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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跨国税务筹划是跨国纳税人利用各种税法规定的差别，采取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最大限度地谋求减轻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谋利非税性。一般的跨国税务筹划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国际纳税义务为目标，在谋利上具有直接谋取税收利益的特点。而逆向税务筹划则不然，它不仅不能直接谋取税收利益，而且还要牺牲税收利益。但通过牺牲税收利益，将带来所得的更大的非税收利益。它已不只是一个税收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税收但又重在非税的较为复杂的问题。
2.间接谋利性。跨国纳税人进行一般的税务筹划，以避免高税管辖权而进入低税管辖权为途径，在谋利上显得较为直接，从而容易引起注意。逆向税务筹划则是借助避免低税管辖权而进入高税管辖权来进行的，从表面上看，这并不能减轻国际纳税义务，相反还会加重国际纳税义务，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但是，跨国纳税人正是借助这种逆向税务筹划活动达到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利益的目的。
3.谋利多样性。一般的跨国税务筹划旨在直接谋取税收利益，因而在谋利上具有单一性的特点。但跨国纳税人进行逆向税务筹划所要谋求的利益则随具体情况而变。
有时是为了实现净利润最大化；有时则并不能使净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有效实现某项必要的经营策略；有时可立即谋取利益，有时则在当期并不能谋利，而是将来有利。
三、逆向税务筹划实例
跨国纳税人进行逆向税务筹划，最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所需利益，这与跨国纳税人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一致。
例如，甲国某企业A到乙国开办一家合营企业B，并负责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
按协议，税后利润的40％归企业A所有，60％归企业B的乙国方所有，某纳税年度，企业B本应实现利润100000元。根据税法规定，甲国所得税税率为55％，乙国所得税税率为35％。
企业B应向乙国家缴纳所得税额为：
100000×35％＝35000（元）
企业B税后利润为：
100000－35000＝65000（元）
税后利润在企业A和企业B的乙国方间进行分配，企业A应得利润为：
65000×40％＝26000（元）
企业B的乙国方应得利润为：
65000×60％＝39000（元）但由于企业A操纵了企业B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使企业B实现应税所得额为50000元，其余50000元利润转移到甲国的企业A.企业B应交纳所得税额为：
50000×35％＝17500元
企业B税后利润为：
50000－17500＝32500元
企业B税后利润在企业A和企业B的乙国方间进行分配，企业A应得利润为：
32500×40％＝13000元
企业B的乙国方应得利润为：
32500×60％＝19500元
企业A因所得额增加50000元，应多交纳所得税额为：
50000×55％＝27500元
企业A税后利润增加额为：
50000－27500＝22500元
从表面看，企业A的这种行为不仅不能减轻国际纳税义务，相反，会加重国际纳税义务。但是，由于企业A独享所增加的税后利润22500元，将会实现净利润最大化。
企业A最终所得的利润额为：
13000＋22500＝35500元
与逆向税务筹划行为发生前相比，企业A所得利润增加额为：
35500－26000＝9500元
这里，跨国纳税人多纳税额为：
50000×（55％－35％）＝10000元
甲国增加税收收入27500元，乙国减少收入为：
50000×35％＝1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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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目标体现着本金的本质特征
财务目标是经济组织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与自身的价值判断中不断推动本金运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影响和制约着各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目标。
资金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货币。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质特性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不仅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而且形成了价值。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本金增值的来源。财务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现形式——财务活动与内其在利益约束——财务关系的有机构成，其行为充分体现出本金运动的本质特征即对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这就是公司财务目标的本质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财务目标内涵
公司经营理财，其目的直接指向获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提高。尽管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时期财务目标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公司在形式上拟定怎样的具体财务目标，最终都必须符合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在实际公司运作中，经营管理阶层与投资所有者对目标实现的期望上常常产生一定的分歧：投资者在理财策略上和经营策略中往往会从公司长久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而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会满足于“安全处理业务”，其结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所有者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财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其一，投资所有者的理财目标，其长久的利益必须首先通过公司经营者对财务目标的追求才能得以体现；其二，经营者的保守、消极态度和行为一旦被投资所有者认为“不当”，也会危及到经营管理者的利益。因而，从长远来看，经营管理阶层拟订的财务目标必须统一于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客观要求。
二、纳税制约下的公司财务目标
（一）纳税债务与公司一般性债务偿还对现金支付需要的差异
公司的负债主要来源于：（1）营业性债务，如各种长短期借款、应付债券、结算信用债务、其他长期应付款；（2）应付投资所有者股息、红利；（3）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等等。前两者定义为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后者称之为纳税债务。
纳税债务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的偿还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呈现差异。一般性债务偿还相对于纳税债务偿还对现金流量的约束具有较大的弹性，即体现出一定的“软”约束状态。纳税债务的清偿则体现着现金流量的“刚性”约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弹性可能。税法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决定了公司只有及时足额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能使其市场法人资格在法律上得以认可，进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场自与正当经营收益的法律保护权。法定税款的缴纳，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其运作的规则是必须动用现实的现金才能予以完成。
（二）现金匮乏对公司切身利益目标的负效应分析
税款的计量依托于法定税率与公司账面记载的应税收益（为便于分析，假定会计计税收益与税法计税收益具有同一的内涵）金额，而不考虑这种账面意义的收益所实际取得的现金流入量的状况。因而公司纳税的行为规范就是：只要体现出账面（或会计）观念的应税收益，公司就必须依法及时足额地动用现实的现金予以解缴。
既然存在着会计收益预期的应计现金流入量与实际现金流入量的非对等性同依据会计收益而非实际变现收益计算的应交税款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间的矛盾的客观性，因此，单纯地依据公司最大获利能力所确立的所谓“最佳”财务目标在纳税现金支出刚性约束下对公司切身利益产生以下负效应。
其一，绝对的现金支付能力匮乏。即手持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即时税款，而公司在税法规定期满前又无法予以融通。
其二，现金的相对不足。即公司手持现金相对于纳税现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过融通能够弥补，只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相对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的纳税现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为对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蚀，即纳税的机会损失完全定义为公司的成本。一旦这种成本损失的增长额度超过账面边际税后利润时，便意味着此时的账面利润相对过度，或者说抑减一定数额的账面获利能力对公司可能更为有利。
（三）纳税约束下的公司适度财务目标的内涵规定性1．适度财务目标以公司获利能力与现金偿付能力的制衡协调为基础
账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须充分依托于现金的偿付能力，特别是纳税现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边际损益分析原理，通过获利能力与现金支付能力间的利弊权衡与制约协调，最终达成在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维护下二者的和谐统一。2．适度的财务目标应当有利于公司与国家长期利益的良性稳健增长
较高的公司账面收益的确有利于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这种即时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较大的机会风险损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税负相对现金支付压力过重而无以缓解时，便将对公司资金运行的内在秩序发生严重的扰乱，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础推进滞缓。这样最终损害的就不仅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将是国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过法制规范将市场价值判断取向权力赋予作为市场法人主体的公司，使之能够充分依托有效的现金支付能力预期，而非单纯地以账面收益最大化组织经营理财决策，这样尽管可能对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微小的代价将换取公司长期稳定的资金基础的有效奠立，因而从长远意义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必将随着公司效益增殖活力与功能的提高和强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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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天泽化肥厂以生产合成氨、氮肥、磷肥等无机化肥产品为主，由于化肥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天泽化肥厂2011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立了一个有机肥生产车间，利用尾菜、秸秆等天然有机物和氮、磷、钾等无机肥料原料生产符合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1887-2002标准的有机肥产品，2011年天泽化肥厂购进无烟煤等原材料2100万元，进项税额357万元，其中40%用于生产有机肥产品，收购尾菜、秸秆买价40万元，运费10万元，2011年无机化肥销售额35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13%，有机化肥销售额1050万元，符合免征增值税的条件。
方案一：有机肥产品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2100×17%×60%=240.8万元；方案二：放弃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1050×13%-2100×17%-40×13%-10×7%=228.6万元，可见，天泽化肥厂放弃免税权，2011年可以少纳增值税12.2万。
由于天泽化肥厂生产的有机肥产品利润率很低，投入的无机物原料增值税税率17%，放弃免税权，化肥增值税税率13%，在产品增值率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4%的“税收漏斗”；另外，生产有机肥产品投入的尾菜、秸秆属于免税农产品，允许按照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扣除，收购免税农产品的运费，允许按7%的扣除率计算抵扣，也降低了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根据财税[2007]127号文件的规定，销售免征增值税货物的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权，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天泽化肥厂应测算最近3年有机肥产品的销售额、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综合考虑放弃免税权的3年内是否能够获得“税收漏斗”收益，同时应积极改进有机肥产品的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产品利润率，使有机肥产品创造增值额的同时，享受免税优惠，这才是企业持续发展之道。
二、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就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繁杂，纳税人申请享受某些税收优惠待遇，必须经过资格认定，或者按照要求进行核算，报送相关资料，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否则即使符合税收优惠的条件，也没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例如，居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生物医药新品种等技术转让所得，所得额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双方应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并且境内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认定登记，跨境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商务部门认定登记，涉及财政经费支持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审批。如果上述技术转让行为未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认定登记，企业就没有资格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的优惠政策。
三、争取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是财务部门的职责
许多企业负责人认为，税收问题主要集中在会计和财务环节，为企业积极争取税收优惠待遇就是财务部门的职责。事实上，企业财务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一些事后核算的经济业务，纳税义务往往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就已经发生，筹划应重点关注投资、生产经营等业务流程，企业是否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不仅要求财务部门分开核算，报送相关资料，通过相关部门的资格审查和认定，而且需要得到其他业务部门的协同配合，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进行筹划，才可能使企业争取到税收优惠待遇。
案例2：河北润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6月成立，公司生产的水泥原料中，含有煤矸石、炉渣及糖虑泥等成分。目前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复合32.5水泥、普硅32.5R水泥等，财务部门对不同产品分别核算，2011年8月经测算，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28.5%，普硅32.5R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为12.1%，均未达到规定的30%，不能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财务部门将上述情况向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汇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公司聘请了一位税务专家，会同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筹划，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公司技术人员的税收意识比较淡薄，生产过程中只关注产量、品质等技术指标，未考虑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使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不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指标。经过1个多月的技术攻关，公司改进了生产工艺，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达到32.7%，2011年12月被河北经贸委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2012年1月经过资源综合利用办公室的认证，取得了证书，从2012年起，开始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和综合利用资源减计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曲解税收优惠条款，忽视涉税风险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发展生产是纳税人的愿望，通过筹划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也是税务筹划倡导的基本方法，但不能曲解税收优惠条款，为了筹划而筹划，忽视涉税风险。
