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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空前关注，大学生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过大的压力易使大学生情绪波动，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中，这不仅会严重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致使他们学习效率低下，甚至还会给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由于大学生正值青春期，大多是独生子女，处于特殊的身心发展期，存在着很多特有的性格和情绪特点，这些特点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帮助大学生调整、控制或者释放自己的情绪，使他们在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积极、更有效率，无疑是高校管理的重点。
当代大学生成长中陆续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由情绪引发的心理问题，并且已直接反映到行动上，迅速演变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懒惰、学习不积极、上网成瘾等，其中极端地表现为大学生自杀和暴力行为不断增多。而暴力事件在大学校园中也在逐渐增多，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事实证明，大学生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 关于情绪管理的研究
1．国外关于情绪管理的研究
国外对情绪管理研究的时间相对较早，内容也较为丰富，如：对情绪管理内涵的研究、对员工情绪管理的研究、对儿童情绪管理的研究、对青少年情绪管理的研究等。综合相关资料，对情绪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情绪管理的影响因素上。以下是部分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的主要表现：
关于主观体验对情绪管理的影响，walled 和smith 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进行研究，得出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绪而异的结论：对于愤怒和羞愧，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对于悲伤，寻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而对于创伤感，远离创伤源是最好的情绪调节策略。
关于家庭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Halberstat 等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及其与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父母情绪表现积极的儿童在同伴中往往表现比较积极。Dcnham 等人指出，父母的情绪管理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同伴交往能力。因此，如果父母能经常以适应孩子情绪社会化实践的方式，对孩子的情绪发展做出反应，会对孩子的情绪管理策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早期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儿童的情绪管理的发展轨迹存在性别差异。Malstesta 和Haviland（l982）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做出严厉反映，而对男婴的愤怒则较少做出同样的反应。男孩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理更舒服。Denham、Baret 的研究也证实，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明显受到父母在其早期社会化进程中教养方式的影响。
关于年龄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国外学者研究得出：儿童情绪管理的方式随着自身动作能力的发展而发展（Rothbart，1991），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随其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展（Strayer，1989），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更多地利用认知策略以建设性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Eisenberg&Moore，1997）。关于社交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Lempers 和Clark－Lempers（1992）通过对冲突行为的研究发现，情绪管理依情绪指向者是否是朋友有关，朋友之间情绪调节较好。在封闭的社交情境中（与谁交往以及交往多少时间毫无选择），朋友间的冲突比非朋友间的冲突更剧烈和持久。日常观察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对自己的亲人发火，而对外人常表现出有所调节的情绪行为。与之相应，情绪调节的选择似乎也取决于情绪指向者是否是权威人物。
Underwod，Cnie 和Herbsman（1992）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对权威人物表现愤怒，而对非权威人物，情绪调节就相对具有更多的自由度。
另外，国外关于情绪管理方面的著作比较多，如艾伯特·J. 伯恩斯坦博士著有《情绪管理》一书，这本书对情绪爆发问题进行了透彻研究，以案例分析的方式阐述了处理不同情绪爆发问题的策略；凯·洁莉的《办公室情绪管理》一书很详尽地阐述了企业进行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及企业如何进行情绪管理。这些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了情绪管理的方法以及如何排解负面情绪对我们生活或工作的不利影响。
2．国内关于情绪管理的研究
在国内，很多学者也对情绪管理的各个方面有相关的研究，如教师、学生、企业员工、图书管理员等，但研究内容相对简单，主要是简单介绍情绪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一些应对策略。关于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主要从影响身心健康、工作成绩、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则提出了一些生理或心理方面的调控方法和技巧。
师曙光在《情绪管理浅析》一文中对情绪管理进行了简单介绍，提出情绪管理的步骤：调整认知、控制情绪、释放压力、平衡心理、放松身心及控制情绪的小技巧，如放松法、转移法、拖延法、环境改变法、训练法。葛荣晋、许若兰在简单介绍情绪管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进行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进行情绪管理的策略。而刘芳的《情绪管理学》和王淑俐的《情绪管理》都对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特有的情绪做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如“从失败中寻找珍珠”、“从抑郁到想得开”等话题。
三 关于高校情绪管理的研究
在国内，大学生情绪管理自1999 年开始逐步受到心理学者的关注，在针对高校大学生心理举办的全国大学生心理咨询学术会议上，有关高校情绪管理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及和讨论，但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研究。而有关大学生情绪管理的论文也只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和对策研究。通过对CNKI 以“大学生情绪”为主题进行跨库精确检索，可以得到关于这十年相关研究的基本发展态势，见表1。其中期刊84 篇，硕士论文17 篇，重要会议论文14 篇。可以看到我国关于“大学生情绪”的研究尚且处于日常话语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相对的研究领域。而对大学生情绪管理的研究，经CNKI 精确检索只有14 篇，研究的内容也很浅显，有待我们更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对大学生情绪管理的讨论中，每位学者都做了自己独到的解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刘玉梅、徐建军在《论大学生的情绪管理》一文中提出情绪管理的作用：情绪管理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剂”，情绪管理是创新能力的“激发器”，情绪管理是身心健康的“护航者”，情绪管理是健全人格的“塑造者”，并提出情绪管理的常用方法：利用音乐进行陶冶、积极进行情感梳理、展开想象、保持适当的幽默、求助于心理咨询。许若兰在《大学生情绪管理和情绪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情绪管理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大学生情绪管理应该贯穿于高校管理的整个过程。孙娜在其《大学生情绪管理方法新探》中提到了为了进行有效的大学生情绪管理，大学生本人应注意提高情绪感知能力和角色认知水平；学校应通过开设情绪管理课程和开展第二课堂特色活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氛围。
我们将情绪管理界定为个体在遇到与个体发展不利的情绪时，积极寻找情绪策略，以有效的方式解决情绪不适的管理。本文中，情绪管理与情绪调节、情绪控制等相似概念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情绪调节和情绪控制把调节和控制的对象默认为负性情绪，而情绪管理所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负性情绪，还包括正性情绪以及情绪强度等刺激、反应。情绪管理的核心在于对情绪情景、情绪类型以及情绪强度进行管理。情绪管理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学者们为我们未来的情绪管理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未来的情绪管理发展趋势应更注重人本管理。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和主体性，要求管理以人为核心，注重人的情绪和情感，关心被管理者的情绪变化，及时分析出导致被管理者情绪变化的原因，对他们的情绪进行正向的引导和疏导，帮助他们解决困扰，消除消极情绪，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有利于被管理者的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组织的发展。情绪管理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出现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人本主义为管理原理对个体或群体的情绪进行控制和调节。高校情绪管理顺应了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各高校和教育界的重视。
注 释
①刘玉梅、徐建军.论大学生的情绪管理［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4（3）
②孙娜.大学生情绪管理方法新探［J］.学理论，2010（8）
参考文献
［1］李永鑫、李艺敏.学校管理心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2
［2］乔建中.情绪研究：理论与方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
［3］许若兰.论大学生情绪管理和情绪教育［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4］叶小卉.浅谈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教育［J］.中国电力教育，2008（23）
［5］薛永苹.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J］.思想教育研究，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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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智力的概念和内涵
随着智力理论的发展，实践智力、社会智力等逐渐出现，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更为智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0 年 Salovey 和Mayer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2]，经过几次修正之后，Salovey 、Mayer等人在2004年提出了新的情绪智力模型，将情绪智力分为感知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使用情绪以更好的做出决定的能力、理解情绪的能力、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四个方面[3]，这一概念理论较为严谨，概念相对清晰，为更多研究者所采用。1995年，Goleman发表《情绪智力》一书，认为情绪智力应包括了解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五个方面[4]，这一概念因其所涵盖的内容太多又太过宽泛而受到了批判。Bar-on于1988年首次提出“情商”的概念，他编写了《情绪智力手册》，在该书中他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人应对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的、人格的和人际能力的总和，情绪智力不仅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5]。到目前为止，虽然许多研究者对情绪智力进行了定义，阐述了它的内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情绪智力在决定人们是否成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对情绪智力的梳理和分析，从能力范畴来界定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大学生情绪智力是指能合理地认识自己、他人及社会的情绪，并正确评价这些情绪和理性调控自己的情绪，影响或改变他人及环境的情绪，使自己的身心更健康，生活更幸福，学习和工作更有效并最终指向成功的一种能力[6]。情绪智力是人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结构体系，它包括对情绪的觉知能力、评价能力、适应能力、调控能力和表现能力。
2.民族院校大学生情绪智力的特点和现状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群体性和独立性的特点。群体性是指大学生一般主要居住在学校宿舍，过着集体生活；独立性是指多数大学生远离父母和亲人，要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二是存在过渡性的特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这个时期容易产生各种心理矛盾和冲突，是一个迅速走向成熟但又未真正成熟的时期。上面的这些特点，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复杂多变，缺乏稳定性。这一时期大学生的情绪容易激动、急躁，情绪表达不太适当，不能很好地调控自己的情绪。不良的情绪反应和较弱的情绪调节能力，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工作及活动效率[7]。所以，大学生容易出现懒惰、消极、退缩、孤独、依赖、缺乏社会责任感等心理现象和行为特征。
对于民族院校而言，生源更加多样化，学生面临更多的情绪问题。一是民族院校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进入大学后，大学里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负担过重，经济上的困难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使走进学校的农家子弟难以安心读书，使他们心理压力增大，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二是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要改变过去的习惯来适应新的学校人文环境，如果适应能力有缺陷，长期处在不适应的状态下，心情压抑、情绪低落，不懂也不会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逐渐会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的产生[8]。三是有些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己的语言，进入学校后需要学习汉语、英语等课程，这从客观上增加了他们的学习负担，学习上的不适应让他们产生学习焦虑，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
3.民族院校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培养
有研究认为，相对于智力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更多而言，情绪智力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提高。戈尔曼指出幼年和青少年是情绪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但成年后培养也来得及，从而为渴望成功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并指明了道路[9]。对于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培养。
3.1学生应主动培养情绪智力
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导致自卑心理严重，影响了人际交往、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学生应加强自我认识的训练，从我与人的关系、我与事的关系、我与己的关系中正确认识自我，肯定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才能和局限、长处和短处能够客观评价、坦然接受，不要过多地抱怨和谴责自己。同时也要在在校期间，多参加学校、班级、社团组织的集体活动，并尽可能地做一些领导和管理的工作，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调节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3.2注重用好大学特有的各种资源
在全校开设培养与提高大学生情绪智力相关的公选课，如“情绪管理”课程、“情绪智力教育”课程等，向广大学生普及情绪管理和调节的相关知识，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应对挫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运用各种媒介宣传和强化心理健康理念，组织开展与情绪智力相关的培训、辅导与讲座，使学生在理论层面上更加明确和掌握情绪智力的相关内容，使学生认识到情绪智力对维护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加强情绪智力的理论研究，实现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积极运用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努力提高觉知情绪、评价情绪、适应情绪、调控情绪和表现情绪的能力。
3.3充分发挥教师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忽视情绪情感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极易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当前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对学生情绪情感的培养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也要培养学生情绪表达和管理的技能。教师在教学课程中，应保持心情愉快，情绪饱满，表情热烈而丰富，教学内容生动有趣，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课堂气氛轻松友好，学生的情绪状态也会得到感染和激发，从而表现出积极愉快的情绪；教师可以通过对教育、教学活动中具体事件的分析与评论，使学生获得各种不同情绪的体验与处理的经验[10]。
3.4坚持与民族文化相结合
民族院校大学生在经济、见识、学习、经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一些大学生而言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地域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有很大影响。心理问题、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教育方式等具体方面，不同文化区域和文化群体的大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在具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实践中，一定要注意文化因素的影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
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生也面临着一系列人生课题，如确立人生目标、恋爱交友、设定发展方向等。由于这一时期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急剧变化，情绪躁动、内心冲突的特点十分显著，面对挫折和压力时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如果不注意调节和寻求专业帮助，会导致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发生。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切实行动，不断提高学生情绪智力水平，积极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娟.大学生情绪智力、心理复原力与自我和谐的关系研究.硕士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2] P.Salovey & J.D. Mayer.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Cognition，and Personality，1990， 9：185-211.
