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政治学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政治与政治学的产生
“政治”这种现象很早就产生了，在奴隶制社会就有过相关描述。《尚书》里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则有“掌其政治其令”，《管子》中有“政治不侮”一说等等，当然，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政治”与现在所使用的“政治”在含义上显然不尽相同。在儒家学派的著作中，政治和道德始终是结合在一起论述的，它们在价值追求和功能上相差无几。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政治”是从希腊字polis(城邦)和politieia(国家)逐渐演变而来。英语里将这个词的转而翻译为polities，因此，在词源上讲，“政治”讲的是城邦中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或统治的意思。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将“城邦的正义”、“国家的善”作为主题，通过苏格拉底的辩论，阐明了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应该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而城邦就是为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不难看出，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政治”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就是最高的善，就是实现正义。因此，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政治和道德、伦理等范畴都在同一个意义上被思想家们所使用的，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美德、正义等善的理念，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没有被区分开来。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史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概念上最早对政治学概念进行界定，他在书中认为“研究最高善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尽管他的政治观还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为开创政治学的“鼻祖”。而真正使政治学从与哲学、伦理学的交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当属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开辟了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与古代学者不同的是，他不再从哲学上去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说明其内涵、特征、意义，在他看来，对权力和权术的支配是政治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马基雅维利从“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2、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正如政治哲学在形式上囊括了政治、哲学两门大学科一样，厘清政治学与哲学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同时，哲学也是需要政治学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学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
以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岸为核心的“希腊世界”长期沉浸于神秘自然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以及自然法传统奠定下来之后，哲学思想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最初。研究对象多是自然世界的事物，后来便应用到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思想精神。一般的哲学家到了此时，开始集中讨论人生意义，分析人与人，人和宇宙的关系；推而广之，伦理的观念被运用到希腊的社会政治情形上去，于是，最初的伦理国家观、是非善恶标准等问题就成了希腊哲学家们终身辩论的事业，这是政治哲学得以存在的逻辑起点。
一种学说，只要能够代表一种时代的思潮，就不是凭空杜撰；研究必然存在一个对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研究背景，由此，构建起一种学说成为可能。政治哲学的产生亦是如此。环境变迁，固有的风俗习惯、祖先留下的老旧经验，已经发现了不足以适应当时需要的一些弱点，因此产生研究的需要：它的缺点在哪里?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吗?当这一类批评形成趋势出现时，政治哲学便应运而生了。它的对象和背景，便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形，和时势思潮的状况。因为政治情形的扰乱是发生政治哲学的原因，故政治哲学的发生，不但是在有了政治制度之后，且是在政治制度成为困难问题之后。
而政治哲学最早在希腊得以萌芽、甚至一度繁荣，主要得益于希腊政治变迁、思想动荡以及专门能够从事思辨工作的公民团体的分化。具体说来，有三层原因：第一，政体变换。亚里士多德为写作《政治学》考察了希腊数百个城邦仍然难以穷尽，足见希腊地区城邦数量之多。在这么多的城邦中间，君主、贵族、专制、平民四种政体的频繁交替并不鲜见，正如威洛比所说，政治的成功带来了政治的危险；平民的政治进步，带来了行政方法的退步，外交知识的匮乏；哲学思想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伦理的无政府理想。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愿景，与遗传的风俗制度、道德伦理混合在一起不断冲突、交织，你争我辩、你是我非，客观上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研究材料。第二，民治盛行。平民议会、人民法庭等等机构的设立，使希腊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要想以自己的能力夺取权势，就必须擅长政治议论。这种自由辩论的市场，造就了哲学家高水平的辩论技能。第三，希波战争。这场战争给希腊思想自由带来了极大冲击，进一步启发了民族的自觉，“大家都觉悟救出希腊危险的‘是人类不是上帝’”，从此，人本主义逐渐冲破了宗教的篱笆，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得到进一步确立。
由上可见，从产生根源上来讲，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基于希腊政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应，从主体上来讲，哲学家们既表达了哲学上的价值追寻，又展现了政治学上的制度追求，价值分析、道德分析、事实分析同时交集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对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追求，形成了政治哲学的特殊语境。因此，只有将政治哲学放到哲学、政治学共同的视野中，才能进行准确定位。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学，更是哲学，从政治学、哲学两个维度共同对人类世界进行现实关怀，最终造就了政治哲学。
3、差别之辨析
篇2