例如，通过企业分立或分解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可以使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条件，从表面上看，企业拆分后适用的税率较低，获得了节税收益，但不能忽视的是企业拆分必然带来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的形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拆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较高，需要企业慎重考虑。
企业所得税法中保留了部分对民族自治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区域优惠政策，企业设立时应尽量选择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对于已经成立的企业，如果具备了其他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只是注册地点不在税收优惠地区，应考虑是否搬迁，这种筹划方法有失偏颇。所得税的区域优惠政策，是为了适应国家在特定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超过一定时间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就会废止，选择注册地或搬迁仅仅为了享受区域优惠政策，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由于国家对需要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设立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尽量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靠拢，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定等，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对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限定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符合六方面的条件，履行相关认定程序，并接受相关部门的抽查和复审，大部分企业很难将自身改造成高科技企业，上述方法理论上可行，缺乏可操作性。
五、对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了解，盲目筹划
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首先需要对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有些财务人员为了给企业创造节税空间，熟悉税法条文，认为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比较简单，忽视筹划细节，结果弄巧成拙，增加了企业的纳税成本和涉税风险。
案例3：慈济中医院创办于2010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1年6月12日，税务机关对医院进行纳税检查发现，该医院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4万元，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税种均未申报纳税，据此，税务机关对中医院2010年度取得医疗服务收入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补征营业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加收滞纳金，并处于0.5倍罚款。
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中医院的财务主管认为，根据财税[2000]42号文件规定，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对其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和车船税，3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财务主管认为，中医院在免税期内，不需要缴纳各项税收。根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纳税人享受减免税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在减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否则不得享受减免税待遇。
六、滥用税收优惠，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目前我国的纳税人中100%都想少缴税，利用税收优惠条款获得节税收益，本身无可厚非。由于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多个税种，优惠方式灵活多样，惠及的行业较多，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纳税意识不强，过分追求利益，无视税法的尊严，利用税收优惠条款的漏洞“打球”，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案例4：合肥某私营企业2010年底进行盘库检查，发现一批零配件和包装物因设备更新换代和产品外包装更换，已经属于不需用物品，账面价值64万元（不含增值税），总经理同意尽快将这批存货变卖。田某认为这些货物购进时间较长，外观陈旧，如果按正常销售应缴纳17%的增值税，如果按销售旧货处理，可以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虽然这些货物不符合税法对“旧货”的界定，只要税务检查人员不过问，少交的税款很难被发现。田某的想法得到总经理的认可，2010年12月29日，企业将这批货物变卖，获得价款51万元，财务部门按照销售旧货申报缴纳增值税0.98万元（51÷1.04×4%×50%），2011年6月13日，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增值税纳税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企业的账面审核、仓库资料核对，确认这批货物没有使用过，不能按销售旧货处理，要求公司补缴增值税6.43万元（51÷1.17×17%-0.98），加收滞纳金，并处以1倍罚款。
税法所指的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企业的这批货物实质上是未经使用的新商品，并没有进入二次流通环节，不能依据购买时间和陈旧形态判定为旧货，应该按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田某为了使企业享受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违背税务筹划的基本原则，使企业因偷税漏税被查处，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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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销售环节涉及到的税种包括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营业税金及附加、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其中,营业税是按照房地产企业向购房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基数计税的,它又是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计税的基础,同时也能影响契税、印花税以及土地增值税,因此,销售环节最重要的税收筹划种类是营业税。同是,土地增值税的超额累进税率与销售阶段的定价密切相关,因此它是销售环节税收筹划的关键环节。
2、营业税的筹划策略 3、土地增值税的税收筹划 二、整体层面的其他税收筹划
房地产行业涉税项目和种类都较多,在整个管理和经营工作中各个环节都需要注意,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才能保证企业整体税收的有效规避。
1、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企业所得税的计算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关的抵税项目以减少企业税收,但是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因而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面享有较少的优惠。企业应该谨慎分析相关政策,合理调整企业销售业务组成,借用时间价值或者费用的合理安排争取尽量的税收优惠。例如,很多房地产企业将人防工程作为车位出售给业主,并确定收入,就需要与当年缴纳相应的所得税。而其实人防工程不可出售,企业可以将其租给业主,然后分期收取租金,这样将这部分的收入划分为多个年度,有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额度。
2、保有房产的房产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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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税务风险的界定 对于税务风险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税务风险，总结起来普遍有以下两个特点：有意图的应缴税费的减少；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及付出法律代价的可能性。2004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发表了关于税务风险管理（TRM）的专题论文，在COSO内部框架的理论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的定义及其管理要素做出了阐述，并指出了税务风险来源的7个方面：事务风险（如收购，合并）；操作风险（如新的商业投资，新的经营模式，新的业务结构）；合规风险（如记录和控制的不力，数据完整性的问题，法规的变化）；财务会计风险（如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联合风险（如任意风险的结合）；管理风险（如人事的变动，新的或者缺少经验的资源）；信誉风险（如税收机关的调查，媒体评论，法律诉讼）。该文将事物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财务会计风险划分为特定风险领域，将联合风险、管理风险、信誉风险划分为普遍风险领域。这篇文章是有关税务风险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大部分研究相同，都注重强调企业内部对税务风险的控制管理。而HaroldeneF.Wunder（2009年）使用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CFO对自身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现状，研究表示，即使政府已经出台大量税务风险管理条例，但许多美国企业的CFO对企业内税务风险情况及管理并未作出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
（二）税务风险成因和管理控制研究 现在关于税务风险的研究，我国大部分学者都是延承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或者问卷研究的方式，探讨税务风险的成因、税务风险的管理控制等问题。韩灵丽（2008年）从企业的各种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种经济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纳税行为风险，并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具体研究，从不同的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税务风险的防范及管理方法。尹淑平、杨默如（2009年）较为全面的对税务风险的定义、成因及管理做出研究，认为税务风险具有内因和外因，外部税收立法和执法的不得力，内部企业管理人风险意识薄弱、专业水平浅薄、内部控制欠缺等因素也都会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文章针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因素构建了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认为有效的内部税务控制能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保障企业的利益。郑可人（2009）探讨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中的企业操纵问题，认为大部分企业会操纵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操纵的动机还未能下定论。陈美华（2009）用问卷研究方式对可能导致会税差异形成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认为，企业会税差异的形成大多出于利益动机，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目的是为企业带来利益，而不是出于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或可靠性的动机。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其定量的困难，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很少涉及，国内研究者也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陈锦华、曹晓丽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度量，用实证方法证明了2007年起用新会计准则给企业带来了外部税务环境风险，外部环境的改变通过企业的涉税处理使企业内部税务管理风险增加。曹晓丽、罗剑群等（2009年）构建了零售企业增值税税务风险评估模型，使用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证明零售业企业的增值税税务风险与其销售毛利率显著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中国A股市场2006年至2008年所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国家单位经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三种）和非国有企业（包含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自然人控股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在样本选取上，为了尽量使各数据间相关关系合乎逻辑，可以进行数据回归分析，本文遵循以下选择标准：剔除数据缺损的上市企业；剔除所有当年被ST或PT企业；剔除所有当年法定所得税率为零及所得税率数据缺少的企业；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剔除了关键数据1%的极端值样本。最后，共选取858个A股企业样本，2558个年度样本，其中，国有企业有571个企业样本，共1713个年度样本，非国有企业有287个企业样本，共861个年度样本。所有样本及数据均来自聚源数据库，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OLS进行回归分析。
（二）税务风险的度量研究所得税时，一般常用的方法有2种：一是实际税率指标，二是所得税现金流指标。实际税率指标的计算方法有四种，即ETR1=（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2=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3=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ETR4=（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hevlin，1987）。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营业现金流入的税负（CFTR，Cash flow tax rate）=支付的各项税负/营业收到的现金。由于实际税率受到企业自身财务政策的影响较大，而现金流指标更能体现企业的实际税负，反映企业各期间承受的实际税务压力，则现金流指标的差异度和波动度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结果，也更能体现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税务风险，因此本文选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陈锦华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一个度量标准，曹晓丽等（2009）也将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本文借鉴这种将税率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研究方式，在综合了行业因素，年度因素后，本文使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变化值作为所得税税务风险的代表，也就是CFTR与行业平均偏离的程度越大，其税务风险越高。在考虑了行业和年度税率变化的影响后，本文确定被解释变量为Taxrisk=CFTR=（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
（三）模型建立 根据Wunder等人的研究，税务风险既有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管理者风险偏好等内因，又有税务法规变化、税务优惠政策等外因，来源多种多样。本文选择几个比较重要也可量化的因素，建立简单回归方程为：
