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篇2
2．信贷从业人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所谓信贷道德风险就是信贷从业人员由于主观意识在面对不正当利益的诱惑时，故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所形成的风险。自信贷业务开办以来，通过广大信贷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信贷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信贷从业人员暴露出的道德风险;不严格执行基本条件和限制性条款;对于客户提供的申请资料检查不仔细，从而导致材料的完整性、合法性、规范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受到影响，甚至有的从业人员为了提升自己的业绩帮助客户编造虚假的信息。贷前调查阶段流于形式，了解分析工作不到位;刻意提高客户信用评分和授信额度;在撰写调查报告时，人为夸大客户经营业绩，报告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故意编造虚假信息，造成审查审批或决策失误。审批贷款时，信贷员为了促使贷款的发放，甚至做其他员工的工作使其同意给不符合贷款要求的人发放贷款。贷后管理阶段，忽视贷后检查工作，没有对借款人贷后的经营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导致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3．信贷人员与客户之间存在可疑转账。由于信贷管理上的失职可能会导致的问题:一是存在信贷员向借款人账户转账替借款人还款的现象。二是存在借款人将贷款资金向该行信贷人员账户转账的现象。此种行为违反了总行《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小额贷款资金的规定，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
4．贷后检查工作质量不高。一是贷后检查粗浅且不全面。贷后检查时只注重微观信息、不注重宏观信息;只关注财务状况等“硬信息”不注重涉及还款意愿的“软信息”。二是贷后检查人员不能有效发现风险点。由于贷后检查工作复杂，防止出现漏洞，需要工作人员有丰富的经验。贷后检查人员由于经验欠缺，不熟悉检查方法和工作重点，往往导致在贷后检查中不能有效发现业务风险点，增加了信贷工作的风险隐患。三是贷后检查工作效率较低。由于检查人员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导致贷后检查时间过长，不利于提高检查工作效率。
(二)小额信贷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合规风险的教育培训。银行为了迎合上级领导，忽略了对信贷员进行定期合规风险的教育工作，从而在扩大小额信贷业务的过程中，缺乏合规风险意识。
2．忽视对员工思想道德教育。邮政储蓄银行未正确处理好加快业务发展和加强员工学习教育的关系;没有制定定期学习制度，放松了对员工思想道德的教育工作;未定期与员工沟通，及时了解员工思想波动，导致员工对企业文化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无法与企业达成一致的目标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取向，造成重大后果或恶劣影响。
3．信贷管理上的力度不够。有些银行开办初期，对于小额信贷业务方面的工作没有专职人员负责贷后检查工作，而是由信贷经理兼任贷后检查工作，信贷经理不仅要负责放贷工作还要兼顾贷后检查工作，长时间下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会很劳累，从而就忽视了对信贷员的监督管理工作，这就使得一些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员工利用空隙做一些违反银行制度的事，为了降低逾期率提升自己的业绩，就会与客户进行私下转账活动。
二、解决小额信贷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合规风险意识
加强信贷合规意识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了定期学习制度，树立合规意识。每周定期组织信贷人员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总行、省行、市行有关信贷业务的规章制度和文件精神，掌握理论知识，通过系统性业务培训和加强员工风险防范意识教育，提高各岗位人员履职能力以及风险识别能力，进一步强化小额贷款业务的制度执行，提高全行风险合规意识。提高全行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信贷系统进行定期清理，杜绝信贷员使用未注销但已经调离的人员的工号进行放款的情况，不断提升信贷员的整体素质和风险意识，从而提高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水平。
(二)加强对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
银行应把防范道德风险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所以对信贷员展开定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成为了主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能够了解员工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动态，对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及时进行思想教育，适时给予关怀，消除员工的不良情绪等，从而也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使信贷人员能够端正自己的思想，能够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地工作，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为了防范道德风险的出现，银行也经常开展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为信贷员敲响警钟，杜绝道德风险的出现。
篇3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
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
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
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
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
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
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
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
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
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
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
(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
(%)城乡卫生费用
(亿元)卫生
总费
用占
GDP%
合计政府预
算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现
金卫生
支出政府
预算
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
现金
卫生
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数据来源：卫生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则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见表1）。卫生总费用的筹资渠道不外乎三种：即政府、社会和家庭。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卫生的总费用在全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最高时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时的15.5%。家庭筹资却从1978年20.4%上升为2001年60.0%，并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地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相对减少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拨款，又对集资加以限制，鼓励卫生医疗机构广开财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医药费收入与医院利益挂钩，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这一切都具有促使卫生保健系统进入市场，或使其逐步适应商品化的倾向。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极不合理，存在极大的浪费。
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窄。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见表2），承保范围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家属和学生提供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更没有覆盖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0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仅覆盖城镇职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81%（不包括全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造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卡多用（医疗保险卡）等中国特有的风险问题。
表2
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年份参保职工
人数
(万人)离退休人员
(万人)基金收入
（亿元)基金支出
（亿元）参保人数占城镇
就业人口%参保人数占城镇
总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汇总
4、医疗制度不完善
具体表现为政府制定的“以药养医”政策，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必须依靠销售药品实现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利，医务人员的收入也与开出药品价值的多少相联系。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想方设法从病人身上创收就成了医生的本能选择。部分地区出现平时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体出现不适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去参加医疗保险，出院后就停止缴费。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就是一种“以药养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的存在更促使医疗机构想方设法从患者身上创收，并且这种制度并未触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声称，经济管理方案符合《劳动法》第47条和国家三部委2000年31号文件，具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7]这种“不给钱给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纵容医院乱收费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励卫生行业去讲究经济效益，财政自给，这就相对地转移开了对“预防为主”政策的关注，因为预防和保健在经济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现了整个社会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不重视的倾向，从而给未来的健康和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湖南等地几乎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有复发抬头的迹象，就是忽视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恶果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风险的防范
以上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风险给多方的利益带来了损失，是各方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规的社会现象。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是势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自然应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
（一）对被保险人的防范措施
1、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自负的比例。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励参加保险的患者参与成本管理，监督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并防止其与医生合谋。但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劣势，医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患者，且患者的过度消费也必须通过医生的配合才能实现[8]。由此可见，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种方法必须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民覆盖。当前，我国应取消二元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治，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等级身份等歧视性的制度，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实现广覆盖。如果全社会中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用别人的医疗保险卡来冒名顶替的现象。国家应强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现象。
3、提高全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参加医疗保险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患病不需自己付医药费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卫生保健工作。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经医疗机构诊断，因患者吸烟、酗酒等不良卫生习惯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对很少患病的参保者则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费体检等方法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定期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意识。
（二）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患双方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行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效益挂钩，也推动了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监督作用。应对卫生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将医疗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保险机构，卫生部门则监督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相互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2、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医疗保险机构要定期对病人的付费单据对照病历、处方等进行核对检查。要建立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审和鉴定制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包括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拒绝支付医药费，索取赔偿直至解除医疗保险合同。[9]也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规定时间内，必须向医疗保险机构报案，否则，医疗费用将要被保险机构扣除一定的比例，医疗保险机构则应及时派人员到医院进行实地检查，予以核实。在患者治疗过程还应不定期进行巡查。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
