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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感谢我的朋友Louis，Dick，Iris，Tracy，Sawyer，Joe，Jason，IceBear，以及更多我无法逐一列出名字的朋友，他们给了我无数的关心和鼓励，也让我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温暖和欢乐。我非常珍视和他们的友谊！
感觉计算机学院研028班的我的同学，感谢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的帮助。
篇2
作者：余启军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案例回顾
以下是一个真实的大学生职场故事，情节迭宕起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耐人寻味，也能让人真切感受到职场语言能够改变大学生职场人生的强大力量。一天，中央某部委两位女领导来到武汉一所著名高校某学院，招录一名男性应届毕业生。当说明来意后，该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表示男生都已签约用人单位，并力推自己的女学生，希望领导考虑录用，然而两位领导坚持不考虑。眼看选录就要结束，一位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生出现在众人眼前，双方的谈话有了下文。书记竭力推荐：“真巧，两位领导，这位女同学就是我说的优秀女生，她是学生会主席，校时装队队长。”碍于情面，两位领导不得不继续应付对话。“你叫什么名字？”“汪慧（化名）。”“找到工作单位了吗？”“还没呢！”“为什么没找到工作？”“唉，说来真气愤，社会上都重男轻女。更可恶的是，很多单位老板自己就是女人，还瞧不起女人”“好的，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接收你，电话通知你！”可以想见，不可能有电话通知了。出于对这位女生的同情，我利用考官如厕的短暂间隙，与这位女生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汪慧，你是不是不想去北京，去部里工作？”“没有呀，做梦都想！”“可是你刚才的话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所谓，不想去。”“没有呀，是不是我的话有问题？”“好像是有点问题！社会上不太接受女生是一个事实，但你说女领导不接受女生就是‘更可恶’，那么，今天来的两个领导也是女人，如果不接收你，是否和你说的女老板一样可恶？同样一句话，如果换一个角度或方式，或许会收到既令人同情，又取悦领导的‘两全’效果！”女孩霎时领悟过来，问道：“那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现在社会上重男轻女，对女大学生不公平，但是这种偏见没有依据，社会上不乏成功女性，在座的两位领导不都是女性吗？不是也很优秀吗？”听了我一席话，该生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小心”犯下“致命错”，这个错就源于自己语言失当。为了帮她挽回败局，我建议她待领导返回时，找个话题表达出这两个意思：一是告诉她们其实女人不比男人差，两位阿姨就是“铁证”；二是自己因为没工作，什么都没有，唤起她们的“母爱”，赢得她们的同情，同时提醒她再为自己寻找更多表现的机会，赢得她们的好感。在我的授意下，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白。“两位领导，请您二位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无助，大学的我一直很努力，全方位锻炼自己能力，老师都评价我品学兼优，还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直以为自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可是就因为我是女生，如今连一份工作都没着落，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说女生就不如男生呢？社会上不是有很多的成功女性吗？比方你们两位不就是女性吗？不是比许多男性更加优秀吗？”“呵呵，这丫头会说话！”两位领导一下子被说乐了，看到领导开心，女孩开始自信起来。“非但如此，女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真心酸。读了十多年的书，工作没有，饭碗就没有，就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连谈了三年的男朋友，也于三月前分手了，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一席话，一下子赚得了两位“妈妈领导”的怜悯心，她们关切地问：“真的？那好吧，我们会考虑你的情况，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吧！”事情到此终于有了一些转机，女孩也更有信心了，女孩便热情地邀请两位领导到校园里参观，并表示希望最后当一次向导陪领导参观校园。一天下来，女孩已与两位领导成了能够交心的“朋友”。晚上，女孩必须回校了，此时女孩最盼望的是领导能够明白表态接收她，告别的手在空中迟迟没有放下，在期待中一步三回头。“这女孩其实很不错，要是男孩多好！”我首先打破沉默。“是呀，又漂亮，还乖巧。”处长应道。“那要不”听到两人都说不错，司长终于开腔了。一听司长有改主意的意思，我便随口大声叫了女孩的名字，已消失在夜幕中的女孩应声作答，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扑向两位领导，气喘吁吁地问道：“两位阿姨是不是答应要我了？”此时，已容不得两位领导再拒绝了。“好吧，汪慧，你真的愿意去部里工作？你真的没有男朋友？如果这样，那么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录用了！”司长的决定让女孩欣喜若狂。后来听说女孩一进部里就赶上了国家部委精简，被送到美国进修两年，再后来做了处长，如今已经是一名位高权重的司级干部了。
职场语言表述技巧
