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篇2
“奇境”与“正境”相对，文章奇境主要通过“变”的方式构境。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九“：包世臣称读文之境所见有迁变，故作文之境亦自有迁变，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学盖必有变境始有进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迁变，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变境，作文才能进步。文章不变则庸腐，只有“变”才能令人耳目一新，开辟出奇境。清代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说“：昔人论作文，只是一个翻案法耳，此说甚浅，然议论文字须用此法，乃有奇境开辟。尽将从前呫哔璅说翻驳一新，拔赵帜而立汉帜，固非辣手不办。”[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变”，它脱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开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又说“：山无峰峦起伏，即为顽山；水无波澜荡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荡洄处得意耳。”[10]（P3347）山水无变化，则无灵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过起伏荡洄之变，方能达到。同样是以山水喻文，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则说：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戾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溁洄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彼夫台阁之文，舂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巇，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惝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吴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认为至文“境以奇险峭拔为胜”，这就好比高山以耸拔陡峭为胜，流水以湍流激射为胜，如此才能令人惊叹骇绝。而文章奇境，需要通过“状人情之变幻”来达到，这也是主张以“变”构奇境。从具体的文章品评来看，明清以来的文章批评强调以“变”构奇境。比如，《孟子》长于论辩，其中有“变”。《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卷三评论此段说：“‘王之臣’章，亦书说体也。‘四境之内不治’是主意，却含蓄不先说出。首段起得飘忽，令王不测其意。次段从对面刺入，亦令王不测。三段忽上正面，令王无从嚲闪，亦奇幻不测。‘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放开，又令人不测。此章文境，最奇纵变化。”[10]（P5669-5670）孟子要批评齐宣王治国无方，却不先说，而先从友之不可托、士师不治士说起，令齐宣王不测其意，入其瓮中，最后以“四境之内不治”批评齐宣王，以至其无言以对。方宗诚认为这种文境最是奇纵变化。《孟子》中类似之处颇多，又比如方宗诚评论《孟子·公孙丑上》：“此章至‘圣人复起，必从吾言’，意已尽矣，下复作一大翻澜，文境更阔，广引诸贤，以配前段，广引诸子，中间多少波澜，文境奇肆之至。”[10]（P5673）这是以“文境奇肆”评价《孟子》波澜起伏多变。韩愈古文有新创，《送孟东野序》用三十八个“鸣”字，参差变换，文境奇崛。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评论说“：用三十八‘鸣’字，参差错落，处处变换，文境如雷电风云，一时并作，又如百川归海，万派朝宗，可谓神乎技矣。”[10]（P8283）这正指出韩文“处处变换”的特点，如此则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六也说“：非尽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10]（P7325）他对韩愈古文之奇境评价颇高。苏轼的四六矫变，摆脱了隋唐五代的拘囿，开辟出了奇境。清代孙梅《四六丛话》评价说“：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孙梅指出苏轼四六正是以“矫变”来“独辟异境”。文章固然以“变”构奇境，但文章之“变”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指出“：一题众拈变格，势所必至。但变而仍当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无穷处，如不当于理法，虽正格无益也。”[10]（P3356）文章“变”是大势所趋，文人弄奇，妙境无穷，但不能违于理法，否则无益于文章。
篇3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篇4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
篇5
1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概念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到如今的广泛研究其理论已经得到补充和完善理论框架也较清晰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容方法批评对象都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以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关系的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角度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解分析和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是仅仅评价文学作品的好与坏而是从多方面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内涵道德批评属于社会学批评其宗旨是服务于社会道德批评针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评判是维护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发展不可缺少的批评方式道德批评主张文学与社会相结合以道德的观念看待文学现象和评价文学作品
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所针对的是人性主张人都有善恶两面强调人性中善对恶的控制即从善弃恶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文学批评中去使其形成了美善融合的特点道德批评服务于社会根植于明确的社会价值体系中遵循着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德批评不允许文学作品有违社会道德并引导文学作品的道德走向道德批评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美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方法相结合道德批评具有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特点两者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用于文学立场的解读和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分析并对作家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从道德立场上评判作品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历史环境为基础站在当时的角度解读作品而道德批评强调从道德意识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文学往往也用来诠释批评家的道德观点文学伦理学批评和道德批评的区别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主张人性的但要建立于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的道德批评是服务于社会是对文学作品的道德走向进行批评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相互依存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会相互融合共同生存从广义上来说伦理与道德是相同的概念伦理现象又可称作道德现象道德依托于社会社会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关系的变化而伦理关系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道德对伦理是非的判断伦理和道德又是不同的引发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伦理批评主要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道德批评就是评价其转变是否符合当今的伦理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未来趋势
3.1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相结合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都是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通过作品本身的语言来向人们表达作者的心中所想在表达过程中也会出现多种手法以达到文学作品的渲染力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是发展文学创作的主要因素文学伦理主要包括文学的情节人物主题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标准是作品情节是否饱满人物性格是否鲜明作品主题是否突出但仅仅以此批评的标准是无法满足要求道德批评在文学作品的批评是最具说服力的多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才会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对作品批评的要求在以伦理与道德相结合的背景下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以真实的生活找到创作文学作品的灵感保证文学作品的质量由于文学对于伦理与道德的依赖性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学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学作品其出发点批评方式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保驾护航
篇6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篇7
(二)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产生的时间相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较晚，其出现于20世纪20～60年代，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20世纪末成为了一套极为系统的理论，不下于任何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内容有着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自然为中心”，其主要是为了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与保护环境意识，打破了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生态批评”理论脱胎于“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的精神食粮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生态批评”理论以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各种文学文本，以此来探索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种发展过程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得出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此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生态批评”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比如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了有格罗费尔蒂与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的里程碑》，1999年洛兰•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这些著作都推进了“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