现存的许多医疗道德风险从表面上看是医院和患者两方造成的。笔者却认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政府在体制上没有理顺，各职能部门没有负起应承担的责任而引起的。必须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药品生产和流通模式。药品由药品生产企业流通到消费者身上时，是通过层层加价的方式进行的。我国生产药品的企业有5千多家，存在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激烈，药品超额利润多数被药品经销商所赚取，企业在销售领域投入的经费过大，销售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现有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兼并，减少企业数量，提高规模生产能力。药品营销企业更有1万7千多家，同样存在小而多的现象，相互之间为生存，不断进行着恶性的竞争，经销商为了使自己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能推销出去，采取给医生药品回扣、对招标方或医疗机构的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等方式，成为医疗界的一个毒瘤。可以实行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中间环节。也可以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保险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将事后按服务项目后付制改为按病种预付制。按病种预付制，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惩程度等因素，将病人归入不同组，每个分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症和适用相似治疗方案的病例。再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及有无合并症、并发症等将每组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及其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支付标准。[10]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病种预付制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同时考虑不同病种和不同医院的级别，议定各项服务的合理收费标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按病种定额预付制后，在促进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病种预付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竭力推荐的一种支付方式。
3、提高国家在卫生费用方面的投入。尽管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较快，但卫生事业本身的发展却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且这种增长是在国家投入不断减少，个人支出不断增长，个人在卫生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多数百姓自费就医，看病贵就永远是制度难解之痛；只要多数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不从分配制度上兑现宪法的承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强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国家对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忽视，也体现了这种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哲学。今天忽视了对慢性病发生和扩散的主要危险因素的预防，如吸烟、高血压、食物构成、环境污染等，今后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何况健康方面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状况发展下去，卫生健康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今天的3.4%增长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强预防，提高现有的医学水平和服务效率，这个比例到2030年则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仅仅是预防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低15%。可见预防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效益极高的投资，它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卫生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建议将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为保健康复机构，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及预防知识。
六、结语
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双重的压力。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与公平性差等问题，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强化政府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后医疗保障等方面所肩负的职责。
表面上看，患者、医疗机构存在的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与政策体制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只有国家改变认识，改革目前的医疗制度，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不管是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医疗保健事业，应该把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行政和财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预防为主，免除后患。曾被联合国称赞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和公共卫生网是中国的长处，是中国能在短期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宝，应该保持和发扬。应该使公共卫生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群众化。当前，我国医疗保健的重点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不再仅仅是妇幼保健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再仅仅是饮食和水的卫生问题，而是综合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
健康是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治疗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医疗的角度，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理应实现全民医保，不要再让“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是一句口号。
参考文献：
[1].赵小苏、王永其、宋余庆、王建宏：“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1年第8期
[2].陈永升：“医疗保险中医疗供方道德风险行为分析”，《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2年第
4期
[3].赵曼：“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财贸经济》，2003年第2期
[4].贺巧知、慈勤英：“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控制机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年第6
期
[5].张晓燕：“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析与控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1期
[6].姜新旺、黄劲松：“社会医疗保险中医方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软科学》，2005年
第1期
[7].洪铮、李珍：“医院和医疗保险的经济学分析”，《卫生软科学》，2005年第3期
[8].李玮、黄丞、蒋馥：“存在道德风险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各市场主体行为分析”，
《预测》，2003年第1期
[9].邓超、侯建明：“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及其约束机制的探讨”，《金融与经济》，2005
年第4期
[10].代志明、周浩杰：“试论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防范”，《卫生经济研究》，2005
年第5期
[11].余艳莉：“浅谈健康保险中如何控制‘过度医疗’”，《经济师》，2005年第6期
[12].史文璧、黄丞：“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风险控制”，《经济问题探索》，2005第2期
--------------------------------------------------------------------------------
[1]赵曼：“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财贸经济》，2003年第2期，第54页。
[2]赵曼、柯国年：“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规避”，《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13页。
[3]张晓燕：“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析与控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页。
[4]陈永升：“医疗保险中医疗供方道德风险行为分析”，《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35页。
[5]张晓燕：“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析与控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页。
[6]李凯峰、王小平、张越、林世昌：“现行医疗保险制度的缺失及对策”，《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第6期，第11页。
[7]莫林浩：“收入不如门卫，医生良心的逆淘汰”，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27日。
篇4
存款保险制度增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稳定，但是该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会影响其运行成效，减弱其基本作用。所以应认真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从而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办法，进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制度和道德风险
1．存款保险制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该国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往往通过法律形式在金融体制中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
该制度规定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按照法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投保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将其财务状况限定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当投保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
存款保险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危害了存款人的利益。所以，1933年美国银行法就明文规定在联邦层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保护储户利益的同时监督银行的经营。
我国迄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中曾对此作了阐述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该报告将存款保险制度定义为：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标准参加存款保险并缴纳保费，当某个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时，由管理保费的存款类保险机构按规定向存款人予以赔付。
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保护功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首要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保护小额储户的利益，在银行破产时免遭损失或减少损失。其次是稳定功能。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某一银行破产倒闭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不仅对该银行丧失信心而且还会对其他银行也产生疑虑，进而容易出现挤兑，导致危机蔓延。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储户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付，很大程度上就截断了危机的传导。再次是救助功能。当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向投保银行提供支持，帮助投保行度过危机。另外是监管功能。存款保险机构时刻关注投保银行的经营和安全，对银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明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例外，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概念源自保险学的研究。它最早是由Arrow（1962）在研究医疗保险问题是提出的。他认为道德风险是指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或是在保险关系中，人利用信息优势做出损害被人的行为。
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道德风险生成的原因在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体现
在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提供保护和救助时，改变了存款者、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甚至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各方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存款制度的情况下，存款的安全性缺乏保证，因此存款人需要慎重选择银行同时积极的对银行的风险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甚至还会对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督。但当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在银行无法支付时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负责支付存款人的存款，这就导致存款人的监督责任放松，存款人则不在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只是关注哪家银行的利率更高，得到的收益更多。
第二，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银行倒闭时存款人可能获得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赔偿，这样就解除了银行的顾虑，放松自我风险控制，增大了其经营的风险。
第三，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宗旨是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它的非营利性质也可能会存在管理上不尽责的情况。比如对投保银行的监督审查不到位，形成失误没最后动用保险基金来赔付存款人。
第四，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可能使得监管机构对该制度过度依赖，放松自身监管职责，为银行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合上面四个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下相关各方都会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控制其中的道德风险显得尤为必要。
二、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和办法来防范控制道德风险。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封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思考。
（一）美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当今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运行机制最为完善，当数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确立了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2．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FDIC是政府存款保险的典型模式。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是道德风险控制的前提保障。