[3]Mayer， J.D.， Salovey， P.，& Caruso，D.R.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or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15：197-215.
[4]D. Goleman.Emotinal Intelligence.Bantam Books， USA，1995：P.43-44.
[5]Bar-On，R.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technical manual.Toronto： Multi-Health Systems，1997.
[6]徐小燕.大学生情绪智力量表的编制与实测.硕士论文.成都西南师范大学，2003.
[7]袁文萍.情绪智力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应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6）：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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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31-01
在语言教学中，英语电影欣赏已经成为大学生公共选修课堂不可缺少的热门课程，在这门学科中不仅能够从情景交融的音频视频中感受异域文化、地道语言，还能从经典电影欣赏中培养学生的情商意识。
一、情商的内涵和意义
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萨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约翰.梅耶教授正式提出“情绪智力”简称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缩写为EQ）这一术语，认为“情绪智力”为个人掌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和利用这些信号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1995美国作家丹尼・戈登曼撰写了《情感智商》一书里系统而又通俗阐释：（1）一个人把握与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2）了解、疏导与驾驭别人的能力；（3）乐观人生、自我激励与自我管理的能力；（4）面对挫折与承受的能力；（5）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以及通过情绪的自我调节不断提高生存质量的能力。
传统的观念人们总以为智商的高低可以预测学业成绩的优劣，从而推论它也决定着人生事业成功与否。但就大多数个体而言，智商（IQ）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但它很难正确无误地预测个人未来的成就。学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并不能保证面对人生磨难或机会时有适当的反应。大学是学生走上社会的第一个舞台，也是人生开始的第一步阶梯，情商决定着他们人生的成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情商的培养引起世界的关注和研究，电影欣赏课程从多元化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情商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电影欣赏课程中的情商培养
大学生是世界观逐渐成熟的年龄，在选择电影欣赏课程中要根据大学生的特点，首先考虑课时的长短，然后考虑语言学习是否符合大学生的口语和文化背景，根据学生对语言掌握的程度选择影片，《Gonn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可以说是一部语言、文化知识背景和人物塑造极其内涵的高品质电影，从南北战争的背景涉猎深度的爱情价值观。斯嘉丽在失去父亲、母亲饱受战火纷飞洗礼的肩上扛上了威斯利的嘱托，带着梅兰妮回到塔拉庄园，开始了人生的挑战。她的智商决定了她的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情商决定了她成功地撑起了一片蓝天。当代大学生有自己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即将形成的人生观，如果能在每一部影片的每一个细节对学生精心培养、分析、实践研究，情商意识在大学这个人生关键的平台上，通过老师的导入，给当代大学生人生情商的启迪，教育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爱情观、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三、电影欣赏课程的情商植入研究与实践
电影欣赏课程植入能大量丰富学生头脑，在电影欣赏中锻炼自己的情商意识，同时分析情商作为一种有章可循的成功技巧，通过影视欣赏这种直观途径，提高自我意识，磨练自己，在课堂这个大环境中给自己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的宽松环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交际圈，为将来的社会人生创造一个更好发挥自己的空间。本课程的植入有着情商价值的前瞻性和后续延展性。
大学课程植入电影欣赏课程辅助培养学生情商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层层深入从这个平台培养学生的情操，激励学生对生活的热情、陶冶他们的世界观来认知世界。电影欣赏课程的选材和人物性格、剧情的分析从各个角度多元化培养学生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每一部电影都体现了不同领域的人物情商，从电影欣赏的角度观看世界，不但深化语言教学还给学生情商的启迪做了里程碑的教育阶段，在将来的就业中，情商决定每一个学生的成功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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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 Role of Students' Emotion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to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nspiration
PAN Chaochao， GE Linlin， CHEN Chen， CHEN Da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QiuZhen Schoo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Zhejiang 313000）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questionnaires to explore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regulation predict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addiction， found that self-efficacy for emotion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n Internet addic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predict role
大学生年龄一般处于19～23岁之间，其生理发展已经完成，心理发展也趋于成熟，具有一定的处事经验与自我调控能力。同时，大学阶段是学生处于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过渡阶段，也是为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打好基础的时期，因而大学阶段学生的发展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现象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学界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有关网络成瘾的机制仍然困扰着学术界。迄今有关大学生网络成瘾，涉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涉及内部心理原因相对较少。有研究表明，①情绪的调节能力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起着重要作用，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及启示，以期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有效预防和干预提供支持。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按照年级、专业的人数比例随机选取湖州师范学院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8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553份，占回收问卷的95%。其中，男生186人（33.5%），女生367人（66.5%）；大一171人（30.9%），大二166人（30.0%），大三177人（32.0%），大四39人（7.1%）；文科171人（30.9%），理科297人（53.5%），艺术86人（15.6%）。进行问卷调查时，要求被试如实、认真回答试题，为保证问卷质量，当场收回。
1.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采用潘超超等①编制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0.82。问卷由12个项目组成，分成3个因子，分别为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管理愤怒-激惹。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1=很不好，2=比较不好，3=有点好有点不好，4=比较好，5=很好）。分数越高，管理情绪自我效能感越强。
（2）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调查问卷。采用雷雳、杨洋编制②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来考察大学生的网络成瘾情况。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其包括38个项目，分为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社交抚慰、消极后果六个维度。突显性指互联网使用占据了用户的思维与行为活动的中心；心境改变指使用互联网来改变消极的心境；社交抚慰指认为在网上交流要更舒适、安全，依赖互联网作为其社交的途径；耐受性指互联网用户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断地增加上网时间与投入程度；戒断症状指希望减少上网时间，但无法做到，并且对互联网有近似于强迫性的迷恋，停止互联网使用会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与负性情绪；消极后果指互联网使用对正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关注由于上网所造成人际、健康和学业问题。每个项目请被试分别就一年内网络使用的实际情况在5点量表上作答，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得分越高，成瘾倾向越强。将网络成瘾的项目平均得分小于3者界定为网络成瘾正常群体，大于等于3分小于3.15分的界定为网络成瘾边缘群体，大于等于3.15分的界定为网络成瘾群体。
2 结果
2.1 大学生网络成瘾总体情况分析
大学生网络成瘾总体水平的评分为2.21±.62，其中突显性为2.39±.80，耐受性为2.16±.76，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为2.07±.73，心境改变为2.69±.86，社交抚慰为2.23±.79，消极后果为2.06±.70。网络成瘾总体水平（平均值为2.21）处于轻度和中度之间，更靠近轻度；其中网络成瘾总体均分>2.5分者占26.9%，>3.5分者占2.7%，表明有29.6%的大学生存在中等程度以上的网络成瘾现象。
大学生对网络成瘾各维度评分的大小排序为：心境改变（2.69±.86），突显性（2.39±.80），社交抚慰（2.23±.79），耐受性（2.16±.76），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2.07±.73），消极后果（2.06±.70），两两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心境改变、突显性、社交抚慰、耐受性及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之间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体情况分析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评分为3.67±.58，其中表达积极情绪为4.17±.68，管理失望和伤心为3.49±.77，管理愤怒激惹为3.32±.78。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平均值为3.67）处于高水平，其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体均分>2.5分者占35.9%，>3.5分者占61.2%，表明有61.2%的大学生有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评分的大小排序为：表达积极情绪（4.17±.68），管理失望和伤心（3.51±.83），管理愤怒和激惹（3.32±.78），两两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维度之间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不同网络成瘾状态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分析
不同网络成瘾状态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见表1，管理失望和伤心、效能感的总分存在显著的网络成瘾状态差异，且网络成瘾正常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网络成瘾群体（含边缘群体）。
2.4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对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子是管理失望和伤心和表达积极情绪，且都为反向预测，说明管理失望和伤心能力越强，表达积极情绪越多，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越弱；对于耐受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及消极后果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子均为管理失望和伤心，且都为反向预测，说明管理失望伤心能力越强，耐受性越低，心境改变越慢，社交抚慰越低，消极后果越轻。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网络成瘾总体水平为轻度，其中有29.6%的大学生存在中等以上程度的网络成瘾情况，2.7%的大学生存在重度以上成瘾现象，此外大学生网络成瘾在心境改变上得分最高，在消极后果上得分最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表达积极情绪上得分最高，在管理愤怒和激惹上得分最低，有61.2%的大学生有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管理失望和伤心、效能感的总分存在显著的网络成瘾状态差异，且网络成瘾正常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网络成瘾群体（含边缘群体）。网络成瘾正常群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能及时地、有效地采取合理的方式应对出现的焦虑、失望的情绪。例如，向朋友、家长、同学等倾诉，通过具有一定强度的体育运动，唱歌逛街等。反之，网络成瘾及成瘾边缘群体在遇到类似的情绪，更倾向使用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如，自我责备、反思自我、灾难化、责备他人。③这类群体并非要真正面对问题可能是在选择逃避，此时网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逃避空间。此外，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成瘾群体及边缘群体呈现出高焦虑水平。张兰君的研究表明，④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成瘾倾向者呈现出高焦虑水平，网络成瘾者自陈有一些躯体症状，如头晕、心烦、胸闷气憋、紧张性兴奋、懒散等，并且与家长、朋友打电话或与朋友聚会次数减少，下网后变得空虚、失落，不愿与人交流。对现实生活更加失望、伤心，对自身又缺乏应对负性情绪的自信，因而陷入负性情绪―网络成瘾―负性情绪的恶性循环中。
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对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子是管理失望和伤心和表达积极情绪，对于耐受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及消极后果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子均为管理失望和伤心。这与肖玲玲⑤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其研究表明，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对高网络成瘾倾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还能通过网络控制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网络成瘾倾向。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管理失望和伤心是重要的预测因子。进入大学后，依然要面临着来自家庭、学校、同学竞争之间的压力。此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以及恋爱和未来的婚姻压力（可能是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容易感受到的），这些压力都与大学生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大学生在面对这些现实的压力及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时，很可能出现一些负性的情绪，如失望、沮丧等，但出现愤怒激惹等的激动情绪会相对较少，由于大学生生理与心理发育都比较成熟了，也有了一定的处事经验，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4 启示
虽然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总体处于轻度水平，但仍有29.6%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成瘾现象，这也需要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交流、问题研讨、心理沙龙等方式，让学生主动交流，以期增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同时，学校应定期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心理测验，以便及时排查出存在心理问题和高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重视建立和及时更新大学生的心理档案。此外，现在的大学一般都设有心理咨询中心，学校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对成瘾学生给予帮助。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心理咨询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引导建立合适的方法。然而，对于许多虽有求助愿望但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求助意愿的大学生网络成瘾者，学校可以建立网络求助群、求助热线等充分利用网络的隐蔽性来有效帮助网络成瘾者。家庭与社会也应给予成瘾者充分的理解与支持，更好地帮助他们。
从成瘾者自身而言，大学生网络成瘾者更倾向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面对无法应对的困难更倾向选择逃避，而网络恰巧为其提供了逃避空间。⑥虽然暂时地躲避了问题，暂时地忘记了当前的困难，一旦离开网络，成瘾者便要承受现实带来的失望，以及自己无力解决的伤心与无奈。且在大学生网络成瘾者中情绪不稳定和情绪稳定性居中的成瘾者居多，其中成瘾者往往呈现出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⑦可表现为孤独、自闭、紧张性兴奋、懒散，与家长、朋友打电话或与朋友聚会次数减少，下网后变得空虚、失落，不愿与人交流等。⑧对于大学生网络成瘾者而言，寻求帮助的意志与希望摆脱成瘾状态的决心是很重要的。因此，大学生网络成瘾者一旦发现自己存在网络成瘾症状，应果断控制和减少自身上网时间和上网行为，并且要主动接受来自学校、社会等的帮助于支持，正确认识网络成瘾带来的弊端，建立成熟的应对方式和合理宣泄负性情绪的方法，⑨多表达自身的积极情绪，提高对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2013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R425006）
注释
① 潘超超，王玲凤，陈焘，陈晨，葛琳琳.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网络成瘾.现代预防医学，2013.
