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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为WGA提供了立法框架，它要求财政部为每个履行公共职能的实体，以及部分或全部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实体准备WGA。具体来讲，基于GAAP的WGA的合并范围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四个地域的各种类型的1300多个公共实体。这些实体分为以下几类：
(1)中央政府。包括核心政府财政基金(’Coregovernment’financialfunds，例如：国家贷款基金账户)；政府部门资源账户；非部门公共实体；养老金计划，包括中央政府养老金计划，国民保健服务、教师等其它非基金性的雇员养老金计划)；部门资源账户中未包括的国民保健服务实体等。
(2)地方当局(Localauthorities)。包括四个地域的各类议会(如：单一制议会、郡议会、自治市镇议会、区议会等等)；消防机构、警察机构、缓刑委员会、旅客运输机构；废物处理机构、资源保护局；地方教育当局及学校等。
(3)公营公司(Publiccorporations)。包括国有行业、其他公营公司、营运基金等。
2、建立WGA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合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合并的工作量非常大，采取财政部与政府部门相配合的方法，由财政部负责整个合并过程及账目的编制，并利用政府部门作为中间人，由它们负责其主办实体的子合并(sub—consolidation)。在合并步骤上，采用阶段性方法，先发展中央政府统一账户(CGA)和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再过渡到基于GAAP的WGA，并且对账户进行几年的模拟运行，以确保质量。财政部还通过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和咨询组，制定详细的合并进度表，要求每个相关公共实体制定年度数据进度表等多种措施，来确保WGA项目的顺利实施。
(2)集团内部交易的问题。WGA把所有的公共部门看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因此必须排除集团内部交易的影响，即从合并的WGA数字中对销掉不同公共实体之间的所有物质交易和结余。此外，对在多个账户中报告的交易要进行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这主要涉及到集中基金账户、国民贷款基金、国民保险基金。
(3)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的一致性问题。合并必须基于统一的会计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英国各类公共实体采用的会计政策体制并不一致，具体会计政策的差异也加大了合并的难度。为此，必须比较、调节和集中公共部门中各类法规及会计指导系列，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
(4)WGA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指出，早期的WGA报告至少要包括三个核心报表：财务绩效报告(即收入与支出账户，相当于损益账户)、财务状况报告(即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要解释主要的数字是如何得出的。通过这些高度集中的报表，为议会和其它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
(5)审计问题。为了增加WGA的可信度，其账目必须进行独立的审计。这一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并入WGA的各个公共实体的法定审计，为此，应当建立与公共实体审计行业标准类似的审计标准，规范审计意见的形式，明确审计权限，并且协调不同审计人员的工作。例如：根据合并范围，明确主计审计长(简称C&AG)、私营部门审计人员、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审计委员会指定的审计人员、北爱尔兰主计审计长等不同人员的审计权限和范围，协调不同审计人员对会计确认等问题的差异。此外，可以开展一至几年的审计模拟运行，以检验其效果。
3、WGA的发展目标。
(1)中期发展：建立基于统计的WGA。在开发和实施基于GAAP的WGA的同时，财政部决定先为整个公共部门开发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它可以在财政年度结束后较短的时间内生成，有利于为短期或中期财政政策及时提供所需的数据，以促进财政政策的发展，此外，它有可能提高基于欧洲账户体系(简称ESA)的国民核算账户的质量。
(2)中期目标。建立WGA的中期目标是以GAAP为基础，准备一套完全经审计的WGA，它既会流入(feedinto)基于ESA95的国民核算账户，也会流入基于统计(也基于国民核算账户)的WGA(如图1所示)。经审计的、基于GAAP的账目以年度为基础生成，它要经过议会的详细审查，并且为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服务。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为：部门的资源会计与预算(简称RAB)账户、信托和养老金计划的财务报告、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账户。
基于统计的WGA年度或季度为基础产生。为了产生季度信息，它需要从国民核算账户和部门RSB账户中生成综合的数据，并且对国民核算账户分类进行调整以生成使用RAB分类的账户。这些未经审计的季度信息应当及时准备好以进入短期的财政政策规划过程。
为了生成图中所示的结果，一些来自WGA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或者与其他数据相结合。例如：考虑到ESA分类，可能要进行数据调整以编制国民核算账目；一些预测可能需要把GAAP信息与人口统计规划的数据相结合等等。
二、对WGA的评价
1、英国政府对WGA的期望。
近年来，在新工党的领导下，WGA已经从最初的关注增加透明度、增加各类政府部门和公共实体之间的财务责任，发展到与政府决策(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决策)直接相关。不论对政府本身，还是对议会、纳税人等其它潜在使用者而言，建立WGA都具有明显的好处。
政府希望WGA能够为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议会、纳税人等用户提供质量更高、更透明的信息，以辅助经济政策的发展，通过更好的决策促进经济绩效的改善，从而使纳税人受益。
2、对WGA的批判性分析。
(1)WGA辅助宏观经济决策的局限性。政府期望通过WGA提供对宏观经济决策有刚的信息，特别是帮助处理代际公平问题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这里隐含的假定是：WGA能够包括养老金、税收、社会保障人口预测、固定资产使用期限等黄金法则管理所需的重要信息，但是WGA信息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为了责任目标，必须确保这类资产的保护成本、维修成本等信息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在政府账目中。
(2)政府债务合并的困境。现实的困境是：政府一方面希望WGA提供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合计数据，另一方面又不想将一些重大的债务(如养老金负债)列入资产负债表。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影响了WGA信息的可用性及其合并的进程。债务合并困境的典型例子有：(a)关于“铁路网”(NetworkRail)实体21万亿英镑债务的会计处理问题。主计审计长应用英国GAAP，认为铁路网的债务应该列于资产负债表中，而国家统计署应用ESA95原则，认为这一债务应该在表外。(b)对私人主动融资(PFI)、公私合作(PPP)项目的会计处理。根据FRS5中设定的基本原则，WGA合并中应当包括PFI项目(因为政府确实从项目中受益并且承担了在长期中为项目提供经费的义务)，但是PFI项目却被保留在表外。PPP项目中与政府合作的私营公司的资产、负债既没有列入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列入特定用途实体(简称SPE)的资产负债表。
(3)合并会计技术的问题。同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在使用合并会计技术的概念及操作上都更为困难。主要表现在：(a)由于高度合并的数字，WGA可能掩饰了一些绩效较差的政府单位，而且低估了那些绩效较好的单位的贡献，难以提供评价政府财政状况和财政业绩的充分信息。(b)合并界限难以确定。关于公共部门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的界定标准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责任。反对编制WGA者认为：将非部门公共实体、地方政府、国有行业等纳入WGA会引起误导，因为这些实体与中央政府在宪法上是独立的，中央政府不拥有这些实体的任何资产和负债。但是支持WGA者认为：如果尊重这些实体的宪法独立性，WGA将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些实体或多或少地从中央政府那里接受资助。(c)WGA审计中涉及的实体众多，难以协调。一方面，主计审计长、四个地域各自的审计机构、私营部门审计人员都有自己独立的审计权限，另一方面，主计审计长等主要审计人员必须依靠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要想管理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主计审计长必须拥有否决他们工作的权利(如果审计缺乏质量)。但是，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审计直线职权，不同公共部门审计实体之间又竞相争夺地盘，使得WGA审计过程存在重要的结构缺陷，在会计确认问题上各种审计实体之间可能存在大的分歧。(d)WGA要求公共实体实施权责制基础的会计系统，大量的中央政府账目也已经改为权责制基础，但是由于获取信息的技术难度，税收的计算仍然是现金制基础的。部门RAB的合时性和质量，以及上述未解决的问题都会危及WGA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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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1.财政税收制度存在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仍然留有局限性，使得财政不能均匀分配，影响了宏观调控，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财政收支没有合理分配，呈过度集中的态势，第二是由于非税收收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归纳在政府的财政收入管理体系之内，第三是由于某些重要的税种不在征收税负的范围之内。
2.预算体制改革存在不足如今国内所施行的财政预算制度由于涵盖范围面窄且地方政府预算体制不够先进，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这样的预算体制实在是不适合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也与整体发展规划格格不入。同时没有严格的监管部门对财政预算进行规范的监督指导，使得某些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进展。
3.财务管理存在不足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精简结构、精简人员的方法来节约成本，这样的做法缺失了部分甚至全部专业的管理财政税收的人员，让财政税收在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大的漏洞，不能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外，正处于转型期的财政管理队伍难免出现能力参差不齐的人员，容易发生事故，不能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工作。
