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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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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如何看待，导大学生的社会化如何正确引向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不仅是社会学，而且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作一下粗浅的分析。
一、大学生的社会化定义
大学生的社会化：人在特定的社会物质文化条件下，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合格成员的过程称之为社会化。社会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明确生活的奋斗目标、学习社会行为规范、培养社会角色、明确社会责任感，自觉地以社会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行为。这个不断学习与完善自我的过程就是社会化过程。
二、大学生社会化的构成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社会里，一个人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就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得到普及和充实。对刚从少年步入青年的大学生而言，大学生阶段是他们身心、知识等各方面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是走向社会，独立承担的准备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时期的广大青年学生也达到了社会化的成熟阶段，是他们正常社会化的最后阶段是他们正常社会化的最后时期，从此就要步入广阔的社会，成为广大社会的一员。这一时期，我认为大学生社会化的构成主要有校园性、宿舍性、社会性的特点。
校园性
踏入大学校园后，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环境改变了，面临着一种重新分化组合局面。环境与地位的变化促使大学生总结积累人际交往经验。努力锻炼在公众场合善于表达自己。与他人沟通交往能力。学校经常组织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使大学生走出自我，融入集体之中
宿舍性
宿舍作为大学生生活的最小群体，三、两个人，但是每天他们的成员之间都要有最直接的交流。班级、学校乃至社会上白天发生的事，他们甚至可以在熄灯后 沟通。这种信息交流最直接、最坦诚。
社会性
大学生即使在校园也是生活在社会大背景之中。他们也是在时刻关注自我和关注社会发展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绝对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社会责任，要采取因势利导，更不要单纯地沉溺于对自己的未来的自我理想设计之中。
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
1、思想上
存在着不安和动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各种幻想，对自己即将跨入的社会了解不够，感到某些困惑不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增加了自己认识和选择的困难。
2、观念上
现在的大学生充满着激情，个性鲜明，能够勇于追求社会上的令人向往的事物，十分迫切想了解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并寻找到解决的自己答案，并积极对比联想到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因为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激情也同样尚未不稳定，感情强烈而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会脆弱，阅历储存的知识、社会经验都是累积不足，使其在个人观念上常常表现为主观性、片面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3、因素上
大学生的社会化受许多因素制约
（1）、微观环境的影响
笔者认为大学生社会化的微观环境最主要是指他们学校、班级、宿舍、及其所参加的学校各种社团组织、教师群体以及家庭。上述这些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对以后的成长也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要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
a. 班级、宿舍影响。班级和宿舍是大学生直接生活其中的最简单，也是最基层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微环境的细胞。因为在班级和宿舍里。学生成员间无论是上课还是在宿舍里他们面对面的互动，从而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并能建立起非常好的感情。每个大学生刚一入学，都能归属于固定学校、班级和宿舍。每一个人当然社会关系就处在这些群体之中，个人思维、行为习惯、价值观、知识结构等，都受着这些群体以及其中的其他人的影响。大学生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地也是在生活的群体中实现，尤其是在其直接生活的初级群体中实现的。
（2）、宏观环境的影响
宏观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它不能决定大学生社会化的具体情况和细节，但他却是决定大学生的内容、性质和方向等等。
a. 典范作用的影响。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典型人物特征，我们要充分认识典型人物的时代特征，可以利用这些道德模范，学习标兵，各种能手，使学生向他们看齐，让他们成为心中的偶像，人们在思想上、认识上得到充实，是社会得到充分的认识，并弘扬的社会的正气。
b. 社会负面效应的影响。社会负面倾向虽然是少数的，但是也会自觉不自觉影响着学生，使学生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对年轻人的发展极为不利，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要重视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对大学生社会化的作用和影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时候相互结合、对学生影响也是此消彼长的过程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环节
高校大学生社会化问题对策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思想政治辅导员更应该把目标应该放在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上，应该与时俱进的把大学生的社会化引导正确的方向发展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要以研究大学生社会化问题作为基本落脚点，根据当代大学生社会化的特点有的放矢采取正确工作方法。同样学校应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班风，特别是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校风、班风，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组织、引导学生成立各类有益身心健康的协会并结合专业特点成立一些专业协会，定期开展活动。
篇3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课堂互动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外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二语课堂中师生互动能力的研究课题较广，大致概括为：1.学习者和教师在互动过程中的表现;2.协商及反馈在交互活动中的促进作用;3）支架式帮助对学生交互能力培养的影响与作用等。受国外课堂互动话语分析的影响，我国于20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社会文化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课堂互动能力的培养。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社会文化话语分析法关注互动话语的知识共建功能及互动话语语言本身来探索提高师生课堂互动能力的模式，这也成为课堂互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我国目前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课堂互动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策略研究;2.二语教学课堂互动模式研究;3.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及其启示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是Vygotsky 基于儿童认知发展逐步建立的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性学习的结果，是文化与社会关系发展内化的结果。内化是社会调节的过程，由人际间活动和个体内部共同活动共同构建。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认知功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被引入到第二语言习得后，SAL研究领域对社会文化理论的兴趣日益增强，研究者们对语言习得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更加关注，纷纷把社会文化理论引入SAL研究领域之中。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学习者通过他人调节，借助支架式帮助，完成学习任务，潜在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发展水平。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用语言与他人互相作用，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因此，外语教学要充分考虑外语课堂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课堂话语的支架式功能。因此，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还应发挥其中介者的调节作用，为学生提供合作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及内化。
三、大学英语课堂互动策略探究
1.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习最好的动机。英语课堂教学要提高互动活动水平，增强互动的趣味性。吸引所有学生包括英语水平暂时落后的学生都乐于参加到英语课堂教学中，避免将课堂互动变成教师和英语优秀学生的秀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求学欲。
2.转变教师的传统角色。在传统英语课堂上，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学生大多被动的接受，教师主导一切，学生机械地听从。在互动课堂上，教师要首先转变其在课堂上的角色和地位。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要用爱心耐心真正地尊重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这样才能促进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从而有利于课堂上的互动教学。
3.建立积极的互动教学过程。
a.话题活动与引导性提问。在互动课堂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充分互动讨论。然后，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与学生互动。针对课堂提问，教师要把握好提问的时机和提问问题难易度。提出的问题要注意给予学生时间思考，对于难一点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慢慢引导，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课堂面子。
b.分组活动。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人数不少，因此，分组讨论活动可以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的表现机会及平等参与的机会。分组的标准可以依不同的活动来定。例如，可以按照座位来分，也可以按照性别来分，也可以按照学习能力来分。每个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里与组员共同交流、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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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1-0111-04
Analysis of these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between 1999 and 2009 in China
LIN Hua,XIA Xu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By basing their research specimens on these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between 1999 and 2009 in China,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se theses in terms of thesis topic selection, thesis research subjects, the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s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 of these thes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recruit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selection of thesis topic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there were more fundamental application researches than pure fundamental researches and developing researches, and there were signs of inadequate novelty of topic selection, repeated topic selection, and deviation of topic selection from sports practice; the thesis research subjects are mainly animals, seldom the human body; the thesis research methods were mainly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more thes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competitive sport area than to mass sports fitness and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ports bibliometrics;human movement science;thesi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China
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集中反映某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研究现状,是衡量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数据源,检索项为学科专业名称,检索词为运动人体科学,检索范围从1999~2010年,匹配条件为精确,截止2010年5月12日,由此获得963个检索结果,其中通过筛选剔除与本研究不相关的学位论文35篇,最后将928篇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全日制硕士毕业学位论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科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是研究人体从事体育活动过程中人体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1]。根据体育科研成果的性质可将体育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3类[2]。其中基础性研究又可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而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又常被归为一类,以“应用研究”统称[3]。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4]曾指出:“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问题更困难。”因此,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2年以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大多是以生物学传统的动物实验、生理生化指标测定、技术动作分析等微观实验研究为主,而近些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逐渐采用一些新技术手段,如蛋白质组技术、基因芯片技术、激光共聚焦技术等,在运动性心脏、骨骼肌以及运动性疲劳方面的研究也有所突破,从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向多层次、全方位开展跨学科研究,以系统整体观点来综合宏观和微观研究,依托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研究。
