对财政预算经费上拨下支进行反映的思维惯性,会计科目设置不符合成本效益核算的需要,所编制的财务报告也只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没有体现对政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基本观照,对于公共政策及高校财政基础发生深刻变革的现实与趋势缺乏有效回应,远不能满足外界充分获悉相关信息的迫切需要。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教育公共政策的改进并影响到高校外部资源配置渠道的有效开拓。

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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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对于城市管理专业人才的数量和素质需求都在不断提高。多年来,一些高校分别针围绕理学学士、管理学学士培养目标,设置各自的课程培养体系,但因各院校背景不同,对于城市管理专业建设的认知存在差异,课程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框架。就学生就业情况而言,专业培养方案与就业并未建立有效对接,招生与就业之间不平衡,使得专业建设面临迫切压力;从课程体系的设计上而言,课程设置及各科目间的逻辑衔接关系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基于此现状,探讨城建院校的城市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城建院校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

我校依托城市建设院校背景,于2013年建立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初始目标定位为:面向我国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城建特色下的现代城市管理理念与思维,掌握现代城市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具有城市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基于此,我们进行了历时3年的实践尝试。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对专业认知不断深化。我们在认真总结过去的教学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基于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前瞻性准则,结合国内外高校城市管理专业方向设置现状剖析,集体研讨并于2016年完成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掌握数字化管理技术,具有生态管理理念的,能够科学、有效地开展数字化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数字化社区管理等工作,具有应用城市管理相关理论与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城市管理问题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路径设计

课程的设置,必须结合城市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且课程体系设置应始终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导论部分的课程、基础课程、方向选修课程之间配置合理,逻辑清晰。总体而言,城市管理专业基础课应横跨管理学和城市科学两大学科基础,且专业课则应突出综合性专业的特点。具体而言,课程设置包括导论性课、基础性课程、选修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等,其中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则应突出城市管理综合性特点,从多个学科门类着手,设置涉及面广泛的专业选修课,侧重于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

1.理论课程的设置。①基础性课程设置。涵盖英语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等通识教育课程,此外,开设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高等数学、统计学原理、计算机基础、数据库基础、程序设计等。②导论性课程设置。目前城市管理人才普遍欠缺城市科学的知识素养,这是国内对《城市发展导论》课程的重视不足引起的,结果导致学生对于城市发展的诸多基础性知识的理解深度不够,体现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他们的视角狭窄,看待问题的深度有所欠缺,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城市管理的现实问题,并影响了其他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城市管理专业的建设,必须要补充《城市发展史》导论性课程,并确立起该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自然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城市科学类的课程。③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肩负的是组织、领导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工作,他们必须能够灵活地运用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因地制宜地解决各类城市问题。因此《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公共经济学》《公共行政法律基础》等公共管理类的课程,是其工作必备的核心基础知识。④专业选修课程设置。(1)专业必选类课程设置:①数字化城市管理方向课程设置。作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城市管理正在从粗放型、被动式管理方法向精细化、主动式管理方法过渡,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正向数字化、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发展。3S技术以其实时性、准确性、便捷性、综合性等特点正日渐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中发挥作用,物联网技术也正在改变着城市管理方式,使得数字化城市管理在向着其高级阶段――智慧化城市管理发展。在13版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GPS》、《GIS》、《RS》、《物联网技术基础》、《数据库原理》、《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对于培养城市管理专业学生适应现实工作起到关键作用。②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方向课程设置。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日益庞大,网络化运营的推进使得城市管理必须走向精细化、智能化,且生态城市建设成为城市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有路径。我校是国内具有传统特色的城建院校之一,具有城建类雄厚的教学资源,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已有的教学优势,而是要结合城市可持续发展态势,在教材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积极组织教学力量研讨并突破《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新开课程的教学难题,切实培养出具有绿色基础设施管理能力的城市管理人才,提升所培养人才的社会竞争力,同时达到高校与社会的良性供需匹配。(2)专业任选类课程设置。在高年级开设《城市环境管理》、《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社会调查分析方法》、《城市社区管理》等选修课程,给学生根据自己的发展和能力,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

2.综合实践环节的设置。综合实践环节的设置,将政策仿真、社会调研、数字化城市管理有机融合:①公共政策仿真方面:以Seminar教学法训练学生的参与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能力,引导学生使用Anylogic软件仿真实验,认知系统主体行为机理,直观认识拟定公共政策所涵盖的不确定性,对于城市管理具体工作中实现公共决策理性化和科学化打下技能基础。②社会调研方面:城市管理中涵盖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社会调研方法及数据处理是城市管理人员必备的基础,训练学生选择适当的调研命题、方法,设计科学的调研表格,训练学生使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正确处理相关数据,并提供详实有据的调研报告。结合目前我校城市管理专业教师现承担的地F安全运营致灾因子分析及承灾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天津市建委立项),京津冀绿色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研究(天津市科委立项),天津市红桥区智慧社区建设路径研究(天津市房建厅立项)等多项课题,组织学生针对实际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自己动手设计问卷调查表,并到一线开展实际调查工作。③数字化城市管理方面:结合天津市红桥区2016年推动的智慧社区,组织学生调研,两个方面:第一,学生根据自己对于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认知,选择调研主题、方法、并提交调研分析报告;第二,借助我校2017年建设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协同管理实验平台,以翻转课堂的崭新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掌握系统操作过程,提高其实际动手能力;第三通过和社区管理中心协调,除支持学生开展数字化社区的调研实习外,给予学生观察和操作现有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的顶岗实习机会,对于所暴露出来的理论教学不足,返校后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对实际操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相应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1]王建廷.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人才培养的战略研究[J].城市,2003,(1):3-11.

[2]王琦.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文本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4,21(3):113-117.

[3]康维波,张文翠,宋明爽.城市管理专业教学实习和毕业实习有效性研究[J].社科纵横,2015,(8):159-161.

[4]钱玉英,钱振明.城市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1,(12):84-87.

[5]文正祥,徐建平.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初探[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27):363-366.

[6]徐建平,马春.从毕业生就业状况探讨城市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云南大学为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7):33-35.

篇6

一、改革的主要内容

1、论文形式改革

毕业论文要求具有知识创新,普遍指导价值,这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来说,有一定偏颇。为了改变管理类毕业论文的形式单一现象,我们在毕业论文形式上采用设计方案及调查报告等形式来代替以往的纯理论综述性质的毕业论文,改变毕业论文写作内容的局限性。

为了保证这样的目标能够达到,我们分几个专业规划选题方向,具体如下:市场营销专业采用创业设计方案、营销方案策划、市场调查报告;工商管理专业将采用人力资源诊断报告、生产管理诊断报告、质量管理诊断报告、供应链管理诊断报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采用社会问题分析报告、社会现象分析报告、公共政策分析报告。通过上述这些设计方案及调查报告让学生把研究点落到实际问题当中,加强毕业论文的应用性。

2、论文写作过程改革

以往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包括开题、写作、答辩、修改定稿等环节,但大多数同学在毕业论文撰写之前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头脑空空,因此,我们将指导过程拟定为阅读文献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选题、调查(设计)、整理分析、写作、定稿、答辩几个环节。让学生提前阅读一定的文献资料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充实头脑之后再来确定选题,以避免选题的盲目性和空洞性,同时增加调查(设计)环节让学生切实深入论文的实际形成当中,动手动脑,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作一个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抄袭和拼凑。因此,将指导过程拟定为阅读文献或独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弄虚作假,不抄袭和拷贝别人的工作内容。

