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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本体的文学
载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学。如果要成为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问题，更需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伦理与情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过程。但正是在天理与人情的问题上，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存在着严重困境。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天理与人的个体欲望、快乐无关。“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天理的根据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作为伦理本体，必须斩断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超越这符合人类伦理精神的要求。然而作为人类伦理精神，它可以不来源于经验，但它作为合目的性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从而为审美判断提供价值方向。即如康德所说：“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协应的。”[7]宋儒承认人欲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将人的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水平。“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8]严苛的天理与人欲（自然）尖锐对立，如此天理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实践中人的情感很难导向这一理念。天理处处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现伦理，而且人的情感常处于禁锢之中。情感是审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锢对人们的审美思维进行造成极大的阻碍。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判断是一种反思判断。所谓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经验去寻求普遍法则。而在宋儒这里，律令森严，与伦理原则常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感性，难以在寻找普遍法则的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审美活动就会受到极大限制。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其伦理内容的严重局限。在审美活动中，伦理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这才能作为最大公约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通，美感才得以产生，审美过程才得以进行。但宋儒的天理在内容上并不具备这一要求，它是特定时期甚至特定人群（统治者）制定的伦理法则，就是将儒家礼教定为普遍的伦理法则，如程颐曰：“礼即是理也。”[9]朱熹亦曰：“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10]这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欲望、情感也逐渐活跃，与僵死的规范极易发生矛盾。个体情感在寻求普遍法则（反思判断）便时时发生冲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发展，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和频繁，主体难以产生审美愉悦。再者，宋儒的道德认知路线始于“格物致知”。“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属于“静态的知性抽象”，须通过格物才能被个体认知，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或精神超越。伦理本体变成了抽象概念，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理性丧失了本体性，与主体感性两不相干，难以得到感性认同，这就阻碍了个体心情产生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审美思维便难以进行，作为本体性的文学就难以存在。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谓“文从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条，而不是文学。伦理本体与主体情感（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理学论述的核心，也是理学的困境。理学家努力突破这一困境，心学因此诞生。在理学谱系中，心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张载提出“心统性情”，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11]但此处尽管将“性”，即道心纳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为本体，本体依然是性。他努力弥合人心道心，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2]但人心道心还是分裂的。心取代天理成为本体始自陆九渊。陆九渊认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14]伦理精神乃人心固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5]伦理本体就在人心，“心外无理”。伦理本体离不开人心，须以人心为基地。这里，主体与本体最终走向融合。将伦理本体从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到了王阳明则全面展开，伦理本体与日常生活情感、直接经验和心理感觉融为一体。其实在王阳明这里，本体的心也不等于人心，但它却不能离开人心。心作为本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联系。阳明曰：“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6]人的感知与伦理本体成为统一体，伦理本体与人的情感亦为统一体。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7]这里，理论上是在提升人心入道心，但实践上只能滑向人心。阳明心学根本就不承认心外之理的存在。理学的立足点是道心，而心学的立足点是人心。原来在宋儒那里的伦理与内心情感的尖锐对立在阳明这里被消除了，人的情感得到解放，情感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情感的自由活动是审美判断的前提，是产生愉悦感的前提，也是人的审美思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作为本体的心，内容其实还是宋儒那一套，还是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并非不对立，但因其理论立场的改变，立足于人心，主体的能动性大大增加，情感活力加强，主体在反思判断的过程中，其感性常常会对本体观念中与之对立的内容进行溶解，甚至对伦理本体重新解释，使情感与伦理融通，形成圆融的审美境界。在情感的自由活动中，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就会产生。故此，阳明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王阳明认为，人情与伦理本体是统一的。性与情成为体用关系：“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9]于是，良知成为人情与本体的统一体，情感流行就是良知。即所谓“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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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层面的影响