二、女权批评理论与生态批评理论在英美作品中的运用
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主要是利用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或者文本之中，找出其与文学理论的相应因素，并以此为视野，对文本进行解读。
(一)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简•爱》《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名作品，她因为童年与少年时代在约克郡荒原的生活，所以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命力，并且将这生命力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因而其人物也具有鲜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成为了他们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理原动力，体现出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因素。《简•爱》之所以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其开启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一个新的女性类型，在西方小说史，尤其是英国小说史中，出现过美貌、忠贞、温顺为特征的“淑女”形象，也出现过“倾国倾城”却又的“妇”形象，还出现过“悍妇”和“女巫”这样冷血的形象，可是在这之前却没有出现过简•爱这样追求自我的形象，因而《简•爱》成为典型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简•爱这个形象，具有典型的女权主义因素:
(1)在生活上追求平衡，比如简•爱被里德舅妈关在一个空房子里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喊:“约翰粗暴地打了我，却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么荒唐的暴行，却受到了众多人的责难。”
(2)简•爱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她的情感世界丰富，始终坚持独立，把女性的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鄙视金钱、门第、美貌，她所要求的爱情，在于男女彼此真正地相爱，这就是她对于罗切斯特的爱，他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
(3)在经济上独立，这也是当代女性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简•爱从小在里德舅妈家长大，受尽了歧视与虐待，因而她毕业之后，就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起了家庭教师的职务。
(4)宗教上的反叛。简•爱在西方小说史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人物，因而没有宗教上的皈依，表现出来的是反叛，比如她为了自己争论，坚决地回击里德表兄与里德舅妈的虐待，她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与基督教相悖的，比如当劳埃德先生问她是否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换取自由的时候，她毅然地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成为穷人，她当然也不知道，在基督教中，穷人是受人尊敬的。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简•爱》中，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小说的先河。
篇8
小说通过“重返”表现了主人公查利・韦尔斯前后的变化。故事的背景是1929年股市大崩盘后的巴黎。题目中的“巴比伦”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以奢华著称，在文中就是指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通过研读作品，笔者认为可以用文学伦理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反映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演变过程；应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是如何体现了社会的变迁；还应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文学内部诸要素――文学内部伦理的改变。”[1]阅读作品，我们感到查利在两个伦理维度上发生的明显变化：查利与女儿――从忽视到回归，查利与损友――从亲近到疏远。经济上的急转直下和妻子的去世是查利改变的主要原因。作者展现了经济萧条对人们产生的重创，并给出拯救这个国家的药方。他希望查利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改变能温暖一个普通的家庭，倘若美国人都能重拾道德和爱，这个国家自然会有希望。尽管结局稍有悲凉，但那是黎明前的黑暗，作者将自己开出的药方留给时间去检验。
1 查利与女儿――从忽视到回归
故事围绕查利重回巴黎索要九岁女儿霍诺丽亚抚养权的过程展开。查利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从花天酒地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背后隐藏着社会变化对个体的影响。一年半前，查利还是个靠股票暴富的富翁，酗酒成瘾，和妻子海伦的关系也不愉快。妻子临终时他正在疗养院，便同意把孩子交给海伦的姐姐马里恩一家监护。一年多的时间里，妻子去世，自己在股票市场上的钱也全部蚀光，女儿又不在身边，查利的整个世界仿佛都空了。幸好本质上来讲，查利并非游手好闲，见利忘义。他的良心与道德在“荒原”中复苏。
“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人与人之间或事物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隐藏其后的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2]查利是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经历是美国经济从暴富到崩盘的具体体现――可以让贫儿短暂体会一下阔佬飘飘然的感觉，也可以给自力更生的老实人一场噩梦。“‘当初我也苦苦干过十年，你也知道――直到跟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上交了好运。运气好极了。看来用不着再干什么了，我才不干的。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3]查利本是一个勤恳的人，而暴富带给了他 “梦魇” 般的生活。面对一切归于零的个人世界，查利在物质和精神上重新开始。 “‘我代表的那些企业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要把我的姐姐从伯林顿接出来，给我管家，我也非常想跟霍诺丽亚一起生活。你们知道，哪怕她的妈跟我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让任何事情影响霍诺丽亚。我知道她喜欢我；我也知道我照顾得了她’”[4]他要回归家庭，为女儿规划新的未来。
首先，他用事实向马里恩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可以好好抚养女儿。一进门，查利就在努力讨好马里恩，因为她一直认为海伦的去世与查利有直接关系，而且查利没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而查利一直在表达诚意“‘我巴不得马上有个家，我也巴不得马上让霍诺丽亚待在那个家里。’‘拿我来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要求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5]他立志要给孩子一个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不仅改掉酗酒恶习，还重新创业。
查利还为女儿规划了未来，为她买了一所别墅，请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从花天酒地以至于被怀疑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到主动上门，真心实意要要回女儿抚养权，并且为女儿准备一个温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我们看到了查利的回归。人间唯有爱、真情才能温暖人心。查利要让他爱的种子――可爱的女儿健康成长。
2 查利与损友――从亲近到疏远
文章中查利的两位老朋友――大学同学邓肯・谢弗和一位三十岁脸色苍白的金发美女洛兰・夸尔斯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两人是在查利发达时投奔他来混钱的。但再次见面，查利对二位的态度却与以前截然不同，将他们称为“往昔的幽灵”。“三年前，在那挥金如土的日子里，帮他们一个月过得像一天那样快的那一伙就有她。”三年过去了，查利浪子回头，两个朋友却依旧过着糜烂的生活。查利大发雷霆：“‘真！’‘简直透顶！’‘我两年没见的人，竟这么死皮赖脸――’”查利绝不再让这样的朋友影响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查利的回绝和疏远正是他对纸醉金迷的那段时光的悔恨。
3 查利与自己――从不负责任到浪子回头
本质上来讲，查利是一个吃苦肯干靠双手挣钱的人。天降的横财却改变了他奋斗的历程。当不再需要辛苦工作就可以大把地赚到钱时，勤奋、自力更生这些美国人所崇尚的品质也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想的是如何消遣这些钱，满足自己的酒欲，风光地周游世界，游戏人生。然而，股市崩盘，所有的美好瞬间消散。查利几次将这段回忆称之为“梦魇”。没有了钱财，没有了妻子和孩子，查理良心发现，重新回归自己的事业家庭，他的生活也重燃希望。
《重返巴比伦》围绕查利展现了大萧条对一个个体的正面影响。在任何时候，人都不能缺少道德、爱和良心。查利在失去妻子、金钱和女儿的抚养权后，回归家庭，重启事业，这些都源于他内心的转变。浓缩在查利身上的道德、爱和良心的复苏，正是作者找出的拯救当时美国的出路。如果每一位曾误入歧途的美国人能在空空世界中酒醒、梦醒，重新靠自己为之骄傲的双手去挣钱，美国梦就仍会实现。
菲茨杰拉德用查利的转变给当时的美国以希望，然而最终又用他惯常的悲剧形式将这一希望搁浅。但这次他并没有完全让查利陷入绝境，而是给了他希望的种子。结尾处，查利索要孩子未果将要离开，作者这样写道：“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们没法让他永远付账。可是他要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除此之外，别的都算不了什么了。他不再年轻，也不再有个人的美妙的念头和梦想。他完全能肯定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会回来的”，“要自己的孩子”，“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这些透露了查利坚定的决心。虽然暂时遇到了挫折，但他的心是坚定的，总有一天会赢得马里恩的信任。纵观全文，菲茨杰拉德让查利浪子回头，良心重现，是因为他觉得爱、良心和道德能拯救这个被金钱物化的时代，但因为人心需要慢慢地温暖，方法需要时间去验证和更多的人去实践，所以小说结尾又在失落中蕴含着失望和力量。
【参考文献】
[1]修树新，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J].外国文学研究，2008，4：168.