3、论文组成部分改革

绝大部分高校毕业论文均由以下部分组成:(1)封面;(2)扉页;(3)任务书;(4)中文摘要、关键词;(5)目录;(6)正文;(7)参考文献;(8)指导教师评审表;(9)评阅人评审表;(10)答辩评审表;(11)封底。为了简化形式,我们将设计方案及调查报告规定为以下组成部分:(1)封面;(2)目录;(3)正文;(4)附录(主要包括问卷,样本,数据等);(5)指导教师评审表;(6)评阅人评审表;(7)答辩评审表;(8)封底。在毕业论文的组成部份中去掉了摘要、关键词以及参考文献等部分内容,要求学生附有问卷,样本和数据,尽可能的去掉部分形式及理论上的内容,更多的加强和鼓励实际操作,以及报告本身内容的完整和深化,更加侧重报告的内容而不是形式。

4、写作和指导进程改革

大多数院校毕业论文的安排都是在大四下半学期,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最后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来准备毕业论文,这样的毕业论文不仅质量低下而且流于形式。针对此问题我们对毕业论文进程做了具体安排,要求各专业教师于第五、六学期一开始对学生进行论文指导训练,对学生提前进行写作训练,为未来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各专业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在本专业的课程中选取一门考查课或必修课来训练论文的规范书写,教师可根据课程将其作为考试或作业来训练。从第七学期开始选题,指导组织学生进行论文框架写作雏形;论文框架定好后,组织学生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确定之后,方可开始具体写作。实施过程中要求师生严格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保证毕业论文有全面充分的准备。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学生写作兴趣有所提高

设计方案或调查报告与毕业论文一样都能考察培养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创新能力,又能体现应用性的特点。设计方案或调查报告等都针对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不一定都要运用新知识,也不要求有知识创新,相反要求运用知识的成熟性,保证方案的成功概率。解决方案不一定要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我们把应用效果作为报告的评价标准。

从改革实施以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管理系已有不少毕业生以毕业调查报告的形式完成毕业论文,并且这一数字近年来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设计方案或调查报告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学生的写作需求,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凡是自主选择调查报告这一形式的学生,其在调查报告的努力程度及最后成果的质量上均要超出其他学生。这也说明学生的自主意愿性和自主选择对毕业论文的完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2、论文质量有所提高

针对毕业论文准备时间短、准备不充分等问题,我们要求各专业教师于第五、六学期一开始对学生进行论文指导训练,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在本专业的课程中选取一门考查课或必修课来训练论文的规范书写,可作为考试或作业来训练。由于写作过程的全方位改革,从2008级、2009级同学的实施效果来看,此过程改革确实有助于毕业论文的质量提高,也理顺了教师的具体指导思路。

3、论文规范性有所提高

针对毕业论文不够规范的问题,我们制定出毕业论文有关程序文件及写作细则文件,并为学生提供可参照的模板。细则文件中详细的规定了各项教师指导内容及学生写作规范要求。例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的《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管理系毕业论文程序规范文件》,该文件主要从指导教师的指导原则,指导的具体任务,毕业论文答辩要求、评分要求以及附有具体时间及具体内容的毕业论文进程要求,并把有关的毕业论文材料列出清单,从多方面规范教师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此外,针对不同的作品形式分别制定有针对性的写作细则。包括:《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管理系毕业调查报告(设计方案)写作细则》《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管理系毕业论文写作细则》,由于分形式制定具体细则文件并有可参照的写作模板(范例),毕业论文的执行步骤更加清晰,学生写作的规范性也在逐渐加强。

三、改革经验总结

1、对改革的高度认识

在此次毕业论文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高度的改革决心和改革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让改革处于广泛需求的推动之下,上下统一思想,将改革提到实际操作层面,不能只是想想或被动执行,必须上下齐心主动寻求改革的方法与步骤。其次,必须认识到毕业论文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毕业论文的改革不仅对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指导教师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在指导教师身上,指导教师的态度和行为也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态度,因此,指导教师对于毕业论文改革的高度认识是推动改革实行的强劲动力。

2、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需要有力的措施来推动。在此次毕业论文改革过程中我们设置了多种管理办法和制度来保证改革的落实,例如,以具体的比例来推动调查报告或设计方案,规定各位指导教师多带各种毕业调查报告且数量不得少于所带学生人数的20%,并逐年提高比例,争取每年每位教师以10%的比 例提高,三到四年最终将毕业调查报告或设计方案总比例达到30-40%,逐步争取把部分论文变成创业报告,诊断报告,市场策划等多种形式,借此改变毕业论文纯理论的空洞形式,提倡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实践应用性。

对于指导教师则落实具体任务,例如规定指导教师要做到师生面对面指导,每位指导教师为学生指导论文次数不得少于3次,要求各位指导教师保存每次的批阅指导记录,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过程,强化教师职业道德,指导教师需尽职尽责,在指导过程中树立良好的品德与模范作用。

3、配套政策的保障

配套的政策对于制度的落实有着根本的保障,因此,改革还需要配套的政策来支持。例如在试点中,我们对于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在毕业论文或毕业调查报告的最后得分上予以相应的减分,此办法也有助于教师最后对学生作品的科学打分。对于教师,我们将具体的指标与年终绩效考核挂钩,规定的任务不能完成者将在年终考核中予以相应减分。此外,设立毕业论文专项检查小组,检查小组由系主任牵头,各教研室主任组成,采取交叉检查和抽样检查的办法,定期对毕业论文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以此保证毕业论文过程的有效进行。多项配套政策的出台对于教师和学生都起到了严格的监督管理作用,进一步保证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施小平.试论高校毕业论文(设计)的全面质量管理[J].高教探索,2006.4.

[2] 岳强,王秀珍.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思路初探[J].中国证券期货,2011.10.

篇7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严格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资本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的比重显著降低。改革开放30多年,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全国工商联于2006年3月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其民营经济的定义为: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由此,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应为35%。有学者根据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行业年鉴估算,2006年国有企业增加值占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8%、33.3%和50.6%,占全国GDP的比重为36.9%。

2、近年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中趋稳

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的统计数据,可以观察到国有经济的变化趋势。过去5年中,国有企业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中趋稳。从2005年到2008年,该比重不断下降,表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低于非国有企业。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前10个月,该比重的下降趋势出现了逆转,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于非国有企业。初步分析,这与全球金融危机下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谨慎和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系,国家财政政策重点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也是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是企业利用内外部资源为未来发展进行的投资,反映了企业规模扩张的速度。

国有企业在工业总资产和工业总产值两项指标中的比重也是降中趋稳。国有企业在工业总资产中的比重从2004年的50.9%下降到2008年的43.8%,但下降速度递减。由于2009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较快,估计该比重将止跌回稳。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005年的33.3%下降到2008年的28.4%,下降速度也在递减。

二、“国进民退”的案例有相应的背景

尽管宏观数据指标表明我国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趋势,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国进民退”的案例。我们对这些案例不应简单持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态度。国家关于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有进有退”,我们应该结合其背景和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1、国有企业借助产业整治的兼并

