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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1.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2.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3.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离开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占据特定生态位的生物)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绝不能说它们具有什么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夕!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恰恰是因为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倘若地球上根本不曾有人类，那么，即使生态系统再完整、稳定、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即使整个生态系统都彻底崩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劳动价值论中来认识。
二、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认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人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三、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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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方面要寻找一个统一的品牌价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评估模型。由于品牌价值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研究本身又超越单个的学科范围，导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很多研究互为补充。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集成的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及评估模型。
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
要研究品牌的价值，首先要回答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要从品牌本身及其功能说起。
品牌从最初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产品的物理标记，借助于名字、符号、设计及其组合来区别于其它产品，这时它是一种产品的产地证明和质量保证。现代意义上的品牌当然已经远远突破原有的这种简单特性。这可以从品牌和消费者的关系以及企业利用品牌来调整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等方面来分析。作为品牌的所有者，企业可以借助品牌的帮助来保持自身产品的个性化特色，从而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有了这样的功能，品牌就可以在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产品及商店选择决策)当中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成功的品牌可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积极联想和看法，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就会转换成消费者能够接受更高的产品价格的意愿。这种积极效应的长期累积可以简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并进而成为日常性的购买行为。此外消费者往往把某一知名品牌和品牌的供应商联系在一起，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就会在消费者头脑中转变成整个企业的良好形象。如此说来，品牌是消费者和产品及其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忠诚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就转变成对企业的忠诚。就企业和中间商及零售商之间的关系而言，品牌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借助品牌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可以迫使中间商及零售商经营自己的品牌，从而改善和强化自己在垂直竞争(制造商-中间商/经销商-零售商)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企业拥有一个好的品牌，就可以拥有一份极有意义的价值。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也就拥有了一种资本——品牌资本。
品牌价值的定义
由于品牌具有了价值，定义本身就转变成了对一个尺度的确定，通过这一尺度可以使某一品牌得以量化。另外，品牌的价值本身处于非物质的无形的状态，它又紧紧地和品牌的所有者及品牌本身联系在一起，表明了所有者在未来使用这一品牌的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价值。品牌因而资本化。在这一基础上，品牌价值还可以理解成品牌本身在市场或者其使用者当中所享有的声誉。
除了上述共同之处外，品牌价值的定义因研究者的兴趣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大致说来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把它看作能给企业未来带来利益(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方)的资本(流入)；第二种解释是把消费者的因素考虑进去，品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由市场营销手段所支持的品牌内在特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和忠诚。第三种解释认为品牌价值反映了消费者在感知品牌的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激活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认知总和，它最终将反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可度量指标当中，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企业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牌价值的应用领域
品牌一旦具有了价值，就找到了其应用的领域，这些领域既包括企业内部，也可以延伸到企业的外部。就企业内部而言，品牌价值可以直接用于品牌的预算管理、转让、品牌线的扩张(垂直或水平)及品牌控制等等，在会计和财务准则准许的情况下，品牌价值还可以直接资本化，记入资产负债表的贷方。在企业外部，品牌价值可以用于品牌使用权的转让、企业兼并和买卖、银行信用评估等等；消费者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购买比较，零售商则可以利用经营品牌商品来建立自身独具特色的形象。
品牌价值的确定因素
要确定是哪些因素决定品牌的价值，首先就要明确选择这些因素的标准。简单地说，这些标准包括客观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等等。下面就借助这些标准来分别说明品牌价值的决定因素。一共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消费者的角度，品牌价值来自于消费者对品牌所有的认知总和，这也是品牌价值的最初源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1、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它包括消费者记忆当中所有和某一品牌相关的感知、购买、使用等的总和。消费者除了可以不通过直接和品牌接触而产生品牌联想(比如通过广告)以外，通常情况下是指消费者已经直接和品牌接触并且购买和使用了某一品牌，这个时候的消费者已经具有对某一品牌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品牌联想会长时间留在消费者的记忆当中，一旦消费者处于某种消费状态(比如要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储存在记忆中的品牌联想就会马上被激活。激活的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在过去所受到的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的冲击的强弱以及消费者的记忆能力。总之，品牌联想会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持续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和品牌联想不同的是，消费者的品牌忠诚表现为消费者长期地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并对之表示满意。可见，品牌的忠诚来自于使用某一品牌后留下的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印象。如果说消费者通过品牌联想可以引致第一次的购买行为的话，那么品牌的忠诚就是在很长时间内重复地、自主地购买同一个品牌。所以说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提高需要制造商、中间商和零售商长期的、一贯的营销组合的支持。
