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社会变革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讴歌社会变革是当务使命
有人说，记者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记录者，媒体本身的天然属性里面就有担负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属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真实反映社会进步，讴歌时代变革，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03年，我在采访中发现，如今“澡堂”已不再是单纯洁身的场所，伴随高档洗浴中心的增多，它日益向健康、多元化、文化品位方向发展，这些洗浴中心不仅档次颇高，而且在洗浴的基础上，增添了休闲、娱乐、健身等服务内容，为洗浴中心平添了几许文化品位。从它们的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出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展示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我深入采访，从改革开放的大局高度，写出了《今冬洗澡洗出新意》，真实反映了社会进步，讴歌了时代的变革。
2003年，在“抗非”过程中，我市消费者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在日用品、食品、美容等方面消费发生巨大改变，我采写了《“抗非”引发消费变革》，真实记录了那一时期人们消费理念的重大变化，履行讴歌社会变革的使命，广受关注与好评。
传播现念是导向使命
记者的使命不仅是做一名记录者，还要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特别是作为一名财经记者，通过瞬息万变的商业现象发现问题本质，弘扬社会进步，提升现念是另一种使命。
近年来，北京商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燕莎、赛特等一批现代化品牌商场的建立，令国内服装界人士瞩目。一次利用赴京探亲之际，我走访了几家品牌商店，探寻京城商业趋向，挖掘现代商业经营新理念。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几乎走遍了所有大商场，考察了燕莎、赛特、百胜、新世界、新东安、Sogo、中友等10家大型商场，感受到北京独特的商业氛围，对其购物环境和服务功能有了全新体验，特别是王府井商业街那浓浓的文化氛围，高中低档兼具的经营布局，以及统一的服务体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特色品牌，文化名街”理念更让我开阔了思路，对哈尔滨商业街发展有了些许思索。归来后，我写出了《中央大街还是第一街吗?》的报道，大胆提出问题，探索中央大街应如何提升现代商业理念，真正确立第一街定位，引起哈市商业人士重视。虽然我的行囊并不丰满，但是完成记者的舆论导向使命让我心里特别充实。
供给资讯是服务使命
篇2
一、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和明清之际的思想繁荣都与社会动荡不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表现虽然各有特色，但背景上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一）生产力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明末清初，在这些时期生产力都出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其他行业进步，引发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带动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思想的变革。
1、春秋战国时期是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首先出现在生产力上，进而推进到生产关系上，随之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最初，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随之带动和促进了农业和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新的生产力必然要打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而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以土地私有为标志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让思想家开始反思，先秦诸子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探寻济世救人的出路。而法律思想上的交锋主要集中在维护尊卑有序的奴隶制礼教，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秩序。
2、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现代化因素。虽然在史学界对于明末清初中国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尚存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农作物产量增加。当时手工业内部机器的运用促使着人们的分工协作，因此改变了生产方式。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①浙江《太平县志》就有关于嘉靖年间：“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盖以山甚稠，田甚狭，以故食多不足，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富家巨室，不至于巨万。”②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孙隆疏言：“乱民葛贤等造言聚众，焚劫杀，围逼织造衙门，要挟罢税，其词颇激。”③与此同时，而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明中后期形成了追求个人利益的风气，社会中因利争讼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一切都促进了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明末的反传统的自由平等的思潮形成。
（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观
春秋战国和明清之际都处在世界文化跨越性发展的格局中，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影响。
1、文化史上，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期”，当时人类文化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雷斯坦、希腊开始奠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价值观和基本发展路向，时至今日，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依然附着在这些“轴心”上。④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处在这个“轴心”上，其间涌现的儒、墨、道、法等先秦诸子及其煌煌巨著至今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从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对比我们也可以得出我国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是符合“轴心期”文化发展的共性的，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
2、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家传统法律思想向近代民主法治思想过渡的开端，有着内发性和民主性质。与之同期的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有着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肯定了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正当利益，认为正义的法律应当体现多元主体利益，但是在多元主体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该如何保障天下人民的利益不受到专制权力的侵害，他们并没有设计出完备的制度。但是，他们的思想为近代思想家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二、时代变革与思想繁荣的相互关系
（一）时代变革对于思想产生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如前所述，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明清之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动荡形成的鲜明反差，为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内源型动力。
思想舆论环境相对其他时期较为自由宽松，为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三皇五帝时期也就是卡尔·雅斯贝斯所称的“神话时代”遗留的文明已经一去不返，当时的思想家对自身和所处时代开始有了整体性认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了系统性的理论。
明清之际，理学所宣扬的维护君主集权统治和家族伦理秩序的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政权更迭中遭到了质疑，加之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权意识的萌动，人们思想开始冲破理学的羁绊，有所解放，使得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了发展的空间。
（二）思想繁荣对于变革推进的助力作用。
制度的新旧更迭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但思想对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确立有了明显的促进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由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才能促进新秩序的建立，而春秋战国的乱世也因最先进行改革的秦帝国的统一所终结。