[2]修树新，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J].外国文学研究，2008，4： 167.
篇9
从学术增长点的角度看,文学经典似乎是一个学术话语;从基本的概念内涵方面看,它又是一个学术命题。虽然文学经典具有话语和命题两重属性,但是话语和命题不能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进行相互之间的转化和通约。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以便较为确切地界定它的根本属性的话,那么,文学经典当然是一个学术命题,而不是一个学术话语。
学术命题所包含的系列问题都具有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就是指从普遍性的思维规律出发,把各种问题(包括指代与潜在的意义等)放在“产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因果关系”中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中的技巧性、视角价值、语体风格等并不重要,至多也不过是文本意义上的修饰与装扮作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某种写作学意义上的阅读效应而已。事实上,文学批评在这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成功(美其名曰批评的艺术)都被看作批评的意义与标准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不仅具有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已经远离了批评的宗旨。
认知经典不意味着要直接进入有关文学的诸如表现技巧、审美范畴、创作个性、语言范式等一些客观属性特征,而是要在确立文学经典的原则性、方式方法上首先取得某种共识,以便在针对文学经典这一命题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保持意义指向上的一致性。
任何形式的文学创造性都是相对于已经有过的文学现实与文学模式而言的,或是从表现技巧、表达方式以及结构风格等方面来完成,或是从思想领域、知识范畴以及精神体现等方面来完成,但是,创造性需要某种意义的指导和意义的指向,创造性这一行为本身决定不了(文学)经典的范畴属性,因此,作为经典的作家或作品必然要有文化品位,必然要能够创造性地给人类带来某个“伟大的启示”或是能够完成某种“深刻的提示”。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针对创造性的意义前提以及意义指向就不能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家陈铨这样说:“大凡一个民族,到了文化相当的程度,大多数人渐渐就有一种或他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们民族特性成熟的表示。后来,他们民族里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出来,把这种态度给了一种哲学的根据,垂为道德的教训,然后这一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便一天一天坚固不拔,成了全民族共同生活的标准。”①不管评论家对文学的期盼是出于文化性还是民族性,总而言之,他们在客观上已经给我们描绘了文学经典这一命题的范畴属性,即所谓的“创造性”。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来说,无非是指那种体现在文化性、民族性、哲学的根据、人生的态度等方面的创造性,而不是指那种技巧性、语言范式等方面的被个性因素随意地形式化了的创造性。
相对而言,文学批评似乎具有更多的(批评)对象和更广的范畴属性,因为它所关注的方面或层面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它可以针对一个“怪异的形象”与“离奇的故事”,也可以针对某种“别致的话语”和“叙述的角度”;它可以关注形式上的以及表层上的东西,也可以关注内容上的以及深层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是为了维护文学经典也不是为了抵制文学经典,总之,它不完全受制于文学经典。然而,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难道只能是“到此为止”了吗?文学经典难道只能充当被文学批评用来“引据”、“例证”的一种“典故”吗?或者说文学批评难道只能是文学经典的“旁观者”和“看客”吗?我们也许能够从当今的文学批评界感受到这种情形的真实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充分而又彻底地认识并实施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行为的文学批评,它当然要关注诸如手段、方式、过程乃至对象等层面,但是任何一种行为,尤其是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研究”行为,总要有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企图,总会必然地带上“试图赋予混乱的文化现象一种秩序化的企图”。②正是由于这种“建构意义世界”和“秩序化”内在逻辑上的要求,才使文学批评同时具有了目的论意义和手段论意义这两种属性,也从而产生了作为一种操作行为的文学批评和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问题。当我们思考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时,所指的正就是这种“批评的批评”(或“文学批评研究”),它的内在逻辑则是建构文学的“意义世界”和文学的“秩序化”。正是从这个内在逻辑出发,文学经典才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问题。
在那些被视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论从创作性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品位方面看,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提出并证明了某个文学命题。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使文学很好地实施了“揭示社会本质”这一命题,高尔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这个命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文学在“解析人类的心灵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卡夫卡给文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面向人类潜意识的“真实性”,鲁迅的作品体现了“用文学来揭示国民性,并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命题,茅盾则改善了革命文学的“表现艺术”等。类似的作家、作品不仅提出了(尽管并不完全是带有创造性的)文学命题,而且也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命题,因而它们成了经典。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或者立足于某个已有的命题,通过引用材料(作家作品)来证明这个命题的“合法性”,或者通过分析、归纳推演出某个新的命题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从内在逻辑方面看,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
文学批评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受经典的制约和束缚,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针对经典的意义指涉。批评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或者是以开拓者的姿态来建构文学经典,或者是以维护者的身份来强调、证明已有的文学经典(这里的“文学经典”当然不是指特定的作家作品,而是一种“经典”意识,具体地说,就是有关文学的价值属性以及对这种价值属性的认同感)。文学的价值属性是通过文学命题来传达、表达的,例如“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应当本质地揭示社会特征”是一个命题,而“文学是一种精巧的文字游戏和情感的调配艺术”也是一个命题。不同的命题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属性,但无论如何,文学批评总是在为某个命题服务,总是在替某个命题说话,尽管有各不相同的追求,但总得有所追求。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文学批评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提出一个文学命题并对它进行说明和证明(提出的这个命题不完全是通过创新,更多的情况下是针对已经被前人提出过的命题);第二,针对文学现象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个文学命题进行反驳和批判;第三,通过组织归纳众多文学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命题逻辑),调整乃至改变人们的以及时代的、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
文学经典当然不是一个死板而僵硬的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建立在人的无意识的认知心理基础之上,也不意味着它只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实际上,文学经典是由于它很好地实施并完成了某个文学命题才成为了经典。经典的产生取决于命题的产生,产生命题的必然性决定了产生经典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经典的合法性来自于命题的合法性。例如,“五四”时期出现了(或有人指出了)自由诗这个文学命题,能不能产生自由诗的文学经典首先要取决于自由诗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只有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并且当这种体式特征的诗歌能够获得社会与时代的必然性的价值认同之后(如《女神》),它就会成为经典。再如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一个命题,用文学来表现政治也是一个命题,如果在创作过程,能够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所固有的普遍性魅力超越政治“话语”并且具有了新的力量,那么,它就会成为文学经典,这说明经典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对某个文学命题的有力证明与演示。单就时代特征而言,经典的产生与经典的价值往往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来显现的。然而,某些经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原因正在于这些经典不仅仅能够很好地实施某个个别的文学命题,而且还能够逻辑地组织起、归纳起众多文学命题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影响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体系。如前苏联开创的“红色经典”文学,能够超越时代,始终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激励人们向困难与命运抗争,召唤人们从被物质奴役、操控的境地中改造过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命题包括文学对思想感情净化作用、文学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典型化理解等等。作为一种文学经典,它能够将这些命题进行合理的、逻辑的组织与归纳,从而使各命题之间具有了某种关联,使之成为一个体现了命题逻辑的统一体并最终确立出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