4.转移支付存在不足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支出来调节差异。由于各地区转移支付类型的选择重点不同，以及缺乏监管部门强有力的监督，在转移支付中就容易出现官员腐败或者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会增大不同地区的收益差别，不利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性建议
1.建立财政管理体系要想建立既高效又精简的财政管理体系，首先应该逐渐实现征收税收机构的统一化，此外建立省、市、县甚至乡镇的财政管理机制，然后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解决办法。这样的上下一体化管理同时配以严格的监管力度，能够以很高效地的工作效率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最终达到规范化。
2.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扩大预算涵盖范围的同时健全包括经常性、资本性等预算的复式预算体系，最大程度地将财政收支加入到预算管理的范围之中，从而达到大范围多元化的预算管理，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
3.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就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整合，首先增加前者作为支付手段的比例，将后者作为补充相结合，合理安排二者的结构比值。其次，将资金分配公开化、透明化，对转移支付支配办法进行改革。
4.建立健全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设立应该以促进科学平衡发展为基本目标，建立公平的税收结构，合理调控宏观税负水平。首先不应给纳税人造成太重的负担，确立适中的税负水平，而在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提升。此外，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改变税收结构，将营业税或物业税作为主要税种，同样也可以重置直接税与间接税两者的比重，也可以选择及时加收环境税来合理分配资源。
5.建立健全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情与发展需求，统筹兼顾，最大可能地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稳定与平衡。要做到这样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将部分实际权力下移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能自主行使部分权力，此外在中央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将其余地方政府合理分配，然后在二者财政支出比率保持合理稳定的前提下，让中央对部分支出直接管理，缓解地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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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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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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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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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细致的预算编制
现阶段，预算管理改革在不同乡镇的应用虽然越来越广泛，然而，预算编制工作仍然存在较严重的随意性，支出标准也还不够统一，不利于提高预算执行力。目前采用的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已经对支出项目进行进一步细化，形成支出科目的类、款、项，在这种情况下，部门预算编制必须要尽快实现精细化。而乡镇工作相对比较特殊，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十分直接的关系，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造成部门预算编制缺乏预见性，年内预算常常需要再次进行调整，无法对资金进行科学、有效的细化处理，不利于推动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二、推行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相关对策
1.加大业务能力培训力度
随着乡镇财政国库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会计核算以及资金支付等均出现很大改变，面对这种变化，县级财政部门必须要高度重视乡镇账务人员技能培训，通过组织各种培训活动，给财务工作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丰富其财务基础知识结构，提高其财务专业技能，使其熟练使用各种财务软件，掌握各种科学的财务处理技巧，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和质量，保证乡镇财政国库改革工作可以持续、稳定进行。
2.完善监督审查工作
不同乡镇财政部门尤其是负责人必须度重视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将其纳入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向乡镇负责人进行工作汇报，进一步取得乡镇领导的关注及支持，针对各级负责人员，必须明确其具体职责权限，建立完善的工作责任制。县级财政部门必须要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针对各乡镇进行有效的工作监督。根据现实需要抽调相关科室人员，建立监督领导小组，深入基层，全面检查和监督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工作的开展情况，挖掘工作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改进建议，督促其进行纠正和改进，推动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工作的有效开展。
3.全面推进建设乡镇信息网络的速度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的推进要求建立完善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促使县级国库集中支付网络扩展到乡镇范围，保证县乡财政部门、银行以及清算银行三者能够实现有效联网，进而确保乡镇预算指标、用款计划、资金支付以及资金清算等信息数据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及时传输，同时提高县乡财政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率，有效促进财政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推动乡镇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4.促进预算编制准确性有效提高
不断加强预算编制工作，提高编制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行精细化改革，针对财务部门预算制度实行全面推广应用，不断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保证财政性资金支付的清晰度，促进预算工作科学性的提升，同时增加其可执行度，确保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工作能够有效推进。
5.选择合理科学的改革方法
在推行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综合分析各个乡镇的管理水平以及实际发展状况，根据相关规范开展管理工作，保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能够为乡镇带来便利，根据乡镇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改革模式，提高改革效果。由于很多乡镇均未能设立金库，再加上当地的金融机构相对较少，建议将全部乡镇看做同县级财政一样的预算单位，安排县级财政部门负责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行贯彻和执行。
6.根据政策要求规范相关操作
推行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时，必须严格遵循“乡财县（区）管”的原则，避免预算管理权出现改变，尽量保持资金所有权以及资金使用权处于原来的状态，防止财务审批权发生改变，同时不允许不同层级的财政监管责任出现变化。此外，针对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进行统一设置，促进资金支付方式走向统一化。针对账户设置方面，乡镇仅需保留“村账乡代管”账户即可，其他实有资金账户一律撤除，禁止乡镇财政单位以及预算单位自行另设资金账户。针对支付方式，乡镇财政资金根据先预算后支付的要求，统一进行国库集中支付，针对不同支出项目，采用科学的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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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财政增收空间受到了限制，资金周转不易
徐州沛县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对镇的财政的常规收入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柜定其财政收入包括了下面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政收入，规定财政收入要以农业四税为主，并配有行政性的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以及其它方面的收入等等；第二部分是地税收入，地税收入由地方共商税收、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组成；第三部分是国税收入的留存部分。对于财政常规收入进行了规范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某些不法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乱收费的现象，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镇财政收入范围，特别是在徐州沛县的某些农业型的乡镇上，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合乎法律规范的增加税收的方法。基于这种状况，某些镇为了填补财政收入，只能在不违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农业税应税土地的面积和产量上下功夫，但是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而且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并不是很合理，例如在对税种的划分方面，就存在着重县城而轻乡的现象，没有对乡镇的主体税进行划定，而且很大一部分的镇财政收入要上交给中央，中央在通过一定的途径返还，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给镇财政的周转带来了困难，一旦发生某些紧急事件，镇财政的相关部门很难及时的周转资金进行解决。