明清之际，“天下公利”的批判君主专制集权和经世致用的法律思想虽然影响深远，但并未对君主专制集权有所撼动，两千余年君主专制思想的深厚根基不光要靠内部重构，还要经受外部刺激，才能破碎新生。
结语：
如果从宏观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观察，先秦儒法之争与古希腊人治与法治之争有着暗合之处，但是由于中国专制制度的早熟，儒法思想在西汉融合成为专制的工具。而相对于洛克和孟德斯鸠已经构建出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框架来说，明末的启蒙思潮的反封建作用就更加迂阔。从秦王朝到清王朝，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它在维护王朝运转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论断称中国古代就是法治社会。中国社会对于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接受最初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如果说百余年前世纪交替时中国法律制度与思想的改变是被动接受的结果，那么今天，是我们主动选择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与思维方式以适应世界的模式。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因为资本与文化的冲击并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生。我们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保持平衡⑤，在融合中探索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法治建设的创造性作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清]查慎行：《西江志清刻本》，康熙五十九年版，第26卷。
篇3
心理危机是指人心理平衡状态在某一段时间内出现严重失调，心理矛盾激烈冲突难以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混乱的状态，表现为焦虑、抑郁、迷茫、敌对、烦躁、易激惹、恐惧、无助等消极心理；据笔者用霍尔姆斯设计的社会再适应量表（SRR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400名25岁以上不同身份、职业、收入的被试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22项重大生活事件适应中，有63%的人担心工作被迫改行解雇、收入下降，44%的人担心婚姻出现问题，47%的人担心自己或亲人受到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威胁，61%的人担心自己或亲人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例如被诈骗、吃到有害食品、被诱骗染上等；这些人在症状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敌对、惊恐、人际关系及躯体化6大因子的均分均超过了2分（≥2），显示阳性，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明显存在心理危机；同时显示年龄在28-45岁的非稳定职业与收入者心理压力最大、心理危机感最强；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得知，在当代社会变革中，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大，自我心理存在危机，综合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焦虑、抑郁。由于对生活、职业、收入、婚姻爱情等的失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消极悲观，生活的快乐感和兴趣感下降，自卑自闭、意志减退，时常感到烦躁、易激惹、心悸、胸闷、出汗、口干、来回走动、忐忑不安。
2.敌对、愤怒。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使贫富分化加大，一些掌握财富的人肆意挥霍炫耀财富，甚至无视国家法纪为所欲为，在民众中引起强烈愤怒的情绪；同时，由于生活中时有发生坑蒙拐骗等伤害事件，防范意识增强，人们普遍对外界事件采取防范、远离、敌对、冷漠的态度，敌对心理增强。
3.缺乏安全感，对疾病过度恐惧。随着媒体对自杀、杀人、坑蒙拐骗、吸毒贩毒、、交通事故等社会负性事件的报道，地沟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事故的屡屡发生，各种癌症、艾滋病、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恶性疾病发生率上升，使人们感到无法维护自身安全，许多人内心时常处在惊恐不安中，且对自我健康的过度关注而导致对疾病的过度恐惧的人数在上升。
4.人际关系敏感。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发生了改变，人际关系趋向功利化、物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人际交往中变得敏感多疑。
5.无助感。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许多职业人面临失业，又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大学扩招，成年人需要二次择业，年轻人需要就业，竞争上岗越来越激烈，使许多人感到难以在社会立足，由于缺乏稳定职业与收入，许多人对生活产生了较强的无助感。
6.缺乏信仰。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多元文化使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破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观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迷茫、痛苦、困惑，缺乏信仰。
7.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社会变革转型时代，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挫折，人们在遭受挫折事件后内心处在焦虑、抑郁与痛苦无助中，特别需要他人与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但当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哪些处在心理危机中的人提供心理援助，使他们的心理危机长时间得不到缓解，由此而导致了心理障碍与疾病的产生。
三、社会变革中的心理调适
1.调整心理状态，适应社会变革。每个人应该深刻认识到社会变革是社会进步文明的象征，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与方法，应该自我激励不断愉快接受社会变革，积极主动调整心理状态，以适应社会变革的步伐。
2.弘扬社会主流文化，营造和谐社会。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精神的主宰，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应该大力弘扬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见义勇为及奉献社会等主流文化，走出狭隘的自我世界，把国家民族的荣辱放在首位，建立大爱，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篇4
由于信息技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就使得利他和利己，有的时候界限开始模糊。比如说，现在IBM、微软开始把他们一些核心的、多年来以垄断来霸占信息领域的技术、软件有选择的公开，把源程序公开，希望大家在它的平台上去开发新的东西。像IBM和微软这样一些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忽然变成了救世主了？要讲利他？利己主义变成利他主义了？我想不是的。因为它要不这样做的话，就变得落后了。它的平台大家不知道，它的软件它不公开，别人会在新的基础上在公开软件上发展更多的东西，它被别人超过了，所以利己和利他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些模糊了。
我常常感慨淘宝——我很喜欢淘宝，不止买东西方便，而且我觉得淘宝网正在解决中国一个最不容易解决、非常难解决的纠结问题，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对诚信的重视。我们跟那些发达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些发达国家，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世界，他们的老百姓对诚信的认识是从几百年前。当纽约还是一个小小渔村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这个公众参与评判——渔民打了架它就开始弄了一个元老会，大家请德尊望重的人来裁断对错，这就是参与。后来发展成它们的议会，就是群众参与。在参与中，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有一个公平，就是社会需要公平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种体验。
另外就是信贷。在它们农村的小地，我去买一个棒棒糖，我今天没钱可以赊账，赊账久了以后，慢慢地就形成了它们的信贷制度。信用的值钱程度比他的银行卡还要值钱，如果他的信誉记录有了污点的话，他在那个社会就寸步难行——他要买房贷不到款，他要买车贷不到款。如果他水费、电话费忘交了，他可能就贷不到钱。我们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跟它们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迎头赶上了信息时代，怎么办呢？我们要补上这一课。当然淘宝网是一个代表，是典型的。有一次买一件东西出了错，我就给那个商家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大概隔了两个礼拜，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是卖给你那个错的东西的，我愿意给你退货，你退过来，我给你重新发一个。我说我已经把那个送给别人了，因为那件衣服我不能穿了。他说那我太抱歉了，我一定改，你能不能把你的差评改成好评？我说你那么认真，那么重视你的诚信记录，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我就把他的差评改成了好评。
篇5
