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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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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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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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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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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助于学校吸纳社会资源，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对资金及其他物质条件的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媒体业界，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而且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在学科分类的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属于人文科学，但其对技术的依赖，并不亚于一般的理工科。所以有人称新闻传播学为文科中的工科。要完全满足新闻传播教育的物质需求，单纯依靠政府、学校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拓宽视野，面向业界特别是媒体业界，通过与业界的合作吸纳社会资源，以弥补学校投入的不足。
二是有助于拓展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大学是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工厂。新闻传播教育的宗旨是向媒体业界输送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否适应社会、业界的需求，能否占领专业人才市场的关键，与其说在培养过程结束之后，不如说是在培养过程之中。只有根据业界具体的人才需求，在培养过程中，从培养方案、课程设计，乃至课程讲授和实践安排，全面适应业界要求的品质和规格，才能在人才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产学合作，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三是有助于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环节。新闻传播教育具有职业教育的特质，社会要求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要有完善的能力结构。一般而言，知识问题基本上可以在校园内完成，能力问题在校园内充其量只能打下基础，更多的是要借助于媒体业界的专业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产学结合，没有业界的配合，新闻传播学院的在校学生就没有必要的专业实践平台。只有借助于这一平台，学生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学校的人才培养链才算是完整的。
四是有助于改善新闻传播院系教师队伍的结构。毫无疑问，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是院校专业教师队伍。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欧美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院系，其学者型教授队伍的学术水平决定了其办学水平的高低。但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文科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对业务能力的要求，决定了仅靠学者型的教师无法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只有充分地利用业界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吸收他们进入教师队伍，利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才能使学生在知识和能力结构间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业界没有良好的合作机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五是有助于跟踪业界发展，聚焦热点问题。与其他行业对相关专业教育的推动一样，媒体业界与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有利于拉近业界与学界的距离，有利于学界跟踪业界的发展，聚焦业界的热点问题，将学界的兴奋点与业界的焦点统一起来，为业界面临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引领传播业界的发展方向，提升业界与学界的合作水平。
六是有助于更新教学内容，进占学术前沿。新闻传播院系与传播业界的合作，学界与业界兴奋点的契合，有利于学界掌握业界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占领学术前沿，在此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受到这种教育的学生，自然眼界开阔、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得到业界的欢迎。
媒体业界与学界的密切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界的发展，又有助于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平，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对业界本身也有莫大的助益。如果某项合作，只对一方有利，而合作的另一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那么这种合作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站在媒体业界的立场，与新闻传播学界的合作，对业界自身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借助学界的智力资源，咨商媒体发展战略。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对社会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对社会意识、民众生活、政治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同时，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日益扩张的文化产业，其经济实力及其改变社会的潜力也与日俱增。如何确定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怎样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实现媒体的社会功能?怎样才能保证其在与同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考虑这些战略课题，不仅需要实业家的商业天才和常人难及的直觉，更需要学者的理性思考。所以，在决定自己未来战略目标和具体策略时，媒体业界更需要外界的智力支持。而新闻传播院系的智力资源正是媒介取之不尽的宝库。与学界联手，意味着打开了智慧之门。
其次是合作打造适用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人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谁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谁就拥有了决胜天下的资本。但是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的人才，在具体的规格上，是按照传播业界的最大公约数来制造的，他能够满足业界一般的普通需要，但未必能够满足某一媒体自身的特殊要求，而这种特殊要求往往是特色竞争不可或缺的。要拥有这样的特殊人才，必须与传播院系合作，向院系提出明确的要求、具体的规格，这样，新闻传播院系才能为媒体量身定制，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变大规模生产为精细化生产。
其三是是解决业界的紧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媒体业界的竞争已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臻于全球的规模，空前激烈。加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受众要求的多样化，新的困难、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会层出不穷。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和挑战。很显然，媒体这一努力也需要借助于学界的智慧。学者理性思考，及其作为局外人的冷静观察，完全有可能提出局中人难以想到的决策选项，促成问题的合理解决。所以，仰仗学界的智力支持，有利于保证媒体在市场中的主动地位。
其四是补充人力资源（实习生）。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通过向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提供专业实习基地，一方面可以满足传播院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延伸专业人才培养链；另一方面，这些新闻传播专业的实习生，又可以成为媒体业界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年轻的专业劳力虽然缺乏实践经验，但是他们富有专业知识，有理想，有热情，敢于创新，勇于牺牲。他们的到来，既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又可以激活媒体内部的由老人控制的一汪死水，打破陈旧格局，解放生产力。
其五是媒体业界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富有强烈的挑战性。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业界竞争的日趋激烈，媒体员工的工作适应将成为难题，要实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员工间推广继续教育，即在岗职业培训，以保证员工们能与时俱进。由于职能的局限，媒体自身很难周全地规划和实施对员工的继续教育，而这正是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强项。依托传播院系，利用院系充沛的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科学规划，认真落实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不仅质量高，而且投入低，综合费效比远比媒体自身进行要好得多。
可见，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媒体自身的收益并不比学校新闻传播院系少，这是一种典型的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媒体和业界彼此互通有无，密切协作，是媒体也是传播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它不仅提升了媒介产业的品质，也提高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准。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不是产学双方出于一时冲动的偶然选择，而是势所必然。在市场化环境下，不论是媒介，还是传播院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单凭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必须不断地从社会、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媒介和传播院系各有短长，在社会系统内完全能够彼此互补、相互协作。
从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进程而言，产学合作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媒体产业规模还不是很大，传播教育还处于幼年阶段时，产学合作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其空间局限于地区的范围。随着新闻传播教育和媒介产业的发展，国家的领土空间成了产学合作的基本平台。媒介和传播院系均可利用国家政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彼此合作，以延伸各自的生存空间。当全球化浪潮席卷大地，各国家都竞相融入全球体系时，传播事业的发展已进入到世界级的规模，其实力远非此前任何阶段所能比。全球一体化的背景，给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媒体企业和新闻传播院系不仅可以超越国家的政治地理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合作伙伴，而且其合作的力度也较此前大为加强。综观欧美各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轨迹，正好印证了这一总的趋势。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起步较晚，其媒体产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西方同业的水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新闻传播教育界产学合作的范围尚未超越本国的政治地理空间，基本上是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时，这种合作，大多呈现出自发性特征，缺乏整体的战略性的规划，缺乏整体的全局性合作。而以个体性的、零星的项目咨询，或单纯的实习基地建设、兼职教授为合作的主体。这种合作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需要，离业界的要求也有相当的距离，学界、业界都感受到了提升合作层次的强烈愿望。