② 雷雳，杨洋.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的编制与验证.心理学报，2007.
③ N. Garnefski， V. Kraaij， P. Spinhoven.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1.
④ 张兰君.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多因素研究.健康心理杂志，2003.
⑤ 肖玲玲.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生活事件、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硕士论文.杭州师范大学，2012.
⑥ 孙经，李晏，潘登，张建瑞，胡巧云，李昊.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及情绪障碍关系.中国公共卫生，2009.
篇5
1 引言 大学生游戏生命、否定生命、伤害生命作为近年来凸显的一种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生命意义感和情绪智力低下被认为是其根本原因。
弗兰克尔提出生命意义是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每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都拥有需要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他认为“对意义的寻求是人类生活中的首要动机”，压抑这个动机将导致所谓的“存在性的空虚”。人类有在生命中寻找意义和价值的内在需求，意义和目的感的缺乏将使人深陷痛苦。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人对自己生命之意义与目的的知觉和感受程度，生命意义感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情绪智力是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包括准确地感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恰当地表达情绪，以及适应性地调控情绪的能力。巴昂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应对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人格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总和，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选取大学生作为被试，旨在揭示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是否存在相关，是否对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整群抽样，对天津中医药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20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06人(52.2％)，女生95人(47.8％)；平均年龄为21.05±1.82岁；理工科90人(44.3％)、文科72人(35.5％)、医学类41人(20.2％)；一年级35人(317.2％)、二年级52人(25.6％)、三年级55人(27.1％)、四年级61人(30.0％)；来自农村的92人(45.3％)，来自城镇的111人(54.7％)；独生子女94人(46.3％)，非独生子女109人(53.7％)；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11人(5.4％)，一般的169人(83.3％)，贫困的23人(11.3％)；志愿者94人(46.3％)，非志愿者109人(53.7％)。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203份，有效回收率为96.7％。
2.2 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生命意义感量表，由高健在李虹的生命愿景量表基础上修订而成。根据原版38个题项203名被试的测试结果，经过题项筛选、因素抽取和维度命名后，形成包括消极生命态度(对人生得失、成败的消极看法和态度)、生命无归属(对生命价值及其意义产生怀疑，无方向感)、积极生命态度(对人生得失、成败的积极看法和态度)、追求生命意义(注重对生命意义本身的思考，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真谛)4个维度的正式量表，共32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自评式4点记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记为1-4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在各维度所表示意义上的倾向越明显。该量表的各项目在所属维度上的载荷在0.40-0.77之间，共同度均高于0.2；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12.0%、11.3%、10.8%，9.9%均高于5%。累积方差贡献率达44.0%。
本研究中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46-0.77之间，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对107名被试间隔2周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再测信度在0.66-0.74之间， 各维度得分与所属项目间的相关系数在0.46-0.80之间，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2.2 中文版ESCQ(Emotional Skills and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ESCQ) 中文版ESCQ由高健在日文版ESCQ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量表包括情绪知觉、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三个维度，共30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记分:从“从不”到“总是”记为1-5分，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情绪智力越高。
本研究量表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ESCQ各维度和总量表 Cronbach’sα系数在0.65-0.78之间；再测信度在0.93-0.97之间，各维度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79-0.91之间。此结果表明，中文版ESCQ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用于相关研究。
3 结果
3.1 不同年级和专业的生命意义感比较 表1显示，各年级在消极生命态度、生命无归属和追求生命意义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消极生命态度维度上，大一学生得分大于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在追求生命意义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大于大一和大三的学生。医学类学生在积极生命态度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
表1 不同年级和专业的生命意义感的比较(x±SD)
F值：单因素方差分析.
3.2 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生命意义感的比较 两个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显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之间在积极生命态度(志愿者：22.13±3.42，非志愿者：21.15±3.06，t=2.16，P=0.032)和追求生命意义(志愿者：20.96±3.12，非志愿者：19.03±3.19，t=4.35，P=0.000)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志愿者学生得分高于非志愿者学生。
3.3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生命意义感差异分析 参照高低端各27%的划分法，将情绪智力总分划分为低、中、高3组，对不同情绪智力水平被试的生命意义感差异性进行检验。表2显示，不同情绪智力水平被试的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表2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生命意义感比较(x±SD)
F值：单因素方差分析.
3.4 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表3显示，情绪智力各维度和总分与消极生命态度和生命无归属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P
表3 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n=203)
r：Pearson相关系数.
3.5 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4。
表4 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n=203)
注1：非志愿者=1,志愿者=2；注2：理工科=1，文科=2，医学类=3.
为了进一步验证情绪智力及有关因素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情绪智力各维度和总分以及被试的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参加志愿者活动为自变量，采用逐步筛选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4的结果显示：(1)在“消极生命态度”因变量上，“情绪调节”和“年级”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消极生命态度”14.1%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负向预测“消极生命态度”(“情绪调节”程度越高“消极生命态度”得分越低，年级越高“消极生命态度”得分越低)；(2)在“生命无归属”因变量上，“情绪调节”和“志愿者活动”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生命无归属”16.8%的变异量，能负向预测“生命无归属”(志愿者得分高于非志愿者)；(3)在“积极生命态度”因变量上，“情绪表现”和“专业”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积极生命态度”7.8%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正向预测“积极生命态度”(医学类得分高于其他专业)；(4)在“追求生命意义”因变量上，“ESCQ总分”和“年级”2个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追求生命意义”36.8%的变异量，2个自变量均能正向预测“追求生命意义”(年级越高得分越高)；(5)在所有入选的自变量中，情绪智力的预测力大于“年级”、“志愿者活动”和“专业”。
4 讨论
4.1 不同专业、志愿者活动和年级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先行研究指出，接触生命教育的机会对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有一定的影响。国外很多大学都设有生命教育课程，主要从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开展，引导大学生思考与生命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我国至今在学校教育中尚未实施，有的学校只是将生命教育等同于业已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或生理卫生教育。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类学生在积极生命态度维度得分高于理工类学生，这可能是由于生命教育和医学类专业有些课程之间有重叠之处，如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等。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特别是理工类专业出现了重知识、重技术、轻人文的误区，此倾向在本研究结果中也有所体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其积极生命意义感和情绪智力水平高于非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其他研究中也表明志愿服务活动对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此结果可能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价值意义有关。
有研究显示，志愿服务活动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成就感。生命成就感是个人在参与社会实践(如志愿服务活动等)中所获得的感悟和体验，是个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评价的一个基本尺度，每个人都希望通过社会实践而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正向价值，并在这种成就感中对生命意义和自身价值做出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继而不断追求生命意义。大学生志愿者正是通过把志愿服务活动的成果奉献给他人和社会，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意义。
我们的先行研究表明，大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成人正常水平，其中着重体现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和恐惧症状上。本研究结果又进一步显示，大一时期是消极生命态度的高危期。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大四学生较其他年级更注重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追求积极的生命意义，此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大四时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加提高了生命成就感有关。由此可见，大学生早期接触社会实践有利于提升生命意义感。
4.2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其情绪智力与消极生命态度和生命无归属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与积极生命态度和追求生命意义维度呈显著性正相关；大学生整体的情绪智力与追寻生命意义维度也呈显著性正相关。此结果说明大学生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对生命意义认知的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越高。同时在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又可提高情绪智力水平，改善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降低生命无归属感，树立积极的生命态度；而参与志愿者活动，会让生命更有意义。
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之外，大学生情绪智力结构中情绪调节、情绪表现和整体情绪智力对生命意义感具有显著性预测作用；其中情绪调节能力更能有效预测生命意义感的消极态度与情绪，是情绪智力中较为优化的预测变量。此结果表明，一个有较强的自我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也可能同样产生较强的消极态度与情绪，因为高情绪智力的大学生可能有更高的生活目标和多种个人追求。情绪表现能力更能有效预测积极生命态度这一结果，可能与情绪表现能力促进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有关。
黄希庭等认为，积极的心理健康，表现为有高尚的目标追求，从事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渴望生活的挑战，寻求生活的充实与人生意义。本研究认为，这种积极的心理健康取向与情绪智力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也是整体情绪智力在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发挥促进作用的机制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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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健,李伟霞,孙红梅等.和谐校园中的大学生志愿者-志愿者活动对大学生亲社会能力的影响[C].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天津中医药大学分会论文集,2009:69-74.