（一）咏梅诗词作品数量可观
宋代所形成的这种咏梅风气，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咏梅篇章。据今人程杰调查；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代以前咏梅诗词的50倍[2]。宋代咏梅作品数量之多，十分罕见。在宋代，咏梅诗词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咏梅专题联章组诗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首开七绝联章咏梅之方式。苏轼以文坛盟主， 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十首以上的组咏，对宋咏梅之风盛行影响较大[3]。后人在咏梅时，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咏梅诗词的影子。黑格尔说：“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发展的繁荣期，前此有一个准备期，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虽然也不乏写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咏梅佳作。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宋代的咏梅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无与伦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精美的一笔，给我们的诗词宝库里留下了吟咏不断的千古绝唱。
（二）咏梅题材的繁复繁衍
除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以外，咏梅创作的繁荣更是赏梅情趣内涵的拓展及创作活动的外延。宋代是历史上赏梅、品梅的兴盛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咏梅之作，还出现了许多的栽种梅花的专门著作。南宋范成大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梅谱》，记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蜡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艺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著有《洛阳花木记》，记载“杂花八十二品”：“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5]。品梅专家南宋张俊曾孙张功甫著有《梅品》一书；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分上、下两册，收录 100幅图，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因宋时画像俗称为喜神，故名。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南宋初黄大兴，字载万， 号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选录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咏梅词410多首，编10卷《梅苑》， 为现存最早的专题咏物词选， 也是现存保存较完整的宋人选宋词的最早选本[6]。这些著作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关于梅独特的历史。
（三）咏梅诗词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
入宋后的咏梅文学首先表现出物色征逐、追求赏心悦目的主动意态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写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幽雅形姿，体现出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为人格写意的审美发展方向。至宋咏梅丰盛时期，梅花不仅是一个清新芳菲的审美对象、更逐步被赋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咏梅作品运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它们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文人们想尽妙法，从各种各样角度写梅，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写梅。宋人大量发展起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旁敲侧击、横斜取势的手法，林逋首开此例。宋著名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号清夷长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即为咏梅侧面烘托描写一例。宋人咏梅有白描、设问、比兴、象征、比较、比喻，写了千姿百态的梅花，塑造了梅花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体、追新求异、侧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铺色、以宾衬主，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用精炼的语言将梅临寒傲雪的高洁品格写了出来，同时将自己对梅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
二、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梅的审美态度不断改变、审美意趣不断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观、标格逐渐凝定了下来。中国文人向来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咏梅风气，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赞扬。梅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赞咏的植物，它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从而成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象征符号。