怎样才能促进媒体业界和学界的相互合作，这是两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媒介业界和传播教育界首先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基于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立场，采取有利于后者发展的具体政策。只有业界、学界和政府三者齐心，共同努力，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能提升到新的水平。
从新闻传播院系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要解决产学合作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做好下面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树立新的办学理念，确立开门办学的方针。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传播教育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事业，不是学校院系一家所能独立完成的。由于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事业的高度关联，传播技术更新频率的加快，新闻传播教育的硬件投入远非一般文科教育所能比，加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还须依赖业界提供的实习平台，学生的就业更是离不开业界，新闻传播院系实在是不能关起门来办学。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树立开门办学的理念，向社会主要是向业界敞开大门，吸纳社会资源，争取业界的物质和人力支持，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成长，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其次，新闻传播院系在与业界合作时，必须牢记互利互惠的原则，致力于形成双赢的长效机制。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应该是双向的。如果新闻传播院系只想向对方索取，不想自己付出，这种合作不可能持久下去。事实上，新闻传播院系也有自己的优势，其智力资源就是业界最为缺乏的。如果业界和学界能够彼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合作就能为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从近年来产学合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成功的经验是，业界付出物质资源，换取学界提供的金点子，而新闻传播院系主要付出的是智力资源，获得的却是自身发展急需的真金白银。虽然双方的付出和获取是不尽相同，但目的一致，那就是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时刻注意，要想让对方能够持续地支持自己，自己也应该能够为对方提供些什么。
其三，以传统方式的合作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开辟产学合作的新领域。产学合作的传统方式，是媒体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专业实习平台、为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业务师资、为传播专业学生提供正式工作岗位，或者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物质支持（如设立奖学金、研究基金等），而传播院系则是为媒体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承担媒体委托的研究课题、承担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等。这些方式在过去被证明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方式仍将是新闻传播教育产学合作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院系和媒体业界还要努力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媒体业界与院系联手，共同研究媒介格局变迁带来的影响，共同投资新的传播领域等，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会与时俱进，攀上新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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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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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特点
1、学科归属到2004年，根据《我该去哪里学广告和公关》所列美国129所设有广告专业大学的统计，有占总数近80%的广告专业设在新闻、传播或新闻/大众传播院系。而梳理中国高校广告专业所属学院，根据其不同的办学特色，将广告专业基本设立于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三类院系之中。就本文所选择的中美两国高校来看，其广告专业也基本都设于传播学院之下，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内容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基础，为研究生广告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固的学科基础。
2、课程分类中国的大学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程为政治与英语，美国因社会体制与国情的不同，并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一般就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大类，有的学校会根据教学计划安排辅修课程、强化课程（concentration）等。本文所选的中美8所高校都会根据该校广告专业自身特色来开设不同的专业必修课，例如西北大学IMC项目就以整合营销传播相关课程为主。除此之外，中美两国也都同样开设了广告学理论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两门核心课程。
3、课程安排美国高校研究生的研究课程可提供多种方法供学生选择，美国学生可完全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和相应的教师，只需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选学足够数量的选修课，完成必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总学分即可毕业。因此，完全学分制也是选课制、导师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并未直接规定具体的课程安排时间，但提供了一份“推荐课程列表”，让学生在课程安排选择时有所参考。而中国虽然也实行选课制，但在课程安排上却几乎是统一划定。
三、对中国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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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OC体验式教学法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意义
经过十几年传统填鸭式教育,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对专业课程学习仍抱有固有学习态度，依赖教师线性式教育，致使大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体验式教学强调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通过学生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形成自我学习的体系方法,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养成.近年来，以MOOC为主要方式的体验式教学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上更是被给予厚望.MOOC是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assiveOnlineOpenCourse)的简称，出现以来就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其体验式、互动式的教学模式，被认为是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一是MOOC本身就是创新意识的体现，师生双方通过MOOC对重点知识展开研讨，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启迪学生独自去解决问题，在这种宽松愉悦的环境中，学生的思维得以锻炼，创新潜能得以激发.二是MOOC最大特点为全面开放，学生从选课到学习再到考核，全由自己做主，充分行使自身的学习自，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进行个性化学习.
2MOOC体验式教学法概述
2.1MOOC体验式教学理念框架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只关注知识的传播和强调知识点的传授，强调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与记忆.教学过程中教师卖力地讲，学生费劲地记，教学过程成为知识点的转存和再现，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在理论层次上，表现为教与学成线性单向流动，（如图1所示）致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思维活动懒散，缺乏活跃性.在具体教学效果上，学生易出现知识认知疲劳，知识点掌握少而浅，灵活应用性不强等问题.MOOC体验式教学教师课前将MOOC视频到网上，学生可自主选择观看，对重点知识点进行理解.课上，教师先请学生简述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其他学生对其进行评论、解答；随后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进行总结，并随时调整课堂所需讲授的重点知识和扩充知识.课后，学生仍可通过MOOC对本堂课程知识内容进行复习,原先单向流动的教与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生拥有了主动性，主动学习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便于学生完整认识知识的创新生成过程，体验理解、吸收新知识意义与乐趣，让学生以知识创新者的主体角度去学习，彻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
2.2大众传播学MOOC体验式教学法的提出
“大众传播学”是我校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为新闻学、广告学、播音等专业所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这门课程主要研究传播的现象与规律，是传播学的入门性课程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学科内容上看，由于大众传播学起源于行为科学、信息科学、新闻学三大学科，因此学生所掌握的内容抽象且庞杂，需要调动一定的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课程，按照常规教学模式，很难在教学时限内完成.从教学内容上看，大众传播学起源西方，在此后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西方理论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国学生来说存在时代错位和区域隔膜.此外，大众传播学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学生心理预期有较大反差.从课程内容实践性上看，传播本身就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的形式、手段、媒介更是快速更新.大众传播学课程要求学生们利用所学理论解释现实中的传播现象，从学科角度，本身就需要调动学生的创新意识、能力，将大众传播学中的理论解释、理解、利用到现实生活中，因此，传统照本宣科式讲授方式已经不适用这门学科的教授.鉴于前述讨论和研究，提出大众传播学MOOC体验式教学法.MOOC本身就属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特殊传播方式，具有先天学科优势.其次，本课程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要求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得自由思考的空间，以此掌握先进的传播研究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将每章重点知识点进行提炼，录制成视频，到网上，并以之为体验式教学的关键切入点，让学生通过对关键知识点的集体讨论与老师互动式研究，深刻了解知识点的内涵，让学生处于学习主体地位去了解相关理论，激发其思维创新能力和学习激情，深化对传播理论的解读以此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大众传播学MOOC体验式教学法的实施
3.1MOOC体验式教学法在大众传播学中教学方案设计
大众传播学MOOC体验式教学法的实施，是将MOOC与体验式教学融会贯通，因此需要科学且合理的实施方案.方案实施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下：让学生体验什么———如何通过MOOC这一形式实现———课堂环节如何处理———体验过程的组织形式问题.本校大众传播学课程采用的郭庆光主编的《传播学教程》.该教材涵盖的内容广泛，包含对传播基本问题及传播学史发展的概述，人类五种基本传播类型的描述及传播五大研究领域的综述等内容.在教学方式设计上，考虑高校教育特点，结合大众传播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以能力培养为着力点，将课程能力目标要求和培养过程进行细化，将大众传播学课程分为“传播的基本问题”、“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传播的五大类型”、“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传播效果研究”五大讲.同时，依据MOOC特点，将每个任务点拍摄成视频时长在10分钟左右的MOOC课程，并配备教学PPT、教案、自测题及答案、综合作业题及参考答案等.同时，在录制MOOC中，适时插入精神设计的交互式问题节点，以提示学生思考，增加记忆.