(二)从品牌(产品)自身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影响并决定品牌的价值。
1、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已经被无数的研究所证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产品质量并不是产品真正的客观具备的质量特性，而是指消费者所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必须加以区别。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并不具备客观地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这个时候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是被消费者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这里对市场营销策略所提出的难题在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和认同很难确定，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个性、需要、偏好和价值判断等等。
2、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知名度是指消费者头脑中对某一品牌的熟悉和知觉存在。它显然和消费者与某一品牌接触的频率及强度有关。在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知名品牌会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关注。知名度可以在消费者的品牌联想中提供安全的品牌信息，因为在消费者眼里，很高的知名度代表了品牌的市场位置、亲和力和企业的公众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的营销组合(特别是广告)应该着眼于提高品牌在消费者当中的所谓自主知觉存在，消费者在毋须外在提醒的情况下对品牌的知觉存在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更现实和直接的影响。
3、市场份额。和前面的因素比较而言，市场份额属于另一层面的决定因素，就这点而言，它实际上是反映品牌价值的一个指标。好的产品质量，很高的品牌知名度，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等等最后都会在这一指标中得到反映。这里的难点在于，用以确定市场份额的相关市场实际上是很难定义的。
(三)从品牌流通的角度来看，品牌价值是建立在其在分销商和零售商当中的地位和声誉的基础上的。一个好的品牌可以减少进入市场的支出，容易获得零售商的认可，从而进入其分销渠道。对制造商而言，营销组合的重点应该放在和中间商及零售商的合作上，其目的在于保证品牌价值不但不会在流通过程中遭受损害，反而能够增值。这里可供采用的市场营销组合及合作方式很多，如供应链管理、消费者效能管理和产品类别管理等。
(四)最后是品牌的法律保护。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登记注册受法律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品牌不仅可以给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前后设置市场障碍，在品牌受到侵害的时候得到保护和补偿，还可以在消费者当中产生积极的联想效应。一般说来，受到保护的范围越广，品牌价值也就越能得到保证。
品牌价值的评估模型
由于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和决定品牌价值因素的认识不同，多年来西方市场营销界设计和发展了众多的度量模型，用以评估品牌的价值。仔细地比较这些模型可以发现，它们在理论基础、可操作性、有效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说，很难判断到底哪个模型是合适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模型只能用于不同的目的和领域，一个通用的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模型并不存在。
大致说来，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无法用货币计量的模型，它主要通过调查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认知高低来确定品牌的价值是高还是低。通过这样的模型虽然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品牌的价值高低，但是一个确定的品牌价值却无法计量，显然它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消费者的认知高低可以直接通过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或者品牌的某一方面特征进行询问来确定，也可以把某一品牌的很多方面特征包括进去，通过调查每项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置(权数)，再考虑这项特征的认知程度来确定品牌的综合价值。这一类模型适用于品牌的管理，特别是可以针对消费者的判断和评价找出影响品牌价值的原因，从而通过营销组合来消除不利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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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拜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和箴言），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改变19-20世纪哈萨克族落后氏族封建社会面貌曾经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认为：“阿拜是向哈萨克人民提出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第一人”。（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305页）。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我国哈萨克族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为全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方面也将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良好的现实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阿拜的社会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一、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
阿拜提出了自然界所存在的的一切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了都是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第三十八篇：“大地以其孕育的棉花，大蒜，水果，矿产，鲜花；飞禽以其羽绒，肉，蛋；动物以其肉，奶，力气，美观，皮毛；水里的鱼，鱼之鱼籽；甚至蜜蜂所产的密，蜂蜡；蚕吐的丝等，一切均为人类所需创造，没有任何一物能够言明这些是它的，一切皆属人类取之不尽的给养。”