（一）赞扬梅花凌寒独放、传递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为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追求。梅花丰富的内涵――报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气，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体现，文人爱梅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如陆游《梅花》一诗：“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梅花凌雪吐艳，寒冬飘香，更送来春的生机和希望 。这与君子所推崇的高洁品性、兼济天下的气节相符合。
（二）讴歌梅花孤高亮节的清姿神韵，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张先，字子野，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梅苑》收录其《汉宫春. 蜡梅》中赞扬梅花“更孤标俊格， 非雪凌霜“，”应为是、中央正色， 东君别与清香”[7]。从以上咏梅词盛赞梅花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看， 就体现出中国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抱负和感时伤乱、救济时艰的社会责任感， 表达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气节操守。
（三）借咏梅寄寓词人的身世家国之感或身世飘零之悲与爱情友谊之象征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借孤单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表达其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苦闷，通过梅花自然代谢描写梅花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用人格化的梅花抒发自己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傲骨。如表达情思的词作，洪适《临江仙》：“相思凭过雁，飞送一枝梅”。
宋代咏梅文学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了梅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而且主导了梅花审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这一领域文化意识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程 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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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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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诗歌要做到多读、熟读
古人学习诗文，讲求烂熟于心，“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人崇尚诵读。孔夫子时代“诵《诗》三百”（《论语・子路》）蔚然成风。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古人那样摇头晃脑，但其重视诵读的习惯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阅读与鉴赏”的“课程目标”部分，指出：“注重个性化阅读；能用普通话流畅地朗读，恰当地表达文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阅读感受。”
使用多样的诗歌教学方法，谨防教法单一。提倡多读、熟读，严防心口分离。朱熹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除此之外，读的数量、遍数也要注意。阅读也不是盲目的阅读，是有针对性的，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重点阅读，让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疑难问题。长期这样训练下去，就可以让诗歌教学落到实处，收效将是显而易见的。
二、以学生质疑为主，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获取知识
学生懒于质疑，懒于思考，这是语文教育的悲哀，是语文老师的悲剧。质疑是探究式阅读教学的中心，教师应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鼓励质疑问难，让学生敢于质疑，多角度、多方位质疑，激发质疑思维的活跃性，有效地质疑。
1.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解决学生不敢质疑、懒于质疑的心理问题
教师如果总唱独角戏，“满堂灌”是无法启发学生质疑的。在实践中，教师要认识到个体差异，引导学生消除胆怯怕羞的心理，多鼓励，多表扬。不要因为学生问题稀奇古怪就大加挞伐，不要因为学生语言幼稚就大加斥责，用学生的眼光去看问题，我们不仅要平等地对待学生，更应该仰视学生。针对诗歌鉴赏的大胆怀疑，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让教师欣喜的。生问生答、生问师答，让学生问出来，学生才能真正地参与到语文课堂中来。如，李白《蜀道难》中的情感变化就是学生质疑的热点，无论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还是缘景明情的角度，学生想出来了新意，各抒己见，各抒奇见，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2.运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质疑兴趣，教会学生质疑
“读书须反复，读书须思考，读书须生疑。”在实践中，通过预习和阅读，发现新知识和难点，在课堂上就可以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提高质疑效果和学习效率，而且会发现教师发现不了的问题，将课堂引向深入。让学生学会质疑，在诗题中质疑，在注释中质疑，在意象中质疑，在意境中质疑，在诗人情感中，在选词造句上质疑，在多媒体教学中质疑，在画面中质疑等。质疑的过程是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学生探究的过程；质疑的过程是教师启发学生智慧的过程，也是教师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过程。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这样教学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让学生真正热爱我国的古典诗歌。
三、讨论不但能启发学生思维，而且还能培养学生之间合作的精神，更是探究性教学形成结论的过程
1.讨论的问题要有针对性，难易要恰当，方法要多样
讨论内容要与学生掌握的知识相联系，要与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相联系，要保证内容不难，同时也不要太简单。太难，讨论无疾而终；太简单，失去了讨论的意义。教师要启发和引导学生围绕诗歌鉴赏的内容和情感积极讨论，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形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动口的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2.学生是讨论主体，教师是讨论的指导者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经常出现教师“一言堂”的现象，学生讨论机会不多，时间不长，学生也可能认为自己的发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教师成为讨论中的指导者。教师在学生简明扼要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在抓住核心关键时，在讨论出新意时鼓励赞扬；在学生偏离主题时，在学生钻牛角时给予指导；同时调控各讨论小组，使讨论有序地进行，调控时间，提高教学质量，甚至教师可参与到小组讨论中，成为小组合作学习的成员，营造课堂教学民主、平等的学习气氛。