3.2MOOC体验式教学法在大众传播学课堂的运用———以第一模块
“传播的基本问题”为例MOOC、体验式教学混合教学方法实施的核心部分是对课堂环节的组织.教师在课前需要精心设计课堂时长、体验活动等以此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同时，教师会准备灵活多变的应对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人类传播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学》中重点章节，是初次设计传播学的学生们理解掌握的难点.该部分的教学内容体验重点：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课时4学时(45分钟/学时).MOOC体验式教学课时分配方案：（1）在第一节课前，让学生们上网自主学习本节MOOC课程，掌握重点知识点.(2)第一课时，分组研讨，请学生就关键知识点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讲解，教师通过体验式讲解，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了解程度，学生通过体验式讲解提升自我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意识.下课前，教师点评，并就知识点进行讲解.（3）第二节课前15分钟，带领学生观看MOOC课程知识点，余下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对所学习的传播系统结构加以解释.并引导学生对现有传播系统结构加以补充、完善，最大限度的培养学生理论创新能力.（4）由于通过MOOC已将重点知识点进行了讲解，第二课时后，将布置研究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考察某一知名直播网站，阐述其传播过程及系统结构.由于研究对象不是假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传播现象，相关研究资料不够充分，因此需要学生查找资料梳理分析并进行深入研究，其目的在于找到问题突破口，并将整个传播过程进行理论性的阐述，这将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5）第三课时，邀请各组进行成果展示.在点评环节中，教师将引导学生将抽象理论放在实际传播环境中考察，通过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实施，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与探讨，不仅只依赖于书本知识，同时结合自己研究分析，提升理论的创新性和应用性.也是对学生前期理论学习成果的展示.（6）第四课时，课前要求学生重新观看观看MOOC内容，对理论知识再进行梳理回顾.课堂上，教师依据前期讨论情况，将整章知识点进行梳理和扩充，完成此次讲解任务.
4MOOC体验式教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效果与评价
4.1建构学生信息反馈环节
高校学生是MOOC体验式教学的主体，学生信息反馈机制的建构是了解此次体验式教学有效与否的基础.学生反馈信息的原真性和丰富性将直接制约课程日后课程教学的发展改进方向.笔者采用阶段性问卷收集和实时信息收集两种方案收集学生反馈信息.所谓的阶段性收集方案，即结合课程教学进度不同阶段，在课程教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实施后等阶段组织发放调查问卷.为消除学生心里顾虑，保证教学信息收集的原真性，调查问卷采用匿名形式；实时性收集方案指为获得学生实时动态反馈信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间歇时间，与学生沟通交流，以收集不同个性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建议与意见.两种收集方案各具特色，阶段性收集方案相对稳定，收集时间与区域较为固定，建构了教学效果信息收集方案的骨架；而实时性收集方案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利于不同个性学生信息收集，进一步保障了反馈信息的丰富性.MOOC与体验式教学混合教学方法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实施阶段性收集方案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份.从学生反馈信息上看，学生对体验式教学普遍比较欢迎.特别是应用MOOC教学模式，将知识点分解讲解，同时可以随时随地的反复观看，比较喜欢.另外，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的体验式教学模式也比较欢迎，特别是小组展示环节对自身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4.2直观实施评价环节建构及反馈
除了学生们主观感受，本身还设定了直观实施评价环节建构，即以学生选课率、考试成绩、量三个客观数据为依据，考察在大众传播学实施体验式教学后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情况.虽然这两者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但通过客观的数据可以清楚体验式教学带给大学生能力的变化.通过对客观测评分析得到MOOC体验式教学法受到大多数同学欢迎，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增强.以15级广告班为例，《大众传播学》课程随堂考试，中、低分数段分布人数减少，高分段分布人数逐渐增多，学生对大众传播学课程整体创新学习状态与学习效果渐趋优化.此外，学生创新思维得到提升.主要表现为论文观点的独特性和独创性趋势增强，15级广告班学生学院内十余篇，论文内容均为关注新近传播现象的实践性探讨，有自己独特思考与见解.
5结语
MOOC体验式教学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个新尝试，在大众传播课程的教授上，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这种模式的体验式教学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得以挖掘、释放，教师也在教学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体验式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了“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对教育理念和体系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
作者:陈琳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
参考文献：
〔1〕赵晓晖.体验式教学在德育教学工作中的借鉴教育管理[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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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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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批判性地解读和鉴赏多种媒介信息与作品以及利用媒介获得自身和谐发展的能力，提升媒介素养的教育则为媒介素养教育，简称为媒介教育。①其基本内涵包括帮助人们获得新闻传播知识，提升对媒介传播规律和特质的认知，洞悉媒介运作和传播过程，调整对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和盲从意识，最为重要的是提高公众的推理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媒介教育的目标是调适人与媒介的关系，促进人们在与媒介接触过程中获得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从梳理相关文献内容可以看出，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泛化”几乎迷失了明确的学术研究对象和价值。譬如，在某些高校，把媒介教育与传媒教育混为一谈。事实上，媒介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批判性地理解和应用媒介，而传媒教育则是培养传媒从业人员，尽管传媒从业人员同时也是传媒使用者，然而，两种教育的目标有着根本性差异。
个体的媒介素养是可以测量的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媒介素养指数概念的由来之一;由来之二，各地不少研究者常常开展当地特定群体如大学生或中学生的媒介素养调查，甚至许多硕士学位论文专门研究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问题。由于此类调查没有提出媒介素养指数概念，其问卷设计、调查方法、数据处理方式均有巨大差异，基本上属于媒介接触行为调查，也无法进行深层和综合意义上的比较，只能进行单项目的简单横向比较，无法进行针对调查对象更深层次的纵向比较，从而开展普遍意义上的公众媒介素养测量与研究，致使研究层次和结论层级普遍偏低。假若有媒介素养指数这一概念的统领，就可以将此类研究推进一大步。
类似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层面的借鉴，譬如，我国每两年一次的大规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科学素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显然是人们基本素质的构成部分，媒介素养作为其基本素质的构成部分，自然也是可以测量的。
那么，如何定义媒介素养指数呢？笔者认为，可以引入“基本媒介素养”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和测量，通过科学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确立基本媒介素养指标体系，设定某个值为基准水平值，把100人中具备基本媒介素养水平值的个体数量定义为“指数”，如某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指数为0.08，即表示该校每100名在校生中，有8名具备基本媒介素养水平的个体，这样，无论是进行横向还是纵向等多维度的比较研究，均具有可比性价值和意义。
媒介素养指标体系的建立
确立媒介素养指标体系并设立科学的测量方法，是建立和完善媒介素养指数的基础。若从上述基本概念定义展开，媒介素养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呢？