这部书可称为传播学巨著，它厚达近千页，集中研究了印刷出版物催生的传播革命。传播学分为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技术学派，技术学派又称为媒介环境(或媒介生态)学派。媒介环境学专注的焦点之一是媒介这种人造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这本书是该学派的重大成果之一，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可以视为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我们都熟悉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材料丰富，但是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印刷术的影响。爱森斯坦的这部著作亦是一部论战之作，她与布尔克哈特忽略印刷术相反，对其的批评颇为尖锐。她的论战锋芒还指向了其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一批权威作者。该书出版以来，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并批评这一巨著，传播学的研究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这部书严谨、细密的考据，足以使不同领域的学者得到启发。
附带说一句，书名The PrintingPress as an Change Communications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m Europe，应该翻译为“作为早期现代欧洲传播与文化变革动因的印刷出版物”。“The Printing Press”如何被翻译为“印刷机”?不可思议。“Early-Modern Europe”中的Modern，就是现代，却被硬翻译为世界上找不到对应词的“近代”。近代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欧洲认识中的“现代”，开始于15世纪末，而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现在我们关于“现代”的认识，正在与国际接轨，我们的观念要与时俱进。审视印刷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
这部书论述的时代背景为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正由意大利启蒙诗人彼特拉克的个人影响，蔓延至整个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紧随其后，冲击着欧洲旧势力的思想围墙，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呼之欲出。它们的接连涌现获得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注意，而背后推动这些行动和思想因素却长久地被忽视了，即印刷出版物。爱森斯坦将印刷术看作是欧洲现代史发展的重要动因，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视角进行了完备的论述，她认为，印刷出版物促成了这些变革，并对欧洲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的马克思就认为，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他写道：“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广泛的杠杆。…‘封建制度甚至随着个别发明，例如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西欧开始由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带来了文化的普及，还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变革。恩格斯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以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现，使得中世纪僧侣阶层垄断的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无法遏制的潮流。聆听型公众向阅读型公众的转变，使得原先隔离在知识和权力之外的平民开始向公民转变，为之后的政党政治奠定了民众基础。社会结构在印刷术发明后出现重大变动，知识占有和信息传播由特权阶层向社会下层转移，为之后“公共知识”、“公共教育”的出现提供了充分条件。
着眼于印刷出版物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作者论证了印刷出版物对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推动和放大作用。印刷术的出现加速了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扩大了精神产品的影响力。人们思想传播方式的转变，导致高层次的批评和现代主义的产生，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冲击着欧洲旧的封建势力。在自然科学领域，知识的交流和开放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古籍的传播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向前发展，学者之间的知识探讨和学术发表，尤其与印刷术的推广相关。同时，大量的书籍和文献得以批量复制，使得艰涩的拉丁文专业知识被越来越多的通俗语书籍替代，平民和学者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产生了公共知识。而这些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反过来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另外，在印刷出版物的刺激下推广的新教，也带有浓厚的印刷术影响痕迹――它是一种“书本宗教”，激励教徒识文断字，自行阅读和思考，使之遵从准确行为准则的书籍，形成由书本灌输的健全的基督教道德观。
从传播学技术主义学派的观点出发，这部书将以往研究欧洲中世纪变革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印刷出版物引入了人们的视野。通过对印刷出版物的重新定义，对其基本特征的重新诠释，促使传播学者以及对传播学感兴趣的读者重新审视这段传播史，确立印刷术在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地位。
如何看待网络媒介的兴起
既然印刷术这种媒介形态对社会变革有如此大的影响，替换为网络呢，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媒介形态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标志，考察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渐渐变小，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门户网站浏览新闻，通过社交网络聊天交友，通过博客、微博客发表和分享意见，通过流媒体网站观看视频……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可能形成社会开放和流动的传播系统。它没有地域或时间的限制，只要有网络，就可以随时了解网络平台上的所有信息。同时，它可能会削弱群体差别所造成的壁垒。至少形式上，网络中人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信息和意义交流的。
篇6
蚩尢在炎帝统治末期四处征伐，扰乱各个部落的安宁②“惟造始作乱，恶化递相染易，延及末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变为恶，无有不相寇盗，相贼害，为鸱（chi）枭之义。钞掠良善，外奸内宄（gui），劫夺人物，攘窃人财，矫称上命，以取人财，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尢之恶已如此矣。“③《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蚩尢最为暴虐，莫能伐之。《孔子三朝记》云：“蚩尢，庶人之贪者。” 最后在涿鹿之野，黄帝擒杀了蚩尢。
九黎在少昊氏统治的末期④“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使复旧常。”皇帝⑤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颛顼皇帝哀怜众多被害的人没有罪过，就用威罚处置施行虐刑的人，制止和消灭行虐的苗民⑥，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⑦。最后颛顼诛灭了九黎政权。
高辛氏统治末期尧统治初期有三个诸侯国“三苗”又重蹈九黎的恶行⑧。三苗诸侯王制定重刑，滥用刑法：“至于之末，又有三苗之国君，习蚩尢之恶，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⑨乃言曰此得法也。杀戮无罪之人。苗民於此施刑之时，并制无罪之人。对狱有罪者无辞，无罪者有辞，苗民断狱，并皆罪之，无差简有直辞者。言滥及无罪者也”；三苗的百姓也受诸侯王影响民风败坏：“惯渎乱政，起相渐染，皆化为恶。泯泯为乱，棼棼同恶，小大为恶。民皆巧诈，无有中于信义。以此无中于信，反背诅盟之约，虽有要约，皆违背之”；三苗的行为引起了其他诸侯国及其一部分三苗百姓的愤怒：“三苗虐政作威，众被戮者方方各告无罪於上天。上天下视苗民，无有馨香之行。其所以为德刑者，发闻於外，惟乃皆腥臭，无馨香也。君帝帝尧哀矜众被杀戮者，不以其罪，乃报为暴虐者以威，止绝苗民，使无世位在於下国。”所以尧帝灭掉了三苗政权。（《尚书注疏・卷十九 吕刑第二十九 》注：）尧帝统治末期舜帝统治初期，三苗诸侯国政权又兴起，舜帝灭了他们的政权；后来大禹当政，三苗一族又在洞庭造反，大禹又摧毁他们的政权。⑩
三苗政权被尧帝灭掉之后尧帝“乃命重黎B11，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也就是尧帝命令重和黎，禁止地民和天神相互感通，神和民再不能升降来往了。至于说三苗政权被毁之后为何要“绝地天通”，《尚书・吕刑》中没有提到，只提到了三苗族的严刑峻法。《尚书正义》中正义曰：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帝尧既诛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绝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杂。於是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杂也。可以看出是三苗族破坏了最初“人神相分”的状态。《楚语》中记载“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祸灾荐臻。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B12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巫觋（xi）是可以通天通神的，并且似乎有管理天神和地祈的能力；早在三苗一族的先祖九黎的时候就打破了人神相分的状态；这一次的“绝地天通”是颛顼派“南正重”和“火正黎”实现的；三苗一族的“绝地天通”是尧帝派“羲”、“和”实现管理的；九黎一族是因为作为诸侯国的九黎设立了“巫史”祭神，从而使得“民神同位”，以至于“祸灾荐臻”；但是作为天子的“帝”是否可以设立巫史上通天神下达地祈是一个疑问。或许可以推断巫史只是“帝”（天子）才可以设立的，而作为诸侯国的九黎设立巫觋就是打破了帝的权威，败坏了作为君臣之德。《楚语》中“民神不扰，是谓绝地天通”。《楚语》又说，司天属神，司地属民。令神与天在上，民与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杂，则祭享有度，灾厉不生。天神无有降至于地者，谓神不干民。民不有上至于天者，言民不干神也。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绝地天通是神管理天，民管理地，民神互不相杂；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诸侯之家不可设立祭神的巫觋，把急死天神的权利重新收回到天子手中。
