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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艺术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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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艺术论文

篇1

(三)歌功颂德之《颂》《颂》包含的主要内容分为了三个大的模块:商颂、周颂和鲁颂,也被后人合称为《诗经》中的“三颂”。《颂》一般是贵族用来祭奠祖先的歌曲,在内容上一方面表现了对功德的歌颂,同时也对贵族的祖先祭祀起到了一定的呈示作用。

二、《诗经》中展现的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一)简单清绮之《风》在《风》中表现十五国风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的作品中,大部分都能够和歌而唱,可以说在音乐的呈现上,呈现出了中国古代音乐中来自于民间风俗的歌谣特征。十五国风的音乐就很明显地呈现出了风俗歌谣的特色。其中大部分歌曲都采用了民间的唱法,体现出明显的生活气息,同时也呈现出生活风格上简朴清绮的特点。例如,在《魏风•十亩之间》里,歌词十分明了,内容明白畅晓,其中只更换了几十字,同时在尾音上都采用了语气词“兮”,使得整首歌具有简单而清新的自然风格,同时对于韵律方面来说,具有固定的特色和可循的规律,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简单而又朗朗上口的表现特色,增强了歌曲的音乐美感和节奏韵律。在《风》中有大量描写美好爱情的歌曲。由于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中,对美满的爱情和婚姻也充满了全社会的歌功颂德的表现,从而体现在了民俗风格的歌唱之中。在比重上,《国风》中的爱情主体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并且在《风》中关于爱情内容的表现上也十分的生动形象。恋歌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表达了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婚姻的渴望。对男女间爱慕之思的表达尤为具有民间气息;在唱法上,《国风》中的演唱形式是较为丰富的,其中有对唱和帮唱等多种形式。对唱的篇目较为有代表性的有《郑风•择兮》,期间男女对唱抒发了真挚的感情。在青年男子唱完相思之苦后又由年轻的女子开始表白,袒露了自己的思念情怀,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郑风•女由鸡鸣》中的歌曲,是一对新婚夫妇之间的对唱,充满了赞美和爱恋的情感,其次在《风》中也涉猎了帮唱的形式,由一方主唱,另一方附和,形成回环往复的音乐美感。

(二)雍容平和之《雅》在诗经的《雅》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音乐艺术着重表现为雍容平和的风格。《雅》中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贵族的生活和宫廷中的雍容富贵典雅,也是对周代的统治阶层真实生活场面的描绘。有趣的是,由于周代一向很注重礼乐方面的文化与制度,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用来歌唱的《小雅》更直观地突出了一种“乐”的形式特征和意义。统治阶层用音乐的形式告诉人们礼乐的重要性,并突出表达了典雅精致的华贵风格。其中《小雅》部分与演奏突出的是一种较为含蓄的、节制内敛的情绪;而《大雅》部分更多的则突出了一种宏伟的气势和刚劲的表现力。在这点上,《大雅》和《小雅》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中《小雅》所表现的是采用丝竹为主的演奏风格,《大雅》则通过钟鼓来表现更为宽广的气势。如果说《大雅》是“大家闺秀”,那么《小雅》毋庸置疑坐拥“小家碧玉”的美称。

(三)载歌载舞之《颂》《颂》是诗经中宗庙祭祀的礼乐歌曲。在具体的音乐呈现上,《颂》体现出了中国古代音乐所特有的独特风格。在队伍的阵势和构成上,《颂》所体现出来的是庞大的乐队和演奏阵容;在节奏上,宗庙祭祀的礼乐显示出了较为缓慢的节奏特色;在具体的表演和演唱形式中,作为严肃而端庄的《颂》则表现出恢弘的载歌载舞的壮观场面。周文化一向被誉为“礼乐”的文化,十分注重对“礼乐”的尊崇,同时对鬼神和祖先也有着深刻的崇敬之情。周礼的精髓就是长幼有序、尊卑各司其位的理念。这不仅仅意味着周代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人遵守的礼节制度,同时也意味着在周代对祖先的祭祀尤为显得具有礼节性,并体现出明确的等级制度,包括对典礼和仪式的尊重及重视。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礼”要搭配“乐”才能进行,行“礼”必作“乐”,这也是在特定场合下的要求。同时对于周代本身来讲这种形式使礼乐文化得到了最有效的推广和发扬。其在表演形式和阵容上都呈现出了恢弘的气势和庞大的演奏队伍,使得乐曲在演奏的过程中自觉上升到了一种庄严肃穆的级别上,突出了周代礼乐制度的精髓和基本要领,同时也为《诗经》的整体构成和演奏提供了一种更为完整、更具有个性特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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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在商周时期仍依附于建筑及工艺美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雕刻工艺须遵循严格的“周礼”,从而使设计品出现了规范化、统一化的面貌,但工匠艺术家对雕塑艺术的特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追求“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最为突出,被学者称为“诸家之纲领”,人们的思想暂时得以解放,包括雕塑在内的各门类艺术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面貌。

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成书于此时,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由此可查当时从属于手工业的雕塑艺术并不是无规矩可循的。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虽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且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被贯彻实行,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宽厚谦和的文化底蕴。

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继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的到来。至此,影响中国人最为深远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确立,在各自发展完善的同时又相互作用,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最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精神面貌和审美意愿的雕塑艺术。

2.雕塑艺术的多样性及雕塑艺术教育的发展

雕塑艺术在古代的中国并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匮乏。战国时期曾侯乙青铜尊盘使用失蜡法铸造,其雕镂装饰极尽繁缛之能事,成为诸侯间不惜动用兵力争夺的一件国之重器;又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神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再如东汉青铜奔马,其凝聚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是我国雕塑艺术中的一件瑰宝,也是举世罕见的塑铸杰作;同为东汉时期的说唱陶俑则表现出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气息,充分流露出劳动人民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诙谐,堪称中外雕塑史上罕见的传神佳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从事雕塑艺术的多为工匠艺人,而没有居统治地位的阶层直接参与,也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美术教育是隐含于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当中的,而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又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局限性,如《论语》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的论述,这就使其审美观附在了等级观念之下。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各种建筑、器具逐渐实现了设计与施工的分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大量兴建,逐渐促成了相应的工匠美术教育形制,再到宋代建立宫廷画院,这就产生了质的飞跃。