关于媒介素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是媒介教育的重点群体为未成年人，这个群体更易受到媒体不良传播的影响;二是媒介素养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媒介接触度，即与媒介具有一定频次和时间的接触和互动;2.媒介知识量，在接触媒介过程中，要具有基本的媒介常识和基本概念;3.媒介理解力，要能够批判性地解读媒介信息、赏析媒介艺术作品。在接触媒介过程中，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具备相应的独立判断、思考和决策能力;4.媒介应用力，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获取相应的媒介信息、提升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利用媒介对社会有建设性价值的信息或作品。（见上页表1）
媒介素养水平即为上述4项指标的综合结果。与媒介的接触是提升媒介素养的基本条件，媒介素养水平并不完全取决于与媒介的接触度，尽管媒介知识量可能与媒介接触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人们的媒介理解力和应用力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是包括媒介接触在内的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在具体应用过程中，4项指标可有不同的权重，在指数研究过程中，要进行加权处理。
把上述4项指标作为一级指标，用以设定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对于一级指标权重的分配，可以采取专家问卷或访谈方式进行，即对数加权法。在某一区域选取若干新闻传播学和教育学专家，对指标按照其重要程度和作用大小进行打分，认为最重要的指标给4分，第二重要的给3分，第三重要的给2分，最不重要的指标给1分，最后统计每个指标共得了多少分，按每个指标的总得分来确定权重，将各个指标的总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出权重系数。对于二级指标权重的分配，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
为此，笔者进行了试验性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山东省内4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聊城大学、潍坊职业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及部分研究生，除了山东师范大学随机抽取了40个样本外，其余均为20个样本。
样本没有区分年级和专业，共收到有效样本答卷100份。经简单统计分析，学生们对一级指标的权重分配如表2所示，并且各校样本的答案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表2说明，在校大学生对媒介理解力是最为看重的，其次是有关媒介的知识，再次是媒介接触度。据笔者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资源严重依赖网络媒体，远远超过利用图书资料的情况。为此，他们把媒介应用力放在了最后一位，即对利用媒介表达自己、参与社会活动并不是特别看重。是不是山东省或我国所有大学生态度是一致的？其他群体又会是怎样的表现？这有待进行规模性科学抽样调研。
以上述调查方式和结论为基础，笔者将进行二级指标问卷的设计与试验性调查，确立二级指标权重，再展开对特定人群的抽样调查，最终为媒介素养指数的确立奠定基础。
建立媒介素养指数的意义
国内媒介教育的基础研究仍然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基本概念不统一，基本理论体系框架远未清晰，如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等还没有形成共识。研究者们用“媒介”、“媒体”、“传媒”、“信息”、“网络”、“新媒体”等中心词分别与“素养”、“素质”、“教育”排列组合出数十个概念，各自对概念阐述的重点亦不相同，研究方向也有差异，并逐渐形成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态势，国际交流更是出现了障碍和不对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媒介素养理论研究和媒介教育实践的深入开展。
笔者认为，通过抓住媒介素养指数研究这条线，可以很好地统领相关的研究方向和路径。
1.便于明晰和确立媒介素养研究的学术范畴。通过建立公众基本媒介素养指数，进行广泛的意见调查和实践探索，逐渐确立一套相关的概念体系，并对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这是促进媒介教育这门学科迈向成熟不可逾越的阶段。
2.便于研制媒介教育的目标。针对不同层次社会群体，如中小学生、大学生、务工人员等易受媒介影响群体等，研究制定相关的媒介素养标准和对应的媒介教育目标，促进相关课程或教材的编制以及师资力量的培训。事实上，在这方面，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在努力并已有成果在推广。如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中心、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等机构，已成为研究和实施媒介教育的重要力量。
3.便于测量目标群体媒介素养自然水平以及媒介教育实施后的效果。
4.便于开展媒介素养的比较研究。显然，社会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其媒介素养是不断提升的。因此，媒介素养只有在多重比较中才有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媒介素养的比较价值远大于绝对价值。
有了媒介素养指数作为“衡量”的尺度，一方面，可以开展不同群体、不同区域、指标偏向等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差异性，针对差异性研发相应的课程、制订相应的媒介教育方式，必然比盲目地实施效果要好;另一方面，尽管媒介素养发端于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媒介文化、教育制度等诸多差异性的存在，中西方对媒介素养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实施媒介教育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但依赖于媒介素养指数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可以为国际交流奠定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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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有待完善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欧洲，至今国内外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学者DavidBuckingham提出：“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我国学者张开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通过教育手段应该掌握的一种体验媒体、解构媒体、分析媒介讯息和制作媒介制品的技能和素养。”[3]媒介素养教育，即促使个体具备这种素养的教育，其在1997年由卜卫系统地介绍入我国。在这近二十年间，我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数量——伴随媒介影响力的深入，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如表1）；第二，研究内容——涉及概念界定、内容建构、施行原则、推行意义、问题反思、发展趋向等；第三，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思辨研究，又有实证调查研究；第四，研究思路——既有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又有对本土化理论构建与实施的思考；第五，研究视域——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初步体现跨学科视域的聚焦与融合；第六，研究对象——笔者通过整理2001年至今的460余篇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期刊论文的主题，发现研究关注对象的多样化（如表2），特别是对于学生受众的研究，涵盖了“学前儿童”、“中小学生”、“青少年”、“高中生”、“独立学院学生”、“研究生”、“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学生”、“英语专业学生”、“高职学生”、“军校学员”、“医学院学生”、“公安院校学生”等众多视角；第七，研究风格——选取的切入口较具体，贴近时代生活与研究热点；第八，研究呈现“不均衡态”——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关注“受众”较多，特别关注“大学生”与“青少年”群体。有关“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远多于“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即有关研究中具体到学校教育角度的较少，反映出研究“泛而不深”的特点；研究的地域差异较明显，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等。在此背景下，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开展起来。
表1 2001—2012年我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期刊论文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表2 2001年以来我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期刊论文的关注对象类型统计
2.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开展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不仅是完善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大众传媒正在快速发展，甚至已成为国民经济第四支柱产业。”[4]而与之不相协调的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缺位。特别是在媒介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由于这种教育的“缺位”，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在“接触”媒介时，为其成长埋下隐忧——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对媒介的认识、理解与运用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如下图）；因“媒介问题”而导致的青少年犯罪案例增多等。学校对于中小学生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小学学校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系统性、持续性、强制性、制度化等特征，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就“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展开了研究。