从内在逻辑出发,文学批评的原材料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命题,而不是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和瞬息万变的作家作品。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逻辑证明力求使文学命题之间能够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相邻性和因果联系。如果说文学经典已经给我们很好地提供并展示了某些文学命题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则是通过解释与必要的证明来使这些命题走向规范性、秩序性、合法性,然后再构建出相应的逻辑命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学批评必然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精神气质以及心理活动的速度、强度、方向等。文学批评意味着“一个批评家是以自己的气质,以自己在文学、政治和宗教上的好恶来判断同时代人的,他尽可能地把这些变为一种权威的方式”。③对于文学经典来说,潜在的价值指向与精神气质是特定的,它并不依赖于阐发者的花里胡哨、机智巧妙的表述,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体现出批评者的价值指向与精神气质,则是批评家应有的责任,决不该以文本的写作背景与文化语景为借口来消解经典中所固有的精神气质与责任,甚至于推卸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不可取代的核心问题。
虽然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是两个概念,而且文学经典在字面上具有名词特征,文学批评在字面上具有动词特征,但是,这个动词既是这个名词的生成机制,也是这个名词的作用方式。当辩证地看待这种关系并思考它们的范畴属性时,这两个概念的外在词性特征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一种对于文学命题秩序化、规范化的期盼心理。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期盼心理,它们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反过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融通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它们都要有“为何而存在”的“生成的合法性”。开创经典也好,开创批评也好,意欲何为?从内在的逻辑方面看,必然要有一定的意义指向(即对于文学的理想化期盼)。如果说这个前提在客观上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人为的设置的话,那么,不管设置的现实作用如何,设置也是必要的。
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逐步被视为一种写作现象,针对这个写作过程,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写作者的意图、立场、态度、倾向性等,而是写作者在表述技术领域中的意志放纵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阅读行为意义上的异质性。在语义匮乏、批评意图(即写作姿态)匮乏的情况下,放纵了的技术以及技术操作意志使文学批评逐步变成旨在玩味“所指”的一种游戏。那种针对文学命题而言的文学批评对象不仅被狂乱的表述技术搞得似是而非,而且也被商业化了的表述类别取而代之并走向边缘。应当承认,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的确使文学和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困境,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正处于“在一个没有对象的世界里”,④但若在此基础上认为,由于全球化不利于批评界强势话语的确立,因而很难使文学经典参与到文学批评中,产生这种观念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沮丧的悲剧性现象。因为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批评的主流与次流、根本的问题与细节的问题不但说明不了文学的经典性问题,而且也说明不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问题,本质上不需要经典、不需要批评,却偏要大谈经典、大谈批评,难道是因为在话语的“权力场”中争强好胜的缘故,或者说是出于某些遮遮掩掩的动机和欲望来展示自己的“表演”能力?
如果说在目前的文学研究这一大的学科领域中还存在所谓的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旨趣、意义、目的等就是被神圣化、神秘化了的“正本清源”(即所谓的追求“历史本真”)。当学术界习惯于所谓的“深入扎实的梳理”以及“原生态”的阐释与说明时,这种“习惯于”便自然地变成了“热衷于”,热衷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学术性范畴,以致于人们不仅把详尽、扎实的梳理当作惟一的价值取向与评判标准,而且还用一种政治倾向性姿态来无孔不入地讽刺那些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性。例如“那种性质先行、结论先行和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不仅漠视史料的价值,而且在根本上也缺乏追求历史本真的学术旨趣”。⑤言外之意就是,具有“历史本真”的研究只能是在不需要理论基础、不需要性质分析、无须乎有何结论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研究的意义只能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占有、分析和把握……并对其来龙去脉做出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⑥对于这种研究态势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大话文艺”,一方面是在严肃地表述着思想的解放性与开放性,另一方面是无意识地体现着针对文学意义的消费心理与“戏说”心理。由于这样的学术气质与研究风度,经典问题已经从原来的经典化演变成了去经典化,去经典化不是为了再经典化,而是为了消解经典头上的神圣之光,不使它成为“永不衰老的智慧的丰碑”。尽管以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为由,人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不知所处”的经典置之于各取所需的合法性位置,但是,文学经典不完全等于文学经典问题,正如文学批评不完全等于文学批评研究一样。所以,随之而来的逻辑性的疑问则是:什么才是经典问题产生的合法性?难道仅仅是因为经典现象的缘故才产生了经典问题吗?或者说所谓经典问题只不过是将各不相同的经典现象置于各不相同的语境当中并找出各自的合法性吗?任何一种没有价值指向与意义追求的分析与解释,都会很容易地转变为针对现实的妥协、接受、委曲求全,也很容易流落成为隔靴搔痒的“弯弯绕”、“不及物”以及“虚热症”,⑦最终将实用主义的心理与虚无主义的本体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将产生文学经典问题的合法性排斥在外。总之,文学经典有没有必要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前提问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仅仅只是把经典当作一个话语引入文学批评的文本之中是牵强附会的,也是缺乏责任伦理与逻辑意义的。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们潜在地有着共同的意义指向,这个指向就是文化的完美。所谓完美,正如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而“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⑧另一方面,由于走向完美不可能以个性化、独特性为标志的,所以,追求完美的实质是观念性和体系性。
推而论之,人类的思想观念在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令人鼓舞的质的飞跃,而且它的完善与进步并非依赖于人类的创新意识。所以,经典问题以及批评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固有的斗争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责任伦理”(包括提供可靠的材料、价值判断、勇气、态度等)来传达 “信念伦理”(即正义感、信仰追求及世界观等)。⑨
就目前的文学批评状况而言,所谓的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以经典现象的面目出现的,它的基本模式是:经典是一个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则是文学批评不得不顾及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经典现象是违背了文学宗旨的一个伪命题,因为只要把经典看作是一个现象,这就意味着将经典置于诸如视角价值、互文性、可阐释性等境地,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地将文学批评演变成了大众文化,将文学经典演变成了一个时尚话语。
经典问题一旦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自然就会引起“批评的批评”,要想使“批评的批评”有所作为,单凭针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印象是不够的。事实上,敢于正视现状,并理直气壮地揭示当今文学批评虚假性的人是有的,譬如说“恶劣的相对主义的恣纵的享乐主义,则天经地义地成为流行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混乱、浅薄、虚假和庸俗成为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⑩“今天,一个文学家,一个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然而,出于冷漠与无赖的社会心理,印象也只不过是“而已”。随之而来的便是批评家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问题,批评的方向应当是什么、不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尽管当今的批评界乃至学术界确实有很多的呼唤、提倡以及指点,可是这种充满了良知与责任感的呼唤所获得的仍旧是空荡荡无人回应的孤寂。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一事实,例如“在现代(晚清到1949年),文人们可以进行‘实名制’写作,尽管笔名乱起,暗箭乱飞,禁令不断,伤痕累累,但性情固在,目标明确,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在今天(21世纪),笔名少了,暗箭少了,文章越写越整齐了,但批评文章中作者个人的性情和目标越来越失落。惟一的进步,是批评家进银行存钱,也必然和普通人一样,采取‘实名制’。”不错,目标和性情自然是批评的关键,可是,谁有谁的目标,谁有谁的性情,什么样的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没有理由认为并指责当今的人缺乏性情和目标。况且,性情和目标并不是招之即来的东西。问题在于在众多的、琳琅满目的性情与目标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确立、选择。而且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原则进行选择和确立,只要有选择、有确立就势必要有排他性,势必要有包括方向性、政治立场、阶级意识等方面的斗争性与批判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体现出文学经典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生成的合法性与存在的价值意义。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所谓批评的批评不过是一种虚拟和一句空话,而文学经典问题也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和一个点缀批评家们学术门面的一个招牌。
[注释]
陈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战国策》,1941年,第17期。