第二次绝地天通之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B13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后成功，惟殷于民。言礼教备，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尧帝已经诛杀了苗民的统治者，于是命令伯夷、禹、稷大力为天下百姓施行功劳。伯夷主礼典，“教民而断以法”，即《论语》所谓“齐之以礼”也。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无名者皆与作名。”山川与天地并生，民应先与作名。但禹治水，万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灭。故当时无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见禹治山川，为民於此耕稼故也。”正义曰：后稷下教民布种，在於农亩种殖嘉。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B14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高辛、尧、舜相继在下，都显用贤德的人，扶持常道，于是孤苦之人的苦情，没有掩盖了的。
这三件事情禹的功劳应该在最先，只有先治水才会有好的收成。《管子》云中说道“衣食足，知荣辱。仓禀实，知礼节。”这里伯夷排在最先是说礼是民之所急，要说刑法必须先说礼制，最后做到刑礼相配合。禹、稷教民灌溉耕种，使人民衣食充足；伯夷教导人民知守礼节，若果有人没有遵守就用刑法威慑。所以说先说三个大臣的功劳是引申出了用刑的事情。禹、稷教民稼穑，衣食既已充足。伯夷教导人民持守礼节，又辅助以刑法。礼法并行之后，于是使皋陶制定百官制度，让百官管理刑法制度。百官使用刑法必须要合适、中正、公平，不少不多、不轻不重，帮助教化百姓使他们有美德。
篇7
“斜杆青年”越来越流行，并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所热衷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更符合人性，更是基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趋势。
后工业时代，新商业文明
“斜杆青年”（Slash）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分析道：在采集社会，人类为了适应不稳定的生存环境，必须拥有非常全面的生存能力和知识，才能够随机应变地躲避危险，获得食物。然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后把人类限制在固定的土地和固定工作场所，从事没有多少挑战的重复劳动。于是，“专业化”成了人类社会的“圣经”，也成了这个时代的“理所当然”。我们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以便成为一个产业链中的螺丝钉。
然而，近十年以来，包括马云在内的众多商业大佬和思想家却都在提新商业文明。关于它有多重阐释，但有一条是所有阐释的核心，那就是新商业文明必须是人的文明。
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知识和创造力的时代。人的个性被不断释放，兴趣正在成为谋生手段。人才，超越了土地和资本，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资本经济时代，资金曾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大量资金就能购买土地和工厂，雇佣大量工人，通过规模效益获得巨大利润。然而，世道已变，资金不再等于一切。
硅谷的崛起，让老牌的全球500强企业黯然失色，聚光灯迅速转移到了那些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科技公司，Goolge与苹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地位，那些曾经在学校不受欢迎的Geek（技术极客）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各大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争相抢夺的人才资源。
在后工业时代，服务业将慢慢成为最大的产业，其包括教育、健康、娱乐、文化、艺术、旅游等等，未来，必将有大量人才涌入这个行业。服务业与工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服务业不涉及生产，其交换的大多为个人技能、知识和时间，不存在大规模生产，没有很长的产业链，也不需要大规模合作，很多情况下，个人甚至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提供商。当然，一个人的优秀也被定义为“拥有很难被替代的知识或技能”。
认知盈余，需求碎片化
“斜杠青年”的普遍出现，与互联网经济发达息息相关。共享经济的时代，为“斜杠青年”提供了良好的沃土，“隔行如隔山”被颠覆。
时至今日，大众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时间盈余和认知盈余。
什么是认知盈余？美国作家Clay Shirky（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解释道，“因为8小时工作制，人们每天会有8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人类有消费（接受信息）、分享（传播信息）、创造（提供新信息）的需求。”
人类的知识和时间，本来就是最贵重的东西。如今这些无价之宝正在被估价甚至变现，这就是互联网打开的“潘多拉之盒”。认知盈余把一种“定价”的力量和文明释放了出来。
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被互联网工具碎片化了，我们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完全不受外界干扰。
在公司里，表面上是有八个小时，但办公室的八卦，社交软件的往来，都会不定时的切断和耗掉整块工作的时间。而且上下班来回的时间，也是另一种时间上的损失。我相信未来固定的上班时间会变的越来越弹性和灵活。未来更多岗位的需求和设置，是以项目，以KPI为驱动，而不是以上班时间来衡量。
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分界线正在变的越来越模糊。有可能晚上一个人在家办公的效率，比白天一堆人在办公室效率还高。而且现在办公是无固定场景化的。有电脑和手机的地方就能办公，在家里书房，在小区星巴克，在酒店，在动车上，在飞机上――Anytime and anywhere（随时随地）。
还有碎片化时间利用，需求和被需求的对接。我们都很忙，但是忙碌之间总是有空余时间。特别是手机的普及，让碎片化阅读变得非常普遍。比如等飞机的时候，比如堵车的时候，有的人会听音乐玩游戏，有的人可能就会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创造一点价值。有的人会学习，有的人教别人学习。
于是，需求和被需求在碎片化时间里得到实现。而各种技能平台的诞生让技能和才华变现。互联网的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帮助供需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独立的个体之间能够直接进行交易，实现了更多协同合作的可能性，催生了新的需求。硅谷明星公司Airbnb和Uber，就让全球成百上千万的人拥有了第二份收入。
在国内，除了类似平台之外，还兴起了很多诸如直播、文学网站、秒拍、技能交易等APP和网络平台，分享并传播着运动健身、教育、私厨美食、美容美甲按摩、旅游服务等相关知识与技能。大量相关技能拥有者，能够摆脱机构的束缚，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现在，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能利用各种垂直平台获得职业外的额外收入。
组织创新，未来劳动力趋向兼职
篇8
对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巨变，学术界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去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拟从中原地区日常饮食习俗的这一特定视角来透视唐宋社会变迁，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三餐制的普及
餐制即单位时间内进餐的次数，餐制不仅与人们的生产活动、食物原料有关，也与饮食制作技术的发展有关。一定的餐制是人类饮食制度完备的体现。据姚伟钧先生的研究，先秦时期中国人多一日两餐，汉代以后一日三餐才逐渐推广开来。①
唐宋时期三餐制在北方中原地区已基本普及了，早、中、晚三餐的具体时间和所食馔品也与现代相差不多。唐宋时期的早餐时间比现代稍早，一般是在天色微明时就开始了，这是由于古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有普遍早起的习惯。如唐代白居易《昼寝》云：“坐整白单衣，起穿黄草履。朝餐盥潄毕，徐下阶前步。”②诗中明言早上一起床就要吃早餐了。唐宋市肆往往天未明就开始售卖早餐了，如《河东记》载，唐代汴州西有板桥店，店主三娘子在半夜时分，“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载，北宋东京“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分，并粥饭点心”。早餐多为流质易消化的羹、馎饦、粥等，如唐代陸龟蒙《食鱼》云：“且作吴羮助早餐，饱卧晴曝寒背。”④敦煌文书第2641载：“鞍匠张儿儿等拾壹人，早上馎饦，午时各胡饼两枚，供两日食断。”⑤宋代张耒《粥记赠邠老》云：“张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碗。”⑥
唐宋时期的中餐和现代一样，在正午时刻，如《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离国都长安，“辰时至咸阳，亭午，上犹未食，有老父献麦，帝令具饭，始得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宋人林逋《夏日寺居和酬叶次公》云：“午日猛如焚，清凉爱寺轩。鹤毛横藓阵，蚁穴入莎根。社信题茶角，楼衣笐酒痕，中餐不劳问，笋菊净盘鐏。”⑦亦指明了中餐在正午时刻。和现代一样，中餐在当时还唐宋时期的晚餐时间普遍要比现代早一些，这是因为除达官贵人外，当时大多数民众没有夜生活，人们习惯于日落而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晚餐进食的馔品有所不同。上层社会人们的晚餐和中餐大致相同，这是因为他们晚餐后活动的时间较长，需要补充的能量也较大，因而晚餐要和中餐一样丰盛。在一些豪门之家，晚餐或夜宴往往要比中餐更为奢华。而普通百姓由于休息时间较早，晚餐接近于早餐，主要以稀食为主，对普通百姓而言，晚餐食稀也有利于节省一些粮食。