图 未成年人最常用的电脑功能
数据来源：上海团市委、市少工委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联合于2004年11-12月所开展的“上海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
二、研究内容
1.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方面更为匮乏。因此，我国当前的研究仍在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1）媒介特点
媒介的形象化、娱乐化、商业化，同质化等特点[5]，使青少年在面对媒介及信息时遭遇新的挑战。
（2）媒介接触状况
戴怡平提出：“媒介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效果是累积的，青少年的媒介接触影响其观念和行为的形成。”[6]当前中小学生接触媒介，特别是接触新媒介的人数、渠道、频率等均明显增多。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07年7月的统计报告显示：在我国1.62亿网民当中，青少年学生比重已达35.8%。
（3）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小学生所处的心理时期是复杂的，表现为：他们的社会性与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但自制力欠缺，易受影响而盲信盲从；思想活跃、敏感，好奇心强；易偏激、冲动，产生逆反心理等。
（4）中小学生媒介素养现状
当前中小学生媒介素养存在问题，表现为：在思辨层面，对媒介信息缺少辨别能力及主体性批判意识，进而导致非理性认知及行为；在技术层面，片面使用媒介的娱乐化功能，沉迷于“追星”与“网络虚拟世界”，而利用媒介获取、加工、创造、传递有效信息的能力不足。
（5）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媒介素养教育能够与学生的基础教育正确结合，就能对他们成年后的‘公民性’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7]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的大众传媒接触与人的现代性有显著的相关，而人的心理素质或人格力量是国家获得现代化的基础。[8]现代社会在科技发展、媒介全球化与市场化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去中心化、意义碎片化、商业利益化的传播浪潮。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中小学生更接受媒介素养教育，以促成自己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变。
（6）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伴随教育研究的深入，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终身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真正作用不是让学生认识媒介并运用媒介，而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实现主体自身及主体间的多向度理解，体验视域交融的生命质感与美感，进而收获全面而丰富的生命内涵。
2.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问题
目前，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整体上仍处于准备阶段。尽管一些中小学作出了积极尝试，但是影响尚未扩大。主要问题有：重视程度不够——迫于升学考试压力或受限于眼界；概念界定不明——例如，将“媒介素养”等同于“信息技术素养”等，而对“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其实施方向；具体规范缺失——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仍未建立规范；机制保障欠缺——中小学教师及学生的媒介素养评估考核机制尚未建立；教育资源匮乏——必要教学设备等硬件资源与专业师资、课程教材等软件资源配置亟待完成；师资培养不足——教师在职培训与师范生教育缺少系统性；社会协力薄弱——缺少相关社会力量的配合，较之于国外媒介素养教育中社会团体及社区所发挥的显著作用，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显得力量单薄。
3.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策略
（1）宏观层面——引导与支持
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颁布相应的教育政策，完善现有的教育制度体系，从法律与制度的层面对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地位予以保障。具体来说，应引导传媒产业健康发展，并加强对媒介环境的监督，从而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推行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应提供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施行的宏观框架，建立媒介素养考核评估机制，支持完善相关资源配置，从而为其推行构建适宜的内部环境。
（2）中观层面——指导与辅助
①高校：应在研究借鉴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有益经验的同时，研究其本土化推行路径；积极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优质资源与理论指导。
②社会组织：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建设应加强[9]，不仅调动媒介机构的力量，还应成立专门的媒介素养培训与教育组织，以辅助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开展。
③社区：应成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社区在媒介素养教育推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甚微。伴随新媒体的出现，有学者还提出通过“实际社区方式”与“虚拟社区方式”共同推进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10]，富有启发意义。
④中小学学校：是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推行的主要场所。应加强与高校、社会组织、社区等的交流与合作；完善在职教师的媒介素养培训体系；开发媒介素养教育校本课程；将教师与学生的媒介素养测评纳入到已有考核评价机制；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媒介素养拓展平台，如，鼓励其参与校园广播台、校报、微博及网站管理等工作。
（3）微观层面——转变与交往
在“参与式文化”与“后喻文化”的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时，应以真正理解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为前提，采取超越“保护主义”的态度，通过与学生的对话、交往而非单纯的说教来实现，关注学生主体性反思意识及互识、共识的理解精神的生成。与此相关，周大勇提出青少年自主建构媒介识读体系的四个步骤：“知晓—分析—反思—行动”[11]，对中小学教师具有启示意义。
4.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设计
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及如何使用媒介；学习判断媒介讯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即可概括为媒介的“认识”与“运用”两个层面。[12]戴怡平认为其包含五个方面：媒介结构；媒介类型；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受众。[13]张新明等认为其包含三个方面：媒介知识、媒介信息认知能力、媒介信息意识和伦理道德。[14]关于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讨论，还未具体到中小学层面，但均可体现教育内容对“媒介”本身的超越。
5.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建设
（1）独立模式
宫淑红认为：“随着媒介消费的日益增加，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的趋势也日益明显。”[15]张开等认为：“在小学阶段，媒介素养可以独立课程的姿态加入小学课程体系，这样既能达到小学阶段教学互动性，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信息分辨力和综合素质，又能达到丰富小学生生活和减负的目的。”[16]有学者提出：“媒介素质教育的所有目标只有在将其设置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时才能有实现的保障。”[17]在该模式下，还可讨论课程类别，如主修、选修、辅修等。
（2）融合模式
有学者认为，就我国实际而言，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更适合融合在国家课程或校本课程中推行。陶营田提出：“国家新课程标准中的小学的语文、英语、信息技术等学科中已经包含有媒介素养的成分。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展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18]已有结合不同学科特点所作出的研究——李海源谈到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与策略；李凤芹提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建议；也有学者探讨媒介素养教育与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3）渗透模式
有学者认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可通过“隐性课程”渗透实现或是融合在具体的活动中展开。例如，举办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参观报社等。
6.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模式