12月13日上午3—4节课，我们预备党员和发展对象在教4进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学习，学习主题是关于“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在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也就党代会进行了多次的座谈会。07级分两组、08级一组先分别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又集中起来交流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踊跃发言，有的传达了学校党代会的精神，有的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不过我更多的感觉是这像是以前的我为经院建言献策。
在湖北经济学院党代会上，周元武书记的报告客观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未来五年也做了科学规划，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生素质与能力。作为本科院校下的高职高专，针对党代会要求，管院学生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既要跟紧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学生也是经院一份子，也要主动去思考做到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法，强化“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出谋划策，尽到自己的义务。报告中要求勤俭办学，学生们也应从日常点滴做起，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而作为学生党员的我们，党代会也对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生党员也要在学生当中营造良好的党风，带动学风。党代会报告中对管院的要求有38个字：管理技术学院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办出特色，做精做强。
有的同学也结合实际谈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问题，还有党费的缴纳要及时，同时党费的使用要实行公开制，不仅要在党内公开，还要对外公开。同时也提到了学校的资源要共享，比如实验室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这个地方只对本科生开放，而我们专科生进去了根本做不了题目。还有的同学也提到了要加强监查力度。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对自己有危机意识，多与身边的同学沟通，党员的考核不实。学生在学校所学和社会所需有差距，学校目前的社会实践考核较为僵化。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过科研实践和专业实习创造优势。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平台，建立和企业的联系，提升在外影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批人优秀”。
我们小组讨论后，最后三组又进行了交流，综合三组的讨论意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还是挺成功的，我们更深入的学习了党代会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
篇3
伴随六成最有钱的民营企业家年过六旬，中国家族企业集中进入了接班季。接班绝非一蹴而就，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即使设计精密仍可能难免出轨，其中涉及无数细节安排。
比如，富一代如何从小栽培子女，使得江山代有人才出？有多名子嗣时，企业股权要不要平分，管理权传长还是传贤，如何选择更匹配公司运营的“贤者”，并把握传递权杖的最佳时机？女婿和儿媳能否跻身传承行列？如何完善家族治理体系，避免家族与企业内派系林立、内斗消耗？家有子嗣却不愿继承家业时，如何界定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的职责？当富一代不止一段婚姻时，如何在包括前后任配偶及其子女的复杂大家族中恰当分配权力？无论上阵亲兄弟，还是打虎朋友兵，那些共同创业、股权相当的富一代，能否把无间的合作、信任传递到下一代？通过股权激励致富的打工皇帝，要不要另起炉灶打造传承平台？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大比例捐赠回馈社会的示范下，富人们要不要在慈善和传承之间寻找平衡？代际差异之下，接班的富二代如何与父辈磨合，并赢得企业内强势的叔伯老臣支持？他们应当牺牲个人情感，达成商业家族的强强联合，还是满足自我追星欲望，抑或给草根精英逆袭的机遇？
无论对于富一代还是富二代，传承都意味着耐心与智慧的考验。接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族最大的政治，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30后、40后富人在创业时可能未必考虑交班事宜，但50、60后富人往往在继承人进入教育期之时，就把培养他们接班纳入了计划。
企业交接班，殊非易事，更非小事。对成熟市场的研究显示，交班往往会拉低企业经营指标和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尤其是在这经济转型、增长停滞的特殊时期，接班成败不仅关系企业家族兴衰，一众民企的集中交班，更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引导民企顺利完成代际交接，意义重大。
尽管每个家族都有特殊性，交班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但诸多海外老钱家族传承的案例显示，其中亦非无学问可循。《新财富》本期联手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富二代接班问题进行了迄今最为全面和扎实的研究，希望在基本面与方法论上为国内企业家族提供指引，助力他们再创新财富。
篇4
春晚基本上也保持了这一比例：点一般会在40分钟或者60分钟时出现。有经验的观众其实也能算出，“差不多都是每个小时快结束前”。人民艺术家赵本山、“音乐教父”周杰伦、“奇迹见证师”刘谦都曾被安插在这些错落有致的大小点上。2013年1月，各大卫视打响了跨年演唱会的争夺战，江苏卫视投放的明星云集的宣传海报上，周杰伦的头像就被放大摆放在中间位置。回想周杰伦第一次登陆央视春晚，是2004年那一届，那一夜，周的《龙拳》吸引了诸多年轻观众守候在电视机前。2003年的周杰伦，教父相初显，拿奖已开始拿到手软；但其能上春晚，真正原因却是：他还成为了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代言人。
夸春晚的，也未必知道该夸什么。夸不到点，骂不到位，背后的模糊地带就是：春晚政治学。
唱什么，给什么镜头，都有学问
在春晚，即便是出镜率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宋祖英，唱什么，也不全由得她。如2012年春晚导演组为宋选了首新歌《叫一声爸妈》。这首歌并非为宋祖英量身定做，宋祖英在家练习了很多遍，对她来说，这歌前面的音太低，如果提调，后面的又得都高，宋祖英说：“到G了，我心里没数，也着急。”
刘谦也很郁闷。“过去两年，我做了很多专场表演，拿到了身为一个魔术师所能拿到的最高奖项，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但一回到春晚，我又要重新开始。”
“上春晚是需要强烈意志力的，你要撑到上直播的那天，然后再撑得到你下台为止。对我来说，随时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刘谦总结称，每年春晚后，自己又成长了，而这种成长具体就是，“耐得住更强的压力”。
2000年，香港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出现在春晚舞台，由于排练不认真，直播轮到他演唱时，央视导演愣是一个近景镜头也没给天王。
有一年，春晚另外两位熟脸郭达和蔡明，苦心排练修改的小品审了5遍还是没通过，春晚导演组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把二人塞到一个歌舞里哼唱了几句。
安全就是春晚最大的利润
从1998年至2012年，陈岩一直担任央视春晚的舞美总设计。一次采访，有人问陈岩：“为什么十几年没人能取代你？”他答：“我代表安全。”
“开心麻花”的小品去年是第一次上春晚，这个节目第一次录像审看时，春晚导演组所有人都到场了。