以山西煤矿整治为例。山西一些小煤矿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破坏问题突出、安全事故频发,必须进行整治。由于负责小煤矿监管的地方政府短期内无法建立必要的监管能力,依靠地方政府加强监管的整治方案屡屡失效。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和山西省政府选择了产业重组方案。产业重组中,技术水平高、社会责任强的国有大企业获得了较多市场份额。但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只应看作是暂时性的选择。国有企业来自股东的赢利压力相对较小,社会责任激励相对较高。因此,更可能会在资源环境和生产安全方面表现较好。同时也应关注国有企业兼并带来的负面影响:产业竞争被削弱,企业效率可能降低,企业兼并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很难调解。长期看,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和促进产业开放竞争是大方向。另外,需要指出国有企业虽然具有较好条件,也必须加强监管,包括股东和行业监管,否则,国有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制度优势会发挥不出来,因为国有企业存在内部人利益问题。

2、财政或国家资源的投入

政府的投入也是国有经济扩张的重要来源。典型例子是地方政府搭建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土地等资源投入组建融资平台,从银行大量借款从事城市建设等公用事业。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借款达到数万亿元,借款的抵押物主要是土地、税收等公共资源。政府利用公共资源兴办国有企业投资城市建设是促进城市化的简便方法,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觑。政企不分、财务风险意识薄弱、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能带来长期风险。在公用事业投资方面,应采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式,可积极探索公私合作方式,既有利于解决资金问题,也为民间提供了投资渠道,还有利于改善企业治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投资于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大飞机、液晶、新能源等,投资方式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等。由于产业内在的资金和技术密集特性带来了较大的投资风险,以及我国产业的后发劣势,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很难吸引企业大规模投资。政府的投资发挥了种子资金作用,产业启动后,吸引了大量民间投资的参与。应该说,国有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只是刚刚起步,今后应继续加大力度,同时,还应建立专业化的投资机构,提高投资的效率。

3、国有企业依靠资金优势投资非主营业务

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之一来自国有银行的偏爱。近期大型央企利用资金优势在一线城市高价购买商品房建设用地,制造了系列“地王”,事实上起到了抬高房价的作用,社会公众对此反应强烈。公众的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抬高房地产价格有违国有企业的宗旨;二是国有企业依靠资金优势涉嫌不公平竞争。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之二来自国家的投资和分配政策。国家在一些基础产业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其他相关重要资源,企业经营产生持续的现金流和大量利润,但是国家不要求企业分红或者很少分红。而企业在考核激励下积极投资非主营业务。国资委对企业业务范围有一定限制,但一些大型企业的子孙公司明显突破了国资委确定的主业范围,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设立财务公司投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甚至直接投资股票市场。

4、国有企业借助行政许可的扩张

行政许可的内容之一是市场准入政策。我国在民航、铁路、电力、石油、电信、邮政、烟草、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由于国有企业具有较好基础,且监管体系的建立需要时间,因此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保持主导地位有利于维护社会目标。有人质疑行业竞争不足或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利用市场地位挤占下游企业或社会公众的利益,或者过度投资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实践看,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因此,应继续按“政企分开、放宽准入、引入竞争、依法监管”推进垄断产业改革。行政许可的内容之二是项目核准政策。政府对资源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重要装备、社会事业等项目的投资实行核准政策。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基础条件好,容易获得好的投资项目以及相关的稀缺资源。政府“选美”有合理的一面,但也可能剥夺新进入者特别是新兴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因此,应继续深化行政许可改革,依法减少许可范围,对于必须许可的项目,应尽量采用竞争性的资源分配方式,以提高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三、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几点看法

1、对“国进民退”应该有客观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国退民进”的趋势,近年逐步进入国有经济比重相对稳定时期。前期国有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主要来自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近年国有经济的相对稳定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国有资本相对集中于优势领域,机制体制改革发挥作用,国家政策的支持等。“国退民进”的总体趋势与“国进民退”案例并存。二者并不矛盾,因为部分国有企业不断扩张,但民营企业发展更快;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一些国有企业退出了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国进民退”案例的背景各有不同,很难笼统地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有些案例是不合理的,如利用资金优势制造“地王”;而有的案例是合理的,如投资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些案例利弊皆有,考虑到特殊的环境条件,很难作出倾向性判断,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对“国进民退”案例的判断,还与立场有关,因此,媒体上出现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现象。

2、应处理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

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可以公平竞争。但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却拥有诸多先天优势,如土地、资金、政策优势,或者垄断环节的市场力量等。因此,国有资本应按照国家既定政策进一步调整布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理应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3、国有资本应在市场失效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有人片面认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就是“退出”,国有资本进入新领域就是不合理现象。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更不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发达国家也有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效,而且也存在转型国家特有的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效,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后发劣势导致的市场失效。这些领域可能出现民营资本不愿进入或不能进入的现象,国有资本应该大胆进入,真正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和引导作用。

4、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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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地方公共政策,加强相应法律及政策的支持

大学衍生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学,而大学的大量发明有许多是由政府资助项目产生的。因而对国家资助项目所产生成果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管理,明确科研项目委托方和受托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规范并促进研究成果商业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美国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带动下,各国政府相继对其政府资助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进行变革,以调动大学、国家试验室等公共研究机构在申请专利以及产学合作的积极性,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变革浪潮。颁布实施一部合理的大学技术转移的法律,对规范政府资助、研究开发、成果商业利用过程中参与人的行为,促进正确的管理理念的形成,完善公共研究成果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我国大学应借助美日发达国家经验,成立和完善专门的技术转移组织,通过技术转移机构来对大学知识产权进行统一管理,采用专利许可的形式促进技术成果衍生企业。

二、推动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推动以中介组织为重点的服务体系建设。中介组织的建设,包括技术转化机构、工程中心、技术咨询和技术诊断组织等,就是使之成为连接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使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在现实生产力中发挥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研究型大学要成立和完善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加速技术成果衍生企业。美国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建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学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工作。而日本衍生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技术转移机制较成熟的大学其衍生活动较为活跃。所以在我国:其一,研究型大学要建立技术转移服务中介机构,促进技术转移。例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就建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了衍生企业的创立。清华大学还成立了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以促进大学科技成果在国际间的转移。其二,大学还要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的专门中介服务机构,密切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这种服务机构主要担当实现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和推动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加快大学技术衍生企业。地方政府应推进研究型大学建立技术转移的孵化器。

风险资本的发育程度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大学衍生企业恰恰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最重要来源。因此,风险企业的发育程度对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国家都通过创立风险投资机制来促进小企业的自主开发研究工作,但各国风险投资的来源和支持的方向也有所不同。但一个通用的做法是,风险投资主要在高新技术小企业创立阶段以参股的形式投入,以支持小企业的发展。投资者除了一定时期内获取风险企业的利益分成以外,还要靠风险企业创办成功后,在股市或产权交易市场出售风险企业的股份,收回投资。

三、建立科技人才支持体系

技术创新中人才是关键,如何建立有效的科技人才支持体系是保证大学科技园小企业集群顺利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在建设大学科技园中,主要采取“一校一园”和“多校一园”两种组织形式,这两种形式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把大学科技园真正办成开放的科技园。首先,要积极引导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有效传播;其次,大学科技园应当对全社会开放,入园企业不应仅限于所依托的一所或多所大学,应当积极的向其他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当前,全国各地有着一股兴办大学科技园的热潮,许多大学争相兴办自己的科技园,会照成资源的浪费,也限制了人才的合理交流;最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积极兴办地方性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的形式为大学科技园输送更多的人才。