韦勒克,丁泓等译:《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326页。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
冈特•绍仪博尔德,宋祖良译:《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吴秀明:《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阎晶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症候分析》,《文艺研究》(卷首语),2005年第9期。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第26页。
篇10
“五四”运动之后，学界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诞生，开创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先河。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研究时期；五、六十年代为低潮期，研究者们想努力另辟蹊径；八、九十年代为第二个，各种批评史著作纷纷出现。这些著作大多理论性很强，篇幅巨大，对于普通中文系大学生来说，阅读起来稍有困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现在第二个期。而本文着重介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的基础上压缩改编的，是一本成功的大学中文系教科书。本文试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这本教材以时间为线索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展开，科学的阶段划分和概括性极强的“概说”使得全书有着一个清晰明了的脉络。第一，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昌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其中，近代部分是改编的时候增加的。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清楚明了的，让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很直观的认识。第二，著者对每一个大历史阶段加写提要性的“概说”，这样就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线索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每一个“概说”都会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宏观的叙述，并总结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这样的安排对于教材来说是极好的，学生们学起来更加容易。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主要是理论叙述，但对于一些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著者也进行了一些文献考证，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书中对刘勰的生平、《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李贽评本《水浒传》的真伪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刘勰的生卒年很难得到确定的考证，学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著者根据其《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概述了刘勰的生平，这对研究刘勰的文论思想起到很大的帮助。从九十年代中开始，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著者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虽然目前还没有充足的文献可以完全证实为司空图所作，但是也没有一条根据可以证明不是他所作。”并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仍然把《二十四诗品》作为司空图的作品来加以论述。关于李贽评本《水浒传》，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容与堂刻本为委托，实际上是叶昼点评的，而袁无涯本是李贽的原评。著者通过自己的考证，肯定了李贽对《水浒传》作出过详细的评点。这些考证叙述的文字正是理论论述的基础。
著者对问题的阐释具有创新性。如论述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时，著者从《易传》中寻求解释，指出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认为这是传统起点。著者只是粗略地陈述了梗概，认为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见解的是《易经》中的“言有物”、“言有序” ，而没有论及易学思想。相较于以前的学者谈论文艺理论而不谈易学传统，著者做出了创新。在解释诗乐舞的关系时，著者指出了“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并且认为在儒、道、墨、法的文艺思想中，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胜于诗论，此观点是个重要的创新。
这部著作重点突出，分量适中，适合教学。它进一步突出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基本规律、主要特点，以及有代表性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的论述。著者在对理论线索有了明确的交待之后，把主要的笔墨集中在重要理论著作和问题的论述上。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和著作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很大，因而重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刘勰就是突出的例子。著者用了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刘勰，从其生平到《文心雕龙》的写作，对于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分别用了三个小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既线索清晰，又重点突出，这对于作教材是比较合适的。
这部著作的出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历时十三年，直到现在各大高校仍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科书。笔者在大学时期学习的就是这本教材，因它而深入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认识，得益匪浅。
篇11
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缺席，它伴随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直至今日。但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颠覆了文学发展的土壤，网络文学在兴起的初期就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在网络文学环境中并不具备话语权，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当前的发展极为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味地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进步，而不是吹毛求疵。当前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剖析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图探索出二者的平衡点，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1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的概念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过批评的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内容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正确的引导，使文学的发展不致偏离方向。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能够有效地规范作家的写作行为，能够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其次，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批评的角度能够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文学审美水平；最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代表的是主流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出现公认的批评，是因为其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念，这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网络文学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供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恰恰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激励着“草根”一族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文学不再是作家独享的瑰宝，而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并实践的平民化的产物。
2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
当前文学批评家担忧的并不是在网络文学环境中没有文学批评，恰恰相反，网络世界绝对不缺少“批评者”，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而很多观点非常浅显，仅仅是自身的直观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观性。这才是文学批评家们最害怕见到的事情---不怕没有批评，但是怕没有逻辑的批评。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大众化，却又越来越低俗化。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的“阵痛”，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在话语权回归大众，势必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最终终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精英”和“平民”之争，是文学批评在当前时代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3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