Taxriski=α+β1LEV+β2EBIT+β3INTANG+β4SIZE+β5PB+β6BTD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含义如下：NATIONAL表示企业性质，设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LEV为企业当年的资产负债率；EBITDA为企业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用于控制企业经营状尤其是经营现金流况的影响；INTANG为企业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针对研究企业资产状况对税务风险的影响；SIZE为期初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用于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PB为市净率，针对研究市场反应对税务风险的影响；BTD（Book-tax difference会计-税收差异），计算公式为BTD=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当期适用所得税率，针对BTD与税务风险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自身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取税收相关的政策支持，而同时，国有企业对税收筹划的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税收的政策支持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会大于税收筹划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因此预计NATIONGAL应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有较低的CFTR。由于负债与无形资产摊销的抵税效应可以较容易的控制当期负税，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无形资产总额增大时，企业的CFTR将会降低，因此LEV和INTANG回归系数预计为负。EBITDA的减少，意味企业可用现金流减少，促使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降低当期应交所得税，而在现金流较充裕时转回递延所得税，因此EBITDA回归系数预计为正。当企业规模增长，更有能力争取税收优惠并进行有效全面的税收筹划，因此SIZE回归系数预计为负。当企业的市净率增高时，意味着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得到更多认同，将有更多资金流入企业，与EBITDA的现金流机制相同，因此PB的回归系数也预计为正。当期会计-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增加，原因可能有：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降低，或者当期适用所得税率提高。本文认为原因一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较大，因此BTD的回归系数预计为负。本文为了研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税务风险上的不同表现，另用以下回归方程做对比研究，各解释变量含义不变。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2006年至2008年各行业的CFTR表现，其中，采掘业、电力能源、房地产、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业、食品饮料业的CFTR较高，电子、建筑业、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信息技术业的CFTR较低，本文认为这与不同行业的国家税收优惠的政策扶持有关。如电子、信息技术业大部分为高新科技企业，农林牧渔为国家扶持行业容易得到所得税优惠，采掘业、电力能源属于能源行业，国家征收税率较高。从（表1）中也容易发现，在大部分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平均CFTR高于国有企业。
（表2）报告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代表值――CFTR的统计数据，可见，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低（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负，小于行业平均水平），相对比，非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高（非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正，大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非国有企业的CFTR波动性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为0.7233，大于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0.5804），显示了非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现金流比行业当年平均水平有更大的差异波动，因此从统计学的观点出发，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作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在风险管理上比非国有企业更加稳健，其税务筹划行为相对保守，且国有企业大部分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税务优惠，因此国有企业的CFTR较低，而且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波动性较小。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难取得政府税务优惠，因此企业有更多的动机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也较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大，因此会更积极的使用税务筹划以降低税负，由此带来更多的税务风险。
（二）回归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了对于所有企业而言，企业性质与税务风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描述性统计中的结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同时，资产负债率LEV与无形资产也与税务风险有较强的相关性，且系数为负，与本文的预计一期，证明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使用了负债和无形资产这两种常用方式来调控企业当期的纳税现金流。但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LEV外，其余因素与税务风险均不显著相关。对于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BITDA、市净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计一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使用负债进行税务筹划的表现相对一致，两者的LEV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差别（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6，非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7）。但非国有企业较国有企业似乎更多使用了当期无形资产的摊销数额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的INTANG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较国有企业更大（国有企业INTANG回归系数为-0.008，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为-0.023）。相对于国有企业在EBITDA和PB回归的不显著，非国有企业在这两者尤其是当期EBITDA回归中表现了明显的显著性，说明了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会从当期现金流的情况出发，对税负进行筹划。当期现金流紧缩时，筹划税务以减少现金税负流出，降低当期CFTR，减轻现金流压力；当期现金流宽裕时，筹划税务转回前期递延所得税，增加当期现金税负流出，故CFTR升高。从SIZE的回归系数也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非国有企业，更多地进行了税务筹划，这些企业更有实力付出筹划成本进行税务筹划，符合本文对一般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假设。而国有企业的规模与现金税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却不显著。同时，非国有企业的BTD回归系数与本文假设一致，证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减少当期税费，而非当期适用税率的变化。而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则与自身减少的当期税费相关性不显著。对该回归结果本出了以下解释：我国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积极性与企业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如企业规模、资产状态等，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加注重也更有能力进行税务筹划，企业规模与企业现金税负负相关；我国企业均显示了所得税税务调控现象，当企业现金流较大时倾向多缴税，而当现金流短缺时，则避免税金过多流出，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表现的更加明显；我国的国有企业其所得税税率影响因素更多的依靠企业性质带来的政策优惠等，企业内外在的其他因素对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其税务筹划的动机较小，由此产生的税务风险也较少。
四、结论
本文在所得税的基础上研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了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大部分企业使用负债和无形资产调整当期所得税，因此负债与无形资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的税务风险增大。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外，其他的考虑因素回归结果均不显著。相较之，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EBITDA、市净率等各个考虑因素在回归中均有程度不同的显著相关性。说明了国有企业的税率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政府扶助等，而企业自身进行税务筹划较少，企业的税务风险较小，各税务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也较小。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影响较少，而自身风险管理比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激进，税务筹划动机较强，实际的现金税率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较多。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税务筹划，其实际的现金税率波动较多，因而其税务风险也较大。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应注意加大企业的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在正当争取税率优惠政策扶持的同时，合法合理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创新使用实证方法，在所得税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由于可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理论还不够成熟，故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各参数的选择和设定还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影响，但希望借此作为起点，展开更深入合理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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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淑平、杨默如：《企业税务风险成因及管理系统构建》，《财会通讯（综合）》2009年第10期。
［3］Shuping Chen, Xia Chen, Qiang Cheng and Terry Shevlin.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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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已经进入转型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时，系统推进战略转型，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是中国电信和每一位员工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财务人员及财务工作在企业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增强财务管理，如何服务企业转型，财务转型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财务工作者的关注。
一、财务转型首先需要财务人员思维模式的转型
随着电信竞争的日益激烈，电信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电信企业内部在战略决策、业务开发、管理方式、服务策略等方面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企业转型的过程需要财务转型做服务和支撑，这首先需要财务人员思维模式的转型。
1.需要提高对待转型的积极主动性。面对转型问题，要做好迎难而上的思想准备，发挥财务人员的务实精神，为转型提供服务与支撑。同时，面对转型中的新问题，不一味拘泥于旧的思维方式，要勇于创新和实践。
2.需要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中国会计制度的改革，新的税法政策的实施，财务人员的知识结构、知识更新水平必需要适应新的制度和政策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服务和支撑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电信转型新业务的开展，对分产品和分客户群的成本分析，全业务模式下移动业务的处理方式等，对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克服财务会计的保守思维方式，从传统的“账房先生”到企业战略决策的参与者、服务支撑者。企业的战略链有两个链条——产品链和价值链，产品链是企业关于产品的战略定位，价值链是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的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战略预算的实现，而战略预算则需要财务战略提供技术保证，包括预算的分解、收益的分配、内控和考核等。
二、构建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新思维
（一）预算管理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强调预算管理的平台作用而忽视发挥平台作用的条件。预算管理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预算需要先做好最基础的核算和考核。
2.将全面预算与财务预算等同起来。尤其是业务部门通常认为预算就是财务部门的事情，或者认为预算是由财务部门负责的，自己只要搞好自己专业内的事情就可以了，财务往往成为单位预算的末端，缺乏整体的把控。
3.将预算指标视作预测的结果，忽视了预算的决策和管理作用，往往造成财务的被动。
（二）转变预算管理思维模式的必要性
1.财务转型需要提高财务人员的总体把控能力，将企业的决策深入贯彻到每一个环节，这就需要财务人员树立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新思维。
2.总体环境的变化要求财务人员转变预算管理思维模式。
首先，目前电信市场争夺的焦点开始从客户数量向客户质量转变，这就要求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市场调查和科学分析预测，实行市场、业务、投资、财务、资金等各方面综合配套的全面预算管理。其次，市场环境的变化要求逐步实现由内部管理考核指标向外部客户感知评价指标转变，需要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的作用。另外，作为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中国电信需要接受全体股东的监督，遵循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在新的会计准则的执行越来越规范、内外部审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环境下，要求电信企业的财务人员构建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新思维。
（三）构建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新思维的一些思考
1.建立符合企业战略目标的预算目标。财务部门作为预算的牵头部门，需要具备整体的把控能力，预算的编制也必需符合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方向。在总的目标框架内，牵头制定可操作可实现的具体目标，才能真正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预算的编制应为预算的实现指明方向，预算的编制需要所有部门的共同合作。
2.变预算管理的末端为全程全流程管理。管理需要多条腿走路，预算管理也需要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共同完成预算目标，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首先，预算的编制需要各个业务部门的参与。其次，要将预算执行与分析深入到业务层面，与动态控制结合起来，提高业务部门对预算的认知程度。另外，区分预算与内控的关系，两者不可等同。
3.提高把控能力，降低企业风险。首先，使预算管理细化到各级管理单元，分级实施预算管理控制，实现所有预算事项的可控在控。其次，实时跟踪预算的执行，严格对预算执行进行实时监控。最后，完善预算考核体系，更新预算考核机制，实现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强化预算考核的刚性。