篇6
1.1研究的现实意义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栏目组奔赴全国个体对各地各行业人民进行随机采访，“幸福”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你幸福吗？”，也成为2012年度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引发了全社会对幸福的深入思考。在不久前的十记者见面会上，在让人倍感亲切、温馨的一番关于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讲话中，也提到了幸福是什么和我们要将幸福作为重要的目标来奋斗的问题。不得不说，“幸福”无愧是2012年最热门的主题词。
心理学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是评价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Diener，2003），也是能够直观、有效标识个体心理健康的主要内容。[1]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因此，长久以来，大学生的心身健康状况与促进和维持其心身健康的方法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众所周知，在学业、生活、情感、就业多重大山的压迫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早已经告急。师范类大学生是未来我国教师队伍的储备人才，是国家未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关系到其日后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影响。因而，对师范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2研究的理论意义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目前，Diener（1984）提出的概念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2]目前，关于什么是主观幸福感，什么因素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是由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构成，其中认知维度包括生活满意度，情感维度包括正性和负性情感。
因此，情绪无疑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成分之一，可以直接作用于情绪的情绪调节也必定会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意义。近期已经有研究者开始从情绪调节角度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王力（2007）以广州中山大学的大学生为被试研究成人情绪调节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意义，研究结果表明重新评价策略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异；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3]
现有研究显示（Mauss，I.B.，Cook，C.L.，& Gross，J.J.，2006；刘俊升 桑标，2009），在诱发负性情绪的情境中，对持积极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个体，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4][5]；而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个体认为通过调节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情绪状态，对自己情绪调节能力拥有良好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念，个体才会进行情绪调节[6]。
既然情绪调节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重要意义，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又是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关键性因素，那么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与情绪调节主观效能感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能否作为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呢？
在发现情绪调节能力信念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管理后，Caprara（2001）开始对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进行探索[7]。Caprara （2006）等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自我效能感共同影响着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和情感成分。[8]另一项研究（Caprara，Pastorelli，Regalia，Scabini，& Bandura，2005）显示，管理积极、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望、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感知到生活的幸福，从而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9]。由于关于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研究最早2006年才出现（Mauss，I.B.，Cook，C.L.，& Gross，J.J.，2006）[10]，对于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纵观国内外研究，已有的研究仅仅从宏观的行为角度揭示了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对情绪调节行为的可能影响，关于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2.研究构想
2.1被试选择
研究计划随机选取沈阳师范大学学生120名，男女各半。要求：㈠右利手；㈡无重大生理疾病；㈢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㈣无精神病或神经性疾病病史；㈤在参加研究前无明显情绪事件。
2.2 研究材料
研究计划会用到以下实验材料：
①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ER-IAT）：
由刘俊升、桑标（2009）根据Iris B.Mauss等人（Mauss，I.B.，Catharine Evers，Frank H.Wilhelm&James J.Gross，2006）的研究材料，并结合汉语的语法习惯对目标词进行改编与修正。[5]
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Caprara G.V.（ 2008）最新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RES）的中文版。RES包括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OS）、调节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效能感（DES）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ANG）三个维度。该量表共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 点计分法。
③序列递减任务：
参照刘俊升（2009）等研究中所采用的序列递减（serial subtraction）任务诱发被试未激活的负性情绪。任务要求被试从1000 开始，依次递减7。实验程序进行了计算机化处理，被试计算的结果直接报告在电脑上。先前研究结果表明，97%的被试报告有不同程度的受挫和郁闷情绪的产生。[5]
④情绪状态投射系统
由于情绪状态的主观报告量表得到的数据，无法排除被试对情绪的反思和再认。Izard认为情绪体验一旦进入认知系统，就意味着情绪已经被调节。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APS）中选取第121号图片，要求被试对图片的愉悦程度打分，打分范围从1至9。
⑤主观幸福感量表
郑雪等人根据Diener编制的《国际大学生调查量表》，修订并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四个方面，分别为：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量表共19个项目，采用9点计分。
⑥计算机若干及实验与统计程序（E-prime1.1与SPSS17.0）
2.3 研究过程
研究计划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共分3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进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测定。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每个被试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主试在讲完实验基本要求后离开，然后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计算机记录被试反应的时间和正误。在测验之后，将所有被试的测验结果导入SPSS进行统计检验，将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删除。将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的被试选取出来（ t检验，p
第二阶段间隔一周之后进行，所有有效被试完成序列递减任务后，马上完成情绪状态投射程序。测验一间小房间里进行，测验采用单独施测，在计算机上完成。主试在讲完基本要求后离开房间，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计算机记录被试的反应。
第三阶段进行问卷施测，所有被试在实验过程结束之后填写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和主观幸福感问卷。结果输入SPSS进行统计分析。
2.4 研究假设
①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显著，男性比女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性别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②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即情绪控制型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境下，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对情绪调节持消极内隐态度的个体，即情绪表达型个体，则不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自动化的控制和调节；对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境下，能够较好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则不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很好的控制和调节；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影响个体情绪调节时存在交互作用。
③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年级、性别、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在年级、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年级、性别、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小结
总的来说，本研究将主要采用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首先确认师范生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再探讨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师范生情绪调节的影响，最后研究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将会进一步揭示师范生情绪调节和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为师范生的情绪调节和主观幸福感干预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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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俊升，桑标.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心理科学[J].2009，32（3）：57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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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prara，G.V.，& Gerbino，M.（2001）.Affective Perceived Self-efficacy：The Capacity t-o Regulate Negative Affect and to Express Positive Affect.[C] In G.V.Caprara （Ed.），Self-efficacy Assessment （pp.35–50）.Trento，Italy： Edizioni Erickson.
篇7
(一)研究对象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基础科学系2006级学生共1600名。
(二)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1、来自大学生方面的原因
(1)大学生体操知识肤浅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大学生对体操学习态度冷漠，在学习期间除了做过广播体操和一些简单的单双杠动作外，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体操项目。对体操特有的健身价值知之甚微。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愿意上体操课，怕受伤。
(2)大学生体能素质较差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身体素质是人体活动的一种能力，即人体在运动、劳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耐力、灵敏及柔韧性等机体的能力。体操对练习者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调查的结果可看出，大部分的大学生柔韧性和协调性较差，学习动作往往难以跟上节奏，达到动作要求。一般来讲素质较好或一般的同学，练习中情绪稳定，表现积极，对所教动作技术掌握快，且善于完成动作。
(3)大学生心理素质较差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大学生心理素质不同，往往对各种练习所持的态度不同，所表现的情绪也不同。体操是以健、力、美为主要特征，其动作内容符合大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点，但心理素质不同也会影响他们的情绪。调查中47.25%的大学生认为自已情绪受本身心理素质的影响，52、75%认为不受影响。调查还显示，42，25%的大学生认为自已属内倾型性格，56.35%的大学生认为自已属外倾型性格。内倾型的大学生一般表现为意志比较坚定，对动作要领理解力强，情绪较稳定，但做动作缩手缩脚。外倾型的大学生一般表现为敏感活拨好动，在练习时能充分表现自我，大胆地完成动作，情绪比较激烈，波动性大。
(4)大学生生物规律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同其它生物一样，人体各器官机能也是有规律的，有周而复始的变化，不同的时期，人的情绪表现也不一样，如:女大学生在月经期间情绪波动较大，即使对所喜欢的事情也可能产生厌烦心理，不愿意多参与活动，有65%的女大学生在月经期间会产情绪波动，在课中表现为不认真，产生消极情绪，从而影响学习效果;还有那些先天条件不好，过于肥胖或身材较高，也影响动作的完美和完成。
2、来自大学教学方面的原因
(1)大学体操教材内容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现有的大学体操教材内容呆板没有趣味。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现有的大学体操教学内容枯燥乏味，无法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大学体操教材内容与大学生练习时的心理障碍有着蜜切的联系。对自身素质较差的大学生而言，学习较难技术存在着一定困难。学习较为容易的内容则又显得单调乏味。部分大学生会因体操教材内容而影响自身的学习情绪即产生心理障碍，故要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优化体操教材内容，将是调动大学生情绪，保证大学生教学质量的前题。
(2)教学过程对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一节课的练习密度、运动强度、动作难易度等安排是否合理，均对大学生的练习及心理障碍产生影响。如果运动强度过大，就易使大学生感到疲劳，从而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学习效果。运动强度小又达不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所以应根据体操课的特点及大学生本身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教学手段。
(3)教学条件和气候条件对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学校的场地器材设施条件不完善，大多数学校体操设施只是一种摆设，没有真正地投人使用。而现有设施陈旧、破损，即使用于体操教学，大学生心理仍产生恐惧感;体操教学通常在室内进行，受外界干扰较小，但受天气、温度的变化影响却较大，温度低或温度高大学生不愿意参加活动，情绪低沉;场地破旧、空间狭小、器材不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生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学习效果。
3、来自大学教师方面的原因
(1)大学教师的素质和情绪对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大学体育师资数量匾乏、质量急需提高。绝大多数的大学体育教师体操业务水平比较低，他们在师范院校学习期间学体操专业的很少，他们对体操运动也存在有害怕心理。因此，对大学生心理障起着诱导的作用。如果大学教师的素质高，在体操教学中教师能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技术娴熟、精神状态好、举止言行落落大方、全身心地投人教学之中，那么就能感染学生，缓解大学生的心理障碍。 (2)教师的讲解示范对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体操动作的讲解示范要求较高。讲解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示范准确优美，这样才能使大学生从教师的讲解示范中得到启发，受到感染，才能激发他们学习体操的兴趣。反之就会使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
(3)组织教法对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在体操教学中，教师要从了解大学生心理特征出发，剖析大学生对动作表现力、节奏感、乐感、力度和动作的完成情况，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组织教法，实行个体化教学。只有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与组织教法，才能激发大学生学习体操的积极性，使期自觉主动地参与体操运动。
(4)帮助指导对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
大学生由于来源不同，体育基出不同，水平参差不齐，故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在体操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通过表情、动作等形体语言纠正大学生错误动作，对动作比较好的大学生应及时给予肯定。
(二)调节心理障碍的方法
1、加强大学生身体素质练习
在体操教学中，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身体素质练习，并与基本技能训练互相渗透，如“头倒立”“仰卧起坐”“杆端屈臂伸”等，每次课都安排适量的相关内容并布置课后练习内容，经常评定大学生素质发展水平，逐渐克服心理障碍。
2、激发大学生学习体操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成功的先导，在大学体操教学中，教师要以生动简明的讲授，淮确优美的示范，辅之以优美的音乐，激发大学生对体操的参与意识;体操是直观教学，教师示范必须萧洒自如、淮确、规范，才能使大学生具有信心和勇气练好体操。教师以自身的形体美给学生以最直观的教育，使大学生体验到练好体操确实可以达到健与美的目的，能培养良好的动态和气质;平时应多启发、引导、用激励的方法使学生完成动作的渴望和勇气。练习中传授一些容易掌握的动作，使学生有一种成功感，进一步提高对体操的认识，产生多练习、抡练习的欲望。在体操教学中为大学生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课气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加强保护与帮助
