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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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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规范管理
一套规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为绿色矿山建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矿山，需要企业首先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面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实现管理程序、指标体系以及作业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步步建立起适应企业绿色发展需要的长效机制，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公司组织架构。
3.争取资源的综合利用
积极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采用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设备，争取实现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例如，可以通过引进“采区化水力机械化采煤”新工艺，完成水利机械化采煤技术的改造，在改造完成后不仅可以显著的提高煤矿的产量，也使得矿井回采率达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从而满足了矿产资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也使三率指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此外，还可以引进煤矸石井下分选充填技术，以实现煤矿企业“来自与地下，再还给地下”的绿色开采理念。最终，通过一整套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机械的运用，达到建设一个绿色矿山生态体系的目的。
4.大力执行节能减排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实际进行开采的过程中，需要对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标准化的处理。在对废水进行处理时，需要努力提高废水的二次利用率，可以利用矿井涌水补充洗煤厂用水，使洗煤废水在管道内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严禁发生意外排放。在对废弃进行处理时，可以在锅炉内安装麻石高效除尘器，用湿法除尘的原理提高除尘效率。经过净化处理后的锅炉烟气应当满足国家颁布的《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中二类区II时段的标准要求。在对噪声进行处理时，需要根据噪声的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治理。比如购置噪声设备，从源头上控制高噪声的产生；针对噪声比较大的设备，应当采取设置隔离间的方式，降低噪声对工作人员以及周围环境的危害。在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面，可以对矿井实施煤研石井下分选充填项目，以减小地面对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5.做好土地复垦工作
土地复垦是保护矿区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手段。煤矿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地质条件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矿山土地复垦方案，严格根据国家的要求贯彻落实土地复垦工作，保障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坚决避免因为不科学的开采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永久性破坏，以保障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矸石山，企业应该因地制宜，通过加工改造变废为宝，实现煤矸石的综合开发与应用。利用煤矸石的可燃性，可以与附近的煤矸石发电厂进行联系，将煤矸石用于发电的过程，还可以与当今的砖厂进行沟通，将煤矸石作为制作建材的原材料出手卖给对方。剩下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固体废弃物可以用来进行坍塌区的回填，为覆土造田工程做贡献。在进行土地复垦工作时，需要严格依据以下的流程进行：规划表土层剥离回填煤矸石推平压实垫土回填表土层复垦。
二、严格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
加强矿山生态环境及治理工作，不仅需要煤矿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落实自己的监管职责，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对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三同时制度，以便从源头上预防矿山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对于已投入使用的矿山加强过程控制，实时做好在煤矿企业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监察与检测工作，贯彻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以提高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对于已经停产的矿山，要加强闭坑后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此外，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加强政策的协调整合工作，把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编制出台生态环境监管与评价能力建设标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制度，强化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为煤矿企业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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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污染严重
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戒状态，污染比较严重的约5％。蔬菜中农药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农产品已经缺乏安全保障。由土坡污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有关部门进行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的铅超标率分别达到60％和46％。广州调查区的蔬菜样品中，七氯和异狄氏剂醛的检出率都在85％以上，而硫代硫酸盐的检出率竟然高达94％。一些地方的稻田土壤因渗入镉废渣而被泻染，致使稻米中的含镉量超标，无法食用。因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0万吨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约125亿元。
(三)固体废弃物污染蔓延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生活垃圾量的迅猛增长，并且因城市垃圾向城郊和农村转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2.8亿吨，生活污水约90多亿吨，人粪尿年产生量为2.6亿吨，绝大多数没有处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随意倾倒、随地丢放、随意排放。畜禽粪便年产生量达27亿吨，80％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染治理设施。在一些地区，畜禽养殖污染成为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二、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原因
(一)污染型产业向农村快速转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污染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一些农村，为承接污染型产业和引进这些企业，地方政府许诺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表面上看，引进这些污染产业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且给当地村民一些就业机会，有些地方为了回避国家对土地的管制政策，采取“以租代征”的办法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有些地方根本不考虑国家的环保政策，违法违规建设。由此对村民造成的危害是长远的。
(二)农业化学品的过量使用
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已达4700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此外，仅从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来看，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的氮就达300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还导致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现象。
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过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利用率仅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染。