4.实行精细化管理。预算管理不是“拍脑袋”的事情，尤其是财务人员，要进一步发挥财务管理的决策支撑作用。首先，要规范财务管理流程，重点做好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抓好汇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其次，加强整体预算，合理调配资源，探索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型，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构建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控管理新思维
（一）全面风险管理的定义
依据COSO委员会2003年7月完成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定义：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使之在企业的风险偏好之内，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
（二）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关系
1.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内部控制是为了实现经济组织的管理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合理保障，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合理保证合规经营、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和经营结果的效率与效益。
2.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主要是通过事后和过程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而全面风险管理则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控制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在事前制订目标时就充分考虑了风险的存在。
3.两者的活动不一致。内部控制主要是对目标和战略计划制定当中的风险进行评估，而全面风险管理还负责企业战略目标的具体设立。
4.两者对风险的定义不同。内部控制框架中，没有区分风险和机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中，把风险明确定义为“对企业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将风险与机会区分开来。
5.两者对风险的对策不一致。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偏好相一致，增长、风险与回报相联系，进行经济资本分配及利用风险信息支持业务前台决策流程等，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这些内容都是内部控制框架中没有的，也是其所不能做到的。
（三）构建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思维
由于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在电信转型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尽快转换长期以来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努力构建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思维，赋予内部控制新内容。
1.构建全新的内部控制组织体系原则。
（1）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应使风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渗透到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内部控制要遵循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即：全员管理原则，实现全体员工对风险管理的参与；全过程管理原则，对企业的发展、业务操作的全过程实行风险控制；全方位风险管理原则，不但要包括业务风险，还要包括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等。
（2）独立性原则。内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要与经营、支持保障部门保持相互独立，直接向最高决策层负责，保证内部控制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3）协调与效率原则。要保证部门之间权责划分明确、清晰，便于操作；保证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方便、快捷，准确无误，保证经营管理的高效运作。
2.构建符合内控要求的业务管理新制度。要在符合内部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全面梳理现有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各项业务管理制度，整合业务操作流程，建立起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体制，构筑起覆盖所有业务品种和涉及业务全过程的内控管理体系，实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同步。逐步建立起业务管理服从规章制度、业务操作服从处理流程、业务考核服从统一标准的管理新制度。
3.构建切合实际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通过确定风险控制环节，分解、落实机构内各部门、各岗位管理职责，并对各单位、各部门的控制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和考核，强化风险管理责任，提高全员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全面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将内部控制管理由个人行为和操作行为提升到整个单位的整体行为。
四、构建基于法制的税务筹划新思维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国家税收政策、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条件，通过企业经营活动的安排和筹划，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择其最优，以减轻税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经营管理活动。
1.税务筹划的前提条件是遵守税法和拥护税法，是在对税法的深刻认识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财务人员必需遵循税法的要求进行税务筹划，减少企业的法律风险。
2.规范税务筹划的基础工作。
(1)设立完整、规范的会计账目和编制真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既是国家有关《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也是企业依法纳税、满足税务管理部门要求的基本需要，同时又构成了企业税务筹划的微观技术基础。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便于企业对税务筹划进行量化分析，为提高筹划效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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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依靠外部环境改善和国家政策支持谋求发展的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自身的企业特征及运营特点,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套最优税收筹划方案,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每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一、未雨绸缪——做好前期规划工作
这是作为每个企业投资者首先必须抓住的基本要点,更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是要确定有利的产业领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很多,有电子产业、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等等,不同领域产业所涉及的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投资者认真考虑不同领域税收政策的差异,进行必要的税收规划。
二是要办理必要的资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往往是建立在企业资质之上,每项政策优惠最终能否获得,关键看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和审批,其直接依据就是各类资质证书文件。所以,企业应尽快申报自身的知识产权或提前安排以独占使用方式拥有该自主知识产权,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软件企业证书等资质至关重要,这也是税收筹划不得不把握的关键环节。
三是要与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沟通。一项税收优惠能否获得,税收筹划能否成功,最终决定在当地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的审批这一关上,这就要求企业的相关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时常与当地税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信息,适时调整纳税筹划策略,才能保证筹划的时效性、超前性和成功率。
二、明智选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高新技术企业销售、进口货物以及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都必须依法交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与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虽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权按规定领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享有进项税额的抵扣权;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享有进项税额的抵扣权,但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不一定会重于一般纳税人。
首先,最近新修订的增值税条例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征收率(6%和4%),将征收率统一降低至3%。同时对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也作了调整,将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税销售额标准分别从100万元和180万元降为50万元和80万元。该项规定的调整,无疑大大减轻了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增值率高的可达60%以上,但其消耗的原材料少,因而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少。再次,企业在暂时无法扩大经营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由小规模纳税人向一般纳税人的转换,必然要增加会计成本。如增加会计账簿,培训或聘请高级的会计人员等。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由于税负减轻而带来的收益尚不足以抵减这些成本的支出,则宁可保持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最后,企业购入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被排除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范围外,这无疑加重了利用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直接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总之,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生产的大多为高附加值产品,这些技术含量高、增值率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的成本含量很低。所以,对于规模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选择为小规模纳税人较合适;对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纳税人,可以通过分立的形式,尽可能降低分立后各自的销售额,使其具备小规模纳税人条件而变为小规模纳税人,从而取得节税利益。
三、降低税基——费用最大化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具体来讲,原计税工资标准取消,可以按实际支出列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标准、捐赠扣除标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放开,对于内资企业来说,扣除限额得到大幅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新所得税法限额内,在不违规的前提下,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尽量使扣除数额最大化,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
例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30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结合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特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三免三减半”,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对于研发费用集中性的投产初期的企业可以做一定的选择,以便能充分享受税收优惠。
四、准确把握——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充分享受到位。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新设高新技术企业需经营一年以上,新设立有软件类经营项目的企业可以考虑先通过申请认定“双软”企业资格,获取“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五年经营期满后,再申请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能获取更大的税收利益;无法挂靠“双软”企业获得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并变更设立一年以上的公司获取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条款,如:免征增值税、不征收增值税、软件生产企业软件产品的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集成电路产品其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一般纳税人销售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可按6%的征收率计算纳税,并准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等。高新技术企业要具体分析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同税收优惠政策的条款相对照,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
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更是随处可见。举例如下:
一是对于符合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其中对于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作出了规定,因而对于欲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企业必须对研发费用从长计划。
二是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三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是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从税收的角度看比直线法可以增加当年的费用,抵减企业应纳税所得额。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做好准备,规划好企业的经营范围、研发费用、高新收入、科技人员等关键性的技术点。
另外,高新技术企业在日常核算中也要关注细节。在财务核算上,注意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的差异;避免将资本性支出变为经营性支出;正确区分各项费用开支范围,注意不要将会务费、差旅费等挤入业务招待费;在免税和减税期内应尽量减少折旧,在正常纳税期内应尽量增加折旧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种理财手段,可以为企业节约纳税,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但也存在筹划不当违法偷税的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立足资源优势,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遵循科学的税收筹划原则,正确掌握和熟练运用税收筹划策略,才能真正取得税收筹划的成功,为企业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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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现状