由表1可以看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用基础性研究论文有509篇,占54.85%,应用性研究论文次之,有327篇,占总数的35.24%,而开发性研究和纯基础性研究论文数仅占8.19%和1.72%。
结果显示,纯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选题较少,虽说运动人体科学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具有应用基础性研究课题的属性,但其本身还是存在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内在结构,只有各研究类型均衡发展,才能够有效促进整个学科研究的进步。因此,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这个特殊科研群体中,应特别注重科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分析来看,研究内容丰富,选题方向多样,能够体现当前运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新问题。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体育保健学等传统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同时,一些新型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呈现在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如低氧训练的生物学基础、高原训练和运动员机能监控、人体功效学、生物力学研究及运动器材研发、体育工程学等。
2002年以前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集中,在骨骼肌生理、心血管机能、疲劳与恢复、营养、激素及内分泌、机能评定、免疫等方面,研究高原训练、代谢方面的论文分别有7篇和6篇[5],而现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高原训练和代谢的增加到37篇和96篇。如今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在传统研究领域更加深入,同时还有些新的研究内容不断增加,如基因多态性与运动能力的关联性研究、纳米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中医保健以及运动人体科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等。不过,近年一些研究如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谢组学方法、自由基生物学等生物工程技术已应用于运动人体中,但硕士学位论文中还甚少涉及。
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础[6]。交叉和综合选题成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涉及到同级学科不同方向之间的交叉选题,还涉及到同级学科之间和跨学科之间的交叉选题,使研究课题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生在进行论文选题时要拓宽研究视野,突破思维局限,敢于创新呈现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科研论文根据研究目的所选择和组成的客体,本文通过对928篇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梳理,发现以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的有409篇,占44.07%;以运动员为研究对象208篇,占22.41%;以军人、老年人、患病者等为研究对象的有104篇,占总数11.21%;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有93篇,占10.02%;以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有67篇,仅占总数的7.22%。
由此可见,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最多,而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选择的群体相对广泛,选择研究对象最多的是运动员,其次是大学生,少年儿童相对较少。
3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
一门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研究方法手段,而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利于该科学的发展,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体育科学研究的进程,作为体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发展同研究方法手段发展也是分不开的[7]。从本文分析的硕士学位论文看,大部分论文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范围研究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实验法、访谈法、测量法等,采用最多的是实验法,这也符合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研究特点。而与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位论文多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等[8]不同的是运动人体科学论文的研究习惯以实验为基础,以客观量化的数理统计为依据,以观察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为辅助研究手段进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研究。
从质与量的角度可将研究方法分为比较、归纳、分类等的定性分析法,数理统计的定量分析法及运用数理统计而仍以定性方法研究的半定量分析法。在本研究中发现,运用定量分析法研究的学位论文占总数的63.79%,定性分析法研究占13.69%,半定量分析法研究占22.52%。其中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体育测量与评价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的分别占82.27%、80.53%、70.15%。结果充分体现研究论文多以定量数据分析为主。
4硕士学位论文的应用价值
动物实验在生命科学、医学等研究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也成为生物学、医学的一门主要研究方法,是探讨生命奥秘、人类疾病机制及治疗等不可缺少的手段。运动人体科学与生物学、医学一样,同属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单从研究对象选择可以看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多以动物实验为主,大多数运动机制是在动物实验中实现的。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日益发展,各种基因表达形式也逐渐成为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热点。
研究动物的优点在于动物具有广泛的遗传基础,个体差异较大,在模拟人体运动的某些研究中是比较有用的,其实验结果也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尤其在选择一些诱发性动物模型时,能够在短期内复制出大量模型,并能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使复制出的模型运用于不同研究目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能正确的掌握和运用动物实验方法,可使实验者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还能获得可靠的实验结果,减少研究的盲目性。但动物实验同时存在着很多缺陷。运动人体科学毕竟是要研究人运动的一些机能机制,动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运动特征及环境与所效仿的人类运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体育领域中,从实用价值角度看,人体实验的研究更能直接说明问题。
纵观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任务和需要,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应多从研究人类运动的角度出发,将基础理论研究合理运用到运动实践中。
除了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外的519篇论文中,研究成果与竞技体育有关的论文230篇,其中基础性研究63篇,应用性研究119篇,开发性研究48篇,主要研究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与训练监控,运动员身体恢复的手段和方法、新技术、特殊仪器应用于运动员训练等。如低氧训练是当前运动训练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有40篇论文与低氧训练的机制及应用有关。
从多维角度思考,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既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也是衡量体育科学研究社会价值的最好尺度[9],在运动人体科学领域,除服务于竞技体育研究范围外,在全民健身范围内,人类健康与健身运动领域也应得到重视,大众体育的发展,必将接受运动人体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将体育纳入“一级预防”的“预防医学”框架之中。在我国推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10]。在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与群众体育有关的研究有115篇,占总数的22.16%,主要研究包括不同运动方式对人体身体形态、机能及身体素质的研究,各种力学负荷对人体运动功能的影响,慢性病患者的运动健身指导方案,“现代文明病”的根治及抗衰老与体育运动保健的研究,人体体质健康状况及因素分析,不同人群运动健身的特点与方法,运动与营养膳食处方的指导等。
近年来我国的肥胖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肥胖少年的增长比例更大,成为儿童时期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儿童单纯性肥胖可作为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诱发因素之一。学校体育也成为现在体育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一。学位论文的研究涉及到学校体育的有174篇,其中包括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状况、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不同运动对学生生理机能评定、体育院校学生专项教学训练素质等。
5小结
运动人体科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对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分析,发现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多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纯基础研究及开发性研究比例相对较少,选题方向不均衡,但随着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研究内容日益发展,创新性研究课题也将成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的必然趋势。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多以动物模型为主导,继承自然科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模式,但为了能更好在体育运动领域发挥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作用,直接采用人体实验将是运动人体科学应用于运动实践的突破点。在设计实验,采取合适的研究对象是科研论文成败的关键,在硕士论文研究中应重点考虑如何将人体实验与动物实验的优势相结合。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还是以传统的实验研究与定量分析法为主流验证结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多元综合方法应用将在今后运动人体领域科学研究稳步发展,移植更新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必将成为体育领域科学研究的重点。
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分析来看,其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应用价值更多的还是局限在竞技体育范围内,应用于大众运动健身以及学校体育领域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006-2007体育科学学科发展报告[R].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2] 黄汉升.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王瑞元,周越. 体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现状与展望[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11):1441-1445.
[4] 贝尔纳J D. 科学研究的战略[G]//科学学译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5] 张瑞华,朱晗,张哲,等. 对我国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9):1232-1234.
[6] 张雪霞. 从学位论文选题的跨学科现象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J]. 体育学刊,2006,13(1):88-91.
[7] 黄翠,藏威,李国金,等. 运动人体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展望[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9,13(7):1367-1370.
篇5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浩森、潘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合肥工业大学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
篇6
一、我国研究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1.从导师方面来看
（1）所带研究生数量偏多。调查数据显示，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导师本身既有科研任务、研究课题，有的还承担教学任务或行政工作，造成导师负担过重，体力和精力跟不上，无暇顾及研究生。2011年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年龄在61～65岁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为6666人，66岁及66岁以上的为5061人。每年有大量研究生指导教师退休，这需大量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来填补，而由一名研究生成长为一名年轻导师需几年的时间，传统的“手把手，师傅带徒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难以造就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势必要求导师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2）对研究生指导较少。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对研究生的成长有重要作用，但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导师对研究生疏于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目前研究生很多几乎是处于“放羊”状态：“师生之间一两个星期见一面，而有的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上一次课。有的导师忙于自己‘赚外快’和‘做学问’，无暇顾及研究生的学习情况，有的甚至导师与学生‘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指导教师责任心不强，科研、行政、校外活动较多或长期在国外，对研究生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管理，对研究生的学习不闻不问；另外，并不是指导教师没有能力指导研究生，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是研究生了，应培养其独立研究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论文课题就应该让他自己独立去完成，教师不必过问和指导。导师制中导师的指导很重要，通过个别谈话或小组交流，导师可了解学生的特长爱好、思想动向、学术倾向，以便及时予以指正，减少学生学习上的盲目性，学生也可在导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谦虚谨慎的作风，培养宽广无私的胸怀、乐于助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科研合作精神、团队精神，还可实现教学相长。