（三）加重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负担
在徐州沛县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在减低了农民的负担的同时，却加重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负担。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加重了人头经费的负担。最近这几年，徐州沛县的乡镇人员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为了解决这些乡镇人员基本的生活问题，镇财政不得不拨付高额的支出费用，以前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由镇政府和当地的农民共同集资办学，但是由于农村税费的改革，规定农村的义务教育需由县政府独立举办并进行管理，所以，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多了一项教育费用，县政府需要向教师结算工资，可是，这一部分的费用的来源还是需要镇财政负担，这就无形中增加了镇财政的硬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忽视了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没有对在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进行充分的考虑，以教育为例，实施全国统一出台，统一划分教师工资的政策，致使镇财政的支出增加，如果目前公办教师人均工资是九千元，对于某些经济实力较差的镇来说，加其现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给教师支付工资都有困难。第三个方面，随着徐州沛县农业、科技以及教育等的发展，相应的费用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加，比如在某些国家要求镇全力配合的某些建设项目方面，需要镇财政拨付一定的资金确保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镇财政的费用支出负担。
（四）农村税费的改革致使镇财政负债严重，影响了收支的平衡
据有关调查显示，徐州沛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很难使收支达到平衡，由于为了尽可能的使农村的基础教育达到国家有关的标准，并且支持乡镇企业的顺利发展，徐州沛县的很多乡镇不得不向别处借债，在没有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前，镇财政可以利用政策外的收入来填补收支，但是等到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消除了镇财政政策外的收入，致使镇财政的负债更加严重，在徐州沛县的某个镇中，其财政收入有400多万，而其财政支出有1000多万，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相差了600多万，收支严重不平衡。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
介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给徐州沛县带来的诸多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下几点改革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县乡的财政体制
首先要对财政所承担的职能进行合理的调配，以公平、效率为前提条件，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加的完善，以确保镇财政的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就我国的现状来看，中央对于徐州沛县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补贴很难满足镇财政的发展需要，因此，使得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带来了一定的阻碍，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应该加大力度完善财政转移制度，与此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县乡的财政体制，使县乡的财政体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镇财政的发展，依据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以及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计划，对于某些支出费用较高的建设项目，而镇财政又无力支出的项目，应该量力而行，尽量不要规划这些费用投入较高的项目，以增加镇财政的负担。
（二）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机构进行改革
徐州沛县有很多的镇财政由于其能力以及经济实力有限，对于农民需要的一些公共产品和农民所需要的基本服务很难达到标准，合理的减小镇政府的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镇财政的支出，要想合理科学的缩小镇财政的规模，就一定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按照精简、统一以及效能的原则进行，以实际需求出发。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首先，要紧跟时展的潮流，对农村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使镇的教育管理机构内的岗位以及职能设置更加的合理，对各个镇上存在的学校做好普查工作，并且在对实际情况的仔细探究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办学的规模，将办学地点设置在最佳的位置，对于某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可以实行多个农村共同办校的办法，将发展的重点确定促进在中心小学的发展上，从而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此同时，面对目前徐州沛县存在着较多的公办教师的现象，可以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鼓励表现较为优秀的教师上岗，而对于某些实际能力较差的教师则予以淘汰；其次，建立相应的制度，比如教师工资专户等，使教师的工资能够及时的发放。通过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精简农村的教育人力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镇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降低镇政府费用支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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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侧重点
1.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它是由政府各部门编制的一个涵盖部门所有公共资源的完整预算。编制部门预算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统一编制到使用这些资金的部门。实行部门预算可以正确反映一个部门的资金使用全貌，加强对投入产出效果的测量，增加资金使用的灵活性、透明度，有效地抑制腐败等。可以说，实行部门预算是建设公共财政体系的重中之重。部门预算的编制采用综合预算形式，部门所有单位的各项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财政专户核拨资金和其他收入，统一作为部门和单位的预算收入，统一由财政核定支出需求。按部门编制预算后，可以清晰地反映政府预算在各部门的分布，从而取消财政与部门的中间环节，克服单位预算交叉、脱节和层层代编的现象。
2.政府采购
在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改革中，政府采购制度应是一项重大的工作。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所属实体为了开展日常和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按国际规范一般应以竞争性招标采购为主要方式），从国内、国际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的行为。实行政府采购后，对于行政单位专项支出经费，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照预算下拨经费给行政单位，而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和采购活动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应商拨付货款，即财政对这部分支出采用直接付款方式。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现代政府采购制度是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采购制度的实质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和财政预算支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使政府可以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实现物有所值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使预算资金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节约公共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应积极推行政府采购的招标制度。招标是采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竞争性的招标来引导财政资金的使用，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所有财政资金实行竞争、择优、公正、公开、公平的方式进行采购，杜绝财政资金使用的浪费和腐败，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3.国库单一账户
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是对从预算分配到资金拨付、资金使用、银行清算，直到资金到达商品或劳务供应者账户全过程进行监控的制度。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政府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它是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财政收入管理，解决财政性资金分散支付所存在的弊端而采用的一种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集中支付。在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下，所有财政资金都要通过单一的国库账户和一个总分类账系统进行收支核算，收入通过银行清算系统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通过银行将款项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或用款单位，财政资金只保存在国库单一账户，对财政资金余额实现现金管理。