我国现行所得税政策的优惠方式单一，基本上局限于税额的定期减免和优惠税率，要真正享受这些优惠，其前提是企业必须有利润，利润越多，优惠越多，这就体现在对有利润企业的事后扶持，对亏损和微利企业则起不到任何鼓励作用。例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指出“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这条优惠政策所起的实际效果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前几年的盈利情况所决定的。而通过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特点可以知道，其投入产出在时间上具有不一致性，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投入是及时发生的，而成果转化的产出却是滞后的，即使转化成功，其收益也是随着生产经营逐渐在将来释放，与前期的高额投人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立至营业的两年内没有所得直至亏损，不能享受这条优惠政策，而高新技术产品一但商品化后，由于其高额利润，企业的税负水平较高，可见，如何在现行税制下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合理安排经营策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思考的问题。其次，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科技产品成本结构中直接材料所占比例不断下降，间接费用的比例不断增加，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的支出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此外购入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计价、摊销等会计处理方式的选择，也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有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企业自身筹划目的不明确
企业所得税是国家对企业所创造的经营成果的部分无偿占有，它的征收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由于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所以企业认为只要有利润就要缴纳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在享受国家“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后，很少有企业进行其他的所得税筹划，来合法避免企业现金流出。合法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不是偷税、逃税，而是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为国家形成长期税源。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瓶颈，企业刚刚起步，信誉商誉尚未建立，同时高新技术产品一般具有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特性，而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投资方往往更注重高风险性。由此可见，若企业自身进行所得税筹划目的明确，在企业内部建立专业所得税筹划队伍，将为企业避免资金外流，更有利于企业快速、长远发展。
2 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
税收法规的复杂性，国家税收政策的动态性，要求企业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工作。高新技术企业以其特殊性更注重研发机构以及新产品的销售，产品的高回报、高附加值和其固定资产在其资产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常常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内部条件建设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来进行筹划工作，还是由企业设立专门的机构、聘请合格的人员来进行筹划工作。从人员素质上讲，从事筹划工作的专业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财务会计法规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应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能够在充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和自身的判断能力，为企业出具筹划方案或提出筹划建议。从机构设置上讲，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经营范围比较广泛，经济业务比较复杂，需要进行的税收筹划工作又相当繁多时，就要求企业设立有关的部门机构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对税收筹划潜力的影响表现为：优惠政策范围越广、差别越大、方式越多、内容越丰富，则纳税人筹划的活动空间越大。首先，在外部条件建设中，当纳税人处于不同的主体地位、不同经济性质或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税法规定有相应不同的偏重和待遇时，不同企业可以利用税收内容的差异来进行所得税筹划，特别是当关联企业的税负轻重不同时，关联企业就可以以税负作为利润转移的导向，达到筹划的目的。其次，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核算方法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为企业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创造了机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最后，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受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即在税收方面没有任何风险，或风险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状态。在涉税零风险状态下，纳税人虽然不能直接减轻税收负担，但却能避免某些利益损失的发生，亦即间接地获取了一定经济利益，从长远而言，赢得政府信誉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分析
1 高新技术企业对所得税筹划主观认识不足
法律对权利的规定是实施权利的前提，美国著名的法官汉德曾指出：人们通过安排自己的活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人都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税负。税收不是靠自愿捐献，而是靠强制课征，不能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国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主要有以下权利：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委托税务权、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权、索取收据或清单权、保密权、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等。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本能，只要没有超越纳税人权利的范围，就属于其正当的经济权利。因此，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纳税人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具体运用，纳税人在法律容许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条件下，有从事经济活动、获取收益的权利；有选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税收筹划所取得的收益应属合法收益，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所得税筹划的基本前提。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不仅考虑到合法性，还应兼顾到整体性，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当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缺乏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只重当期的好处，未能兼顾未来的利益，也就无法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还要认识到面临的风险。
2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理财活动中忽视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指企业对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安排，其主要内容是对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在这一系列决策中无一不受到税收的影响。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一切选择和安排都围绕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来进行。因此，筹划方案都必须考虑是否满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遵循成本效率原则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任何偏离财务管理目标的涉税筹划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从每一个所得税筹划的方案来看，都必须经历有关涉税事项筹划目标的确定、税收法律法规情报的收集、筹划方案的设计、对收益成本的审核等多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财务决策手段的运用。通过财务决策，才可以充分进行筹划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预测和成本认定。其次，涉税筹划方案的实施必须得到有效的财务控制。筹划方案由于涉及的经营时间较长，在运用筹划策略的过程中，必须对设计的筹划方案进行追踪考核和预测，适时对筹划方案作出调整。总之，资金、成本和利润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三大要素，而企业涉税筹划正是为了实现这三者的最佳利益，所得税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第一大税，合理筹划所得税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财务管理水平。
3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技术处理手段欠缺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也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企业所得税涉及企业的现金流出、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尤其要求从事企业所得税筹划的会计人员具备专业的技术水平，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方法等。在企业进行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活动中，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同样涉及所得税筹划。这些会计处理手段、财务活动中对涉税的以及对相关税法的掌握均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具备实际的技术操作经验，在税法及有关规章制度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操作，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在上述的技术处理方面手段还比较欠缺。
三、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合法对策原则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为实现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应有目标，具体操作时应把握以下几项原则：
1 合法性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时，必须严格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偷税、逃税等行为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却违背了合法性原则。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征税、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代表应当依法征税，纳税人也应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因此，企业只有在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2 整体性原则
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也应当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既要看到当期的好处，也要照顾未来的利益，要兼顾整合当前和长远利益，使之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的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
3 风险性原则
在无风险时，企业的收益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存在风险时，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这时就不能简单地比较收益的大小，还应当考虑风险因素以及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小。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需要企业在自身经济行为发生之前作出适当的安排。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状况等因素不断变化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筹划的收益也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绝对的数字。因此，企业在实施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筹划的风险后，再作出决策。例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改变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企业预期的盈利可能由于经济的波动，市场的疲软而变为亏损，或者由于经济的繁荣，而使利润剧增；此外，也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而税法并未根据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指数化调整，等等。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科学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走向、外围环境行业走势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论证，对于筹划的风险进行理性科学的评估和考虑。
4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由于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总是由特定的经济主体，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所得税税收法律法规，在对于未来的特定预期下进行的，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时，不能总是停留在现有的模式上，更不能僵硬地套用别人的方法，而应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比如，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通过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的选择，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时间价值上的好处，但是当企业处于盈利、亏损或税收优惠期等不同状态时，应选择的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是不同的。
5 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通常反映了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实施宏观调控的意愿，是实现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作用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税收立法上仍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这就为企业开展所得税税收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新兴行业，税收立法上对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倾斜，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有利的优惠政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盈亏互抵、无形资产的确定、计量和摊销以及优惠退税等。
6 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缴纳所得税的依据，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间接地也可以适用较低的税率，以达到双重减税效果。如企业可以使各项收入最小化，在税法允许范围和限额内，使各项可以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最大化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但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并不是总能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总体目标。