四、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转移

最后,研究型大学可以继续通过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的全面合作,加快技术转移,促进衍生企业发展。研究型大学要继续与地方政府合作。这也是国际上美日等国强调的产学官“三位一体”理念的体现。研究型大学要积极响应大学为地方服务的国家号召,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近年来,大学纷纷与地方政府签署了各种长期、全面合作协议,与全国各地方政府在科学研究、技术转移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广泛开展了合作。总之,对于美国和日本衍生企业发展经验的扬弃之后,结合我国的实际,从法律及政策的角度入手,建立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转移的孵化器,在通过产学研和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我国衍生企业发展,同时,避免数量胜过质量的误区,那么我国的大学衍生企业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1]申欣旺:高校校办企业的集体围城.中国社会导刊,2006(22)

[2]赵剑飞:校企改制结束还是开始.2003年9月20日,http://finance.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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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发展

法定存款准备金,规定了商业银行或某些国家中的储蓄机构在其存款负债中必须上缴央行一定比例的存款或者是预留库存现金。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来调节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限制了银行的一定的现金流,保障了存款用户的相对风险。从2006年第一季度到今年的第一季度,这四个季度,央行已经对存款准备金率调整13次,每次的调整基本都是提高0.5个百分点。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等对冲工具,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回收多余流动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适当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再贴现率,央行在通过“贴现窗口”贷款或再贴现或购入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向银行体系直接提供准备存款的活动中索取的利息。从而影响货币资金供求。再贴现率现为3.24%,而且这个数据近年一直都没有变动。

公开市场操作,如回购和逆回购协议、买卖政府债券、发行中央银行证券等。从我国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可以得出去年到今年的五个季度的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票据发行总量和季末票据余额都是比较大的数额,央行对公开市场化操作幅度越来越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操作的幅度也不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改善通货膨胀,而且可以灵活安排。政府在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进一步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人们要面对是央行的政策,但是怎么样才能有效的达到央行的预期?改善货币政策透明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2、我国货币政策透明披露回顾

1993年以前我国央行主要是通过领导讲话来披露我国的货币政策,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通过领导讲话进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低,公众很难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准确的预期。1993年起人民银行开始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里面明确列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每月中旬人民银行还公布上月M0、M1和M2的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贷款、储蓄存款和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2001年开始执行货币政策报告,在每一个季度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内容有: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协调运用好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对冲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维护总量平衡。2002年2月份,首次对外公布了货币政策司撰写的稳健货币政策有关问题的分析报告,报告中解释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由来、内涵、实施效果。2004年,央行公布金融统计数据时间表,内容包括:本外币存贷款数量、余额和经济运行状况等。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我国货币政策经济运行透明度在最近几年提高很快,这有利于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提高。但是也要认识到,我国货币政策经济运行透明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善和提高。如金融数据公布的完整性、项目全面性、经济金融运行的预测报告等。

二、改善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优点

1、降低抑制通货膨胀的成本

有利于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督。当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就会具有用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偏好,倾向于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而在实行公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任何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短期产出提高的行为,都将被市场主体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将会破坏中央银行的信誉,丧失公信力是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代价。这样,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就会提高中央银行的公信力。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物价稳定,减少管理监管通货膨胀的成本。

2、减少信息不对称,有效引导预期

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可以从公众的支持与理解中受益。在货币政策透明度较高情况下,中央银行向公众公开货币政策决策过程,说明决策依据,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及时而准确地有关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统计资料等,这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公众获得更为准确的货币政策信息,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从而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提供调控经济运行的各种信息,态度鲜明地表明对未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风险的预测,以中央银行的权威与信誉,就可以影响公众预期,使其按货币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

3、减少市场波动,稳定金融市场

政策可信性越大,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大,其政策效应就越好;反之,可信性越小,其政策效应越差。政策的透明度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完全预料到未来的意外冲击,因此事前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指标与事后的实际结果不会完全一致。如果货币政策不具有透明度,公众就无法判断目标的偏离是由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曾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样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造成损害。如果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高,政策信息全面、详细与准确,那么公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还可以了解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手段与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正在实行的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与所宣布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便可以保持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当人们适应这个规则以后,政策的明确化、制度化有助于保证实现货币政策的延续性,或者至少可以增加未来政策继续采取目前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减少市场由于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三、国内外货币政策的借鉴

货币政策透明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目标透明度、认识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在这三个方面上,每个国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现在将对外国几个有代表的银行进行分析,提出对我国的借鉴。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在《联邦储备法》中被确定为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对于会议记录等信息披露在格林斯潘时期,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货币政策决策,投票结果基本是全票通过。伯南克任职到现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会后3个星期对会议纪录予以公布。美联储从1994年才开始对外公布政策。在此之前,公众和市场只能间接通过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的政策动向来判断货币政策行动的变化,即使政策决定没有变化,也对政策保持不变的依据进行解释和说明。2003年8月以来,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更加注重使用描述性的前瞻性语言,向市场传递美联储对经济前景展望和货币走势方面的信息。

新西兰储备银行采用的都是通货膨胀目标制,1990年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其物价稳定的衡量标准是由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通过签订政策目标协议确定的;货币政策决策由行长个人做出,对行长货币政策决定的详尽解释取代了会议纪要。央行还会在每个季度提供短期名义利率预测,并尝试以图表的形式向公众和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政策利率路径,向公众说明其未来可能的政策行动。英格兰银行采取的措施与新西兰基本类似,即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决策上,英格兰银行采用的是“多数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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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交易费用的内涵

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交易费用的定义达成共识。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交易费用"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它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搜寻信息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等活动上的费用"。①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转是有代价的,企业的存在可以通过内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1.2 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1)制度或体制差异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的功能是节约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实则是选择交易费用更少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不同制度下的市场化程度和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差异,导致了不同制度下交易费用的差别。在发达国家,由于制度相对稳定,少有更迭,交易费用的变化主要受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制度机制尚新,很多制度欠缺合理性且不稳定因素增加,这导致的制度频繁更替成为了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原因。

(2)测量生产要素标准的变化及交易技术的变化

政府对商品价值和劳动力测量标准的变化可以从政策层面影响交易费用。另外,交易费用还受交易技术的影响,这里交易技术可以定义为与交易活动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或社会超前资本。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物流的交易费用,如交通运输费用,道路和交通运输设施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要素购入和产品售出,决定交易的时间成本和其他费用。二是围绕信息流产生的交易费用,通信和通讯设施以及信息技术可以多元化信息沟通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确定性引起的损失,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和处理成本,促使交易契约范围扩展,交易选择多元,并形成对履约更有效的保障机制。

2.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2.1 中小企业各项经济指标状况

截止到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43.1万家,较2008年的42.3万家增长了1.9%,占200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9.3%;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就业人员6787.7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吸纳就业人数的76.9%;中小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72498.9亿元,较2008年同比增长10.2%,增幅下降;中小企业资产规模300568.9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60.9%;主营业务收入361821.7亿元,占国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6.7%;利润总额23644.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8.5%;上缴税金14849.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56.1%。

2.2不同经济区域内中小企业发展对比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政策、交通运输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我国不同经济区域间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很大差异。以工业类中小企业出口额为例,中西部地区相较于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比较落后。以2009年工业类中小企业出口额最大的500家经济区域分布为例,东部沿海地区为213家,较2008年增长38.55%;南部沿海地区为174家,较2008年增长36.58%;而中西部地区总共仅有22家,且同期增长率仅为3.15%,不管在企业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见图表2)。

图表2 工业类中小企业出口额最大500家经济区域分布(2008、2009)②

3.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发展困境分析

3.1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济自由度

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涵盖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 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为51.2,世界排名第138位,远低于同期排名第一的香港地区的84.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9.2和亚太地区平均水平的57.9(见表3)。