（3）导师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导师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如上所述，有的导师责任心不强、师德不高，出现“导师不导”的现象。同时，也有的导师业务素质不高、基础知识不甚扎实、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新思维，还有的导师不能正确对待科研成果的归属、名利、研究生的培养与科研协作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在近作《想象的异邦》中剽窃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1987年出版的《当代人类学》，在学术界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导师不仅是研究生知识的传播者、学术上的引导者，而且是他们行为的楷模，“名师出高徒”，如果导师自身素质不高，又如何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呢？当然，大多数导师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精湛的业务水平、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但有的在教学方面缺乏教育艺术，不重视教育方法研究，不能根据不同研究生的不同特点讲究教学与培养方法，因材施教，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能传之以渔。因此，导师应探索育人艺术，增强育人能力，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出素质全面的研究生。
2.从研究生方面来看
（1）学生对导师过分依赖。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大多数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勇于探索，但也有一些研究生没有认清导师只是起点拨、指路、启迪的作用，只是在思想、方法上引导、启发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开拓能力和求异思维，认为有了指导教师，凡事都可以依赖导师，有了导师的保驾护航，拿到学位是没有问题了，缺乏自觉性和积极主动精神。在学术上不勇于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以至于使导师每一步都要亲自指导，把着手教，导师本身就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研究生的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导师的负担，也不利于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 转贴于 （2）学生学习中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少。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和解决科技问题的重任，如何使研究生教育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更直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中学习书本知识，参与实际工作较少，不能密切地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形成重书面知识、轻实践能力的观念，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也不主动从事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有些导师是“从校门进校门”，虽然有较高的学历，善长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取得较多的科研成果，但缺乏工程实践经验，与企业联系不够，没有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在与企业联合申请项目、合作攻关或合作培养研究生方面较薄弱，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不能满足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社会经济建设实际工作的需要。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研究生，要培养其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导师要有实践背景，具有分析、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这必然影响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由单一的导师制向多样化的模式转变。
二、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1.从导师方面来看
要完善导师制，就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一流的人才取决于一流的教育，而一流的教育取决于一流的师资，即要培养素质优、层次高、业务精、结构好的导师队伍，只有造就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才能培养出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生人才。
首先应加强导师的素质培养。研究生导师不仅应具有崇高的思想素质、精湛的业务水平，而且应具有广博深厚的人文素质。高素质的导师在指导过程中会潜移默化给学生以良好的启迪和榜样，因此导师应积极加强师德建设，注重思想品德修养；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学识要扎实、宽广、深厚，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课题攻关，研究工作要充满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人文素质基础课修养，阅读哲学、艺术等书籍拓宽知识领域，参加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各种活动，从而加强自身的人文素质修养。
其次应完善奖罚制度。目前导师制中的一些问题源于奖罚制度不完善，该奖的不奖，该罚的不罚，有的导师兢兢业业，有强烈的育人意识和奉献精神，将全部身心投入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上，但现有的制度没有对这些育人有功的导师进行奖励，真正从物质生活、政治待遇、科研条件等方面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有的导师对研究生疏于指导，放任自流，全身心扑在从事校外经商活动上，对研究生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现有的制度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机制。所以大学应建立一套奖罚分明的规章制度，完善导师制遴选制度和教书育人制度，将教书育人的工作实绩作为衡量研究生导师是否合格以及聘任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者要及时调整。对在研究生培养中教书育人工作或成绩突出的导师予以奖励并优先或破格重用；对在研究生培养中未能以身作则的导师应给予必要的教育或处分。
2.从研究生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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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3-0015-02
近年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出大量高精尖人才。但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如一些导师所带研究生数量过多，师生交流不够充分，导师自身素质与教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导师过分依赖，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少等。这些问题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指出，要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1]本文拟从导师和研究生两个方面对当前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归纳，并对今后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希望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有所助益。
一、我国研究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1.从导师方面来看
（1）所带研究生数量偏多。调查数据显示，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2]导师本身既有科研任务、研究课题，有的还承担教学任务或行政工作，造成导师负担过重，体力和精力跟不上，无暇顾及研究生。2011年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年龄在61～65岁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为6666人，66岁及66岁以上的为5061人。[3]每年有大量研究生指导教师退休，这需大量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来填补，而由一名研究生成长为一名年轻导师需几年的时间，传统的“手把手，师傅带徒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难以造就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势必要求导师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2）对研究生指导较少。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对研究生的成长有重要作用，但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导师对研究生疏于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目前研究生很多几乎是处于“放羊”状态：“师生之间一两个星期见一面，而有的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上一次课。有的导师忙于自己‘赚外快’和‘做学问’，无暇顾及研究生的学习情况，有的甚至导师与学生‘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指导教师责任心不强，科研、行政、校外活动较多或长期在国外，对研究生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管理，对研究生的学习不闻不问；另外，并不是指导教师没有能力指导研究生，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是研究生了，应培养其独立研究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论文课题就应该让他自己独立去完成，教师不必过问和指导。导师制中导师的指导很重要，通过个别谈话或小组交流，导师可了解学生的特长爱好、思想动向、学术倾向，以便及时予以指正，减少学生学习上的盲目性，学生也可在导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谦虚谨慎的作风，培养宽广无私的胸怀、乐于助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科研合作精神、团队精神，还可实现教学相长。
（3）导师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导师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如上所述，有的导师责任心不强、师德不高，出现“导师不导”的现象。同时，也有的导师业务素质不高、基础知识不甚扎实、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新思维，还有的导师不能正确对待科研成果的归属、名利、研究生的培养与科研协作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在近作《想象的异邦》中剽窃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1987年出版的《当代人类学》，[4]在学术界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导师不仅是研究生知识的传播者、学术上的引导者，而且是他们行为的楷模，“名师出高徒”，如果导师自身素质不高，又如何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呢？当然，大多数导师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精湛的业务水平、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但有的在教学方面缺乏教育艺术，不重视教育方法研究，不能根据不同研究生的不同特点讲究教学与培养方法，因材施教，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能传之以渔。因此，导师应探索育人艺术，增强育人能力，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出素质全面的研究生。
2.从研究生方面来看
（1）学生对导师过分依赖。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大多数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勇于探索，但也有一些研究生没有认清导师只是起点拨、指路、启迪的作用，只是在思想、方法上引导、启发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开拓能力和求异思维，认为有了指导教师，凡事都可以依赖导师，有了导师的保驾护航，拿到学位是没有问题了，缺乏自觉性和积极主动精神。在学术上不勇于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以至于使导师每一步都要亲自指导，把着手教，导师本身就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研究生的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导师的负担，也不利于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
（2）学生学习中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少。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和解决科技问题的重任，如何使研究生教育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更直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中学习书本知识，参与实际工作较少，不能密切地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形成重书面知识、轻实践能力的观念，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也不主动从事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有些导师是“从校门进校门”，虽然有较高的学历，善长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取得较多的科研成果，但缺乏工程实践经验，与企业联系不够，没有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在与企业联合申请项目、合作攻关或合作培养研究生方面较薄弱，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不能满足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社会经济建设实际工作的需要。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研究生，要培养其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导师要有实践背景，具有分析、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这必然影响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由单一的导师制向多样化的模式转变。
二、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1.从导师方面来看
要完善导师制，就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一流的人才取决于一流的教育，而一流的教育取决于一流的师资，即要培养素质优、层次高、业务精、结构好的导师队伍，只有造就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才能培养出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生人才。
首先应加强导师的素质培养。研究生导师不仅应具有崇高的思想素质、精湛的业务水平，而且应具有广博深厚的人文素质。高素质的导师在指导过程中会潜移默化给学生以良好的启迪和榜样，因此导师应积极加强师德建设，注重思想品德修养；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学识要扎实、宽广、深厚，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课题攻关，研究工作要充满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人文素质基础课修养，阅读哲学、艺术等书籍拓宽知识领域，参加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各种活动，从而加强自身的人文素质修养。
其次应完善奖罚制度。目前导师制中的一些问题源于奖罚制度不完善，该奖的不奖，该罚的不罚，有的导师兢兢业业，有强烈的育人意识和奉献精神，将全部身心投入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上，但现有的制度没有对这些育人有功的导师进行奖励，真正从物质生活、政治待遇、科研条件等方面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有的导师对研究生疏于指导，放任自流，全身心扑在从事校外经商活动上，对研究生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现有的制度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机制。所以大学应建立一套奖罚分明的规章制度，完善导师制遴选制度和教书育人制度，将教书育人的工作实绩作为衡量研究生导师是否合格以及聘任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者要及时调整。对在研究生培养中教书育人工作或成绩突出的导师予以奖励并优先或破格重用；对在研究生培养中未能以身作则的导师应给予必要的教育或处分。