7 延缓纳税期限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不同时点上的资金其价值是不相同的，而税收始终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种现金净流出，延缓纳税期限，可以使企业享受无息贷款的利益。企业可以对收入、成本、损失、费用等项目进行调整或分摊，合理归属应税所得的所属年度，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折旧的计提方法的选择等。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即主要指收入实现的方式和费用确认的方法，尽量使应税收入或所得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推迟实现，即延迟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可以获得延迟纳税的利益。在同等的风险条件下，企业的纳税额越小，纳税时间越晚，企业获得的利益相对越大。
8 顺应税务管理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有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信息、获取批准等方面的规定。如果企业按规定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并依法获得了批准，就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税收返还或者退税、税前扣除等优惠，否则就必须正常纳税。企业在这方面必须留意，在核算上早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四、结束语
所得税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形式，无论其通过何种税种来筹集税收收入，结果都是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成果，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经营目的则是追求收入、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的最小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收入，都需要经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环节，才能最终形成企业的收益，其从筹建、开始生产经营直至解散的各个阶段，都处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之下。因此，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必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要重视所得税筹划，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要有法律依据及必要分析，要贯穿其投资、筹资、经营、利润分配等各项活动中。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税收制度将会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同时，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外具有成熟纳税筹划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不断涌入，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纳税筹划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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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企业合并的纳税筹划
（一）企业合并的税务处理规定
通常情况下，被合并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值转让、处置全部资产，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依法缴纳所得税；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的有关资产，计税时可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成本。合并企业和被合并企业为实现合并而向股东回购本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之间差额，应作为股票转让所得或损失。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收购价款中，除合并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20％的，当事人各方可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所得税税收处理：
被合并企业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不计算缴纳所得税；被合并企业合并以前的全部企业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担，以前年度的亏损，如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可由合并企业与被合并企业资产相关所得弥补；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全部资产的计税成本，须以被合并企业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
被合并企业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原被合并企业的股权交换合并企业的股权，不视为出售旧股、购买新股处理。被合并企业的股东换得新股的成本，须以其所持旧股的成本为基础确定。
（二）企业合并中纳税筹划的策略
从上述规定可看出，在合并中由于产权交换支付方式不同，其转让所得、资产计价、亏损弥补等涉及所得税事项可选择不同的税务处理方法。而对涉及所得税事项的税务处理方法不同，必然对合并或被合并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要求进行企业合并税收筹划时必须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资产转让损益确认与否对所得税负的影响。在企业合并中，被合并企业是否确认财产转让收益取决于产权交换支付方式。在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收购价款中，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被合并企业可以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只有待股权转让后才计算损益，作为资本利得所得税。如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非股权支付额高于20％的，被合并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值转让、处置全部资产，计算资产转让所得，依法缴纳财产转让所得税。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其转让收益的确认时间、计税依据不同，对被合并企业的所得税负影响也不同。例：A企业购买B企业，出价1000万元，B企业账面净资产为850万元。如A企业全部用股票支付，则B企业的股东在合并时不需缴纳所得税。如A企业用股权支付70％、用现金支付30％，则被合并企业在合并时应按资产转让所得1000－850＝150万元，缴纳150×33％＝49．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即使在第一种情况中，B企业的股东将其股权转让时，应缴纳资本利得所得税，但那相当于B企业的股东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2．资产计价税务处理对所得税负的影响。在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情况下，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的全部资产的计税成本，可按被合并企业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而如果非股权支付额高于20％的，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的资产，可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计税成本。由于两种不同情况下，合并企业接受的被合并企业的资产计入成本费用价值基础不同，必然导致税前扣除的金额不同，从而使合并后合并企业的所得税负不同。如在上述例子中，A企业接受B企业的资产中有生产线一条，原账面原值300万元，已提折旧210万元，预计折旧年度10年，已折旧7年（不考虑净残值），该生产线在合并时评估作价150万元。则：在第一种情况下，年折旧额＝(300－210)÷(10－7)＝30万元；第二种情况下，其年折旧额＝150÷(10－7)＝50万元。折旧额越大，应税所得越少，企业就可少纳所得税。
3．亏损弥补的处理对所得税负的影响。在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情况下，被合并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如果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可由合并企业继续按规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与被合并企业资产相关的所得弥补；而高于20％的，被合并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不得结转到合并企业弥补。如：A企业1999年初合并B企业，B企业当时有200万元亏损未得到弥补，其税前弥补期限尚有1年。被合并的B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00万元，合并后合并企业全部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500万元，合并后合并企业1999年的弥补亏损前应税所得300万元。则两种不同支付方式的应纳所得税额计算结果不同。第一种支付方式，合并企业1999年共应缴纳所得税款33万元，比第二种支付方式应缴所得税99万元少了66万元。
二、企业分立的纳税筹划
（一）企业分立的税务处理规定
通常情况下，被分立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值转让其被分离出去的部分或全部资产，计算被分立资产的财产转让所得，依法缴纳所得税；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的资产，在计税时可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成本。如是存续分立，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由存续企业继续弥补。如是新设分立，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不得结转到分立企业弥补。分立企业支付给被分立企业或其股东的交换价款中，除分立企业股权以外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企业分立当事各方也可选择下列规定进行分立业务的所得税处理：
被分立企业可不确认分离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不计算所得税；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的成本，须以被分立企业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结转确定；被分立企业已分离资产相对应的纳税事项由接受资产的分立企业承继，被分立企业的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由接受分离资产的分立企业承继。
（二）企业分立中纳税筹划的策略
在企业分立中由于产权交换所采用的支付方式不同，其资产转让损益、亏损弥补等涉及所得税的事项也可选择不同的税务处理方法。而选择处理方法不同，会对分立或被分立企业的所得税负产生不同影响，这就要求进行企业分立的税收筹划时必须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从是否确认资产转让损益来看，当被分立企业分离给分立企业的资产转让价格高于账面净值时，应选择分立企业支付给被分立企业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支付方式；当被分立企业分离给分立企业的资产转让价格低于账面净值时，则应选择分立企业支付给被分立企业的非股权支付额高于20％的支付方式，从而降低被分立企业的所得税负。
2．从资产计价的税收处理来看，当被分立企业分离给分立企业资产的评估价值低于账面净值时，应选择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支付方式，从而降低分立企业的所得税负；当被分立企业分离给分立企业资产的评估价值高于账面净值时，要选择哪一种支付方式，则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因为不管采用哪种支付方式，分立企业都可按其所接受的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结转计税成本。
3．从亏损弥补的处理来看，如果被分立企业尚有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时，应选择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20％的支付方式。因为选择这种支付方式，降低分立企业的所得税负。而是否选择非股权支付额高于20％的支付方式，则还必须看企业采用的是存继分立还是新设分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企业合并或是分立的税收筹划，都必须充分考量资产转让损益、资产计价和亏损弥补的税务处理方法对所得税负的影响。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分别从各个方面剖析其对税负的影响。在现实中，应把三方面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综合起来进行比较，方能达到税收筹划的最佳目的。
三、企业清算的纳税筹划
（一）企业清算的税务处理规定
企业清算是指企业由于经济或契约等原因，不能或不再继续经营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企业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协议等文件精神，依照法定的程序，对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清理与结算，并对企业剩余财产进行分配，解除企业法人资格的一系列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企业清算的现象将越来越多。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企业清算时，应以清算期间作为一个纳税年度，清算所得应依法缴纳所得税。企业的清算所得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全部清算财产变现损益＝存货变现损益＋非存货财产变现损益＋清算财产盘盈，净资产或剩余财产＝全部清算财产变现损益－应付未付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等－清算费用－企业拖欠的各项税金－尚未偿付的各项债务－收取债权损失＋偿还负债的收入(因债权人原因确实无法归还的债务)，应缴清算所得税＝清算所得×适用税率。
企业应缴纳的清算所得税，应于企业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二）企业清算中纳税筹划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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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1)纳税筹划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措施之一。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经济主体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在经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然采取各种合法措施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纳税筹划就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措施之一。随着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纳税支出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支出,如何优化纳税支出的纳税筹划已成为现代企业 财务 管理 的重要内容之一。
(2)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提起纳税筹划,不少人认为纳税筹划就是牺牲国家利益谋取企业私利,这是一种错误观点。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本企业的负担便打起了少缴税的主意,但往往是事与愿违;有些企业又在不知不觉地多缴税。这就使纳税筹划逐渐独立出来,并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活动。
纳税筹划是通过非违法的避税行为和合法的节税方案以及税负转嫁的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行为,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也就是说,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在熟知相关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的科学安排,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最大化企业利益的行为。
企业利益最大化了,同时也就给国家带来了应有的利益,两者并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企业的利益,国家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同样,企业不保证国家的利益也就没有了长久生存、发展的空间。
(3)纳税筹划要树立守法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纳税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地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筹规划,以减少税费支付,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最大化企业利益,与偷税、骗税、抗税和欠税有着本质的区别。
使企业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我国《税收征管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可见,企业的规划在合法的情况下,是受 国家法 律、法规保护的正当权益。也就是说,无论从企业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政府即征税方的角度讲进行纳税筹划都有其必要性。税法对不同地区的收受差异,使企业在减轻自身负担的同时自动调节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充分体现了国家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1.2 目前纳税筹划应关注的问题