“开心麻花”选送的作品叫《魔鬼终结者》，讲述的是妻子怀孕后，对丈夫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丈夫的脚步还没跟上去，只好找朋友扮成儿子“穿越回来”劝慰妻子。
录像结束，从春晚导演统计的数据上看，在包袱和观众笑点两项指标上，《魔鬼终结者》都是审看的小品里欢乐度最高的。但在之后的会议上，导演组却一脸严肃。“这个作品的立意、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主题很茫然。”哈文说。
此前，“开心麻花”在北京市场已小有名气。来自市场成功的经验让“开心麻花”的主创闫非一直坚持“包袱优先”。但此刻，年轻的编剧陷入了困惑：“我们对春晚尺度的拿捏有很多障碍。”
第二次审看时，闫非在结尾处给妻子增加了一句台词：“儿子，妈真想明白了，人啊，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想想自己有啥。”现场反应依然很好，可导演组觉得主题还是点得不够。
因为它是春晚，它必须先有意义，再有意思。
赵本山也说过，上春晚的压力不在于站在台上被十几亿观众看来看去，而是在审看厅被领导审来审去。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春晚之前的审看制度其实相对宽松，主任看了，最后请台长再来审一遍，可能就通过了。由此也诞生了一批获得好评的相声小品。
比如1994年黄宏和侯耀文表演的《打扑克》――
侯耀文：组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黄宏：科长、处长、局长三扇一条龙。侯耀文：我这可是个真顺。黄宏：我这是真龙……侯耀文：压上，董事长。黄宏：管上，秘书。侯耀文：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黄宏：哦，这是女秘书……
又比如，姜昆的相声《电梯奇遇》，里面讽刺了至少4个处长。赵本山在小品《牛大叔“提干”》里讽刺乡镇干部那句“别的没学会，学会‘扯蛋’了”也成为经典。
上述题材与情节设置，在如今春晚小品里都难再见。相反，“新世纪”之后的小品多聚焦在“”上：因为没房、房太小等产生的各种夫妻、丈母娘与女婿的矛盾；又或者是各类“好人好梦”：替朋友买彩票，中奖不为所动；舍己救人不留名。至多，由黄宏开开国际玩笑，又或者像赵大叔一样，牺牲少数残疾朋友的观感，去娱乐一个最大公约数。
即便如此，赵本山《卖拐》、《卖车》过后，在春晚三部曲最后一部《功夫》里，临上场前还被要求紧急修改结局，于是有了屡屡受骗的老实人范伟上演的反转大逆袭。
篇5
此后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特别是所谓“高贵”、“优雅”的女性）一直被要求忍受那些痛苦又使行动不便的作法，来改变、支撑或“提高”她们的自然身体，例如，紧紧捆住她身体的某一部分——腰、腹部、肋骨、、颈部、或脚，使她呼吸短促，脚步缩小，以此来证明并充分表达女性的弱点、温柔顺从的天性。“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3这些手段据说使女性更迷人，然而既限制了她的自由，也更强调了她的脆弱和软弱；每一种作法事实上都设置了一重只针对女性的障碍，一种使女性空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的围墙和樊篱——在这样的历史中，男人们利用女人的寸步难行限制和控制了女性的力量，使这些力量由于窒息和压抑逐渐萎缩，甚至使女性自己也淡忘了这一切。最后，女性身体彻底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荷和累赘：
基本的女性身体会有以下配件：吊袜束腰带、紧身衬裤、硬衬布衬裙、背心式内衣、衬垫、胸罩、胃托、无袖宽内衣、处女区、细高跟、鼻环、面纱、小山羊皮手套、网眼袜、三角式披肩薄围巾、束发带、“快乐寡妇”、黑色丧章、短项链、无边平顶帽、手镯、珠项链、长柄眼镜式望远镜、羽毛围巾、纯黑色眼影、带梳妆镜的粉饼盒、带朴素镶边的“丽克拉”弹力连身衣、名牌晨衣、法兰绒睡衣、镶花边内衣、……4
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女性就这样在“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同样，西方学者也发现，束腰使妇女变成了“可怜的、苍白的、病态的弱小生物，无精打采而几同消失”。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古典时代的人已经发现，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身体可以纵、被塑造、被规训、被驾驭，因此形成了一种强制身体的政策：精心操纵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一定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其中一种被福柯称为“微分权力”的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等各个环节对身体施加“微妙的强制”，不断征服身体的各种四处乱窜的力量。5于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逐渐取代了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尽管福柯没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但是，女性服装的沿革和固定所带来的对女性地位和女性权力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体现了福柯所谓“权力力学”和“政治解剖学”的一个侧面。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的“小脚”。在盛行裹脚的八百年中，男女人体的局部差别被人为地夸大和突出，裹脚把一种人为的障碍强加在日常生活中，“使女人对付周围环境的能力更差，从而把世界描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把行动不稳的女人变得更加依赖、更令人担心的人”；当然，也让男人显得更能干、更可靠——总之，更具有男子气概。这样，裹脚把女人摇摇晃晃的步法加以美化、合理化，最终变成性的诱惑。
与此同时，对女性而言，未受约束的身体被视为道德放荡的象征，过于松弛的身体反映了放纵的道德。中国古代对女子“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要求，既是针对身体的，更是一种道德戒律。西方学者也发现，“衣服不仅能传递被解码的信息，它实际上也有助于通过影响身体的运动塑造性格”；比如19世纪欧洲妇女的紧身褡（straight-laced），这个当时具有身体和道德双重意义的词，今天已仅有道德含义（“举止严谨”）。
这样，女人离奔跑越来越远，离自己真实的身体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真实的欲望越来越远。欲望和身体一样，在一重一重的束缚下，慢慢郁结、萎缩。奔跑的姿态和奔跑中身体的愉悦，被深深地压制下去，并且逐渐被遗忘、被尘封。
狂奔听从于某种突如其来、不为人知的欲望，这种欲望在身体最深处召唤——如同遥远的旷野在召唤，如同多年前深深埋藏的秘密在召唤，如同火山在地底下沸腾，热度传达地表；身体最原始的动物性、、激情因此而勃发。狂奔源于一种本能：一种无法遏止的莫名冲动，一种奔腾不止的奇特激情。这种欲望的冲动和身体的激情以一种特有的节奏冲击着一重一重的枷锁，跨越着一重一重的隔离带。肉体的急速冲击，撞碎了思想的固有逻辑和路线，以致无法再维持其全部功能，“它脱离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意向、自己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脱离了自身，脱离了肉体中所有稳定的因素，而听命于变化无常的神经纤维”。6狂奔的速度和身体在这一瞬间的强大冲击力，足以甩掉惯性十足的条条框框，甩掉捆绑身体的一道道绳索，更无法顾及所谓真理、理性、道德。而女性，她们那据称“没有规矩”的身体，那被幽禁、被妥善保存、被完整如初地冷藏于“黑暗大陆”的身体，那在底层仍然沸腾着的身体，在狂奔的刹那彻底敞开。传统中一个行为端正的正常女人应该具有的“神圣的沉静”被狂奔洞穿。
女性狂奔的直接动力或许来自某种热能。冰封的一旦解冻，灼烧的内热遍及全身，陷入“危险”的兴奋和迸发状态；如果身体仍然被死死束缚，体内的热量无法散发，高扬的亢奋受到压力，那么，精神的爆炸会引发超常的运动，包括狂奔、大声尖叫等——常常被归为“歇斯底里”症状：“歇斯底里”源自希腊词hystera，意思是“子宫”，古典医学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由子宫闲置引起的；后来，作为一种生理状态的闲散子宫又慢慢与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懒散人有了关联；最终，人们认为女性体内“蕴藏了过多的性能量”。7（据福柯考证，医学界一直视疯癫之一的“歇斯底里”为一种妇女疾病，并且使这一概念成了女性“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容器”）。
