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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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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渔业生产方式导致面对风险承受力能力差从渔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渔业的生产方式也进入了由集体转向个体、私营发展的多元化阶段。当前，海洋渔民的生产方式多以雇佣制为特征，而雇员一般由以“短工”为主，当雇员在渔业生产中遇难或发生工伤事故，“船老大”一般很难给予相关的保障。即便是股份合作制的捕捞生产单位，由于其规模小，负担能力弱，渔船所有人很少参加船东互保或商业保险，而是根据“船老大”的经济能力一次性给予受难渔民及家庭补偿金，无法持续保障渔民家庭的生活，导致其陷入经济贫困。从全国范围上看，渔业从业者男性的比重高达84.67%，特别是以家庭形式组成的渔船，家中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男性一般都和船捆绑在一起;而工伤事故不单单是造成人员伤残乃至死亡，生产资料也被大海吞噬，渔民家中唯剩老弱妇孺与巨额债务，显然生活难以维持。而且，90%为个体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属于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制度化的渔民工伤保险制度迫切要求改革与完善。
(三)当前渔民工伤保险制度远滞后于渔业经济的发展渔业生产亟需相应的工伤保险制度予以保障，然而从我国大陆的现状来看，工伤保险制度无论是覆盖面、缴纳主体还是费率浮动机制领域对行业的划分，都没有对渔业及渔民工伤保险做出细致划分与规定。国家针对某些高危险性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建立了职工的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却对劳动环境比城镇职工存在着更大风险的渔民采取非主观的歧视，渔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享受和居民一样的工伤保险待遇。商业保险机构因渔业保险的经营状况不佳，常年的高赔付率使其难以为继，逐渐退出了渔民保险领域。此外，由于政府对渔业投入较少，政策性渔业工伤保险、渔民互助会等其他形式的渔业保险发展后劲不足，这进一步导致了渔业保险业务单一，条款不尽合理、漏洞较多，无法满足渔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台湾渔民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做法
我国台湾地区在渔业保险方面，发展程度和水平总体上领先于大陆，在立法、基层渔会组织、工伤补偿与预防方面有其成功之处。
(一)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立法保障台湾的劳工保险的立法时间早于大陆，且体系更为完善，精细化程度高、覆盖面更广、操作性更强，对于渔民在工伤保险领域的各项权利、义务及特殊情况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避免法律规定不周详而引发实践纷争的弊端。早在日据时期，台湾就已经出现了与海洋渔业相关的法律，从那时起遇难渔船及渔民的救济、抚恤等均被纳入法律保护。台湾1950年4月13日公布《台湾省劳工保险办法》，该办法采取了将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综合的立法模式。将劳工保险逐渐扩大到无一定雇主之职业工人、专业渔民和蔗农。到了1953年，台湾公布了《台湾省渔民保险办法》，增办渔民保险，凡具有渔会甲类会员资格之专业渔民，直接、间接以鱼货供销渔市场者，由所属渔会办理投保手续，保险费由渔市场就鱼货交易抽取渔民保险费之备付金项下缴纳。这种专门性的渔业保险为保障渔民权益提供保障。1958年《劳工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专业渔捞劳动者等，都应加入劳工保险为被保险人”。对渔民参加工伤保险又一次做出了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明确了渔民这一高危群体的工伤保险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
(二)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组织保障台湾渔民工伤保险最大的优势来自于渔会作为中坚力量、渔民积极参与以及政府“兜底”三位一体协调发展。首先，各种基层渔业组织在渔民工伤保险模式中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台湾地区渔业组织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除了省渔会外，主要渔区共设有渔会40多个，会员对象主要为渔民和船东，人数多达20多万人。渔会作为渔民的基层组织，多年来扮演着台湾当局和渔民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是表达和维护渔民利益的重要平台。而且，台湾的渔会法律体系也较为健全，为渔会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正是由于如此完善的渔会组织，无雇工的渔民或灵活就业的渔民也可以加入渔会组织，通过渔会组织进行缴费，工伤保险基金可以为这些渔民提供适当的保障。此外，政府的支撑是台湾渔民工伤保险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台湾工伤保险实际缴费主体有三类:雇主、灵活就业人员或自营作业者，以及政府。根据《劳工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有雇主的各类被保险人的职业灾害保险费全部由投保单位负担;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的职业工人的职业灾害保险费均由被保险人负担20%，其余80%由政府补助;外雇船员的职业灾害保险费由被保险人负担80%，其余20%由政府补助。如此根据被保险人的不同身份设置的不同负担比例，有利于调动渔民尤其是自主经营和临时雇工参加渔业工伤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兜底”更大程度保障其利益。
(三)台湾渔民工伤保险的支付保障台湾地区工伤补偿先行支付的模式是在工伤保险基金之外，由政府编列预算单独设立基金进行支付的。虽未在工伤保险中设置基金先行支付，工伤劳动者却可以依据“劳动基准法”59条规定，向雇主请求伤病补偿、医疗补偿、失能补偿和死亡补偿。如若雇主不予补偿，劳动者可据“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申请专门基金提供补偿。这种模式很好体现了政府对劳动者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权的维护责任，同时也方便工伤保险基金的整体管理。近年来，台湾的工伤预防模式成效十分显著，职业灾害事故的数量明显下降，这与台湾安全卫生法律规范和台湾的安全卫生制度密不可分的。具体表现在对于要下海参与生产的海员必须进行职业安全训练，确保其能够熟悉海上航行的各项准则及安全规定。同时，将安全卫生训练和劳工保险缴费率相结合在一起，更好防止职业灾害的发生，鼓励渔船雇主做好渔业职业灾害的防止工作。
三、台湾渔民工伤保险制度对大陆的经验借鉴
(一)提升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加强法制精细化建设台湾地区涉及渔民工伤保险的立法历史比大陆悠久，且覆盖范围更加具体，立法更加精细。渔民工伤保险涉及到渔民及其家庭的生命财产问题，因此大陆首先应该进一步提高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提升其法律效益。其次，当前大陆工伤保险立法仍过于粗略，以工伤保险的行业差别利率划分为例，大陆仅将行业差别费率划分为3大类，9个档次;而台湾地区行业差别划分多达61个行业，较为细致的行业差别能够使各个行业在处理工伤保险过程中操作更加公平、便利。再次，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台湾地区工伤保险中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在今后修订相关法案时，更加关注渔民主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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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惩罚条款要名副其实《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追偿。”该条款显示了法律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承担监督用人单位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义务，监督不到位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保留向用人单位追偿的权利。此条款保障了单位职工及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过对比《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和《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可以看出立法的理念最终是保障伤残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然而《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规定与《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违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是惩罚已缴纳保险费用的单位，要让单位承担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法》第41条是对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单位，可以先行向伤残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单位追偿。然而，对于已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而超出申报工伤认定时限的单位，拖延或者拒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最终该如何处理却未作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目的在于惩罚用人单位超期不申报工伤的情况，也包括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单位，这样的话，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缴纳工伤保险在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方面已没有实际意义，这将会导致在现实操作中将不利后果转嫁到受伤害职工的身上，丧失此条法律制度原本的立法目的和意义。建议《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补充单位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对于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超过30日不申报工伤的，处以罚款，未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按照《社会保险法》第41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之后再由社保机构向用人单位追偿。或者直接删除30日限期的规定，改为向单位罚款的方式。