总之，诗歌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反复阅读、质疑、讨论，共同探求，获得新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习能力，发展学生的敏捷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都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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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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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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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五代以前的人物画皆以“成教化，助人伦”为目的，画家大都绘制历代帝王名臣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道释画，使百姓在瞻观这些图像时常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到宋代的人物画时，绘画主题与题材范围上开始有所突破。虽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但宋代人物画在表现形式和技法的创新以及人物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细节的捕捉方面，还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人物画大致分三个阶段：前期的人物画依然继承唐、五代的风格，以吴道子为尚；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这段时间为中期，人物画开始全面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活，这段时期也是整个宋代艺术繁荣创新期。首当其冲的是画家李公麟，他将原来做为样稿的“白画”发展成独立的“白描”艺术形式，并洋溢着文人的雅致情调；其次出现了表现老百姓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风俗画杰作，另外画家李唐、苏汉臣、萧照、李嵩、陈居中也是宋代绘制风俗画或历史故事画的名家；宋后期的人物画开始盛行文人墨戏与禅画，南宋画家梁楷开创了水墨写意的减笔人物画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所称赞。宋代人物画的风格多样在前朝是难以见到的，这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艺术研究。
一、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人物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特点的新儒学。它吸收了佛、道的方法后形成自己的思辨特征，引用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来注释经典， 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宋代院体绘画中所强调的“格物”精神就是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画家被要求具有精深的写实能力，通过对物象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极力表现出物象真实的自然形态。这种绘画实践所产生的写实性风格贯穿了整个宋代，成为宋代画坛的主旋律，形成鲜明的民族特点。
宋学在构建心性论时提出修为方法，“主静”说由周敦颐首倡，他在《太极图说》云：“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修养方式与道家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宗“性空说”相似。此“静”追求虚空境界时心与外物合一。到了程朱学派则将把“主静”说纳入到“主敬”说的轨道，朱熹认为“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收敛身心与整齐严肃即是敬，这种修为方式催生出一种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它从内心的反视、内省、调息与自控，形成宋人含而不露、克制自持、温文儒雅、谨小慎微的心境；在追求琴棋书画、弦歌诗礼的生活中调息养气、宁静自适。这种平淡、细腻审美观给宋代绘画产生很大影响，使宋代绘画注意日常生活题材，追求萧散淡远、恬适平淡的上品境界，甚至构图上也讲求温柔敦厚，弱化情节和惨烈场面等与此有关。
二、统治者推行的“右文”政策对人物画的影响
三国时曹丕以帝王身份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到治国的高度，确立了文学在士人中的地位。儒学是身份、地位、学养的符号象征。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宋代就特别重视“文治”天下的重要性。朝廷不仅礼遇文人士夫，也重用文人。通过科举制度改革让庶族出身的文人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中来，使文人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庞大起来。宋代文化氛围高涨，人们一旦丰衣足食便要令子弟去读书应考，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获得提高。
画工地位自古低下，他们所为的绘画被儒家视作“雕虫小技”，历史上有名的画家阎立本、李成等都以画师为耻。而宋代“右文”政策为艺术向多极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北宋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时期设立了“画学”，以画学为科考内容来提高画工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作为代表官方话语和价值取向的《宣和画谱》对那些以儒学、文学起家的画家很重视，显示了宋代以儒或文为贵的时代氛围。为了其儒学或文学身份受到重视，或者获得一个身份和地位，职业画师主动学习儒家经典。《宋史》记载：“画学之业，日佛道，日人物，日山水，日鸟兽，日花竹，日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齐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读经和三舍法对画家的修养起很大作用，这与理学的自由、独立思想和讲求人格修养殊途同归，而且启发了绘画观念，即绘画也可以作为进德修业的方式，同时也丰富了理学人格修养的方式，即不但诗文可提高人格修养，绘画也不失一种途径，从而使绘画摆脱宋前的单纯“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而可成为自由表达创新思想的载体。
三、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主张对人物画的影响