阿拜深刻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创造物质财富在人作为人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全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阿拜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等。他提出：“首先的是生存，然后才是了解阿拉伯与波斯语。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何谈理智和荣辱，更无心思求学进取。饥饿与贫穷往往导致亲人不知，邪恶滋生，盗贼蜂起；人们相互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有衣食足，知荣辱，人们才会有求知的欲望，才会有心思不但自己去学，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求学。”他认为精神的信仰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第三十八篇：“倘若人人修行是为了圣贤，个个都逃遁现实世界，狂热地投入到教门中去，世界亦将毁于一旦。这样一来，谁来放牧，谁来御敌，谁来织布，谁来种粮，谁来寻找真主为世人创造的宝藏。”归根到底他理解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二、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阿拜强调了发展多种社会分工，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依法治国，与其他民族实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把有学问的，文化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等等。阿拜的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不仅过去还是现在在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第二篇:他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多样的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在《阿拜箴言录》第三篇中他提到：“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只顾去多养牲畜而别无心思的缘故，如果他们也去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就不会沦到这一步。”
阿拜不仅强调了发展农业、商业、科学，同时还强调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他认为靠诚实劳动生存的手工业者是哈萨克人中的最好的人（神人）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手工业生产。阿拜在三十三篇：“要想致富，就得学点手艺。财富会用尽，手艺却永无止境。不靠偷工减料，而靠扎扎实实的活计谋生的手艺人，当是哈萨克中的人杰。”他认识到了知识密集性高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到手工业场所去从事手工业生产。
阿拜强调了社会劳动在人们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的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人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等等。在四十二篇：“哈萨克人恶习不改的原因在于——无所事事。倘若他们或去务农，或去经商，哪里还会有闲暇？”阿拜号召哈萨克人不要懒惰、盗窃、骗人、讨饭，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四篇：“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摇尾乞怜，那只不过是没出息的无赖们的造化……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大地决不会辜负那些付出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人。”阿拜深刻理解了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要求青年们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劳动。在三十七篇：“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倚老卖老的长者，不如自食其力的少年。富足的乞丐——鬼精，没有行动的信徒——阴险。”
三、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市场经济思想.他高度评价了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了商业在打破封建封锁，改善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方面的推动作用。他揭示了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金子在当时哈萨克族社会生活中的统治。阿拜发现并批判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及其哈萨克族草原上的表现形式。阿拜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但没有注意到竞争的经济根源。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经济意识淡薄，心胸狭义，消费意识的落后性。阿拜还发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中的调节作用。
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人在归还赊账时不讲信用的现象，并强调要培育市场经济特有的诚信经济观念，还要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比如在第十六篇：“犹如商人们前来讨集赊账时，不是常友人赖账云：‘就这些了，要拿你便拿去，你不拿莫非让我掘地现找难为我不成’。”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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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众多从顾客角度定义顾客价值的方法，其中以Woodruff(1997)给出的顾客价值定义最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该定义认为顾客价值是顾客在一定的使用情景中对产品属性、产品功效以及使用结果达成（或阻碍）其目的和意图的感知的偏好和评价。关于顾客价值理论，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从目前关于顾客价值基本特性的研究成果来看,顾客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性,即层次性、动态性和关系性。
二、顾客价值的相关理论
回顾以往文献，主要有四种顾客价值的相关理论。
1.科特勒的可让渡价值理论：科特勒是从顾客让渡价值和顾客满意的角度来阐述顾客价值的。所谓顾客让渡价值(customerdeliveredvalue是指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之差。总顾客价值(totalcustomervalue)就是顾客从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系列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顾客总成本(totalcustomercost)是指顾客为了购买一件产品或服务所耗费的时间、精神、体力以及所支付的货币资金等，顾客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成本。科特勒指出，顾客是价值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顾客在选购产品时，往往从价值与成本两个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选价值最高、成本最低，即以顾客让渡价值最大的产品作为优先选购的对象。
2.Zaithaml的可感知价值理论认为：在企业为顾客设计、创造、提供价值时应该从顾客导向出发，把顾客对价值的感知作为决定因素。顾客价值是由顾客而不是供应企业决定的，顾客价值实际上是顾客感知价值（CustomerPerceivedValue，CPV）。
3.Ravald和Gronroos（1996）的全情境价值理论：Gronroos是从关系营销的角度阐述顾客价值的。他们认为，将顾客感知价值定义为顾客根据付出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的感知而对产品的效用做出总的评价，这种看法并没有考虑到提供物的关系方面，实际上关系本身对总的感知价值可能有重要影响。在紧密的关系中，顾客可能会将重点从独立的提供物转向评价作为整体的关系。如果关系被认为有足够价值的话，即使产品或服务不是最好的，参与交换的各方可能仍然会达成协议。顾客在感知价值的过程中，不仅关注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关注其与企业的持续关系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关系价值(RelationshipValue)。以往的顾客价值理念只关注企业与顾客交易的一个片断，称为“情境片断(Episode)”，但由于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顾客价值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出现，也就是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全情景价值(TotalEpisodeValue,TEV)”。关系范畴中的顾客感知价值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公式：