3．简化纠纷程序势在必行新《工伤保险条例》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确定了工伤认定的简易程序，同时明确了工伤认定时效中止，规定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简化了工伤争议处理程序。这些都是对原《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处理程序耗时过长的改进，是进一步保护了工伤职工权益的进步。然而，新《工伤保险条例》的改进没有从根本上清除程序复杂，耗时过长的弊端。这些时间的消耗对于弱势的工伤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不论从精力还是从经济方面都是无法负担的。因此，改革的步伐可以再大一些，将“一仲、两诉”的程序精简为“一仲、一诉”。因为工伤纠纷大多不是极其复杂的案件。通过两次审查完全可以处理完毕。例如，确认劳动关系只需劳动仲裁确认和法院的民事一审。工伤认定和工伤认定之后的程序都可以实行“一仲、一诉”的办法处理。这样不仅提高了解决工伤纠纷案件的效率，减轻伤残职工的负担，而且摒除了实践中有些单位利用繁琐的工伤处理程序恶意拖延的目的。总之，简化工伤纠纷处理程序，减少工伤纠纷拖延的时间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实践意义。
(二)工伤鉴定问题的完善建议
1．应当根据实际残情恢复程度来判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应当以医学专家的判定为标准，机械地以时间作为判定标准是不确切的。因为伤情的稳定不仅与医疗技术、恢复时间有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伤职工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年龄因素，恢复能力因人而异，伤情相对稳定的时间也是各不相同。《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是以伤情相对稳定作为劳动能力鉴定的要件而非停工留薪期已满，因此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伤职工伤情恢复的实际程度来判断能否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遇到停工留薪期未满，而工伤职工本人已经上班或本人单位反映伤情基本稳定的情况时，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该申请之后，由现场医疗专家来判定是否可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依据《山西省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未满，但经医疗机构证明工伤治愈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终止停工留薪期。”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相关条款统一指导行政部门的工作规范。
2．工伤认定决定的生效与否不应影响劳动能力鉴定的进行只要是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伤残职工也符合伤情相对稳定、提供所需的工伤医疗资料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应当受理该申请。因为，工伤认定决定是确定伤情性质的过程，而劳动能力鉴定是判定伤残职工伤残等级的问题。两者属于不同领域的两个范畴。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被判决无效，那么已经做出的劳动能力鉴定必然也随之无效。相反，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判决是有效的，那么就会相对缩短劳动纠纷期，更有效地保障伤残职工的权益。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31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该条就属于对伤残职工的保护性条款。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比对第31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限制符合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职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规定，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受理此类的伤残职工的申请提供法律依据。
(三)工伤保险待遇问题的完善建议
综合来看，工伤保险制度的宗旨就是维护伤残职工的生命与身体康复的权益，一切制度条款的建立应当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基础，能让伤残职工及时、有效地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取消对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限制、给予合同到期的伤残职工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等，都应当是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重。对比《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规定不难发现，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但是对于鉴定为七到十级的伤残职工，只要劳动或雇佣合同期满，企业就有权解除合同。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却给了合同期满的伤残职工主动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用人单位不能主动解除合同。伤残职工多为体力劳动者，如果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再选择职工时，势必会重新选择身体健康的人作为员工，解除与伤残职工的合同。被解除合同的伤残职工除了能领取到三种补助金外，以后就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今后找到工作的机会也极低，那么对于伤残职工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此《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这正是体现了保护伤残职工长期权益，是以人为本的条款，应当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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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深层把握工伤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要做到深层次把握工伤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遵循工伤保险补偿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原则。这就要求企业站在劳工的角度，为劳工的生命健康权益着想，积极地为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一套与工伤保险制度相配套的责任制，把具体事故落实到相关责任人身上，避免出现“出了事故找不到负责人”的局面。另外，企业要严格实行雇主责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断提高自身工伤保险补偿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能力与水平。二是大力发扬补偿不纠错原则。事故发生后，对受害人员进行补偿是关键，这时候再去追究企业或者受害人的责任是不现实的。同时，企业还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从企业的设备设施到内部办公环境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加大整改力度，从根源上杜绝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还应定期举办关于安全事故的急救措施的培训，从思想上提高劳工的安全意识，不断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执行工伤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要适当地倾斜于受害人，即遵循倾斜于受害人原则。这条原则要求相关单位在处理工伤事故时，工伤补偿应坚持就高不就低、就有不就无等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要让员工从根本上认可企业，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凝聚力。
2.2严格执行工伤保险制度
在法律上，工伤保险的责任主体之一是企业，企业要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不断履行自身义务，加强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设，学会合理规范风险。企业要严格执行工伤保险制度，重点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时申报工伤认定。如果出现了工伤事故，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劳动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未按规定时间申报的，企业要承担工伤事故的补偿费用。因此，企业要加强对工伤事故的统计与分析，不能回避责任，按时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工伤认定，学会规避风险，降低成本。二是要加强停工留薪期管理。对于那些因患职业病或遭受事故而受到伤害的员工，企业要做好停工留薪工作，使职工在养伤期间也能享受上班时期的生活待遇，从而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但有些员工却以停工留薪为由，即使伤病已经好了，也不来上班，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此，企业要加强停工留薪方面的管理，不断提高停工留薪排查的能力与水平，正当维护每一位员工的权益。三是要及时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对于工伤保险的补偿事项以及停工留薪的管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既能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要健全违规操作处罚制度。从制度上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不断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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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煤炭行业费率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费率档次少，差距小，风险关联性不强我国工伤保险费率分三类十一档，除一类行业外，二、三类行业有四个浮动档次，较少的费率档次，难以反映各类行业的风险，对处在同一档次中风险较小的企业不公平，达不到费率与风险相关联的目的。同时，工伤保险费率差距最高与最低只有六倍，最低的一类0．5%，最高的煤炭等三类行业也仅有3%，这与各行业伤亡率不成比例(采掘业伤亡率大概是金融业的1000多倍)，费率差距过小。由于费率差距小，无法真实反映煤炭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工伤风险程度，一方面不利于督促风险高的煤炭企业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安全生产管理好的煤炭企业因缴纳过多的工伤保险费而增加了运营成本，影响了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积极性。费率档次少，费率档次拉不开，不好制定奖优惩劣的制度，不能很好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达不到费率与风险相关联的目的，不利于工伤保险的进一步开展。