（一）在故事中，女孩在求职本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又带出了与男友分居两地的尾巴，势必进一步置自己与不利之地。所以后面说“连谈了三年的男朋友，也于三月前分手了”一句善意的谎言解除了面试官的后顾之忧，也赢得了她们的信赖。求职者必须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优势条件向对方表达和展示，并且还要把握事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从不同对象的特点出发，说出不同的话，创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谈话气氛，以求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故事中的女孩如果确定想拥有这份工作，就不能只顾宣泄自己的情绪，不顾对方的感受，甚至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的不利，显然没有对症说话，造成了尴尬局面，加速被录用机会的丧失。（二）善解人意，恰如其分，言到功成与人交流沟通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说话在善解人意的同时还要做到恰如其分。求人时，能不能把人求动，能不能把事办成，不是看你有多大决心，也不是看你有多大的热情，说话的技巧和手段是最关键的。[2]最会说话的人往往最善于说对方感兴趣的话，最会办事的人通常会做让对方感激和感动的事。席勒说“把别人的感情当成自己的”[3]，即站在对方立场，理解别人的情感、处境及心理，待人处事多考虑他人的想法。要实现某种目的，就要了解所求之人的需要、性格和爱好，方能做到投其所好，言到功成。谁不喜欢听他人的赞美之词？人的天性如此。赞美与欣赏是人际关系中的点缀与，所以要学会用语言满足对方的自尊心，用适当的奉承话求人。故事中“两位领导”被“影射”地批评为“更可恶”时，一时尴尬，如鲠在喉。当听到女孩的恭维话时，立马笑逐颜开，明知你讲的是恭维话，却还是没法抹去心中的那份喜悦。赞美是件好事，却不是一件易事。同样是嘴上功夫，出来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赞美别人时如不审时度势，不掌握一定的赞美技巧，即使你是真诚的，也会好为坏事。赞美的语言要在关键时刻、不同的场合，对于不同的人恰到好处地一一送出，不着痕迹。使用恭维话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实事求是。当你对别人说奉承话时不能无中生有，要说一些真实的事，对方才会感到高兴。倘若进行肉麻的奉承，拍马屁，听者会把你当成小人而更加轻视。二是说奉承话时应适可而止，做到“美酒饮到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赞美在这里不过是使听者改变态度的手段，倘若一味地恭维，而不及时转入正题，便会失去意义。（三）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察言观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说话前明白对方的心理，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看他人说话时的表情，掌握说话的火候，适时改变自己说话的内容、语气，这才是真正的与人相处之道。否则，纵然口吐莲花，也会徒劳无功。把握好每一句话说出口的时机，掌握了这个规律也就得心应口了。招聘者用委婉的语言来表达对应聘者感兴趣的程度，已成为一种惯例，主要原因是为了不让求职者难堪，同样也是在考察一个人能否听懂语言的弦外音，能否做到察言观色。在人才市场上，求职者常会听到“材料先放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的回答，招聘者这些话的弦外音就是对你兴趣不大，往往不会收到录用通知。[4]如果招聘者只是礼貌地公式化地发问，这表明你还是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吧。如果对方对你的专长问得很细，热情地和你握手告别时，你就准备与他做同事吧。察言观色是一切人情往来中操纵自如的基本技术。不会察言观色，等于不知风向便去转动舵柄，弄不好还会翻船。在激烈的竞争中，怎样才能突出自己，把对方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边，也需要与众不同的鲜明语言。不同的职场竞聘，不能只是拘泥于一般的原则，还要学会随机应变，灵活变通，出奇制胜[5]，这样才能很好地化解尴尬。将错就错，借题发挥就不失为一个应对此种情况的好办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因说错话而陷入尴尬困境，如何进行补救甚至转危为机就显得尤其重要。一个聪明的求职者总会对这些良机做出及时敏感的反应，善于利用时机或者创造机会，引导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打破僵局，变不利为有利。巧妙地将错话续接下去，最终达到纠错的目的，其高明之处在于，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说话的情境，使听者转移原有思路，不自觉地顺着你的思维而思维，随着你的话语而调动情感。故事中，女孩意识到说错话时，借机换一个说话角度，反话正说，赢得了好感。不仅如此，女孩借题发挥，采取战术，从毕业没找到工作，谈到没有饭碗，进而朋友分手，导致一无所有，既纠正了失言，又争取到了同情。（四）赢得好感，博取同情与人沟通交流时，态度要诚恳，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语言就要有亲和力，让彼此产生亲近的欲望，消除隔阂，为成功交流打好基础。有时候还需要富于感情，以情动人，以真诚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欣赏。大学生要在未来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脱颖而出，就必须全面塑造个人综合素质。首当其冲的是要学会艺术地表达语言，练就自己“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能力”——语言能力。出色的语言能力是由一个人的多种内在素质决定的，需要冷静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超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及深厚的文化修养。