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财政资金管理分散，部门单位开户混乱的问题，而且增强了财政部门库款调度的灵活性，从而提高了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从而有利于实现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后，财政收入将直缴国库单一账户，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目前收入缴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真正解决财政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入库的问题。对于在预算范围内的合理支出，财政资金拨付一次到位，不需经过层层划转，有利于保证项目资金的及时需求，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财务收支程序规范化，资金运作过程透明度高，制约机制更加完善，可以对财政资金的收入、支出实施全过程的有效监督，有利于防治腐败现象的滋生，促进资金使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
部门预算、国库单一账户、政府采购作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三者环环相扣，为了合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我们有必要对预算会计制度重新进行审视，以达到制度的衔接。
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对预算会计的影响
我国的预算会计是以预算管理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信息系统和管理手段，是核算、反映和监督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预算以及事业行政单位收支预算执行情况的会计。随着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设计的预算管理模式已开始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预算会计环境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1.部门预算对预算会计制度的影响
部门预算要求反映部门所有的收入和支出，涵盖所有的预算资金，因此，反映预算执行情况的预算会计，也应以预算资金全貌为对象，应不再有遗漏。其中，基建资金也应和其他资金一样一起编入部门预算。即部门预算应当涵盖包括基建预算收支在内的所有收支，真正反映综合预算。因此，预算会计的科目应重新设计，明细核算应作相应调整。零基预算即预算一切从零开始，各类支出取消“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的轻重缓急程度重新测算每一科目和款项的支出需求。因此，采用零基预算方法，对预算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算会计不仅要提供收支流量方面的信息，还要提供资产存量方面的信息，从而对会计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无法为部门预算编制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主要侧重于财政资金的收支管理与核算，对各单位占用的大量长期资产关注不够，固定资产的建造和使用在管理上脱节，不能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占用和使用经济资源的实际情况，而这与部门预算所要求的细化性、完整性相违背，故无法为部门预算的编制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时“绩效管理”是世界各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大趋势，预算绩效评价是有效衡量、改善现代公共事业单位绩效的管理工具之一，它将有助于控制支出总量，实现支出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并在技术上有效地使用预算资源，最终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达到支出效果。而对部门进行绩效管理最终还要归于对部门预算和绩效评估、衡量和追踪上，其不仅要求预算会计客观地反映政府的投入，更在乎与这些“投入”相应的“产出”，而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不利于“绩效管理”的实施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2.政府采购对预算会计制度的影响
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展开，政府采购资金运动就成为了预算会计的一个新的重要核算内容。行政事业单位的许多采购项目，既有财政预算资金，又有其他资金，这些采购资金，应集中到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统一支付。因此，也就产生了资金从预算单位（部门）向财政部门流动的现象。另外，会造成预算单位收支过程中价值流转和资金及实物流转的脱节。政府采购物品的价值按转账通知流入、流出单位，但货币资金却不实际进出单位。为此要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办法。现行的操作办法是按照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的领拨关系确定的，按照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基层会计单位，层层下拨经费，年度终了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照预算下拨经费，而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和采购活动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应商拨付货款，由于这部分支出采用直接付款方式，因此，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采购合同价”确认本级财政支出，即财政支出的决算也不需要层层上报，财政总预算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还要改革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即采购品使用者应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付款凭据进行资金核算，根据采购入库情况入账，在报送会计报表时既要提供资金的收支情况，还要提供采购品的到位情况，从资金和实物两个方面报告，并与采购部门的结果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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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预算管理体制存在很多不足
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来说，其各部分改革的进程存在着相应差距。与收支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税收体系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相比，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滞后性。虽然目前我国在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应发展，但预算体制覆盖范围小，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机制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一方面，财政预算无法完全被政府财政收支工作涵盖；另一方面，内部约束无法成立，财政预算管理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管，使得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得不到解决。
2.2财政税收体系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存在局限性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政府收入体系并不十分完善，而财政税收体制结构也存在相应不足。根据目前各级政府收入分配情况来看，大致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地方政府与中央收入划分的缺陷，不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宏观调控的实现。同时，目前的地方财政税收体系并不完善，其结构也不合理。地方税收受中央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较大，导致其稳定性较低，且地方税收入的规模也相对较小。
2.3民主管理不够完善
政务公开、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中的一项核心任务。这一制度的关键内容是财务公开、民主理财。但目前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在我国的部分单位和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虽然在我国许多地方和单位都成立了民主理财的领导小组，但其成员很多都是由领导指定的，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根本无法起到监督的作用。
3加强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决策
3.1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税收体制
财政体制改革应与各级政府的事权相对应，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前提下，必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首先，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讲，要使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支出比重变得合理化，就应适当地增加省级政府和中央的直接支出责任，达到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支出责任的目的。其次，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应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科学合理地提高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
3.2建立完善的财政预算体制
建立完善的财政预算体系，关键在于将财政预算方案的执行与预算的编制进行有效分离，有效地预算和规划好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协调好短期预算规划与中长期预算规划，建立一套合理完善的财政预算体制。逐步调整和扩大预算范围，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要想建立完善的预算体制，还必须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和社会资本预算等方面的内容，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中纳入各级政府部门所涉及的财政税收活动，以达到保证财政预算，真实反映政府部门的实际财政税收的收支状况的目的。
3.3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分级分权财政体制