(二)煤炭等高风险行业费率偏低自治区统筹的煤炭企业大多数为1998年下放地方的原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人员及历史遗留问题多。内蒙古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自2006年实施，基金结余少，2011年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后，47103名老工伤人员纳入基金管理，更是增加了基金的压力。按目前的政策规定，煤炭行业最高费率不能超过3%，经对企业收支数据的分析，如不考虑老工伤趸缴因素，一些企业支缴率超过了100%，个别企业费率达到了5%左右。此外，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一些企业和协议医疗机构放松了工伤人员的就医管理，工伤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基金收支平衡受到挑战。因此，应尽早提高高风险行业的基准费率，制定科学的浮动费率机制，解决目前基金收支存在的潜在问题。
(三)目前没有建立较科学的浮动费率机制自治区工伤保险统筹范围主要是盟市级和旗县级，国有重点煤矿为省级行业统筹，鉴于统筹层次的限制，目前自治区还没有出台全区关于浮动费率的具体政策和指导意见。自治区煤炭行业立足实际，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总体原则，在不同时期对费率进行了一些调整，如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浮了费率，西三局离退休人员移交时下调了移交企业的费率，2011年新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时上调了部分煤炭企业的费率，费率的适时调整，帮助解决了一些企业的实际问题。但因没有建立起一种科学的费率机制和费率指标体系，费率测算和调整时，一定程度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并使之制度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增加费率档次，提高煤炭等高风险行业的费率国家和自治区应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增加费率浮动档次，提高煤炭等高风险行业基准费率。目前只有4个浮动费率档次，费率差距较小，应适当增加费率浮动空间，尤其是适当增加高风险行业的浮动空间，有效发挥浮动费率对用人单位的制约和激励作用。德国平均费率为1．7%，澳大利亚为2．3%，加拿大为2．5%，我国平均费率仅为1%，相比较我国费率偏低，同时欧美等国煤矿、建筑等高风险行业的费率达到8%左右，而我国最高不超过3%。建议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高风险行业基准费率提高到3．5%，在确定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浮3档，分别为120%、150%、180%，下浮3档，分别为90%、60%、30%。这样划分后，费率区间从1．05%到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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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针对农民工用工特点的制度设计
当前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主要适用于有稳定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职工，如参加条件、待遇设定、劳动关系前提等方面都不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的特点。这就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权益游离于制度之外。
（二）缺乏法律的强制性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主要依靠政策法规和条例和地方性的细则、办法。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一些个体和小企业为了逃避负担，不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发生事故，农民工只能采取“私了”的方式与资方协商，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三）相关部门职能缺位，农民工无法维权
一是当前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中，人力、财力、制度措施等方面的监管力量严重不足，不仅无法实现监管职责的落实。《安全生产法》和《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的出台，名义上涵盖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但在执行上无法实现对农民工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权益的有效保护；二是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在农民工维权时不能秉公办理，甚至与企业主沆瀣一气，对违法企业处罚力度不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足。发生在新密市的“开胸验肺”事件就充分说明了一些职能部门的行政缺位；三是相关部门对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及发生工伤事故后如何有效维权的宣传力度够，也导致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伤保险维权的程序。
（四）农民工保险意识薄弱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不了解工伤保险的具体维权程序，有少数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伤保险。由于缺乏维权意识，以至错过了工伤保险的时效。
三、完善河南省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农民工工伤保险专门性立法
首先要将《工伤保险条例》上升到《工伤保险法》的高度，为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提供更高层面的法律后盾。其次可以在这些法律中设立专章来规范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相关事项，区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适用标准，设计一套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工伤保险规范。在法律中直接体现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立法保护。
（二）根据结合高风险企业的特点
努力提高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郑州市在2007年，专门出台了针对高风险行业特点的促进农民工参保的办法。一是建立劳动保障、发展改革、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高工伤风险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信息共享制度和协查机制；二是明确了适合建筑施工企业特点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办法。要求建筑施工企业以工程项目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按照工程项目预算造价的1.6‰缴纳工伤保险费；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项目预算造价时，应当将农民工工伤保险费单独列项，并作为专用款项在开工前一次性拨付给施工总承包企业或直接承包的专业承包企业，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和直接承包的专业承包企业在工程开工前一次性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也可以由建设单位直接代为缴纳；三是完善了高风险企业农民工强制参保措施。要求高工伤风险企业使用有农民工的，在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申请办理延期手续时，应当提交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和缴费凭证，未提交的，有关部门不予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办理延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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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制度发展，不仅要考量制度中总量指标是否增长，还要根据结构和效率指标做出科学判断。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评估指标内容为：
（1）工伤保险覆盖面和享受群体指标，考察参保人群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群的变化。
（2）工伤保险待遇水平指标，说明工伤保险待遇水平能否保障伤残劳动者及家属的基本生活。
（3）工伤保险与其他保障项目比较指标，说明工伤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4）工伤保险水平国际比较指标，从开放视角下考察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国际水平。
（5）工伤保险基金运行统计指标，可以评价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情况。
（6）工伤事故认定制度执行指标，从工伤认定程序、规则和发生工伤认定群体的赔付的角度，以及工伤认定制度内部结构进行评估。
（7）工伤保险费率机制指标，可评价保险费率确定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看工伤费率是否能够达到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的目标。
（8）工伤预防康复和劳动保护制度运行绩效指标，用于评价“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实施状况。
（9）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管理评价指标，考查制度管理体制运行中的诸如管理成本、人员结构以及机构设置的相关指标。在上述9个指标中，指标（1）至（5）侧重基于宏观角度评价工伤保险制度运行发展的水平和效果，即发展水平评估指标；而指标（6）至（9）是基于工伤保险制度自身运行的角度，考察其结构和效率，即制度综合评估指标。在上述指标选取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分别由总目标层、主体指标层和分类指标层构成。其中，总目标层为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评估指标体系，表明评价的总体结果，反映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总体发展水平；主体指标层由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评估9大指标构成，表明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子项目的评价结果及发展水平，构成一级子系统；分类指标层由参保人数、工伤保险给付水平、覆盖面比较等29个具体指标构成，表明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子项目中各分项的发展水平及程度，构成二级子系统。