表3 2012年中国经济自由度与其他地域对比③

转型时期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交易费用主要来自政府行为、市场化程度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要追溯到产权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市场的产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自身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二是放贷人、债权人、投资者等资金供给方的产权界定和保护。2003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局对全球120多个国家投资环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因素中,信贷人权利保护和私有产权保护这两项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信用体系、金融机构数量、利率市场化等其他外部条件。

3.2 中小企业本身的不足

中小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加剧了其交易成本,制约了企业发展。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中小企业谈判成本高。中小企业自身规模较小,资金有限,谈判成本必然较高,具体表现在中小企业筹集资金的成本较高、小企业寻找人力资源的成本较高、小企业研究开发能力不足、小企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能力不足。二是中小企业的履约成本较高。中小企业资本有限,不能承担因交易对象违反合约而造成的损失。为了避免违约事件的发生,它会比大公司花费更多的成本监督合约的执行。同时,由于筹资能力、揽才能力以及科研开发能力的不足,中小企业容易出现违约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履约成本。

注释:

① R.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第55页。

②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类中小企业出口额最大500家分析报告",《中国中小企业》,2010.10,P59-P64

③数据来源:http://

参考文献:

[1]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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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其基础理论还是在应用技术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诸如生物统计、金融统计、社会统计等的形成与发展,便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统计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高校统计专业教育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统计及相关课程设置情况的调查,了解统计教育的动向和特点,寻找对我国统计教育发展有益的启示。根据2011~2012年QS世界大学排名(统计专业),位居前列的高校分别是: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麻省理工(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新加坡国立(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多伦多(University of Toronto)、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这些院校涉及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院校的官方网站的访问来了解各校开设的统计及相关课程的情况,获得了有意义的结论。

一、统计课程的分类呈现多样化

长期以来,统计课程大多被分成数理统计和应用统计两类,前者着重介绍统计理论,后者介绍统计应用方法。目前查阅到的资料显示,统计类课程正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院校所设统计课程除一部分是为统计专业学生开设的外,另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其它专业学生开设的,且涉及面非常广泛,传统的分类已不能准确描述。为此,笔者将其分为四类,并将各院校的课程分别归入各个类别(从中亦可观察到目前统计课程涵盖面之广)。

1.基础理论类。这类课程介绍统计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面向统计专业的学生。典型课程有: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统计理论、统计推断、随机矩阵理论、空间统计、系统辨识、推断算法、非线性模型、广义回归模型、广义线性统计模型、概率和测度、统计原理等。

2.应用统计类。这类课程主要介绍应用统计方法。典型课程有:应用统计、回归模型、非参数统计、多元统计分析、数据挖掘和分析、时间序列分析、风险管理及监督、贝叶斯统计、统计建模、无监督学习方法、蒙特卡洛方法、需求建模、随机控制、数据模型和决策、马尔科夫过程、应用定量分析、抽样调查、试验设计与分析、分类数据分析、纵向数据分析、非参和稳健方法、统计计算、随机网络模型、随机模拟、统计质量控制等。

3.统计应用类。这类课程的特点是统计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反映了统计学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典型课程有:生物统计、运动统计、代码破译、工程和物理中的统计、金融统计、遗传学中的统计算法、统计咨询、公众的风险―效益分析、物流与运输规划方法、资产定价:定价模型和衍生品、高级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模型、信息系统中的随机过程、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社会统计、公共政策中的高级定量分析、基因调控、流行病原理、生存分析、商业统计、统计基因组学、人文社会科学定量方法导论、心理学的定量方法和行为科学、华尔街上的应用计量财务、医药统计、人口统计方法、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分析、财务统计方法、统计和诉讼、提高质量和生产力的统计等。

4.普及教育类。这类课程是讲授统计基本思想的,通常是作为统计启蒙教育的。涉及的课程有:统计方法介绍:预处理、了解统计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概率:有关机遇的10个伟大的想法、统计思想和数据分析、统计实践导论、统计概念、数据分析的方法、统计基础、统计的历史、了解不确定性和统计的思想等。从上面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基础理论类课程变化不大,但统计应用的课程拓展了很多。特别是原属于应用统计类的课程,逐渐分化为研究统计应用方法的应用统计类和介绍统计与其它学科交叉应用的统计应用类,凸现了统计强大和蓬勃的生命力。

二、统计教育更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

在这些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明确显示出了以下几个特点:①应用统计和统计应用类课程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在斯坦福大学,占到了78.8%;麻省理工学院为71%;普林斯顿大学为86%,其它院校情况也类似。这充分说明了在当今统计教育中,越来越强调统计应用能力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反映出了当今对统计应用人才的需求。②课程及时反映了统计在应用领域的最新进展。基因是分子生物学中的研究前沿,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基因代码信息,及时反映在课程“代码破译”中(Breaking the Code,斯坦福大学)。又如,海量数据的分析又是一个研究热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就设有“数据挖掘”课程。③全面反映统计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各个院校开设了大量这样的课程。有生物统计、金融统计、商务统计、工程统计、物理统计、社会统计、心理统计、财务统计、医学统计,连公共事务和诉讼都有涉及。④强调依据实际问题建模和分析。各个院校都有统计建模的课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统计建模导论”(斯坦福),“统计咨询”,“需求建模”和“高级需求建模”(麻省理工),“随机建模”(普林斯顿),“统计实践”(多伦多)等。课程具体内容设计也十分注重实践环节。比如《统计咨询》课程,要求学生用6~8周时间深入实际,了解用户需求,构建模型,进而进行计算分析,最终形成分析报告交给用户。⑤推广和普及统计思想。与确定性数学不同,统计主要解决的是不确定的问题,有着其特有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学生初次接触时,一般较难理解和接受,讲授统计课程的教师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为了普及相关的教育,各校都开设了介绍统计知识的普及课程。如“了解统计模型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斯坦福),“了解不确定性和统计的思想”(新加坡国立),“统计思想导引”(普林斯顿)等。学生通过这些课程,不仅能增进对统计思想的了解,亦为今后可能的统计应用打下基础。

三、建议

基于上述对部分世界一流大学所设统计课程情况所作的分析,不难看出,当今统计教育正越来越向应用方向发展。为此,笔者对我国统计专业及相关课程建设提出两点建议:①积极鼓励统计专业教师做跨学科的研究,开设交叉的统计应用类课程,充分发挥统计的分析决策作用,使统计真正成为一门强有力的支撑学科;②强化对学生统计应用能力的培养。包括开设类似于“统计咨询”这样的课程,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深入实际,了解用户的需求,上升为统计模型。学会判断,根据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来加以解决。一旦学生掌握了这样的能力,就能与今后的实际工作无缝对接。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教师本身的统计应用能力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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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monetary policy,transparenc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varia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4-0030-06

从国际视角观察,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都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它们采用多种有效的方式与公众交流其政策决策和操作方面的信息,许多做法颇具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中央银行加强与社会公众信息沟通的动因