要想练就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一是博览群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厚积才能薄发。要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面。二是博采众长。要善于学习和聆听他人，取长补短，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学习和掌握相应的语言表述技能和技巧，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三是博奕实践。语言表述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积累的过程。只有通过诸如演讲、辩论、文娱等活动的长期锻炼，反复练习，才会有临场的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出奇制胜。中国的语言内涵博大精深，表述有技巧，却无定式。文中只是剖析故事本身所呈现出的语言技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有熟谙和掌握语言表述的一些基本技巧和规律，举一反三，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在职场中游刃有余，舌转乾坤，成就别样职场人生。
篇3
山水画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山水画文化中蕴含着集体性并在特定习俗情境展演，能够体现出不同地区的文化事象，因此将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表达形式研究纳入文化研究领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在研究人参文化词汇过程中，从“文化生活说”、“文化传承论”以及“文化语境论”这三个方面来对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表达形式的特征、形态以及意义进行分析，通过文化视角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表达形式的内在本质，为将中国山水画文化推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文化生活说”中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特征文化生活是劳动人民将自己的生活投入到文化方式而形成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是研究文化生活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生活说”是各种文化的基本表现，也是体现文化特征最基本的生活活动。中国山水画文化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研究中重点强调文化生活过程性、继承性和集体模式性，这也是中国山水画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具有的多样性、传承性、适应性以及持续性等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1）地方的特色性。不同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对于该地区的山水画地域性艺术语言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的根基所在。通过一代又一代文化传承者不断对其进行书写和建构，使得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以及历史文化特征。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已经作为地区的生活文化体系，融入到当地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征。（2）主体的生活性。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山水画文化，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化主体行为和心灵的创造传承，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起到影响的文化事项。通过以主体的生活型的视角，研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地方关于人参的故事、传说以及人们各项活动，将当地民众群体日常的婚丧嫁娶、日常起居以及风土人情等内容在中国山水画中展现出来，经过不断升华，演变为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有的文化含义，进而将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中精华的部分用语言艺术来进行描述和传承。
（二）“文化传承论”中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特征传承性是中国山水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文化发展至今的原因。文化传承，不仅仅是通过口耳相传或者是文字记录来传递、传接人参文化的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传承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文化，是一种“传递”的文化，是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不断演变的文化。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文化传承是通过传承地方、传承链、传承载体、传承方式以及传承内容等因素构成，这一完整的传承体系是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得到不断传承以及演变的根本原因。