(三)农村土地布局不合理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直接污染的危害。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综上所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向西部和落后农村地区转移；同时，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对企业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的不合理布局，农田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过量是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主要原因。
三、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镜污染日益严重的状况，我国在起草污染防治政策、立法、标准体系时，有必要借鉴美英先进经验。第一，由于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的特点，在研究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农村环境保护条例，建立农村环境监测、信息统计、质量评价等标准、方法体系时，应注意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综合协调，同时应对现有的这些法规中已有的一些制度进行完善；第二。在立法中应强调预防体系的健全，并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第三，在立法上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确立公众参与制度，充分发挥公民个人、NGO等环保组织以及社区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加到污染防治工作中来；第四，建立污染整治基金制度、污染整治市场体系和环境污染风险责任保险制度，促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整治向市场化发展。
(二)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有着举足轻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阶段，政府应采取“发展导向”模式。(1)政府应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健全有利于提高执法效能的长效保护机制，用制度来监督环境。环保系统应该实行环境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2)建立宏观综合决策机制，健全中央—地方协商制度。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示。环境保护政策要同部门发展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合作均衡。(3)进行有效管理，促使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情况，因而通过政府来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管理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可通过征收“屁古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
随着发展，政府应逐渐转向“秩序导向”模式。强化公共资源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起合理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利益关系。
(三)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要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系统，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环境监测。加大农村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严格查处小造纸、小化工、小冶炼、小水泥等高污染行业违法排污行为。对长期超标排污的私设暗管偷排偷放的、污染直排的，应停产关闭。对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未经验收擅自投产的，应停产停建。对治理无望的企业和生产能力，应关闭取缔。严格环境准入，禁止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农村地区立项。加强自然保护区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和开展旅游等破坏生态的行为。要充实农村环境保护力量，保证必要的监测、执法装备、经费等工作条件。
(四)增强科技对生态环境管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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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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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建设城市生态园林的时候要遵从“生态位”的原则
生态位指的是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在时间、空间中的地位。生态位体现了物种和物种、物种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的选择和配置，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态园林系统景观的审美价值和综合功能。因此，在建设城市生态园林的时候要遵从“生态位”的原则。在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过程中，要首先充分考虑物种的生态位特征，选择最合适的植物种类，避免植物种类之间互相竞争。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复层群落结构有利于充分的利用环境资源，形成最优美的城市生态园林景观。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植物、树木，例如对于处在干旱地区的城市，应该选择抗旱耐寒的植物。一般来说，具有抗污吸污、抗病虫害、耐粗放管理的植物能够作为大多数的城市的生态园林种植植物。在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过程中，要利用不同物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差异来配置植物。例如槭树可以和杜鹃这样配置，槭树的树干比较高大，可以有效的吸收上层较强的直射阳光以及较深层的土壤肥力，而杜鹃属于林下灌木，只需要吸收林下较弱的散射光和较浅层土中的矿质养分就能很好的生长。两类植物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可以一块配置，既能保持群落和生态景观的稳定性，又能提高城市生态景观的综合价值。
1.3在建设城市生态园林时要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环境中物种的丰富度、均匀度，还反映了群落的动态和稳定性。因此，在建设城市生态园林的时候，要保持生态园林物种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物种能够充分的利用空间资源、生物资源，并且它们彼此之间还能够相互的补充，使得整个城市生态园林景观呈现出稳定的形态，从而更好地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市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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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正在凸现，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需要艰苦的努力。
1.1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根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资料，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积1369.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1552.44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4.5%，三者合计3369.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吨/平方千米，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从自然因素上看，一是地形，该地区山地和岗地面积广大，其中坡度25。以上的坡地就占到山地和岗地总面积的52％。二是成土母质，该地区的成土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一旦遭遇强度大的降水，极易造成土层坍塌，泥沙顺水而下，形成泥石流。三是植被，由于库区居民大规模的垦林开荒，地表，提供了大量的泥砂源，同时，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地区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四是降水，库区处在夏季降雨的中心，每年5—9月份暴雨频繁且强度较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因素。