纳税筹划是在保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同时,保证企业的利益及企业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时,目前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的纳税筹划问题。
(1)企业改革面临的纳税筹划问题。企业随着改制的发展,将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原来企业内部单位的有偿结算收入将按政策缴纳各项税费,这无形中就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额。
(2)技术改造纳税筹划。根据 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企业可以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技术改造方式和设备购置的顺序来进行纳税筹划。
(3)筹资方式的筹划。从 财务管理 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我们要在不破坏资本结构的前提下,选择适应于企业自身的筹资方式。
2 纳税筹划方案
2.1 增值税中 运输 收入缴纳税款的筹划
由于承担着运送供暖用煤等运输业务,核算中存在着是否单独经营的情况,如果将其纳入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会为企业带来了一个筹划空间。
如公司各单位年提供的外部运输收入按3500万元计算,购买汽车配件及发生的燃料费3100万元。
(1)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计算缴纳营业税应发生税费情况:
营业税3500×3%=105万元
城建税105×7%=7.35万元
教育 费附加105×4%=4.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 116.55万元
(2)按增值税兼营行为处理发生税费情况:
增值税销项税额3500×17%=595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3100×17%=527万元
城建税(595-527)×7%=4.76万元
教育费附加(595-527)×4%=2.7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 75.48万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按兼营行为处理,企业少支付税费41.07万元,并且可以多抵扣税款527万元。
2.2 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在年终预计年应纳税所得10.1万元,年终决定向希望工程捐款0.1万元。如不捐赠,企业所得税率33%,税后利润6.77万元;如果捐赠,企业所得税率27%,税后利润7.3万元;企业通过分析计算,这项捐赠给企业带来0.5万元的利润。这里年终预计所得额就是经营中不确定的风险,企业在筹划的同时要考虑化解各种风险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的利益。
2.3 利用 银行 贷款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拟购买10000万元的设备,以增加赢利,对 投资 企业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是利用10年积累的资金购买设备还是向银行贷款。 财务 部门提供了两种方案的纳税对比分析:
(1)用10年积累的10000万元购买设备,投资收益期为10年,每年平均赢利为2000万元。
该厂平均每年纳所得税2000×33%=660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600万元。
(2)贷款10000万元购买设备,年平均赢利仍为2000万元,年利息支出150万元,扣除利息后,企业每年赢利1850万元。
这样企业每年纳所得税1850×33%=610.5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105万元。
显然,企业以贷款方式进行投资有许多好处,可以提前进行所需要的投资活动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可以减少企业承担的资金风险,减轻税负。
(3)处置报废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企业2007年已报废固定资产净残值1500万元,对这些固定资产是整体出售还是拆除后出售进行了分析。拆除后处置预计收入1200万元,拆除费用55万元。
按相关政策,企业不将固定资产拆除,直接销售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288号)文件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免缴纳增值税。
3 纳税筹划的建议方案
3.1 技术改造纳税筹划设计方案
(1)技术改造纳税筹划的设计思路。 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29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 管理 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013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按照规定,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延续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2)建议方案。①当年“新增税款”大于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同一技术改造项目分年度购置设备时,在同一抵免年度内,对以前年度分年度购置的设备应分别计算抵免额,即“先购置设备先抵免,后购置设备后抵免”,不影响抵免额。②当年“新增税款”小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计算后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时,因为本年度应纳税额已经抵免了先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故“新增税款”就有可能不足抵免后购置设备的应抵免额。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比较先后购置设备抵免额的大小和可抵免剩余年限,再选择是抵免先购置设备还是后购置设备抵免额。
3.2 筹资方式的筹划设计方案
《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 金融 机构 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从 财务管理 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按《税法》规定, 债务 利息可从所得税前扣除,而股利支出在所得税后支付。两者的差异导致了负债和权益资本对企业 税收 成本 和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
从纳税筹划的角度看,企业适度采取负债筹资比权益性筹资优越得多,企业负债增加,纳税支出减少,每股收益增大,企业价值增加。因此,在提高生产能力筹集资金上可以采取向银行借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间相互 融资 等进行筹资。股份制煤炭企业还可以采取尽量减少权益性资本所占的比例等方式进行纳税筹划,但要注意资金结构的合理性。
篇11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5-0085-06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1]；第二类研究年度企业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的变动，如Rego[2]、Dyreng等[3]、Schwarz[4]； 第三类研究会计（账面）—应税利润差额的成因及后果，如Hanlon [5]。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1]的研究中概要描述了包括贸易转移定价法、利润转移、避税港经营等几种主要的避税方法。Grubert和 Mutti[2]、Rousslang[3]、Hines和Rice[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税前利润在避税港留存较多，这符合利润转移行为动机。Baker[5]基于对11个国家获得的贸易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550份（匿名面谈）调查资料进行汇总并分析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每年流出的利润高达5千亿—8千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相关的交易利润流失额达2千亿美元。Baker还指出同一跨国公司在两个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可能存在跨境利润转移，其中，60%通过独立分支机构之间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和虚假交易等合法交易实现，其余通过非法交易实现。Schwarz[6]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12]的研究认为税收筹划会降低企业ETR，某些税收筹划战略甚至可以把企业的ETR从35%—40%的水平降低至10%，这些节税提高了企业的股份回报率，从而使企业在分析师的评估中处于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ETR低的企业税后现金流更多，在分析师的预测、投资建议和证券行市中都会有所体现。Swenson[13]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两者不可比，申报表只能提供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情况，市场调查数据也很必要，此外，鉴于企业逃税、避税的普遍性，税收申报表也不能反应全部事实。因为
税务机关已发现的逃税企业变量值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随时间推移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可能发生改变。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检查发生在企业经济活动结束后的2—3年，而本文仅采用了2011年检查发现的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该变量对企业避税影响的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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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引言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 年11 月16 日正式下发了《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 的通知》（财税[2011]110 号文件），意味着“营改增”不可逆转地拉开了序幕。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展开，人们对建筑业“营改增”的呼吁也是日益增强。营业税的征收以收入全额作为计税基础，不可避免会存在重复征税，国家税制改革初衷是要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因此，相信针对建筑业“营改增”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踏上改革的舞台。
一、从财务角度对建筑业税务风险进行探讨
本文根据证监会对行业的划分标准，剔除数据缺失、带ST、*ST 等的企业，共选取57 家上市建筑业企业2011-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1.从样本公司税负率变化情况来看
经过统计，57 家样本建筑业上市公司中有25 家的税负率从2011 年到2013 年有所增长，占43.86%；有32家建筑业上市公司的税负率有所下降，占56.14%。税负率的增长说明企业营业税税负的加大，将导致企业成本压力的增加。税负率增高的可能原因是企业当年生产经营状况较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企业纳税筹划不利，未能成功运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税负率的降低可能原因之一是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在购销过程中，结算方式多用现金为主，不开发票，不记账，在申报纳税时隐瞒销售收入，这将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建筑业2011-2013 年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营业税税负降低，说明建筑业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税务风险逐渐增加。
2.从税负差异率角度来看
在进行税务稽核或者税务检查时，税务机关通常将上一年度的税负率作为本年税务风险的检查标准，也就是说一般以行业税负率作为税负率的预警值，来衡量企业本年的纳税完成情况及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2011 年57 家样本公司中，有11 家建筑业上市公司的税负差异率大于零，占当年样本公司总数的19.30%；2012 年为17 家，占当年样本公司总数的29.83%；2013年为19家，占当年样本公司总数的33.34%。企业税负差异率大于零，意味着该企业评估的对应税种的税负率高于行业对应税种的税负率，企业可能未能正确理解、掌握、运用税收法规，或者可能没有利用好应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没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而面临承担较大税款负担的风险；企业税负差异率小于零，意味着该企业评估的对应税种的税负率低于行业对应税种的税负率，企业可能面临因违反税法的规定，或利用了不应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采取了不合理的纳税筹划而被税务机关罚款甚至缴纳滞纳金的税收违法风险。
3.从税负差异率绝对值角度来看
2011 年57 家样本公司中，有21 家的税负差异率的绝对值大于30%，占比36.84%；2012 年有20 家的税负差异率的绝对值大于30%，占比35.09%；2013 年有20家的税负差异率的绝对值大于30%，占比35.09%。企业某一税种的税负差异率的绝对值越大，其面临的税务风险（包括税款负担风险或税收违法风险）越大，并且根据税务机关规定知公司税负差异率的绝对值大于等于30%时，对应税种税务风险比较大，企业整体对应的税务风险较大。
通过统计在所划分差异率区间上建筑业上市公司占总样本的比例来分析整体上税务风险水平可知，2011-2013 年在57 家样本公司中，税收差异率绝对值大于30%的企业所占的比重为36.84%，比重较大，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绝大部分企业的税负差异率小于零（2011-2013分别为：80.70%、70.18%、66.66%%），说明建筑业企业的税务风险类型为税收违法风险，并且有部分建筑业企业存在营业税违法风险。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现存对建筑业征收营业税，其征收的不合理性和严重的税收风险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生存、税务部门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我国从2011 年起陆续推进全社会范围内的“营改增”试点，现已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成功推进了“营改增”，但是建筑业的“营改增”试点时间暂未确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于2012 年作过“建筑业及相关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问题的调研”，调研的核心是税负测算。可见，建筑业的“营改增”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建筑业“营改增”的必要性
1.减少重复纳税。国家税制改革初衷是要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避免重复纳税现象。近年来，随着建筑安装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间环节，即建设施工项目招投、大型工程分包转包、子公司的项目分包转包等越来越繁琐复杂。处于营业税纳税范围内的建筑安装企业在这些环节中承受这不同程度的重复纳税。
2.降低税收征纳成本。对兼营活动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建筑企业，通常由不同的税务部门征管，征管成本较高、征收效率低，同时对于建筑业企业来讲，因确定不同业务的纳税成本也较高。
3.有利于建筑业企业的技术更新及产业升级。对建筑业实行“营改增”后，企业新购进的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等可以进行增值税抵扣，这对于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淘汰落后产能有极大的推进与鼓励作用，对于促进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对策与建议
（一）从建筑业企业角度来看
建筑业营业税率为3%，财税[2011]110 号文件明确规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一起，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而现行大多数建筑业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粗放的管理水平情况下，有许多不能取得发票的情况存在，若改征增值税则会导致税负的实际增加。建筑业作为微利行业，税负的实际增加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盈亏情况，有些管理薄弱的企业甚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企业面对税负率应有正确的态度。纳税人应直面税务机关的“税负率”评价，由于市场地位不同，经营规模不同，产品存在差异等原因，同行业间存在税负率差异是必然的。
2.做好纳税培训工作，进行纳税筹划。企业的财务人员及税务人员要时刻关注税收动态，敏锐把握国家对建筑业“营改增”的各项政策，充分用活“营改增”。
3. 对管理的规范性要求增大。要加强对成本的控制，企业在进行融资时要选择最优的办法，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以使成本达到最低。对于固定资产的购进可以抵税的规定，在实施“营改增”之前的这段时间，建筑业企业应避免购进固定资产，必要时可采用经营租赁或者融资租赁，待“营改增”实施之后再购进固定资产，以达到减税的目的。
4.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建筑业企业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严格对其资质和信用问题进行考察，严格规范企业的运营。