篇3

明代中后期,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和文化重镇。在商业大潮冲击下,苏州工艺美术一改过去以来地理条件和手工匠人个人发挥的发展模式,呈现出由市场决定发展道路的新型发展状态。明代,苏州丝织和棉纺织技术发展迅速,民间纺织和海外贸易促使苏州成为全国纺织品生产基地中的佼佼者。有着辉煌历史的苏州刺绣在明代中后期针法更加成熟,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苏绣这一地方制作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品牌。苏绣材质有布、纱、罗、娟、绒等,心灵手巧的绣娘将花鸟鱼虫、城市生活都搬上了刺绣“画卷”“,苏样”刺绣、服饰等风靡全国,苏式工艺美术也因苏绣而蒙上了过多的商业色彩。苏式家具也是苏式工艺美术的载体,除了最常见的竹木外,苏式家具的材料还有楠木、榉木、檀香木等。可以说,小到席子、藤椅、藤枕、纸扇等日用品,大到床、柜、屏风等家居用品,都成为苏式工艺美术的表现场地。成熟的消费市场是苏式工艺美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衣帽鞋袜、纸扇香具、青铜锡具等使用类物品需求的增大,使工艺美术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直至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明代中晚期,苏州工艺美术生产已经非常专业化,实用物品生产地域性鲜明,工艺美术生产在规模、品种上都较宋元时期更加兴盛。吴县罗底绢生产、木渎镇银铜器皿制造、陆墓镇砖瓦、淘气作坊、吴趋坊的藤枕和制靴中心,为工艺美术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在鉴赏类工艺美术作品中心吴县,珠宝花、玉石雕刻、烧料器和扇子制造发达,乾隆帝曾用“相质制器施琢刻,专诸巷益出妙手”给予吴县琢玉作品高度评价。与帝王所好相比,虎丘盆景制作和太湖石更受平民百姓的喜爱,无论是百姓居室还是大家园林中,都常见这二者的身影。异军突起的竹刻、版刻艺术进一步推动了苏州工艺美术的发展,《嘉定县志》记载,嘉定是明代最为著名的竹刻中心,朱松邻一家三代都是著名的竹刻艺人,传统工艺美术就是在这些匠人们的辛勤付出下获得了新生。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苏州工艺美术已经具备品类齐全、规模宏大、新品辈出、行业分工细致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昭告了苏式工艺美术的成熟。

三、苏式工艺美术的艺术内涵及影响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概念,要想知道“苏式”究竟代表了什么,恐怕还要从苏式工艺美术的文化基础说起。在明代中晚期“,苏式”是文化创新的结果,苏式工艺材料新品种的开发和应用是苏式工艺美术发展的基础。金、银、铜、玉、石、象牙、木头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工艺原料,而石刻印、以竹制扇骨、以麦秆编灯等工艺美术表现形式却最早出现在明代。这既与绘画之风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刻印留名的欲望有关,也与印工、刻匠的创作激情有着密切关联。苏州篆刻家沈野,正是发现金玉费力而难成所以才选择以石刻印。此外,在扇面、扇骨、扇坠制作的基础上,苏州折扇制作发展迅速,苏州折扇成为市人争相购买的雅物。虽说灯笼与扇子一样并非是明代才有的产物,但是用麦秸秆编制而成的圆形灯笼确实是在明代才出现,且这种创新性的物品最早在苏州一带较为流行。此外,苏样衣物、家具、水火炉、纺织用品、乐器、茶具器皿等都深受时人喜爱。对材料本身商业价值、人文价值的关注是明代苏州工艺美术发展进程中形成新气象,这也是苏州工艺美术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究其原因,苏州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决定了苏州人开放、积极的胸襟和态度,而苏州工艺美术必定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效仿或创新。所以,说苏州工艺美术是一门开放的艺术,一点都不为过。苏式工艺的美具有特殊性,钟灵毓秀的江南地理环境,养育出了秀气典雅的苏州民众,清雅灵秀也成为苏式工艺的显著风格。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苏式工艺不但质量上乘,风格也别具代表性。苏式工艺的恬淡秀美、清秀典雅在苏式工艺线性曲、静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篇4

东汉时期的隶书已经完全成熟,形态工整华丽,笔法有极强的装饰效果,既庄重又美观,无疑成为当时最适宜书碑的书体。从流传至今的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来看,几乎都是用隶书写刻的。当时的碑刻需求,为当时擅长书写的人士提供了用武之地,各种艺术风格的隶书碑刻不断涌现,不仅显示了隶书的实用性,也将隶书的艺术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清人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就将汉隶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康有为还将汉碑细分为八种风格。侯镜昶《书学论集》中,将汉碑风格详细划分为十四种流派。

这些众多的艺术风格分类,反映了汉代隶书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说,东汉隶书碑刻的繁荣兴盛,是中国历史上书法艺术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流书体隶书,代表了书法史上隶书艺术的最高峰。无论从书写的实用性,还是从书写的艺术性来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善书者群体的形成

汉代人们的习书热情,促进了善书者群体的形成和不断壮大。这个群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的书法家群体。习书之风不仅在民间兴起,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有很多擅长书写的。如汉元帝本人就“多才艺,善史书”。②史书,即隶书的另一称名。元帝以后,汉代皇帝、皇妃中善书者仍有很多。统治阶级对书写的重视,上行下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善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两汉时期涌现出很多善书的人,如西汉时期的杨雄、陈遵,东汉时期的刘睦、曹喜、杜操、崔瑗、张超、蔡邕等,这些人的书艺水平在当时无疑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的墨书真迹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高超的书写范本。如西汉时期擅长书写的陈遵,《汉书》本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③