唐宋时期，三餐制虽然已经基本普及，但两餐制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唐诗中即有反映两餐制的诗句，如元结《舂陵行》云：“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⑩宋人也写有反映两餐制的诗句，如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七《三鸦镇》中有一首打油诗云：“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惟是藉，看看口里出莲花。”两餐制的人家多为劳苦之家，如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种树郭槖驼传》载：“吾小人辍飱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其中的“飱饔”，据汉代赵岐的解释为：“饔飱，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飱。”这说明唐代的下层劳动人民一日多食两餐。
相对而言，两餐制在宋代更为稀少，而三餐制则比唐代更为普及，其表现有二：一是宋代文献中出现的“飱饔”二字，更多的是泛指日常饮食而非实指两餐。如吕南公《灌园集》卷十八《忠戒》云：“余馆郑氏书堂，一年其朝夕飱饔之所”；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〇云：“愿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圣母后蒙犯霜露之凄也。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圣母后不给饔飱之惨也。”李觏《旴江集》卷六《国用第一》云：“故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诸侯来朝，卿大夫来聘，致之则有积，飱饔接之则有飨食燕。”卫宗武《山行乡友遗五言》云：“且勤远致馈，与客叨飱饔。”二是“一日三餐”、“三餐”等词汇开始大量出现在宋代文献中，如姚勉《雪坡集》卷四六《建浄土院疏》载：“不妨旧店新开，一日三餐要使饥人饱去，请挥椽笔速注宝衔。”谢薖《与诸友汲同乐泉烹黄蘖新芽》云：“寻山拟三餐，放箸欣一饱。”邵浩《坡门酬唱集》卷十六苏轼《栾城和》云：“身世俱一梦，往来适三餐”。
二、饮食坐姿的变迁
唐宋时期，中国人的饮食坐姿由传统的席地跪坐转变为垂足而坐。饮食坐姿的转变是由新式家具的革新引起的。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使传统的低矮家具发生了较大变化，床榻、胡床、椅子、凳子、墩杌等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
唐代人们就餐时的坐姿并不统一，共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跪坐、盘腿坐和垂腿坐。
跪坐是唐代以前合乎礼仪的标准坐姿，唐代时，跪坐仍是一些场合人们遵从的坐姿，如《旧唐书·敬羽传》载：“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问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耶！’遵绝倒者数四。”与前代跪坐于席上不同，唐代一般跪坐于床榻或长凳之上。有意思的是，唐代跪坐就餐的多为女性，如敦煌莫高窟第12窟和474窟的婚宴图中，右边的女性均为跪坐就餐。这似乎显示在进食坐姿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女性尚遵从着传统的礼俗。
盘腿坐又称“趺坐”，与跪坐相比，盘腿坐由于身体的重心落在臀部上，因而有利于血液的流通，克服了因久坐而两腿发麻的弊端，而且伸展方便。盘腿坐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坐姿。盘腿坐是唐人就餐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这在唐代壁画中经常能够看到，如敦煌莫高窟第12窟、第154窟、第236窟的供养斋僧图，僧人们均盘腿而食。另外，莫高窟第61窟的酒肆图中的坐姿、莫高窟第113窟婚礼宴饮图的右手食客的坐姿、榆林窟第25窟婚礼宴饮图右手第一人的坐姿均为盘腿坐。唐人之所以喜欢盘腿而食，这是由于唐代多数坐具还不甚高，人们坐在坐具上的重心较低，膝盖较高。在不少场合中，盛放食物的床榻和坐具处在同一高度，如在莫高窟第61窟的酒肆图中，盛放食物的食床与食客所坐的长凳一样高，食物与食客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上。为了适应盘腿坐，唐代的坐具往往拥有相当的宽度。
今天，四面围坐、共器共餐的合食制早已成为中国主流的饮食方式。在讲究餐饮卫生的理念下，合食制的“津液交流”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多为学者所诟病。保持合食的热烈气氛而避免“津液交流”是当前合食制的改革发展方向。
篇9
一、价值判断与政治改革
在建国的前三十中，法学的制定还很不严谨，尤其是在“”中，全国各地的政法院系都被无情的解散，即便如此，我国的法律意识形态还依旧存在。有些在“”时期发表的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评论性的文章，无不在向人们表达着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和鲜明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所认为的法律不过是阶级矛盾之间的有力武器，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完成了国家统一。从建国初期，中国就态度坚决的表示要把一切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旧的法律制度废除。这个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成为法理学对于法律本质的问题的重要观点。直到今天也是法制教育的重要的参照标准。从事实来说，对待这种学说的看法是众说纷纭，而对于法律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也不过是法律对于价值路向上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使这个解释有些宽泛和不严肃，但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地历史背景，这也可以说得上是合理并且独一无二的判断了。但这一解释是利用了一些手段，因此他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对于法学研究者的思维产生了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的当务之急就是顺应政治的发展需要，提高法制的地位，将法学恢复。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阶级斗争法学”在上世纪80年代还占据着法理学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在这期间，“人法之争”等的矛盾也愈加强烈，使价值呼唤的法学更加深入人心，也使人们对待法律问题上的思考更加全面。因此，多样化的思考方式使法理学增添了意识形态，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实证和社会变革
我国对于法理学的研究从上世纪80到90年代始终坚持从价值判断上来解决法律问题的同时，有关于社会实证的法理学研究也正在悄然而起。曾经价值呼唤的法理学研究是人们研究的全部，但随着我国立法系统的不断完善和立法行动的逐步实践，我国开始向社会实证的法理学转型。因此，有关法理学的研究者开始运用社会实证的有效方法和定义。这种研究的开始也意味着有关法律问题的高度关注。社会实证的法理学研究由此开始不断壮大和生机勃勃的发展，这也使法理学更加的学术化和规范化，法理学不仅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也使得法理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也意味着法理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社会实证方向的法理学的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归结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除此之外还有我国和西方相比姿态各异的文化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因此法理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价值呼唤的层面上，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并发现适合本国的发展形态，并从文化和社会基础的层面上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的法制。在寻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法律之后，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形态当中，探究其实际效果并进一步的完善和覆盖。因此来说，社会实证方向的法理学研究，简而言之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提下，法律研究者对于法律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也恰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国家对于法律建设的需求和依赖性越来越高。因此，对于社会实证的法理学研究是与中国社会变革分割不开的研究领域。
三、规范研究与变革
有了价值呼唤和社会实证这两个方向的法理学研究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立法系统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也逐渐深入，以及律为圆心所展开的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它影响着人们对于交往行为的方方面面，其发挥的作用也日渐明显。而对于法律研究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就是将法律与实践活动更好的融合起来，用法律来稳定社会秩序。这也就引出了规范分析的法理学的研究。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提出了对于法律规范的内部问题的研究，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法理学就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一个国家评判法理学标准的重要的规则，在研究时，人们应该将重点放在规范研究的发展情况，而不是前面的价值和社会实证研究。虽然从法理学的自身来说，前两者也至关重要，但与规范研究相比，规范研究是法理学研究实现重大转变的根源。规范分析的法理学研究虽然在我国出现的较晚，但是其发展速度也着实令人震惊。因此，规范分析的法理学研究要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法律的内部出发，着眼于细节，密切关注法律内部一些专业词语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法理学的研究者也有了一些显著地成果，并且逐步发行。价值呼唤、社会实证以及规范分析的研究共同组成了我国有关法理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正是由于我国法治建设中不断取得的优异成绩。因此，我国的法理学处于多元化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建国60多年来的法理学的不断研究和发展，也正是在我国的政治革新、社会变革的基础完成的。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我国的法理学研究也随之发生着一些改变，但不论怎样变化，我国法理学的前进之路更加清晰和明朗。