从“文化传承论”的视角，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表达形式呈现出动态、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传承形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1）传承方式的多样性。在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不断传承的过程中，通过多种多样的传递方式来进行传递，其中包括诗歌唱诵以及音乐表演，戏剧、舞台剧等肢体行为表演，书籍文字记载以及观念意识传承。这些传递方式丰富了文化传承的途径，是人类的生理身体和精神意识等反应的核心。（2）传承过程中的流动性。人参文化词汇兼具传统的深厚和现实的活力。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精髓和新旧融合而实现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文化亘古长青。（3）传递机制上的和谐性。非物质文化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传递机制上的和谐性。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传递机制上也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关系以及运转机制上的和谐型。
（三）“文化语境论”中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的文本意义“文化语境论”是将整个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文化放在整个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主张在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来对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进行描述、解释和理解，主要分为以下两点：（1）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具有具体的针对性，而不是针对某个地区所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化。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进行解读，要考虑到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以及接受群体不同所带来的文化理解差异。（2）中国山水画的地域性艺术语言本身表达具有习俗性，它是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以及生活习惯方面所形成的，其内在本质是民众的习俗化在传承过程中的传达，在表达方式上，或以悄然变化的方式，或以公开化的宣讲方式来进行传递。
篇4
1．有利于创设教学情境
新课标实行以来，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个人兴趣爱好的培养．那么提起学生的兴趣必须要有好的教学情境．小学的其他各科的教学活动需要和数学教育联系起来，通过趣味性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教学语言设置教学情境，如果语言教学进行的顺利的话，就更容易顺利设置教学情境．例如，描述性语言用的好，可以很好的描述数学中的图形、应用题等内容，减少学生的误解．
2．利于学生的理解
小学生特别是低段的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有限，有很多汉字词语不知道意思，这就需要语文和数学的相互补充，这恰好说明了小学教育中的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像小学教学中的“无限循环小数”．究竟是如何不循环、如何无限的?小学生可能弄不明白，如果在教学中引入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就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相互影响，小学数学教育需要老师通过学生的认识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三、小学数学教育语言的提升策略
1．相关部门的有计划培养
在小学阶段，教师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搞好小学教育的语言，需要相关部门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教育活动，如，小组内部的互相听课、评课，通过内部的交流提高教学水平．同一地区的各个小学可以在教育局的统一调度下互相交流．教育部门还可以根据需要安排与数学教学内容相关的培训讲座，甚至可以将教育的语言问题作为专门的讲座内容．还可以举办教学语言提升的比赛活动，以各种形式为小学数学教育的语言培养提供机会，借此给教师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2．教师提升语言的规范性和艺术性
教学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来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小学数学老师在备课和教学活动中需要保证语言的简练、精确，时刻保持清晰的思路．对课本中比较简单的内容，让学生自己理会．比较容易弄错的地方就要反复的解释，多举例子，让学生有反复的练习的时间．在课堂中，要注意与学生交流时语言的艺术性．丰富形象的词汇能引起的学生的兴趣，特别是和当前的生活热点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活跃课堂，增加师生交流的机会．
3．增加语言的幽默性
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儿童的心理．小孩子喜欢被鼓励，所以，无论孩子的问题是否回答正确，我们都必须用一种鼓励性的语言来激发孩子的兴趣．即使对孩子的批评也要注意语言的幽默性，如，在考试中有学生抄袭，老师如果说:“有些小朋友成了长颈鹿了．”这样，孩子就知道错了，减少了孩子被批评后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不同层面的孩子要区别对待，课堂发言给予他们鼓励的语言，结合教学内容，循序渐进，这样更好的解答他们的疑问，引导他们自己找出正确答案．