2.从研究生方面来看
首先，研究生应积极向导师学习请教。研究生导师大多有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生从导师身上可汲取丰富的营养，所以学生应积极主动地向导师学习、请教，从导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实践中学会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方法，培养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研究生大多思维敏捷、善于思考，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烦恼”，导师在家庭、生活、学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切身体验，所以研究生应经常与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朝夕相处的导师交流。导师设身处地地与研究生沟通、交流、指导迷津、督促研究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学生可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端正人生的态度，更积极地投入到学业中去。
其次，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考核。我国研究生在校期间除了进行所学课程的考试外没有其他形式的考查，学生只要能在指定时间内学完必修课程，通过考试，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即可获得研究生学位，研究生淘汰率很低。事实上，很少有学生因论文答辩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这不利于激发研究生的竞争意识，形成了研究生中较为普遍的懒散现象。所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应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考察，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建立研究生淘汰制度；重视研究生论文答辩。只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考核办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从而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再次，改变研究生的思维模式。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是导师指导，学生照着做；老师讲，学生听，学生缺乏自学能力、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的锻炼。在美国，研究生培养的目的就是“不要轻信任何结论，甚至包括自己导师的结论”。在我国研究生大多信奉导师的结论为真理，不讲有争议的话题，这对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造成许多研究生科研意识薄弱、科研能力不强，往往几年下来只是多读了几本书，思维方式并无大的转变。所以研究生应转变观念，研究目前尚未解决或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真思考解放思想，培养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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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小学性教育缺席、缺位的现实被归因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我们的师范教育中没有专门的性教育学方向，专业的性教育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是一个空白。而在当前学校性教育面临“无教材，无师资，无课时”的三无现实情况下，一些先行开展性教育的地区和学校的做法是通过课程渗透的方式来开展。近年来不少的师范院校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中出现了“性教育”的字眼，而其中不乏有性教育开展模式的探讨。这些将“性教育模式探讨”作为研究主题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多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多样化的性教育开展方式，既有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也有研究生们亲自蹲点中学、进入课堂的教学实践。这些教学尝试和学术研究给了我们宝贵的探讨“课程渗透性教育”模式的机会。
研究发现，当前通过“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开展性教育的教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呈现：
（1）充分发掘了中学生物课教材中关于“人的生殖和发育”、“生物的遗传和变异”、“青春期”、“传染病和免疫”等知识点，将初中生的性教育渗透到生物课学科教学中。并探讨性教育通过学科渗透进入生物课的途径和成效。
（2）充分挖掘中学语文课教材中爱情文学作品中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等主题素材，探讨通过语文课对中学生开展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等性教育内容。
（3）结合思想品德课、体育课、班级管理课等途径开展中学生异往的性教育内容。
在“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成效研究方面，主要的研究策略为：通过没有开展性教育的对照班和开展“学科渗透性教育”的试验班进行实验对比，课前实验班和对照班在性教育的科学知识、行为态度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而实验班通过课前、课后的对比研究，各项观测指标都有了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教育因此显现出成效。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有的这些研究在以下方面也存在着不足：
（1）研究伦理问题。在同一所学校人为地选择“对照班”和“实验班”进行实验研究，有悖公平教育的伦理。
（2）在当前学校性教育没有广泛开展，而课前调查显示青少年对性教育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怎样走出实验室，成为一种可推广的模式——这是一个比“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成效研究更重要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基本没有提及。
（3）通过没有开展性教育的对照班和开展“学科渗透性教育”的试验班进行实验对比，得出的结论到底是开展性教育和不开展性教育之间的差别，还是“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和其他性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别？这值得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展性教育过程中的“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和“专题课性教育”模式对比的基础上来探讨作为一种性教育模式的“学科渗透性教育”的成效、建设和推广机制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课程渗透性教育”的涵义
所谓“课程渗透性教育”就是在原有教育载体中，紧密结合原教育教学目标和内容，增加和融入新型性教育目标，有机和谐地贯彻现代性教育理念和内容，并透过原教育载体的展开过程，在实现其固有教育目标的同时实现新的教育目标。
（二）研究背景和实验设计
目前，采用中学“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的学校多是通过生物课渗透性生理学、性健康和性卫生等知识，通过思想品德课渗透青春期的异往、性道德、预防性伤害等品格、道德和能力技能，条件成熟的学校还在生物课教研组、思想品德课教研组中专设“性健康教育兴趣小组”以团队化、分工合作的方式开展性教育。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上，根据“主课”的相关知识点在课堂教学中设置5～10分钟的性教育教学环节。
在多年尝试的基础上，这两种主流的方式在多所学校开展。这客观上为我们选择实验对比样本提供了“自然环境”。我们选择了采用“学科渗透性教育”和“专题课性教育”模式的学校各三所，每所学校初一至初三各选一个班进行试验设计对比，见表1。同时，在走访各实验学校的时候，对上课的性教育老师、校长以及前来参加家长会或性教育家长培训会的部分家长进行了访谈。本研究的定量研究资料和定性访谈资料均来自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2010年立项课题“学科渗透中小学性健康教育教学模式及效果评价研究”。
本研究试图通过性教育成效比较。包括正确的性生理知识、符合主流的性态度和价值观、处理性际交往的技能掌握的比较。通过结构性问卷调查进行课前课后对比研究来探讨“学科渗透性教育”的模式建设和机制推广。
三、结果与分析
在课前课后的对比中，两种模式三个年级的数据比较都有明显的差异：开展性教育课程增加了中学生们对科学性知识的掌握，促进了学生们对青春期身心发展变化的坦然、愉悦地接纳，引起了学生们对和谐异往关系的关注。
（一）两种模式下中学生性生理知识掌握比较
因为两种模式上课的内容和方式略有不同，性生理知识的比较主要基于初中生这个年龄阶段身心发育所必备的关于两性生殖系统、功能、卫生保健等知识。
表2显示，相比较“专题课性教育”模式，“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班级的学生性知识得分更高，并且成绩波动范围更小，二者在三个年级上都有显著差异。
（二）两种模式下中学生性心理比较
初遗/初潮是青春期的大事，如果没有来自家庭、学校或同龄人等的关心和指导，青少年往往容易恐慌。表3显示，对初二初三的中学生而言，“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下他们对初遗/初潮表示“不担心”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的对照组。而两种模式下的初一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4显示，对初二、初三的中学生而言，“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下他们对自身性生理变化感到“不苦恼”/“不困惑”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的对照组。而两种模式下的初一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5显示，对初一、初二的中学生而言，“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下他们对中学生谈恋爱发生性关系持“否定/反对”态度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的对照组。而两种模式下的初三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课堂观察和课后调研发现，相比较“课程渗透性教育”模式而言，“专题课性教育”模式首先在时间上更有保障，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更高，讨论问题也更深入，这些保证了“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下的中学生在青春期的性心理发展上更深入、更成熟。
（三）两种模式下中学生处理性际交往的技能掌握
性教育课程中最重要的技能培养包括了拒绝异慕之情外，就是掌握预防来自成年人性伤害的方法。表6、表7显示，相比较“学科渗透性教育”模式，“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下的初二、初三学生掌握的拒绝异慕之情的方法更多，预防来自成年人性伤害的方法更多。这和“专题课性教育”模式的广泛参与、深入交流有密切关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当前性教育还只能以一种策略的方式部分地进驻中学校园，为中学生的青春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的情境下，“课程渗透性教育”模式和“专题课性教育”模式作为两种比较切合实际的途径为性教育的开展做了很好的探索。实践表明，两种模式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通过本文的探讨，结合四川省近年来推行性教育的经验，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课程渗透性教育”模式更值得我们推广，在这个推广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
首先，充分挖掘现有的生物课、思想品德课、语文课、体育课等多学科资源中的性教育知识点，结合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对性教育知识的需要设置相应的性教育课程渗透环节，将性教育“润物细无声”地通过其他课程渗透到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其次，通过成立团队/教研小组教学的方式来开展课程渗透性教育，在学校创造一种健康积极的开展性教育的氛围。同时，促进更多的老师了解性教育，支持性教育的开展。
最后，通过家长培训、教师培训等方式，澄清家长、老师和校长对性教育的各种偏僻的、错误的认识，获得家长、老师以及校长的理解非常重要。这种培训，可以通过邀请外来的专家来开展讲座等方式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英.生物教学中进行青春期早期性健康教育的初步尝试[D].内蒙师范大学，2007.
篇9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内容包括：职业生涯规划意识、生涯规划现状、就业压力情况、面对就业形势的态度、就业指导的必要性、接受就业教育和指导的途径六个方面。
2.研究对象。
以山东农业大学为调查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学科、专业方向研究生分布情况和研究生本人特征等因素，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共在全校17个学院中选取研究生数量较多的几个传统学院和工科学院等10个学院的20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实际回收调查问卷192份，有效问卷192份。
3.调查数据分析。
（1）职业规划意识
职业规划意识是我们衡量某一群体是否具有职业生涯规划需要的第一手资料。
表1调查数据分析，“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前途或工作”的调查中，100%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考虑过自己未来的发展。但是，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6.3%的被调查对象，是“考虑而且正在实施自己的规划目标”。
（2）生涯规划的现状
表2调查数据分析，只有29.2%的研究生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正在按计划推进实施。而70.8%的研究生只是考虑过但没有很明确的生涯规划，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没有真正思考过。
（3）就业压力情况调查
表3 研究生就业压力情况
表3调查统计数据分析，有65.6%的研究生认为“就业压力非常大”，这也正是研究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压力所产生迷茫和焦虑等情绪的原因所在。没压力和有压力但是还充满信心的只有34.4%；通过这组调查数据，我们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面对就业形势的态度
表4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生对就业形势比较乐观或乐观的为62%；“悲观或比较悲观”和“很悲观”为38%；这一比例在研究生群体中人数较多，针对性的就业教育和指导迫在眉睫。
（5）对就业指导的重要性认识
表5调查数据分析，91.6%的研究生认为在研究生中开展就业指导有必要和很有必要。在研究生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
（6）接受就业教育和指导的途径
表6调查数据分析，学校或学院仅为29.2%，这一数据充分表明，学校对研究生的就业教育和指导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学校开展研究生就业教育工作的氛围还不浓厚；31.3%的研究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偶尔会与导师交流未来发展和就业的问题；约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则是通过网络等手段了解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绝大多数导师都非常关心自己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就业，但是在具体指导上，导师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而且，由于导师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具体的就业指导上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实矛盾。
二、研究生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研究生就业竞争压力的现实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校学生的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再加上在校研究生人数的不断增加，研究生就业“无忧”的优势已经逐渐失去，随之而来的是研究生就业的压力和强烈的就业竞争；从山东省公布的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分析，本科生初次就业率高于硕士研究生的现实情况。
2.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研究生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竞争压力，研究生明显表现出准备不足、期望值过高、甚至出现茫然的现状，主要表现如下：