要想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一方面应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合理搭配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妥善处理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另一方面，还应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造合理公平的资金分配体系。建立分级分权财政体制对推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前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加大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和直接支出，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压力；规范管理地方政府的支出，给予适当的财政权力，控制好财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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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它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全过程进行相关分析，并将考评结果融入整个预算编制，从而使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遵循经济、高效的原则进行，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
一、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的新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绩效预算改革，结合近年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将更多的注意力从财政支出过程的管理转到对财政资源使用成果的关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一）获得立法机构的广泛支持
许多国家已完成了绩效管理的相关立法。如美国的《政府绩效与成果法》，英国有《财务管理法》，澳大利亚有《计划管理与预算》，新西兰有《财政法》。这些法律明确了不同政府部门的权力与义务，保证了绩效评估的透明性、权威性与固定性。
（二）绩效评价成为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水平的新工具
绩效评价不仅成为财政资金管理制度的一部分，也成为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革命，绩效评价已经成为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水平的新工具。尤其在很多国家，地方政府的改革力度甚至超过了中央，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更能顾及地方社会公众偏好。
（三）政府设立了强有力的绩效审计机构
在美国，政府责任总署（原美国审计总署）不仅监督联邦资金的有效使用，还要对联邦政府进行业绩审核、项目评估、政策分析等。此外，很多国家都重视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绩效管理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也为绩效审计提供了可靠保证。
二、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改革的困境
早在2003年4月财政部就下发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此后又下发了一系列制度办法，开始探索建立财政支出的绩效考评制度。从这几年实践情况看，绩效监督工作的效果还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当前绩效监督环境基础还很不完善，实施绩效监督还存在较多的难点。
（一）观念制约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资金的管理往往是粗放式的。目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很多市场规范化的观念仍然没有深入人心。在财政资金的监督审计和考核方面，一些官员和民众仍缺乏一种公共性、效率化的现代财政观念。
（二）制度制约
1.预算管理模式尚未完善。目前我国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各方面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严重影响绩效预算的推行。首先，在预算编制方面，自主性和可预见性较差。其次，预算执行方面，我国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管理体系改革刚起步，问题颇多。第三，预算监督体系不健全。人大、审计、公众等监督乏力。
2.财政的基础管理水平较低。在政府财政管理水平较弱的时候推行绩效预算，不但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甚至会造成负面激励。目前我国缺乏必要的预算信息和分析能力，财经纪律松弛，缺乏一个支持公共责任与追求绩效的预算环境，这些都会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推行。
3.绩效管理法律框架不健全。现在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法制化程度低，在绩效评价的标准、组织实施程序、跟踪问效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我国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行无法可依，推行不利。
（三）技术制约
1.绩效标准难以制定。政府追求的公共目标是多元的，这些目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很多内容难以量化，导致公共部门及公共支出绩效指标和标准很难设定，为编制和实施绩效预算造成很大的困难。
2.数据搜集更加困难。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工作需要搜集被监督单位完成目标的各种方法及目标完成程度的有关数据，为有效完成目标而采取的程序和控制措施等资料。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搜集这些数据和资料的有力途径，也没有完备周密的数据分析系统，影响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3.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目前财政管理部门的人员虽然普遍财务会计实务知识较多，但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管理、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绩效评价的方法和理念较为陌生，会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初探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财政管理日臻规范，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进行全面评价的工作也是刻不容缓。我国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
（一）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基本体系构建
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一是项目支出各职能部门，即具体执行和实施绩效体系的部门。各职能部门需要制定策略目标、进行自我评价、分析总结。二是财政部门和专家组织。财政部门负责作综合效益评价。专家组织协助财政部门做好调查、监督与分析工作。三是监督机构、中介组织及社会公众。审计部门应严格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绩效审计监督，其审计结果作为来年预算安排依据的因素。社会中介机构、社会公众也应树立绩效理念，成为支持和监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客体。一是对一般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即评价部门预算的总体绩效。主要包括政务信息管理、资源配置绩效管理、公务员业绩管理、财务质量管理等内容。通过评价加强政府责任制，并激励各机构完善其内部管理、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包括项目质量技术标准、项目资金效益标准、项目社会效益标准等内容。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的是对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能的评价，所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应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1.定量指标，指可以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的指标。根据财政活动的特点，首先，包括反映财政支出规模以及其是否适度的指标，如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支出增长率等。其次，包括反映财政支出结构以及其是否合理的指标，如反映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在行政管理、科教文卫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使用情况的指标。
2.定性指标，指无法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而采取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它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一是效益性指标。考查部门和单位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影响。二是创新性指标。考查部门和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和谐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断根据外部环境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的能力。三是合规性指标。考查财政支出部门和单位是否制定合理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制度。四是人员素质指标。考查财政支出部门和单位公务员的素质。五是公共责任和公众满意程度指标。考查财政支出部门和单位办公条件、专业设备的先进程度、服务态度和质量等内容。
（三）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路径选择
在我国要推进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必须循序渐进，逐步完成。
1.短期任务。首先，加大宣传力度，制定奖罚措施，在政府部门内部形成追求绩效的意识。并且初步建立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专门机构，可以考虑将财政监督检查部门和绩效评价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专门分管领导负责本地区绩效评价的试点工作。其次，建立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法律框架。中央政府要对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专门立法，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出台相关的绩效评价与管理规章制度。第三，根据部门和单位的业务状况，按分类评价思想初步建立较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与标准体系。