三、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定量评估
本文选取1994—2011年的工伤保险样本数据，利用工伤保险覆盖面和享受群体指标以及基金运行等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对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估。经过KMO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得：KMO值为0.716，大于0.6，表明基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是609.798，对应概率p接近于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指标数据作因子分析后的因子旋转结果，包含各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表示前m个因子刻画的总方差占原有变量总方差的比例。从初始解中提取了2个公共因子后，对原变量总体的刻画情况，这是由于分析过程中我们指定了提取方差贡献率大于1的公共因子。可见，如果提取2个公共因子，那么它们可以描述原变量总方差的87.240%，大于85%，可以认为，这2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缺失信息很小。是按照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为覆盖面以及待遇水平指标，主要反映工伤保险覆盖情况及基本待遇状况，且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覆盖面与待遇水平的高低仍是影响工伤保险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主成分为基金运营指标，基本反映了基金结余、收支增长率等指标。从所提取的2个公共因子，以及各2个公因子对于各项指标的载荷大小来看，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指标的设计中，关于各子体系的划分及其相关下层客观指标构成的设计结果与数据分析相互验证，充分表明了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SPSS根据因子得分函数自动计算各样本的2个因子得分，这样就把原来的14个指标浓缩成相互独立的2个公因子，一方面达到了降维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排除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下面综合指数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个公因子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个指标的信息，2个公因子按照特征根比累计贡献得到公因子系数，并最终计算综合得分N，由N的值可以反映工伤保险与劳动保护的动态时间发展状况或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若采用省份、城市等数据，可以对区域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工伤保险与劳动保护评估综合得分结果表明，中国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改革发展趋势是1999年之前处于下降趋势，1999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得分仅为-1.06；2000年之后缓慢回升，到2004年达到当期历史最好水平，为0.04分；之后综合得分稳步提高，得分在2011年达1.73。原因是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工伤保险制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从2004—2011年，工伤保险与劳动保护评估综合得分逐年上升，一直保持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综合得分仍然不理想，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四、完善工伤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
1.继续扩大制度覆盖面，实现全体劳动者享有该基本保障制度
工伤保险制度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群体，最终让社会全体劳动者都能够受到保护，将从事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人都包括在整个工伤保险制度之中，例如，奥地利、丹麦、芬兰等，挪威、瑞典、突尼斯等国已经把个体经营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中[3]。
2.建立集预防、康复和补偿“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
工伤保险制度只有以工伤预防为主，达到工伤预防、康复和补偿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日趋完善。一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念，遵守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标准和规程。二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工伤保险预防费用投入机制。三要强化职工工伤预防培训上岗制度，对企业领导和职工进行系统经常性的工伤预防知识教育。四要积极开展职业伤害康复工作，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并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恢复或者提高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员进行康复训练。
3.规范和完善工伤保险管理制度
规范和完善工伤保险管理制度，一要不断完善我国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制度。实行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每3年调整一次，同时，全面实行工伤保险浮动费率。二要完善工伤保险待遇给付。第一，调整工伤保险待遇结构，逐步提高待遇水平，实行保障基本生活与适当经济补偿相结合；第二，完善工伤待遇合理调整机制，确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随物价和工资增长做出适当上调。三要增加工伤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在伤残补助金之外，还应当根据伤残程度支付一次性精神赔偿费。四要理顺工伤保险管理体制，可以由国家和各省设立独立的事业单位负责基金运作，实行省级统筹，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和工伤基金的监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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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待遇计发项目标准。下发了《关于南阳市工伤职工住（转）院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因工负伤人员住院伙食补助费及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交通食宿费用标准的通知》，统一了待遇支付标准。
4.统一基金财务管理。对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市级财政专户统一管理，市工伤处统一负责基金会计核算、业务管理和待遇审核支付工作。县级开设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户，用于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5.统一经办服务流程。按《南阳市工伤保险业务经办规程》和内控制度的要求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并明确划分了机构之间的工作职责,在参保登记、费率确定、申报缴费、待遇审核、待遇支付等各个环节上明确了操作办法,使整个工伤保险业务经办工作在一个有序规范的制度下运行。
6.统一信息管理。鉴于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工伤保险信息网络系统，我市建立了信息报送制度。将各县参保缴费信息细化并制成电子表格，由各县（市）区经办机构于每年12月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工伤保险参保缴费信息和单位参保缴费总表，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县参保人员信息变动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市级统筹以来，经过两年多工伤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伤保险经办工作平稳运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机构还不够健全，13个县市区只有6家有专门的经办机构，7家还与医保或养老合署办公；人员方面，既使有专门机构的，人员也还没有配足，存在缺编现象。二是工伤保险待遇拨付周期较长。从申请到拨付要经企业、县市区、工伤处、财政等多个环节，由于未实行信息化管理，对工伤人员待遇拨付进行的是手工开票，拨付时间长，影响工伤职工的待遇享受，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三是各县市区的人员、经费没有上划，不便于管理，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三、思考与建议
1.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呼吁，统一县市区经办机构规格，增加人员编制，及时将专业人员补充到经办机构，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工伤保险经办队伍。