在当前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以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如此才能够不负文学批评之名，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首先，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走进大众。数千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口中，这种自诩为“雅”，却无法容忍“俗”的文学批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精英化并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正确道路。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服务大众的，大众都不认同，文学批评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应当坚守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精神和价值。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无脑地批判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对于当前文学环境的适应还是应当坚守一些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的。例如人文主义精神、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都是文学批评恒久不变的精神和价值，无论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发展都不应当有所改变。
最后，要转变批评的方式。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太过于艰涩，让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那么文学批评难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当前的时代中，人们在各个领域的选择都更多了，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和适应的事物，文学批评理论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学批评理论应有的发展方向，沉重的说教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结语
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确给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这数十年内极为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的变化已经发展根本性的变革。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在感叹和惋惜，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却在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络文学面前捉襟见肘。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只要有其价值，就不会消亡，只是面临着当前文学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传统的文学批评应当进行合理的改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文学批评真正应当遵循的原则，才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篇12
引言
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伦理价值的问题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也起过不少次的争议。有的人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审美，因此其基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就是利用伦理道德对文学进行审视和评定，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妨碍了文学作品的自由创作。因此，对文学的价值和功能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功能
所谓教诲，指的就是展开积极的、正面的道德教育以及知识学习，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诲功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学习知识。所以有的人认为，教诲功能在文学作品的所有功能中最为重要，因为具有教诲功能，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出其社会实际意义。
之所以说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主要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就是文学是在伦理的发展中逐渐发展的，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文学与伦理是相伴产生的，文学的作用就是为社会提供伦理指南[1]。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文学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功能主要通过教诲功能来实现。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伦理判断，这些判断的形成与教诲是息息相关的。教诲功能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文学中，我们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明成果进行总结，能够发现人类主要是从榜样或者一些道德实践中获得教诲。而文学正是如此：通过对道德事件或者一些榜样人物的描写，描述作者本身的观点而带动人们的情感，这都是文学的教诲功能在发挥作用。教诲功能的实现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帮助人们成为一个善良、对社会有价值、有道德的人。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文字被发明之后人类从被动接受的时代转化到了可以自主选择的时代。人类社会发明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将历史经验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学习和参考，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文字被发明出来，原先口耳相传的道德规范就逐渐转变为由文字形式来进行记载，比如寓言、诗歌、小说等等，而构成这些文字的文本，我们就称之为文学[2]。这些文学通常记载人类在生存以及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道德经验或者感悟体会，因此，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进行教诲。
经过了自然长期的演变和选择，人类社会需要对伦理道德进行选择，以体现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对人类进行说教以及榜样，这就是所谓的教诲。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能够作为人们道德榜样的任务并不是经常出现，因此文学创作者就需要进行虚构，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有关道德榜样的故事进行提炼和总结，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供大家学习或者效仿。比如我们所读的《三国演义》，其中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广为流传，还有岳飞赤胆忠心、精忠报国的故事也值得我们赞颂或者弘扬。因此，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教诲功能。只要有文学存在，其教诲功能就不会消失。
二、文学的核心价值——伦理价值
文学之所以具备一定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文学所具有的作用，这句话也就是说，文学通过发挥其作用体现其功能。文学的作用是多样化的，文学的功能也具有多樣化。例如，文学可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详实记录，因此文学具有社会价值；文学可以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因此文学具有审美价值；文学能够向人们传播实用的生活技巧，因此就赋予了其学习价值；文学还可以作为书籍在商店售卖，因此就赋予其商品价值[3]。尽管文学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其最核心的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伦理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审美价值，将审美价值放在其他价值之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们已经了解到审美和文学本身并不存在联系，所以也就不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并且审美价值是就审美主体来说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伦理价值。文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具备多种价值，然而不论其有多少种价值，都应该以伦理价值为前提。
为什么说伦理价值是文学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呢？这是因为伦理价值能够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社会本质。尽管文学具有其他种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从不同程度上与伦理价值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所具备价值体系中，审美是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读者能够从李清照的诗歌、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徒生的童话中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美，陶冶情操。这些都是美的体现，审美价值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但并不是其核心价值，因此审美价值不能对伦理价值的地位形成撼动。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虽然获得了审美的享受，但是文学作品的最终价值并不仅仅于此，读者需要在品读过程中体味作品的伦理内涵。比如我们在欣赏《麦克白》时，我们不仅仅看到麦克白的伦理失误造成了故事悲剧的性质，，还要将自身的情感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情感，即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所感悟和收获。可见，这种从欣赏到最终的伦理这一转化过程，就足以表明文学审美的形成过程包含在伦理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审美仅仅是伦理价值在形成时的一个必经阶段。
文学作品可以用来阅读赏析，并且在赏析的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能进一步升华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阅读作用。阅读作品能够净化人的情感，说明文学发挥了其审美作用，升华了人们的情感体验，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能力，这是文学的教育功能在社会中的体现，而这一功能最终展现的价值就是伦理价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文学的功能其实就是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特点对读者的生活以及身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文学的价值则是由文学的功能承载并实现的。我们对文学功能的研究就是对文学价值的研究。尽管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教诲功能，而其价值主要是通过功能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核心价值自然是伦理价值。