从中可见当时人们对其书迹的珍爱。东汉书家中,以蔡邕书名最著。《后汉书•邕本传》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公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④这段记载中,可以想象出当时人们欣赏、观摹蔡邕书迹的盛况。东汉善书者众多,对隶书艺术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隶书的艺术表现力,汉碑中各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异彩纷呈,用笔技巧之高之精,代表了当时书家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准,是当时隶书艺术兴盛的重要标志。四、书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东汉时期,人们不但重视隶书的书写技巧,而且出现了最早的书法理论,蔡邕所著的《笔赋》、《笔论》、《九势》等,开启了书法理论上的探讨,其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需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也”。⑤蔡邕在这段书论中,不仅强调了书写前的精神状态,也主张把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融入到书写过程中,通过书写将实际应用与艺术境界融为一体,开启了书法理论的先声。蔡邕在《笔论》中,将书写者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一定意义上看,是“书为心画”说的最早阐释,无疑是汉字书写理论的最早开端。在《九势》中,蔡邕对书写的意境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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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濛”“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濛”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在明清时期,“梅雨”和“江南”的经典意象表述组合已经逐渐固化,梅雨有着迷蒙如雾的状貌特征,迷蒙的江南正是对梅雨意象之美的最好体现者。在明清时期,描写江南的诗句中无不是这一点的突出体现。明代高启的《梅雨》诗中有“江南烟雨苦冥蒙,梅实黄时正满空”一句,写出了梅雨江南迷蒙满空、婉约缠绵之美。而“烟雨江南”这种极富诗意和离愁别绪意味的表述方式又成为明清文人常用来抒怀的意象,无论是诗句还是书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明代《清河书画舫》《续书画题跋记》,清代《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画典籍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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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蒙”“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蒙”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篇7

《阔尔库特阿塔书》是反映操突厥语的诸多部族历史、生活、习俗、礼仪的富有哲理的文献之一。它产生于锡尔河流域的乌古斯―克普恰克部族,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头传唱流传而来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史诗集。

据史料记载,阔尔库特阿塔大约诞生于7-8世纪锡尔河流域的乌古斯―克普恰克联盟,出生地在今哈萨克斯坦国克孜勒奥尔达州锡尔河下游卡尔马哈奇县。母亲是克普恰克人,父亲则是乌古斯部落人。阔尔库特本人是当地有名的英雄、学识博渊的阿肯、作曲家,是民间有威望的传奇人物。有关他的传说在《阔尔库特阿塔书》的12篇史诗中可见。该书全面描述了乌古斯―克普恰克联盟自建立、发展,直到因内部纷争导致衰亡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在这个时期的投影。

《阔尔库特阿塔书》是韵散结合而著的英雄叙事长诗。语言优美、表述流畅,书面语和口语融入一体,副加成语、谚语和各种典故,巧妙地穿插了诸多传说故事,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鸿篇巨著。其中的12篇精彩的史诗内容上虽然连缀成为一体,但是各篇可独立成形。从故事的情节分析入手,我们不难看到阔尔库特本人一般不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他只是每一个故事或构成故事事件的见证人,他通常出现在面临重大决策、重要评判之机或重大的庆贺之宴,给人以神奇的意象。

《阔尔库特阿塔书》中无论对日常生活的表述,还是对人物性格的介绍,使用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与哈萨克民间史诗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对人物的塑造、性格的表述上,大量地运用了设问(盘问)的对话形式。用韵文体的人物对白和阿肯们的口头交锋、对峙很相似。比如:“我们举办庆贺大宴,有库布孜手为我们弹奏献艺。”“尽情地弹奏库布孜吧,让我们心驰神往!”“阔尔库特阿塔来了,让他用库布孜为我们弹奏一曲吧”“四十个小伙子弹着库布孜,为可汗高歌赞美”等等。可见古代先民在举办各种庆贺典礼时,按照旧习都要弹奏库布孜唱赞歌。而哈萨克的阿依特斯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娱乐中产生的。另外,《阔尔库特阿塔书》中人物的相互告白基本上建立在激烈的盘问和对峙上,这些迹象无不让我们联想起两个阿肯的阿依特斯竞技的场面。在《德尔谢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中,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阿依特斯。

譬如:“翟克勒・马力克和牧羊人喀拉什克的争辩”“喀赞和喀拉什合・乔班的盘问应答”“乌拉扎与树木对白”“喀赞和翟克勒・马力克的争执”等。

《阔尔库特阿塔书》中另一个著名的史诗“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表述的是突厥语各部族信奉“青狼”时期的一部分历史事件和部族演变的过程。很多民间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该史诗的故事情节与哈萨克民间史诗“阿勒帕米斯”很相似。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史诗的前半部分的故事情节是“阿勒帕米斯”史诗问世的一个基础。史诗中蕴藏着大量的哈萨克民间习俗。比如:像民间旧习中存在的娃娃亲、嫁女礼仪、包办婚姻、婚礼上举行诗歌竞技、丧礼上的哭歌等等。史诗是韵散结合体,韵文所占比重比较大。史诗中的几个韵文独白和哈萨克民间丧礼上的哭歌一模一样。长诗中的人物对白和哈萨克阿依特斯中阿肯们的口头诗歌竞技也相同。其中,“巴姆瑟・巴依拉克和驼商的争执”“巴姆瑟・巴依拉克和妹妹的争执”“巴姆瑟・巴依拉克唱给妇女们的赞歌”“巴姆瑟・巴依拉克献给巴努契谢克的颂歌”等,这些用韵文对白和独白可以看作是哈萨克阿依特斯最古老的唱本。

用诗歌相互应对是《阔尔库特阿塔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哈萨克阿依特斯文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我们再去翻阅一下其它长诗。比如:像“喀赞别克其子奥拉孜身陷囹圄之歌”。