从社会因素看，丹江口库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是该区水土流失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当地政府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由于对木材的采伐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再生林的培养缺乏更新性，使得森林资源面积越来越少。仅在西峡县，国家就设置了三个国有林场，先后采伐了2万多公顷的原始森林，而属于死保护区的林区，现在也所剩无几。第二，农业用地对森林植被的强夺。丹江口库区90％都是生活在深山的农民，当地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公顷，靠这仅有的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能从农业之外的产业中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只好把矛头转向林地，不断地伐木毁草，不断地开辟土地。这种农民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生态陷入“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砍光了就去山上开荒”的恶性循环，使得森林面积急剧减少。除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锐减，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肆意地开山炸石，任意地弃渣置物，都会造成库区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雨季泥沙俱下，大量的泥沙在库底淤积，使得水库的库容减少，工程效益降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1988年20年间，丹江库区淤积泥沙达12.1亿吨，已占水库库容的8％。即使按着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使用期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泥沙携带了大量的养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入库区水面，使水库水质富营养化，加剧了水体污染，这将严重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1.2水质污染
丹江口水库入库干、支流汉江、堵河、天河、浪河、淄河、神定河、泅河、官山河、剑河、老灌河等河流的沿岸城镇废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库区已受到了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化工、建材、造纸、食品、采矿、制药等多行业的污染。据估计，库区城、乡和工业企业向丹江口水库年排污水量达1亿吨，加上不适当使用化肥、农药，使库区局部有富营养化发生的趋势。
据南阳市环境监测站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多次连续监测，综合数据表明：丹江口库区总磷总氮明显超标。其中总磷浓度为0.02—0.05毫克／升，总氮浓度为1.48—1.60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和劣V类，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类水质和调水水质的要求，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库区近年已检测出微量有机物达200余种，从历年库区底质检测还发现有含量极微的毒害物及重金属。由此可见，丹江口库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退化。水体一旦富营养化，就很难治理和控制，势必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质量，这样投入巨资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
（1）工业废水污染
丹江口库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门类不多，且多以污染大、耗水多的重工业为主，而缺乏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轻工业。例如浙川县的造纸厂、化肥厂、冶炼厂，都是排放污水的大户，由于这些企业的治污技术和设备比较初级，致使大量矽废水、污水无处排放，只好顺流而下，汇人丹江，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就会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2）城市生活污水污染
仅以丹江所依托的淅川县县城为例。浙川县城区人口约有8万多，年排放生活污水1314万吨，污水中含有的COD、N、P等多种有机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污染呈加剧趋势。
（3）农药化肥污染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丹江口水库的辐射区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农民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因经济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农药，未经作物吸收利用的农药、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库区水体，从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丹江水体的污染。
2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近两年来，已经关、停了部分严重污染的企业，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开始进一步实施。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2.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2.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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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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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性水污染严重水污染程度加剧会导致水体中和周围地区动植物大量死亡，使水域生态物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进一步降低水环境容量。水污染也直接减少了可供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数量，导致水质型缺少。有的地区河流严重污染，使流域附近居民陷入守着河流没水吃的窘境。2010到2012年三年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持续增加，增加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黑龙江省2011年比2010年增加了5792万吨，增幅为16.6%；辽宁省2011年比2010年更是增加了16387万吨，增幅为23.2%，虽然在2012年有所下降，相比2011年的增加量16387万吨而言，降幅较小。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67663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7.6%。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于100万吨的省份有10个，黑龙江省排在第3位；全国氨氮排放量大于10万吨的省份有11个，辽宁省排在第10位，同时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类排放量上，排在第3位。
3.城市空气污染危害严重从总体上看，东北城市空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使得汽车尾气正在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新型“罪魁祸首”，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2013年底，哈尔滨市民用车辆比上年增加12.4万辆，总量达到142.2万辆，比上年增长9.5%。其中，汽车总数突破百万辆，达到100.5万辆，同比增加11.2万辆，增长12.6%。哈尔滨市整治大气污染压力最大，提出2017年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要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10%。目前，哈尔滨市建成区将不再审批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火电、钢铁、建材、焦化、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现有的项目也要逐步向外转移。
4.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越积越多2012年，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差距明显，一半城市的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吉林市和白山市却低于50%；辽宁省的鞍山、抚顺、本溪和丹东更是低于30%，超过90%的只有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相对其他两个省份要好一些，只有双鸭山在50%以下，其他城市都在70%以上。除工业固体废物外，生活垃圾也是固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东北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由于处置能力有限，很多城市并非是对垃圾进行处理，而是堆放垃圾。大量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这些废物经过雨雪淋溶，可溶成分会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污染；或随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向土壤迁移转化，富集有害物质，使堆场附近土质酸化、碱化、硬化，甚至发生重金属型污染。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发生累积而被植物吸收，毒害农作物，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
二、东北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城市的生态环保建设原则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整体和谐，又要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技术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城市的和谐。