第一，确定建立该制度的目标。FDIC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小额存款人切身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第二，监管有针对性。FDIC是美国银行业的忠言监管者，它监管所有被保险的银行。在对参保机构实施非现场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在第一时间实施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制措施。
第三，法律法规的完善。FDIC自成立以来以及后来实施的改革，这一过程都有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支持。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FDIC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做了详尽的规定；到了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案》更是赋予了FDIC前所未有的权力；为了加强应付倒闭银行的权力，1982年通过了《加恩－圣－杰尔曼存款机构法》来提供法律支持。
（二）德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强制性的存款保险体系和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体系构成，以后者为主，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最初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存款保险组织。1974年，当时德国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赫斯塔特银行由于清偿力不足而被迫关闭，引起了社会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于是其他德国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体系从而形成了现行的自愿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2．德国对于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法律制度环境尤为精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尤为鲜明，表现如下：
首先，反破产法和所有权结构形成的法律环境。在德国企业破产被认为是经营者个人的失败，甚至还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反破产法与存款保险结合起来能防止金融机构冒险，因而降低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其次，银行部门的所有权结构在降低道德风险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德国因为很多银行是在管理者而非股东的控制之下，并且不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这就降低了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可能。
再次，建立了存款风险公示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的要求，金融机构需让客户了解该机构加入了何种存款保险机制，以供存户了解存款风险。
最后，金融安全网中各监管部门的密切有效配合也是德国对道德风险控制有效的原因。
三、我国建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若我国将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必然也面临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德国和美国等先进的国家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笔者认为这些经验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的外部环境，完善对应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的降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要求合理的设计存款保险体系，同时还要求建立能使存款保险制度高效运行的外部环境。只有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得到改善，保障存款人利益、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建立有效的银行市场退出机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
第二，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将其改造成经营目标明确、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状况良好、治理结构完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对防范道德风险十分重要。
第三，完善银行风险评级制度。我国也可以成立一家国家级信用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投保银行依据风险监测的结果进行检查，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并监督采取相应措施，将风险尽可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风险。
第四，提高公众风险意识，加强金融安全网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强化银行审慎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因此而削弱银行监管，更不能代替银行监管。审慎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协调配合，会使得监管更加有效，也就会使存款保险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效，同时也有利于克服了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实质上也就维护了存款者的利益。
注释：
构成金融安全网三项制度的另外两项分别是银行监管制度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第八章．
篇5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它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在于从国家隐性全额担保转换到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庇护之下运作。政府的过多保护与干预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至今难以消除，比如，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等。如今，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使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就是要逐步淡化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如果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充分重视，无疑将是重回老路，商业银行有了存款保险机构这一变相的“政府保护”，重新具有了进行风险投资的“动力”，化解不良资产将遥遥无期。
二、存款制度中的道德风险的博弈理论分析
(一)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模型可细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行动，“自然”选择“状态”，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投保后，投保银行在贷款发放中审查不仔细，造成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形成不良资产，存款保险机构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无法确认银行是否有违规操作。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人根据观察到的自然状态选择行动。委托人只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自然状态，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某企业负债率较高，银行己知晓，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如企业一旦成功，获利颇丰，仍然对其放贷，结果造成贷款沉淀，不良资产形成。存款保险机构可观测到银行的贷款行为，但无法知晓有关企业的信息。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金融机构放款给高负债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这一过程简化为金融机构自己从事风险投资，并假设：第一，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自有资本，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因放款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第二，得到存款保险制度担保的金融机构足够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产价格可以上升到他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的最大值，即盘损值。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情形。假定有一块土地，它在第1期出售，在第2期实现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1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2期可能产生的租金(由于模型在第2期结束，所以不存在土地在第2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租金为100元的概率为2/3，为25元的概率为1/3。假定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在第1期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元。但是对于“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别人”的金融机构来说，显然，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元，它都有利可图。在假设这样金融机构足够多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就必然被抬到它的盘损值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的所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一种资产泡沫。
现在把模型扩展到3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3期的租金也是有1/3的概率为100，有2/3的概率为25，而且第3期租金分布与第2期是独立的。我们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没有担保，则一个风险中性投资者愿意在第1期支付的价格是100元，它等于第2期的预期租金50元加上土地在第2期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3期的预期租金决定的，同样为50元(注意，这里土地价格从第1期的100元下降至50元是由模型的结构决定的，并不构成金融危机)。如果有担保，那么，根据前面的推理，土地在第2期的转手价就会被抬到100元，相应的，它在第1期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元。仍然会出现100%的泡沫。
类似地，我们还可把模型扩展到4、5…n期。但是，这各类似地推理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款保险机构的担保能力是无限的，它有足够的财力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比如，如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只有25元，政府就要拿出75元来偿还债权人；如果第3期的租金也是25元，则政府总共要损失150元。然而，现实中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财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假设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清偿一次债务，金融机构在第1期则可能面临两种结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为100，存款保险机构无须出面为金融机构清偿债务，从而可以继续为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仍能维持在100元，因此，第2期租金收入加上转手价格就是200元；或者第2期实现的租金仅为25元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得出面清偿债务，并且无力再为金融机构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会从它的盘损值100元回落到预期值50元，由此我们看到土地价格出现了暴跌，200元下跌至50元，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二)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保护越强，造成的激励的扭曲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银行得以从存款人的监督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单一保险费率下承担的成本不与风险挂钩，投保银行冒险的动机越发强烈。因此，在道德风险问题下，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当存款保险机构也无力清偿时，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轻则使得某家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重则引起一国或区域性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三、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
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造成激励的扭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所建立的“安全网”会诱导存款人忽视银行的经营和风险，对存款银行的信誉、实力不作慎重的选择，而更关心哪家银行许诺的利息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增加经营风险，也不会失去客户，或者即使风险的增加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成本的增加幅度可能远远小于收益的增加幅度。其最终结果是过渡风险偏好的经营方式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其实就是纠正扭曲了的激励。
第一，让存款人承担银行经营失败所导致的部分损失。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公司可规定一个免赔额或固定比率。这种在保险业中被称为“共保制”(Coinsurance)的制度使储户的切身利益会因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因而刺激了储户对银行风险的了解与选择。
第二，公平地缩小受保护对象的范围。银行受保护的负债越少，它所受的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就会越大。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广大公众的信息能力普遍不足，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小额的居民存款人为目标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通过统一收取保险费而将小额存款者的信息成本转嫁给了存款保险公司，这样能消除公众盲目跟风提款时的“免费搭车”行为。而大额的机构投资者所具备的选择能力使他们不但不应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应该通过独立分析的自保行为来为监管机关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更严厉的危机解决方式。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处理方式中，对存款人以及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破产清算方式，因为它不但使危机银行从此消失，而且使存款人通常难以获得全额存款。然而，正因为这种方式对包括监管机关在内的所有当事方均具有极大威慑力，破产清算应被用于解决多数危机银行。清算完毕后进行索偿时，各债权人索偿的优先等级顺序应依照“投保存款人；无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的渐降优先级顺序来进行。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的约束机制。要消减银行所有者的道德风险，监管机关除确保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应考虑诸如因操作风险而倒闭的机构的主要所有者成为金融市场的禁入者，以及追究赌博式交易的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手段来对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2004，(08).
[2]李志军，赵春娜.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7，(02).