史诗的故事中占很大篇幅的是喀赞和他儿子奥拉孜的对话,用韵文描述的地方比较多。像“乌古斯部朵哈其子托莫尔勒之歌”中地狱亡灵艾孜尔叶勒与托莫尔勒的争辩,托莫尔勒和父母、妻子之间的应对,这些人物的对白基本上和阿依特斯一样。尤其托莫尔勒与地狱亡灵的使者艾孜尔叶勒的相互对峙更加接近我们所研究的主题。

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文献之一是《阔尔库特阿塔书》。作者在运用民间名言、韵文、寓言、诗歌、英雄史诗和散文片断加以修饰了自己的主题, 根据研究的需要,把关注的视角放在史诗韵中文部分,由此寻觅到不少珍贵的阿依特斯早期文本。 参考文献:

[1]《阔尔克特阿塔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8年。

[2]赛依勒别克・伊萨耶夫,阿拉木图.《哈萨克语言文学史》,《母语》出版社,1996年。

[3]穆・加尔木哈迈提,阿拉木图.《古代遗著》,《萨纳特》出版社,1996年。

篇8

语域理论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变体”的概念。根据韩礼德的界定,语域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1]。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境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情境语境指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包含三个因素,即语场、语旨和语式。

语场即为话语范围,主要指交谈话题以及场地等情境因素。语旨即为话语基调,指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和语言活动的目的。语式即话语方式,指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2]论文提纲怎么写。

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各自的语言环境。但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会为了某种特定的语言交际目的而部分或整体借用另一语域中的语言形式,这就产生了语域偏离。语域偏离是一种文体中借用其他文体或语域的表达方式[3]。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经常会出现语域的转换和语域混合或语域借用的现象,指一个话题借用另一话题的语言形式特征,形式上常体现为语言使用者使用的语言不符合他所处场景的任意一个因素,如在谈论一个话题时使用另一话题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格式,或在正式场合或严肃的话题中使用非正式的语言,或在口头语言中使用书卷气十足的正式语言,或使用的语言不符合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身份地位,都会给人造成不得体、不协调的感觉。这种不得体、不协调的语言即语域偏离[4]的现象。

二 喜剧小品

喜剧小品是中国大众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小品之所以受欢迎在于演员滑稽可笑的表演和风趣幽默的语言。言语幽默是喜剧小品的核心艺术手法,是喜剧小品的生命线,是喜剧小品吸引观众的重要艺术手法。随着喜剧小品的日臻成熟,小品中的言语幽默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谢旭慧在其硕士论文《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中以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特点和策略。[5]谢旭慧、牟玉华在《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语音手段》一文中分析了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常见的语音手段,包括压韵、别解、飞白、不规则停连、方音土调的运用等。邓梦兰在《喜剧小品语言世界的“偏离”与幽默》一文中分析了喜剧小品幽默风趣的表达效果,产生于对语言世界的语音、语义、语法、语体等各种层级结构中的“偏离”手段[6]。

本文主要运用语域偏离理论,选取小说剧本“唐僧收徒”来分析通过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产生的幽默效果。

三 语域偏离理论在喜剧小品中的运用及其产生的幽默效果

1.语域转换

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成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7]论文提纲怎么写。

观音:悟空!

悟空:又是你?这五百年来文学艺术论文,你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观音:这就是你的错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的!

悟空:要不是放我出去,免谈。我现在很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邀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特奥会都请阿诺德了,我只是挣些零用钱而已嘛。

观音和悟空都是古时之人,悟空对观音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在这个对话里,悟空和观音的对话没有了尊敬的意味,还有一些不耐烦的意思。属于语旨转换。这样的关系转换让人感觉很搞笑,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另外他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应是用古文的形式,但是却用了纯现代的语言,如“免谈”“挣些零用钱”文学艺术论文,具体来说属于语式转换。

悟空:那你今天来是要告诉我什么呢?

观音:你听着。(说话间,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 ……孙悟空,男,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现经天竺地区街道管理委员会全体大妈举手表决,将此人指派给唐朝一僧人做徒弟。

这段中,观音把孙悟空要给唐僧做徒弟这一事用现代的任命某人官职的形式宣布出来,属于语场的转换,使古代的故事具有了现代的意味,让人忍俊不禁。

2.语域混合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7],如在白话文中混入文言文文学艺术论文,在书面表达中混入口头表达。

悟空:大山?要不是为了给如来一点面子,我早就变成一只苍蝇飞走了。只是住在别的地方还要收费,这里山清水秀,又有观音MM来看我,我就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觉了?

观音: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呢?

悟空:双休日,understand?

观音:SURE!

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既有白话文又有英语,具体的说应该属于语式混合,虽然感觉有些无厘头,但是却可以博得观众一笑,起到幽默的效果。

3.语域借用

所谓语域借用文学艺术论文,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它语域的某个说法[7]论文提纲怎么写。

悟空:这难道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摇头咒”?

唐僧:不错,这摇头咒你一经听过,你就会立刻上瘾而无法自拔。一日不听就会筋脉倒流;两日不听就会周身溃烂;三日不听就会气血两亏,脸上长出黄褐斑,前列腺肿大,还会伴有更年期症状,就算吃了哈尔滨制药六厂生产的盖中盖口服液也救不了你了!

悟空:好狠毒!

唐僧:呵呵,正所谓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在这段对话中,唐僧借用现代的广告词,把紧箍咒的作用描述一番文学艺术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同时还伴随着对现在一些广告夸大其词的讽刺,让人笑,促人思。

四结语

语域偏离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通过改变语场,语旨和语式来违反语域常规,起到幽默的效果。喜剧小品的幽默可以通过很多形式来实现,但是语域偏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文章通过分析小品剧本“唐僧收徒”,更好的展示了这一点。还有很多的例子,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The user andusers of language”in M.A.K.Halliday,A.McIntosh and P.Stevens.(eds.)The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J].London:Longman,1964.