2.加快信息化建设。对完善市级统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要尽快建立起信息化服务平台，通过网上银行对工伤待遇进行拨付，减少拨付周期，在确保工伤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可既减少工伤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的风险,又使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能在不考虑基金支付风险的情况下放手推动高风险企业扩面工作,实现扩面参保与待遇享受之间的有机结合。二是要尽快建立起“金保工程”，实现与县市区远程数据连接，可既满足县市区工伤保险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又可极大地提高工伤保险业务处理的准确性、及时性，进一步提高工伤保险经办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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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二、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四、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六、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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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已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主力军。然而在为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之时，他们却仍然生活在城市的社会底层。当他们因工受伤甚至死亡时，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合理的补偿。因此，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立法起步比较晚，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国家在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方面给予了非常的关注，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但是在实际中，这些措施的执行落实却差强人意。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工伤参保率低、工伤认定程序漫长复杂、工伤三位一体机制缺乏等等。
二、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户籍制度的影响
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是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缺失的根本原因。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曾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制度与新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它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进行。流徙入城的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等一系列行政壁垒的阻碍没有正式的身份，无法融入到就业城市中，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而形成一种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
首先，相关立法大都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执行，具体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其次，缺少法律援助制度。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得到国家的法律援助。然而，据一项调查显示，在遇到劳动争议时，只有少数的农民工通过仲裁机构和法律等途径解决，大部分人或者自己解决，或者和熟人一起商量解决。最后，缺乏严厉的制裁措施。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有关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办法，但法律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处罚措施和执法力度均不到位，使得法律的威慑力减弱。
（三）政府职能的缺位
我国政府在保护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原因有两点：第一，观念方面。政府认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是其个人短期行为，在对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对农民工采取的主要是以管制为主的政策，从而导致其对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第二，监督管理方面。用人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也是农民工权益受伤害的最主要的地方。由于政府对用人单位的要求不够严厉、监督检查力度不大，致使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对策分析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之所以成为迁徙的候鸟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歧视性制度。只有取消户籍制度，逐步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才能使农民工逐步在城镇落户，从而推进城镇化，消除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二元现象。最近几年，安徽、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多个省相继在一定范围内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还农民工平等的身份，使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获得城市社会保障，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加强与完善相关立法
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立法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把工伤预防、补偿和康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明确规定用于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的资金投入，共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对劳动法规范进行梳理，使其规定相对具体明确，提高其可操作性，着重建立和健全法律规范中的制裁与惩罚措施。加大对那些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存在侥幸心理的经营者意识到无机可乘，从而真正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在程序立法上，要改进和简化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给付等程序，提高服务效率，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权利得到切实实现。只有这样，法律才能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和规范作用。
（三）强化劳动执法、保障和监察力度
1．加大政府执法力度。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理所应当成为推动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主要力量。各级政府部门和劳动执法单位要高度重视劳动法律的贯彻实施和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对那些不能自觉遵守《工伤保险条例》，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同时全面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管理工作，完善合同管理制度。
2．强化社会监督机制。在既有的行政监督体制下，进一步优化和整合行政监督资源，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协调机制。该机制可以是一个非常设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
参考文献:
[1]冯英，康蕊．外国的工伤保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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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伤保险支出的核算内容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即用于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个人待遇方面的支出，包括工伤职工的医疗费、生活护理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辅助器具配置费、康复性治疗费，职工因工死亡后其亲属从经办机构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劳动能力鉴定费用，指在劳动能力鉴定过程中，聘请医疗专家对工伤职工的劳动能力进行鉴定所支出的费用。储备金支出，用于统筹地区重大事故的调剂支出。
二、工伤保险核算中的问题
(一)工伤医疗费核算中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4－08－05作者简介:周小红(1979－)，女，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师，现在煤炭社会事业保险局基金管理科任职。工伤保险基金会计是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那么我们从监督工伤保险医疗费支出研究，控制不合理的工伤医疗费支出。由于工伤职工就医的医院不注重政策，管理不到位，一些医疗机构服务过程中重效益轻管理，甚至有的医疗机构还采取不同的手段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导致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挂名治疗或住院的不制止
由于医院与参保患者存在利益一致性，有的医院对参保患者住院把关不严。一些非参保人员为了个人住院不掏医疗费用，就通过关系以参保人员的名义办理住院手续挂名住院，套取工伤保险基金。
(2)制度执行不严，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医疗机构不规范的医疗服务行为比较突出，医疗机构采取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使医务人员随意降低入院标准，造成挂床现象。不按规定限量开药，超过处方剂量或将自费药品与可报销药品混淆计价;这些行为增加了工伤保险医疗费的不合理支出。
(二)工伤保险基金银行存款利率存在的问题
从工伤保险会计的保值、增值的职能中我们发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也是审计过程中一项重要检查内容。自治区煤炭系统工伤保险基金主要靠工伤基金存入银行优惠利率完成保值增值。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优惠利率，国家也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银行计息办法，但是，到目前没有提到工伤保险基金应遵循哪一条银行优惠利率。工伤保险基金落实增值、保值在具体执行中增加了难度。四、制定控制工伤医疗费的有效办法和执行保证工伤保险银行优惠利率政策
(1)自治区煤炭社保局为加强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的监督管理
确保工伤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完整，控制工伤保险医疗费的不合理支出，针对工伤协议服务机构出台了《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参统单位在支付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医疗费时，实行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度。