中央银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信息沟通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有效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预期影响着公众的投资与消费等经济决策,中央银行对经济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实施其政策措施引导公众的预期来实现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在做出决策之前,总是根据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因为经济主体无法确知未来,所以只能将其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之上。既然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众对该政策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公众,那么货币政策就会对公众的预期产生影响。伍德福德(2005)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解释说明甚至比政策本身的行为更能够影响市场上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和居民广泛参与投资和金融产品的交易活动,金融市场也就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变动以及资产结构调整和财富效应等多种渠道传导货币政策。但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走势的预期,因此,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自然成为了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与市场主体的信息沟通,有效影响和管理市场预期,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获得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也广泛存在于宏观经济领域。例如,宏观经济调控者所掌握的信息与相对应的被调控者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前者占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优于后者,并因而导致公众对宏观经济调控者的政策不信任和不配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调控者与被调控者能够更多地共享决策信息,即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因此,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公开宏观经济决策信息,就成为解决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方式和手段。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作为政策决策部门的中央银行及时有效地披露政策信息,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公众的疑虑和预测误差,使双方走向合作博弈,使货币政策效率得到提高。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可以从公众的支持与理解中受益。中央银行向公众公开货币政策决策过程,说明决策依据,展望未来的政策取向等,可以使公众获得更为准确的政策信息,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三)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理论认为,在政府干预下,中央银行有违背稳定物价的承诺,实施带有通货膨胀倾向货币政策的动机。为了防止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出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诚信保证,约束其履行稳定物价的承诺。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越大,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强,政策效应就越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越小,其政策效应越差。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完全预料到未来的意外冲击,因此事前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与事后的实际结果不会完全一致。如果这些情况不能及时全面与公众进行沟通,公众就无法判断调控效果与承诺目标的偏离是由于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样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造成损害。如果中央银行采取了有效的信息沟通,使公众对货币政策了解得更加全面、详细与准确,那么公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还可以了解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手段与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正在实行的措施和效果与所宣布的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便可以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四)强化中央银行的责任感

在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各界对其责任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这种责任感是需要央行通过与政府、公众之间的对话来实现的。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政策部门,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必须接受公众的评价与监督,同时还要接受权力部门的问责,而这又是以公众和权力部门对中央银行政策信息的充分了解为前提的。当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就会具有用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偏好,而在实行“公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任何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短期产出提高的行为,都将被市场主体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将会破坏中央银行的信誉,使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要付出丧失公信力的代价。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物价稳定,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把货币政策紧紧盯住物价稳定这一目标上,而公众则依据中央银行的政策行动以及目标完成情况,对中央银行的绩效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将其政策意图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缺乏信息沟通,公众就无法了解中央银行的目标和承诺,也无法对中央银行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信息沟通的主要做法

(一)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信息沟通

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沟通是指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短期量化通货膨胀目标的公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有多重目标和单一目标之分。一般来讲,单一目标比多重目标更清晰。因为在多重目标的情况下,公众难以把握中央银行在一定时期到底以哪一个作为优先考虑,以及对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赋予多大的权重。而最终目标虽然在各国的中央银行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但大多都是原则性的,要把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变为具体实施方案,还需要制定中短期量化通货膨胀目标。一般说来,量化目标比定性目标更精确,也更容易为公众所理解。

美联储(FED)货币政策目标在《联邦储备法》中被确定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利率水平。对这三个目标,美联储并未对其进行重要程度的区分,也不对外公布中短期量化标准。但从其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看,美联储是把物价涨幅控制在3%作为其调控目标的。如果预期未来物价涨幅超过这一水平,美联储就认为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的风险,联邦基金利率就会上调。从多年来的货币政策操作看,美联储是把稳定物价放在首位,兼顾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欧洲中央银行(ECB)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对外公布稳定物价的量化标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量化的界定。为了使政策目标更具可操作性,欧洲中央银行给出了物价稳定的目标值――中期内欧元区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年上涨率低于但是接近2%,并把这一目标公布于众。

英国目前实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1998年通过的《英格兰银行法》要求英格兰银行(BOE)实现价格稳定。英格兰银行对物价稳定目标进行量化并予以公布,量化标准由政府制定,英格兰银行负责具体实施。目前,其通货膨胀目标值设定为2%,它是以每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衡量。当现实通货膨胀率低于1%或高于3%时,英格兰银行行长需要代表货币政策委员会向财政部长写出公开信,解释实际通货膨胀率偏离目标的原因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

从各国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实践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界定是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最基本内容。为了增加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负责任的中央银行一般都要公布年度或中期物价稳定的量化目标。而在中央银行已经做出了目标承诺又未能达到所公布的目标时,信息沟通显得更加必要。如果中央银行未能实现承诺的目标,又没有与公众进行坦诚的沟通,公众就难以对目标偏离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货币政策信誉度就会受到影响。只有通过必要的沟通,让公众对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才能对货币政策效果给出合理的评价。

(二)货币政策决策方面的信息沟通

货币政策决策的信息沟通是指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决策方式和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披露,既包括对外公布货币政策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方面的信息,也包括对货币政策讨论过程进行描述的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的公开披露。

欧洲中央银行采用的是“两支柱”货币政策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依据这两大支柱所需的大量数据和信息。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决策信息:一是通过新闻会与公众沟通。每次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讨论货币政策事项之后,立即召开新闻会,向公众介绍管理委员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会议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通过文字性材料与公众沟通。欧洲中央银行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

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部门。FOMC每隔一个半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制定联邦基金利率和再贴现率。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的当天,美联储就宣布利率是否变动以及变动的幅度,两周后公布会议纪要以及对某一项政策措施的投票率。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对外公开发表完整的会议记录,包括会议讨论的议题、结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以及有表决权人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日本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政策委员会,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之后,委员会立即公布会议决定,委员会主席则在新闻会上解释政策决议,新闻会内容在相关媒体公布。另外,委员会主席还要根据政策决定整理出会议内容副本,并根据委员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第四个星期公布会议纪要以及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政策委员会决定的其他问题则在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月度报告》中公布。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构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英格兰银行主要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短期利率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每月投票决定的。决议一经多数通过即为集体决议,并成为对外公布的货币政策决定。英格兰银行在会后两个星期详细的会议记录,包括会议的主要议题、委员的各种观点和投票结果等内容。

(三)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信息沟通

货币政策操作的信息沟通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经决定便迅速公布,同时还要对公众进行政策决定的必要解释,以及披露未来货币政策取向和预测展望。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信息沟通方面,中央银行一般是运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述,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前景进行分析和预测。

美联储从1994年开始对外公布政策决定,即使货币政策维持现状,美联储也对政策保持不变进行解释和说明。自2003年8月开始,美联储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立即发表政策声明,对货币政策进行解释,向市场传递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展望和货币政策走势方面的信息,发挥政策窗口告示效应。联储主席和FOMC的其他成员一般都会根据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向公众披露美联储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并表明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取向,以帮助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使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结合起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超国家机构”,向公众和市场用“一个声音”说话、保持信息沟通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在每月一次的新闻会上,行长详细介绍ECB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解释政策决策的理由,并通报管理委员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相关信息。新闻会的文字材料也于同一天刊登在欧洲中央银行的网站上,以便这些政策信息及时呈现给公众。每月的《欧洲中央银行月报》对经济形势进行全面评估,对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但欧洲中央银行不向外界提供未来明确的货币政策取向。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立即向金融市场和媒体公布政策决议和新闻稿,给市场主体提供货币政策委员会思考问题的线索,但只在政策取向发生变化时才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英格兰银行每个季度《通货膨胀报告》,不仅对经济运行进行详细的评估,而且还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走势进行预测。但英格兰银行不提供未来明确的货币政策取向。