篇5
黑土地大气的满蒙文化赋予了东北油画创作源源不绝的精神源泉。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形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相对于南方的快速发展，这里自有一种固守的踏实感。朴实的农民、辽阔的黑土，丰厚的物产，给油画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天然题材。这里冬季时间长，实际耕作的时间较短，因而农民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看大戏，扭秧歌，杀猪宰羊，种种丰富的活动跃然纸上，极具画面感。再加上东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里，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各民族艳丽的服饰，独特的习俗也赋予了油画创作丰富的语言。因此，当我们在欣赏东北油画的时候会发觉，其地域特征明显，色彩饱满，题材朴实，表现手法大胆，敢于创新。东北油画的艺术家们本土意识浓厚，观念敏锐，思想活跃。艺术语言上多强调力度，量感，大气和饱满度。尽管没有纷繁复杂的色彩，但却更能突出所要表现的主题，正所谓简约不简单。早期的东北油画代表人物包括韦尔申，王岩，刘仁杰等，这些在当时画坛崭露头角的艺术家们，其画作却在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引起了人们对东北油画的关注。这个时期的东北油画多以农村题材为主，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
随着90年代多元化艺术思潮的兴起，东北油画有了一定的创新和改变。这一时期农村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新农村题材更为突出。这个时期的东北油画变得更理性现实，一些东北乡土油画家们开始深入对民族艺术和文化的思考，更注重自身的艺术发展面貌和艺术形态语言，开始摸索体现本土油画语言的形式。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郑艺，宫立龙，陈树中，周卫等。他们的作品都以东北的新农村建设为题材，通过不同的切入点抓住了当时中国的“大事件”，让东北乡土油画呈现出多样并举的精神风貌，用更现实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反映了东北地区的地域风貌和人文传统，促进了东北油画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一批年轻的80后，90后画家的成长，东北油画的创作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传统的题材和现代思潮的碰撞给东北油画开辟了更为有趣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要画家们对于艺术本土精神有更深的理解。新一代的画家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当下的电子工具作为自己的绘画创作媒介，打破传统绘画的构图理念和表现形式，更多的追求自己的个性，追求时代感。他们喜欢将新的艺术符号加入自己的画面，以调侃，幽默，诙谐的漫画式绘画来表现“现实”。甚至将人物和动物有机的嫁接、重构，把一些看似不太合理但又合情的元素融合到画面中来，有着很强的装饰味道和“海报”感。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给人一种极强的象征寓意，具有一定的时代感和戏剧性。然而，这样的创作方式给传统的艺术题材带来了很大挑战。东北油画的传统特征和表现形式中的精华是需要我们去坚持和传承的。一味地去追求时代感，完全脱离了本土特征，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如何在保持与时俱进的同时与传统很好的融合，或许是很多艺术家们日后要思考的。
三、渤海画派的兴起
渤海画派是近年来随着东北绘画的繁荣发展衍生出来的又一分支，其主要艺术群体集中在辽宁省锦州市，以及葫芦岛，盘锦，营口、丹东、大连等五市，分布于山海关以北环绕渤海湾的所有地域。渤海画派艺术研究所坐落在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近年来，在国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大环境下，渤海画派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在创作题材和内容上，不再单纯针对乡土题材，而是秉承东北艺术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挖掘具有东北特色的新题材，一方面将东北油画的表现形式运用到更广阔的创作中去。渤海画派的艺术家们开始更多地注重精神层面的表现，为东北油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许多青年画家近些年来积极的活跃在油画创作舞台上，如王雷，赵越，李春峰等。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到新时代大背景下的更多题材，然而细细品味之后却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展现着东北传统油画的精髓。以渤海大学美术系主任王雷教授的作品为例，早年在鲁迅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使得他对东北油画创作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他的画风延续了东北乡土油画的特征，多以大气的色彩表现东北大地的美丽风貌和鲜明性格。他在色彩的使用上十分大胆泼辣，在创作细节上又十分细腻考究，善于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来突出作品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渤海画派的青年艺术家们一直在找寻东北油画创作手法的新形式。