皮肤下面身体是家过热的工厂，/外面，/从每一个胀开的毛孔，/病人闪闪发光，/熠熠生辉。8
狂奔事实上是燃烧的同义词。或者说代表着女性身体活动的两个相反相成的侧面：燃烧产生能量，狂奔消耗能量。也因此，狂奔不仅带有放纵和发泄的无限，也必然要付出代价——直接的身体折磨或间接的精神摧残：身体的疼痛（艾达的断指）、元气耗尽后的衰弱、病症（高烧、肺结核）、血……正如伊利格瑞一针见血指出的：“女人无法把她们的疯狂用语言表达出来，她们只能直接在身体上遭受折磨。”9；被世人唾骂，被亲人疏离，被家庭摈弃，永远背上“巫婆”、“”、“妖女”、“疯女人”（《简·爱》中隐匿于阁楼的疯女人就有着惊人的奔跑速度，以致简·爱一直以为自己眼花或做噩梦）的恶名。
这也许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要说，“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铭刻自己所说的话，因为她不否认自己的内驱力在讲话中难以驾驭并充满激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妇女狂奔史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妇女史，是妇女用自己特殊的话语方式写成的隐秘之书，是“她们用身体的唯一话语刻画出一部急速旋转无限广大的历史，这部历史如离弦之箭正跳出整个男人的历史。”10
奇异的是，女性狂奔这种方式有其独特的能量运转。从简单的生理学层面上看，奔跑显然是耗散式的，它消耗身体能量——使体内躁动不安、蓬勃生长的欲望和激情，通过激烈的身体动作和外溢的体液（汗水）发散出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奔跑似乎“不仅没有在传达自身的力量时逐渐损耗，而且能把其他的力量卷进来，并从其他力量那里吸取新的活力”。11在这个意义上，奔跑更类似现代工业中机器的运转：它消耗，却生产更多；从而接近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所以西克苏才会毫不畏惧地说：“我们暴烈，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而我们却丝毫不怕削弱自己。”事实上，奔跑有可能使我们自己更强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中，奔跑一直是女性的禁忌——不仅因为它公开表达了女性不被容许的欲望，而且因为它生产和催发了女性更丰富、更强大、更恣肆的欲望。
在有着严格道德规范的19世纪，缄口不语的艾达怎样使电影《钢琴课》12激情澎湃？除了钢琴/音乐之外，身体本身将上演怎样的戏剧？电影前半部分的艾达几乎没有身体动作——手指细微的弹奏动作和琴声在空中的飞舞，暗示并取代了艾达可以看见的全部身体活动；在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的海边，艾达藏起了身体（黑色曳地长裙捂得严严实实）、也藏起了声音，湮灭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和记忆，静默成了一座雕像。但是这座雕像却一点一点复苏了——贝恩斯用钢琴换取了艾达身体和欲望的敞开；艾达僵硬、冰冷、抗拒的身体逐渐出现战栗、慌乱（她弹奏的曲子也从优美舒缓变得热情奔放、动人心魄）；变得越来越柔软而温暖，她“提起裙子”，在无人的山野和丛林中奔跑，飞快地奔跑。这奔跑成了整个故事和艾达整个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艾达正吃午饭。她把一小块面包放入嘴中，反复咀嚼，味同嚼蜡。她转动叉子，仿佛在空气中写信似的。然后走到钢琴旁，轻轻抚弄琴键，就像贝恩斯她脖颈的动作一样。她又弹起了自己编的那首浪漫曲。艾达的目光投向门口。停下演奏，手指按在唇边，有那么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突然，她站起身，提起裙子跑上小山坡……
这次，她跑向了贝恩斯的怀抱，并开始有了激烈的身体动作和强烈的。在家里，艾达也变了，她穿着睡衣，“长长的头发披散着”（很多时候，披散的头发象征着自由的身体和无拘无束的欲望），“在屋里跑来跑去”，和跳来跳去的女儿嬉戏。这还不够，艾达在森林里“高高拎起裙子，在山间奔跑”。
然而，艾达的奔跑不可能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她受着限制，并充满禁忌，这明显地阻碍了她的脚步移动，滞缓着她的身体速度，进而，也削弱了她奔驰的冲击力。如果说我们在她的奔跑中看到了她苏醒的身体，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感受到这种奔跑背后的阻力：一是她的服装，“被束腰的紧身胸衣箍着，穿上用细骨架撑起来的钟式裙和衬裤”，这就注定“她的动作必然和我们不一样”，优美的姿势需要“忍耐”，需要克制（克制某种激情、冲动以及由此带动的大幅度身体动作），还需要吃苦，以身体被禁锢的痛苦来提醒和告诫自己坚守本分、不可逾矩，同时以这种惩罚性的束缚来再次暗示女性身体的堕落本性，这就使奔跑变得无比艰难。但是，贝恩斯解除了这种外在禁制，他以一个琴键换取一件衣服的脱落，事实上也换取了一重束缚的解除，最后，当所有的衣服都被脱掉，艾达在重重压制下沉默蛰伏的欲望，终将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欲望将重新在她体内涌动不息，迫使她以奔跑的方式来缓解和部分释放。二是以她的丈夫为代表的世俗道德所加诸她身上的种种拘囿。丈夫斯图尔特不让她弹琴，艾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声音中（在内心深处）的奔跑和飞翔——被粗暴地剥夺；在发现她因为和贝恩斯的激情欢爱而快乐地在森林中奔跑时，斯图尔特愤怒地追上她，“揽住她的腰，抱住她，把她拽过来”；为了阻止她奔跑的身体和身体内不受控制的，斯图尔特用木板将每扇窗户钉死；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堵塞的，梦游的艾达在黑夜中以“巨大的音乐声”、“激情洋溢的乐曲”、“越来越奔放的弹奏”吵醒了丈夫，公开表达了自己被压抑的欲望和对压抑的反抗，丈夫终于卸下了窗户上的木板；解禁后的艾达再次向贝恩斯示爱，被激怒的斯图尔特举起斧头，剁下了妻子的食指——这再次印证了女性狂奔的悲剧性结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一种男性暴力，而女性付出的是血和身体的残缺，甚至死亡。然而欲望一旦生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即使是艾达自己也无能为力：“我惧怕自己的欲望”。斯图尔特也终于明白：就算控制了艾达的躯壳，也永远无法把握她的身体和欲望；他可以伤害她的身体，甚至毁灭她的身体，就是无法主宰它。
卡米尔·克洛岱尔(CamilleClaudel，1864-1943)13，选择了最男性化的艺术——雕塑，公然宣称罗丹是她的情人，并在作品中强调表现被视为的女性的，用石头等坚硬冰冷的材质淋漓尽致地传达出皮肤下面那种无法控制的柔软肉体和炽热激情。因此被家人和罗丹以及整个巴黎艺术界抛弃，在“疯人院”度过了后半生。
罗丹的情人，保罗·克洛岱尔的姐姐，两个男人中间的幽灵……“给人以灵感的女人、模特儿、姐姐，两个伟大的天才的女仆”——这些遮蔽和掩盖了卡米尔身上更重要的光芒——一个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的女性雕塑家。这个桀骜不驯，永远学不会循规蹈矩的女人，这个永远喜欢漫无边际地狂奔，而不是安安稳稳地沿着既定路线行走的女人，这个永远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只回应遥远旷野的原始的呼唤的女人！卡米尔的一生都在狂奔，也许因为她知道自己可以经过的时间只有别人的一半——她的另一半人生将寸步难行，被那件束缚疯子的紧身衣牢牢捆住。
一切从第一次狂奔开始。一切也在第一次狂奔中注定。卡米尔喜欢在山冈原野上奔跑，特别是雷电交加、狂风呼啸的夜晚（内心的风暴与外在的自然风暴遥相呼应）。她浓密的棕红色头发披散着，“毫不在乎路旁张牙舞爪的树丛，在她熟悉的小路上快速奔跑起来，她的步伐坚定有力……”。迎风狂奔让她感到一种征服一切的：
她开始大声喊叫，她真想永远这样喊下去、排出那种无法估量的欲望；她真想无法无天地放荡一番，她向尚希山冈跑过去。（8页）
她那头总是乱蓬蓬、从来不能把发髻保持原状半小时以上的松散长发，使她看上去似乎永远处于狂奔状态，就像她的心，从来没有安分守己的时候。（“他隐约看见了从她发髻后披散下来的一头密发。他从未在任何女人身上看见过这种天性的背叛…那些小发绺如同点点鬼火在飘动”343）。
同样是夜晚，同样是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的夜晚，卡米尔体内像暴风雨一样激荡的再次膨胀，她开始了第二次至关重要的狂奔——这次不是在原野，是在巴黎的街道上。