教师在体操教学中的保护与帮助，是克服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很有效的方法。教师在保护与帮助时手法要熟练，方法要恰当，并不时给予大学生鼓励，使大学生安全感倍增，从而放开胆子练习;但帮助一定要掌握度，应不影响大学生单独完成动作为前提，由全力以赴到安全放手。教会大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
4、优化体操教学方法
教师的体操教学方法应注意以学生感到快乐的形式进行，且能在一堂课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整堂课都处于兴奋状态。因此，必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优化课的结构、内容、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实施体操教学。在体操教学中一定要区别对待，多鼓励较差的学生，使他们增强信心。教材的重点、难点应突出，备课时应把握教材的难易程序，层次分明，这样减少了学生的心理障碍，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体操教学中，应紧紧围绕项目各其特点，将音乐与动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动作特点展示音乐风格，深深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自觉地融汇于其中，而产生喜学情绪。
5、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师应时时记得关心和鼓励大学生。同学之间应互帮互学，如教师上课时要注意，留心周围环境，那些器械不牢固，垫子辅的合不合理，消除不安定因素，学生练习时把技术好、胆子大，有把握的大学生排在前面，技术较差、胆怯的排在最后，利用好生影响差生，从而克服他们的心理障碍，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6、沟通师生情感，提高教学艺术
体育教学过程是信息交流过程，也是情感交流过程，掌握体操动作过程也是丰富美感的情绪体验，因而教师在教学中的言语、表情、举止等对大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要以心动情、以情顺理，使大学生乐于受教。在体操教学中应多以语言激励为主要手段，以鼓励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求知欲和自信心，照顾个别差异，使不同层次的大学生都能获得较大进步。同时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根据大学生身心特点，重点调动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身潜能，激发其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以提高体操教学质量。
7、利用音乐调节大学生心理障碍
体操的音乐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故能振奋大学生的情绪，使人产生跃跃欲试的感觉。体操音乐可培养大学生节奏感，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当大学生受到音乐刺激后，大脑皮层的听觉中枢兴奋，并对音乐旋律、意境进行认知分辩，随后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使身体机能发生某条件反射。91 .25%的大学生认为音乐的选择对其练习情绪具有影响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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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大学生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及浓厚的学习兴趣
大学生的智力水平一般都是优秀者，学习是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要想让大学生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及浓厚的学习兴趣，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让学生把学习当作人生的第一需要，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不学习，就无法认识和改造自然；不学习，就不懂得劳动是幸福的道理，就不会享受劳动；不学习，就不能自觉遵纪守法，难免犯错误；不学习，就不能自觉维护和珍惜良好的社会环境；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会有落伍和被淘汰的危险。
其次，让学生把学习当作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人不可以无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些理想和目标，离开了学习，都将一事无成，都会统统落空。凡有作为的人，无不是把学习作为最高目标的人。
最后，让学生把学习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如果不把学习当作人生的乐趣，学生又怎么学得进去？我们让学生应当把学习当作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以高度的使命感对待读书学习，这样的学习才能有动力，才能真正持久，才能有成效。越是勤于学习的人，接触的东西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深，越会感到知识的不足，也就越爱学习。而不爱学习的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越不想学，也就越学不进去。
2 让大学生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独立生活的能力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在竞争的时代，在当今众多选择的面前，要有独立处理自己生活的能力，要学会自己作决定。让大学生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教师应该让学生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克服从众心理。从众行为者认为群体的规范、他人的行为是正确的时候，就会表现出遵从；当他认为群体的规范、他人的行为并不合适，而自己又没有勇气反抗时，就会被动地表现为依从。从众心理重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他们依赖性强，无主见，人云亦云，容易迷信权威和名人，常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
其次，要让学生增强自信心。拥有自信心是具有决策能力者明显的心理特征。没有自信就没有决策。增强自信心首先要有迎难而上的胆量。其次要变被动思维为积极思维。再次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跳出个人的小天地，如此你的自信才能坚实可靠。另外平时注意和那些有自信心、敢作敢为的学生交往，时间长了，看得多了，学生必然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最后，决策勿求十全十美，注意把握大局。做事不要十全十美，不想有任何挫折或失误，那只能作茧自缚。如能识大体，把握大局，权衡出利弊得失，当机立断，才能尽快达到自己理想目标。持之以恒，你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就会很快提高。
3 让大学生有调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
良好的心情使人经常保持愉快、开朗、自信、乐观、满足的心情，对生活充满希望。善于调整并保持情绪的稳定，保持与周围的平衡。大学生情绪调节与辅导有以下原则：
3.1 疏导性原则 对情绪的调节与控制不能把它等同于对情绪的压抑或抑制。如果一旦正常的情绪反应和体验如果受到过多的压抑，将会对身心健康带来威胁甚至伤害，
例如被激怒时，血压升高是正常的生理应激反应，如果愤怒情绪长期受到压抑，就会积怒于心，紧张情绪体验不能随愤怒的暴发而平息，其血压升高的生理反应将长期保持下去，长此以往往将转变为病理状态。情绪的外部表现虽然可以人为控制，但是其内在的情绪体验及伴随的生理变化则不为主观意志所左右，对情绪的压抑并不能真正消除情绪体验和相关的生理变化。研究表明，过度压抑情绪表现，可以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率。如经常压抑不良情绪、生闷气、抑郁的人容易患癌症，因为不良情绪可以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降低免疫力，免疫系统识别、监视、杀灭体内变异细胞的能力下降，增加癌症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情绪控制与调节的原则之一是合理的疏泄情绪，防止压抑情绪所致的种种不良反应。情绪的合理疏泄不仅是必要，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
3.2 建设性原则 建设性原则是指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情绪与情感问题。对于当事人而言，情绪困扰时不应采取逃避、压抑、否认、沉默的消极方式，而是应积极寻找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对于帮助当事人的其他人而言，这一原则是指应以建设性的态度去了解、辅导大学生克服情绪障碍，而不是讽刺、挖苦、消极地劝告、惩罚、指责或过度保护。例如对于失恋者，如果帮助者说“不要想了”，或者“你根本就不应该陷入这次感情”，“你这是自作自受”，这类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再次刺伤痛苦的心。
建设性态度的必要源于大学生情绪活动的敏感性。大学生对自己的心灵之痛大多秘而不宣，因为痛楚往往与个人的尊严相关联，被他人发现，向外人暴露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旁人采取非建设性的态度，直接触发大学生人的心理自卫机制，心窗将会关死。另一方面，由于情绪体验具有私人性质，其他人看来无轻重的小事，当事人可能视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旁人对当事人内心体验的强度和时间无法从事件和当事人的外在反应推测出来，因此，要引导大学生合理的情绪疏泄，以建设性的态度关心理解其困境。
4 让学生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个体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适应的关键是内部心理活动的自我调节。教师采取心理辅导与咨询的方式，帮助适应不良的学生提高适应水平。根据对心理适应内部机制的分析，增强心理适应能力的几项建议：
①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面临新环境的变化，要能够尽快了解新的要求，明确新的努力方向。
②对自己要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了解自己不适应的表现和存在的差距，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潜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积极的自我观念，做到自尊、自爱，对自己始终充满自信。
③要培训自己坚韧、顽强、果断的精神和较强的自制力、竞争意识和好胜心，还要有对人对事宽容的态度与豁达的胸怀。
④要增强自我监控的意识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实践证明，通过系统的心理辅导与训练，可以帮助学生在心理适应能力的发展上取得明显的进步。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先生这一名言震荡着一代代年轻大学生的心灵，我们大学生要以良好的心理素质迎接未来的挑战，为国家的富强奉献自己的青春。让家长、学校、社会共同联合起来，不仅对学生智力因素进行培养，也对非智力因素进行培养，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成为健康合格的大学生。
篇9
[key words] emotion management;coping style;college student leaders;correlation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类已经进入了“情绪负重年代”，生活压力导致的情绪问题越来越多[1]。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抑郁、焦虑、冲动、易怒等情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由此带来的应对不良、适应困难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大学生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以更有效的方式去应对来自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状况[2]。我国目前对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更是无人涉及。因此，探讨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大学生心理水平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探讨高校学生干部群体在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校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学生干部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唐山市区的本科高校的学生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3份，占总数的94.3%。其中男生109人，女生174人;独生子女75人，非独生子女208人。
1.2 研究方法
从唐山市高校选取研究对象，以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回收问卷有效性筛选，再进行统计处理，得出结论，并开展针对性讨论。
1.3 研究工具
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采用王飞飞编制的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3]。该问卷包含38道题，分5个维度。分别是：理智调控情绪能力、控制消极发泄能力、寻求外界支持能力、控制消极暗示能力和积极补救能力。该问卷同质性信度为0.8276，分半信度为0.6683;问卷结构效度较好。应对方式问卷：由肖计划编制 [4]，共设62个条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6个分量表。在6个分量表的基础上分为成熟型、不成熟型和混合型3种应对方式。成熟型包括解决问题、求助2个分量表，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包括自责、退避、幻想3个分量表，混合型的应对方式包括“合理化”因子，与成熟型和不成熟型的应对因子呈正相关。6个分量表重测相关系数在0.62～0.72之间。
1.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有关统计处理。具体进行的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特点
2.1.1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一般特点
见表1。表1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平均分和标准差结果显示，高校学生干部在“控制消极发泄能力”上的题项均分最高，说明高校学生干部控制消极发泄的情绪管理能力较好;高校学生干部在寻求外界支持能力和积极补救能力两个因素上的题项均分很低，这表明当遇到情绪不适时，他们寻求外界支持能力和采取行动积极补救的能力较差。
2.1.2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性别差异的分析
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高校学生干部在情绪管理能力上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女学生干部显著优于男学生干部，主要表现在女性学生干部寻求外界帮助的能力要显著高于男性学生干部。表2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性别差异比较
2.1.3 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与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分析
见表3。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寻求外界支持能力上高校学生干部是否为独生子女表现出明显差异，即独生子女寻求外界支持的能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除此之外，其余各因素及总体水平上，独生子女与否均差异无显著性。表3 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与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比较
2.2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见表4。表4结果表明，高校学生干部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和求助与情绪管理能力呈现正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情绪管理呈显著负相关。表4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3 讨论
3.1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特点分析
3.1.1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总体特征
研究结果发现，在情绪管理的5个因素上，各因素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依次为：控制消极发泄能力>理智调控情绪能力> 积极补救能力>控制消极暗示能力>寻求外界支持能力。这表明在遇到引发不适情绪的情境或者事件的时候，高校学生干部能够有效控制消极发泄的念头，并且能够理智调控自己的情绪上，而在寻求外界支持的能力上表现较弱，比较容易受消极的心理暗示。高校学生干部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在多数情况下能够理智地调控情绪，控制肆意发泄各类消极情绪的念头。这与张进辅等[5]的情绪智力研究结论一致：学生干部的情绪智力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趋势，但其结构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3.1.2 性别对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高校学生干部男生和女生在总体情绪管理能力上存在差异，女学生干部要优于男学生干部，尤其表现在寻求外界帮助能力上。这表明，高校学生干部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和调节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容易产生冲动性的行为，尤其是男学生干部。一般而言，男生血气方刚，比较容易情绪激动，理智控制自我的能力比女生差[6]。王大华等[7]的研究发现，女性的荷尔蒙分泌量没有男性高，而荷尔蒙是影响机体对外界产生攻击性和控制欲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男生在行为控制方面没有女生易控制自己的行为。除男女两性在防御机制上的生理差异原因外，另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男性被赋为强者，被认为是勇敢和刚强的，不轻易被困难所击倒，即使遇到困难，也应该能够应付，因此当遇到情绪上的不适时，男性一般较少去寻求外界帮助，而是靠自己解决问题;而女性常常被赋予弱者的角色，认为她们没有能力改变困境，因此当女性遇到烦恼的事件时，无需像男生一样掩饰自己的情绪，她们多会向同伴或者亲人倾诉，希望获得他人的帮助。
3.1.3 独生子女与否对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
从所得数据可以看出，在寻求外界支持能力上高校学生干部是否为独生子女表现出明显差异，即独生子女寻求外界支持的能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在身边一起长大，从小就培养了他们遇到困难主动去寻求外界的帮助与支持的独立个性，而非独生子女与此相比，更依赖兄弟姐妹，往往受暗示或者肆意发泄自己的情绪。
3.2 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总体而言，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问卷的5个维度与应对方式有显著的相关性。高校学生干部情绪管理能力越强，其应对方式就越成熟。反之，不能很好地管理情绪，应对方式就会表现得不成熟。如果大学生不能理智地调控情绪不适，任由情绪肆意发泄，并且不断受到消极的心理暗示，遇到应激事件，就会过于自责，遇事避退或者给自己找合理化的解释，久而久之形成不成熟的应对方式[8]。
【参考文献】
1 陈敏.浅谈大学生的情绪管理.科技创新导报,2008,(35):198-199.
2 walden ta，smith mc. emotion regul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1997(21):7-22.
3 王飞飞.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硕士论文).西南大学,2006:1-15.