2.中期任务。首先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唤起全民对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关注。其次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可以在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监管委员会。三是进一步完善科学的指标体系。四是建立以人大、审计、财政以及社会中介评价为主的，并各有分工的绩效评价与管理模式。
3.长期任务。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后，财政支出绩效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相关的管理体系已经日趋成熟，绩效评价与预算密切结合，此时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详细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并且引入中介组织开展绩效评价活动，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最终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公平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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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增值税在控制重复建设方面的宏观调控功能
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要求，规范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税收秩序，加强税收征管，严格减免税管理。但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隐患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所以，稳健财政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好税收杠杆控制重复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过快增长，防止某些行业无序建设、过度扩张出现反弹。事实上，增值税是控制重复建设的有效手段，它通过税率高低来影响重复建设的项目生产成本。今后，要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大前提下，从抑制投资规模膨胀和发挥增值税调控功能出发，以增值税转型为切入点，积极稳定推进增值税改革。因此，应将房地产、建筑安装、交通运输业、仓储租赁、邮电通讯业等纳入增值税实施范围，销售不动产、部分服务业和娱乐业也要逐步纳入，从而建立起征收范围普遍、扣税链条紧密、计税方法规范的增值税制度。
二、消费税改革要顺应国民经济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彻底解决越位和缺位问题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民的消费结构开始由衣食消费为主向住行消费为主升级，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消费升级也进一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推动力。消费税的作用之一是调节消费结构，控制超前消费，而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由于奢侈品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应税奢侈品已变成了普通消费品乃至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越位。例如，对护肤护发品征收的消费税。与此同时，消费税的缺位则主要体现在：未将一些近年兴起的奢侈品、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有鉴于此，在取消对护肤护发用品、汽车轮胎、酒精征收消费税的同时，对高档消费品(高档手表)和高消费行为(如高尔夫球、保龄球、狩猎、跑马、桑拿、按摩、健身等)列入征税范围。中国的消费税除了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课税外，其他应税消费基本在生产制造环节课税。因此，中国应该从速改变消费税课税环节，同时对征收消费税的税种进行调整。
三、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所以，要以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为宗旨，按照统一、规范、公平、效率、法制、透明的原则，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机制要求，与国际税制衔接的完善法人所得税制，使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充分活力和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主体，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统一各种所有制、各类形式的内外资企业法人的课征制度，同等待遇，公平税负，为市场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要顺应“低税率，宽税基，少优惠”的世界税制改革走向，对现行税制内容，进行重大改革调整。特别要重视减轻内资经营企业税收负担，激活其经营活力，增强其竞争能力，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税收优惠要以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创新为导向，结合地域政策和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优化经济结构；要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对wt0的规则，采取“遵循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足、用好其中有利条款，加速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所得税立法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与国际税制相衔接，便利中国的内外资企业法人，都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适当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现行税法，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行之有效，已被普遍接受，并经实践证明是科学合理的条款内容，尽量予以保留，内外资企业法人统一适用；要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比较优良的条件，促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要根据wto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应逐步取消目前内资企业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和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享受的名目繁多的优惠措施；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应取消原来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实行行业性优惠，优惠应以产业政策为主，仅限于高新科技、基础设施、农业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坚持以产业导向为主，鼓励优势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优惠方式不宜采用直接减免税，可以考虑加速折旧和税收抵免等方法。
四、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收入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但总体而言，个人所得税比重仍然过低，使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受到限制，在解决财富的两极分化方面的功效是微乎其微。所以，进一步加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是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立国际通行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分类计算、扣除、征收基础上，实行年终综合计算、减扣、交纳，多退少补。可以考虑将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对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堵塞税收漏洞；调整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统一、规范费用扣除标准和减免税优惠政策；建立支付所得的单位与取得所得的个人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还要努力改进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以构筑更加严密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网络；按国际通行做法，对个人基本生活和人力资本投资实行税前扣除制度；实行实名制，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领取各种收入、储蓄、计税的凭证和纪录，建立公民个人信用纪录与纳税人档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编码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积极发展税务服务体系，开展网上申报服务项目；强化对个人所得税重点地区、行业、人群的税收征管；在加大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方面，则需要提高稽查概率和增加对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惩罚成本包括：增加逃税的罚款比例；增加逃税者的心理与精神代价，特别要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的逃税行为给予曝光，使其名誉受损；建立公民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将逃税者列入黑名单；在任何国家，税收都是强制性的，没有现代税收就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加强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应重新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三大关系，即纳税人与收税人关系；公共产品消费者与供给者关系；公共财政支出与分配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关系。
五、改革房地产税制度，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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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