篇13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Xu Wenpei Li Z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ymbolic properties of texts,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not only provides broader space and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but also brings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s well.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proposed by some French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heories of deconstruction by the Yale School of America,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ward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alm that surpasses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intertextuality;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vity
文学是人类社会文化意识、民族意识不断积淀的结果和反映，在上层建筑中为社会中的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学批评及理论伴随着文学作品的诞生而出现。同文学作品的创作所经历的变化和革命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诸多领域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等。经历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要思潮的西方哲学深深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理论，互文性理论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撞击中，从文本的符号特性出发，总结、归纳出文本的开放结构和指涉性特征，把文本从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独立结构中解脱出来，将研究重心从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传统的三元关系转向文本-话语-文化这一宏大的叙事结构。互文性理论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在理论上肯定了模仿和引用等描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通过将文学置于文化这一大的背景和网络之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互文性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看，M. 巴赫金注重的是人作为主体的对话关系，J.克里斯蒂娃主要从作者的立场关注文本，R.巴特从读者的角度关注文本的接受，J.德里达提出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两个重要术语，从符号的差异性、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的播撒，丰富了互文性的理论体系。美国文论界形成了以P.德.曼和H.布鲁姆为首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关注互文性的心理阐释，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国文论家们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现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中开辟了文本间性的新视域。
一
H.布鲁姆理论中的“误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误差性阅读或错误的阅读理解，而是指读者创造性的阅读方式。J.克里斯蒂娃和R.巴特等人把互文关系看成是一种匿名的引用和静态的吸收，但在H.布鲁姆看来，一个卓越的诗人在意识中存在着由于迟来而产生可能被前驱诗人湮灭的焦虑，这种无法驱除的焦虑迫使他与前驱者在心理战场上进行搏斗，为争取“文本霸权”而进行误读。“误读”的目的在于祛除前驱诗人的影响，为自己的创造力扫清障碍。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重视单个诗人之间的影响和来自同一个伟大前驱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建构。一位强大的前驱诗人对一位迟来者的威慑逼迫后者必须使用修正比来摆脱前者的影响，力争在文坛上占据一个位置。
H.布鲁姆早年从事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尤其是英美诗歌传统的研究和阐释。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和《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H.布鲁姆正式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结构主义文论体系。H.布鲁姆所说的“误读”主要是围绕后来诗人，由于前驱诗人的影响，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即对前驱诗人进行“误读”、修正和改造。H.布鲁姆说：“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包括两位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之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造性的衔接、连接行为，确实是、而且必须是一种误解（或译误释：misinterpretation）。一部丰硕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文本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忧虑和自我适应的歪曲模仿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的、人性的、有意修正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现代诗歌本身也不可能存在”（H. 布鲁姆 2008：2）。由此看来，H.布鲁姆一反传统文学理论对“影响”的理解，把“影响”从后人对前人的模仿、继承和推崇理解为后人对前人误读和误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正。H.布鲁姆认为，后人对前人“误读”的目的在于摆脱前人的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自己的天才地位，因为只有修改了前人的作品，才能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展示才能、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地。既然后来诗人无法逃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那么他只有通过误读来偏离这种影响，修正前人的目的是为了创新。H.布鲁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他的“误读”理论。首先，阅读是一种延迟行为。这是因为，文学文本使用的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一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意义在能指之间进行永不休止的转换、播撒和延迟，而作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与作者最初赋予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一致，作者的原意要么在时间上发生延迟，要么在具体的内容上发生偏转，也就是说，没人能够找到作者给予文本的原初意义。因此，阅读事实上成了一种写作，读者在“重写”文本的过程中为文本创造意义。其次，影响即误读。H.布鲁姆对“影响”的理解是，“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 （H. 布鲁姆 2008：3）。这一论断进一步诠释了H.布鲁姆作为一名解构主义者的文本观：不存在始源性的、所有其他文本都派生和寄生于此的原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重叠和相互转换之中。文本之间不存在后来者对前驱者的继承关系，文本之间只存在对抗和斗争的关系，后来者通过采取创造性的纠正和修正来力争取代前驱者。诗人之间的相互阅读导致误读，诗人之间的影响导致互文性。同样，胜任的读者也像诗人那样进行误读式的或批评式的阅读，这种影响关系对读者阅读的支配就如同影响支配写作一样。所以，误读即误写，写作即误读。
解构主义完全否认了传统的文学史观把文学史单纯地看作是传承、延续和发展的历史，不同时代的诗人之间的影响构成了一部误读和修正的历史。H.布鲁姆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即六种误读方式揭示了诗人是如何试图偏离前驱诗人的影响。“克里纳门（Clinamen）”指的是后来诗人通过反讽式的误读来暴露前驱诗人的幼稚和局限性，以实现偏离和变化的目的；“苔瑟拉（Tessera）”意味着后来人认为前人走得不够远，通过揭示前文本的不足和续完前人的诗，目的在于补救，以免使得前人的诗被湮灭；“克诺西斯（Kenosis）”意思是后来人打破与前人之间的连续和承继，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不连续来凸显自己的诗，从而达到倒空前人诗中的神性和灵感并使之相形见绌；“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指的是通过把前驱者魔鬼化而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幻想，以一种反崇高的姿态来抹杀前文本；“阿斯克西斯（Askesis）”指意识到幻想无助于改造我们的世界，诗人必须在创作中运用快乐原则才能对抗现实世界，通过在自己的诗与前驱者的诗之间确立一种关系来消除前驱者在诗中体现的天赋灵性，通过与前文本切断一切联系来实现自身的净化；“阿•波弗里达斯（A. Pophrades）”指的是成熟的后来诗人向前驱者敞开自己的诗所产生的效果：后来诗人吸收前文本并帮助前驱诗人抒发未能表达的幻想，给人一种前文本来自后来人的感觉，后来人胜过前驱诗人而使前驱诗人退居其后。
值得指出的是，H.布鲁姆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精确的阅读，只存在或多或少的创造性的阅读。和巴特倡导的愉悦性阅读相似，H.布鲁姆也认为误读中包括趣味性的阅读。“影响即误读”实则意味着使用如比喻、反讽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前驱诗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偏离、歪曲和修正。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文论思想开始从心理层面对读者的阅读心理机制进行探索，是一种研究读者对文学文本接受的美学。在谈到不同的读者可能出于需要而对阅读的文本进行改造甚至歪曲时，法国文学家和社会学家R.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将阅读称为“创造性的背叛”。对文本的这种“背叛”也许会使原作者感到惊讶和措手不及，但“误读”和“背叛”所体现的创造性的“写作”赋予了文本新的意义，不同的读者可以因此而能够互相交流他们的新意义和新文本。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延长作品的生命力，使文本的意指过程得以“延异”，而且能使文本在读者之间由于“重写”而产生一个个互文本。R. 埃斯卡皮在说到这种“创造性的背叛”时指出，“全部古代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R. 埃斯卡皮1987：137-139）。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互文性理论，为理解文本间和不同时代的诗人间的关系找到了新的视角，而且对探索和理解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历时性的角度。