[2]胡壮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Leech,G.N.AlinguisticGuidetoEnglishpoetry[J].London:Longman,1969.

[4]Leech,Geoffrey.A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London:Longman,1969.

[5]谢旭慧.“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篇9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篇10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文图里著;周卜颐译.《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篇11

1964年,约瑟林(M. Joselyn)提出应针对短篇小说进行真正的文类划分,主要分为拟态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两种。拟态的短篇小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有完满的结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说则在拟态的短篇小说基础之上,加入了诗歌的成分特点。(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乐(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式,她将短篇小说分为史诗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两种。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当于约瑟林所说的拟态的短篇小说,由推理演绎的方式,利用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最终以明确的结果结束全文。艾琳认为“抒情”二字与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比,更强调主题和行文语气。(Baldeshweiler)这些短篇小说类型的分类方式大体上都基于重视情节的传统写作手法与重视抒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间的区别。

抒情式短篇小说产生于19世纪后期,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登上舞台之际。抒情式短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风潮契合,它颠覆了传统的史诗式的风格,注重人物内心的发展,摆脱了依靠情节发展的旧式框架。M. 约瑟林对抒情式短篇小说的诗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1)摆脱传统的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纯粹的言语修辞手法,如语气、意象3)关注意识的增强,而非完整的情节4)仅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高度暗示性,强烈的情感。(Joselyn) 总的来说,抒情式短篇小说轻情节,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故事结构以情绪气氛的跌宕起伏为主线;突出抒情的特点,采用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运用简洁而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语言营造丰富的意象;使用开放式结局,摆脱传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过细读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说风格,探究詹姆斯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创新性写作风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艺。本文将通过对该短篇小说的诗化分析,展现乔伊斯在创作短篇小说时达到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协和。他利用诗化短篇小说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内心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男孩形象,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节,关注人物内心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精神情感的关注与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源起于人们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这些作品通常从内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间百态,以荒诞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现方式,意图展现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乔伊斯这样说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闪光的氛围,它的幻影般的雾气、碎片般的混乱、酒吧里的气氛,停滞的社会——这一切只能通过我使用的词语的肌质(texture)传递出来。思想和情节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重要。”(戴从容 2005:11)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摆脱了传统的关注情节故事发展的短篇小说形式,淡化情节的完整性和逻辑发展顺序,将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李维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李维屏 2011:117)

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长顺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评论者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用诗意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回忆孩童时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经历,读者成为倾听者,直接参与到主人公的回忆片段里,与男孩一起体验爱情的美好神圣与现实残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个男孩寻找爱情的成长冒险故事,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强调外部矛盾的历险故事文学艺术论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内心情感波动和思维方式来发展故事。整个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没有总结性结尾,体现了乔伊斯开创性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手法,也同时展现了抒情式短篇小说的文学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瘫痪(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还未经世事历练,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拥有一颗追求美与艺术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务:念书学习、追逐玩耍,却时常在内心默默观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细节。他的艺术家气质与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男孩对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败腐烂的场景变得诗意化,“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数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乔伊斯2002:21)叙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细节,如颜色,状态,声音等,如同在创作一首散文诗。从《阿拉比》抒情的文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叙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诗人,用心遣词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诗化的语言一一诉说。

叙述者记叙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过程时,没有情节结构,仅以人物内心波动来展现故事,明显体现了散文化的行文结构。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许诺将会在阿拉比市集带些礼物回来后,脑海里面充满了“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ibid:23)接着,叙述者加快语速,连用五个“I”:“我要求……我问问题……我看着……我不能……我没有。”(Joyce 1974:540)随着节奏加快,人物内心的百感交集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等待的时间长度是相对的,也许平时男孩与伙伴们玩耍一会儿时间就悄然过去了,但是当男孩在相同的时间内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时,“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乔伊斯 2002:24)在与时间抗衡时,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烦躁。这种典型意识流的心理时间与传统的时间比起来,摆脱了直观式抒情,“梦幻、映像、心理错觉交叉出现,给小说披上一层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丽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节奏感,如同诗人直面听众表述内心。

在表现爱情这一复杂的内心活动时,《阿拉比》采用散文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男孩的角度将爱情歌颂,用写意的手法描绘梦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乔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爱情,连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轻易提及,害怕惊扰了爱神丘比特,只能将胸中澎湃的爱情波涛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论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犹如一名高尚的骑士小心翼翼的呵护着爱情的圣杯。这种对爱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泪,甚至濒临崩溃,只能将感官关闭起来,直至失去知觉,不自觉地将内心那句歌颂爱的诗诵读而出:“啊,爱!啊,爱!”(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织激发了读者无限想象力,他将视觉变触觉感受:“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ibid:23)男孩对爱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得到升华,读者也随着叙述者语气的强化产生共鸣。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诗式的结构,没有传统意义上情节的开始、和结尾,全篇由叙述者零散的回忆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写拼接而成。故事给出了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将主要笔墨放在人物内心对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读者作为故事直接的倾听者,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些信息,从而顺利进入乔伊斯笔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

抒情式短篇小说注重用暗示、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并通过意象的拼接来传达个人体验。(李丽琴 101)这些言语修辞手法渗入叙述过程后增强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意境:“使传统的抒情从追求叙述节奏的音乐化、画面的色彩化、情绪的弥漫化转移到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浓重化。”(ibid:101)