①工伤保险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核算委义不容辞的责任
围绕工会工作重点，认真贯彻《劳动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注重在选煤公司工作中维护女职工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福利待遇方面的特殊利益。同时，通过组织女职工观看健康知识视频讲座和永锦公司组织的女工体检工作，有效地保护了女职工的身心健康。
(2)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等系列送温暖活动
长期坚持到车间、进班会送安全毛巾，元宵节开展为一线职工送元宵，端午节送粽子活动，深入一线职工宿舍为职工整理床铺、打扫宿舍、缝补工作衣，进行安全劝导，送安全祝福。
(3)通过开展女工现场
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发放安全知识宣传页、组织员工安全签名等系列安全活动，进一步增加了员工的安全知识。
(4)及时对“三违”人员进行了帮教
用亲情帮教、真情感动，提醒职工时刻注意安全，充分发挥女工家属在安全生产中的“半边天”作用。(责任编辑:杨敏英)各参统单位社保部门实施的服务质量保证金办法报主管部门备案，对于按确定比例留存在社保部门的服务质量保证金要加强管理。服务质量保证金属于工伤保险基金范畴，要专户储存，不得挪作他用。参统单位要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定期与主管部门对账，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主管单位对参统单位上报的年终考核结果备案同意后，应支付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医疗费的，由参统单位社保部门支付协议医疗服务机构，经考核不予支付的，及时上交主管部门。
②有关质量保证金会计核算要求
a参统单位社保部门会计核算
1)收到主管部门结算的医疗费时借:银行存款贷:上级补助收入
2)拨付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预留工伤保险服务质量保证金时借:工伤保险支出—工伤医疗费贷:银行存款暂收款—工伤保险服务质量保证金
3)年终考核，按规定拨付医疗协议服务机构保证金时借:暂收款—工伤保险服务质量保证金贷:银行存款
4)年终考核，上交主管部门服务质量保证金时借:暂收款—工伤保险服务质量保证金贷:银行存款同时冲减收入和支出借:工伤保险支出—工伤医疗费(红字)贷:上级补助收入(红字)
b上级主管部门会计核算
1)收到上交的服务质量保证金时，红字冲减费用借:工伤保险支出—工伤医疗费(红字)贷:银行存款(红字)
2)期末转入基金结余借:工伤保险基金贷:工伤保险支出———工伤医疗费
(2)执行银行优惠利率是基金的保值增值的一项重要保证
而工伤保险基金的现行政策中，没有明确优惠利率规定，虽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通过与金融机构的协商，工伤保险基金也执行了优惠利率，但由于没有统一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各自立场不同，理解也就不同，如有的银行执行的是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有的银行执行的是医疗保险基金优惠利率。结合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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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工伤保险是我国目前政府文件唯一提出在“中国境内”实行的社会保险项目，范围比较广泛，但目前社会化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较低。工伤保险范围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它保证社会公平原则的贯彻和社会成员的安全，并保证企业机会均等、效率优先的竞争原则得以实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伤保险制度要逐步覆盖所有用人单位。在我国，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尽快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纳入到工伤保险范围中来。这些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差、设备陈旧，发生工伤事故的数量已占全国工伤事故的一半。只有实行工伤保险的“广覆盖”，才能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轻企业的负担，保证职工发生工伤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险待遇。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事故或意外，企业就要单独承担全部风险，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实行工伤保险就是要通过社会共济，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免去企业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整个投资环境。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到了企业的欢迎，更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国外一些国家的工伤保险社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职工和企业双方面都得利。当然“广覆盖”是一个滚动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参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少缴费甚至不缴费也享受同等待遇。
二、工伤的认定标准问题
（一）我国工伤认定的标准及其存在问题
1.现行制度中工伤的认定标准
在工伤保险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于工伤的认定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就在于给予因工伤亡者优于非因工伤亡和疾病受害人的待遇。我国目前对于工伤的认定，立法主要采用列举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确、具体。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可能使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的工伤伤亡被排斥在工伤范围之外。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的依据是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工伤的认定，规定了10条界定标准，对全国企业统一工伤标准和认定工伤，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使大量的工伤得到工伤保险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中仍有一些工伤事件按10条标准难以界定，例如，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于深夜在办公室被害可否认定为工伤？职工值班期间外出用餐突发疾病能否认定为工伤？
2.现行工伤认定的10条标准存在着词汇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办法》界定工伤的标准表达含混，很多词汇的含义难以界定。例如，“履行职责”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包括了职工正常上班从事本职工作的行为，为何上班时间遭人蓄意伤害却得不到工伤认定；因“公”与因“工”又该作如何划分？
笔者认为，可对“履行职责”作扩大理解，在正常生产工作中遭受的不法侵害导致的人身伤、残、亡，也应划入工伤范围。只要劳动者在工作生产的时间和区域内从事正常工作生产，遭遇来自他人的伤害，就应认定为工伤，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至于因“工”作为工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目前难以把握的主要就是因“公”。公与私相对，因“公”是为了区分因“私”，由于个人私事而造成的伤害不属工伤范围。这也许就是因工与因公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工伤保险法规中的原因。但是因“公”的尺度较难把握，因“公”与因“私”某些时候不能完全的区分。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0]4号文件规定，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暂时缺乏证据，无法判定受伤害原因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可先按照疾病和非因工负伤、死亡待遇处理，待伤害原因确定后，再按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笔者以为，从保护劳动者角度出发，此规定对受伤害的弱势劳动者的保护不利。应当先认定为工伤，使受伤害的劳动者能尽快康复和恢复劳动能力，若确认不是工伤，则可向劳动者追偿。
3.不认定为工伤的6种情况
《办法》中还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况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1）犯罪或违法；（2）自杀或自残；（3）斗殴；（4）酗酒；（5）蓄意违章；（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无过失责任”原则。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劳动者在各种伤害事故中只要不是受害者本人故意行为所致，就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对其作出伤害赔偿。在这个原则中排除了受害的劳动者本人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导致自身的致伤、残或致死，用人单位及雇主可免责。工伤保险制度源于近代私法中的雇工赔偿制度。最初，劳动者只要存在过失或过错，雇主即可免除责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不断加强，发展到现在，劳动者的严重故意才能构成雇主免责的要件。
我国的劳动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限定雇主免责的要件，但基于对劳动者权利的倾斜保护，笔者以为也应该对用人单位及雇主的免责条件进行严格限制。而《办法》中的6条内容规定不明确，存在着难界定、尺度难把握的问题。如果一概不认定为工伤，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蓄意违章，蓄意与故意的尺度如何把握？在工作过程中明知是违反工作纪律的，仍然故意违章，这是否算蓄意违章？目前还缺乏对蓄意违章的权威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蓄意违章，一般是指职工凭主观臆断，故意制造事故以达到个人目的；或因违章行为发生事故，但不采取任何措施遏制事故，任其扩大；或经常违章作业屡教不改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蒙受着巨大的不幸，因此要朝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而且相对于受伤害的劳动者而言，单位取证要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所有的举证责任都由单位一方承担，又会过度加重单位的责任，所以劳动者一方也应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在西方国家，没有独立的劳动法律部门，劳动法包含于民商法之内，而民商法一般都涉及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劳动者虽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还无法也不可能达到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同等的地位，因此不可能由用人单位单方面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简单地说，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的伤亡属于工伤，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用人单位主张不属于工伤，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三、工伤保险的待遇问题