卡米尔在大街上奔跑……卡米尔不时撞在行人身上。她在奔跑。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任何力量也无法使她停下来。这个脾气暴躁的女人，随着头发甩动的节奏向前跑。
卡米尔沿着马路奔跑。夜幕开始降临。然而，秋天像一只熟透了的水果，一碰就破。她感到浑身发热，她希望他在那儿。（136页）
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面燃烧，那火焰烧毁了她的全部理智和意志。在雕塑室里，在罗丹身边，“她感到自己的小腹在发热，她渴望着……”，“她已身不由己，感到浑身发痒难熬”，身上的一切，都成为难以忍受的束缚，“这件过于沉重的大衣，这些衬裙、羊毛袜，还有压抑两只的胸罩”。这团烈火也第一次熔化了罗丹的整个身心，让他深深陶醉，也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处于危险之中”。卡米尔野马奔腾般的欲望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带着一种冲决而出的潮水般的席卷性，罗丹的“一双手臂无法阻挡住这股冲得他晕头转向的急流”，这让他震动和恐惧。奔跑的女人是力大无穷的，她有一种巫术般从原野召唤来的奇特魔力；奔跑的女人因而也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力量是男人永远不知道也无法进入的。
这个夜晚的狂奔对卡米尔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她懂得了女人肉体里的智慧”，“她是一个在夜间行走的女人，知道该往哪儿去的自由自在的女人。”她统治一切，占有了一个男人。
但卡米尔发现自己其实只是“罗丹的工人、模特、灵感的启示者和女伴”，她为自己工作得不够，她栖居在罗丹的阴影中，永远不可能独立。卡米尔在绝望中全身心投入雕塑中，在那件以她自己的身体为模特的杰作中，“她的迅速有力使他感到震惊，大胆的姿势使他心绪纷乱”，卡米尔那种使人产生的雕塑才华让世人受不了，也让罗丹感到害怕，因为在凝固的石像下面，没有人可以假装看不见那狂奔欢呼的欲望。
但卡米尔的成功只是招来了“仇恨、嫉妒、诽谤、沉默或者冷淡”，人们怀疑她只是在模仿罗丹，甚至怀疑是罗丹替她做的。卡米尔的大胆僭越和挑衅，终于让她一步一步付出了代价：罗丹的背叛，世人的白眼，艺术之路越走越狭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濒临崩溃边缘——最致命的一击是，流产使她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孩子。罗丹对卡米尔作品的公然剽窃，彻底打消了她最后一丝眷恋，她感到了从心底升起的阵阵寒意——她和她的胸像一样，被放在展览的出口处，在太阳下暴晒、落满灰尘，“黑压压的人群将它踩得粉碎”，这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运：众叛亲离，一无所有。
现在，她开始奔跑。她跑过灼热的马路，穿过大街。她跌倒了，又爬起来。快跑！快跑！……“一个女疯子1”“一个流人！”
快跑！快跑！（368页）
她踉踉跄跄跑了一段路。女疯子？她穿过大街，又踏上蜿蜒曲折的小路。她披头散发，精神不振……我奔跑不止。我发狂了。这座在她记忆之中的瞎眼城市……现在，这条腿流血不止。我上气不接下气。我向前奔去。我的喉咙。痛苦。她已经精疲力竭。心里难受……暴风雨啊！火的夜晚啊！被社会排斥的女人！（428页）
卡米尔最后一次在这个城市奔跑。一种绝望的恐惧使她永远处于防御状态。在这个只有伤害、没有宽容和爱的世界里，一个狂奔的女人注定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一闪而过、却无法停驻的异乡客，“好象一个四处漂泊的公主——哪儿是她的王国？她从哪儿来？”卡米尔砸碎了自己雕塑室里所有的作品，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彻底解除所有的束缚）；这个（因而也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一言不发的可怕女人，终于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一件束缚疯子的紧身衣已经用得不能再用了”。奔跑被严厉地禁止，她只能在几平方米的牢房里来回走动；疯人院还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力，现在，她“一没武器，二没诡计，三没伪装。仅有赤手空拳，别无其它。他们拿走了一切。”甚至公布正式命令：不允许拜访克洛岱尔小姐，有关她的消息不予公布。最后，连她死后埋葬的墓地都被征用，不存在了。这个狂奔的女人被彻底抹去，但那些狂奔过的痕迹呢？
奥菲莉亚头带花环在水边奔跑：她对哈姆雷特的爱情被父亲之死压制住，也被情人的怀疑、推搪、延宕所悬置——不合时宜、不被祝福的爱情像地下奔腾的熔岩，无法控制，却必须死死压抑；奔跑的奥菲莉亚在水中沉没，就像人世对她的惩罚（据说她疯了），又像上天对她的解脱（让女性回到作为“经血、乳汁、眼泪的有机象征”的妇女之流体——水中）。
莎拉继承了奥菲莉亚式的“疯女人”传统。她谎称被情人抛弃，甘愿遭受周围的白眼，却只是为了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清规戒律（特别是对女性的苛刻规定）做一次故意挑衅，她常常跑到最远的海堤上，让自己的身体像不羁而狂猛的海风那样自由；去海边被禁止后，她又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一次次奔跑，跑累了，就在草地上安然入睡——在她黑色的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裙下面，在她低眉顺眼、一心忏悔的恭敬外表下，如果没有这山野海滨的奔跑，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她那活生生的身体，活生生的欲望，和飞扬恣肆的心呢？（《法国中尉的女人》）
对王子一见钟情的小人鱼，以自己甜美的声音为代价，在女巫那里，把鱼尾换成了可以行走和奔跑的美丽双腿。但这种爱情因为失声，无法向对方表白；王子爱上了一个公主。而小人鱼在陆上的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痛得锥心刺骨。在最后一晚的舞会上，小人鱼轻盈曼妙的飞舞，是绝望的奔跑；她纯洁而炽热的爱情、她无法回头的梦想、她不为人知的激情和欲望，最终，是她整个的身体，都将化为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
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像他们喜欢奔跑的荒原一样原始、蛮荒而狂猛。当凯瑟琳改变了自己“野姑娘”的衣着举止，放弃自己在呼啸山庄里外自由奔跑的生活习惯，试图进入画眉山庄的体面生活，她那在荒原里纵情奔跑所积聚的激情，内心被压抑的激情，成了一种危险而凶野的力量，一种破坏性的激情，最终，毁掉了自己，毁掉了爱人，也毁掉了平静的画眉山庄——也许我们可以说，甚至连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被早期评论家指责的“太狂野、充满太多可怕的激情”也应该缘自于她在约克郡荒原上的一次次奔跑。（《呼啸山庄》）
现在，让我们回到罗拉。罗拉的身体像一道闪电，划开了灰色都市晦暗乏味的外部，显露出完全不同的内在。她的红色短发，凌乱恣肆，向各个方向张扬着，和她奔跑的身体一样不羁；她纤瘦，但身体里的火焰旺盛炽热，仿佛随时会溢出肌肤，点燃周围的一切——一种力量在她体内奔突，迫使她以肢体的飞速运动疏导和消耗这些四处乱串、无法遏制的欲望之流；罗拉的背心T恤、长裤，是隐藏或模糊性别的（中性化的打扮），但同时又是暴露和强化性别的（更多的身体）。罗拉的奇特在于，她的某种叛逆性恰恰交织着时尚感；她的反常规暗合着当今的某种规则；她的姿势源于身体之外的因素（异性、金钱、危机），但最终回到了自己，回到了自己内部潜伏多年的欲望。
显然，罗拉比起她之前的女性奔跑者要彻底得多。她有着自由的、没有束缚的身体；她有着坚毅的、公之于众的面孔；她还有一种颇具破坏性和摧毁力的高声尖叫（她父亲的空间因此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演示所有的可能性——她的时间之河可以倒退重流，她因此而使一条有头有尾的线，变成了迂回曲折、反复缠绕、无头无尾（或多头多尾）的一团乱麻——在一个时间里，她可以活不止一次。这恰恰显示了狂奔和行走的最大区别：狂奔是随心所欲的，它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目的地——它唯一的目的地仅仅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而行走是循规蹈矩的，它安分守己地沿着既定路线、向着既定目标前行；因此，如果行走是一条线，那么狂奔就是扯出了好多个长短不一的线头。一个女人假使不愿像男人那样、按男性的规矩在大地上行走，她只能用这种在路线、速度、姿态等各方面都有旁逸和改造的方式，像在水里游泳或在空中飞翔那样，在大地上奔跑。（按照竞走的规则，两脚不能同时离地（腾空），否则就是跑。）