篇10
在2l世纪影响技术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第一，技术自身自主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因素；第
二，科学发展状态对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必然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第三，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将技术发展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以上影响21世纪技术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断高新技术发展的三大领域的大趋势。第一，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将延续到2l世纪初期。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浪潮的兴起将成为“世纪工程”。它将成为全球的神经中枢，使人类居住的地球就如同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大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趋势，这是因为，其一，预计未来20年，半导体芯片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价格减半的被称之为“摩尔定律”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而与之并行的处理技术难度使计算能力每两年提高一个数量级，预计到2005年计算能力将达到每秒千万亿次级。过去十年间，光纤的传输速率几乎每年翻一番，近两年达到每半年翻一番。其二，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95——1998年，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占l／3以上。据统计，1998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规模为1．13万亿美元，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三，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高速增长。全球互联网‘用户从1996年不足4000万户增长到目前的2．6亿户，预计到2005年将超过10亿户。目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贸易总额已达1500亿美元，预计到2003年将达到1．3万亿美元。未来10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可能将会有1/3通过电子商务实现。
第二，生物学世纪正处在创新浪潮中，生物技术将得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发展。生物学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不仅在了解生命，还在改造生命，定向进化成为生物技术的新热点。在自然条件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实现。一系列大型计划如《国际地圈及生物圈计划》、《人类基因组作图与预测计划》、《人类前沿科学计划》、《脑的10年》、《生物多样性利用与保护研究》等的实现，特使生物技术崛起。现在生物技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应用速度加快。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粮食匮乏、疾病威胁等都紧迫地需要发展生物技术以求解决。围绕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技术、农业技术、生物——心理——社会技术等也将得到充分的发展，以致形成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第三，以纳米科技为前沿和核心的新材料科技正在引发新的产业革命。纳米科技应用非常广泛。即将到来的微型化和分子电子装置浪潮——纳米技术，正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电子工程学的交叉领域形成。这次浪潮的出现，将引发一场比20世纪末达到鼎盛的微电子装置更加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行业变革。随着纳米科技的新发展，分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人们估计“后pc时代”正在到来。这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的核心，它把计算机技术运用到各种日常和器具之中，同时使得它具有联网功能和高度智能化，这一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现在个人计算机为中心的地位，扭转计算机性能的总体格局。尽管在相当程度上纳米技术仍然存在很多末探知领域，但科学家从已经获得的知识推断，纳米技术将对材料与加工、电子学等计算机技术、医药与生物工程技术、环境与能源、国防科技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纳米科技之所以将在2l世纪产生如此重大深远广泛的影响，与纳米材料本身在高科技中的地位密不可分。
2l世纪里，信息、生物和新材料代表了高新技术发展方向。在信息产业如火如荼的今天，新材料领域有一项技术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这就是纳米技术。有人预言，处于2l世纪高技术前沿和核心地位的纳米技术所引起的世界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所产生的冲击，将比以往的技术革命时代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纳米技术将会掀起新一轮的技术浪潮，领导下一场工业革命。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纳米技术时代。
二、应重视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发展社会变革影响的研究
2l世纪是一个科技革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伟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所产生的冲击，将比以往的技术革命时代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信息、生物、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将会掀起新一轮的技术浪潮，领导丁一场工业革命。有鉴于此，研究高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这一课题的意义就是要说明，技术革命的作用不能再用传统的、等同于资金和劳动力等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来解释，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动中是一种内生因素，是一种特殊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领域的变革，其直接后果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不只是简单的量的影响，而是会对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生质的影响；它不仅会引起经济的巨大变革，而且会引起社会的重大变革，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这一重大课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
关于社会发展远景的思想及其实际体现，已经证明了人们有可能科学预见每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最近结果，以及较远的后果。根据关于原则上可能认识未来的思想，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方法论基础是：社会实际是客观实际，认识实际的一般哲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c这也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的方法论根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学科是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一般科学方法。这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此外，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一课题的方法还应包括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未来学研究未来本身的方法等。
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一课题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业调查研究了解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实际情况；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方面的各种资料，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它对经济社会变革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影响；召开有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建立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探讨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使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未来学、人文社会科学交叉互补，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博采众长、优势互补，以取得各学科综合研究成果。