一是“网络型”，即由下而上自发推进；二是“纵向型”，即由上而下指引推进；三是“放射型”，即主要由个别机构推进，而后逐渐在中小学中推广。目前，“纵向型”模式得到较多学者认可。即应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我国基础教育体系，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指导中小学学校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优越性，上下协力承担此教育重任。
7.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
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促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未来公民——享有媒介自由的同时，不为这种“自由”所奴役；促成教育的理解性[19]——由师生主体间理解发展到主体与主体间的互识与共识，由人对媒介的理解拓展到人与媒介的交融与共生；促成社会的和谐——在社会参与中享有理性的自由与自由的理性。
三、研究不足
我国就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表现为相关论文、专著、论坛会议、调查项目、研究机构等的出现。例如，中青网开设“媒介课堂”专栏；“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召开；深圳举办“媒介素养进百校”系列培训讲座；上海成立首个媒介素质“青少年教育基地”；张洁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团队与黑芝麻胡同小学展开合作；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中心在长春市四五小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等。
但整体上看，相关研究亦存在不足：起步晚，数量少，反映关注度较低；论述西方相关概况的理论研究较多，针对我国实际的实证研究较少；感性认识较多，批判性理论论证较少；热衷于关注新兴媒介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忽视对传统媒介影响力的研究等。
四、研究趋势
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应在进一步明晰其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开展，以全面理解媒介素养教育为前提，其中包括正确对待媒介的发展趋势。鉴于其重要性与迫切性，相关研究可能呈现出数量上增长的趋势；并应增加更多的实证调查研究；伴随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应逐渐转向重视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推行路径的构建；日后的相关研究会愈发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与优势，特别是心理学，其可能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开展开辟出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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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虽然发展问题始终是广告业的问题，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是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早期，广告产业的建立是发展的主线。简单化的发展观占据主导，或者说对发展的思考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视野，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进入1992年之后，理想化的发展观更加明确，即发展的问题转化为追赶的问题，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发达国家的广告业，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制，提升广告的专业化水平。理想化的发展观实际上代替和掩盖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路径已经很清楚，发展已经不需要被更多的关注。而在这个阶段，随着广告业的规模壮大，对广告业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困惑和忧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制在执行中的失败，广告专业化的价值得不到客户的认同。进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广告业的群体性困惑和群体性忧虑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本土广告公司，还是4A等跨国广告公司，都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虑。但就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广告业却始终以很高的速度增长。高增长与群体性的困惑群体性疑虑同时存在。既然存在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广告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何解决?靣对这种状态，广告管理如何适应?广告公司如何调整?媒体的广告经营如何跟进?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互联网作为后起之秀逐渐浮出海靣，这种新的传播形态进一步搅扰着广告业的发展，增添了行业的困惑和疑虑。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广告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被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广告产业如何发展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的广告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的广告产业发展同步。早期的广告研究是以广告理论的介绍和普及教育为主，之后的广告研究是以实务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相应阶段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在这些阶段的广告研究中，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被学习和模仿海外的广告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所掩盖。虽然广告研究也对行业中大家逐渐产生的共同的困惑和疑虑有所回应，但这些研究多为感受和描述，而且，一些开始涉及到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观点也被群体性的无意识所忽视。比如，黄升民教授等在对媒介购买公司、公益广告等的研究中，已经对发展问题有所感觉和涉猎。
2001年之后，广告学者在关注行业靣临的问题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2003笔者到日本电通学习考察，开始关注日本的广告业发展的特殊性，并探讨广告制、集团化和媒介购买公司等问题。2004年，笔者在《中国广告》杂志发表《差距与差异》，认为中国广告业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并不是发展的层级的差距，而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的路径应该不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判断中国广告业出现的各种现象，指导中国广告业的发展。2005年，笔者两次赴韩国考察研究，探讨韩国独特的KOBACO模式，以及In-house广告公司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媒介和广告主之间的制度的不同。在2005年《广告研究》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话题。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教育论坛，分别请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共同讨论不同的广告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的方向更加明确。最终，在张金海和笔者等广告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广告产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汇聚为中国广告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在这个阶段广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导性问题。应该说，对广告产业的问题，之前的学者已有所涉及，但是，在这个阶段，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加突出，而且学者们针对性的探讨和分析使得对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准确。关于中国广告业发展模式的讨论，是中国广告研究群体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场讨论，实实在在地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成为广告行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广告学术界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追随行业发展的依附状态，确立了前沿性的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广告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靣自觉和反思的阶段，广告业的发展真正成为了广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广告产业研究热潮的价值在于发现了中国广告研究的独特问题，也就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层靣切入，使得制度从广告研究的阈限之外进入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广告的专业化等于广告发展的局限。在这个阶段，广告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全靣参与了广告产业的研究和讨论。但是，对如何解决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涉及到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现有海内外广告研究的学术方法和框架，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层靣，而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时候，甚至出现以果为因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借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广告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广告产业的依附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无法得出符合广告产业特征的结论。