罗拉的狂奔既是漫长的女性狂奔史的一个延续，一个总结，也是一种突破，一种上升和一种飞跃。在我们回顾的众多女性中，狂奔都是在自然界（山上、海边、原野等）、在没有人群（因而最终仍不得不局囿于某种私人性质，不具备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性——这种冲击力当然是有限的）的状态下完成的，让自然的身体和自然的欲望在自然的空间中相互呼应，严格来说，这只是一种回归——为了逃离社会加诸于身体之上的种种反自然的约束而回到自然、回复原始的没有人工痕迹的状态，这使狂奔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动物性——奔跑的女性因此类似于麋鹿、猎豹或母狼。但这种回归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角度看，罗拉的在城市、在街道、在人群中的奔跑显然有更积极的意义。她把这种私人性的身体行为暴露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她公开展示自己的欲望，以无序的狂奔扰乱这个井井有条的有序社会机制（她在奔跑中撞到了不少路人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她甚至改变了正常的时间流动），这样，奔跑这种行为与行为空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不是之前的谐和）。罗拉在都市街道上的奔跑穿越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自然、非理性（通常与女性有关）和社会、理性（通常和男性相关）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妇女有权在街上跑步而不受男人的干涉，这是一种政治权利，是她们可以在公共领域自由运作的权利”14。在另一个侧面，罗拉的奔跑也有效地回击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女性最容易遭受城市空间的性威胁，城市对女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新的危险和诱惑，比如“迷恋不悟、诱拐劫持、道德沦丧”等，因此，女人最好呆在家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恐旷症”实际上是对性引诱的恐惧和对陌生人激发的里比多兴趣的压抑）；罗拉至少让我们知道，现在城市完全可以成为女性自由驰骋的空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前进的脚步——父亲也不能（与父亲相关的三个情节或许是最具有反讽意义的）。
就此而言，罗拉狂奔的终点，正是女性历史的新起点。
1《疾走罗拉》(LolaRun)，TomTykwer导演，德国，1998年。
2《希腊神话故事》，赛宁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2-94页。
3《女性的人体形象》，苏珊·布朗米勒，选自《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111-112页。
4《女性肉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选自《见证与愉悦》，黄灿然编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97页。
5《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153-156页。
6《疯癫与文明》，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84页。
7《身体与社会》，布莱恩·特纳著，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75页。
8《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伽塔里著，王广州译，选自《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38页。
9《“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苏珊·格巴，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71页。
10《美杜莎的笑声》，埃莱娜·西苏，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5页，202页。
11《疯癫与文明》，82页。
篇6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篇7
普罗大众远远没有窥破财富的秘密，以为一旦成为首富，家族将永远不再沦落。
小仅仅是普罗大众，连黄光裕家族成员也没能看懂财富的终极秘密。
虽然本年度的胡润富豪榜上，黄光裕以240亿身家，排在中国富豪第二十一名。但是，根据我的知识与经验，黄光裕家族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三年时间足够他们沦落为赤贫。
财富排行榜，是取悦于普罗大众的一档娱乐节目，没有什么专业价值。
对黄光裕本人来讲，他的财富王国是建立在通过国美向鹏润输血而建立起来的。他通过减持国美股票，获得现金；通过非上市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源，从家电零售业抽取资金，来实现鹏润地产业的高速扩张。
黄光裕在2008年底被拘之前，一直都是在高速扩张业务的，重点是扩张地产这一块。
高速扩张期的企业，永远都是短缺现金的。2008年前，黄光裕能通过减持，通过从零售业抽血，通过银行贷款，来确保现金流。而从2009年开始，黄光裕家族这三方面的资会来源全面受限。
黄氏家族在早几年的跑马圈地中，囤积了大量房地产资源，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保证这些资源、项目能正常运转起来。归根到底，除了业务战略，就是一个现金问题。
以国美商城、大康鞋城这两个商业地产项目来说，基本是处于不良资产与沉没资本之间，不能为家族带来现金收入，相反却是家族的吸金窟窿。
此次黄陈大战中，被黄方当作杀手锏来使用的非上市门店，本意是用来胁迫陈晓辞职的，现在的问题是，陈晓要求黄家无条件收回非上市门店。
关于非上市门店，一位香港投行的经理私下说得很刻薄：黄光裕想从百亿级缩水成十亿级身家，那就赶紧收回吧。长期以来，非上市门店占用了上市公司大最资源，如果收回，对一对账，黄氏家族至少要向上市公司支付二十亿。而且，非上市门店一旦独立运营，将变成黄氏家族又一个吸金窟窿。
果然，媒体的最新消息显示，在十一黄金周的短暂接触后，(贝恩董事总经理)竺稼、(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和黄光裕家族的代表杜鹃、黄燕虹，10月14日在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正式谈判，而且，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国美电器372家未上市门店是否在11月1日从上市公司割裂，以及黄光裕家族代表通过何种方式进人国美电器董事会，是杜鹃和竺稼在这场秘密进行的谈判中的两大议题。目前，在两大问题上，谈判的双方均已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未来三年中，黄氏家族将有许多个窟窿需要去填补。一旦现金转不过来，家族财富王国将全面崩溃。
篇8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5](P517)。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
篇9
一图示记忆法
图示记忆法的主要特征是形象性强。它比文字记忆效果要好，它通过象征性的图形展示法，使人直观地感知识记材料，并以简单的线条、简洁的文字使复杂的、不易表述清楚的识记材料变得直观明了，一目了然，便于记忆。它特别适用于学习一单元后，构建宏观知识网络时使用。
具体方法：用图表的形式建立一个框架结构，先从整体上把握，再从微观上具体深入地把握知识。
设计图示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有严密的科学性，所设计的图示一定要准确地反映所要识记的内容。
2.要有直观、形象性，以使大脑留下深刻的印象。
3.要鲜明生动，线条的粗细、虚实，图形的大小、形状一定要醒目，易于回忆。
4.要简明扼要，文字要简洁，线条要简单，使人一目了然，易于记忆。
二、提纲记忆法