诗歌中的意象将外在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合,摆脱了现实中普通的形象,附着了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几个简单的意象,经诗人几笔勾勒顿时可以成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语句精炼,仅依靠文中丰富的意象的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瘫痪的都柏林的画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个都柏林城,为了描绘这个瘫痪的城市,“blind”这个词多次出现。“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blind分别表示“死胡同”和“尽头”,均表示没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话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无生气,邻里关系十分冷漠。正是在这种瘫痪的场景下,男孩艺术家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语气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说创造诗意意象的一个重要言语手法。叙述者面对这个麻木无情的社会环境时伤感低沉的语气与小心翼翼手捧爱情时的浪漫的语气相互交织,营造了丰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阿拉比》意象,赋予叙事语言高度启发性。“blind”一词出现了3次,首先作形容词,修饰北里奇蒙德街死气沉沉的气氛,又作名词表示百叶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过百叶窗的眯缝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动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爱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无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名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车站,顿时一群人涌向车门,想要挤进车厢,却被列车员拦下,因为这是一班直达市集的专列。这个车站寓意深刻,与T. S. 艾略特的诗歌“Wasteland”《荒原》相呼应,象征了整个爱尔兰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毫无斗志,长此以往变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没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瘫痪的状态,因此他们无法登上列车,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题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将这个市集看作实现美好梦想的地点,然而实际上,阿拉比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黯淡无光的地方,进门要付钱,里面弥漫着钱的响声,没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却只有毫无生气的爱尔兰人和正在调情的英国人。阿拉比象征着当时被英国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爱尔兰民族文学艺术论文,英国女人冷冰冰地声音与仿佛出于“责任感”似的询问,使得懵懂的爱尔兰男孩毫无防备,不知作何反应。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爱情颂歌,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爱尔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看,《阿拉比》其实是一首激励瘫痪的民族积极斗争的抒情式短篇小说。

三.启发性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尾

抒情式短篇小说如同诗歌,通常语句简短但却句句精辟,寥寥几行字就能表现出宏大的场景。叙述者在文中回忆了许多场景,没有像传统叙事那样给出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将回忆生动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男孩将爱埋藏在心底,终有一天压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厅内,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颂爱情。“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乔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变成了锋利的针尖在男孩和读者的心里到处乱撞。此时,男孩蜕变成一位诗人,把感官隐蔽起来,双手颤抖地合在一起,默读出爱的诗歌。叙述者用几句描绘内心挣扎的抒情诗句,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压抑爱情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传统如同针尖般刺向每一个爱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们的思想发展。《阿拉比》借鉴了散文诗简洁的写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美的赞颂的主观抒情,更进一步探索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启发性。

艾琳指出抒情叙事关注人物内心情感波动变化,拥有开放式结局,旨在引发读者自己去领悟文本内在的含义。(Baldeshweiler)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留白,把某些重要问题悬置,为读者留有足够空间,让读者参与叙事构建的过程。《阿拉比》中男孩怀抱着对爱情无限美好幻想来到阿拉比,却处处碰壁,最终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乔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愤怒源于何事,乔伊斯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同诗歌中充满寓意的语言一样,情绪迸发,却不道出原因,留给读者空间去思考。通过运用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从《阿拉比》中获得更多共鸣。这篇短篇小说以警钟式的姿态呈现在当时瘫痪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民族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爱尔兰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个爱国的爱尔兰人都应该从男孩的顿悟中感受到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四.结论

《阿拉比》表现了乔伊斯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脱离了传统直观的抒情和叙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叙述者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一段关乎祖国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往事。《阿拉比》作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同,它不遵循时间顺序来发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结构,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它无需使用写实风格的语言来传达世间真理,仅仅简洁的几句充满意象的话语就可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它没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时,《阿拉比》中诗歌般的语言精炼而寓意深刻,通过对男孩内心浪漫气质的刻画,反衬出都柏林人在面对民族失去独立的权利时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瘫痪麻木。乔伊斯笔下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诗人,用他抒情的诗歌警醒爱尔兰民族,积极参与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

参考文献:

篇12

Key words: landscape plant configuration; city;

中图分类号:S6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所谓园林植物,是指包括木本和草本的观花、观叶或是观果植物,以及适用于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区的防护植物与经济植物的总称。其中室内花卉装饰用的植物也属园林植物。园林植物可以分为木本园林植物和草本园林植物两大类。此外还包括了蕨类、水生、仙人掌多浆类、食虫类等植物种类。园林植物是园林工程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因此,植物配置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园林工程的质量以及园林功能的发挥。园林植物配置不仅要遵循科学性,而且要讲究艺术性,力求科学合理的配置,创造出优美的景观效果,从而使生态、经济、社会三者效益并举。

同时园林植物的配置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这要考虑植物种类的选择,树丛的组合和平面和立面的构图、色彩、季相以及园林意境;另一方面是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如山石、水体、建筑、园路等相互之间的配置。

我们按照植物生态习性和园林布局要求,可以合理配置园林中的各种植物,以发挥它们的园林功能和观赏特性。可以说,园林植物配置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环节。

正如刚才所说,园林植物,以植物特性及园林应用为主,我们结合生态进行综合分类,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园林树木。这种树木适于在园林绿地及风景区中栽植,为应用的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藤本。

二是露地花卉。其中包括一 、二年生花卉,宿根花卉,球根花卉,岩生花卉以及水生花卉,草坪植物和园林地被植物等。

三是温室花卉和室内植物。这种植物一般是指温带地区须常年或一段时间在温室栽培者,又可分为热带水生植物、秋海棠类植物、天南星科植物、凤梨科植物和柑橘类植物等。

每种类型的植物都构成了不同的空间以及结构形式,这种空间形式或是单体的,或是群体的。

而作为园林工程中的重中之重的园林植物配置更是要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那么,园林植物配置首先应考虑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园林植物配置应遵循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确立生态园林的概念。而要做到生态配置,主要做法包括了