1.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立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机制要以增加城市绿地为主构筑城市景观，构建自然生态体系，突出城市特色。绿色植被能够很好地吸附灰尘，吸收有害气体，平衡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起到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木、草坪都可以通过叶片来吸纳烟灰和粉尘。此外，修建屋顶花园不仅能够使建筑物减少紫外线辐射，增加建筑物使用寿命，同样能够起到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进行调整，对城市交通格局进行调整。
2.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大循环模式，即工业园区层面的循环经济，把不同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个企业的能源和原料。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转变。
3.注重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安全从水量、生态栖息地、水质恢复三方面构建水生态安全体系。不仅考虑环境水质标准的限值，更强调从维系水生态安全出发，保障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从水源地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区，水污染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同时，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与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市区污水处理厂加大运营力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的供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逐步解决城市公益设施的配套完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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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污染严重
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戒状态，污染比较严重的约5％。蔬菜中农药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农产品已经缺乏安全保障。由土坡污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有关部门进行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的铅超标率分别达到60％和46％。广州调查区的蔬菜样品中，七氯和异狄氏剂醛的检出率都在85％以上，而硫代硫酸盐的检出率竟然高达94％。一些地方的稻田土壤因渗入镉废渣而被泻染，致使稻米中的含镉量超标，无法食用。因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0万吨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约125亿元。
(三)固体废弃物污染蔓延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生活垃圾量的迅猛增长，并且因城市垃圾向城郊和农村转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2.8亿吨，生活污水约90多亿吨，人粪尿年产生量为2.6亿吨，绝大多数没有处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随意倾倒、随地丢放、随意排放。畜禽粪便年产生量达27亿吨，80％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染治理设施。在一些地区，畜禽养殖污染成为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二、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原因
(一)污染型产业向农村快速转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污染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一些农村，为承接污染型产业和引进这些企业，地方政府许诺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表面上看，引进这些污染产业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且给当地村民一些就业机会，有些地方为了回避国家对土地的管制政策，采取“以租代征”的办法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有些地方根本不考虑国家的环保政策，违法违规建设。由此对村民造成的危害是长远的。
(二)农业化学品的过量使用
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已达4700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此外，仅从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来看，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的氮就达300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还导致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现象。
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过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利用率仅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染。
(三)农村土地布局不合理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直接污染的危害。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综上所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向西部和落后农村地区转移；同时，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对企业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的不合理布局，农田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过量是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的主要原因。
三、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镜污染日益严重的状况，我国在起草污染防治政策、立法、标准体系时，有必要借鉴美英先进经验。第一，由于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的特点，在研究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农村环境保护条例，建立农村环境监测、信息统计、质量评价等标准、方法体系时，应注意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综合协调，同时应对现有的这些法规中已有的一些制度进行完善；第二。在立法中应强调预防体系的健全，并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第三，在立法上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确立公众参与制度，充分发挥公民个人、NGO等环保组织以及社区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加到污染防治工作中来；第四，建立污染整治基金制度、污染整治市场体系和环境污染风险责任保险制度，促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整治向市场化发展。
(二)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有着举足轻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阶段，政府应采取“发展导向”模式。(1)政府应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健全有利于提高执法效能的长效保护机制，用制度来监督环境。环保系统应该实行环境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2)建立宏观综合决策机制，健全中央—地方协商制度。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示。环境保护政策要同部门发展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合作均衡。(3)进行有效管理，促使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情况，因而通过政府来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管理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可通过征收“屁古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
随着发展，政府应逐渐转向“秩序导向”模式。强化公共资源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起合理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利益关系。