研究高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目的就是要在跨人新的21世纪之时，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国际竞争，警醒国人，我们也面临着一次大的机遇和姚战，呼唤国人的科技意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赢得主动，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必须肩负的历史责任。抓住高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思考应变的政策的战略，及时作出新世纪的正确战略决策，迎头赶上，奋起直追，以新的技术革命来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宏观经济全局来观察，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一些原有的产业会逐步消亡，一些新的产业会迅速成长起来，更多的产业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之下，则会重新改组或改造，这既包括技术的改造，也包括组织与管理方式的改造。
从技术变革到经济变革,新技术革命，预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它以新技术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技术基础，以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以全球一体化的高度的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为宏观背景，以“后pc”时代的信息技术系统提供支持和科学决策为指导，它的发展必将为人类带来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新技术革命不仅会引起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而且经济变革会进一步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关系的变革对于全社会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作为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形态的变革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格局。在2l世纪科技新时代里，社会的变革还会将更为全面和更加深刻。
篇11
春秋
战国
社会经济
农业
工具
铁工具开始出现；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水利
楚国：孙叔敖修芍陂
秦国：李冰修都江堰；郑国修郑国渠
手工业
冶铁
创造铸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2000年以上
铸铜
莲鹤方壶，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漆工艺
采用夹纻技术
纺织
麻织品的纤维相当细密
煮盐
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
酿酒
已能用曲造酒
专著
《考工记》
商业
商业发达，出现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
社会变革
土地所有制
出现私田，出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
变革
齐国：管仲变法
鲁国：初税亩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六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制农具的使用
要求学生记住我国铁器出现的最早时间、使用铁器的最早时间、春秋战国铁制农具使用情况。理解铁制农具使用的重要意义。
2、牛耕技术
要求学生记住牛耕技术开始使用推广的时间，掌握牛耕技术运用的历史意义。同时，使学生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是渐进的过程，且受农户经济条件的制约。
3、水利事业的发展
让学生掌握当时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灌溉农田工具是桔槔。根据书中的地图，要求学生记住春秋战国时期兴修的主要水利设施。
（二）手工业
要求学生通过列表的方式，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三）商业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主要的商品、重要的商业中心。
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
使学生了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私田。私田的主人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使私田主人与耕种者之间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地主与封建农民之间的关系。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
1、春秋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
指出春秋时期，各国通过改革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重点介绍齐国管仲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
2、战国时期的改革
首先，让学生理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的大背景。
其次，简要介绍吴起变法和李悝变法。
最后，重点讲解商鞅变法以及历史意义。
重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残存的奴隶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初齐国和鲁国的税制改革，战国时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改革和商鞅变法。其中最典型、成效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从改革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政治上，主要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消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生产。军事上，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改革的作用和效果来看，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阶级力量的差异，其效果是不同的。齐国等国虽较早的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受到很大阻力，所以变法不彻底。有的国家出现了内乱，政权不稳定。只有秦国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改革比较彻底，功效最大。总起来看，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
重点——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是农业动力的革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私田的出现，封建剥削方式、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各国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的封建社会。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变法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与之相伴，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方式。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走向瓦解。由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导致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各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先后进行变法，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封建制度。因此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易错问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公田”外，新开垦的“私田”将成为可能的和需要的了。所以，私田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易错问题——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
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开始。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开发西南，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这是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与中央政权设置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
典型例题
例1按照因果关系排列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过程
①鲁国“初税亩”②各诸侯国井田制瓦解③铁器和牛耕的使用④一些贵族化公田为私田，采用新的剥削方式⑤私田开垦越来越多，私田主人不向国君交纳产品⑥奴隶主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奴隶转化为农民