篇6
2.1次贷申请人的道德风险
2000年至2003年美国推行的低利率政策推动了贷款的增加,过剩的流动性促使物价上升。2003年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显现,为了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两年间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利率的上升直接导致浮息贷款利率上调,借款者面临的还款压力骤然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业进入萧条期,贷款申请人很难获得新的次贷,即使出售房地产也不能偿还本息。而次贷申请者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信用记录也良莠不齐,当他们发现无力还贷的时候,拖欠和违约也就不可避免。即使一部分购房者有能力继续维持还款付息,利率的上升也会削弱其提前偿付的意愿。因此道德风险随着利率的上升逐渐暴露。
2.2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道德风险
2001年以来的房地产牛市使美国投资房产的热情空前高涨,当大多数美国民众形成对房地产市场长期看多的预期之后,房价震荡上升的格局就很难在短期内被打破。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扩大了购房者对房贷的需求,对房贷的需求人群从原来信用较好的高收入阶层扩展到信用等级相对较低的中低收入阶层。这就促使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向中低收入阶层开拓市场。另一方面,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因贷款占用的资本得到释放,回收的资金可以继续扩大贷款,从而加大了房地产投资者的杠杆的乘数,增加收益的同时也使风险成倍的增长;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流动性的增强,它们有能力进行业务的创新,这也使得信用等级较低的中低收入阶层有可能成为次级按揭贷款的贷款对象。因此,一方面由于对贷款客户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可以通过将贷款进行证券化来转移风险,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没有对贷款申请人进行严格的审核,无视贷款申请人的还款能力,鼓励其对现有的抵押贷款进行过度再融资,甚至教唆贷款申请人通过一些技巧和手段在经济条件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提高信用分数,从而获得较低利率的贷款。还有一些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为了扩大业务,未根据有关规定向贷款申请人真实、详尽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这都使得次贷工具的风险不断升高。
2.3投资银行的道德风险
在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流程中,发起人将已发行的贷款“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形成与该资产组合的“破产隔离”,投资银行根据该发起人剥离资产的情况对现金流进行重组,设计出与资产组合的特征相匹配的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产品。在此过程中,由于CDO产品的设计是以资产组合的特征为基础,因此能够更有效地规避风险。但是过热的资本市场使对高收益债券的需求急剧增加,投资银行为了扩大业务,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信贷标准制定不同的债券条款和利率。此时CDO产品的设计更多地是依据投资者的需求而非资产组合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2.4机构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将面临四种主要风险,即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机构投资者运用复杂的模型和定价工具来评估上述风险,经过计算将次贷定义为低风险高收益的债券而大量增持。但复杂的定价模型也不可能涵盖市场上所有的信息,一旦模型的假设条件不复存在,那么由该模型推导出的理论价值便没有任何的意义。次贷危机是房价改变上涨的趋势引发的引用风险,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对这样的风险估计不足。此外,机构投资者并不完全公开内部核算收益率的模型以及相应得防范风险的方式与能力,因此市场对自身所承担的次贷风险并不了解。
2.5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信用评级是资产证券化中的重要一环,被证券化的资产组中可能包含众多的单项资产,投资者无法直接了解到投资标的的基本信息,信用评级就成为投资者了解证券风险和收益的重要途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信用评级机构生存的基础,即不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但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整个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却没能将市场引向健康的轨道,反而加剧了市场的崩溃。由于评级机构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评级费用,也就是说评级机构一方面收取咨询手续费,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产品进行评级,这就出现了委托人和被评估人相同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评级机构难以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此外,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信用评级公正性和客观性降低的一个原因。尽管评级机构十分了解自身设计的评级模型以及如何提高信用评级,但他们在网站上或评级报告中只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并不公布评级的数据来源与核心的评级方法。这就导致了评级过程的透明度降低,使得投资者、监管机构与被投资方和评级机构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两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难以阻止评级机构通过设计出高评级的证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信用评级无法保证其应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2.6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
监管部门有责任对市场各类参与者进行及时的风险提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正确处理房地产金融创新和有效管理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是监管部门对市场进行早期预警做得不够。
资产证券化本身是一个工具,其结果好坏取决于金融资产质量和整体金融监管环境。由于前些年美国资本市场形势较好,金融机构的竞争比较激烈,使得金融资金流向一些可能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融资或者还款能力比较弱的主体,金融资源获得的难度低于正常标准,这就降低了金融资产的质量。若监管当局采取有效措施,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此次危机的危害还不至于如此之大。但美联储受制于不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惯例,未能及时与相关监管部门合作对已经露出危险苗头的次贷业务进行干预,及时抑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过度放贷和投资银行过度投机的行为,终于酿成危机。监管部门的失职为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
3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风险管理启示
3.1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
次贷危机中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获取信息的高成本,因此解决道德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因此必须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首先应完善贷款规范,严格审核贷款申请人的财务状况与信用状况,降低日后的违约风险。其次,应促使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让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规范银行贷款和贷后的服务。最后,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信用评级机构主要通过证券评级和企业资信评估来传递信息、控制风险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信息成本。投资者的信任是投资行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有来自于专业市场机构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即通过信用评级机构对项目评价认可,将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另外,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专业性的机构,其收集、传递信息的功能较之其他机构更为迅速准确,能够辅助投资者进行信息分析与决策,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失误,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
3.2强化资本市场监管,防范中介机构道德风险
资本市场监管能够剔除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制约影响市场公平的行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资本市场监管的重点在于防范中介机构道德风险。这场次贷危机说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特定的条件下,难免会产生一些参与者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换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影响市场的公平和公正。
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更新市场规则,积极对市场加以引导,严厉打击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应严格规范现有中介机构的行为,以建立起一批高质量,具有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的社会中介机构,使中介组织成为一种能真正具有制约力的、公正的社会公众力量,为投资主体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1]HayneE.LelandandDavidH.Pyle.Informational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andfinancialIntermediation[J].TheJournalofFinance,1977,(2).
[2]巴曙松.次贷危机暴露美经济结构性问题[N].第一财经日报,2007.
[3]付同青,汪娜丽.金融资产证券化风险与防范[J].证券市场,2005,(3).
[4]韩京芳.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柠檬市场问题及缓释机制[J].经济管理,2008,(5).
篇7
司法诉讼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维护国家金融债权的最后屏障，也是经济活动中追索债务最常用的手段。有些企业经营困难，但并不表明丧失完全的还款能力，有的依靠其自身的经营收入还有一定的偿债来源，但一些企业无视信用，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归还，利用各种手段逃债务。通过追索债务，能加大对债务人履约的力度，同时也可以避开国有机构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履行的烦琐的报批手续。
（2）资产重组。
资产的重组包括债务重组，企业重组，资产转换和并购等，其中债务重组包括以资抵债、债务更新、资产置换、商业性债转股、折扣变现及协议转让等方式。其实质是对债务企业做出债务重新安排，有的在还款期限上延长，有的在利率上做出新的安排，有的可能在应收利息上做出折让，有的也可以在本金上做出适当折让。对债务人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是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大量使用的一种方式。
（3）债权转股权。
债权转股权，指经过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立评审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将银行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的对企业的债权转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阶段性持股，并对所持股权进行经营管理。
（4）多样化出售。
①公开拍卖。
公开拍卖又称公开竞买，是一种通过特殊中介机构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和交易活动。不良资产采用公开拍卖处置方式，具有较高的市场透明度，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规则，能体现市场化原则，是当前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抵押资产中使用较多的方式。该处置方式主要适用于标的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大、通用性强的不良资产，如土地、房产、机械设备、车辆和材料物资等。
②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是指在通过市场公开询价，经多渠道寻找买家，在无法找到两个以上竞买人，特别是在只有一个买主地情况下，通过双方协商谈判方式，确定不良资产转让价格进行转让地方式。它主要适用于：标的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合适地买主极少，没有竞争对手，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地情况。
③招标转让。
招标转让是指通过向社会公示转让信息和竞投规则，投资者以密封投标方式，通过评标委员会在约定时间进行开标、评标，选择出价最高、现金回收风险小的受让者的处置方式。具体有公开招标转让和邀请招标转让两种。该处置方式适用于标的价值大，通用性差，市场上具有竞买实力的潜在客户有限，但经一定渠道公开询价后，至少找到三家以上的投资者。④竞价转让。
竞价转让是指通过一定渠道公开转让信息，根据竞买人意向报价确定底价，在交付一定数量保证金后，在约定时间和地点向转让人提交出价标书和银行汇票，由转让人当众拆封，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的处置方式。该处置方式适用于处置资产市场需求差，竞买人很少，拍卖效果不佳或依法不能拍卖，又不适合招标转让的各类资产，包括债权、股权、抵债实物资产的转让出售。
⑤打包处置。
打包处置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按照特定的标准（如地域、行业、集团等），将一定数量的债权、股权和实物等资产进行组合，形成具有某一特性的资产包，再将该资产包通过债务重组、转让、招标、拍卖、置换等手段进行处置的方式。它适用于难度大、处置周期长的资产。打包处置分为两大类：一是债务重组类打包处置。二是公开市场类打包处置。
⑥分包。