5.建筑业企业应慎重选择供应商。企业应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购物料，或者进行集中采购、分散使用的模式，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提供的要考虑其价格足够低以保证抵减进项税。对甲供料的情况应积极关注税务部门的最新规定，积极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从税务机关等政府部门角度来看
随着税收执法检查监督力度不断加大、税收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日益深入，伴随企业隐性的涉税风险也进一步扩大，同时对企业税务会计人员的素质、帐务处理、国家税收法律、法规通晓度、熟练度、知识更新操作以及灵活运用、进行税务策划、分析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1.政府等相关机关要进行充分调研。对不同地区、行业的“营改增”问题充分掌握，对税务部门机构设置进行合理调整，对试点地区的经验积极借鉴并大力宣传。
2.国家应加快电子发票的推进。对电子发票的使用应积极引导，鼓励纳税人对电子发票的认识与使用，加快电子发票的制度、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并推行电子发票，以降低“营改增”带来的发票管理难度。
3.对固定资产等的税收抵扣。对“营改增”一般纳税人原购进固定资产、大型设备、物料等抵税，应允许按其剩余折旧年限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并在后续规定年限中按期抵扣。
4.对待税负率的态度。税务人员应更新观念，对超过或严重低于行业税负率的企业应合理看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税负问题的核心，鼓励企业进行积极的改革创新，对企业的税收执法检查力度、监控力度不断加强的基础上，要重视税收的科学化和合理性。改进并完善税收法规，构建规范的认定程序及有效监督机制。
5.对集团企业的监督管控。有一些集团性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强的生产经营依赖性，他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关系。应掌握他们的生产投入关系，以免出现关联交易调节税款现象，对企业进行监督，以便进行申报税款。
参考文献：
[1]贾丽.企业税收负担与合理和对策[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篇13
关键词 ：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090-03
一、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现行税法，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权利，通过合理的非违法的筹划安排，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的活动。可以看出纳税筹划是纳税人遵循“法无明文不为过，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在有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通过策划，选择税负最轻的方案，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的目的，所以纳税筹划是合理合法的，它是纳税人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
个人所得税是指在中国境内居住或不在中国境内居住而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个人而应缴纳的税。高校个人所得税是指在学校任职或受雇于学校的个人所取得的工资、薪金、津贴、补贴、加班、奖金、其他补助等所有收入扣除相应费用后应缴纳的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高校教师个人收入也增长较快，国家税务总局在2005年明确提出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行业，并作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重点。因此，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也迅速增长。以河北省某高校为例，1994年该校缴纳个人所得税3.12万元，2012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了3701万元，20年间个人所得税增长了1186倍。
那么，高校教师真的成为高收入人群了吗？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收入一般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国家统发工资、校内工资和个人创收。具体表现为基本工资、奖金、课时费、各种津贴、劳务收入、稿酬等多项内容，教师收入内容的多样性使得高校教师收入存在很大差别。在高校，确实存在着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但他们一般职称都在副教授以上，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助教来说全年收入不过两三万元左右。曾经有人对高校教师收入做了统计和测算：在高校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比例不到5%，大部分普通教师生活并不富裕。此外，教师的课时费是根据课程和教学需要来安排的，各月或各学期之间的收入高低不均衡。课时少的月份收入达不到起征点，课时多的月份收入又远远高于起征点，但在扣除所得税后得到较少的实际工资，而真正增加的是个人所得税税负，教师们普遍抱怨辛苦挣来的钱都缴税了。据教育部统计信息显示，从1984年至2006年20年间高校教师的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8倍，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增长的速度。由此可见，简单地把高校教师列入高收入行业作为征税管理的重点人群，不区分高校教师收入的具体情况，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无疑增加了教师的税收负担。所以，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纳税筹划是很有必要的。
二、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实证分析
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项目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工资、薪金所得，即来源于任职院校的基本工资、课时费、校内津贴、教龄津贴、班主任补贴、生活补贴、奖金、加班费，另外还有科研经费等等；二是劳务报酬所得，如校外讲课、办培训班、家教、设计、技术服务等等；三是稿酬所得，即出版、发表作品的收入。
下面通过案例分别不同的涉税项目谈谈高校个人所得税的筹划思路。
（一）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筹划
1、合理设计课酬发放方案，均衡每月工资、薪金
现在各高校教师薪酬主要是根据教师的职称高低、授课工作量、指导论文的数量、以及完成的科研工作量等因素确定教师的实际工资水平。基本上采用以下两种与教师工作量、业绩挂钩的薪酬体系：基本收入加课酬制和业绩津贴制。基本收入加课酬制是将教师的工资分成基本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和补助等）和课酬两部分，每个月按照教师实际上课数量（以及指导论文的数量等）确定当月课酬数量，并与基本收入一起发放。由于受假期、课时不均等因素影响，教师每个月的收入都不一样，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业绩津贴制是首先确定教师一年基本的工作量，教师在完成基本工作量后就可以获得基本工资和业绩津贴，在年末或者学期末支付超课时部分的酬金以及指导论文的费用等，如果未能完成标准工作量，则相应扣减其津贴。
例如1：某高校一教师月基本工资扣除个人承担的“三险一金”后实发工资4000元，学校规定，每学年需完成240课时的标准课时工作量，未完成标准课时的按照每课时50元的标准扣发课酬，超课时部分按每课时50元支付课酬。除课酬外年底双薪与奖金数额合计为6000元，在12月份一次性发放。在表1中列示了两种不同薪酬体系下该教师完成标准课时及超课时每月的收入和应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从表1中可以得出，在基本收入加课酬制下，在一个学年内由于寒暑假，大部分课程集中安排在3月～6月以及9月～12月，再加上指导学生论文、毕业答辩集中在六月份，使得课程时间的安排不均衡，收入时高时低，收入高的月份缴税多，收入低的月份又不能完全享受税收抵扣带来的优惠。采用业绩津贴制，各月的收入比较平均，税负也均衡。在全年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不论是完成标准课时工作量还是超课时完成工作量，业绩津贴制的税负都比基本收入加课酬制的税负要低一些。
因此，课酬发放方案不同，所交税额也不同，建议高校可采用业绩津贴制，不仅从总体上降低高校教师的税收负担，而且易于操作。
2、合理设计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发放数额，降低年终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
按《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法[2005]9 号）文件精神，年终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计税，其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按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的商数确定，但是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全年有12个月，却只允许扣除一个月的速算扣除数，未同步乘以12，从而形成在两个应纳税所得额级距临界点附近，应税收入增加1元，税后收入反而大幅减少的不合理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年终奖金税收政策的“无效空间”或“不合理空间”这是由于年终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是采用全额累进税率的，因此当计税所得额突破某一区间，升级至税率的上一级次时，存在着一个增发减收区间，即年终一次性奖金增长慢于税负增长的区间。
例2：某高校教师全年一次性奖金为18000元，则18000?12＝1500元 （适用税率为3%，扣除数为0）
应纳税额＝18000×3%＝540元
税后收入=18000-540=17460元
而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18010元，则18010÷12=1500.8元（适用税率为10%，扣除数为105）
应纳税额＝18010×10%-105＝1696元，
税后收入=18010-1696=16314元
也就是说：税前奖金仅增加10元，但应纳税额却增加了1156元，税后收入减少了1146元，收入的增长远低于税负的增长。因此，高校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时需要特别注意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增发减收的区间，注意计算超额超率临界点，避免适用高一级税率，出现实际税后收入慢于税负增长的情况，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二）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筹划
高校教师的劳务报酬所得，主要有在外兼职所得，如开展补课、各种特色培训以及依靠自己的专业技术为各类企业提供的服务等等。
我国税法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的扣除额为：每次收入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收入20%的费用，税率为20%，对应税所得超过20000的部分加征五成，对应税所得超过50000元的部分加征十成。（见表2）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所得税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对于劳务报酬所得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纳税筹划
1、分次收取，降低税负
由于劳务报酬以每次取得的收入定额或定率减除规定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如果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集中发放便意味着税负的增加，而采取分多次发放，就能多次扣除费用，税负便会相应地减轻。
例3：高校教师李某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设计工程图纸，获取报酬30000元。
如果该教师一次性收取30000元，则
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30000×（1-20％）×30％-2000 =5200（元）
如果该教师分10个月收取，每月收取3000元，那么
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3000-800）×20％×10=4400元
5200–4400=800（元），即可节税800元
2、报销费用，降低报酬
税法规定：个人提供劳务报酬所得应缴个人所得税，但却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获得收入的个人缴纳，因而在劳务报酬合同中，可以规定由支付报酬者缴纳、也可以由获得报酬者个人缴纳。为他人提供劳务的个人，可以考虑由对方提供一定的福利和某些不可避免的开支，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改由对方承担，同时适当降低自己原有的报酬。筹划的结果是名义上降低报酬额，实际上会增加净收入。
教师在取得劳务报酬时，可以通过增加费用开支尽量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即由被服务方向提供劳务方提供诸如伙食、交通、住宿等服务，该服务费用从劳务报酬总额扣除，从而降低劳务报酬总额，以降低税负。
例4：某大学王教授应邀赴某公司给员工培训授课，双方签订合同：授课半月，劳务费共40000元，往返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共10000元，由王教授自理。
则王教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0000×（1-20％）×30％-2000=7600元
最后王教授实际收入为：40000-7600-10000=22400元
如果在签订合同时，王教授与对方商议，让对方报销交通费开销，由对方提供住宿、伙食等必要的服务，相应降低自己的劳务报酬所得，公司只支付王教授劳务费30000元，与其报酬有关的个税由公司代付。
则王教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30000×（1-20％）×30％-2000 =5200（元）
王教授实际收入为：30000-5200=24800（元），净收入比之前增加了2400元
在此项筹划中，只要公司提供的必要服务支出和付给王教授的所得之和不超过最初的40000元，对公司也是有利的。
3、多项报酬，分项计算
如果一人在同一个月内取得几项不同的劳务报酬，那么分项计算，分别减除费用比几项合并纳税更节税。
例5：李教授利用空闲时间在1个月内给几家公司提供了不同的劳务，获得工程图设计费收入2万元、翻译收入1.5万元、技术服务收入3万元，合计收入6.5万元。
方法一：合并计算纳税
合并加总应税所得额= （20000+15000+30000）×（1-20%）×20% =52000（元）
应纳税总额=52000×40% -7000=13800（元）
方法二：分项计算纳税：
设计费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额=20000（1-20%）×20% =3200（元）
翻译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额=15000×（1-20%）×20% =2400（元）
技术服务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额=30000×（1-20%）×30% -2000=5200（元）
总共应交个人所得税=3200+2400+5200= 10800（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如果分项计算可以少交个人所得税3000元。
（三）稿酬所得纳税筹划
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收入。扣除额为：每次收入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收入20%的费用。此项收入的税率为20％比例税率，再加上减征30％的优惠。与劳务报酬所得一样，稿酬所得也是以每次出版、发表取得的收入为一次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稿酬所得可以通过系列丛书的形式将著作认定为几个单独的作品分别纳税，或将相关费用进行扣除，减少计税总额以降低税负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以图书、报刊方式出版、发表同一作品（文字作品、书画作品、摄影作品以及其他作品），不论出版单位是预付还是分笔支付稿酬，或者加印该作品再付稿酬，均应合并稿酬所得按一次计征个人所得税。但对于不同的作品却是分开计税，这就给纳税人的筹划创造了条件。如果一本书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现，则该作品将被认定为几个单独的作品，单独计算纳税，可以节省纳税人税款。但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纳税筹划时需要使每部作品的稿酬收入不超过4000元。其次，该著作可以被分解成一套系列丛书，而且对发行量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著作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发行，导致著作的销量或者学术价值大受影响，则不宜采用这种方式来节税。
由于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个人取得的稿酬所得只能在一定限额内扣除费用。而应纳税款的计算是用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而得，税率是固定不变的，应纳税所得额越大，应纳税额就越大。因此，如果能在现有扣除标准下，再多扣除一定的费用，或能够将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就可以达到减少应纳税额的目的。其做法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筹划方法相似，通过由出版社或者其他签订合同单位支付调研、差旅等相关费用，作者适当降低稿酬来实现减少计税总额降低税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苏春林.纳税筹划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文）.
[3] 汪鸿艳.个人所得税纳税现状与改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