（1）求职择业准备不充分。缺乏对求职单位的深入了解；求职择业的主动性不够，还一定程度上存在被动选择的现象；择业的期望值过高，非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不去的现象，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到企业就业的愿望不高，违约现象频繁等；部分研究生，求职择业的选择上受家庭的影响非常普遍。
（2）生涯规划意识不强，目标不明确。很多研究生跟着“工资”走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未来的职业思考和生涯规划考虑较少；考研是为了逃避本科毕业时严峻的就业压力的学生还一定数量的存在，他们对所学专业和自己发展的目标也没有深入思考，潜意识上还存在“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思想。
（3）就业结构、区域流向也限制了研究生求职择业。他们根本更多地关注“薪资待遇”，对地域、行业的要求较多，没有从自身的职业发展需求和“人职匹配”重要性上选择职业。从我院2010―2015年研究生毕业流向统计看，除去考取博士研究生外，毕业后留在济南、青岛、北京等经济发达地方的占了80%以上。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开展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就业指导，帮助研究生了解国家政策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就业观，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任重而道远。
三、科学构建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内容体系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根据其个人对自身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的分析，进行全面总结和测定，以此确立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科学合理地制订相应的学习、培训、教育计划，并按照时间计划，采取行动，分步骤实施，实现职业生涯目标。
针对目前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现状，结合研究生群体的实际需求。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内容主要从以下方面加强。
1.学业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基本方法；如何合理安排自己的核心任务和非核心任务；如何做好研究生期间的时间管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法指导；社会实践锻炼与学术研究如何做到有机结合，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生今后走向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2.职业生涯规划。
如何理解职业与人生的关系；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方法与步骤；自我认知的方法和工具，等等。核心是帮助研究生学会认识自我与认识职业，达到“人职匹配”，从而有利于个体的长期职业发展。
3.就业环境认知。
了解社会职业环境，了解各类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各个行业的职业分布和招聘方式及各地的就业政策，国家的就业政策，等等。
4.求职能力与技巧。
求职能力指在具体求职过程中可能用到的能力和技巧，也是最常见的就业指导课的内容，包括简历写作、面试技巧、求职礼仪、求职形象、求职答辩、劳动合同签订的注意事项，等等。
5.成功素养修炼。
成功素养是有益于个人成功的所有素质的综合，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气质、底蕴等。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中，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行为得到成功素养的修炼，如看好书、听大师讲座、观看艺术表演或参观展览等，学校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为研究生创造类似的教育机会或教育机制。
6.实践锻炼。
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增加和加强研究生实践实习课程，并通过与企业合作的形式，让更多毕业生到企业顶岗实习锻炼，使他们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中，加深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及对职业的认知，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
四、加强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对策思考
1.强化教育，营造氛围，提高对职业生涯规划重要性的认识。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因为各高校在研究生中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对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学校对研究生加强职业规划教育的氛围不浓，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生的自我认知缺乏、职业认知缺乏和对社会认知缺乏。因此，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从入学时就开始，让研究生真正做到早规划、早实施、早受益，以职业人的心理了解社会、了解职业、了解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择业心态，避免盲目性。
2.以全过程理念，构建“全程式、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模式。
生涯发展和职业选择是一种过程。人的成长分为若干连续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征和任务，前一阶段的职业发展任务没有完成，定会影响下一阶段的职业发展任务，导致选择职业时发生障碍。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实践性更强的现实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要按照教育部“全程化、全员化、信息化、专业化”的要求，将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思想贯穿于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全过程，为研究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就业能力。还要根据研究生个体的不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
3.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职业指导队伍。
着力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职业指导队伍。根据工作需要，结合学校实际，选拔一批志愿研究生职业指导工作的人员，充实到职业指导队伍中。其人员组成可以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专职人员、研究生辅导员、德育工作者，也可以是学科专业的导师、心理学和社会学专职研究人员。从业者还要有多年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丰富实践阅历和从事职业指导工作的热情，拥有职业指导师从业资格证书或通过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门培训，持证上岗。
积极发挥知名企业、校友等社会资源作用，建设一支校外职业指导队伍。根据学校学科设置特点，吸收知名企业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深人、知名校友加入研究生职业指导队伍，对广大研究生在责任意识、企业需求、职业规划、团队协作、心理品质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阶梯式的塑造、培养和启迪，进行有效的职业指导。
建立研究生职业发展相关社团，发挥研究生在职业指导中的主体作用。结合工作需要，成立如研究生职业生涯发展协会等群团组织，组织研究生讨论职业理想，关注自身的职业目标、理想的实现。通过知名企业成功人士访谈、访问校友、邀请专家分析就业形势等形式，帮助研究生生更好地了解职业需求，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把个人需要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人生，实现职业理想。
4.突出研究生导师在职业规划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生在学校期间与导师接触多，导师最了解自己的研究生。导师的职责不仅是专业学习、课题研究方面的把握，还应该是研究生的“人生导师”和“职业导师”。导师要指导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自身特点，合理安排课程，设计学分结构，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辅导，提高职业素养和未来适应职业世界的能力。
5.加强过程管理，全面提升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
篇10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opinions put forward in DONG’s paper from such 3 aspects as 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disciplinary scale and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correctly understand currently faced issues about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ollow and refer to general pattern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regarding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xert the guiding functions of academic research via the building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its own theory system； striv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other disciplinary areas while perfecting its own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disciplinary attribution；disciplinary scale；disciplinary regulation
2011年3月，由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上升为新的学科门类。与其同时申报学科门类的体育学却铩羽而归，这在体育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体育学术期刊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专栏进行学术争鸣[1-3]。学术争鸣或者学术批判可以对以往理论和实践的不足进行反思，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对于近几年发展较快、问题较多的体育学科更是如此。然而，学术争鸣或者批判性的反思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学术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已有文献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否则其论证和结论都难以成立。2015年第3期《体育科学》刊登董德龙等的《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一种学科方向探究》（以下简称“董文”）。“董文”在反思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核心观点：以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为外在标准的中国体育学科，在规模和规制上已基本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问题关键在于学科的“内生发展”。并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知识建构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方向[4]。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董文”能够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和知识建构3个层面提出体育学科的未来发展的3个方向：关注问题、解释研究、内生创新，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对于“董文”在整个论述过程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尤其是“董文”对体育学科3个发展方向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历时”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如果“董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不够合理或者未能充分理解以往文献，那么“董文”3个发展方向（创新之处）将成为无因之果，其科学性和思想性也将受到质疑。本研究从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学科规制3个方面入手，在研究“董文”所质疑和批判的文献中的观点基础上，指出“董文”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深化讨论了体育学科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中国体育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董文”作者进行商榷。
1 商榷的起点
关于学科归属与体育学科的发展问题，“董文”开篇即指出：“许多研究指出，由于中国体育学科归属或体系分类不明，导致了学科自身范围的模糊以及学科根基的薄弱，进而衍生了学位、学术管理混乱、国家立项获奖的局限以及学术、学问的缺失。”并在文章中的第1部分 “学科归属是否不明？”、第2部分“学科规模是否有限？”、第3部分“学科规制是否松散？”以反问的形式，从3方面对前人文献中的观点进行质疑和批判。为了使问题的讨论体现学术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笔者对“董文”所标注的参考文献进行了深入研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董文”在质疑的这些“许多研究”的观点中虽然标注3篇不同作者的文献[5-7]，但实际上，“由学科归属不明所衍生的学位、学术管理混乱等问题”，包括“董文”在第1部分中对“体育学没有按照学科属性划分所导致的问题”、“国家各级课题申报中‘体育学’术语模糊”、“体育学术期刊示范性弱化”、“体育学研究生学位管理混乱”4个导致体育学科归属不明的理由为主题，所展开的对前人观点的质疑和反驳均是来自参考文献[7]（以下称“易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董文”第2和第3部分。
基于此，为便于阅读和还原被批判观点的真实，本研究主要以“易文”的观点作为对照，与“董文”作者进行讨论和商榷。
2 关于学科归属
2.1 关于学科分类混乱与学科归属
“董文”对前人的研究提出质疑：“学科归属不明的理由之一是体育学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没有按照学科属性来划分……，学科范围模糊、学科性质难以定位等问题，以至于‘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并认为：“学科归属不明与一人多能的现象之间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即使体育学科不划分二级学科，同样会存在这种一人多能的现象……这只能表明，一是研究不够专一；二是当前学者研究质量还不够高；三是学科内部知识交叉明显，具有共通性。如此看来，似乎只有第3点与学科分类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因果关系，其更加倾向于学科发展的一种历时态表现……因此将这种现象归于学科归属不明或分类混乱是不妥的……”由此可见，“董文”的思路和立场是将学科归属不明或学科分类混乱，与“易文”中的“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观点之间理解成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董文”中一直是将其列入学科归属不明或学科分类混乱“主要原因”进行讨论。
“易文”在原文献中的表述是：“体育学术或科研管理，在学科分类体系混乱的背景下，也很难获得理性、清晰的制度内涵。各体育院校的科研积分，较少会关注科研成果的学科属性，往往只在体育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去思考问题。因此，体育界甚至出现了几个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
通过“董文”和“易文”观点对比可以发现，“易文”通过举例科研积分的学术管理制度是旨在强调和说明，在学科分类体系混乱的背景下，体育科研所存在的管理问题。在这里，“出现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的直接原因是学术的管理问题，学术分类体系或者学科归属不明相对而言则属于外在的次要原因。“董文”的问题在于在逻辑上：一是“易文”认为学科归属是外在的原因，“董文”却硬将学科的归属与“一人多能、在4个二级学科”联系起来并生造出彼此之间是一种非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而事实上“易文”并没有认为学科分类混乱与“出现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之间是充分必要条件；二是“易文”认为学科归属是导致“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的次要原因，“董文”却将其理解为是主要的。