分包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其所拥有的部分资产，以签订分包合同的形式委托给承包人，由承包人负责经营或代为追偿债务的一种行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不良资产的数额巨大，不良贷款客户又分散在全国各地，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限的人力难以对所有不良资产进行及时地处置。为了减少处置成本，加快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借助社会的力量，采取分包手段来实施对不良资产快速有效的处置。
（5）资产置换。
资产置换是指两个市场主体之间为了各自的经营需要，在通过合法的评估程序对资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签订置换协议，从而实现双方无形或有形资产的互换或以债权换取实物资产及股权的行为。目前资产置换大都发生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非上市公司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资产置换，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并通过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连续融资的渠道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6）租赁。
租赁是指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出租者通过采取契约的形式所出租的财产按照一定的条件、期限交给承租者占有、支配和使用承租者向出租者交纳租金。租赁终止时，承租者将财产完整地返还给出租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最终目的是收回现金，但在实际处置过程中，经常会收回一些非现金资产，其中包括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也会出现取得企业所有权的情况。
（7）破产清偿。
破产清偿是指债务人依法破产，将债务人的资产进行清算变卖后按照偿付顺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得到的偿付。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些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或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造成资不抵债，不能偿付到期的债务，企业继续经营无望，对这样的企业进行破产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采取破产清偿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办法。
2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方法的弊端
（1）诉讼追偿。
依法的债务追偿，自始至终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良贷款自身的特性、企业恶意逃废债、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的影响，诉讼项目的执行效果差强人意。
（2）资产重组。
优质企业对劣质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的资产重组也可以化解部分不良资产。但在现实中，国有企业重组大多是政府撮合，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指定买卖双方，并倾向于把亏损严重，改造前景不好的企业推向市场，但又不愿“低价甩卖”，使得产权交易市场冷清。（3）债权转股权。
债转股方式理论上可以实现国企业脱困和迅速处置不良资产的“双赢”效果，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局限和障碍。债转股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对象要求苛刻。其次，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许多企业为了卸包袱，往往竭力想挤进债转股的行列，一旦进入“债转股名单”，就迫不急待地按有关文件停止支付贷款利息，却迟迟不办理新公司注册手续，或未转变成为新股权结构的规范公司制。另一方面，债转股要照顾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影响了资产管理公司实现其既定目标。再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企业中难以行使其股东权力。
（4）多样化出售。
这类方式的最大的缺陷在于不良资产的估价。按照国际惯例，不良债权资产的定价方式无非有三种：按市价、按面值、按固定折扣率。国外在划转不良资产时通常以市价或固定折扣率进行，这两种方法在操作时注重的是不良资产的实际状况，这必然意味着被剥离银行要承担部分损失。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以不良资产的账面价值收购的。
3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方法面临的共同问题
（1）市场问题。
我国市场体系不发达，难以配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这是许多处置方式难以高效运作的共同障碍。我国的市场体系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市场体系相比仍然存在不发达、不规范、市场规模小、市场容量小、信息面窄、流动性差、金融手段创新受限制等问题，这些将会阻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资产证券化、重组、出售等手段的实施。
（2）道德风险问题。
引起道德风险的原因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不一致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国有商业银行来看，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其剥离的不良资产，被商业银行看作是彻底免除自己贷款责任的良机。银行从过去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后，由此也放弃了资产剥离之后应承担的管理和配合责任。而且，我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按账面价值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不论其本身的市场价值。这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尽可能多地将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从债务企业来看，当前债务负担重，内部运行机制不力，极有可能将不良资产的处置当作是最后一顿免费的晚餐，失去还款的积极性。而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又往往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有可能会使整个社会的信用观念进一步恶化，有钱也不还，千方百计逃废债务和转移资产的现象更为加剧。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来看也存在道德风险，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道德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很大。如果不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反而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篇8
失业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为中断就业而失去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从建立以来逐步得到了完善，在为广大失业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促进再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失业保险在实施过程中待遇水平及缴费率，发放方式的不合理都会对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扭曲作用，使得在实施过程中隐性就业、冒领失业保险金、缴费积极性不高等道德风险问题逐步显现，导致了失业保险制度低效运行。
一、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运行现状
按照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我国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单位为工资总额的2%，个人为1%，给付标准界定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之间。并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时间长短计算，对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划分了三个档次，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足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期限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24个月；失业人员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是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以来在为失业人员失业期间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促进其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制度运行的现状来看，失业保险更多的是充当了临时救济的作用，隐性就业等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中国失业保险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
（一）失业保险的待遇水平过低
失业保险待遇水平在确定时，面临两种困境，一方面，当失业保险待遇水平过高时，易陷入”失业陷阱”中，但是过低的给付水平难以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当然也更难以顾及失业家属生活，那么劳动者一旦失业，基本的生活水平将得不到保障，这不仅不利于劳动者的再就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失业者再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失业者以低工资实现再就业，低到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失业工人的理性选择就是一边领取失业保险金，一边进行隐性就业，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水平。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根本无法掌握失业者搜寻工作的行为，这样失业保险领域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产生了，也就是失业保险金不能激励失业者积极的进行工作搜寻，或通过隐性就业来领取失业金，因为有失业保险金和隐性就业的收入，工人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失业工人将会领取失业保险金直至领取期限结束。我国的失业保险金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领取期限虽长但是待遇水平却处于较低水平，低标准刺激了隐性就业的产生，在保险基金有限的情况下，无疑降低了失业保险的效率。同时也会对失业者再就业产生消极作用，待遇给付期长标准过低，很难促进失业人员进行低工资的再就业。
（二）统一的缴费率
中国现行失业保险的缴费率由政府统一规定，并未体现企业失业率和其保险费缴纳之间的关系，统一的缴费率容易形成制度性的负激励现象[1]。对于效益好而失业率低的企业，缴纳的失业金多而相应的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所以这些企业常感觉缴纳失业保险费是对效益差，失业率高的企业的无偿补贴，因此这些企业对于参加失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抵制，拖欠失业保险费的现象屡屡出现。而那些效益差，失业率高的企业，统一缴费率助长了其懒惰与依赖的思想。对于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差异，使得搞制度在运行时忽视了宏观经济对失业的影响。
(三)待遇给付方式
一方面，我国失业保险金待遇并不与失业保险的缴费水平挂钩，而是在规定了一定的缴费时间和领取期限的长短基础上，在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确定待遇水平，并且待遇的发放采取在领取期内发放等额失业金的做法，在这过程中，实际缴费水平高低之间差别在待遇计发环节被平均了。这种只与标准工资单项挂钩的固定的支付模式，不仅有损失业保险的公平性，而且会抑制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工资收入对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实行全替代，对于失业者来说再就业取得收入时，就不再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发放。这会导致制度实施时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失业人员常常会选择放弃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或者选择采取隐性就业的方式。而事实上，鉴于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普遍低下，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即是必要的选择。因为对失业者来说，重新就业不仅是获得一份劳动收入，而是重回就业队伍，使其可以在工作中积累劳动技能和经验，防止成为惯性或长期失业者。
三、化解失业保险道德风险的建议
（一）缩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
对于失业者寻找工作的行为，失业保险金支付额度的高低以及支付方式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对于制度应当进行合理的设计，在保障失业者生活的基础上，应当积极地激励失业者再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了促进失业保险制度的平衡发展，抑制隐性就业问题，针对我国当前失业保险待遇水平过低以及保险期限较长的问题，应当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和缩短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每年的待遇领取期限不得超过13个星期，再结合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自身实际情况，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期限应在12-18个星期为宜，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应按失业人员失业前最后5年内个人平均工资的50%~60%比例确定。只有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并相应地缩短我国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失业保险领域普遍存在的隐性就业问题。
（二）改变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方式