（一）我国目前工伤保险待遇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目前工伤保险的待遇构成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待遇标准和水平均偏低。现行的工伤伤残待遇和死亡待遇都是按本人标准工资计发的，基本上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工伤待遇标准与工资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再加上待遇没有正常的调整机制，伤残待遇及死亡抚恤就显得更低。伤残职工及死亡者遗属本来就属于社会最困难的群体，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1.待遇项目不完全，缺乏明确的、专门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规定。职工无论轻伤、重伤或死亡，只有医疗免费及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待遇，死亡待遇和残疾待遇都过低；没有一次性抚恤待遇的制度，不能适当弥补职工及其家属突然遭受不幸所造成的损失；劳动者自身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伤职工在心理上失衡，损失得不到适量的弥补，这是社会对具有不同风险等级的行业、企业的价值不予承认的表现。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没有明确规定各项目随工资或物价水平的增长而变动，使工残职工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由于待遇长期不作调整，全残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2.现行制度中待遇水平未体现“伤残程度越重，补偿越优”的原则，没有在待遇水平方面形成合理的阶梯结构。医疗停止后的伤残待遇明显低于医疗期的水平，致使伤残职工拖延医疗期，不愿意办理退休手续。现行体制不能很好体现赔偿原则，达不到赔偿的目的，而且伤残退休人员与正常退休人员一样领取退休费，亦未体现“赔偿”的意义。
3.按我国目前的规定，并未提及职工致残后的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只规定残疾用具按普及型标准配给。职工既然残疾，就是无法恢复正常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残疾职工的后半生生活必须得依靠残疾用具，而残疾用具就象其它任何的用具一样，会折旧、损坏和丧失其原有的功能。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中没有规定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也就说更替费用需要伤残的劳动者自己负担，笔者以为这对残疾的劳动者极不公平。残疾用具是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之一，劳动者致残后无收入来源，无力承担这一本不该由自己支付的费用。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改革工伤待遇制度，加入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按残疾用具一般的折旧年限，规定每几年发一次。
（二）工伤待遇制度的改革
1.调整待遇结构，提高待遇水平。从试点地区的经济补偿来看，不仅调整了定期抚恤待遇，而且增加了一次性经济补偿，劳动部《试行办法》吸纳了各地经验，实行保障基本生活与适当经济补偿相结合，有了明确的具体标准，体现了工伤保险补偿的发展方向。待遇计发基数把现行的以标准工资为基数改为以本人工资收入为基数，并且为排除偶然因素以职工本人工伤或工亡前一年内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扩大基数等于相对提高了保险待遇。同时考虑到公平原则，对高工资者有所限制，对低工资者给予保护。
2.伤残待遇水平和死亡待遇标准的改革。现行制度只规定对全残职工发给退休费，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除由企业安排工作外，没有伤残补偿，这是很不合理的。伤残待遇水平应取决于本人工资和致残程度。依据致残程度确定待遇水平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现行制度中死亡待遇包括丧葬费和遗属定期抚恤金，属于保障性质，而未能体现赔偿性质。
3.因工伤残者及因工死亡者的遗属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精神损害的金钱上救济，是为了补偿、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或精神，使其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工残废，在劳动者一方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在伤残补助金之外，还应当根据伤残程度支付一次性赔偿费，以弥补劳动者因残废而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对于职业病患者也应比照这一原则处理。
工伤保险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普通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企业本身无过错。普通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侵权人而言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侵权行为中，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比较易于理解。而在工伤保险中，没有特定的侵权人存在，要无过错的企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因而各国基本上都没有规定对工伤受害者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工伤保险既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也带有责任保险的性质，在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其遗属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尽管不能完全通过金钱补偿来消除，但是，适当的金钱补偿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适当弥补职工家庭因突遭不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心理失衡等，在死亡待遇中，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外，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金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工伤保险中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要严格把握人身伤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并且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合我国国情。如果以工伤造成的人身伤亡来盲目要求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过劳死”的问题
（一）“过劳死”一词的出现
“过劳死”（karosi）一词缘自日本，最早出现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日本它被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但过劳死现象也日益增多。日本政府计划修改过劳死的相应法规，使死者家属在追究赔偿时得到更大的胜诉把握。按照现行规定，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此外，新规定还在过劳死的原因列表中加入“工作中日积月累的疲劳和紧张”这一项。研究过劳死的专家认为，雇员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里加班超过100小时很可能导致过劳死；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也很容易导致过劳死。专家们还建议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过劳死时，把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的次数、办公场所的温度状况和噪音作为关键指标考虑在内。
（二）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带来的法律争议
2000年10月16日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首例过劳死引发的案件。对于死者死亡是否因为“过劳”，原被告双方观点分歧较大。
我国目前法律上的确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明确规定，但是，《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允许加班的最长时间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当然我国的劳动立法在对待“过度劳动”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疏漏，如《劳动法》第90条仅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虽然第91条也提到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可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对于虽然支付了相应的工资报酬，但其行为已经违反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的限制规定且客观上造成劳动者因“过度劳动”而死亡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1.过劳死是否能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过劳死既没有法律定义，也没有劳动卫生科学上的界定。因为，第一，致死的因素很多，“过劳”只是原因之一，不是惟一的，“过劳”不一定就死，因“过劳”而致死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第二，“过劳”的标准很难量化。《劳动法》中有对体力劳动强度的分级，但脑力劳动无法量化。第三，过劳死必须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绝不是一种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生命现象。给过劳死下定义很困难，比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除了劳动者固有疾病之外，超负荷工作致心脏停止跳动就叫过劳死，但“超负荷”很难界定，同样的“超负荷”劳动强度，对有的人可能致死，有的人又不一定致死。因此，既然过劳死法律定义很难确定，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过劳死的概念。