“董文”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只有追求学术造诣，提升学术水平，形成专业领域，才能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做到严格的体育学科分类很难，尤其是每个学科学理性研究很可能会涉及很多学科知识……因此，学科之间的纠缠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完全消除学科之间的交叉不现实，也不必要……自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对学科分类进行了研究……如杨文轩提出的身体教育、健身休闲、运动竞技新的学科分类……其分法正确与否还难以确定，但也表现出对现有的体育学科全面归类和囊括的难度。”
“易文”对以上问题和体育学科分类所持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能否兴旺和发展，是学问、学说、学派共同决定的……体育学如果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学问、学说和学派并逐渐展开丰富的实践，就很难获取独立的学术地位和科学影响力，进行这样的学科划分也难以得到内外部的认同。”；“关于体育学科分类，有学者（杨文轩）指出：‘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内容要重组，‘运动竞技学’、‘身体教育学’、‘健身休闲学’将作为体育学科体系的主体发展。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至少说明目前官方的学科分类并未得到认可……”
通过观点对比可以发现，“董文”一方面是在通过摘录“易文”的部分观点进行质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在此基础上以杨文轩的学科分类为例提出了与“易文”雷同（重复）的观点和看法。逻辑混乱之处在于：体育学科归属与体育学科分类，外在标准与学科的内生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对事物的内外因与事物本身之间的总体影响关系也没有考虑，甚至对此存在误识：对“易文”中“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等观点往往采取片面、孤立的对待，进而导致的逻辑和观点缺陷是，“易文”在讨论体育学科外在掣肘的问题，“董文”在论述体育学科面临的内部瓶颈，而“董文”认为内部瓶颈很重要进而批判“易文”没有认识到内部瓶颈的重要性，事实上，“易文”已经强调并提及了。
不止于此，“董文”在学科分类体系的问题表达和体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上前后逻辑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对“体育学科分类标准继续调整的问题，持赞同的态度……”并引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为例说明学科交叉性或种属关系的混乱现象，提出“体育学科的二级学科分类需要做出新时期的调整”（重复“易文”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后文第4部分又提出“当代的中国体育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体育学理论体系，此时，如果仍以学科体系的归属……为论证焦点，势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中国体育学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体育学，应该强调问题关注的价值取向，这是世界体育学历时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在此，“董文”不仅对历时形态的批评缺乏依据――没有指出有哪些研究是当下仍在围绕学科归属、基本构成、结构要素问题进行论证，而且对“易文”当中所具体论述的体育学科外部掣肘、内部瓶颈、自我困惑等问题之间的彼此联系没有给予充分理解。也正是这种缺乏依据的质疑和对已有研究的片面理解，使得“董文”作者在否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体育学科发展方向具有重复性、空想性。
2.2 关于国家课题申报“体育学”术语模糊与学科归属
对于国家课题申报“体育学”术语模糊，“易文”的观点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虽然用‘体育学’之名，但明确‘体育学指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实践中体育其它学科的学者，也获批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立项和评奖也同样面临上述问题，而事实上是体育科学无法整体上归入人文社会科学。”“董文”对此进行质疑：“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申报中存在‘体育学’这一项目类别，但主要获批项目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它两个2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等领域获批项目很少，由此得出是将‘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划了等号。”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易文”观点很明确，是国家社科基金在立项时将“体育学”指称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偏差――其它两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得已获批国家社科项目。“董文”将其理解成：由于在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中主要获批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所以才得出将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划了等号。更甚者，“董文”针对“易文”进行反驳的观点令人不明所以：“对申报课题类型加以限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侧重点不同，国家社科基金偏重人文社会学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偏重自然科学类研究，是正常的事情……”，但后文中提出的观点又与此不一致：“不管是什么研究方向，只要申报课题的性质属于其中的一种，选择合适的部门申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课题申报的类别差异，重要的是如何开拓更多的申报渠道推动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作者前后观点和认识的自相矛盾，凸显了立场的不够坚定。
2.3 关于体育学术期刊示范性与学科归属
“易文”中对体育学术期刊的观点是通过“反观其它学科，既有一级或二级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也有众多单学科刊物，比如《会计研究》、《工业经济》……”来对比体育学术刊物：“在学术规范上，不少体育学术刊物时而追逐社会科学刊物评比体系，时而参照自然科学刊物评价标准，影响了刊物对学术研究规范的示范作用。”“董文”针对“易文”的“中国体育学术期刊时而追逐人文社科期刊评比体系，时而又转向自然科学期刊评价标准”观点进行质疑，认为：“这有失公允，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世界优秀期刊，如Nature和Science同样也是刊发多种学科的论文，甚至还有体育类，虽然一本期刊只集中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论文，但仍是在一个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下，体育学科同样也有类似的多重性。所以，将体育类期刊性质的偏好同体育学科归属不明归为因果关系有些牵强……”
这里，“董文”再一次误识了“易文”的观点：即“易文”对其它学科学术刊物创办的引述视野是在学科门类下的一级或二级学科，而“董文”所列举的否证例子，却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突破的集众多“学科门类”于一身的综合性杂志《Nature》和同样是非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综合性刊物《Science》为例，与我国目前属于一级学科的体育学科等量齐观进行对比，在如此卯不对榫的论证逻辑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体育学期刊应该朝向多元化命名发展，这样的观点质疑和学术对话已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2.4 关于研究生学位管理混乱与学科归属
“董文”对“易文”中关于研究生论文管理的观点进行质疑：“将这些现象归于学科归属不明并不成立，一是当前大多数院校仅是从体育学一级学科做了规定，并没有从所属二级学科进行考虑，加之招生量的扩大导致管理上的松懈；二是许多专业研究生受实验条件的限制，如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学生，多数需要具备实验条件或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运动人体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更是如此了。但相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就可能容易多了。”
“董文”或是对实行了近30年，在研究层面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下设4个二级学科国家分类办法的漠视，或是“当前仅是从体育学一级学科做了规定，并没有从所属二级学科进行考虑”的大多数院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招生，而事实上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都已经对各个专业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和报考指向，这里只能说作者的观点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想；在论文评审存在的问题上，作者认为是招生量扩大所导致的管理松懈的问题，而非管理者无法划清体育学科界限，而这与作者上文中“体育学科二级学科种属关系错乱，急需调整”的观点自相矛盾。在研究生论文选题和撰写方面，作者似乎并没有认识到“易文”中对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所列举的典型实例，也没有思考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在实验条件阙如的情况下却依旧在自身领域选题的原因，更甚者面对实验条件和研究对象上的难度――知难而退的学术态度不应该出现在学术研究上，因为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为国家未来储备具有勇于探索精神的科研人才。但“董文”在树立中国体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转变的认识中已经注意到：“目前中国体育学理论研究中，专题的实验性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解释性的实验研究更是不足……”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有“学术质量的控制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无论学科专业如何划分，只有提升学术质量，才能促成专业化形成……”如此忽视事物内外因与事物之间的总体影响的看法。提升学术水平，提高体育学论文的质量的内因与学科分类、学位管理的外因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孤立地批判外因的观点而对“易文”中内因问题的无视又重复提出内生发展的观点成为“董文”症结所在。
另外，“董文”在第1部分所做的总结性观点中仍然是重复甚至照搬“易文”的论述：“以美国为代表，其学科管理基本呈现松散性特点，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以CIP为指导，在16个学科大类中，体育学并未单列独立大类，而是分散到不同学科门类中发展……”对比“易文”：“美国的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CIP来指导，这一目录将全国绝大多数学科专业排列16个大类中……在美国的16个学科大类中，体育学没有单列一个大类”而且对“易文”中“当下，体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使命或许不在于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在于如何打牢学科根基、继承学术传统、培育学术特色、彰显学理价值等问题”的观点视而不见，仍在重复强调“相比体育学成立独立学科门类，更应该考虑的是体育学科的生命力――内在建设”，并认为“易文”没有强调学科的内在建设而对其进行质疑，而事实上“易文”已经明确强调了！
3 关于学科规模
体育学科规模的局限是带来自我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体育学科规模层面，“易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育相关本科专业涉及的学科门类，近几年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全国设置体育学科和专业点的院校也不断增加……”“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数字并没有改变体育学科整体规模有限的格局。如原直属国家体委的6所体育院校的体育学本科专业数占专业总数的40%左右，硕士点在50%上下，形成了传统与新兴学科并存的局面。然而，以传统学科为主的格局在体育院校中并没有改变。以全国规模最大的体育院校武汉体育学院为例……”
“董文”对“易文”的观点不以为意，“从这些原因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体育学科规模不足，虽然与艺术学开设的专业数量对比中，体育学处于弱势，但近些年体育相关本科专业是逐步增加的……且数量的多少不是衡量学科发展规模的唯一指标。”“另外，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并存的问题也并不矛盾，传统体育学科只要社会需要，就应继续存在，两者并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更可能是一种历时态表现……不一定是规模导致的。”
通过对比可见，“董文”并没有理解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并存，同体育学科规模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将其误认为新兴学科的发展会使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即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体育学科发展之所以偏小，跟体育新兴学科发展萎靡有密切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够，存在着学科嫁接、交叉、交融本身的一些要求难以满足等问题。
“董文”还提出质疑：“学科交融与互动的不足更倾向于学科规模发展初期的一种表征……”之后又在相关的论述和分析上“离题”地转向了体育学科是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与互动：“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这种交融与互动是非常明显的。学科交融与互动不是体育学科发展的专利，体育学科知识也正是在学科交融中发展的，如体育经济学、运动人体科学……”随后又转回来重复“易文”的观点：“体育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联姻与嫁接中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只是这种互动的深度还不够紧密，这种深度需要学科内部知识建构。”最后得出了结论自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董文”总是一方面在质疑“易文”的观点，之后的论证要么是讨论跟主题无关的，要么就是重复论述“易文”中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第2部分最后的总结性论述中所引证的中国体育专业院校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较，以及世界上体育学科设置的相关论证都是在重复“易文”已经论述过的内容[7-8]。
4 关于学科规制
体育学科规制是指凌驾于体育学科之上的学科或类学科管理制度。“易文”分别从体育学名称、体育学术刊物、研究生管理、体育人文社会学管理4个方面，对目前体育学科在规制上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董文”对“易文”观点进行质疑：“当前体育学科的发展恰恰与规制无关，表现在体育学外在的标准都已具备，理由是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具有明确地位、有独立的学术组织；在体育院校开设体育课；人才培养有自己的专业方向；有自己的学术期刊。”“董文”列举这些外在标准佐证学科发展与规制无关令人有些不明所以，按照笔者的理解，“易文”似乎不知道体育学科有这些外在的标准吗？假如不知道这些外在标准，“易文”又如何在这些标准上指出体育学科的问题？或者说，有了这些外在标准，体育学科在规制上就一马平川没有问题了吗？“董文”进而又给出了问题的所在：“问题出在学科的内在标准上，缺乏扎实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依据，没有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因此，虽然体育学科规模是否有限还难以确定，但至少体育学科规制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在这里，又充分体现出“董文”没有将导致体育学科问题的内外因与事物之间总体的影响关系进行考虑，对“易文”从“体育学科学问、学说、学派缺失”3个方面大篇幅论述体育学内部瓶颈也是视而不见。另外，“董文”对学科规制的内涵也没有充分理解，仅仅将规制理解成是一种自在的规定和制度，对人之于制度的主体性作用缺乏自觉性的认识。