4 肖计划.应付方式问卷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9-115.
5 张进辅,徐小燕.大学生情绪智力特征的研究.心理科学,2004,(2):33-37.
篇10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7.002
1引言
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在学习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往往容易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包文婷， 2012）。大学新生能否尽快适应新环境，不仅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其健康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因此，加强学校适应的理论研究，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水平，对高校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学校适应是一个广义的多维度概念，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学校适应的结构持有不同意见。如包括学习适应、人际适应、生理适应、环境的总体认同、身心症状的五因素模型（陶沙， 2000）。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增加了考试适应（傅茂笋， 寇增强， 2004）、就业适应（邹小勤， 2013）以及社会适应（卢春莉， 2004）等其它因素。但是不同年级的学生重点关注的适应主题不同（潘朝霞， 2009）。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主要是对大学生活、人际关系、学习等方面的适应，而且容易产生情绪问题如孤独感。
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国内对大学新生适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适应状况的比较，但是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同。有研究认为独生子女适应情况明显好于非独生子女（佘丹丹， 2011）；而另一项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适应更好（邹小勤， 2013）；还有研究发现是否独生子女对适应和孤独感不存在显著影响（李惠， 2007）；或者在适应的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杜欣， 2015）。但是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非独生子女的同胞关系质量对个体适应和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
同胞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矛盾关系，Furman和Buhrmester（1985）提出同胞关系主要包括亲密和冲突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同胞亲密是同胞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包括亲密、亲社会行为、合作、喜爱、相似、尊敬和被尊敬七个方面；同胞冲突是同胞关系中的消极方面，包括争吵、敌对和竞争三个子维度。多项研究发现亲密和冲突两个维度能够对同胞关系进行准确描述（Gamble， Yu， & Kuehn， 2011； McHale， Updegraff， & Whiteman， 201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Derkman， Scholte， Van der Veld， & Engels， 2010）。然而同胞P系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胞的性别组合对同胞关系存在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同性别（姐妹或兄弟之间）比异性别的同胞关系更亲密（Buist， 2010）。姐妹间的关系最亲密（Kim， McHale， Osgood， & Crouter， 2006），而哥哥和妹妹的同胞关系最差（Aguliar， OBrien， August， Aoun， & Hektner， 2001）。但是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异性别的同胞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亲密度持续下降，但是随后逐渐上升，而同性别的同胞亲密度变化较小（Kim， McHale， Crouter， & Osgood， 2007）。
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对同胞关系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关系较差（Milevsky， Smoot， Leh， & Ruppe， 2005）；也有研究发现同胞年龄差距在2～4岁之间是最佳的，有最大化的情感联系和最小化的冲突（Cicirelli， 1994）；还有研究认为年龄差距对同胞关系没有影响（Lee， Mancini， & Maxwell， 1990）。
同胞关系是个体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关系，它强烈而有力，既可以建设性的方式促进个体健康发展，也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行为（Feinberg， Solmeyer， & McHale， 2012）。亲密的同胞关系是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促进个体适应，降低心理和行为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同胞关系属于依恋（attachment）关系的一种，对同胞的积极依恋使个体对自我和社会形成良好的印象，而消极的同胞依恋使个体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无价值的，出现行为不良、物质滥用和攻击的可能性较大（Fraley & Tancredy， 2012）。实证研究发现，亲密的同胞关系与焦虑、抑郁负相关，与自尊正相关（Noller & Northfield， 2000）；满意的同胞关系与消极的情绪负相关（Noller， 2005）；不管是成年早期或更大的年龄，同胞关系都与当时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Milevsky， 2005）。同胞冲突对个体心理行为发展是一种风险性因素，关于同胞冲突关系影响个体适应的主要理论观点是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体与同胞的冲突关系会泛化到其他情境如同伴关系中，同胞关系是个体攻击性和敌意互动的场所，因而可能促进个体的适应不良（Stauffacher & DeHart， 2006）。实证研究发现，同胞冲突与多种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有关（Buist & Vermande， 2014）；增加了个体物质滥用、行为不良和攻击的可能性（Button & Gealt， 2010）。
同胞关系对适应的作用也有可能受到被试性别、出生顺序、性别组合、年龄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同胞冲突与女孩在浪漫关系中较差的亲密性有关（Doughty， McHale， & Feinberg， 2015）。同胞关系对出生顺序不同的个体影响模式不同，消极的同胞关系对二胎的风险影响更大，性别不同的比性别相同的同胞更容易出现风险（Killoren， De Jesús， Updegraff， & Wheeler， 2015）。另外，同胞冲突会增加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的焦虑和抑郁情绪（Andsager， Bemker， Choi， & Torwel， 2006）。对34项同胞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性别组合、年龄差距和个体年龄会调节同胞关系对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同胞关系对兄弟组合、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心理影响更大（Buist， Dekovi， & Prinzie， 2013）。
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二孩家庭在我国将越来越多，因此研究同胞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二孩家庭的大学新生为被试，对其同胞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并探讨同胞关系对于其适应和孤独感的影响，以及被试性别、同胞性别组合、年龄差距和出生顺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2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山东省某高校随机抽取215名仅有一名同胞的非独生子女进行问卷调查。被试平均年龄为1834±064岁，与同胞的年龄差平均约为704岁。
22工具
221大学生适应量表
该量表包括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7个维度60个项目（方晓义， 沃建中， 蔺秀云， 2005）。鉴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大一新生，删除了择业适应和学习适应中的一个题目，共保留50个项目。让被试判断他们的实际情况与题目描述的一致程度，5级计分，取各维度和所有题目的分数平均值，分数越高表示适应越好。本次研究中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3到082，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2孤独感量表
该量表包括2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将每个问题的得分相加即为孤独感总分（Russell & Cutrona， 1988）。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23同胞关系量表
采用Furman和Buhrmester（1985）开发的《同胞关系问卷》探讨被试的亲密和冲突同胞关系，其中亲密维度15个项目，冲突维度6个项目。被试判断同胞之间的实际关系与题目描述的一致程度，5级计分。各维度项目的平均值表示同胞亲密和冲突的状况，分数越高同胞亲密或冲突程度越高。经检验亲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冲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6。
23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进行非参数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显著性检验、相关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等。
3结果
31大学新生同胞关系分析
由于同胞亲密和冲突关系非正态分布（见图1），采用非参数检验对大学新生的同胞关系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同胞亲密关系中值为42，左偏态分布（bs=-146）；冲突关系中值为167，右偏态分布（bs=071）。表明多数大学新生的同胞亲密度较高，而冲突度较低。
图1大学新生同胞亲密（左）和冲突（右）关系频次分布图
曼-惠特尼U（MannWhitney U） 检验（见表1）l现，性别对同胞关系的亲密度有显著影响（Z=265），女生的同胞亲密度显著大于男生，在冲突维度上男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Z=027）。性别组合对同胞亲密关系存在显著影响（Z=196），性别相同的同胞之间比性别不同的同胞之间有更高的亲密度；而在冲突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Z=044）。头胎和二胎在同胞亲密和冲突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法中的中数检验（df=3），发现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对同胞亲密和冲突关系都有显著影响。年龄差距小于9岁时，同胞亲密小于中数的被试更多；年龄差距小于3岁时，同胞冲突大于中数的被试更多；说明年龄差距越大，同胞越亲密，而年龄差距越小，同胞冲突越多。
32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状况
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呈正态分布，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大学新生总体适应的平均值为349，适应状况较好，孤独感得分均值为213，孤独感较低。但是在人际关系、学习、校园生活、情绪、自我和满意度这六个维度的适应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进一步对各维度的适应状况两两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df=214），见表中满意度与情绪适应维度的得分差异，发现大学新生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五个维度，这可能与所调查学校非重点院校有关。大学新生的情绪适应显著高于学习、人际关系和自我适应三个维度。学习、人际关系、自我和校园生活几个维度的适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33同胞关系对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的影响
331相关分析
由于同胞亲密和冲突关系并非正态分布，因此采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对同胞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同胞亲密与大学新生适应各个维度和总适应显著正相关，与孤独感显著负相关；同胞冲突与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相关不显著。
332调节效应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只有同胞亲密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分别以被试性别、性别组合、年龄差距和出生顺序作为调节变量，参照分类调节变量的分析方法（温忠磷， 侯杰泰， 张雷， 2005； 王中杰， 王宇中， 赵江涛， 贾黎斋， 郭娜， 张海涛， 2014），采用分组回归模型探讨同胞亲密关系对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的影响。
被试性别对同胞亲密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被试性别对于同胞亲密与适应和孤独感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男生的同胞亲密关系对于适应和孤独感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而女生亲密的同胞关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适应，反向预测孤独感。
被试与同胞的性别组合对同胞亲密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的调节效应分析。从表5中可以看出，性别组合显著调节同胞亲密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的关系。不管性别是否相同，亲密的同胞关系都能显著正向预测适应，反向预测孤独感。
被试与同胞的出生顺序对同胞亲密与适应和孤独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见表6。从表中可以看出，被试与同胞的出生顺序可以显著调节亲密的同胞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当被试是头胎时，亲密关系对适应的影响较大，而对孤独感的影响较小（调整后的R2）；相反，当被试是二胎时，亲密关系对适应的影响较小，而对孤独感的影响较大。
被试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对同胞亲密关系与适应和孤独感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见表7。从表中可以看出，当被试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小于6岁时，亲密的同胞关系对适应和孤独感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而当被试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大于6岁时，亲密的同胞关系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的适应，反向预测孤独感。
4讨论
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二孩时代，将来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生育二孩，因此探讨同胞关系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同胞关系质量受到性别组合、年龄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情感关系。本研究发现，同性别的同胞亲密度最高，而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冲突最多，这与张杰（2016）对大学生同胞关系质量的调查结果相似。但是不论是头胎还是二胎，同胞关系质量都没有显著差异，与张雪丽（2015）对单独二孩家庭中的两个同胞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且同胞关系也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西方社会中同胞关系更多是爱-恨，关系紧张，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竞争和个体主义的强调（CampioneBarr， Lindell， Greer， & Rose， 2014）；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同胞对于个体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对同胞互依的规则更加强调，同胞关系更多是自我验证的，相互有责任和义务的，并持续一生（Updegraff & UmaaTaylor， 2015）。这与本研究发现的我国同胞关系更亲密的结论相似。