因地制宜,科学设计,适地适生的配置

重视生物的多样性

另外,园林植物配置还应遵循美学原理,同时重视园林的景观功能。

重视植物多样性。

布局合理,疏朗有致,单群结合。

注意不同园林植物形态和色彩的合理搭配。

注意园林植物自身的文化性与周围环境相融合。

最后,园林植物配置还应该结合经济性、文化性、知识性等内容,从而扩大园林植物功能的内涵和外延,充分发挥其综合功能,服务于人类。

下面,我们再从整体到部分来分析园林植物的种植配置。

从整体而言,一、配置要符合园林绿地的性质和功能要求。

对于园林种植设计,先是要从该园林绿地的性质和主要功能出发。每一块园林绿地都有其具体的主要功能。

二、配置要考虑园林艺术的需要

(一)总体艺术布局上要协调

(二)考虑四季景色变化(三)全面考虑植物在观形、赏色、闻味、听声上的效果 (四)配置植物要从总体着眼 三、配置要选择适合的植物种类,满足植物生态要求 四、配置时要考虑种植的密度和搭配

五、园林植物配置还要充分利用植物季相特色。因为植物在不同季节都表现有不同的外貌。植物在一年四季的生长过程中,叶、花、果的形状和色彩随季节而变化。开花时,结果时或叶色转变时,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在局部景区往往都突出一季或两季特色,都以采用单一种类或几种植物成片群植的方式为多。举几个苏杭园林工程的例子吧,比如杭州西湖中苏堤的桃、柳都是春景,曲院风荷是夏景,满觉陇桂花是秋景,孤山踏雪赏梅是冬景。又比如无锡梅园在梅花丛中混栽桂花,春季观梅,秋季赏桂,冬天还可看到桂叶常青。下面,我们再从个别的种植来谈园林种植的配置,一,乔灌木的种植设计

乔灌木都是直立性的木本植物,在园林绿化综合功能中作用显著,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园林绿地中所占比重较大,是园林植物种植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是园林绿化的骨架。一般而言,乔木树冠高大,树冠占据空间大,树干占据的空间小,枝叶的分布比较空透,在改善小气候和环境卫生方面有显著作用,同时在造景上乔木也是多种多样的。而灌木的树冠矮小,多呈现丛生状,树冠虽然占据空间不大,在防尘、防风沙、护坡和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以及在造景方面都有显著作用。所以。对于乔灌木的种植,可以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孤植。这是指乔木的孤立种植类型。二是对植。这是指用两株树按照一定的轴线关系作相互对称或均衡的种植方式,主要用于公园、建筑、道路、广场等入口。 三是行列栽植。这是指乔灌木按一定的株行距成排的种植,或在行内株距有变化。其主要形式有两种:等行等距、等行不等距。四是丛植。这是由二株到十几株乔木或乔灌木组合种植而成的种植类型。五是群植。六是林带。七是林植(树林)。八是绿篱及绿墙。

二、草坪的种植设计。所谓的草坪是指用多年生矮小草本植株密植,并经人工修剪成平整的人工草地,而那些不经修剪的长草地域称为草地。儿用于城市和园林草坪的草本植物主要有结缕草、野牛草、狗牙根草、地毯草、钝叶草、假俭草、黑麦草、早熟禾、剪股颖等。

所谓的草坪一般设置在房屋前面,大型建筑物周围,广场或林间空地,大多都是供观赏、游憩或作为运动场地之用。西方古代园林中已有规则式草地。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自然风景园出现后,园林中开始大面积使用自然式草坪。比如草坪种植的最成功工程,中国古代苑,就有大片的疏林草地和草坪。

草坪按植物材料的组合分可分为:纯一草坪。这是用一种植物材料的草坪。混合草坪。是由多种植物材料组成的草坪。缀花草坪。是以多年生矮小禾草或拟禾草为主,混有少量草本花卉的草坪。 草坪要是按照用途可分为:游憩草坪、观赏草坪、运动场草坪、交通安全草坪、保土护坡的草坪。草坪主要用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环境保护方面。在园林绿地中草坪和树木都起着净化空气、防暑降温以及吸附尘土、减弱噪声的作用,还能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第二,园林艺术方面。草坪能开辟宽广的视线,引导视线以及增加景深和层次,并能充分表现地形美。

第三,城市建设方面。草坪常用于现代化城市需要低矮的绿地的地方,比如道路沿线,强电力网线下方,地下设施上面土层较薄的地方等。三是花坛的种植设计。所谓的花坛是在一定范围的畦地上按照整形式或半整形式的图案栽植观赏植物以表现花卉群体美的园林设施。花坛主要用在规则式园林的建筑物前、入口、广场、道路旁或自然式园林的草坪上。比如说,中国传统的观赏花卉形式是花台,多从地面抬高数十厘米,以砖或石砌边框,中间填土种植花草。有时在花坛边上围以矮栏,如牡丹台、芍药栏等。

四是植篱的种植设计。所谓的植篱。是指用乔木或灌木密植成行而形成的篱垣,又称绿篱、生篱。植篱在园林中的主要用途是:围定场地,划分空间以及屏障或引导视线于景物焦点,有的还可以作为雕像、喷泉、小型园林设施物等的背景,采取特殊的种植方式构成专门的景区(如迷园)。近代又有“植篱造景”,那是结合园景主题,运用灵活的种植方式和整形修剪技巧,构成有如奇岩巨石绵延起伏的园林景观。

因为植篱用的树种必须具有萌芽力强、发枝力强、愈伤力强、耐修剪、耐荫力强、病虫害少等习性,因此也是普遍使用在园林种植的配置中的。

五是攀缘植物的种植设计。所谓的攀缘植物,通俗地说,就是能抓着东西爬的植物。在植物分类学中,并没有攀缘植物这一门类,这个称谓是人们对具有类似爬山虎这样生长形态的植物的形象叫法。而在实际上,人们的生活中就有不少攀缘植物。扁豆、丝瓜、牵牛花、茑萝、葛藤、常春藤、葡萄。

利用攀缘植物装饰建筑物的一种绿化形式。攀缘绿化除美化环境外,还有增加叶面积和绿视率、阻挡日晒以及降低气温、吸附尘埃等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攀缘绿化有下述特点: 1,用途多样。2,占地很少。3,繁殖容易。攀缘植物的选择