(三)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要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系统，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环境监测。加大农村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严格查处小造纸、小化工、小冶炼、小水泥等高污染行业违法排污行为。对长期超标排污的私设暗管偷排偷放的、污染直排的，应停产关闭。对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未经验收擅自投产的，应停产停建。对治理无望的企业和生产能力，应关闭取缔。严格环境准入，禁止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农村地区立项。加强自然保护区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和开展旅游等破坏生态的行为。要充实农村环境保护力量，保证必要的监测、执法装备、经费等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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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提的就是目前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对于农村也建立出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有关规定。但是农村的污染和城市的污染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因为农村人口的分散性，造成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污染的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其次是农村生态污染面源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最后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污染不易监测性。这与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农村环境保护污染就形成了难监控、难防治的一种局面。在现行的法律当中虽然有《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保护法》，但是针对农村的环境保护管理的考虑还不够充分。
（二）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保护财政投入较少，造成污染治理不力
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保护财政投入不够，具体的体现在城乡的分治战略之上，导致农村与城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直以来，我国对于污染防治都侧重于考虑城市以及工业化的城市，但是对于农村的经费就缺乏了必要的管理。但是，现在的城市污染已经伸向农村，但是农村相应环境保护经费保护的财政资金渠道却得不到保护，申请专项治理的排污费难度也较大。
（三）农村人口较多，就造成了生态与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
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但对农村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在地区偏僻、教育较差的贫困地区，其人口、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四）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深入的进行宣传，使得农民缺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总体上来说，中国对于环保的宣传设计的侧重点都是在于城市，在农村开展力度不够深入。农民文化水平较低，造成农民对农村污染危害的严重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大多数的农民认为只有那种像工厂、工业区排出来的污染废水才会形成污染，而对于农家使用的化肥、粪便以及农药都不属于污染的一种。另外，农民往往看重的都是经济利益，忽略了环境保护问题，普遍的农民认为只有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力提高了，就能够将所有的问题一一的解决好。大多数农民的环境保护保护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村环境保护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
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解决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保障体系
想要较好的处理目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需要的是一套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来说，需要对畜禽、化肥、农药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定。此外，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惩治力度不足、立法的内容相对滞后等等问题。所以，对于法律体系，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其一，将农村污染主体的责任范围明确。不仅仅是对于当地政府和乡镇有关企业，更多的还是需要将农民纳入到范畴之内，从而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其二，增强农村农民的环保意思；其三，深入了解农村有关环保问题，针对问题修改现有的环保立法，加大惩治制度，其中主要的是乡镇企业。
（二）改变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
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农业能够顺利、正确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找寻源头，从源头上来阻止农业生态污染的继续蔓延。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原理，并且是以农业可持续性的发展作为其核心基础，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能够得以平衡发展，再将农业的安全生产与人们的身心健康摆放在第一位，才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集成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如何改变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呢？其一，应考虑具体农业每一个区域的特点，实施生态防治技术、平衡施肥，从源头开始抓好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其二，结合农业生产的节水灌溉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灌水利用以及化肥使用率。
（三）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政府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保护的财政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其中一方面，政府必须做出不能将排污费当做环保部门管理经费的严格规定；还有就是各级政府应确保环保部门的行政开支有稳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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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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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鼓励的影响，海南农村经济在海南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海南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制约因素，这就导致了海南农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对于海南农村的生态发展有着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坚持海南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海南经济的不断发展，海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一、海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海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比如农村经济结构上的问题等，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导致了能够直接开采的资源正在急速减少，并且生态环境也在不断的恶化。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上来说，海南处于“南荒地带”，和大陆的长时间脱离，导致了其余大陆其他地区相比，生态环境系统更加的脆弱，经济发展也长期处于发展不快的情况。而且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特殊，导致其文化传播和大陆其他省份有着较大的差距，导致了海南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不当，目前部分地区还存在着乱开乱采的现象，也就致使海南部分农村的自然资源损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速度较快。
第二，由于海南农村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的基础建设跟不上经济建设的步伐，也就导致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缓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南农村发展的脚步，同时也造成海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缓慢。由于农村的基础建设跟不上，所以道路、水利等设施都不达标，在台风和暴雨天气的侵袭之后，土路被冲毁，田地受到侵害。
第三，主人翁意识的缺失。在海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海南农村群众没有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角色。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着总人口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农村的群众是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直接的关系到了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于海南来说，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素质水平直接的关系到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再加上城乡之间的差距，海南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就更加低了。