财政税收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时充当着主要的经济手段，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在调节市场经济中有着一些不足与矛盾，对调节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反面作用。现在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依然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财政税收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阻碍着调节工作的有序进行。分析这些不足与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导致税制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问题，诸如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征收时会出现重复征收的情况，财政支出在转移性支出中有着不合理之处等，这些情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财政税收预算有着诸多不足
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管理时，缺少比较全面、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许多税收工作在实施时都缺少相对明确的目标。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有许多工作都刚刚起步，同时财政税收方面的很多法规、制度都有所转变，相关税收部门在进行税收预算时，都没有科学合理的掌控范围，从而致使预算范围过小，无法全面有效地作出税收管理决策。
（三）财政税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在财政税收部门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后盾力量，其工作是否能够有序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而我国财政税收部门有很多工作人员由于自身专业素养低下，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因此无法有效完成财政税收中各项繁琐的工作，严重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的工作质量与效率。同时由于财政部门管理者对于工作人员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严，使得财政税收部门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散漫、随意，工作态度极其不认真，严重影响到税收工作效率。如果工作人员不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氛围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在部门中形成一种消极的气氛，非常不利于财政税收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相应建议
（一）合理调节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体系
在财政税收工作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够科学合理是拉低税收工作质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政府支付体系。政府需要更加完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与结构，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来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比重，使得转移支付尽可能地合理。同时，政府还需要优化转移支付，让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尽量稳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于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税收工作效率。
（二）建立起完善的财政预算机制
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会关系到税收改革工作的成败。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时，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增加财政预算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部门可以对于所有企业的财政都预算到；第二，政府需要就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制定出长远的计划，为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进程中，税收工作人员是主体，因此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一是财政部门在招聘员工时要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招聘，保证招聘到的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二是要对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培养起良好的职业道德观与责任感，使其在工作中能够做到恪尽职守、精神饱满。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推动我国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加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于其在深化改革历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我们需要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完善财政预算体系、提高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而这些措施也要真正落到实处，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质量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常红.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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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36-05
近年来，随着财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在反思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问题严重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科学理财逐步成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导思想。学术界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能够为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反过来，对代表性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质量的评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水平。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词频统计法吸SPSS软件对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2000年-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学术论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研究特点，提出改进建议，实现本次研究的目的，为财政决策部门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一、确定评价样本
为了有效评价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选择CNKI收录的2000年-2014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作为评价样本，分四步确定评价样本。第一步，初步搜索。在CNKI数据库中，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主题搜索显示，期刊论文732篇、博硕士论文260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
关键词 的论文25篇、博硕士论文4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篇名的期刊论文13667篇；博硕士论文127篇。第二步，进一步筛选。对上述论文进一步分析发现，50%以上的论文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不能为评价目标服务，予以剔除。第三步，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检索词，以相关度或时间为序，按照精确匹配的原则，检索2000年-2014年间，CNKI收录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截止时间2015年1月3日）。结果显示，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计152篇论文。
第四步，下载152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评价数据库，以此为评价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法、文献计量分析法和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评价。
二、数据分析与评价
（一）研究时间评价
图1给出了2000年-2014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量情况。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到2007年之间增长迅速，且在2013年达到顶峰，今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仍将是一个研究热点，将会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现。
2作者学术地位。统计结果显示（表2），研究生占19.35%，初级或中级研究人员比例为26.61%，副教授为6.450/0，教授仅为3.22%，此外，44.35%的作者没有标明学术地位，这与部分期刊对作者学术地位标注的要求不尽一致有关。上述统计表明中国财篇。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山东大学汪全胜教授对中国立法后评估的研究系统性较强，自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获得立项以来，在17个不同的重要期刊发表17篇立法后评估研究论文，占所有重要期刊立法后评估论文的12.14%，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可见，对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单个作者发文量偏低，研究系统
（二）研究者评价