即对识记材料提纲进行记忆的方法，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直观性、概括性和条理性。一经过目，印象深刻，这是其直观性；化繁为简，转多为少，这是其概括性；井然有序，层次分明，这是其条理性。写提纲就是要写出材料的主要脉络。编写提纲就学习内容的分析、综合、概括、表述。
具体方法是三步走：分析―综合―表述。先了解需要识记的内容，然后概括出主要脉络，最后用自己的语言把经过分析、综合而印在头脑中的提纲表述出来。
编写提纲进行记忆时要注意：
1.有些提纲是别人编好的，当然可以借为己用，但最好还是自己编写。这样印象更深刻。
2.运用提纲进行记忆，要多看几次，多读几次，才能牢记不忘。
三、列表记忆法
这是一种以表格的形式，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对比，从而记忆其特点的记忆方法。列表记忆法的主要特点是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列表记忆法是帮助我们将识记材料恰当贮存、方便提取的一种好形式。它可以提纲挈领地显示相关材料的各自特点，便于进行比较分析，加强理解和记忆。这样，大脑的记忆潜力将会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有益于加深理解和提高记忆的精度和强度。
具体方法：首先，查找和归纳材料的主要特征、特点，比较不同材料的异同点；其次，按不同类型表格的形式编制表格；最后，按照编制的表格，逐一把材料的主要内容填到表中。
运用列表记忆法不必专门死记硬背，因为往往一张图表整理出来，脑子已形成深刻的印记。
四、联想记忆法
利用事物间的联系通过联想进行记忆的方法，更确切地说是把需要记忆的内容与自己体验过的事物联结起来。有人说平常的东西不易记，奇特的东西不易忘。联想是由头脑中想起的一件事物，又引起想到另一件事物。由于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各种知识也是相互联系的，因而在思维中，联想是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也是记忆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政治课堂中，每框所学的知识点都有具体的典型事例来佐证，书中的典型事例不仅有利于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我们由例到理的联想，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运用联想记忆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选择好联想的中介物(即选择好联想的通道)。因为这是记忆的关键，选择得好，会“豁然开朗”，一下子联想到某个事例或某个故事，从而记忆深刻。
2.要注意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因为联想是新旧知识建立联系的产物，先学的知识应成为后学的知识的基础，旧知识积累得越多，新知识联系得越广泛，就越容易产生联想，也就越容易理解和记忆新知识。
有关记忆的方法很多，以上都是我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一些比较有效的记忆方法。其实记忆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外，还要遵循一定的记忆规律。法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认为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而且遗忘的进程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渐缓慢。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它告诉我们：学习要勤于复习，而且记忆的理解效果越好，遗忘得越慢。针对这一点，有些专家提出了“过度记忆法”，就是在刚好记住的时候，再多记几遍，以取得最佳的记忆效果。
记忆是学好政治的基石，良好的方法则给它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有关记忆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两本书，有时间看一下，对学习一定会有益处的。一本是美国人布拉德・乔伊斯的《超强记忆力训练》，另一本是我国阎国利的《记忆策略》。
参考文献：
篇10
“暴力拆迁”作为一个名词而言，其实并无褒贬，只是加上前缀“合法”、“非法”之后，其感彩跃然于目。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中，对“合法暴力拆迁”予以法定名称为“强制拆迁”，所以我们这里的“暴力拆迁”只针对非法行为而言。强制拆迁是指：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之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即强制拆迁的前提是在“公正”的条件下所实施的。而暴力拆迁就是指：“被授权”的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在因拆迁补偿不合理而没有达成一致的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利用暴力手段，在被拆迁方不知情或者出面阻挠的情况下，对指定拆迁物进行掠夺式拆除，以及对被拆迁者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属于违法行为。
二、探索“暴力拆迁”实质
这种违法侵权行为能够在我国这样的遵循社会主义、政府标榜“为人们服务”的国家频频发生，并非是国家“主义”的错误，也非政府整体“服务理念”的丢失，而是像在前言中说的那样，是政府部门“权力异化”的结果。要阐释政府权力，我们不妨从国家的形成说起吧，能够准确诠释以及展示政府的价值与政治义务之基础的权威学说应当属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其理论要素阐释如下：
确定一个假设中无国家社会的图景，即国家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个体“人”所拥有的是能力和利益，既生存的能力和此能力所带来的利益。由个体公民让渡出的分散力量组成了国家所拥有的公权力，其具有强大的统治、管理职能，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国家至少在理论上代表着社会的永久利益，即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意识。
所谓公共性，既政府产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政府作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之一，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政府因为其公共目标而成立，这也是政府公共性的起源，虽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对政府公共性的外部特征有不同的要求，但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却是所有政府公共性中的共同内容。正如佛雷德里克森在其《公共行政的精神》里说道：“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既政府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但实际运行中，公权力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尽职尽责的向公民负责，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就是政治权力异化，。后一种现实则是暴力拆迁现象能够长此存在的基础。
政治权力异化，是指政治权力执行人即政府，在权力操作的过程中出于一己私利的个人目的，或者出于谋取权力部门小团体利益的目的，轻易地改变或取消政治权力的某部分职能，致使政治权力部分或者全部偏离了它的公共本质。这种政治权力执行人改变、取消政治权力正当职能，致使政治权力偏离公共本质的现象就是政治权力的异化。
三、杜绝“暴力拆迁”再现
既然暴力拆迁发生的根源我们已经了解透彻，那么解决方案应当并不复杂：
首先，就是斩断政治权力异化的动力，即利益关系，让政府部门回归到客观中立的正确立场上来。政治权力之所以运用不得当，就是小团体利益在做怪，这种利益不仅是“政绩”问题，还有政府的自利。所以，很多城市在扩成改建的过程中，招商环节就开始了“寻租”现象，不少政府部门站在开发商的立场上去考虑拆迁问题。所以，市场竞争的引入，方式是正确的，但是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应当是政府部门享用，而应当透明地让渡给被拆迁者。所以政府应该“阳光化、透明化”。