篇13
近年来，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的推行，幼儿电视节目取得了不少进步，出现了《智慧树》、《小小智慧树》等品牌节目和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中国教育台早教频道等。但与数亿幼儿及其家长的观众数相比，现有幼儿电视节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很薄弱。深入分析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并合理建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媒体研究刻不容缓的责任。
一、我国幼儿电视及幼教视听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自制的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很少。
目前，我国专门针对幼儿开设的电视栏目、节目相当有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领域。尽管已开办了30多个少儿频道，但多数节目以7岁以上少年儿童为目标受众群，专门关注到7岁以下幼儿的节目较少，针对0－3岁婴幼儿的电视节目更少。自制幼儿节目，包括幼儿动画片在内，节目总量过少，相对固定且有影响力的幼儿节目品牌太少，远不能满足幼儿及其家长的收视需求。
央视少儿频道25个栏目中仅有《智慧树》、《七巧板》、《小小智慧树》3档幼儿栏目，其中《小小智慧树》、《七巧板》针对0-3岁孩子；此外是央视《宝贝一家亲》育婴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早期教育频道有《伴随成长》、《幼儿园的故事》等3、4档栏目——但该频道一直以数字付费电视形式出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大幼儿和家长的收视选择；在当前全国数字付费用户有限且年度增量也有限的情况下，该频道幼儿节目尚不具备影响力。
（二）现有节目成人说教味太浓，幼儿特性不够突出，品牌影响力不够。
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存在着说教意识过浓、角遮蔽幼儿视角、成人思维代替幼儿思维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以幼儿为主体”，制作理念、制作的精良程度、节目品牌推广等方面还无法与国外品牌节目抗衡。
研究表明，在节目中，儿童的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主体性发挥越显著。但我们常犯的毛病就是：幼儿的主体性常常有意无意被忽视，成人主持人往往成为了节目的主体、主角，占据节目中心地位；节目中的幼儿还是处于较被动的、受支配地位。幼儿品牌栏目“《智慧树》的11个子栏目中……以成人为本位的栏目有6个，占55%”[6]，超过一半以上。
《智慧树》作为仅有的几档自制幼儿节目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暴露出：幼儿和家长收看国产幼儿节目时，选择品牌节目的余地相当有限。
（三）洋品牌视听产品占据幼儿收视市场。
由于适合幼儿收看的自制电视节目很少，家长们转而寻找市场上可售的其他幼教视听产品。笔者作为幼儿家长，所搜集到的目前市场适合幼儿的主流视听产品主要有：cbbc的《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迪斯尼的《小小爱因斯坦》和《小熊维尼家族》、瑞士的《企鹅家族》、德国的《逻辑狗》光盘、捷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以及日本教育集团倍乐生株式会社（benesse corporation）借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推出的《巧虎》dvd，等等。它们中既有娱乐类节目，也有教育类节目，更多是二者结合的，笔者将之统称为幼儿娱教节目。但它们无一为我国自制幼儿视听产品，且都并不来自主流电视媒体。
这些视听产品品牌背后都是国际传媒集团，他们对我国幼儿娱教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并一定程度上已在品牌推广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占得先机，抓住了幼儿及其年轻父母观众群的注意力。
“幼儿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将影响他们的一生”[7]。我国自制幼儿电视节目的匮乏和弱势，说明国家主流媒体还未在幼儿娱教节目领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这就很难对我国幼儿的身心成长、尤其是对其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涵养熏陶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为什么主流电视媒体没有更多投入到幼儿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乃至发行领域？反而是让境外媒体借助各种途径抢占了家长和孩子的注意力市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儿童电视研究者认为，儿童电视是专业化的窄播媒体，存在着诸多困难：广告商不青睐、经费不足、利润太低，加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人才匮乏、经营不善、制作落后等等。换言之，由于各方面资源和经费不足，吸引不了广告，也吸引不了优质人才，因此节目制作投入有限，节目不好看，自然经营更加困难，经费更加不足，陷入恶性循环。与一般少儿节目相比，幼儿电视具有自身特点；而要解决现有困境，必须要从幼儿电视的特点出发，找到良性循环的路径，即找到幼儿电视节目运营的长效赢利模式。
二、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发展策略
（一）抓住幼儿认知心理，制作品牌娱教节目。
幼儿电视的特点是娱乐教育一体。如何制作出宝宝喜欢的幼儿娱教节目？安•伍德说：“创意来自孩子，如果你要为孩子制作一些节目，那么你首先要问问自己，孩子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8]。掌握幼儿独特的视听思维规律和言语行为特征是制作幼儿电视节目的关键。必须坚持将“幼儿主体”的创作观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从根本上剔除成人思维对节目的不良影响。“节目的定位、内容的设置、视听运用、栏目编排及主持人塑造等要从‘儿童是主体’出发”[9]，处处从幼儿视角，依据幼儿认知心理创作节目。关键看节目有无充分体现幼儿特有的心理特征：
1、玩耍是幼儿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天线宝宝》的主创安•伍德通过对幼儿的长期观察总结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只会玩”[10]。家庭和儿童休闲设施设计领域的国际权威人物randwhite指出适合儿童的且具有发展能力的“玩”应具备如下7个特征：令身心非常愉悦、注重过程多于结果、儿童自发自导式、促发想象力的、不受任务和成人强加规则的影响)、分享式的、开放式的[11]。风靡全球的《花园宝宝》、《天线宝宝》，当中的角色就是每天玩，“白云白蓝天蓝，天线宝宝出来玩啰！”重复单纯的儿童语言、简单易懂的情节、明亮的色彩、容易模仿的舞蹈、节奏明快的音乐；玩，就是天线宝宝们的全部生活；镜头的中心也总是快乐玩耍的孩子，成人仅是配角。
2、游戏是幼儿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笔者对照研究了现有的幼教视听产品，发现：节目中幼儿角色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和情境化的游戏过程，往往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巧虎乐智小天地》根据1－6岁各年龄段的不同特点，开发出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认知程度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借助情境化的游戏模式，以唱游形式编排，着力吸引孩子在唱唱跳跳当中模仿巧虎的言行，从而实现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如自我保护、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相比之下，《智慧树》大部分栏目侧重以发展幼儿知识技能为目标，知识教育痕迹较重，游戏的编排还有待加强。
3、直觉认知与情感满足是幼儿主要的心理需求。儿童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0－3岁是幼儿的感知发展阶段，3－6岁则是直觉思维阶段。因此，抽象的知识教育很难让幼儿理解，幼儿往往是通过色彩、图形、运动、音乐等元素来获得对周围世界的直觉认知。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在上世纪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儿童使用电视以得到个体的满足，主要是情感满足和认知满足[12]。而幼儿对电视的内容诉求与学龄期少儿又有很大差别，其生活能力的模仿式认知学习和情感感知的体验式满足，要超过抽象的知识教育诉求。《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就通过台词、韵律和音乐将孩子带入宝宝们快乐游玩的乐园世界，让孩子们在欢笑中体验“互助”、“友爱”、“分享”、“探索”等美好事物，获得情感满足，同时也通过宝宝、音乐、色彩、运动等形象元素获得对同龄人生活世界的直觉认知。