为了激励失业者努力寻找工作，政府在设计失业保险制度时，需要设计能够提高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机制:该机制一方面对于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效用水平高于不找工作的失业者;另一方面能够使努力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效用水平要高于为找工作付出努力较少的失业者。因此，对于这种机制的设计，递减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方式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递减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方式是在保证失业保险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失业保险金随时间递减支付模式，按照失业人员在不同的失业保险金申领期间，明确领取不同的失业保险金，当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延长时，失业保险金的发放也应当减少。比如在随时间递减支付模式下，当失业者可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时，3个月的领取金额依次为最低工资标准的80%、70%、60%。这种方式下实现了随着领取期限加长，保险金待遇与最低工资水平的差距逐渐加大，随着失业保险金的不断下降，失业者的效用水平也在降低，这使得对于失业者来说，维持失业状态丧失了吸引力，能促使失业者积极外出努力寻找工作，接受工作提议的意愿，使得有再就业能力的失业者提前就业，这种制度设计不仅降低了失业人员对失业保险金的依赖程度，并且激发了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的意愿，增加了失业者的再就业机会。
（三）建立行业差别缴费浮动机制
中国职工的工资水平差别很大，不同行业，企业的失业风险也不同。为此，需根据不同就业结构的不同特点以及各行业的失业情况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制及分段费率制。在各行业不同失业率的基础上，对各行业失业保险费用征缴的比率与该行业的失业风险程度结合，实行不同的失业保险金缴纳比率的制度，失业风险高的行业及企业可以适当调高其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而失业率较低的行业和企业相应的可降低其缴费率，这样不仅形成一种公平制度，同时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统一费率造成的负激励现象，激励企业减少失业，提高效率。缴费率还应该与宏观经济的景气相联系，在宏观经济景气的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缴纳比率，当经济景气时费率较高，经济不景气时费率较低的制度，使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更具合理性。
（四）对再就业进行激励
应当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积极的失业保险制度。增强制度的灵活性，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对劳动者积极就业的经济激励。为了更好地激励失业人员积极寻求再就业，政府可制定以下几种奖励措施：
首先，提前就业可获就业补助。即在法定享受失业保险给付期限内，因提前找到工作可获得一部分尚未支付的保险金[2]。这种物质奖励额度是不断变化的，与其失业的持续时间成反比，在失业后，失业人员越快实现再就业，就能够得到越多的物质奖励。
其次，在实现再就业过程中，为了减少失业人员的成本，政府应当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这个固定期限可以设定为半年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对于失业者在寻找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求职成本，对其进行一定的物质补贴，通过对再就业成本的减少，增加失业人员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增加其再就业的机会。
再次，引入工作导向型政策，实现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特别是重点解决青年失业人口，长期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减少被动等待失业救助的现象。将主观努力作为获得失业救助的重要条件，实施劳动福利计划，劳动福利计划是通过工作获得援助的一种福利形式，接受失业保险的人被要求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并以此来交换失业保险金[3]。
参考文献：
篇9
通常保险中所指道德风险是由于个人的行为不端、不诚实、居心不良或有不轨企图，故意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以致引起社会财富损毁和人身伤害的风险因素。多指投保人群体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农保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不仅包括传统的保险中的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也包括保险业务人员以及相关部门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方面出现的道德风险投保人方面所出现的道德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故意造成保险事故，其中又分故意损毁保险标的和受灾后不积极抢救保险标的。前一种主要是因为部分农民认为购买了保险没有获赔是不划算的，所以故意损毁农作物或牲畜来获取赔付，而保险公司理赔时又很难判断是否故意造成。第二种是因为部分农民认为，购买保险后出现灾害，保险公司会赔付，损失是保险公司的不是自己的，没必要去抢救保险标的。这都是因为农保知识的普及还不够。二是发生保险事故后，谎报受灾数目。例如农户为自养牲畜投保，发生瘟疫后，投保标的损失了一半，为获得更多赔款，将其他农户未投保牲畜作为自己的受灾保险标的要求赔付。保险公司很难判断哪些是承保标的，哪些不是。该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户的诚信问题。
（二）保险业务人员的道德风险现阶段从事农保的业务人员大都是“半路出家”，致使其对业务了解不透彻，对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经验，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农保近几年才在我国迅猛发展起来，其政策、制度还在摸索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漏洞，再加上国家为支持农保发展所提供的大量财政资金补贴的诱惑，一些保险业务人员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逐渐显现出道德问题。例如，一些农村的业务人员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让投保人自行填制保单，既未认真地履行向投保人说明解释保险条款内容的义务，又未进行认真询问，造成理赔纠纷；又如，一些人员对农保的资金补贴起歹心，开出假保单来骗取保费，使得部分地区保费虚高和财政资金流失；甚至有业务人员伪造发生风险事故并自行领走赔付，使得保险赔付虚高，真正发生保险事故时，农户无法得到赔付。
（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道德风险我国各级政府将补贴拨付给从事农保的保险公司。这部分补贴资金数目较大，且在保费中占比很大，一般为保费的80%。商业保险公司要开展农保业务要依靠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宣传和介绍，而一些手中捏着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就趁机从中收取高额的佣金和手续费，使得补贴资金变相挪用。而一些存在腐败现象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甚至公然克扣财政补贴资金，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的利益。
三、如何解决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
篇10
（一）、强化风险评估机制根据风险导向构建具有适用性、层次性、针对性的单位内部控制体系，树立良好的风险意识，形成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在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的风险评估工作中，应有具体部门牵引，监督、评价内部控制。对单位收入、支出内容、采购方式等内容进行确认。例如，确定单位收入包括哪些方面、支出包括哪些方面，有无账外收入问题支出的具体标准。并分析确认单位资产，合理分类资产，分析所可能面临的威胁。同时，分析使用某种采购方式的原因，全面收集、评估采购中的寻租风险，并科学评估建设中的投标风险、合同中的协调风险。此外，单位还应根据本单位的风险发生原因、风险可接受度、风险偏好等条件，通过风险转移、承担、规避、降低等手段，科学处理所面临的风险。如，当风险在单位风险承受能力之内，即可利用保险、活动分担风险，使风险减低到可接受范围，而当风险超过了单位风险承受度时，可利用风险规避措施。
（二）、建立行政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中，根据所存在的风险因素，以风险控制为核心，建立风险管理基本程序、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组织、风险控制的具体业务等[3]。在具体控制中，首先确定风险评估的方法、步骤，然后确定合理的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结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寻求具体的控制依据，制定管理措施。再者，确定人员分工、组织机构、监督机制等，最后进行具体的业务分工，职责设计，确保对整个业务流程进行风险控制。在整个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中，针对责任主体，激励对责任主体有利的行为，惩罚对责任主体不良的行为。
（三）、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要求进行明确首先，完善制度体系，国家和有关单位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法制环境、制度体系进行改善，如为了防止行政单位经费支出与预算相偏离的风险，国家和有关部门应改善财政收支管理机制，有效结合功能科目与经济科目，加快公共资金分配、使用的立法步伐。其次，健全组织架构，对于内部控制而言，组织架构是运行载体，行政单位应在国家编制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其具体情况，合理设计岗位及岗位规则，并在用人、决策方面做到集体、民主，确保工作的透明化，防止腐败滋生。最后，对管理措施、业务流程进行合理规划，行政单位借助电子化、信息化管理方式，对业务流程进行简化，提高办公效率。例如，在采购业务方面，应利用可视化操作实施采购执行、账单支付等一些列过程，确保采购的透明性，降低因账目不透明所造成的风险。
篇11
（1）风险导向审计的首要目标是评估与改善风险，不仅关注风险管理，同时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通过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控制等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来提高组织整体的效率和效果。
（2）风险导向审计的视野较为宽阔，从被审计机构经营风险分析入手，全面剖析被审计对象的风险水平、经营环境和诚信程度等，审计范围、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扩展。
（3）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重心前移，把审计起点设为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作为重心工作，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经营环境。
（4）风险导向内部审计要求更高的审计技术，引入风险管理工具和最先进的审计技术，并要求在审计程序和方法上与特定审计环境相适应，针对不同的风险领域和业务环节以及特定的审计目标实施个性化的审计程序。
（二）企业风险管理与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关系
风险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千变万化，业务流程和经营管理错综复杂，任何偏离预期的变化都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失败。而企业风险管理，正是根据决策管理层的风险偏好，结合风险承受度及风险预警能力，对企业内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分析，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控制，以最大限度为企业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管理方法。那么，企业风险管理的效果如何呢？这就需要专业的监督、评价与改进。现代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承担了这一职责，其实质就是在企业风险管理基础之上的再监督，其目的是强化并促进企业风险管理更加规范有效。可以说，风险导向审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是相辅相成的，风险导向审计是企业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评价和发现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促其有效整改，进一步促进风险管理的规范和发展；反之，风险管理内容的不断丰富和风险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也推动着现代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和手段的提升与发展。根据英国与爱尔兰内部审计协会颁布的“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立场公告（PositionStatement），在风险管理水平的较低级别，如未采取任何正式风险管理方法的风险暴露阶段，内部审计只能以协助采用风险管理方法为目标，并在审计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开展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融合的较高阶段，内部审计完全可以将风险管理过程作为审计对象，在管理层对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内部审计。可见，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审计应该结合企业的经营特点和风险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具体的审计目标和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二、实证分析：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审计中的应用
（一）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风险特点与分析
1．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对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进行内部审计，首先就是要确定其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并逐一进行评价与分析。从保险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看，证券投资业务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行业政策风险及信用风险等；从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内部环境来看，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资产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
2．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风险的具体评估在分析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后，还应对其业务运行与管理过程的潜在控制点和风险点进行识别与分析，并考虑风险的重大性和可能性。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面临的最重要、最具有投资业务典型性的重要风险领域及其主要风险因素。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还要通过分析判断各类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发生的条件、对实现工作目标的影响程度等，以综合确定风险等级。风险评价可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方法如可对风险程度进行1、2、3之类的评分，定性方法一般指文字描述。