另外，“董文”对国家各类课题立项或评奖中的“体育学”名称混乱现象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无论‘体育学’作为一级还是二级学科来对待，国家各类课题立项均会有所侧重，如果一定要在国家立项中明确‘体育学’的具体释义……那么与其他诸多一级学科申报相比，最终必然导致体育学科发展狭小……”显然“董文”作者并没有理解“易文”所提出的“体育学”释义问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不在国家立项中明确“体育学”的释义，一些难以比较的学科之间进行评奖和立项有合理性吗？概念混乱所导致的立项规制松散、评奖不尽合理等如此不良现象难道不需要改善吗？严格按照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体育学科进行课题规制、同领域的学科之间进行评优评奖，做到学科规制有序难道会导致发展局限和狭小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董文”在学术期刊命名上以“世界上各种优秀期刊也表现出多元化命名特点”（“董文”在上文列举《Nature》和《Science》两本综合性刊物作为论据笔者已对其进行批驳，此不赘言）为例不仅缺乏论据，而且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及见解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体育院校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误识了“易文”中“多数体育院校不可能涵盖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队伍、教研机构……”的观点；二是“体育院校的学科门类有限，导致了体育院校在发展中规模受限，发展难度很大”不仅与“学科规模是否有限难以界定”自相矛盾，而且“中国各类高校体育专业发展情况正突飞猛进，更加具备学科发展的实力”的观点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易文”中以事实为依据已明确说明“非体育和师范院校体育学科专业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但总体上说，除少数综合性大学成效较好外，多数院校的体育学科建设主体仍是公共体育教学部。”笔者认为，体育学科教研人员的这种先天不足和学科发展的自我封闭导致“多数体育相关专业的新兴学科惨淡经营，有些甚至半途而废，具有典型代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经济和吉林大学的体育新闻专业。”这也是体育学科规模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增长态势，但规模仍然有限的一个内在原因。
5 中国体育学科的发展理路和未来方向
5.1 厘清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的关系
体育学科虽然在外在标准和形式上已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但是我们仍然要认清因体育研究的轻浮表浅导致学科空心化[1]、借壳换名、脱离实际等弊端的存在。特别是在体育学科飞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之下的多数子学科是借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之壳换名的做法和外在繁荣的虚幻性，更彰显了学科体系研究和建设的必要性[9]，对体育学科进行历时形态的批判和反思，既符合学科发展的时代性，也遵循了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
体育学在内生发展中对实践问题的关注，与学科归属、体系构建等外在标准之间不应也无法完全孤立起来进行纯对象性的问题归纳，因为彼此是一种相辅相成、内因与外因同体育学科整体发展的问题间影响关系。“董文”也在文中承认“中国体育学在学科内容上不能局限于单一问题的单一性解决”，然而在论证方面，“董文”又常常是矛盾的：“从学科内容来看，以学科归属和体系建构为突出特点的时期已经弱化……未来走向应更强调问题关注、问题间的关系研究……要突出关系性或解释性的价值研究这是对世界体育学历时形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试想：没有对学科分类、学位管理混乱问题的关注，没有对学科内部学问、学说、学派问题的考察，何以得出体育学科归属不明、学科规模有限、规制松散的结论？我们没有对体育学科发展中历时形态问题的总结，不知过去何以指明学科未来发展的应然走向？又如何应对学科快速发展变化的格局？
从问题出发，考虑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仅是体育学科也是众多学科应该坚持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历时形态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董文”对体育学科问题关注的观点是：“不同历史时期应该有所侧重……今天的中国体育学科，问题关注和问题关系的关注是必须面对的两种共时态表征。”这种空泛地对问题关注的描述是否意味着中国体育学科在过了这个共时态时期以后就不需要关注问题研究了？
研究认为作为体育学科内生发展问题关注与体育学科外在标准的研究不应有主次之分。处于相对弱势的体育学科的进步，需要仰仗对其他强势学科（传统学科）的高度借鉴，这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认知[10]。当然，体育学科的成熟并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离不开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尽快摆脱对母学科的依附。出路之一是要打破体育圈子内无意识的固步自封的局面，积极、主动、自觉地发挥学科自身综合性的特点与其他学科（传统学科）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要凸显传统强势学科对弱势学科扶持作用，积极引进并介入非体育学术背景人才，同时还要努力走出去，使体育学科能够对其它学科领域有所贡献。简而言之，体育学的内生发展需要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积极创新，而这种创新不仅需要学术思想上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发挥体育人的主体能动性，依靠科学、技术理性、人本主义精神规范体育学科的健康发展。
5.2 多元的方法与理论建构
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应是体育学科在发展和建设中的长期追求。根据库恩范式理论：“当某个科学共同体开始遵循某个单一的范式（paradigm）之后，那种在一门科学形成之前的混乱和多样化的活动，最终会转变为有组织和有定向的活动。”[11]133关于范式（在广义被称之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虽然难以精确定义，但是可以从有关范式的解释和描述中去理解范式的基本内涵：“有陈述明确的基础定律和理论假设；范式包括把那些基础定律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情况的标准方法；还包括使范式定律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所必需的仪器制造和使用技术；范式的另外一部分，由一些非常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构成，这些原则将对在范式框架内所进行的工作提供指导”[11]135。研究范式可以为其所支配的科学中的合理工作确立一些标准，这无疑有助于学科的规范发展。而在库恩看来一门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替与嬗变是革命性的，这里所说的革命包括摒弃一种理论结构，并用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取代它，同时还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所引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从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更替和嬗变的角度，则意味着一种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和突破。就我国体育学科整体（单一）的研究范式而言（由体育学科的理论体系决定），目前尚未得到学界公认，至多停留在一些相对宏观的合理研究的标准以及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上。研究认为体育学科本身文理融通的学科属性，结合我国体育学科目前的发展现状，要探究体育学科的具体研究范式则需落实到某个子学科或研究方向上。基于以上认识，“董文”似乎并没有理解研究范式的真义――把一些具体的“描述研究、实证研究及解释性研究”研究方法，等同于是整个体育学科的研究范式所要面临的历史选择。不止于此，在一种研究范式取代另一种研究范式中，也并未给出合理的理由，而这却是库恩范式所着力强调的：“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威胁时，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他们免受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11]138
我们虽然面临着体育学科研究范式无法回答的尴尬，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确定的是体育学科的未来走向将由单一的方法趋向多元和混合的方法[12]。人体运动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决定了体育学既需要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证、定量和定性（个案）研究。体育学科目前所面临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视对方法论的关注。方法论体现的是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关注的问题，和相关研究的比较。例如，描述性研究就一定不可取吗？什么样的描述研究我们可以提倡（库恩对科学的描述性说明是由某种理论构成的――可以提倡）？什么样的描述研究我们应该摒弃（对科学的描述仅仅在于描述科学理论或科学范式以及科学家的活动――应该摒弃）？以体育人类学为例，由于对人类学发展历程中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忽视，导致很多研究者对研究个案只注重简单的身体测量，仅止于人体运动现象的简单描述。体育人类学固然要实证，应用需求迫切，其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尤其值得提倡，但体育人类学研究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不可以忽略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指导。恰恰相反，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个案的整理和挖掘需要研究者始终具有“如何走出个案”[13]的方法论抱负，通过理论建构（形成体育学自己的理论）或者理论重构（与其他理论进行对比）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甚至在与其它学科理论的对话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近几年来，以胡小明教授为代表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正在试图做出这样的贡献，至少正在建立属于体育人类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及范式。由研究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注重体育学科自身理论建构、重构和发展将是体育学科未来走向。
理论是科学的最高殿堂，是否具有一定数量的独有理论，是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按照这样的学科规范和要求，我国体育学科还远没有达成这样的水准，即使“外在的标准已形成”也只是形式上的――徒有其表而无其实。之所以没有达成这样的水准，一部分是跟体育学科分类混乱、学科归属不明的外部原因有关；另一部分是由于体育学科学问、学说、学派缺失的内部瓶颈所致；同时也跟规模、规制的局限所带来的自我封闭密不可分。体育学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试图通过孤立地看待体育学科的发展问题，只看到部分而置体育学科的整体于不顾，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轻浮和虚假的。体育学科未来的方向，需要正确认识目前所面临的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的问题，遵循和借鉴体育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通过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来发挥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力争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对其他学科领域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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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211工程”国家重点大学。该校园林学院是我国建立早、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园林教育基地。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前身为创始于1994年的森林旅游专业，1999年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为旅游管理专业，2002年获得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成为首批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截至2010年，为国家培养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600名、硕士40余名，并对全国各地高校和景区的进修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围绕人才培养建议重组旅游师资团队，突破以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设置框架的束缚，整合院内或校内乃至校外各种旅游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构建面向旅游景区的“六项全能”(满足食、宿、行、游、购、娱需求)分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北林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北林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档次。在培养人才的环节上树立“以教学为基础，以技能培训为推动环节，以科研为发展导向”的大旅游教育观，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构建教学—实训—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行旅游景区与院校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旅游景区的运营，成立相应的培训机构，为旅游人才培养铺路架桥，保证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达到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熟练的标准；在办学方式上以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和加强国内外横向联系，实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质量向国内高水平看齐、与国际接轨。依托所在的园林学院，面向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的管理与建设，培植专业特色。应特别关注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农村生态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
二、团队建设任务
1、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
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形成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组合模式，重点在学科创新与发展方面下功夫，在整体上提升旅游管理学科的学术统一性，加速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2、平衡教学团队的专业结构
现有教师的专业背景集中在风景园林学、地理学、林学、外国语等方面，这与旅游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点还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力度与广度。旅游管理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多基于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风景园林学和林学等多学科。在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力量，打造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特色。
3、构建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平台
目前学科没有教学科研载体，学科团队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鲜有机会参加专业相关课题以及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造成社会影响力与学科知名度与国内同学科相较差距逐渐扩大，使得学科在专业前沿探求等方面机会少、后劲不足，从以往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科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体验、旅游影响、统计方法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但却较少涉及学科核心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旅游规划技术、生态旅游核心技术等的相关应用性的研究，这与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应用研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没有教学科研载体作为学科团队交流的平台，学科师资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出现研究方向与课题的重叠，无法更好地发挥学科交叉互初具优势，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课题方向较为集中，也无法体现目前学科所具有的生态旅游、旅游地管理、旅游规划和旅游文化四个研究方向。