攀缘植物有很多攀附器官。例如,扁豆、牵牛、西番莲、忍冬、紫藤等是有缠绕茎;而爬山虎、五叶地锦是有吸盘;葡萄、丝瓜等是有卷须;薜荔、常春藤等有气生根;而像是木香、野蔷薇等有拱形蔓条或钩刺。攀缘绿化还可以根据攀缘植物的吸附是或攀附能力作出安排,例如有吸盘或气生根的植物,其吸附力强,宜作墙面绿化覆盖;有缠绕茎、卷须或钩刺的植物,其攀附能力较强,宜作花架、阳台、栏栅等的绿化装饰。也可以根据攀缘植物的生态习性,因地制宜地选择植物种类。耐寒性较强的爬山虎、忍冬、紫藤、五叶地锦、山葡萄等适宜于中国北方栽培;而在中国南方,除上述植物外,还可用常春藤、络石、凌霄、薜荔、油麻藤、木香等。喜阳的凌霄、紫藤、葡萄等宜植于建筑物的向阳、面;耐荫的常春藤、爬山虎等宜植于建筑物的背阴处。

篇13

对初学声乐的人来说,首先是建立稳定的腔体,通过中声区不同元音的训练,使中声区的声音达到整体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在声腔稳定后,在发展高声区和低声区。20世纪嗓音科学家威廉•文纳(WillianVennard)在《歌唱――机理与技巧》的“掩盖的概念”章节中说道:“加西亚建议学生们以各种音调来唱所有元音。在从明亮过渡到暗的元音中他列出了下表:A接近o;E接近法语中的eu;I接近法语中的u;O接近意大利语中的u”。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加西亚正是利用A―O―U元音之间相互的“掩盖”的手段来统一不同的元音,从而使声腔形成和稳定。声腔的形成是通过不同元音训练的结果。学生在演唱不同的元音时,口与喉有不同的位置,例如,当我们发A(啊)元音时,喉位下沉,舌位是扁平的。发I(依)元音时,喉位向上,舌位是靠前,而声腔的形成过程就是在一个声腔里把不同的元音统一起来。正如春秋战国的艺术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记载的,师乙对子贡说:“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累累乎端如贯珠”。“如贯珠”就是不同的元音在声腔中统一的形象比喻。

声音的训练从A(啊)元音开始,一方面,是从打哈欠中体会咽腔的打开;另一方面,通过A元音练习放平舌位;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声音在胸前的支点。这样让学生把声音安放的支点与腰腹部横隔膜气息的支持点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声乐教师常常说的“搭上气”。叹气的方法是让学生“搭上气”的重要手段。教师在声乐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建立打开咽腔和气息支持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常常讲到的“打开喉咙,气息下沉”的教学手段,一方面,是使学生在咽腔内形成一个咽腔共鸣,另一方面,是让学生把这个共鸣形成的支撑点安放在腰腹部。换言之,就是利用腰腹肌的扩张和横膈膜下沉的机理来控制气息。在具体的声乐训练中,就是用向上打“哈欠”与向下“叹气”两者结合的方法,使咽腔的打开与气息的下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声练习后,使得声音“面罩”的高位置与气息下沉到腰腹部两者之间逐步形成内在的对抗,这种对抗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熏也是一种平衡关系,胸腔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声音支点,它不仅是整个声腔的中心,而且也是声音的通道,上连头声共鸣下连腰腹部的气息支持点。声音支点不仅是声音面罩和腰腹部气息之间的通道,而且也是整个发声腔体的中心。声音面罩的高位置、胸腔中心的通畅和稳定以及腰腹部气息的支撑点,这高、中、低三个部分就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发声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发展的统一体。是声音的上下通畅和稳定。有了A(啊)元音的声音在胸前的支点后,通过A元音到O元音不同练声曲的训练,让声音靠前变圆。有了O元音的腔体,再通过O元音到U元音的不同练声曲的训练,让声音进入头腔共鸣,这样就形成了贯通上下的一个通道。在中声区我们以O元音为主,中声区是以口咽腔共鸣为主,在人的三个主要共鸣腔体(胸腔共鸣、口咽腔共鸣和头腔共鸣)中,可改变的腔体只有口咽腔。它除了“打开喉咙,喉位下沉,向下挡气”形成一定的腔体外,还是上连头腔共鸣,下连胸腔共鸣的通道,如何做到这三个共鸣腔体的有机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共鸣体,口咽腔的O元音的训练是基础。同时,口咽腔还是咬字吐音的地方,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O元音的发声练习是最重要的。高声区我们以U元音为主。U元音容易使声音进入“面罩”运用高、中、底三个声区的A、O、U三个元音进行不断地发声练习,使各声区统一,气息上下贯通,最后获得具有“U音管”腔体发出的混声。因此,笔者认为声腔的形成是通过A、O、U三个元音训练的结果。声腔形成后就是声音的位置安放,教师通过在U这个“面罩”元音的训练,并在其基础上建立Y元音,Y元音是声音位置最高的元音,但是它的训练必须是在学生的声腔形成和稳定后再重点训练。

综上所述,在发声训练中,共鸣的获得或“歌唱共振峰”的形成,实际上是声乐训练中声腔形成和稳定的结果,教师只要抓住这个要点,在教学中就会做到有的放矢,教学效果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然,声乐教学除了技能、技巧的声音训练外,还得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科学的发声技巧可以使得声乐艺术之花开得更加的多彩,而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则能给予发声技巧更宽的天地。人类丰富的情感生活才能通过声乐艺术这个载体表达的更为的优美、更为的动听和更为绚丽。

①沈湘著,李晋玮、李晋媛整理《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出版

社1998年版,第4页。

②威廉•文纳《歌唱――机理与技巧》李维渤译,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0年版,第24页。

③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太和正音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