（二）以风险为导向实施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审计的关键点
近年来，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关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及保险投资业务的具体操作要求进行了规范。这标志着保险企业进入全面风险管理和合规经营阶段，保险企业对于风险管理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国内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外部合规监管部门的要求以及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下，搭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设置了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投资风险控制制度、业务管理规则等，逐步形成了事前风险控制、事中风险控制防线与事后风险控制相结合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内部审计也具备了充分发挥第三道防线作用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以风险为导向对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实施内部审计重点应关注以下内容：
1．以风险为导向制定审计计划，明确审计项目和审计范围。审计部门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应围绕保险投资发展战略，结合监管要点，重点关注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关注的流程和控制点，并对保险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初步识别和综合评估，充分考虑组织风险、管理需要和审计资源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定证券投资业务审计规划和计划。
2．以风险为导向编制审计方案，明确审计方向和审计内容。在制定证券投资审计方案时，应对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相关风险要素进行全面系统评估，了解证券投资的业务流程及其内外部环境，评估各流程、各环节风险点，据此确定重点审计内容。
3．以风险为导向执行审计程序。在执行审计项目过程中，审计人员应将风险导向理念渗透于审计实施的全过程，增强风险审计意识，把风险管理意识和方法融入到审计实施全过程中。在审计方案的引领下，审计人员可以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风险较大或可能存在重大问题的证券投资领域，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通过风险评估、分析性复核、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方法，发现证券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以便将审计风险控制在既定范围内。
4．以风险为导向编制审计报告。应对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对发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和分析，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和建议。
三、审计实务探讨：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内部审计实施要点
根据保险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重要风险领域及其风险特征，与前文第三部分风险分析所列五大内容相对应，内部审计应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财务会计控制目标与审计重点
1．是否建立并实施规范的会计核算流程，及时、准确、完整编制财务报表，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对外披露的准确性。
2．是否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和预算控制制度，明确预算的编制、执行、分析、考核，及时分析和控制预算差异，控制费用支出，确保预算的执行。
3．是否妥善保管公司各类资产，及时登记，定期盘点，及时对帐，确保各项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4．是否对资金运用专户进行统一管理和运作，专户的设立符合资产委托方的要求，及时掌握资金头寸的变化，资金划拨是否符合专户资金运用的要求和具体投资业务的要求。
（二）投资决策控制目标与审计重点
1．是否建立完善的投资决策组织架构，制定透明、规范的投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投资决策流程是否包括研究、论证、决策、实施和报告等内容。
2．是否建立健全相对集中、分级管理、权责统一的投资决策授权制度，对授权情况进行检查和逐级问责。
3．投资决策是否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的规章制度，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范围、投资限制等要求。公司投资决策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及书面记录，有关责任人是否在记录上签字，重要投资决策是否有详细的研究报告；投资品种的选择标准是否合理并定期评估调整。
4．是否兼顾资产与负债的匹配。
5．是否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机制，保证投资的安全性与投资渠道、投资比例的合法合规性。
（三）投资操作控制目标与审计重点
1．是否建立独立的交易部门和规范的投资操作流程。所有投资指令是否都经交易部门审核，确认其合法合规后予以执行。
2．是否对业务经办人员建立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谈判、询价应与交易执行相分离，密切监控交易过程中的谈判、询价和签订等关键环节。
3．是否建立交易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反馈系统，严格控制投资过程中各种交易风险，确保投资交易的顺利进行。
4．是否建立并有效执行严格的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性质或来源的保险资金的利益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5．是否建立完善的交易记录制度，每日的交易记录应及时核对并存档。
篇12
一、实施公允价值审计面临的问题
众所周知，完备健全的会计准则是审计的需要。但是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使用的规定分散于各个具体会计准则中，而没有专门的针对公允价值的具体会计准则，这容易导致企业钻准则的漏洞，增大企业舞弊的机会和可能性。此外，公允价值的应用使管理层舞弊的可能性加大。以《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为例，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对于债权人来说，在以资产或股权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时，抵债资产的公允价值会影响到债权人资产的入账价值及债务重组损失的金额，所以存在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公允价值的应用还增大了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难度。在传统会计计量模式下，审计人员有大量的原始凭证和相关资料可供使用。但是在公允价值模式下，由于价值的确定过程涉及过多假设、主观判断因素以及大量的评估技术和专业判断，导致审计证据的获取过程会涉及更加复杂的情况、需要更多关联方的配合，这无形中就加大了审计证据获取的难度。
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相关审计风险的防范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风险评估程序、必要时的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为公允价值的审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注册会计师在对公允价值业务进行审计时，应“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在加深对被审计单位认识的过程中发现可疑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
（一）风险评估和控制测试阶段的公允价值审计
首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环境及其目标战略，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诚信度、能力和态度的分析。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状况、法律环境、监管环境都会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活动以及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注册会计师要通过以上方面的分析，了解被审计单位取得相关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的难易程度，知道被审计单位舞弊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并通过企业历史表现判断企业的诚信度，以此作为判断公允价值合理性和可信性的基础。其次，要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以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违规进行原油期货交易事件为例，内部控制的严重问题，让陈久霖赌性重、盲目最大的个人缺点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导致其在原油期货交易中一睹再赌，最终巨额亏损，资不抵债。所以，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要特别考察是否有串通舞弊和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情况。
（二）实质性程序阶段的公允价值审计
1、审查公允价值有关会计处理的正确性。首先，确定被审计单位各类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是否满足准则规定的特征。例如准则规定，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必须满足商业实质、公允价值可以取得等要求。其次，审查被审计单位各类资产、负债价值的确定是否正确。例如，各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交易的损益确定是否合理，如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而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是需要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在投资性房地产中，如果企业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余额的差额要增加或者减少当期损益。最后，注册会计师还要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是否充分、合理进行审查。
2、审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业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首先，要将被审计单位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业务与其业务能力和所处行业状况进行比较。企业的业务成果通常很大程度上受其业务能力和行业状况的影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业务处理或经营成果与其行业状况、历史经营业绩严重不符，应对此种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寻求被审计单位的解释，并对此项业务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部分列为重点审计的对象。其次，审查交易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即是否为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应核查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所有关联方信息，还可通过询问企业不同管理人员和咨询前任注册会计师了解更多关联方的情况，如果一项业务有可能涉及关联方而被审计单位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则其相关处理的公允性便值得怀疑。第三，注册会计师要审查公允价值交易中的授权文件、交易凭证等相关资料，以确定双方交易是否符合公平性、公允性和合法性。
3、与公允价值确认相关的审计证据的获取。审计证据的获取是审计过程的关键环节，能否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决定了注册会计师最终的审计结果及审计质量。耿建新教授将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审计证据分为以下几种：有直接证明力的审计证据、需要进行评价和计算的审计证据、需要进行比较和综合的审计证据、需要专门确定的审计证据和起佐证作用的审计证据。有直接证明力的审计证据包括从企业开户银行、证券公司和企业内部取得的文件、票据等，对于这些证据，注册会计师要确保其数据的准确无误，对其书面文件的格式、签名盖章等必要程序要进行严格审查。对于其他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分析，以特定公允价值的取得过程为指引，获取企业内部和外部、企业过去和当前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企业的历史数据、企业目前经营状况的相关资料、相关市场调研结果、专家论证、法律法规文件等。注册会计师要在相关审计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根据自身职业判断，确定相关业务的公允性。
（三）其他配套措施
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道德素质是决定审计质量、规避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审计人员及时学习和更新有关公允价值的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及掌握相关的估值方法，以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在业务培训过程中要传授更多的资产评估、金融、资本市场、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审计人才。另外，完善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这是提高公允价值审计质量、规避审计风险的基础。目前，我国急需一个《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公允价值》来规范企业的公允价值计量。对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条件、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披露等进行详细的规定，从而压缩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期间经过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才能使之趋于成熟，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完善相关的审计理论和实践，使之走向成熟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审计工作。
参考文献：
[1]柴芳云.公允价值审计初探[J].财会通讯，2009，22.