晁补之的诗《试院求李唐臣画》有云：“韦侯直干不应难，杜陵东绢那能借。”在这晁补之以韦偃和杜甫之间的交往，隐喻自己同李唐之间的关系。文人与画家保持交往，甚至对某一画家进行评论，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郭若虚的“绘画悦人功能”这些艺术主张对画家的绘画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画家们受到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宋代绘画就形成了与前代有明显风格差异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与士大夫口味相应的山水、花鸟画的比重大大增加；其次技法上有了新的拓展，唐宋前所追求的华丽、缤纷的彩色取胜转向抽象的黑白灰色的水墨，昭示清幽、虚玄、简淡、素朴的情感诉求和人生体悟。宋代绘画理论家还以雅、俗为标签将画工从事的布色视为低俗，将文人分担的笔墨线描视为雅趣，从而逐渐将彩绘下放到民间。如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就呈现出奇巧婉约的小趣味，注重向内沉潜、表现内敛之力，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审美风尚。
宋人董迪说：“今画者信妙矣，方其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以合自然者哉？”也就是说晕形布色，比物求似是人工而非自然，因而为高格的文人所不齿。黄休复曾云：“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与规矩中度、精工典丽的彩绘不同，逸格的绘画不同之处在于以简笔塑造的形象符合自然；最后在绘画的意境上表现对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开掘、深化。例如南宋时期梁楷的酣畅淋漓、潇洒自如的大写意画风，正是文人画风格体系展现。
四、宋代的市井文化对人物画的影响
在宋代比较发达的城市里集中了无数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市民阶层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反映农村和市民生活趣味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小说、诗歌、戏曲、杂耍等，而绘画也出现了反映广泛社会生活及群众兴趣爱好的风俗画。
人物画发展到北宋中后期，画家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世俗生活和历史、现实人物中去了，产生了《纺车图》、《清明上河图》等流传至今的旷世之作。这些作品真正关心现实人的生活，如《纺车图》画中描绘了两名正在纺线的妇女，左侧的老妇双手牵线，右侧的妇女怀抱婴儿，摇着纺车，身后是一个自顾玩耍的儿童。老抠弯曲着腰背和眼光呆滞、皱纹深深的脸，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辛酸；不停地摇动纺车，同时还给襁褓中的婴儿喂奶。从她硬挺腰杆而小腿用力抵地的姿势看，已经不堪重负，只有无知的顽童和小犬还不懂人世艰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都从多方面来再现了社会中低阶层的生活。这些作品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现状及劳动人民与自然英勇搏斗、辛勤劳作的场景。
总之、一个时代的绘画观念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宋代绘画观念是宋代文化渗透的结果。宋代绘画的道艺一体、以道驭艺的观念已积淀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中国绘画的艺术特性。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顾平.宋代文化思潮对宋代绘画艺术的影响[N].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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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笔记中则有 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宋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又比如，传统史书《宋史乐志》仅载有宋代乐曲53首， 而宋记《武林旧事》中的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中记载的共计乐曲170首。由此可知，宋代社会的乐曲是非常丰富的， 官方记载的乐曲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其次，作者在研究的时候使用方法多样且科学，结论也更具可信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严格遵循新史学的原则，不仅以多重证据进行比较，还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如数据统计)进行资料的分析。作者在进行史料比较的时候采取了多重维度，其中既有横向的比较，又有纵向的比较，既有宏观的比较，也有微观的比较。以此来体现宋记音乐文献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以前面提到的宋代乐曲曲目为例，笔记中记载当时社会流传的乐曲有100多首，而史书中所载甚至连这一半都不到。而在整理与乐人有关的文献时，作者又发现，史书中仅仅记载了参与宫廷雅乐制作的文人及官员，而笔记中所记录的则包括宋代的教坊乐人、瓦子勾栏中的音乐伎艺人和许多文人音乐家。因此，单就乐曲乐人的研究而言，相关的宋记音乐文献， 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史书乐志。
作者在对宋代音乐史进行个案分析时，并不会根据某一本笔记的内容就做出结论，通常是比较几本笔记，甚至将笔记同史书比较进行相互印证，以此来阐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如作者在对《绿腰》进行个案分析时，就援引了《瓮牖闲评》、《青箱杂记》、《碧鸡漫志》、《琵琶录》、《演繁录》、《说郛》、《齐东野语》七本笔记中的记载，同时还运用了《文献通考乐》和《宋史乐志》两本史书中的记载。在对宋代的笔记中的戏剧文献、歌唱艺术文献、歌舞音乐文献、器乐文献、音乐活动文献、乐曲乐人文献和外域音乐文献进行叙述时，作者往往也是多种资料并用，以探求当时某一音乐事象的具体情况。例如，在第四章 宋记中的音乐体裁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中，在探讨宋代杂剧的状况时，作者除了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这些笔记作为主体， 还引用了《云麓漫钞》、《倦游杂录》、《闲燕常谈》、《程史》、《贵耳集》、《四朝闻见录》等十数本笔记中的相关内容，最后还与《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宋会要辑稿乐》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得出笔记中的同类文献比史书中的同类要详尽许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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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 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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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论述建立在作者对相关学术研究史和基本文献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关于魏了翁诗集的传刻，彭东焕《魏了翁年谱》说：“清光绪二十八年，贵池刘氏玉海堂用淳祐本影刊魏了翁《渠阳诗》一卷，《附录》一卷。”彭东焕据《现存宋别集版本目录》，云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等处。《魏了翁文学研究》指出彭说颇可疑，“《鹤山集》之淳祐本自开庆本以后已不见记载，何以在光绪年间突然出现?既为宋淳祐本，刊布者当知其珍贵，何以仅影印《渠阳诗》一卷而不及其余?姑存疑俟考。”(第22页注释1)又关于魏氏《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一诗，文利指出，门人王德文曾为鹤山渠阳诗作注，并说明自己于国图古籍阅览室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集部《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后又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得嘉业堂善本书影之同书，两本文字略异，所收即王德文所注鹤山此诗。文利提出自己的疑问：“王德文注鹤山诗，上述所见两版本。俱只收这一首及注。按诸常理，一卷诗注当不惟一首，何以如此，姑存疑俟考。”(第75页注释)这都体现了作者笃实严谨、多闻阙疑的学术态度。