二、当前海南农村环境保护的法治分析
（一）缺乏农村环境立法理念
当前，我国的环境立法还是以城市为主，也就是说环境立法首先应该将目光聚焦在工业污染的治理上，而后再去考虑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所以城市和农村的立法存在着二元结构问题，因为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导致环境立法在农村中比较缺失。由于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方面，所以没有体现城市和农村的平等重视，经常是在牺牲农村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来改善城市的环境问题，也导致了农村无法得到生态效益的有效补偿，最终使得农村环境更加恶化。在生态环境的相关立法当中，缺乏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对我国的农村环境改善不利，而且也影响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不完善
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基于《环境保护法》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是对农村环境保护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条令。在2007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前，我国没有过任何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任何政策。在现行的农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当中，也有一些法律法规是缺乏原则和系统性的，也对农村的实践情况有所脱离，导致了法律法规没有可行性。例如在《环境保护法》的第三十三条中提到了保护农村环境，要推动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第五十五条当中虽然对各级政府安排资金对农村饮用水和污染防治等治理工作进行了规定，但是没有出台配套的规章制度进行相应规定；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中，农村生活污染垃圾的防止具体方法有地方性法规进行规定，但是海南省还没有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在农业法的第八章当中对农村环境保护仅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没有进行具体的配套措施规定。可以说当前我国环境法大多都是针对城市制定的，缺乏专门针对农村的环保法律。
（三）农村环境执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当前海南省的农村环境问题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海南省的环保部门设置存在一定的缺陷。当前海南的环保部门设置只达到了县区级，而没有覆盖乡镇级，而县区级的环保部门重点是城市环境问题和工业污染，农村环境问题变成了环保工作的盲区。第二，当前我国实行的环境管理体制是统一管理和分部门合作的方式，除了环保部门，水利、农业等部门掌握了农村环境的执法权，由于执法主体多，导致了权责不明，权利分散的问题，这样就会使得环保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第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当前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对一些环保评价不过关的项目进行批准，法律的执行不到位，尤其是一些环境污染严重、但是经济效益高的企业，政府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这样做的后果严重的损害了环境保护。
（四）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
2009年设立农村环保专项基金前，我国的环保投资几乎只用于城市环境和工业污染的治理过程，而且一般只作为环保专项资金的排污费。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在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当中，忽视了农村的治理，治理城市的过程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由于农村环保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村环保设施落后，在海南，很多农村没有建立起排污系统，产生的污水何垃圾等没有经过处理就被排放到了环境中，严重的破坏了农村环境。
另外，由于农村的检测站设备落后，设施不完善，导致了农村环境的情况无法被真实的反应，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十分困难。
（五）农村群众的环保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由于当前收到了经济和生活习惯的限制，海南的农村群众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当前海南的农业技术并不发达，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群众都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落后生产行为会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此外，由于农村的法律教育比较落后，导致了农民的法律观念不强，维权意识也比较差，在环境污染行为的面前，鲜少有人会进行法律维权。在环保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认识到，农民才是环境保护的主人翁。对于农村环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必须要提升农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三、生态文明建设下海南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树立起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推动相关立法
要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的支持，完善立法是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只重视城市环境的保护，忽视了农村。就我国目前农村环境十分恶劣的现状，必须要加强农村环保立法，改变立法过程当中边缘化农村立法的现状。以《立法法》为基础，《环境保护法》应当是当前农村环境保护法律立法的基础。《环境法》提出了以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农村环保立法的过程当汇总，要以环境法确立的原则和理念为基础，摒弃立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老旧观念，将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提升到城市环保立法的同等地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和制度都是基于城市、工业环保的要求的，并不能够适用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实践当中。由于农村的环境保护油这独特的生活背景，因此，应当从立法的层面上给予农村特别的关注。立法机关应当加强农村环保立法的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农村保护的相关法律条例，吧农业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村居民的生活污染等问题作为重点的防范对象。并且将《农村环境保护法》提上日程，将其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可以说，土地是农民的生活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的土壤污染十分严重，但是当前海南对于土壤污染的相关防治条例却稀缺。当前应当转进对土壤和畜禽养殖污染进行保护立法，才能够弥补空白。
（三）加强执法力度
加强农村环保执法，首先要建立起农村环保执法的机构。根据当前海南盛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笔者认为应当在乡镇设置环保局的派出机构，派遣专门的环保人员，依法对农村的环保行为进行管理。此外，在农村，居民的自治组织在日常食物的管理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可以考虑给予这些组织一定的管理权限，协同管理。其次，要明确环保部门的职责，明确在工作过程当中的分工。在环保的过程当汇总，应当以环保部门为主，其他部门协同管理的方式。同时，也要明确环保法执法的程序和责任，加大执法的力度。最后，要完善政府在环保过程当中的责任。由于环保法当中对于地方政府的责任规定的十分笼统，没有具体的规定乡镇政府的环保职责。现阶段，海南的农村环保工作一定程度上，仍然以来政府的行政力量，因此，要对环保考核体系加以重视，早日建立起完善的环保考核体系，明确管理职责，引导全体农民对于环保的重视。对于由于政府不作为导致的环保问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四、总结
海南是我国的“四季生态花园岛”，并且可以向世界亮出中国的生态名片。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海南十分重要的使命。所以当前海南农村环保建设迫在眉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海南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建设，推动海南新农村的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的改善海南的生态环境，推动海南经济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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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