[2]谢诗芬，胡振国.公允价值审计的国际研究与发展[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5.
篇13
一、引言
当前，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改革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重大调整等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因此，深入研究道德风险的特点和成因，构建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的内部环境，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道德风险，对当前商业银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道德风险的表现
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产生，既可能是内控制度的不完善，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日常经营中的风险，主要包括违规风险、职务侵占、商业贿赂。风险的爆发存在一定的潜伏期，导致对责任的追究不能及时有效，事后追责往往更注重对人的处罚，而已经形成的风险或造成的损失已无法弥补，制度和纪律对银行管理层的约束效应没有充分发挥，风险隐患的存在也就是必然[2]。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制体系不健全、社会信用环境不完善的前提下，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就与道德规范状况良好与否紧密相关，在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银行业高管为最大限度谋取自身利益而引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为道德风险的发生提供了天然条件。
三、商业银行人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剖析
（一）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1.内部审计监控体系的构造不合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被严重削弱
我国商业银行在内部审计组织架构上不合理，银行分支机构层次多，链条长，很多分、支行行长既是人，也是委托人，本身承担有一定的机构管理职能。如此纵深的机构层次使一级审计体制很难与其配套。例如，工商银行目前建立的“内部审计局+内部控制合规部”体制就类似于一个两级法人制度下的内部审计组织制度[3]。对总行来讲，内部审计局势垂直独立的，归董事会领导；对一级分行来讲，内部控制合规部是垂直的，归分行行长领导。
2.职责边界严重不清
我国商业银行虽然大多数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规范进行了运行操作，但仍存在缺陷。在董事会、监事会履职不到位，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措施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人（银行高级管理层）实际控制了银行的决策权，这种控制权和支配权使得银行高管层运用银行的资产为局部和个人谋取利益基本上无需承担财产风险，最终导致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DECD公司治理原则》提出，资本不被内部人滥用或盗用是维持资本市场信用的基础。
3.高管人员准入失范
因内部人控制突出，在人格化产权主体和清晰的市场化选择标准缺乏的前提下，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从市场上选择人的方式存在相当困难。四大国有银行的董事长产生，不是根据市场经济中自由契约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而是按照党政干部的选拔制度，通过行政手段产生。这样一方面由于“官本位”思想容易催生银行人非商业化行为，导致关系非市场化。另一方面银行业高管人员虽然处于代表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人地位行使职权，但他们不是金融资产的所有者，没有作为私人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又缺乏自主支配资产转让的实际权力。
（二）信息不对称
1.经营目标的不一致
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是全体股东，希望机构的理想经营状态应是存贷比例最优、贷款本息收回率达到100%、没有不良资产、资产拨备足以覆盖所有风险……经营目标就是让全体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最大化[4]。而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作为管理层，其收入通常与银行经营的绩效好坏密切联系，那些能够有效满足股东目标的经理人往往会获得更高的薪水，从高管人员个人来讲，管理层有强烈的经济驱动力着力于企业的成长和规模，去提高升机构的市场价值，使他们所控制的资产最大化，在实现对工作的期望的同时，能进一步增大寻租空间。
（三）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
从银监会发出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指引》来看，现有的商业银行薪酬机制仍存在一些不利于商业银行形成集约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问题。以四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
1.薪酬比例安排尚未达标
基本薪酬占比与《指引》要求不符。《指引》强调基木薪酬与薪酬总额的比例，规定“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其薪酬总额的35%，较高的可变薪酬可以激发员工强烈的工作欲望，成为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动力之一。但现在部分商业银行基本薪酬高于其薪酬总额的35%，最高达到60%[5]。
2.薪酬指标设计有待完善
薪酬不仅仅是员工的劳动所得，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银行对员工工作的认同，甚至还代表了员工个人能力、品行和发展前景。而部分银行业机构薪酬指标设计中，“风险成本控制指标”、“社会责任指标”等相对贫乏，容易导致部分员工在业务经营上趋利性更强，降低了执行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和监管部门要求的自觉性。
四、防范银行高管人员道德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内部治理是防范银行高管道德风险的核心
真正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银行安全和稳健运行的基础。巴塞尔协议曾指出，对付严重的操作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严格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我国目前内控机制中存在着内部稽核形式化，问责制没有威慑力，内审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行设置，造成内审权威性不强[7]。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还普遍缺乏对内部欺诈异常指标和业务活动的检测，对基层第一负责人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不健全，以至于在基层滥用和放大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大案要案频发的首要原因。因此，急需尽快建立和完善独立、垂直、具有监督权威的内部稽核部门，同时借鉴国外审计机构的经验，将外审作为内审的有利补充。
（二）建立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提高信息披露的监督力度
霍姆斯特姆曾证明，任何关于人行动的额外信息，无论多么不完全，都能够使委托人和人的福利同时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信息系统，将人的各种活动客观记录下来，从而其经营的绩效能够快速反应到信息系统中，使人的行为变得更易识别，可以大大减少人的道德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应花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展相关的信息技术，通过引进或自行开发，不断完善内部的信息系统，从而能够实现从信息系统角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防范和化解员工的道德风险。
（三）改革银行业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
诚然银行高管违规与个人素养密不可分，但从制度上根绝违规产生的可能性，需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以及改变银行高管人员选拔机制一个合理的银行高管业绩评价体系。工资是确定其短期收入水平，还可适当采取股票激励计划来促使他们更加守纪，增加银行高答人员持股，高管人员才有动力去为上市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
参考文献：
[1]杨志杰.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4-07.
[2]郭敏.论银行业高管人员的道德风险及监管[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2-15.
[3]马巧珍.中国金融高管腐败问题及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0―12
[4]卫功琦.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表现、成因与治理[J].银行家，2009（06）：35-89.
[5]张京，马海琨.对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道德风险问题的思考[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3）：01-10.
[6]马志娟，陈宝敏.试论商业银行高管舞弊的防范[J].上海金融，2007（8）：08-15.
[7]李伟明.试论商业银行人员的道德风险防范[J].经济师，2003（06）：24-41.
[8]李若山，金，祁新娥.对当前我国企业舞弊问题的实证调查[J].审计研究，2002（02）：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