(1)全情景价值=（情景利得+关系利得）/（情景利失+关系利失）
(2)顾客感知价值=（核心解决方案+附加服务）/（价格+关系成本）
(3)顾客感知价值=核心价值+/一增益价值
4.竞争导向的顾客感知价值理论是由Anderson和Narus在1995年提出的。Anderson和Narus（1995），在科特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顾客价值是顾客从购买的产品中获得价值与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的“净利益”。当顾客从本企业的产品中获得“净利益”比从竞争企业的产品中获得的“净利益”大的时候，顾客就会购买企业的产品并从中获得满意。
顾客之所以能够通过感知价值来选择他们满意的产品或服务，是由于竞争者的存在。将竞争对手创造的顾客价值引入顾客价值理论，将本企业提供的顾客价值与竞争对手的顾客价值相比较，即强调顾客价值是个相对概念。“竞争”导向的顾客价值理论将本企业提供的顾客价值与竞争对手的顾客价值相比较，从而更加完善了顾客感知价值的理论，并且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的角度。
三、顾客价值的相关研究
关于顾客价值的相关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对于顾客价值、顾客满意和品牌忠诚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在国外已经有不少针对品牌忠诚的研究和应用，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是还没有形成权威的、广泛应用的研究模型，在此，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品牌驱动因素模型。Blackwell等(1999)提出了价值—忠诚度模型(见图1)。Blackwell认为顾客价值是由顾客而不是由供应企业决定的,它实际上是顾客感知的价值。顾客感知价值的核心是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之间的权衡。感知利得包括物态因素、服务因素、产品技术支持等质量因素,感知利失则包括顾客在购买时所付出的所有成本。他强调了顾客价值来源于顾客感知、偏好和评价，还把使用情境联系在一起。
ECSI基本模型即是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由该模型中(见图2)可以看出，顾客满意、企业形象和感知质量是形成顾客忠诚的直接驱动因素，感知价值是重要的间接驱动因素。
顾客满意和顾客价值双驱动模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模型。Michael（1999）等通过一个实证研究，并且借助数学模型的分析表明，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对顾客忠诚的贡献几乎同等重要，并以能源服务机构为例构造忠诚模型。该模型具有一定针对性，因为该模型是以能源机构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前因变量中有专门针对能源机构的因素，但是该模型也具有普适性，尤其是模型的后半部分。该模型(见图3)具体如下：
国外一些较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顾客价值相对于顾客满意而言，对品牌忠诚起着至少相同的直接影响。因此，有必要从顾客价值、顾客满意两方面来研究其对品牌忠诚的驱动作用；此外，国外以往提出的模型往往立足于传统行业和领域，对于网络环境下的顾客品牌忠诚研究相对要少，从而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顾客满意、顾客价值和品牌忠诚进行研究有其现实和理论意义。
四、顾客价值理论与研究对实践的启示
顾客价值是对市场营销观念内涵的进一步发展，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建立顾客忠诚的根本。为顾客创造优异的顾客价值，已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企业在实践中必须关注的重点。在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为顾客创造了优异价值的企业，才能够生存、发展乃至不断壮大。
参考文献：
[1]Woodruff,R.B.CustomerValue:TheNextSourceforCompetitiveAdvantage[J].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1997,25(2):139～153
[2]BLACKWELLSA,SSL,BARNESJH,etal.Theantecedentsofcustomerloyalty[J].JournalofServiceRearch,1999,1(4):362～375
[3]MORGANRM,HUNTSD.TheCommitment-TrustTheoryofRelationship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1994,58(3):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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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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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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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篇6
价值链管理站在战略高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识别和重构企业价值链，通过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赢得竞争的优势。我国著名会计前辈阎达五先生2003年提出价值链会计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本文从价值链会计信息需求、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来探讨价值链会计的必要性，并综合提出价值链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构建价值链会计的必要性
1、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
首先，内部价值链管理对会计信息有新的要求。内部价值链管理依赖作业成本和价值增值信息。从内部价值链角度观察，企业由一系列不同作业构成，一般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等作业，它们共同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内部价值链管理的关键是找出企业内部的哪些作业产生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真正的增值作业，然后对这些作业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因此，需要依赖作业成本信息进行内部价值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价值链作业，确定战略性价值链作业，追踪其作业成本，对战略性价值链作业进行更有效地管理，实现企业竞争优势。
其次，外部价值链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有新的特点。外部价值链管理的主体是价值链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企业，他们都是价值链联盟的参与者，都有对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需要，但其需求又各有特点:价值链核心企业是价值链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从整个价值链联盟的建立、运行和日常管理，以及价值链的评价和调整，都必须依赖价值链联盟体的必要会计信息。第一，在价值链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中，财务指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在价值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财务指标也占了重要份量。价值链其他成员企业，他们是价值链的加盟者和核心企业的追随者。他们在加人前的评估、加人过程的整合和加人后的日常运行管理中，都需要进行跨企业的信息交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决策。