但过劳死的现象又确实存在，它属于自然死亡范畴，但有其特殊性，可称为特殊的自然死亡。过劳死的原因就是工作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增大，长期超负荷工作，超过人的体力、脑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积劳成疾。虽然立法上确定过劳死这一法律概念还较困难，但至少应当规定过劳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确认过劳死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过劳”的事实，它主要指劳动者长期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强度、时间或工作压力极大、环境恶劣；二是没有明显原因的突然猝死；三是通过尸检排除突发疾病引起的死亡，即“过劳”与死亡有因果关系。过劳死实质上是掠夺性使用劳动力或超过劳动力正常生理限度而带来的恶果。这种因果关系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测定，或者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其他死因进行推定。
2.过劳死是否属于工伤，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劳动法》对工伤的认定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公务造成的；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三是从事与本单位或本职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作；四是从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活动造成的，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认定为工伤。但如果死亡是由劳动者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酗酒、自杀、自身疾病造成的，由于与工作不具有因果关系，很难认定为工伤。
如果过劳死一律定为职业病，享受工伤待遇，会使企业和社会保险机构不堪重负。因为过劳死的死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虽然最主要原因是劳动，但还有其它的如竞争压力、心理因素等原因。但如果所有的过劳死都不享受工伤待遇，就会使企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企业严重损害劳动者生命权、健康权和休息权而导致的过劳死可以适用工伤待遇。如果劳动者是由于加班加点过度劳累死亡，单位不仅应承担工伤责任，还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劳动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单位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只承担《劳动法》中关于工伤保险的补偿责任。在工伤情况下，由单位过错造成的工伤，单位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相反单位无过错造成工伤，那么单位只承担补偿责任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被雇佣方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单位不承担责任。
3.对于过劳死的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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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方面存在的问题
工伤保险参保覆盖不够全面，缴费没有应收尽收。在我区，煤炭行业的工伤保险参保实行的是省级统筹，但部分盟市为了完成本地区的社会保险扩面任务，强制要求一些煤炭企业在地方参加社会保险，这样就出现了一家企业多地参保的现象，导致了工伤保险在统筹层面上无法达到全覆盖，使得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影响。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少报、瞒报职工人数，提供虚假的报表和工资资料，导致了工伤保险参保缴费的基数不实，造成了工伤保险费少缴、漏缴的现象。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伤保险基金被套取、冒领风险仍然存在。自工伤保险启动以来，国家和自治区不断制定出台各项政策、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安全合法。但是部分人员为了一己之私，不惜铤而走险，使得套取基金、冒领待遇等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一些工伤人员开具虚假发票骗取社保待遇，部分医院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收稿日期:2014－08－01作者简介:马超(1985－)，男，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现在煤炭社会事业保险局基金管理科任职。取基金，有些工伤职工重复领取养老金和工伤待遇双份待遇，工亡遗属丧失享受资格仍然冒领抚恤金等。
(三)工伤保险基金内部控制环节主要存在的问题
工伤保险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善，工伤保险内部审计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阶段，部分参保单位关于社保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是虽然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也是简单套用不够完善，与实际工作相脱节。事实证明，内控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在工作上不但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经办环节中出现的错误，而且还会提供给一些不法之徒可乘之机。而就内审机构来说，一些单位没有设立内审机构，或内审机构与财务部门重合，或即使有独立的内审部门但是对于社保基金的内部审计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内审专业人员缺乏、业务不固定或专业素质低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一些单位内审部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形同虚设。(四)工伤保险预算编制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一些单位的基金预算编制工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基金预算的编制是需要多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单位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往往缺少沟通、协调，认为预算的编制是属于对方部门的事情，导致了预算编制工作的开展存在推诿扯皮、各自为战的现象，影响了预算编制的效率与效果。还有一些单位对基金预算编制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对预算编制引起足够重视，预算编制人员安排不当，造成了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质量不高，无法发挥预算的预见性。
三、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
(一)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
在日常的工作中，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的核算检查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按月核查参保单位的用人情况、工资总额和缴费基数，以及定期审查参保单位的相关财务报表，通过对参保单位各项信息数据的分析，保证工伤保险的参保缴费无遗漏。
(二)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管理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加，而工伤职工就医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是造成工伤保险费用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3年全区煤炭行业工伤医疗费用就支出了1．12亿元，占全年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支出的65%。因此，要以规范工伤医疗服务为入手点，这样既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缓解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还可以规范工伤医疗行为，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具体做法如下:一是要根据自治区定点医院的考核办法，加强对定点医院的日常监督和定期考核，对于为工伤患者提供较好医疗服务的医院要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对于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取社保基金的医院要加大查处整治力度，抑制违规医疗行为的产生，减少工伤保险基金的流失。二是要加强对工伤职工的宣传引导，纠正一些工伤人员“小伤大养”、“泡工伤”的错误思想，从源头上对工伤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进行控制。三是对社保业务经办人员的警示教育也不容忽视，要让社保经办队伍牢固树立“社保基金是高压线”、“社保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的理念，坚决杜绝通过伪造、变造社保资料等手段套取社保资金的事件发生，从经办环节上管理好工伤保险基金。
(三)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工作
一是在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时，要遵循“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业务需求来设定工作岗位和安排人员，明确岗位的职责和经办的流程、标准，建立岗位和职务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授权批准、预算控制、会计控制、业务流程控制、轮岗交流等制度体系。二是要增强对社保基金的审计意识，建立独立的内审部门并配备专职人员，保证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起内部审计监督检查作用。内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开展对基金的收支业务是否真实、办理时手续是否完备、业务处理的方式是否合规、账簿和报表数据的填报是否准确以及基金预算的编制执行是否合理等情况的检查，保证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避免差错和舞弊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