他们大胆地在题材选择上进行突破创新，不再局限于黑土地、老农民这样乡土气息很强的题材，而是不断开阔眼界，将东北油画的创作手法应用在更广阔的题材上。从长远的发展角度，这对东北油画的绘画语言和绘画技巧是一种新的传承。而这种新的传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绘画语言和技巧永远是服务于绘画创作的，不能将其限定在某一种单一的创作题材中。任何一种创作手法，都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能有长足的发展，永葆艺术生命之活力。王雷教授大胆地将东北风的绘画技巧应用在了题材的创作中，苍茫神秘的青藏高原和东北大地有一种相通的气派，但在文化、历史、信仰方面有着不同的韵味。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地方一直吸引着不同画派的艺术家。但一个作品的灵魂，不仅仅在于颜色、布局、技巧这些外在的手段，而是在于艺术家内心的沉思和作品的语言。王雷在色彩的运用上延续了东北油画的创作精髓，用相对单一、暗色系的色彩勾勒出恢弘的气势，赋予作品一种庄严、厚重的底蕴。在局部大胆地用对比色和撞色，给作品增添一种灵动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冲击。王雷教授选择题材来做东北油画创作的一种突破绝非偶然，是一个虔诚的地方，一片能带给人信仰的土地。仔细想来，每一个艺术创作者的创作之路何尝不是一种朝圣，“通过绘画，虔诚地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并由此上升至对人的存在景象的认识。”（周景雷，2008）每一个渤海画派的青年画家也带着同样的情怀，他们继承东北传统绘画的同时，又不断地创新和实践，沿着民族化的乡土油画精神实质，推动自我的艺术走向现代，面向未来。东北油画创作的浓浓“乡土”气息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他们的艺术血液里，在他们的作品上刻上烙印。而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赋予这样的血液新鲜的气息，让艺术脉搏跳动的更为有力，艺术生命生生不息。
篇6
作者：王玉超 刘明坤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如《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之一》写夷夷兵犯没鹿回时道:“力微曰:‘韩信连百万之众，收四海之地，平秦灭楚，取赵协燕，功盖天下，名闻古今。张良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匡扶社稷，担担乾坤，以三寸之舌，开四百年之基，成汉室之业，皆此二人之力，高祖所谓人杰。臣于大王，无尺寸之功，止一马之力，何敢受其赐也。’宾曰:‘富贵之事，世人贪之，恐不得至，卿何固辞?今授卿一所。吾欲南霸天下，欲卿效张良、韩信之立勋，故有是命，卿何却之?’”力微与宾客的这段对话，既明白易懂，又不失文雅典重，西晋人物借汉代典故论说道理，不仅符合人物的时代和身份，还与八股文不言后代之语的要求吻合。通俗小说演绎历史事件，人物的语言理应具有古文特征，作者将骈对偶句纳入小说人物之口显然恰到好处。骈丽对偶的语言大量出现在明清小说中，这与八股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绝大多数的明清小说作者经历了长期的八股文训练，他们在最初习业阶段就练习嘱对，对骈偶语言尤为谙熟，当他们转作小说时，自然会情不自禁地使用骈丽语言，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其次，小说作者往往带有炫才心理，他们像“掉书袋”一样，故意将简明的语言对偶化，使之骈丽、古奥，以示自己的文采。这些书表策判、短篇描摹或杂入的骈文偶句，虽不能说是多余部分，但是，如若将其删除也不会妨碍小说意思的正常表达，可以说，它们既不会破坏小说的完整性，也可以让小说作者一展文采。再次，明清小说作者大多是科举中的落第者，他们往往将科举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放置于小说的虚构情境之中，大量书表策判的书写，其实是小说作者为官作宰的体验。另外，明清小说与八股文一样形成了骈散结合的模式，只是八股文是骈中有散，明清小说是散中有骈。八股文除破题、承题、起讲、收结之外，正文主体部分以骈为主，小说将骈文纳入其中，在散化的叙事语言中不时杂入骈文，虽以散为主，骈文却随处可见。八股文的对股结构决定了对偶语言，但是八股文的对偶语言有相对的对偶和绝对的对偶两种形态，有时只是两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小说运用的骈体形式同样具备这两种形态。最后，明清小说是通俗文学，最初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普通大众的欣赏口味，它始终未能登上雅文学的殿堂，但是随着明清文人对通俗小说的接受和参与创作，小说的文人化成为发展趋向。其中骈丽文字是主要表现之一，它既是小说作者必然使用的语言类型，也是文人阅读群体乐于接受的重要原因，究其文人化趋向的根源，还是与八股教育不能脱离关系。人们对骈丽对偶的语言风格，一直存在褒贬、取舍的争议。但是，到了明代科举时期，八股文却将骈丽对偶作为了主体形式，这种常常被认为“戴着镣铐跳舞”的八股文，在以立意为主的前提下，将骈体对偶形式运用得恰当自如，无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一特点也明显地体现在明清小说作者的笔下。将明清小说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与明代之前对比，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中虽然书表策判、短篇描摹的语段仍然存在，但随时杂入叙事中的骈偶语言明显增多了。骈偶语言可以出现在人物语言中，也可以出现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些骈丽语言与小说的正文叙事融为一体，原本作为小说中的描摹短篇不再独立成章，小说更具整体性、典雅化。