另外，价值链联盟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将提出对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成分复杂，关心并需要价值链会计信息的主要是价值链各实体企业的投资者、主要债权人、政府管理部门等。他们的决策行为或行政行为，也将由原来基于单个企业分析，而转向基于其直接关联企业所在的整个价值链的分析。
2、传统会计方法的局限性。
价值链管理模式下，会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遭到垢病。财务会计方面，焦点在于财务会计无法反映企业价值的信息。传统的管理会计忽视了新的制造环境和新的管理理念。如在信息时代的竞争环境下，产品寿命周期逐步缩短，许多先进企业已经实行准时制制造方式，实现了零存货。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会计传统方法中的“经济订货量”、“最佳生产批量”等方法已经没有意义。变革现行的会计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价值链会计是适应这一变革趋势的一种选择。
3、传统会计理论的存在条件发生变化。
第一，关于会计主体假设。价值链会计所管理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企业，价值链会计将会计管理的范围由单一企业扩大到价值链的部分或整体，变成了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价值链虚拟企业。这种会计主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或缩小，“价值链虚拟企业”使会计主体的范围具有“可变性”，从而把握会计主体变得十分困难。
第二，关于持续经营假定。在价值链中，会计主体存在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企业”可以随业务活动结束，或者需要调整该项业务时，“虚拟企业”可以随时终止。持续经营假定将不再适用。在传统财务会计中，非持续经营条件下应适用清算会计;在价值链虚拟企业会计中，是适用清算会计还是创造新的财务会计方法值得研究。
第三，关于会计期间假设。会计期间假设是指为了定期总结企业经营成果，人为地将企业经营时间划分为一段段相对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期间，并将其作为编制财务报告的时间范围。显然，这一假设的提出与会计信息的加工和传递技术受到限制有关。价值链会计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会计模式，实时报告成为现实，信息使用者则可从网络上随时获得最新的会计报告，而不必等到某个会计期间结束再获得，从而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
二、价值链会计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
1、价值链会计的概念与本质。
价值链会计，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价值链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价值链的整体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价值链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大利润为具体目标，以商务和会计协同为运作模式，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实现对价值链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效规划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
2、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定位。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工作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界，它的内容既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体现，又要受到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价值链会计的目标也就是价值链会计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结果。因此，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可以表述为:为信息使用人提供动态的价值信息，借以优化价值链流程和价值链联盟，并同时以实时控制为核心协调和优化价值链，最终实现价值链联盟和核心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动态地看，价值链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围绕价值增值，不断协调和优化价值链的过程。价值链会计既是价值链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价值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链会计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价值链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3、价值链会计基本假设。
价值链会计假设是价值链会计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价值链会计假设与传统会计假设既相联系又有突破。其内容分别是:价值链联盟会计主体假设、与清算假设并存的继续经营假设、实时处理与会计分期相结合，以及价值计量假设。
(1)价值链联盟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假设限定了会计核算与报告的特定的空间范围，强调企业以独立实体作为会计主体，为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同时也允许将几个相联系的法律实体整合为一个会计实体。对于在何种条件下整合以及如何整合，则仅对于母子公司之间的合并报表事项有所涉及。对如何将价值链联盟体的整体或部分作为会计主体，则是一个新间题，这也正是价值链会计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价值链管理中，价值链联盟体以及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主体的典型形态—企业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范畴应扩大，主体的范围可以不局限于是否存在实体。价值链中的会计主体可以是各个分立的价值链上的点，也可以是类似核心企业的母公司，及各外延企业为子公司的集团。
(2)持续经营假设和清算假设并存。传统财务会计基本前提之一的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在会计上假定企业将持续经营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不会被清算或破产。价值链管理中，多变的经济环境加大了经营风险，网络的扩张使企业虚拟性加强，这些都对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会计主体面临的是竞争日益激烈、风险日益增大的经济环境，企业随时有被清算、终止的可能。另一方面，会计主体十分灵活，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企业可以随业务活动的需要随时成立，当该项业务活动结束，或者需要调整该项业务时，虚拟企业可随时终止。投资者和债权人在分析评价价值链会计信息时，可能更多地需取得特定期间假设下的财务报告。因此，价值链会计既要提供持续经营前提下的会计信息，又要提供清算假设甚至其他特定期间假设下的会计信息。
(3)会计分期和实时报告。会计分期假设是在会计主体终止前，应定期向会计信息需求者及时提供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人为地将会计主体持续不断的经营过程按一定的时间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但在价值链管理下，会计分期实际意义受到挑战。计算机网络的采用，使每笔交易在瞬间完成，虚拟企业可能在某项交易完成后立即解散，存在时间长短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为地进行分割，不仅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的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也受到质疑。因此，价值链会计在满足传统会计分期反映基础上，还应该更灵活处理分期会计处理事项，诸如重视项目有效经营周期报告、重视实时报告，以弥补传统会计分期核算的弊端。