当下文学研究虽然格外强调学术视野之宏通和对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熟谙，但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本阅读能力则同样需要重视。本书第三章“魏了翁的诗作”，在分析魏氏诗歌的思想内容时，拈出“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起傍梅花读《周易》”三个醒目的标题。来阐释魏氏诗歌所表现的理学观念、爱国情思、意趣情理，显得别出心裁。在分析傍梅读<易>的意象画面在魏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因缘时。作者指出：“鹤山于梅，则不仅看重梅对于士大夫文人的一般精神寓意，还有另外一层独特用意，即从梅中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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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理，体悟天理之运行流动。……<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论凝聚，梅乃天理生动直观的外在象征，傍梅读《易》，高雅而深邃，既体现品质的高洁独立，又代表思想的精深邃密，是作者著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理想的人格形象，因此才会在诗里反复出现。”(第59-60页)又鹤山诗句“山色如逢故人语，松声仍作去年香”，作者分析其艺术手法说。“以声状色，又以香比声，将听觉、视觉、嗅觉打成一片，仿佛感觉器官的，大换位，新鲜奇特。”“敝貂冲寒马声湿”，作者又云，“以‘湿’状声，用身体感受比拟听觉感受，写冬日早晨凌厉潮湿的寒气中，马蹄声似乎也听起来湿漉漉的，新颖而生动。”(第64页)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文学作品极高的感悟鉴赏能力。
学术研究必然要面对过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既要求后来者具有更高的学术素养，同时这也涉及到研究策略。本书第五章“魏了翁的散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推进。前此，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注意到魏氏散文创作的发展演变，从宏观的角度揭明其散文特点；朱迎平《宋文论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量魏了翁和真德秀文学思想的差异，略析魏氏记类、奏议、序跋等文体特点。并指出魏氏一部分文章追踪苏轼的特点。文利独辟-蹊径。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统计了魏氏散文的类别和数量，并细致分析笺表奏议、记人、书信等五大类文体特点，注意到谋篇布局、情慷发抒、旬式词法等方方面面，可谓考量细致，分析入理，颇为难得。
理论思维，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本书对理学家魏了翁词的研究却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思维能力。本书认为，理学家的词尽管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从理学家的身份考虑，对他们的词进行研究极为必要。一般认为：词与理学的关系较之诗文显得疏远，作者指出，“词于鹤山，如同诗文一样，也是他申谈、传播理学见解的手段之一种”，“从一定意义上说，以理入词，扩大词体堂庑，正是理学家魏了翁对词的独特贡献。”(第79-80页)作者又指出，魏氏词作以现实功用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因突显实用性而造成对词体文学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又恰因其广泛的实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词体价值地位的提高。轻视文学的理学家却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词的价值地位”(第82页)。对于这种目的动机和实际效果相悖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张文利给出了自己的阐释。谢桃坊《论魏了翁词》一文提出：“宋词中真正的别调与变体应是理学家之词，它是自理学营垒侵入词坛的异军，尤其是它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和载道的观念，似乎在威胁着词的体性”；本书认为：理学家词与词人之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理学家对词体却不完全敌视，“从程颐到朱熹，理学家对词体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他们在言志载道的前提下，赋予词体和诗文同样的地位，这是理学家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提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理学家们以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为准则，对词的体性的改造式接受。”(第89页)这个观点非常富有见地，对理学家于词的关系做了准确的评断。以上体现了作者极强的思辨能力。
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方法的自觉性和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否获取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的一个鲜明优点在于其结论的获得建立在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之上，因而显得确凿可信。第四章“魏了翁的长短句”，作者细致地统计了魏氏词的内容，指出有寿词、感怀言理、咏物、纪事、送别等9类，其中寿词101首，占魏氏词作总数189首的53.4％(第79页)作者分析道，“这与他注重自省涵养的理学家身份是非常契合的”(第93页)。作者还发现魏氏寿词中词语类似重复者、句意类似重复者、句式类似重复者，并一一摘列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作者统计了宋代重要理学家诗词作品转贴于
的数量(第82页)，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诗歌作品传世，而总体上理学家的词作数量却少得可怜。作者认为，理学家对于词的态度值得深思。而魏了翁的词作数量居理学家之冠。更值得深入考究。这些无不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地实现了文献学、哲学、思想史和文艺学研究的有效结合。