其次，同胞亲密比同胞冲突关系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冲突而缺乏亲密的同胞关系甚至比同胞情感冷淡更可能使个体抑郁（McHale， Whiteman， Kim， Crouter， 2007）。Buist和Vermande（2014）对儿童中期的同胞关系类型与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亲密的同胞关系对个体适应最重要，冲突关系比亲密关系的孩子报告了更多的内外部问题行为，以及更低的学业、社会和一般能力评价，冲突而又缺乏亲密的同胞关系对于个体的负面作用更大。这与本研究发现，亲密的同胞关系对个体适应存在正向作用，对孤独感存在反向影响，但是冲突的同胞关系没有预测作用的结论一致。
再者，同胞关系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作用异常复杂，受到被试性别、 出生顺序、 性别组合、 年龄差距等多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Buist， 2010）。性别相同的同胞之间可能拥有更为相似的环境（Samek， McGue， Keyes， & Iacono， 2015），如关系亲密的同胞的同伴网络存在较大的交叉（Kothari， Sorenson， Bank， & Snyder， 2014）。亲密的同胞彼此之间的共同话题较多（Low， Shortt， & Snyder， 2012），因此获得同胞支持的可能性更大，而较高的同胞支持能够弥补较低的同伴支持而降低个体的孤独和抑郁水平（van der KappDeeder， Vansteenkiste， Soenens， & Mabbe， 2017）。另外，相对于兄弟，姐妹之间更多是知己、支持者，年长的姐姐对年幼的妹妹进行保护和照顾，因而有利于年幼者良好亲密关系的建立（Killoren & Roach， 2014）。对墨西哥裔移民家庭的研究也发现，姐妹之间的同胞关系越亲密，年长者对年幼者的照顾和责任感越强，越有可能降低年幼同胞的风险（ColemanMinahan & Scandlyn， 2017）。因此，年龄差距较大时年长者对年幼者的照顾和责任越多，对于女生和年龄差距较大的被试的适应发展越有利。
本研究从同胞关系的角度对大学新生的适应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重要却一直受到忽略的家庭P系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新的角度对独生和非独生子女适应状况的矛盾结论进行了解释和补充。鉴于同胞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家长应关注孩子之间，尤其是年龄差距较小的兄弟之间的情感联系，努力培养同胞之间亲密而非冲突的关系。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在评估学生适应状况时也应考虑这一独特的因素，结合学校、家庭和个体自身等多方面因素予以指导和帮助。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和亟待分析的问题。（1）尽管结构性因素如性别组合、年龄差距等会调节同胞关系对个体适应的影响，但是同胞之间的互动方式如模仿或区别化是更重要的影响同胞关系作用的调节变量（Whiteman， Jensen， & Maggs， 2014），因此今后要逐步开展对同胞关系作用机制的研究。（2）同胞关系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当前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还有显著的长期效应，如能够预测个体30年后的抑郁症状（Waldinger， Vaillant， & Orav， 2007），因此，需加强对同胞关系作用的纵向和持续追踪研究。可以说，同胞关系是个体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关系，是一种兼有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性质的交叉关系，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存在重要影响。然而相较于亲子和同伴关系，同胞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理论争议较大，值得探讨的问题仍然很多。
5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二孩非独生子女的同胞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性别相同的同胞关系更亲密，年龄差距对同胞亲密和冲突关系存在显著影响，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之间冲突较多。本研究还探讨了同胞关系对大学新生适应和孤独感的影响，发现同胞亲密关系比冲突关系更能预测大学新生的适应和孤独感，但是被试性别、同胞性别组合、年龄差距和出生顺序等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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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二、提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改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迫切而关键，早在千百年前，先贤就意识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十分重要，但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生依然是在课堂上被动的接受知识，整个教学过程依然由教师主导和支配。然而，大学的任务不应只是单纯的将某些知识传授甚至灌输给学生，大学应该是一个让大学生探索自我、发现自我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能激发学生求知欲和促使他们思考的地方，日常所学也应该是探索性的获取知识，而不只是接受，然而比知识更重要的则是探索的欲望和能力，这才是大学需要教会学生的东西，却也正是我国大学教育所欠缺的地方。医学教育肩负着医学事业未来的发展，培养具有自主学习、终身自我提升意识的医学人才是适应未来医
学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关键。而医学教育又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在我国，医学院校的高考录取分数往往要高出其他类型院校许多，这也意味着在人才选拔初期，医学院校就设立了较高的准入标准，能进入医学院校学习的大学生，往往具备不错的学习能力，具备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来应对学业和考试。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学业课程又是十分繁重的，平均每个学期都有十门以上的课程和考试，大部分课程具有相当的难度，学生普遍抱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枯燥无味，让人难以产生兴趣。可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对于课程的学习兴趣才是医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做出了许多探索和尝试，如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以案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设计导学案等，这些方法的探索和使用对于提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关键在于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优化教学策略，通过观察教学过程中学生和课堂的氛围变化对自身教学方法做出调整以改善课堂环境，努力地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存在感和参与感，甚至是使学生对于课堂和教学内容体会到控制感，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才会认为自己不是被动的，才会尝试自由自主的进行学习。
三、改变评价体系
评级体系作为一种标准，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而评价体系本身也反映出学校和社会对于人才培养的诸多要求和期望，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促进大学生的自我提升和不断进取，促使教学管理人员完善教学工作，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也往往导致大学生出现种种不端行为。可见，构建优秀完善的评价体系在整个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评价体系不同于制度规则，后者往往只告诉人们什么事情是不应该甚至不能做的，以及当人们跨越警戒线后将面临什么样的惩戒，而评价体系往往也会告诉人们怎么样才是被期待的，以及达到某种期望后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励，换句话说，评级体系的意义是引导人们变得更优秀。当大学生为了提高期末排名或是获得奖学金等目的而努力学习，提高成绩，改善个人行为以及积极参与团体活动时，便是评价体系在发挥它的引导作用。然而相关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大学生表示对目前大学所施行的评价体系不满意，认为评优方案不合理或者不够人性化，更有部分大学生表示自己综合山西 评优成绩不理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评价体系存在一些不合理。本文作者认为，改善评价体系，既要改变评价方式，又要改变评价主体，作为大学生，尤其是医学生，充分的掌握课程内容是十分重要的，但按照当前的仅以学期末的一张考试卷的成绩作为对学生整个学期的学习成果的评价，显然不够全面，而这种考查方式也正是许多大学生平时逃课、考前突击的原因。对于课程内容的考察，一方面要结合期末成绩，另一方面要将考察融入到平时的课堂学习中，除了学业内容的掌握程度外，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探索意识、学习的自主性都应作为考察的重要部分，教师应在学业及课堂的考察中结合自身经验对学生的表现做出客观而人性化的评价。而作为重要教学管理工具的综合评优体系，除了注重学生学业成绩和社会活动表现外，更应关注学生在每一阶段的成长，除了运用僵化的公式进行综合分数计算外，应该充分发掘学生的心理需求，提升学生自身在综合评价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自我评价、互相评价以及充分重视任课老师对于学生一段时间内表现的综合评价，只有评价主体不再是僵化的公式，评价结果才能实现人性化，评价体系才能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
四、优化校园环境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校园环境的优劣对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乃至身心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某些学者认为，在学生学习的非自主与自主的转化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和教师引导，还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系统支持。更有学者认为，平衡学生的社会限制和需求才是解决学习自主性的关键。徐先彩等人则认为环境因素通过自我认知等中介变量影响学业情绪。对于大学生来说，校园环境似乎是不可选择的，学校的教学管理人员有义务和责任为大学生提供和改善校园环境，以满足大学生的物质，文化需求。除了必要的教学设备和图书、网络等学习工具外，教学管理人员还应密切关注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学生改善居住、饮食、休闲娱乐条件，使得学生不会因为不完善的环境条件而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之中。 除了完好、优越的客观环境外，大学校园还应努力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通过人文讲座、文化沙龙等方式，营造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推行自由自主的学习风气。指导大学生构建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鼓励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学会求助于同学和老师，提升大学生营造自身周遭环境，妥善利用人际关系资源的能力。
五、设立专职人员，改善学业情绪
除了依靠开设相关课程，改善校园环境等手段改善大学生的情绪体验，提高自我效能感之外，大学还应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专业人员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情绪进行引导，维护正性情绪、改善负性情绪以及对大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进行培养及训练。学校应把改善大学生的学业情绪当作一项日常的教学工作内容进行，把情绪调节和控制能力当作大学生的必要能力进行培养。教学管理人员日常的关怀固然重要，同学之间的关心也是必须的，但大学生处在一个心智逐渐成熟的年纪，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开始以个人的见解去解读这个世界，容易产生困惑、误解，导致不良情绪甚至心理问题，而这些种种问题，却不是简单的关怀和开导所能解决的，必须要有具备心理学知识的专业人士进行科学的引导才能及时的解决问题不致出现更严重的后果，而对于情绪的科学认识乃至自我调节，进而培养和训练出良好的情绪调节和控制能力则更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才能得以实现。
六、对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篇12
许多体育工作者对此做了研究和实践，提出以运动处方为方案的调适心理疾病的方法，列举了许多有益的运动项目，足球便是其中之一，足球活动是全国群众都很喜爱的运动项目，常以群体的方式进行，能够有效地培养人们勇敢、顽强、果断、机警等意志品质。本文就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提出以足球活动为调适手段的运动处方。
1.足球活动的特点与调适心理障碍的运动处方
足球活动中射门技巧多样性的特点，可以调控情感情绪。心理学家认为劣性情绪是大学生最大的敌人，不仅会引起生理疾病，而且容易导致各种心理疾病和障碍，危害极大。所谓劣性情绪是指持续的消极情绪和过度的情绪反应，例如因不幸事件引起的悲伤、忧郁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都不能消除，或情绪反应过于激烈，都会对身心造成危害，进而引起压抑、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
足球活动是球类游戏演变发展而来的，参加者在比赛中，如果运用多种过人技巧并能射门得分，将获得成功的喜悦和极大的乐趣，从而驱散不良情绪的困扰，若能经常这样保持心情愉快，则能调节情绪情感，克服心理障碍。以下方法是针对忧郁、猜忌、压抑、恐惧等心理障碍进行调适的运动处方:
①射门比分法两人或更多人。每人射门10次，在一定的点射门让球打在足球墙上，墙上有不同分数。看十次后总分谁最多，最多的为胜方。
②“三打二”或“四打三”半场比赛在半场上，由二名或三名队员组织防守三名或四名队员组织的进攻。射中门后，进攻和防守相互交换。采用以多胜少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射门成功率。
③任意球射门升级比赛以球门线中点为圆心，以此圆心用适宜的距离(视参与者能力而定)为半径画半圆弦线，线上画A,B,C三个标志点，分别与球门线成450,900,1350，每个点为升级点，要求队员面对人墙和守门员在每个点逐一射中球门，先射完的为胜。
(2)足球活动中相互配合的集体性的特点，可以协调人际关系，改变性格缺陷。人际关系的心理因素包括认识、动机、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它们的不同组合、相互作用形成人际关系的不同思想基础、动机特征、感彩、态度方式，从而表现出人际关系的不同层次和发展水平。如果不同的因素组合在一起产生有害的偏见、成见甚至错觉，会给人际关系交往带来负面影响，如自卑、嫉妒、猜忌、报复等心理。
足球运动是一项集体项目，是靠群体合作而完成，是以传接球为纽带，以两三个人甚至五个人之间默契地进攻和防守为基础进行的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相互理解、相互珍重、相互沟通的气氛，从而培养团结友爱的集体荣誉感，达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以下方法是调适人际关系交往障碍的运动处方。
①两人颠球比赛要求多位学生参加，将所有学生分为若干组，两人一组，同时开始颠球，两人交替颠球，球不能落地，看哪一组坚持时间最长。
②半场“五对五”或“四对四”对抗赛在半场内，五个学生与五个学生之间或四个学生与四个学生之间进行对抗赛，看哪组学生先进球，输的学生罚做“头拱球”。
③组织“一枝花”或“两枝花”小场地全场比赛要求参赛队由五男两女或六男一女组合参加，其它的同正规比赛规则一样。
(3)足球活动中的胜败与输赢不确定性的特点，可以锻炼顽强的意志品质以及积极的拼搏精神。意志品质是人们克服困难完成各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心理条件。由于大学生心理或生理条件的限制，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幼稚。他们追求理想，但容易脱离实际，陷人空想，在追求理想过程中往往不顾客观条件，不善于从现实情况出发，固执已见，急躁冒进，滥用体力与精力，容易随时间推移和困难增多以及遭遇挫折而失去信心，从而产生烦恼、苦闷、不满甚至绝望，导致形成意志品质缺陷，影响学习效率、生活态度、自我评价，影响自身的成才与社会的发展。