二
德里达说：“我们应该把文本看成是不断流动的能指”(Peck, J. & Coyle M. 1984：166)。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前驱者的文本都有可能被后人以改写、引用等方式所利用，用前文本作为一个能指来指向一个或若干个所指（也可以看作是新的能指）。这样一来，被后来者利用的前文本在后来文本中形成一个个指涉其他文本的能指，前文本和其指涉的其他文本与后来文本就形成了互文关系，前者帮助后者阐释其文本意义。（陈永国 2003：78）德里达对互文性理论的独特贡献是他的两个重要术语：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延异这个概念来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差异论，即每个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德里达的延异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符号的差异性，二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产生的播撒，三是意指过程在时间上产生的推延，即在意指过程中，能指和所指不同时发生。踪迹指的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文本都是由其他话语（文本）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话语（文本）都有互文性，而前文本被后人有意或无意以引用和改写等方式利用时，都对前文本的意义进行一定程度的增补。在增补中，前文本必然在新文本中留下踪迹。踪迹被德里达看成是意指活动中的最小单位，相当于索绪尔理论中的符号。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来看，延异和踪迹都含有无中心或颠覆中心的倾向。德里达认为，文本是由踪迹组成的，踪迹无处不在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大网络中形成的。（王瑾2005：97）德里达不否认文学模仿论，但他认为文学文本模仿的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而是其他文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处在语言符号的网络世界中，所以是符号，也是文本。因此，作为符号文本的文学文本模仿的是其他符号文本。在这个文本世界里，模仿对象在模仿过程中发生替补（supplement）、位移（dislocation）和播撒（dissemination）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处在既不固定又不恒定的动态中。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依存，因此文学的本性就是文本间性。文本间性就是互文性，而此文本与彼文本在时间上构成历时关系，在空间上构成共时关系。文本的互文性特征决定了互文性跨越了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文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在文本世界的网络中自由穿梭。德里达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是延异说，延异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对逻各斯中心的消解和取代。延异说揭示了意义被符号自身的差异所推延的特性，并永远屈从于差异。
受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文论家的影响，美国逐渐接受了互文性和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了以P.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为代表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P.德.曼在《盲点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和《阅读的比喻》（Allegories of 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推出了语言和文学的修辞性观点。在P.德•曼看来，语言的修辞性或隐喻性体现在语言是用一种符号代替另外一种符号，即意指过程中能指指向所指，而修辞使语言在表达中有可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也就是说字面意义和暗示意义（修辞意义）之间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P.德•曼认为这种张力体现出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修辞意义对字面意义的否定导致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文本意义被解构。（de Man, P. 1979：9）语言的修辞性使一个文本具有指涉其他文本的符号特性，这种指涉性就使文本具有了互文性特征。文学文本依靠语言的修辞性，通过转义完成意指功能，指向自身和其他文本，如历史、政治等各种文本。P.德•曼的修辞性解构主义理论运用语言的修辞性消弭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性。H. 米勒从现象学理论转向解构主义阵营源于他对阿伯拉姆斯（M.H. Abrams）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一书中表现出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质疑。（Bloom H. 1979：250）H.米勒的互文性结合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和德•曼的语言的修辞性和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理论，提出了在文本之间开展解构主义的修辞批评方法。“实际上，鉴于‘解构批评’是用修辞的、词源的或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这种批评就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它与它的分析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它非但不把文本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王逢振 1991：184)。 由此可以看出H.米勒建立在延异性和修辞性基础上的解构主义思想：既解构又建构。将文本的封闭结构打开，使一个文本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此为解构；文本的开放使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意义在差异中由语言的修辞性手法建立起来，此为建构。H.米勒用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来诠释他的既解构又建构的文本观。他在《作为寄生的批评家》中首先阐释了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寄生物寄生在寄主身上，从寄主那里汲取养料得以生存，成长壮大后会成为其他寄生物的寄主。寄生物在寄生过程中既解构寄主同时也建构自身，寄生物和寄主的关系也在寄生和被寄生的过程中相互转换。H.米勒用寄生这个概念来类比和阐释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诗歌内部一部分同另一部分的关系，或是该诗同先前的和以后的文本的关系，就是对于寄生物与寄主关系的一种表述。它以实例说明了这种关系不可确定的摇摆性。要确定哪种成分是寄生物，哪种成分是寄主，哪种成分支配或包含另一种成分，是不可能的”（王逢振 1991：169）。H.米勒从词源上考证了寄主这个词，发现它既指主人又指食客。寄主有时作为主人招待其他食客，有时作为食客被其他寄主招待。因此，H.米勒得出结论：没有永远的寄主，也没有永远的寄生物；寄生物汲取寄主养分、解构寄主的同时，将养份融入自身体内对自己进行建构；文本之间也是如此，后来文本寄生于前文本，在解构前文本的同时建构当前文本，而当前文本又会成为将来文本的寄主。（王瑾 2005：110）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思想揭示了在寄生物和寄主两种角色之间转换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解构与建构关系，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互文性。P.德•曼从语言的修辞性中看出符号的指涉导致文本的相互指涉，H.米勒则从寄生与寄主的关系中发现了文本间的相互吸收、转化和影响。
三
互文性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通常包括影响文学作品的源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习俗等等，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尤其是对文本语言进行修辞性的阅读，研究文本语言是如何通过隐喻等修辞手法对语言进行持续不断的破坏，从而产生德里达所说的文本的踪迹，进而顺着踪迹发现此文本对彼文本的指涉，阐释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不稳定性。其次，通过此文本中出现的对其他文本所做的如拼贴、引用或评论等显性的互文手法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梳理，来研究他文本在此文本特殊语境中的承接性、适宜性及深刻含义，并由此探讨其他文本意义从原语境植入新语境后，作为符号在无限的意指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再次，通过对一个作家某一体裁作品所体现的内互文与外互文形成的指涉性关系，在主题阐释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建构该作家的内互文网络和外互文网络。研究他文本对此文本，尤其是外互文网络中政治、历史、神话和圣经等大的文化文本网络与一个作家整体文本网络的关系，考察互文本在被嵌入的文本中如何实现其语义功能、如何与新文本的语境结合以及和谐程度。
参考文献
陈永国. 互文性［J］. 外国文学, 2003(1).
殷企平. 谈“互文性”［J］. 外国文学评论, 1994(2).
王逢振. 最新西方文论选［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
王 瑾. 互文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辛 斌. 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1).
辛 斌 赖 彦. 语篇互文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J］. 当代修辞学, 2010(3).
H. 布鲁姆. 误读图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H. 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R. 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Bloom, H.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M］. New York：Seabury Press, 1979.
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de Man, P. Allegories of Reading［M］. New Have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ck, J. & Coyle M. Literary Terms and Criticism［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
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