三、团队建设途径
1、研究与建设
(1)团队特色
①旅游管理学科团队由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10名教师组成,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6人，另有3人博士在读。此外，多为教师具有在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的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②团队教育背景多元，由园林、林学、地理、管理等组成，学术结构交叉性好、互补性强，学科发展比较平衡。
③团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思想活跃、乐于进取，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勇于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前沿化的科研思路。
④注重与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团队教师在旅游规划、生态旅游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⑤团队重视学科交流与对外拓展，与学界与业界均建立了广泛的交流机制，这些交流与合作为学科发展了拓展视野、加速了学科总体水平提升。
(2)专业特色
北京林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是在园林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旅游管理教学团队吸收了我校园林教育的经验、融合了旅游学科的特点，形成了以园林学为背景，融生态旅游、旅游规划设计、景区管理、旅行社、会展企业等方向于一体的特点鲜明的旅游管理专业特色。
(3)课程特色
①课程门数多，课程体系完备。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核心模块和专业选修模块三种类型，专业基础模块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解说、旅游调查方法、节事及活动策划、旅游英语、旅游综合实习等，专业核心模块包括旅游规划、旅游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会展旅游策划与管理等，专业选修模块包括生态旅游导论、旅游地学基础、旅游心理学、旅游目的地管理、世界旅游地理、旅游英语口语、世界遗产概论、旅游社会学等，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体现“宽口径、厚基础、重特色”的培养目标。
②内容更新快，实践应用性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对旅游管理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多，与产业活动结合紧密，教学内容紧密与行业特点相适应。
2、配套建设
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教学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包括对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配套教学管理措施落实和制度建设等，简要论述所在单位为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创新性教学改革措施
①在对目前旅游行业发展和旅游教育对策研究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制定了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布开展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②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容特点，灵活多样地组织教学，鼓励双语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新教学方法的尝试与探索。
③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通过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和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等形式，推行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2)实验教学或实践性教学
①旅游管理专业实验、实习课程数量较多，主干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有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践环节的加强，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②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一般都给工作实习或指导教师的科研和设计实题进行，科研与实践选题比例大于80％，学生的毕业论文与设计均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3)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培养的特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强化实践基地建设，学科与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多家旅行社、饭店、会展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为学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性课程奠定了基础。
(4)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建设主要是积极参加学校的网络教学建设体系，部分课程已进入教学平台，具有全套教学文件和教学课件，为学生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照项目任务书中关于在项目执行期间的改革活动规划,深入总结自项目生效以来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各项研究与改革,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以及各类教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等。重点论述项目研究的整体思想、调研结果、推进情况和初步实施效果。
篇12
语言既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内涵的体现，因此，一个商务区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语言，表明了它内在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倾向。关于语言的经济性问题，国内外专家已有很多研究，他们主要关注推广工作语言存在的成本，使用何种工作语言能产生什么样的效用和收益。语言在群体的推广过程中会存在递增收益的趋势，也有专家将之称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从当前情况来看，英语这一国际性工作语言在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体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障碍。对于商务区的工作语言的研究，不仅应从语言本身的经济特征和语言背后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进行分析，还应涉及到工作语言这一特殊应用语言的构成、特征、隐含的哲学思想和经济与管理思维模式，以及它对企业影响的具体体现和民族语言的关系。这些都是市场、企业和商务区工作语言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全球经济中心将会发生转移，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语言的转换。英语会不会一直保持国际语言的地位，大型跨国公司会不会因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变自己的工作语言？比如说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得汉语在全球地位中有了很大的提高，汉语是否可以像英语一样成为跨国公司或者商务区通用的国际语言？这里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别和掌握的难易程度，“网络外部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语言，也是国际商务区和跨国公司所认可的工作语言。无论在公司对员工进行工作语言培训时，还是公司进行外部和内部交流时，都毫无疑问地会使用英语。同样，对于商务区和商务区内的企业而言，英语是实现它与国际交流的有效工具，没有英语的媒介，它的产品和市场便无法走向世界。在各个国家教育教学体制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设英语课程和进行英语教育已是一种长期的巨大投资，这本身便蕴含着一定的经济成本。在这种背景下，若商务区放弃英语而坚持使用本族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话，其潜在的经济成本必然会增加。此外，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维影响着商务区的经济发展与管理模式。采用英语作为商务区的工作语言意味着商务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新思维和模式的引进与吸收，这对商务区走向世界做好了前期的铺垫。因此，接受并应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熟悉国际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基础并寻求对策以推进商务区的建设，学习和了解语言交流的相关理论便显得尤为重要。
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方式，无论是在民间（如日常对话）、媒体（如某些电视栏目）还是在学术界（如研究生论文答辩的场合）；无论是口语（如电视栏目中的嘉宾对话）还是书面语（如学术论文），都存在某些主观、强势，甚或是专断的话语方式，仿佛说话人（或作者）所言是绝对真理，不容置疑。这种话语方式不仅让听话人（作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也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及富有意义的深度交流，不利于真理性认识的形成。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种话语方式进行反思，帮助人们重建文明、民主的话语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从过度竞争走向良性互动。为达成上述目标，我们有必要重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中找到理论支撑。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对话协商话语方式的主张可以从巴赫金的“复调”（polyphony）理论中找到支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起源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自身及人物之间对话性（dialogic nature）的研究。这种对话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在不断发展，永无终结。这是人物自身的内在对话。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对话。用巴赫金自己的话说即为，“我们透过思想了解人物，通过人物了解思想”。其次，“只有当这些思想进入与其他人真正的对话关系时，它们才能成形、发展、更新原有表述，并进而引发新的思想”。基于上述观察，巴赫金的作品被后人称作“复调小说”（polyphonic novels），这一理论被称为“复调”理论或“多声协商”（heteroglossia）理论。随后他用“复调”或“多声协商”泛指所有人与人、人与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对话性的。换言之，生活就是参与对话：就是发问、倾听、作答、表达意见等等。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思想性、精神性及对话交流在其中的核心地位。
巴赫金也深刻地意识到了听者（读者）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表述是为他人而构建的，他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他人不是消极的听众，而是言语交际的积极参与者。说者从一开始就期待着他们的应答、他们的积极的应答性理解。整个表述的构建，仿佛就旨在得到这一应答。”巴赫金的这一观点在日常交流及阅读史上均得到印证：在日常交流中，凡是听者积极参与的对话往往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否则经常沦为说者的单方独白；古今中外，凡是被尊奉为经典，世代流传的作品，无不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的佳作。
巴赫金进而指出，通过对话寻求真理的方式与官方独白的话语方式相对立，后者摆出了掌握绝对真理的姿态，也迥异于某些人的天真的自信（naive self-confidence），后者往往认为自己掌握某些真理。真理并非来源于某个人的头脑内部，而是来自于人们探寻真理的对话之中。由此可见，平等对话也是获得真理的重要前提。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一脉相承。伽达默尔指出，语言主要不是用来表达命题的，而是用来对话交流的。他进一步解释道，解释学的精髓在于，其他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对的。解释学的上述核心思想对语言使用及人们的话语方式有两点启示：其一，在语言的三种主要功能（表意、人际、语篇功能）中，其人际功能居于首要地位。其二，在对话中，我们应谨慎对待自己或他人的观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观点有可能是错的，别人的观点有可能是对的，并且在语词的选择上有所体现（如采用“我个人认为”、“或许”这样的表达方式）。与此相类似，后现代主义也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及语言在知识及身份建构中的核心作用。
简言之，真理不是固有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意义协商过程中逐渐被发现的，并且随时间、地点、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语言在知识建构及身份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语言是真理的表述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又建构了我们的身份及我们与听者（读者）的关系。温和的话语方式表明我们是协商型的说者（作者），希望与听者（读者）之间建立平等协商的关系，而强势话语方式则打造了我们专断型的发言人身份，并决定了我们与听者（读者）之间的上下层级关系。
对话语方式的启示
巴赫金的“复调”或“多声协商”理论对话语方式的启示如下：第一，鉴于语言使用及生活本质的对话性，我们应尽量多地开展对话，摒弃独白性的话语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功用，使平等对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媒体或学术场合常态的话语方式，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水平及交流效能。
第二，考虑到听者在对话中的作用，说者要具有授权意识，将部分话语权留给听者，在话轮转换（turn-taking）中，增加他们发言的次数，使他们在认知和情感上都全力投入，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确保对话在双方之间最充分地展开。
第三，鉴于真理的相对性及其产生的对话协商性基础，说者（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要尽量多采用“我个人认为”、“或许”（在英语中则为对应的“I think/I believe/In my opinion”，“may”，“probably”）这样的修饰语，而少用“一定是”、“就是”这样的过于绝对的语汇，以便给听者（读者）留有足够的思考与表达的空间，以便双方进行意义协商，达成真理性认识。上述考虑对于学术场所的话语方式（如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学术会议、学术论文）意义尤为重大。惟其如此，才能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从而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结语
篇13
退休前夕，受“中国当代音乐家丛书”主编冯光钰老师之邀，约我参与出版个人文集，这无疑是对我的一份信任和鼓励。但是由于该丛书需要自费出版，自己发行，面对这样的“双重”负担，我着实有些犹豫不决。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加盟了。从自己多年发表的两百多篇论文中挑选了73篇，按照内容分编为美学、评论、教育三部分，汇集为一册《乐思集──廖家骅音乐文集》，并请时任《音乐研究》主编李业道老师为我写了“序”，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但是，出版后个人面对两千多册书的发行却犯了愁。所幸的是很多校友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她）们不仅热情帮助宣传和销售，而且有的还自己垫款亲自来取书。每当回想起这些场景，总是令我感动不已，同学们对我的帮助不仅体现了往日的师生情谊，而且也倾注了他们对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支持。这种能量的获得，或许是苍天对我毕生从事音乐教师工作的一种奖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