足球运动是一项十分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在比赛中要求体力和智力的投人较大，而且得分和失分的偶然性很大，造成输赢的不稳定性很大，这就要求参与者要有“败不馁，胜不骄”的心态，正确看待胜败，从而培养顽强、勇敢、坚毅、机智、自制、艰苦耐劳的良好品质。以下介绍调节意志品质缺陷的运动处方。
①“点球”比赛与同伴比赛，在罚球点罚点球，输者罚做俯卧撑。
②“七对七”或“六对六”小场轮换赛进行七人对七人或六人对六人的小场对抗赛，看哪组先进球。输队下场，换另一队上场与胜队比赛。
③足球网球用网球的场地，场地大小可根据情况自己选择。人数三对三或更多。方法同网球规则，在练习中不能用手碰球。发球时用脚把球踢到地方场地内比赛就开始。发球方获胜才能得分，否则交换发球权。看谁得分先到10分。规则:按照网球规则，球落地一次后就要把球踢到对方场地。
篇13
一、问题提出
学习倦怠的概念来自于对工作倦怠的研究，是将倦怠理论引入到学习领域而开展的更具针对性的研究。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学习倦怠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基本上都认为：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在长期的学习压力下，在学习中可能开始退缩或不愿投入精力，最后导致了身体、情绪、态度等方面的耗竭，逐渐丧失了学习目标和理想，对学习产生无意义感，学习绩效降低的同时自我价值感降低，即形成了倦怠症状。可以发现学者们都比较赞同课业压力或课业负荷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倦怠。当学生处于学习倦怠时，就会感到厌倦、疲乏、沮丧和挫折，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行为反应，表现为对学习疏远，对学习目标和意义冷嘲热讽，情绪和身心衰竭并且出现一系列的心理综合病症，例如易怒、紧张、沮丧和低自尊等。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学习倦怠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积极心理学理念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宽阔的研究思路。由于学习倦怠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与探讨学习倦怠是一个必然的研究趋势。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现有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二、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影响学习倦怠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年级等。
目前性别对学习倦怠的影响问题还存在着争论。马斯勒其(1982)认为，性别与倦怠分数相关[1]。张传月(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2]。而台湾学者张治遥(1989) 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未显示出性别差异[3]。祝婧媛(2006)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性别对学习倦怠没有影响[4]。
关于倦怠的年龄因素的研究，国外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关, 马斯勒其(1982)发现年轻人的倦怠感更高。国内对学习倦怠的年龄差异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年龄对学习倦怠影响的报告。
目前年级变量被认为是研究学习倦怠较为必要的因素。鲁正火和万秀梅(1994) 认为学习倦怠具有阶段性和时间性的特征[5]。岳亮(2001)等人调查发现卫校护生也存在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6]。张传月(2007)等人发现：不同年级的高师学生在学习倦怠的各个维度上差异显著。此外，祝婧媛、杨丽娴等人在中学生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7]。
2.环境因素
影响学习倦怠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应激因素、学校环境、学业负担、人际交往、家庭因素和社会支持等。
关于应激因素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倦怠与不良生活事件有关，并且认为应激是倦怠的前因变量。祝婧媛(2006)的研究显示，生活中应激事件对学习倦怠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其中，人际交往问题和学习问题对倦怠的预测效力最大。布兰科・史利文(2001)也认为，马斯勒其和雷特(Maslach & Leiter)提出的学习负荷、缺乏控制、奖赏不足、团体破裂、缺乏公平和价值冲突等工作应激因素在学校中同样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倦怠[8]。以上有关学习倦怠的学校因素主要是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因素分析等方法发现大学生感受到的主要是来自各种名目的考试和课业压力 (Yang, Hui-Jen 2004；Villanova & Bownas 1984 ) [9] [10]。
关于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倦怠与社会支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张治遥(1989)发现：社会支持的人数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对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有预测作用。很多研究考察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的作用。家庭、朋友、教师、同事和管理者的支持作用是考察较多的方面。雅克布斯(2003)等考察了149名大学生的倦怠情况发现，社会支持能够预测低倦怠水平[11]。麦格里斯(2003)等探讨了希腊雅典一所国际学校中高学业成就的高中生的倦怠情况发现，父母支持与倦怠的情绪耗竭及人格解体因素负相关，教师支持与人格解体负相关，朋友支持与倦怠中的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相关[12]。祝婧媛(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存在相关，社会支持越高，倦怠程度越低；社会支持感悟对学习倦怠有预测作用。
3.个体因素
综合目前关于学习倦怠的研究，主要的个体影响因素有：自我效能感、自尊、自我意象、焦虑、内外控信念、控制源、情绪稳定、人格、应对策略、专业承诺等。
国内外学者对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关系格外关注。魏珍(2007)研究发现：中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学业自我效能、外部压力、教学条件、课业压力、成败经历、人际关系这六个因素[13]。其中，相比较而言，学业自我效能和外部压力这两个因素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最大，而人际关系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最小。孙晓莉(2007)的研究则表明，学习倦怠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八个影响因素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14]。八个影响因素中对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极为显著的有六个：学习主动性、专业兴趣、学习态度、焦虑、自我效能感、就业压力。现有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学习倦怠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负相关。杨惠贞(1998)以资讯管理专业的大专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学习倦怠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即个体的学习倦怠越高，自我效能感反而越低[15]。王国香(2004)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人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为自己确立较高的目标[16]。一旦开始行动，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付出较多的努力，坚持更长的时间，遇到挫折时又能很快恢复过来。
国外关于自尊与倦怠的研究结果(Anderson, Iwanicke, 1984等)一般认为：自尊与倦怠负相关。而杨宇然(2006) 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学习倦怠和外显自尊有着显著正相关，高倦怠组被试和低倦怠组被试外显自尊水平有着显著性差异；高倦怠个体内隐自尊水平较低而低倦怠个体内隐自尊水平较高，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出现实验性分离[17]。另外，布兰科・史利文(2001)以15~19岁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学生的学习倦怠、自我意象及焦虑之间的关系。自我意象水平越低、焦虑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学习倦怠现象。
关于内外控制性、情绪稳定性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张治遥(1989)的研究表明，外控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各因素间的倦怠程度上都显著高于内控组大学生，内外控信念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宋晓颖(1989) 在研究学生情绪稳定、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时，发现不同情绪稳定程度的学生在学习倦怠上具有显著差异，情绪稳定程度低分组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显著高于情绪稳定程度高分组学生的学习倦怠[18]。
关于人格特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吉利和罗伯特(Gerry & Robert，1993 )发现，MMPI中的自我力量、控制和K量表与倦怠显著相关。米尔和哈伯勒(Mill & Huebner 1998)考察了大五人格与倦怠的关系发现，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均与情绪耗竭相关，但仅有外向性对其预测作用显著。许清鹏(2006)研究中职生的学习倦怠时发现：学习倦怠总分及各因子高分组的神经质、面子、防御性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与和谐性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在人情取向与灵活性得分方面，除低学习效能高分组灵活性显著高于低分组外，其他方面差异无显著性[19]。杨丽娴(2007)等人在探讨了学习倦怠各因子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与学习倦怠的各个因子及总分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其中N、P 是学习倦怠有效的预测变量。由于学生的学习压力大又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故而研究学习倦怠对他们人格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应对策略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基本认同：积极的应对策略与低水平的倦怠感相联系，消极的应对策略与高的倦怠水平相联系。安德森(Anderson，2000)等发现，积极应对策略和较高的效能感相联系，而消极应对策略则与高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低效能感相联系。德鲁卡(2004)等进行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了倦怠程度与问题聚焦的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20]。许有云(2007)采用问卷法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的情况，探讨了学习倦怠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控制型应对风格的大学生倦怠得分均低于其他应对风格[21]。
关于专业承诺对学习倦怠的影响，连榕(2006)等人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不高，学习倦怠的水平较高。师范院校学生专业承诺水平最低，且学习倦怠水平最高。情感承诺是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22]。
三、评价与展望
1. 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研究之评价
关于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个体微观层面到环境因素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但该领域的研究还并不充分。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到目前为止，性别对学习倦怠的影响问题还未达成一致，这往往与所取样本有关，因此，要想厘清性别对学习倦怠的作用，取样一定要有代表性，同时还要控制一些人口学、学校、人格等变量。同时，由于现有研究均采用横断设计，一般仅分析学习倦怠的年级效应，故而并没有分析年龄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作用，今后应该重视学习倦怠的发展研究，探索学习倦怠的年龄特征，为学习倦怠的干预提供切入点。现有研究主要重视学校因素的影响作用，然而家庭因素和重要他人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今后的研究需要加强这两方面的探索。现有研究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作用研究最深入，成果最多，但在探讨学习倦怠的前因变量时，大多研究仅仅寻找直接的作用机制，研究设计较简单，缺乏对相应的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揭示。影响学习倦怠的一些变量之间有着复杂交互的关系，如果采用简单化的研究设计往往会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例如，应激因素可以通过学生的人格特征的中介来影响学习倦怠；学校因素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概念的中介来影响学习倦怠，同时，家庭因素在其中可能起调节作用；今后的研究应该深化对相关调节与中介变量的探索。另外，在分析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时，现有研究仅仅分析了个体层次的变量效应，忽略了总体层次情境变量（如学校或班级）的影响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采用多层次的研究设计，探讨个体层次与总体层次的自变量对个体层次因变量的影响。
2. 学习倦怠研究的新方向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学习倦怠的概念被与它相反的积极方面的学习投入概念加以扩展是一个必然的研究趋势。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其特征为活力、奉献和专注。关于学习倦怠和学习投入的关系，尽管相关研究才起步不久，但也己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段陆生和李永鑫(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投入与专业承诺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23]。谢纷晖(2009)的研究也发现，学习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对学习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学习倦怠对学习投入有较强的预测作用[24]。通过适当增加学生的学习效能感、减少他们的情绪低落感，可能会增加学生对学习的投入程度。栾翠(2009)的研究亦表明，学习倦怠总分与各维度得分与学习投入总分与各维度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25]。
由于心理学是使人获得幸福的科学的认识在不断地被人认可和实践，近期的学习倦怠的干预研究已经考虑从现有的基础上，引入积极心理学的先进理念，从积极的角度进行学习倦怠的干预。祝婧媛(2006)从学习投入即学习倦怠的反面来关注解决学习倦怠的产生，结果表明：通过从情绪管理能力、教师关注和家长亲子辅导三个角度入手，实现了降低学习倦怠、提高学习投入程度的目的，但不同干预措施的作用效果不同，相比之下，对家庭方面的干预作用要低于对个体和对学校的作用。可见，通过提升学习投入程度来使学生远离学习倦怠，这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进一步完善学习倦怠的研究内容，扩大研究视野，整合研究方法，结合国情实际情况，在描述性分析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探索较为成熟和规范的干预策略与方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稿件编号：100806001）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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