(4)价值计量。在价值链管理中，给货币计量提出了强化与充实的要求。一方面价值链联盟体的货币环境复杂化，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不变假设。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中，知识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作为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企业资源。企业有必要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进行确认和计量。而这些非传统资本都难以用现有的货币计量模式进行衡量。在价值链会计中，非货币计量形式将被大量应用。在基本财务信息之外，以非货币形式计量的非财务信息也将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同时，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多种计量形式同时使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4、价值链会计职能界定。
(1)价值链会计的反映职能。价值链会计是传统会计的发展，其职能也应包括反映和控制两项基本职能。作为价值链会计的反映职能，其特点是动态性、实时性和全面性，不受会计期间的限制，而以最快速度反映企业价值活动的信息:第一，更全面。价值链各个节点企业或主要节点企业都成为价值链会计的反映对象。第二，实时动态。传统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具有一定动态性，但这种动态性仅仅是反映对象的动态性。价值链会计能做到反映行为的动态性，价值链会计反映具有实时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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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品牌都有什么样的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品牌是产品品质的延伸。我们已经无法单纯的用工厂的制造水平及产品的整体合格率来评判一件商品的拙劣与否了，品牌作为产品品质的延伸已经得到了绝对群次顾客的认同。在购买一件商品时，如果这个商品的品牌尚没有形成力量，不能对顾客快速作出购买决定起主导作用，我们可以视为此商品仍停留在较低层面的经营格局，将来的着重点是如何提高品牌认知及满意度，使商品由较低级的品质竞争过渡到品牌竞争层面。同样，如果在某类商品中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品牌，则说明这个市场存在着较大的市场机会，可以重点考虑通过差异化策略和CS策略席卷市场而重点分羹。上述我们可以得出，品牌有代言品质的作用，这其实暗示了品牌对于商品消费价值体现的重要作用，品牌往往蕴涵顾客利益。
其次，品牌可以暗示顾客进行自我归属。我们通常会以为一个周身上下被种种品牌包围的人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其实顾客在对品牌进行选择时已经受到了来自品牌暗示而自发进行了自我归属。有身份的人坐Benz600，即使他本身品牌堆砌也没有丝毫品位可言，但他的自我定位却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有品位，卓然出众。这就是品牌的核心价值所在，它可以暗示消费者对自己进行层次归属，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汇表述，品牌代表的就是你生活的“圈子”，因此你无法离开品牌而独自存活。
有人抽软包装“中华”烟，有人会别出心裁抽“熊猫”。其实在国内，长期消费软包装“中华”烟本身就已经证实了顾客的消费能力，暗示了其所处的层次不低。但为什么又有人去抽“熊猫”烟呢？就是这群顾客需要在层次上凸显自己更上层楼，而此时已然遍地“中华”，幸好有“熊猫”牌卷烟才不至于使这帮人黯然伤神，他们所需要彰显的或许就是自己红道、白道、黑道、黄道通杀的不俗地位。
在你并不了解一个人的文化底蕴时，你在它的大班桌上看见了一本《哈佛商业评论》，试想那一刻你也许会肃然起敬，尽管事后你也许发现自己被假象蒙蔽了。这就是《哈佛商业评论》作为品牌读物的核心品牌价值，它不仅仅给它的目标或非目标读者带来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使它的阅读者看起来更加有品位。时下还有一个较明显的例子，但凡接受中央电视台正面采访的人都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就是典型的品牌价值下的自发的自我归属现象。
品牌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具传播性，并且是最大程度的传播。其实品牌本身也存在着取代度的问题，一个高取代度的品牌其竞争力也是很脆弱的，这类品牌往往依存于非理性消费市场，消费者由于文化及信息获取渠道狭窄而购买此类并没有形成质量保障的商品。如前一阶段安徽阜阳地区出现的毒奶粉，对于当地的农村消费者而言，那些毒奶粉就是品牌商品，因为他们通过渠道发售了很长时间，并符合当地的购买水准。一个强势品牌通常是具有无形资产的，可以变现，可以入股，可以被拍卖。可口可乐作为强势品牌其品牌价值数百亿美元，纵使是“旭日升”这样的昨日黄花也可以拍卖折现几百万，因此，只要是具备了传播价值的品牌，不是因为质量的品牌，往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可以变成钱的，这就是品牌的传播性赋予品牌的经济价值。
现实中，往往有在经营中品牌借力的事件，如苗药“泻停封”胶囊的球手段之高令人叫绝，最主要的还是它不会遭禁，至多是它卖火了港星谢庭锋被迫改名，这也是在使用品牌借力法则中我们需要深度关注的。“泻停封”是借名人效应较成功的例子，还有就是时下流行的时尚微车QQ，其实也是借了通用公司SPARK的力，但奇怪的是这SPARK并没有因此诉讼QQ，难道这QQ的外型设计在SPARK手上没有形成知识产权？
品牌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经此一说，我们得出了品牌的两种核心价值。一种就是品牌的外在消费价值，例如某品牌质量有保障，有良好的售服，这样的品牌比较值得信赖，则意味着该品牌已经完成了外在消费价值的积累，这是品牌经营的立业之本；另一种则是该品牌可以满足消费者在精神上的需要，对消费者的内在需求指向直接诉求，能够最大程度塑造品牌忠诚度，则意味着该品牌已经兼备了外在的消费价值和内在的精神指向价值，这是品牌经营的长胜之道。
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说出多种品牌消费价值打造的途径，例如用最好的原料，在最好的生产环境当中，使用最好的制造设备，贯穿最好的工艺，取最好的名字等等。我们通过种种努力获得的产品在已经拥有了外在的消费价值后，我们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提高它的品牌附加值。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享誉世界的ZIPPO打火机就是这样成功的。熟悉和热爱ZIPPO的人总是会变着法子展示自己ZIPPO的与众不同，并且对于ZIPPO的诸多传奇故事津津乐道，而发明ZIPPO的初衷却只是满足“它管用”的主旨。ZIPPO在72载光阴荏苒中用品质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ZIPPO公司则始终保持ZIPPO这种设计风格至今，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打造出了ZIPPO独有的品牌文化，ZIPPO的品牌价值随着ZIPPO受到持久的顾客追捧而蒸蒸日上，ZIPPO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世界品牌。今天的ZIPPO完全可以效仿可口可乐放言：只要我的品牌还在，哪怕我的工厂不在，我依然会雄风再起。
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主成天沉湎于如何提升产品的质量，而却忽略了赋予产品更多的精神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借助优质产品采用品牌行销而三级跳的机会。我们以老字号的茶叶为例，很多茶叶已经通过了最严格的有机食品认证和原产地认证，质量已经趋近完美，而由于没有很好的将产品外在的消费价值拔高到消费者的自我归属的内在价值层面，纵使是流传数百年的老字号也一蹶不振。究其原因就是，顾客对于老字号的认知仍停留在它具有强大的质量保证，值得信赖，而这一切别的老字号茶叶同样可以满足。相反，对于满足顾客在精神诉求或者暗示顾客自发进行自我归属方面，所做一切水平委实不敢恭维。
由此我们得出，这种低凹的品牌理念是造成市场上缺少暗示自我归属的精神诉求类品牌的稀缺。仔细观察一下，具备成为这种品牌潜质的外在消费价值品牌并不少，这也为善于品牌整合营销的操作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其实品牌价值的形成取决于打造这个品牌时的销售主张，销售主张泛滥陈旧的，往往会自然成为消费价值品牌，销售主张独特生动的，往往会有机会成为精神诉求类品牌。
价值品牌的分类
按照我们对品牌价值指向的归纳，我们得出了消费价值品牌和精神诉求价值品牌两大类。而依据购买力、购买动机和市场份额我们往往可以将这两类品牌再划分得更明晰：
1、普通品牌。又可称为一般品牌或者高取代度品牌，这类品牌主要以质量诉求为进入市场的销售主张，通常是受产品利润及资金实力限制而没有详细的品牌规划，属消费价值品牌；
2、地域品牌。又可称为地方品牌，这些品牌往往是“某某省著名商标”的获得者，这些品牌虽然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桎梏于经营意识而未敢谋求更大发展，在地方市场往往表现不俗，而通常又会出现“过村无店”的现象，即在外域销售乏力，仍属消费价值品牌；