篇13
李清照的词论认为,词与诗、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词所具有的音乐性。词必须合乐可歌,其创作上的显著特点就是“以乐以定词”,即创作时用字用语必须符合曲调的要求,使字调的升降与音乐的高低密切结合,以使歌唱时行腔发调圆润动人,产生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否则,歌唱时就会走腔落调,拗口绕舌,唱不成调子。因此,她在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不协音律”之后,对词的音律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应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而她自己作词时,就非常注意词的音律,并运用音乐性的语言来加强词作的艺术感染力。如《声声慢》一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其“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的音韵处理,使这七组叠词读起来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且十四个叠字中,除“觅觅”外,其余十二字的声母全属齿音;除“惨惨”外,其余十二字的韵母全属齐齿呼韵母,读来婉转凄楚,从而营造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韵效果,加强了词作的音乐性。故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后来有不少词曲仿效李清照这种写法,但都不如她用得出奇制胜而又自然生动。
李清照对词的音律这样严格的要求,对于词在艺术上的日臻完美,对进一步提高词的表现功能起着积极的作用,音律之美也强化了宋代婉约词典重雅丽,婉转唯美的审美取向。但李清照严格地套用旧有的曲调的音律为标准来批评苏轼的所有词作“不协音律”,显然也是片面的。
苏轼其实也是十分注重词的音律研究和运用的,他并没有说过词可以不守音律规则。他曾经十分喜欢陶诗《归去来兮辞》,但对该诗不合音律就感到不满意,在《与朱康叔十三简》中说得特别明白:“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合音律,近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不改其志”。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序又中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在《和致仕张郎中春昼》还自称“白琢歌词稳称声”。无论是“常患其不合音律”,所以要“微改其词”,还是“稍加隐括,使就声律”,这些都是他主观上追求音律,使词协律可歌的表现,说明苏轼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并无故意不协音律规则。在他的《醉翁操》序中,亦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而好奇之士沈因此,相对于李清照的严格于音律,执着于本色传统词风的封闭的词学观念,苏轼的词学观念就是开放的,如海纳百川般,汲取来自诗、文等多方面的有益创作素材和创作手法,扩大词作的表现范围,丰富词作的表现情感。就词作的音律而言,苏轼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主张合于声律,但又不完全受声律的限制,从而把词的声律创作引向一个追求自然天成的新境界。正如晁补之所云:“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故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文学史上历来有“词至苏轼,其体始尊”之说。苏轼之前,词的创作都是按谱填词,或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作家的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而苏轼的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的束缚,在当时就是一场历史性革命。清人总结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婉绮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苏轼的词学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因为南宋收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而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由此,带来整个宋代词坛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扩大了词的表现形式,使得词的创作最终能与诗、文双峰对峙,蔚为大观,影响深远,正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所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因此,相对于李清照的严格于音律,执着于本色传统词风的封闭的词学观念,苏轼的词学观念就是开放的,如海纳百川般,汲取来自诗、文等多方面的有益创作素材和创作手法,扩大词作的表现范围,丰富词作的表现情感。就词作的音律而言,苏轼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主张合于声律,但又不完全受声律的限制,从而把词的声律创作引向一个追求自然天成的新境界。正如晁补之所云:“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故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文学史上历来有“词至苏轼,其体始尊”之说。苏轼之前,词的创作都是按谱填词,或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作家的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而苏轼的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的束缚,在当时就是一场历史性革命。清人总结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婉绮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苏轼的词学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因为南宋收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而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由此,带来整个宋代词坛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扩大了词的表现形式,使得词的创作最终能与诗、文双峰对峙,蔚为大观,影响深远,正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所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参考文献:
[1][清]许昂霄.词综偶评[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宋]叶梦得.避暑录话[A].施蛰存等.宋元词话[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清]刘熙载.词概[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