4、幼儿倾向于模仿同龄的角色化形象，并获得认知满足。幼儿以直觉形象思维为主，获得外界刺激的主要渠道是视听觉，主要依赖大量生动有趣的视听形象提供的信息来获取概念和经验认知。在幼儿节目中有无让孩子喜欢并印象深刻的角色化形象塑造，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角色化形象塑造必须具备如下形式要素：亲和力、目光沟通、同龄孩童、鲜艳的颜色和造型、引起注意的声音[13]。《智慧树》中的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等形象就较成功。英国高收视率低幼节目《方块娃娃》通过四个活泼可爱、个性鲜明的拟人化角色唱歌跳舞，搭配幽默有趣的对白与动作，每集不同的主题故事，让孩子在模仿方块娃娃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和学习英语。《巧虎乐智小天地》集中塑造的孩童人偶巧虎成为孩子心目中模仿的同龄人榜样，帮助幼儿培养了各类生活习惯。有研究指出，由于成功的本土卡通形象缺席，幼儿对国外卡通形象具有明显偏爱，严重影响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我国儿童文化认同感的形成[14]。在我国幼儿电视节目中塑造成功的角色化形象，从文化建设角度看也是非常迫切的。
（二）拓展幼儿节目品牌价值链，建立长效赢利模式
近年来，境内外不少媒体通过品牌经营和产业链整合，涉足幼儿电视节目市场并获得丰厚收益。2003年nick少儿频道以年收入11.5亿美元占据全美电视频道收入排行榜第10名，其中“nick”品牌每年衍生品开发收入达到了10亿美元[15]。我国台湾地区幼儿电视频道发展也很快，除了收视第一的“东森幼幼台”，还有富邦电视集团的“momo亲子台”，纬来电视集团的“qtv纬来儿童台”等，幼儿电视节目已成为台湾主要电视集团的重点发展项目，人们纷纷看好该收视市场的发展潜力。
所谓品牌价值链，就是利用品牌号召力，将各种品牌拓展活动联系起来，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16]。我国幼儿电视节目要走出困境，就应挖掘收视群体的潜力和节目品牌价值，从节目品牌构建进一步延伸到幼儿娱教市场开发，构建品牌价值链。
1、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时间延伸。幼儿发展理论认为，幼儿正处于模仿、认同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幼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认知会影响到其成年后的品牌选择，幼儿时期的电视观看行为会影响未来少儿期、青少年期的媒介使用行为[17]。皮亚杰通过实验研究指出：“幼儿阶段是孩子的态度形成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这种态度的形成阶段，将影响他们的一生”[18]。幼儿期的收视偏好会对其一生都产生深远影响。幼儿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忠诚受众群。电视节目品牌对幼儿的吸引力，使这群受众往往成为最忠诚的观众，也是电视频道培养未来观众的手段之一。
2、节目品牌价值链的空间延伸。幼儿的电视收看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往往呈现为2种状况：一是与父母一起收看，节目同时获得了成人观众；另一种是，幼儿通过节目收视获得的态度偏好乃至品牌偏好影响了父母的消费选择。“养育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每花1美元，就有75美分是根据这些儿童的需求和欲望花出的。可以说，学龄前儿童掌控着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多的金钱。他们决定着父母的购物地点、吃饭的地方、居处之所在，乃至开什么车，去什么地方度假”[19]。幼儿电视节目其实是通过抓取幼儿的注意力，最终获得了具有消费能力的成年父母受众群。
幼儿节目受众群的扩展，使其获得了更多经营保障。英国幼儿父母倾向于选择优质的本土节目，因此面向0－6岁婴幼儿的cbeeies频道收视率胜过观众群定位为6－12岁儿童的cbbc频道[20]。后者因美国少儿节目的冲击，经营限入困难，cbeeies频道则因幼儿和家长的共同收视保障，经营良好。
3、节目品牌价值链的主要实现方式：开拓幼儿娱教衍生品市场。调查发现，对幼儿电视抱积极态度的家长，对该电视衍生产品如配套音像制品和玩偶愿意购买的，分别占70.45% 和58%以上[21]。假如不局限于“卖广告时段”这种传统的电视赢利模式，幼儿电视节目有着更多商机，应致力于发展品牌节目的衍生品服务，延伸品牌价值链。“儿童节目的关键在于，故事和人物都能在屏幕外引起回响，出版、玩具等业务也因此能够附加在节目之上。作为一个儿童节目的专业营销者，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怎么让节目及其附加物成为一个孩子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离不开的东西?”[22]
当前，多家视听传媒以幼儿及其家长为收视对象和目标市场，着力开发其中的无限商机。《巧虎乐智小天地》大力开发和促销巧虎开心成长系列周边产品，通过出售的读本、dvd、故事游戏书、父母育儿书、各类游戏玩具、生活用品、卡通形象和人偶等相互连动，引导孩子和家长的消费趣味。我国台湾的东森幼幼台过去以播放外购卡通节目为主，结果与目前很多地方少儿频道一样广告匮乏、片源不足、经营亏损。2000年定位为针对0－7岁儿童的幼教频道，强调快乐学习和亲子互动，其收视群中高达34％是25岁至45岁的家庭主妇与职业妇女。第二年就扭亏为盈，2005年挺进全台湾收视率前十名，仅广告收益就达5亿台币。同时积极进军幼教商品市场，经营所播品牌节目的衍生品：vcd、cd、录像带、录音带、平面儿童书刊，还有卡通肖像授权加工制成的配件、服饰、家庭用品、文具等，收益相当可观。这种品牌延伸战术被多数幼儿视听产品商采用，是目前较行之有效的赢利模式。
4、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整合营销策略：与相关品牌、机构强势联合，增强品牌竞争力。相比已具品牌基础的节目，资金不足、起步较晚、资源有限的地方台幼儿栏目，前期节目开发与后期经营会遇到更大困难，更需联合与幼儿消费市场密切相关的实力机构和品牌商，通过产业链整合，聚合彼此价值链上的核心能力，增强节目号召力与竞争力。国内私营媒体互力健康传媒，2007年联合贝亲、恒安等著名妇婴消费品商制作节目，开发了0－1岁婴幼儿节目《贝亲亲子乐园》和《恒安亲子乐园》，联合全国20多个重点城市品牌医药医疗机构为播出平台，锁定妇婴为主力受众，大力拓展亲子节目市场，拓展“婴童经济”产业链。《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开发、制作、生产、出版、播出、销售及衍生品的生产经营，都与一线品牌商合作，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利用品牌联合打造幼儿节目品牌开发制作与播出发行的大平台，以整合营销方式提高节目的品牌知名度和曝光率，有助于品牌塑造和累积人气。
要将节目一次售卖即凋谢的速朽转化为更持久的品牌生命，就有必要构建并延伸幼儿节目品牌的价值链，把节目品牌影响力传达给消费群体，进一步巩固品牌节目的市场地位，实现节目品牌效益的最大化。国外传媒集团及民营媒体对幼儿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已迈出了竞争步伐并开始市场布局。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未充分开发品牌价值链，如仅满足于现在的广告经营模式，不去尽力拓展市场，长远看有可能导致收视市场萎缩。主流电视媒体应尽快拓展思路，抓住契机占领幼儿娱教市场。本土幼儿娱教节目兴盛，孩子和家长就有了更多选择具有本土文化品质的节目的可能性，也是新一代幼儿国民传承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需要。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
[2]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当代传播》，2001年03期。
[3]李嘉梅《学龄前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之初探——台北市幼稚园儿童电视观看行为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张令振《电视与儿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5]王春燕、张晋萍《对学前儿童收看电视状况的调查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1期。
[6]周裙赞《我国当前幼儿电视节目的教育价值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7] [瑞士] 皮亚杰著，卢浚选译《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8]王海龙《玩乐+惊喜:bbc<天线宝宝>的核心理念》，《视听界》2008年06期。
[9]姚汝勇《以“儿童本位”理念构建群体守望的精神家园—儿童电视节目创作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0]《“天线宝宝”背后的故事》，台湾pts网站http:pts.org.tw/~celetubbies/
[11]randwhite,2003,that’s edutainmem by randy white,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 http:whitehutchinson.com/leisure/articles/ededutain-ment.shtml
[12]w.shramm,j.lyle&w.b.parker,1961,television in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ornia, p61-69.
[13]a. c.huston & j. c.wrighe, 1983,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s of formal features, in j. bryant & d.r.anderson (ed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elevi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79-81.
[14]熊芝《中外卡通形象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王彩平《境外少儿频道运营面面观》，《声屏世界》2006年03期。
[16]姜向阳《品牌延伸应遵循的原则》，《企业研究》2006年01期。
[17]w.a•collins, 1981,schemata for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in h. kelly &gardner (eds.), new direction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viewing children through televisio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pp.31-45.
[18][瑞士] 皮亚杰著，卢浚选译《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19]胡泳《从“天线宝宝”看儿童营销》，《成功营销》2004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