l作者单位。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作者是主体，占57.24%，而企事业单位和独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作者比例仅为2.63%，如表l所示。高校作者中，上海财经大学9篇，占14.52%；西安交通大学5篇，占8.06%；上海师范大学4篇，占6.45%；中央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各3篇，各占4.84%；长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2篇，各占3.23%；其他学校7篇，占11.29%。这与中国立法后评估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情况大不相同。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人员更加年轻化，中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
3．作者数量。统计显示，人均超过两篇的作者有l6位，共发表了34篇论文，占总数的22.37%，其他118位作者人均1性不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三）研究主题评价
1．学科方向。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的学科方向包括财政与税收、高等教育、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会计与审计、职业教育与教育管理、农业支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入、行政管理、水利水电、林业财政、医药卫生、中等教育、金融、交通运输等，其中财政与税收方向的研究论文119篇，占78.3%，其他研究方向的论文只占21.7a/o。由此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鲜明，研究人员专业性较强。
2．
关键词 。通过对论文
关键词 的统计发现，财政支出带来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为了科学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而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事实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方法依然没有形成体系，研究人员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不够，这方面的论文只占1.28%，很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现绩效审计目标。
（四）研究阶段评价
1．研究层次。统计显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达65.79%，职业指导的论文也达到17.11%，政策研究达到9.87%，对技术指导和相关应用的研究论文比例偏低，仅占2%，如表5所示。可见，财政支出绩效研究还处于理论基础研究阶段，缺少深入的技术性的指导和应用研究，在这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体现为“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关键词 出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如表4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在于各项方面有待提高。
2．论文级别。对刊发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显示，载人北大核心和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总计78篇，占评价样本的70.27%，载人CSSCI期刊中的论文数量有33篇，占29.73%。核心期刊发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主要刊发在财经、税收、会计类核心期刊上，尤以《中国财政》发文量最多，《财会通讯》、《财政研究》等期刊紧随其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受到高级别期刊的青睐，进一步表明关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CNKI收录的所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论文来看，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计算，152篇样本论文只占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的15.32qo；若按篇名计算，样本论文只占l.lOl%，核心论文和权威论文数量偏少，因而，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在高级别期刊是必然趋势。
（五）研究技术评价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显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非经验主义方法，超过50%的研究是案例举要与统计调查，注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选择上，学者们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价，定量方法使用较少，但也有部分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使用，如DEA方法出现了8次，AHP法出现了6次，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出现了14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也被使用过2次，总体上，定量评价方法使用比例不高。
对国外文献的跟踪情况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中，中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386次，占评价样本的87.73%，英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54次，占样本论文的12.275。由此可见，学术界在进行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时，主要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极少数是国外实践与成果。因而，借鉴国际文献与实践经验，开展理论对话，提高研究水平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
统计中也发现，由于作者写作手法和期刊对
参考文献标注要求不统一，导致部分论文没有标注
参考文献，使得样本论文的
参考文献总数量偏少，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和基本要求，这也需要研究者和期刊在今后的研究和论文审稿中加以重视。
(六）研究资助力度评价
统计结果显示，高达88.82%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是没有受到基金资助的，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资助较少，仅占9.21%（如表7所示）。由此可以看到相关研究还没有受到很多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与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评价相呼应。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但发表的重要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公共财政仍将发挥巨大的推动力，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课题。
2．研究群体相对集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研究的主力军，财经类院校对财政绩效问题的关注要高于其他综合性的高校，如样本论文中，上海财经大学就有9篇。同时，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人员将是今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主力。
3．研究主题比较突出。研究人员学科方向以财政与税收为主，体现出研究者专业性较强的特征。同时，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包括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4．基础研究比例偏高。65.79%的论文都是基础性研究，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挖掘研究对象深层次的问题。并且，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的比例偏低，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5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90%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这和65.79%的研究以基础性研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具有较大的空间。
6．研究资助力度不够。大部分的研究缺乏基金的资助，也是导致研究成果质量偏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力度不够，不利于科研工作者研究效率的提高。
（二）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质量，建议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者方面。首先鉴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者结构不均衡，教授、副教授参与研究的比例偏低的现状，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人员结构，鼓励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和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参与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其次，财政、税收机关工作人员对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比较了解，能够结合工作实践，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指导，因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财税工作人员是今后优化研究群体结构需要考虑的对象。第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属于财政学和技术经济学交叉领域，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财政支出实施过程和实施绩效的评估属于中评估和后评估，需要结合技术经济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工具和模型进行定量评价，因而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定量评价方法，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奠定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