三、中央银行差异化信息沟通策略分析

(一)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方式与所依托的社会背景相适应

中央银行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方式,与中央银行所依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采用的是集体负责制,考虑到管理委员会成员可能承受自身所在国的压力,而无法从整个欧元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因素,所以他们不公开会议记录,也不宣布投票结果。与此相反,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决策强调委员的个人责任,采用个人负责的原则。每个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对每一项政策调整意见都要进行投票表决,多数赞成的即为对外宣布的货币政策决定。会后的会议记录,包括会议的主要议题、委员的各种观点和投票结果等内容。

欧洲中央银行之所以不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是因为欧洲中央银行面对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环境。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都在规定的时间内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RBA)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中由于包含了来自社会各部门或行业的代表,受到委员会成员构成这一特殊制约因素的影响,所以会后也不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而是选择了其他的信息沟通渠道。

另外,各国货币政策决策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的也不尽相同,瑞典银行公布会议记录,并披露对政策决定持保留意见的委员姓名;而日本银行虽然也公布会议记录,但只对参加会议的政府代表的言论进行署名,而其他委员和代表的意见则不署名。

(二)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需要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鉴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着时滞,货币政策决策应该具有前瞻性。但是在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实践中,为什么有些中央银行对披露未来货币政策取向和预测展望持谨慎态度呢?这是因为,披露未来政策取向和进行预测展望可能会使中央银行与公众的交流变得更加复杂。明确的未来政策取向和预测展望是基于现在所能获得的经济信息做出的预测,但中央银行无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然而,公众往往会低估中央银行预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把未来政策取向和预测展望当作中央银行的一个“准承诺”,而忽视了中央银行这些信息时强调的前提。当新的情况出现后,中央银行有可能调整政策取向,这就会发生与已经披露的政策取向偏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会认为中央银行以前的预测出现失误,或者是说了不算,如果这类情况经常发生,就会使中央银行的信誉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受到损害。可见,只有在信息沟通有利于维护中央银行权威和信誉的前提下,增加信息沟通内容的做法才是有益的。此外,信息沟通虽然有助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但也要掌握恰当的频率,伯南克(2004)指出,中央银行信息的数量与透明度并非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不相关的信息对市场主体来说是“噪音”而不是有效信号。

(三)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应注意把握限度

在实际信息沟通的过程中,是不是中央银行向公众沟通的信息数量越多、内容越具体,其效果就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分析和判断时,有不少因素是不确定的,中央银行也会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分析判断。然而,随着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范围的扩大,市场主体可能过分依赖中央银行的信息,而无法理性地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造成中央银行的公共信息对市场主体私人信息的挤出,进而导致真实客观的市场反应无法有效地反馈给货币政策的决策者。这一问题也许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明显,但如果中央银行的分析判断或政策决策出现失误,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力度的加大就会加剧失误的严重程度。

在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公众都能完全理解和掌握中央银行公布的完整信息,有些公众和市场主体只是从中央银行公布的全部信息中选取一部分,并以此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参与市场活动。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也带来了挑战。如果中央银行公布的多数信息无法被公众所吸收,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就会出现资源浪费,从而增大了信息沟通的成本。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对信息沟通限度的判断标准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与中央银行所处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有关,也基于各国中央银行对信息沟通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在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清醒地认识到最大限度的信息量公开并不意味着最有效的沟通,这一点对于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策略的选择十分重要。

(四)中央银行应根据信息沟通的不同对象采取差异化的方法

中央银行面对着不同层次的信息沟通对象,不同沟通对象有着不同的信息需求,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应采取差异化的沟通方法,提高信息沟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差异化的信息沟通方法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渠道来进行。完整准确的信息沟通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进行,如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决策会议记录等内容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网站、中央银行月报、财经类报刊来登载。而对政策的解释宣传和未来政策走向等方面的信息沟通则可以通过中央银行负责人答记者问、在经济金融论坛上发言、专题演讲等口头方式进行。但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信息沟通,都必须经过事先认真准备,能够完整准确地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

四、启示与建议

(一)国际经验的几点启示

1. 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成为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综观各国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理论和实践,制定有效的信息沟通策略,采取不同的信息沟通方法,是各国中央银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金融宏观调控作用的日益加强,公众和市场对中央银行政策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对货币政策关注和反应程度不断提高,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货币政策决策依据、决策方法和决策过程。而中央银行则希望加强信息沟通,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 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着眼点在于有效管理市场预期。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中央银行影响市场预期的能力,因为预期可以通过人们的工资和定价行为影响未来的物价水平。当货币政策日益成为一门管理艺术的时候,也就决定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引导、稳定市场预期。中央银行与公众信息沟通的目标,从长期来看,就是通过政策引导将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锁定在低且稳定的水平;从短期来看,则是让公众全面理解当前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形成当前的市场预期。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应保持长短期目标的一致性,从而有效引导公众预期,促成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3. 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各国中央银行所处的经济和金融体制环境不同,信息沟通也就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总的来说,中央银行应区别不同目标群体来选择不同的沟通策略,以使目标群体更全面透彻地理解货币政策。即使在相同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也要根据社会中各个领域沟通群体的需要,来选择适合不同目标群体的沟通策略。

4. 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是信息公开和信息反馈的双向过程。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只关注了中央银行在沟通过程中作为信息“传送者”的角色,而忽略了社会公众接收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角色。信息沟通是一个信息传送与接收反馈的双向过程,因此忽略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沟通的预期效果。为了达到信息沟通的目的,中央银行需要与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这应该成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不同沟通渠道对公众和市场预期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不同沟通渠道的有机组合,实现不同渠道的互补,寻求最佳的沟通效果。

5. 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经济学知识的社会群体。伍德福德(2005)认为,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与公众信息交流的程度的提高,使经济活动中出现了更多的知识丰富和信息丰富的人群。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沟通意愿和水平,公众的沟通需求和合作也不可或缺。加强信息沟通的过程,也是加强金融教育和普及金融理论知识的过程。在信息沟通的同时注重提高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经济学素养,使信息接收者更加准确和全面地理解政策信息,有利于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

(二)提高我国中央银行信息沟通效率的几点建议

随着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信息沟通的加强,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也在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工作尚需不断完善。首先,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在月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所公布的统计项目比较少。其次,尽管央行对外公布了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相关问题分析报告,但是对于公众在形成预期时所需要的对将来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预测分析报告公布较少。因此,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还有空间,在以下方面还需要完善和加强。

1. 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程序方面的信息沟通。即通过适当方式,向公众详细说明货币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其依据是什么,目的何在。这里包括对具体货币政策进行解释的内容及意义,以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商议和讨论等。货币政策决策的信息沟通一般包括公布对决策的解释和对未来货币政策取向的透露。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未来的货币政策是在以往货币政策执行的基础上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之后才能进一步行动。所以,应当建立货币政策决策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与形式,运用多种方法和现代传媒手段增强与公众的沟通。

2. 增加对货币政策制定所依据经济信息和预测模型的披露。现代社会公共决策的特点是科学、民主和透明,货币政策也应遵循这一要求。为此,中央银行应公布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使用了哪些经济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如何建立起经济模型,这些模型所统计和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经济运行的拟和程度等等。此外,中央银行还应对预测分析的信息进行披露,因为预测分析是否透明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关键性作用。通过解读中央银行的预测分析,公众可以了解货币政策决策者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偏好,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有助于解决调控者与被调控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 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信息沟通。中央银行应当详细公告其执行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在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进程中对调控效果偏差的控制,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可预测到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冲击。在对前期货币政策操作效果进行总结时,应向公众提供更具深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分析并说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政策调控的实际效果与目标偏离的原因,等等。通过上述措施,使公众准确地把握货币政策的取向,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Ehrmann,M.and M.Fratzscher(2003),“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 and Money Markets: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Finance 6(3),309-328.