3、主导品牌。又可以称为领导品牌，这类品牌通常是家喻户晓，这类品牌还由于有强大的传播支持而在各级市场出类拔萃，但这类品牌中又会出现多极现象，有的仍是消费价值品牌，是以性价比打天下的，有的则依托多品牌策略瓜分细分市场而成为市场核心品牌，只有少数一部分再向精神诉求价值品牌靠拢；
4、顶尖品牌。这类品牌又称高端品牌，通常价格较同类更胜一筹，口碑也很不错，但是并不能像主导品牌一样成为市场的领导品牌，只有可能在细分市场谋求一席之地；
5、奢侈品品牌。我们有理由认为奢侈品品牌不雷同于顶尖品牌，因为顶尖品牌通常可以通过完美品质和品牌包装在短期诞生，而对于一件奢侈品而言，它的风格决非一蹴而就的，奢侈品多数是蕴涵了艺术价值与历史痕迹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读物，自接触它的那一刻，你必须臣服，而且是由衷的臣服。
全球的品牌不计其数，每个行业都有表现十分出众的品牌，汽车的Benz，IT的微软，石油的壳牌等。但是不是每个行业都可以出现奢侈品品牌，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奢侈品品牌不过几十个，而今这些奢侈品品牌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奢侈为品牌核心价值显然不足以使奢侈品品牌长青。
价值品牌的生存土壤
我们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品牌后，无论是升腾它或者包装它，我们都必须保证这个品牌还活着，还能为一定消费者所接纳。我们同样以上述的五中品牌为例，讲述一下它们在竞争中对于生存土壤的各自要求。
首先是普通品牌，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得以存活？我们清楚，普通品牌由于缺乏品牌附加值而造成产品利润有限，获利多数依赖与形成规模，这要求它在原料供给、质量控制等方面有不凡表现，另外市场总量不能萎缩，行业内也不能出现品牌经营走向，否则它就难以为继。
其次是地域品牌，除了上述普通品牌的所需要的原料、品控及市场容量外，最棘手的是顾客消费取向发生转移，或者更高层次的品牌屠杀地域市场，由于有资金积累，这类品牌多数会选择拼一阵子看看风向，而又多数被主导品牌兼并。
再次是主导品牌，主导品牌最重要的生存土壤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操作这个品牌的经营当局对品牌战略发生重大变革，或者改变品牌投资方向，例如在饮料市场做成了老大后，突然热衷开发地产了，这时稍微停顿就有可能被次之的品牌取代龙头位置。
接着是顶尖品牌，顶尖品牌往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打动顾客的是它们对于细节完美的控制，顶尖品牌的顾客往往并不以性价比作为购买决定因素，而会考虑做首吃螃蟹的人来标榜自己。因此，顶尖品牌的长治久安需要不断的制造出新的需求趋势把对手抛在脑后，持久的差异性战略是顶尖品牌得以生存的必须土壤。
最后我们来谈谈奢侈品品牌。很多人通常会认为奢侈品总是奇迹，奢侈品的成功并没有多少痕迹可寻，正如奢侈品渐渐变得不景气一样。其实，奢侈品与其它品牌一样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奢侈品必须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做后盾，否则，仅仅以价格令人咋舌是不足以称为奢侈品的，例如一些奢侈品流传的独特的工艺本身就具有传世价值，这些产品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历史见证；第二，奢侈品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引用现今的说法，即奢侈品的原产地概念，原产地是保护奢侈品奢侈但不泛滥的重要手段，同时原产地的环境或气候都会对奢侈品品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生成该奢侈品的必需条件，如法国的波尔多红酒就是鲜活的例证；第三，奢侈品总是秉执亘古不变的定位，奢侈品的成功一言以蔽之是“贵在坚持”，没有对于个性及内涵的秉执，就不会有奢侈品的延续。
价值品牌如何巩固品牌价值
当一个品牌已经不具备任何价值时，我们就不再称呼它为价值品牌，而是应该弃之如敝屣。辛劳打造的价值品牌该如何巩固它内在的品牌价值呢？这是每个品牌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种叫“康泰克”的感冒药，曾经因为被曝光含一种“PPA”成分而差点消殆，好在其东家中美史克对“康泰克”进行了必要的品牌危机公关，终于使得这个中国感冒药的长青树品牌得以保全。我们视“康泰克”为顶尖品牌，因此，要巩固顶尖品牌价值，我们的价值品牌得建立一定的危机防御及解决机构，同时要增强品结构对市场的抗病毒能力。
立顿红茶应该说是速溶红茶中的主导品牌，而时下正在进行的立顿“订书钉事件”随着各类媒体对它的逐渐关注，立顿的销售将受到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立顿是市场的主导品牌，并且在该市场没有可供替代的亚军品牌，因此即使立顿使用订书钉在袋泡速溶茶涉水包装物中也顶多“痉挛”一下，最终此事会不了了之。我们假设立顿是占速溶红茶市场总量30%的领导品牌，而第二品牌与立顿的差距为5%，那么这次立顿的“订书钉事件”对手只要“驾驭”的好，立顿占领的速溶茶市场说不定销量立即滑坡。因此，领导品牌千万不要让亚军品牌找到颠覆自己的机会，风水才可独享。
如今连大米也摇身一变成了“精米”，意即此米系精加工。但是就大米本身特质而言是不具备成为主导品牌、顶尖品牌或奢侈品品牌的可能，也就顶多可以称为“提供较高利益及附加值”的概念大米或者高级大米。任何品牌的大米都是普通品牌，它延续品牌价值的出路就是永远不要试图成为主导品牌、顶尖品牌或奢侈品品牌，它永远只能通过支品牌去占领细分市场而成为该市场的主导或顶尖品牌，但不排除随着支品牌在细分市场的强劲表现而拉动核心品牌在普通品牌群中的认知。
篇8
还有一种整合是相对广义的，即课程设置的名目不变，但相关课程的课程目标、教学与操作内容(包括例子、练习等)、学习的手段等课程要素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当这些互相渗透和补充的重要性并不突出，或者已经非常自然，到了潜移默化的程度时，就没有必要专门提“整合”了。反之，就需要强调“整合”。
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整合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概念，而是国内外计算机学科教学与应用长期探索、实践与反思的结果。计算机有规模地进入教育领域，在发达国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80年代初也已经有了相当积极的探索。在这20多年中，计算机技术本身突飞猛进，其应用更是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尽管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几乎已被全世界所公认，在学校里相对的投入也很大，计算机却始终是“游离于教学的核心以外”。学校的主业，即各学科课程的教学，没有享受到多少计算机带来的效益。但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整合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近几年来，更被看做是改革传统教学弊端的重要举措。
如何具体理解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整合，如何具体实现整合，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最主要的可能还在于对课程整合的目标价值观的微妙差异。
目前国内对课程整合比较主流的理解是“把计算机技术融入到各学科教学中，就像使用黑板、粉笔、纸和笔一样自然、流畅”。这种观点将课程整合的重点放在CAI，即计算机辅助教学上。它突出计算机作为工具，去辅助各传统学科的教学。在做法上，该课题强调3个要点：一是软件方面寻求合适的教学平台，提倡教师利用现有平台，而不提倡教师人人做课件；二是相应的教师培训，一方面应着重提倡一般化的基本技能培训，如对Office基本组件Word、Excel及Powerpoint的培训；另一方面是学科素养、学科教学论及教育技术理论(如教学设计)方面的培训；三是在教师熟练掌握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检索、师生交流、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多媒体演示等手段实施课程整合。目前这方面的实践比较热门也是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利用美国开发的计算机教学软件“几何画板”与数学、物理课程进行整合。从整合的目标价值观看，这种观点看重的似乎是被辅助的其他各学科教育(包括突破难、重点，提高教学效率乃至改变教学模式)，而非信息技术教育本身。