A．①③④⑤⑥②B．③⑤①④⑥②C．③①④⑤⑥②D．③④①⑤⑥②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因果排序选择题，是历史和政治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历史过程的再认再现能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综合运用。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③，因此③应排在第一位。与③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⑤，排在第二位。与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①，排在第三位。与①有直接关系的是④，排在第四位。④决定了⑥，⑥决定了②。
例2郭沫若曾指出：“东周列国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到春秋末年以后才达到质变的阶段”。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A．春秋争霸战争B．“战国七雄”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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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的网络力量一经形成，就显示了变革社会的诉求力量，再也不像“一盘散沙”那样俯首听命了。正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网站上公开声明这场运动是“来自社会底层体制外的人正在推动社会的真正变革。”国际舆论正在评论“占领华尔街”的意义，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占领华尔街”是弱势群体对体制内的社会调节功能感到失望的产物。《华盛顿邮报》称：“占领华尔街”运动蕴含的进步变革的种子，可能发展成某种极其重大的东西。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太清楚。”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2011年全球五大事件”称：“有人主张，‘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一致的计划，因此重要性不高。但该运动确实使社会不公问题成为美国举国辩论的核心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成为今年的年度流行语。因此，我把‘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列为今年的第三大年度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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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革社会中法律解释的目的之探析
法律解释的目的指的是通过法律解释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传统的法治理论以为，把恢复立法者原意或解析法律条款字里行间的原意作为法律解释的目标。但是这种原意只是概括性的原意，并不能代替法律人在个案中的思考。所以，它并不是法律解释所要达到的目标。
变革社会中的法律解释的目标是要根据法律和事实，在法律方法和价值原则的指导下，针对个案构建裁判规范。即实用主义。正如波斯纳所说的： 我们天生就都是日常的实用主义者。我们的一生都在进行着具体的权衡。作为一名法官，其通常应当遵循先例和坚持法律传统的内在价值，并不是法官有那样的责任，而是出于实践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认识论的特点，也有政治的特点；并且，如果为了目前和未来，有一些很好的理由要割断与往昔的联系，法官也应当毫不犹豫。 这便是实用主义的立场。
二、 变革社会中追求司法社会效果的原因
当前之所以强调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职能迅速转变的变革时期。所谓的变革期在中国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又可细分为五大变化:1、产业结构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2、社区结构由乡村走向城市;3、要素流动性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4、要素差异性由同质社会走向异质社会;5、调控准则由特殊社会正义走向普遍主义正义比。在法治领域，主要是指第五项转型的需要与前三项转型带来的社会冲突之间的矛盾。由于前三项转型进行得如火如茶，社会经济关系呈现高度复杂化且极具变动性，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社会价值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整个社会对法治的需求空一前强烈，法治供给还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随着矛盾的激化，法院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心，承受越来越多的社会预期。强调案结事了也就在所难免。于是法律选择继续巩固在特殊社会正义阶段，普遍正义的要求遥遥无期。常言道:不平者鸣。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要求公平。现存不平等的分配体系是引发冲突的关键诱导因素，面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日益增加。因此，要平息矛盾，案结事了，就要关注由于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均下的利益损失者，也就是“弱势群体”，于是司法开始注重有特殊关怀的意义的社会效果。这是一种特殊的正义。所谓特殊正义是相对与均码正义来说的，后者强调司法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司法者作为判断者处于中立地位，前者强调关注特殊群体的个别化正义，司法机关站在倾斜的立场上保护弱势的一方来实现实质的正义。充分利用司法资源、迅速缓解矛盾成为司法追求社会效果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
三、 实现社会效果的法律解释之研究
1.从注重立法论的研究转下注重解释论的研究。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解释者的任务就是通过解释活动来提高法律对社会的适应性。现实法律无法自身产生解释，必须投射到个案事实中。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从“立法者的时代”转向“解释者的时代”。我国法学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法律制定问题。
2.从注重注释法学转向注重方法论的研究。随着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司法的可信赖程度也随之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官能够正确地理解适用法律。然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有赖于科学、系统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导。
3.从重视抽象性的司法解释的研究转向个案的法律解释的研究。从我国的近几十年来的法律实践来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活动多为司法解释，个案中的法律解释还未能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随着社会诉争案件和法律问题的发杂化，个案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法律解释也应当做相应的转向。
4.规制之治是实现社会效果的真正途径。法官真正烙尽职守，忠实的扮演“法律守护者”的角色，舍法律精神之外别无所求，是达至司法正义、进而迈向法律目标的不二法门，也是实现社会效果的真正通途。在当下中国，也只有坚守规则之治才能达到真正的稳定。目前中国司法由于过分追求中国式社会效果，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即“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人们没有确定的法律预期，对司法判决能否实现自己的权利没有信心，反而转向其他旁门左道，使得社会规则更加混乱，法制被践踏，司法腐败蔓延。由于现行法治体系的缺陷、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律条文的模糊不清，良好的司法体制尚未建立，所以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法律明显违背正义的情况下，该如何适用法律? 也即在良法尚未构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个案正义?笔者认为严守规则之治，也许会牺牲个别当事人的利益，但滥用“社会效果”最终将毁灭整个法治进程。其实，从任何时候看，追求良好的法律效果是解决纠纷最有效的方式，只有有效确立现行法律的权威，为社会成员的未来行为提供指引，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做好法律解释工作，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律解释要求自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无矛盾性，要求在追求形式公正的同时，追求实质公正，以达到“同样案件同样处理”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也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则有利于减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
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的表述方面，笔者认为其不应将两者置于并驾齐驱的平行位置上，应该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取得了最佳的法律效果，一般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追求最佳的社会效果，很有可能牺牲法律效果，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社会效果只应在法律效果的框架下最大程度的实现，就像实质正义只能在形式正义的框架下最大程度的实现一样。中国社会的变革期，是一个过渡时期，最终是要过渡到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国家的，只有抓住这个过渡时期，重塑司法权威、树立人们的规则意识、严格执法，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谐。(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