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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三、多使用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法结构。诗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炼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手法的使用，无疑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乐”，它们分别使用了形容词的动用，以及动词的使动用法。这种用法，比单纯的用“春风把江南岸变绿了”和“使她快乐”要显得凝练，而且更具有表现力，达到古诗文中，炼字的要求。
四、语言凝练，表意的形象。这一特点，源于诗性语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简单的两句话，几个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别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身临其境。在诗文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丰富而含蓄。诗性语言讲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性语言的应用，不但使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超过一种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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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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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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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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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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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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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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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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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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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披文入情
动之以情诗，源之于景，抒之于情，学习古诗少不了一个“情”字。在审美教育中，情感是核心，是灵魂。语文审美教育活动主要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动之以情，是课堂教学揭示美、传输美，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吟诵古诗去感受其美，享受其美，汲取其营养，领悟其真谛。教师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出诗歌的音乐美、节奏美，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达到韵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己动手查阅资料弄懂诗中的词义、句意，正确理解诗的内容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进一步感受古诗的语言美。通过古诗教学，学生自主探究，主动学习，以读为本，体会诗情，体会诗境，自我思考，发现问题的结论和规律，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取知识，形成能力。
（三）启发想象
切身领悟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发挥想象，领悟意境美，应重视以理解为基础，由意象感知到情感体验，再到理性升华的过程。在古诗学习中，教师应独具匠心，发挥想象去进行体验和艺术的再创，将古诗文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变静止为灵动，从而使学生切身领悟，感受到其中有声有色、有情有理的丰富内涵，培养学生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能力，启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使课文在头脑中有声有色地活起来，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联想力、想象力，对课文的形象给予补充和丰富，去领悟古诗中的意境美。
（四）循循善诱
师生共鸣教师要善于以情激情，通过自己动情激发学生动情，这样可以使学生具体感受作者的感情，做到通理明情，入境动情，进而增强美感效应，达到作者、教师以及学生之间共鸣的效果。首先，教师可以在教授学生理解诗句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式，把无形的语言变为直观的画面，把学生自然而然地引向古诗的深处。其次，通过讲述、朗读等教学手段，设境传情，引导学生“身临其境”，使学生悟其神，会其意，领悟到古诗的意境美。再次，教师讲课的语言、表情、动作等都要富于感情，切忌无动于衷的一般讲解，这样才能使学生进入诗中或欢欣或伤感的情态，体会到诗人写诗时的情感，使学生在教师生动形象、理趣盎然的教学中理解古诗的哲理美，整体感知诗意，从而把古诗情、教师情、学生情这“三情”融为一体，师生之间迸发出强烈的美感共鸣，产生共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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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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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挥教育作用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既能让学生在故事中学到相关的数学知识，同时也能让学生了解故事中所包含的故事寓意及人生哲理，在潜移默化中灌输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思想，帮助学生在健康的环境中更好地成长。
2故事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2.1注重故事的选择
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入故事，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故事对小学生的影响力巨大，须注意对故事的选择。对小学阶段故事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年龄特征，同时还要有利于小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及终身发展。例如《葫芦兄弟》、《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这些故事中都含有与数学问题相关的数字，教师通过选择这些故事应用于数学教学中，不仅与学生特殊的心理各年龄特点符合，同时也能帮助小学生分清善、恶、美、丑，有利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2.2将数学问题融入故事中
讲故事既然当做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学会有效将故事与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注意将数学问题融入到故事中。故事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数学问题融入到故事中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进行一年级加减法（10以内）的教学过程中，若简单地对学生描述“2+5=7”或“6-3=3”，然后便要求学生记住，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帮助学生理解，自然是很难记忆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妨应用讲故事的教学方法，将这些数字融入到故事中，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便于深刻记忆。
2.3把握故事的讲述时机
在教学中引入故事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教师在应用这种教学方式时，应注重把握故事的讲述时机。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故事时，应结合教学课程的进度，适当选择讲故事的时机，且不能占用一节课中大部分的时间甚至是整节课的时间来讲故事。以免学生太过于关注故事，而忽略了学习。同时，数学教师还要学会灵活运用和变换故事，巧妙地将教学内容与故事结合教学内容，合理安排该课时应运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或将故事结合其他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合作教学等）展开教学。而不是每节课都运用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教学方法，以免不能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
2.4注意故事的创新性
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故事时，可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教材内容及小学生的心理及年龄特征，对故事有所创新。如一些故事过于深奥、冗长，教师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将故事进行整理、改编，最后转化成一个简短精湛、易于小学生理解的小故事。而有些故事则因其普遍被讲授而失去了新鲜感，致使学生提不起兴趣，难以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教师则应注重对故事进行创新和改编，对传统的故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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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门的课程标准中,语文始终是排在“大三门”之首的主课,可在学生自己的课程表上,却无情地把它排在了所有高考学科之尾。在平常的学习中,语文课既不属于学生爱上爱学的“小四门”──音、体、美、计算机,又无法和“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以及最热门的英语相提并论,他们怎么会有热情去学习它呢?在大多数学生的心目中,语文课下多大的工夫也不见能得高分,少花点精力也未必吃多大亏;多学少学、学好学坏、学与不学都一样。用学生的话说就是“学了90(分),不学也90(分)”。在学生的心目中,语文连“鸡肋”都不是,哪能算得上主课呢?
不可否认,在学生中不乏真正爱好语文的学生,但在高考的重压下,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他们都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指责的。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大纲的颁布和新教材的投入使用,大多数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也没有根本的改观。如果说,学生对数理化的态度是“又恨又爱”的话,那么,对语文课就是“想说爱你不容易了”。
在平时的学习中,学生对数理化老师的课“盯得很紧”,如果对这些老师的教学态度、水平和方法感到不满意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做出一定的甚至是强烈的反应;而对于语文课,相当一部分学生完全抱着一种无所谓的甚至是冷漠的态度,觉得语文老师教得好坏都无所谓,甚至不屑于评价语文课。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语文课可听可不听,可学可不学,学好学坏无所谓。作为我们的母语课,作为最重要的一门工具课,作为一门最具人性、最具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人文学科,在学生的心目中竟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落到了这样尴尬的境地,每个有责任感的语文教育工作者都深感失落和忧虑。
其二、基层中学的语文教学现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新大纲颁布、新教材投入使用已经四年了,2000年入校的学生现在已升入高校或进补习班复读。他们是完整、系统地学完了高中语文新教材的第一批学生,可以说是新大纲、新教材的第一批受益者,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实验品。那么,他们的语文素质──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提高呢?同往届的学生相比,是否有了质的变化呢?
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新课程实行以来,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甚至看不出和以前有什么两样,更没有“旧貌换新颜”的感觉。
在新教材的教学过程中,尽管语文教师试图按照新大纲的理念和新的课程标准施教,但收效甚微。学生在课堂上仍然不愿开口说话,不肯积极发言,课堂气氛还和以前一样沉闷;学生的口头表达还是那样糟糕、拙劣;写作文时还是那样痛苦,写出的作文是那样生涩、蹩脚;大量的作业和试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课外阅读的时间,阅读能力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
尽管这几年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高考试题的结构和题型发生了重大变化,把考查的重点放在了阅读和写作上,题型也由过去以客观题、选择题为主改为以主观题、问答题为主,而作文的考查形式也由以前的命题作文、供料作文改为话题作文,目的都是为了配合新课程的改革,引导学生多读、多想、多写、多练。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和高考命题组的专家们用心良苦,但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读写能力提不高,语文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学校对语文新大纲新教材的学习、研究很重视,但对于贯彻、落实并不热心,甚至担心新课改会影响语文课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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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