另有一种对信息技术课程整合的理解主要指信息技术课程的内部整合。例如，可以让整体的信息技术课程由正规的学科课程(排入正规课表、教材)、活动课程(如网页制作、网络知识、电脑美术、编程等兴趣小组)和其他隐性课程(如学校与周边社会的信息环境)来组合而成，并协调这些环节来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这一类课程整合有时也涵盖调整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评价方法等。总的来说，这一类整合从目标价值观看，主要着眼于达成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们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从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全局出发，信息技术的课程整合，无论是其自身的，还是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的，都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信息技术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它确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样的事实所决定的。事实上，这一课程整合也确已成为各国信息技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对取得的资料的分析，对已有实践的思考和一些理论推测，本文就信息技术教育课程整合问题，提以下几点，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1)CAI，即计算机辅助各课程教学是目前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各课程整合的主要的并且也是有效的方式，但从更完整意义的整合目标价值观看，这种整合方式也应逐步体现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价值。例如，在整合的环节中，可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意识及灵活地检索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展示信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流行的整堂课以讲为主加大屏幕展示的模式，其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价值就不大，而基于光盘或网络检索的探究模式或实验、调查加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模式价值就很高了。事实上，包括设备投入在内，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成本相当高，如果只计被辅助课程的目标价值，不计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目标价值，是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的效益成本比的。
(2)信息技术学科需要单列的课程，课程设置不宜完全模仿其他传统课程。一种做法是配以一定的主题活动课程，如网页设计、电脑美术等；另一种做法是干脆在课程和教材中安排这些主题，甚至安排计算机辅助的其他学科(如语言、数学、科学、历史等)内容的学习，这种做法其实在美国的小学中被经常采用。信息技术学科自身课程的整合方面还有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是各个学习阶段的课程整合问题，也即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如何安排和衔接。这个问题近阶段会非常突出。
(3)信息技术教育的整体目标和任务单独依靠其课程教学本身是难以全面达成的，与其他学科课程的整合、专题活动课程的安排、学校及周边信息环境的建设和利用，将非常有利于信息技术教育目标的实现。
(4)在各科教材的改革中，也应努力体现与信息技术学科的整合。例如，是否需要重选内容、实例、实验、练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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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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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下转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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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徐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及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篇11
1.2银行的考核指标过于粗放，重视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
商业银行的考核指标都是反映银行当前经营情况的财务性指标，因此目前银行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的业绩评价方法很难提供过程的信息，容易诱导银行过于追求银行的当前财务成果和维持短期的经营绩效而忽视长期的目标规划。银行绩效考核的目的是要银行通过考核的结果来决定银行以后应该如何经营，应该如何处理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传统的绩效评价体系有待改善。
1.3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重经营能力而忽视创新能力
传统的业绩评价方法并没有将商业银行的各级单位的创新能力纳入到绩效考评的体系当中，致使银行在考核业绩的时候过分强调经营成果而忽视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是银行未来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如果银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因子，就不利于管理层从根本上考虑银行的转型与升级，因此银行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应该加入一些体现技术、信息与银行金融创新能力的因素来改进绩效评价体系。
1.4缺乏有限的风险管理机制
商业银行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目前不良资产等问题是损伤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但是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风险依旧未能消除。而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与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不能够及时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
2EVA在商业银行的应用与借鉴
EVA强调了资本成本，将银行价值最大化放到首要位置，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应用EVA来对各个部门与业务单元进行评价，不但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边际收益还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
2.1商业银行用EVA指标取代传统的经营成果指标
这样商业银行的总支行可以将整体EVA目标通过合理细分与规划，分配到各个分支机构，为各支行下达年度经营成果指标。同时，银行各项资源的配置也以EVA指标的完成情况为依据来进行，将资源配置到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银行行业整体价值得到快速提升。
2.2加强商业银行对资本成本的管理，提升银行业绩
商业银行虽然也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却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就是资金的吸收与资金发放的过程，因而银行的任何一项业务的开展都与资金成本的控制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不能很好地体现资金成本与银行收益的关系，而EVA价值管理体系，则通过将资金成本的指标引入到EVA指标的计算中，使得银行的资金成本的变化反映在EVA的变化中，从而提高管理层的重视，加强银行对资金成本的控制与管理，从而为银行创造高的经济增加值服务。
2.3EVA绩效评价体系在商业银行的激励系统中的应用
关于商业银行的激励计划，目前一个比较受追崇的概念是EVA红利银行，这是一种专门为激励管理者而建立的红利户头总称。这种激励计划是，根据EVA指标计算出来的管理者的奖金不是直接发放给管理者，而是先进入到红利银行，然后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来计算支付。这种激励机制最大的优点是，它强调价值的增量而不是绝对值，并且支付给管理者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从而能够更好地激励管理者为银行创造价值而努力。
篇12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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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