其次，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教育。行政伦理包含行政道德又高于行政道德，行政伦理的内涵，体现的是行政管理在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责任和公共价值等方面质的规定。行政伦理对于行政管理的公正、廉洁与高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行政伦理可以树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良好形象，获取较高的社会支持与服从。所以道德的力量，是以善治善以求无恶的，也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公共性”这一“善”的理念来教育公职人员，使其领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最后，增强普法宣传，促进公民再次“觉醒”。也许普通的老百姓看不懂艰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但是每年普法活动中将法律条文简化为很生动活泼的漫画、图片等形式，却吸引了街头巷尾的人们的好评，只可惜这样的活动往往不能持之以恒。所以还是前文说的，不能让普法活动成为每年普法日的“特别节目”。公民维权意识的加强，普法活动只是外因，公民自身的“觉醒”也很重要。我们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民族自救的时期，一批民族先行者倡导国民的“觉醒”，那是对国民“民族性”的呼唤，而今天在维权意识面前，我依然提倡“觉醒”，这是对国民“民本性”的呼唤。“觉”，是国民的警觉，无论是在侵权与否的情况下，都明确自己在某一公共事务或死人事务中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义务。不仅如此，还要明确的知道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或者被强加不应承担的义务时，应当用什么手段去有效维权；“醒”，就是醒悟，是一种理性的处事方式，不仅要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方式得当，不能出现我们暴力拆迁事件中“以暴抗暴”或者以生命作为筹码“背水一战”的情况。
参考文献：
[1]王楷模、田正利、张师伟.政治学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2]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八次印刷。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谢斌.行政管理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篇11
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江苏省涟水县）。离任时，他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中洗净，以示“来清去白”。米芾离任时，不仅百姓送的“万民伞”就有上千把，后人还将他洗笔墨的水池重新整修一番，命名为“廉池”，引来无数游客浏览。
唐代崔戎任华州刺史时，做了许多好事。他离任时，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没想到可能用力过猛，竟拉脱掉了他的官靴。老百姓如获至宝，称此靴为“遗爱靴”。明代清官海瑞离任浙江淳安县令时，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供桌上摆放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以颂扬海瑞“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
在古代社会，送官似乎容易理解，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官员的品质显得尤为重要。官员为地方做了好事，百姓可能会感其德政，为其送行，甚至立功德碑、送万民伞。但在现代政治理念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选举、出钱雇佣的公仆，其存在就是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姓送官颠倒了现代政治的角色关系——官员办好差事，是一个公仆的应尽职责，本不必对此感恩戴德，如果“主人”竟然嚷着要为“仆人”立碑感恩，则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不合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了。若是说一个官员做了一些实事就应当被传诵千古、立功德碑，那只能说明做实事的官太少了。
如今，依然可以看到百姓为了办成某件事为官员下跪，这虽与送官流传的美谈不同，但反映出的官民地位是相同的，那便是官员高高在上，百姓极其弱势。送官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百姓依然在盼望清官，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制度还没有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百姓担心政策的不可延续性，因为新官上任习惯了烧三把火，喜欢“开来”而忽略了“继往”。
篇12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篇13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 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 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最具 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 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对于从同 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 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 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 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 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 的客体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 例子来反驳。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再 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 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 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 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 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 理属性。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 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 、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 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 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 上的不同地方做。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 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