[2]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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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82-03

一、微博问政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年底,微博这一“自媒体”开始被引入中国,到2011年呈井喷状发展。截至2011年12月,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用户就由6311万增长到2.5亿,每日的信息量已近2亿条。基于微博高效便捷的信息传播,及时公开的双向沟通等特性,微博迅猛发展,个体网民的话语权得到放大,广大网民在社会事务上热心参与,网民的问政信息通过微博实时化、碎片化、关系链式传播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于是微博问政俨然成为当下最主要的问政渠道。所谓“微博问政”,是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通过微博与网民交流,收集民意、汇集民智,进而对民意作出回应的过程。

微博的出现,开启了“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微博碎片式的信息,看似不起眼,但通过一键式的“转发+评论”的方式,在关注者手中不断被转发,其能量也在一次次的评论转发中不断集聚,最终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中国社会舆情应对能力评估分析报告》中指出,微博作为传播新渠道,在舆论应对中体现出一定影响力,正在成为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有效渠道。微博中碎片化的文本私语化强,民意表达更加自由与多元,它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是一个人人可及的交往平台,很容易成为舆论形成、、传播的热门领域,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事务的问政途径。从郭美美事件到动车事件,再到高晓松醉驾案、药家鑫案,乃至近来的李双江之子无照驾车打人,一系列重大的公共舆论事件,都是在微博上首先被曝光,继而引起全国、全民关注的。而从普通网民提供信息,公安部门、媒体多方联动,以至解救乞讨儿童引发的微博打拐潮,在微博上平息抢盐风波,也反映出微博已经在发挥积极的问政作用。

二、微博问政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的积极影响

微博问政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新渠道,有效保障公民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培育了现代公民精神。以往公众自由表达意见、参与问政的传统渠道有限,且障碍很多。微博的出现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同政府对话的平台,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集聚在微博中,对政府的政策制定、社会公共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建议。大量政务微博和政府官员微博开通了“政府—公民”互动的渠道。政府在进行科学决策的过程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公众与政府直接双向沟通,这就排除了传统问政渠道中的信息传递的障碍和失真问题,使公民能够更为直接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议制民主下,民众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利,但对涉及他们自身重大利益的事务没有参与讨论决策的权利,这种通过代表参政的间接民主,不能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微博的出现为民众的政治表达提供了最直接、最及时、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政治参与渠道。在微博中,公众可以自由表达,可以延伸自己的话语权,公众参与权得到有力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微博问政契合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它增强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兴趣,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公众的自立性,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意识,进而塑造了积极的公民精神,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构建。

微博问政将敦促政府不断与时俱进,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微博问政的出现给政府创新执政方式带来了挑战,正在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网络化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惊人,体现在微博上更是如此。面对微博信息的迅速传播及其能量的不断聚合,面对由此形成的舆论风暴,政府需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惧怕网络,一味用“封、盖、堵”的方法压制公众自由表达权,最终民意将会爆发,酿成公共事件。微博问政敦促政府积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顺应网络时代的变化,要求政府主动融入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微博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将有力推动政府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涵盖了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通过微博这一载体,政府行政将会向社会开放。政府可以运用政务微博把握网络舆论动态,了解公众诉求,解答公众疑问,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微博问政具有民主性,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微博问政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的不足

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通。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微博是一把双刃剑,在对社会管理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某些不负责任的网民宣泄个人情绪、煽动社会对立情绪的工具,成为一系列微博谣言蔓延的场所。在微博谣言事件中,政府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公布权威准确消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遏制流言传播,这暴露出政府信息公开不足的软肋。有些政府机构随大流开通了政务微博,但长期“打酱油”不使用,没有及时维护和更新,甚至只留下了一段开场白就没有下文,根本谈不上对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进行有效回应。

政府与公众间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公信力缺失。长期以来,公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有限且存在障碍。传统的沟通渠道如,公众参与成本高昂,困难重重。在中国制度化障碍下,很难将普通民众最直接的呼声传递到上层,以致现在公众俨然将网络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上访不如上网,上网不如发微博”之说。在公众热衷微博问政的今天,民众对政府仍有不信任感,其原因在于当政者往往不能正确面对民众利益表达和质询,一有风吹草动,就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借口,封锁消息,采取关闭论坛、删贴等不正当方式,剥夺公众的知情权。网络是公众情感的宣泄窗口,如果一味用传统的维稳观点去应对“全民围观”的微博时代,那么最终会丧失政府的立身之本。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让民众重拾信心,这是合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基础,对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部分官员在思想行为上还未适应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目前,部分政府官员还不适应网络时展带来的执政方式和理念上的变化,对于网络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害怕网络上曝光负面新闻。网络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已把我们带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政府及其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不敢将自己放在公众的眼球底下接受审视,采取老一套办法遮掩问题和错误,强行压制公众知情权,必会导致事态恶化,甚至酿成。有些官员对网络缺乏研究,不会运用微博这一新兴“自媒体”,更谈不上以微博为工具,服务社会和公众,他们跟不上时展。 引导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机制不健全。网络舆情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目前,我国对虚拟网络社会的管理还处在粗放式阶段,管理水平不高,政府网络执政能力不强,引导舆情的良性发展机制也不健全。有些事件原本是小事,但由于管理缺失、引导不及时,因而不能控制微博的传播放大,产生裂变效应,最终形成舆论风波,变得不可收拾。这些由网络引发的舆论事件,无不在考验我国政府及官员引导网络舆情健康良性发展的执政能力。

四、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微博问政良性互动中扩大公众参与

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一是设立官方认证的政务微博。政府要开通政务微博,以专业化的团队进行微博运营和管理;要运用好这一崭新平台,及时准确权威政务信息,第一时间引导舆论走向,遏制谣言,保障公众知情权,保障政务公开、透明,保障与民众双向沟通。二是构建舆情一体化信息体系。政府应重视微博这一新兴的“政府——公众”间对话平台,同时也要重视其他传统媒体的作用,构建微博与其他媒体相互协调配合的舆情一体化信息体系。

构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一是改变以往“单边”行动,向“双向”互动转变。要改变过去忽视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由政府单边决策的做法,通过微博问政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民意。二是政府要以开放的态度,公开信息,接受民众监督。由于网络时代的来临,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方式受到了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府公信力要建立在政务信息的透明基础上,政府应以此为契机,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三是以民众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政府应该以民众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执政为民,多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人民群众保持良性关系,形成互信。

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加强和改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因此,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要在“政府——公众”微博问政的良性互动中,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一是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通过舆情监测体系,及时了解网络舆论动态,掌握网络舆论动向。对于重大的舆情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发现苗头,及时处理,将事态发展牢牢控制住。二是主动参与其中,及时准确权威消息。要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政府须主动参与其中,积极同广大网民互动,及时准确权威消息,止谣言于萌芽状态。

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微博问政扩大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引导政府转变职能,可以有力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微博问政中,公众最为关注的利益诉求直接摆在荧幕前,政府要及时收集、处理、反馈网上民情,解决网民提出的问题。因此,必须扩大公民参与,加强“政府—公民”互动,必须相应强化政府信息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协调功能,在体制上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波兰尼.大转型[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J].社会学研究.2005(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