这种化描摹短篇为骈偶叙事的用语方法，笔者姑且称之为“化整为零”法，这种方法与八股文骈散结合、共同成章的方式是相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者从写作八股文到转而写作小说，将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运用于小说叙事中，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化整为零”法，这正是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与讲唱文学关系密切，自产生之时就有短篇描写穿插其中，直至明代仍然如此，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都有大量的短篇描摹语段，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清代。但是查考明清小说发现，从明代中期开始，小说中的短篇描写逐渐减少，有的只在开头或结尾以诗词形式出现，相当一部分小说中这种短篇描写消失了，如《红楼梦》、《镜花缘》、《绣云阁》等。仔细阅读发现，这些小说虽然没有典雅骈丽的短篇描写，却不代表这些小说自始至终都是通俗白话，其中骈丽对偶的语言随处可见，如《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写、对探春宝钗等人房间的描绘，无不用对偶骈文，只是这些骈丽语言与通俗白话交融一处，如果将其提出，使之独立成篇亦无不可。简言之，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的消失，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其实这种骈丽对偶的描写仍然存在，不过是散见于小说的字句之间。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小说作者借鉴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有直接关系，“化整为零”法的使用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书经是明清小说“以时文为小说”的另一个表现。明清小说作者引经据典不足为奇，但引用范围集中在《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这必然有其内在原因。八股文与明清小说同时盛行于世，它的文题选择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其中《四书》尤为重要，这一点正是明清小说作者大量引用书经的原因所在。《四书》是八股文的题库，八股文发挥《四书》原句、代圣贤人物立言阐释儒理，诸项要求无不以《四书》为中心。《四书》是明清文人主要研读的儒家经典，明清小说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凭借对《四书》的熟悉，在写作小说时有意无意地将《四书》内容融入其中，使明清小说引用《四书》的频率大大提高。明清小说作者引用《四书》的方式有四种。一是将《四书》中的人物或事件、义理直接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如《公冶长听鸟语纲常》是明清时期罕见的短篇白话小说。作者借公冶长其人，结合他能识鸟语之事充分想象发挥，以公冶长听鸟语为题议论儒理纲常，故事短小精悍、表意完整。这类引用《四书》形式的小说，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袁黄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这部小说共四十卷，均以《四书》中截取的语句为题，作者将《四书》中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围绕与之相关的典故、史实、传说进行叙述，从写作形式到内容都有意模仿八股文。这类小说作者以八股文的写作思维作为中介，引用《四书》的方式最为直接。二是小说作者在叙说人物或事理时，将《四书》中的圣贤人物化入其中，圣贤人物不作为整部小说的描写对象，作者的目的在于他们的衬托作用。如《西湖二集》第三卷写甄龙友时说:“就是孔门颜子见了，少不得也要与他作个揖，做个知己;若是子贡见了，还要让他个先手，称他声‘阿哥’。……果然有东方朔之才，具淳于髡之智。”这里作者借引孔门弟子，以突出甄龙友的个性和特征，又借引东方朔、淳于髡等人来衬托他的才智。作者这样引用《四书》内容，不但在无形之中突出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表明了小说作者对《四书》的熟悉程度。三是小说作者常常用“孔子说”、“孟夫子说”之类的语言直接引用《四书》中的圣人之语，借其权威性以说明事理。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上海善士寄册募捐各州县一事，继之道:“岂但勇于为善，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之人与人为善’呢。其实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么?”《绿野仙踪》写齐贡生语:“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这类引用《四书》的方式，说明小说作者将孔、孟之言视为权威、经典，他们认为借引《四书》语言最具说服力，甚至有时在引用《四书》时忘记考虑说话者的身份，如《女开科传》中写和尚之言:“妈妈不须愁虑，当日孔夫子曾有言，‘君子周急不总富，见人患难而不救者，其人必不仁。’”作者代小说人物讲论道理时，忍不住借引孔孟之语，居然让和尚也引用孔子的话进行劝说。如果说引用《四书》语句、孔孟之语是文人写作的共通性，那么，将朱熹的话奉若经典必定与八股文相关。《快心编》中的见性曾说:“朱夫子云:‘一旦豁然贯通，是从性天上来的。’这便是真悟。”作者代见性说话，将朱熹尊称为“夫子”，视其为圣贤、权威人物，这正是因为八股文要求发挥《四书》语句的同时，还要谨遵朱熹的注释，在明清文人眼中，朱熹的注释与《四书》原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明清小说作者直接将《四书》语言纳入小说当中，有时化用《四书》原句，略微加以改动，有时在引用的同时注明出处。如《快心编》中有作者议论:“如此做得去，这则为兼善豪杰，穷则为独善豪杰，……譬如韩信寄食漂母，宁戚佣工饭牛，……是皆劳筋骨，苦心志。”这里作者将《四书》中的语句化为自己的语言，与小说的叙说融为一体。《女开科传》对《四书》语句的引用则注明出处，“那《中庸》上说得好:动乎四体，至诚如神。”小说作者在写作中，无论是化用《四书》语言，还是明示《四书》语言，都运用自如，不生硬牵强。明清小说作者偏好引用《四书》是因为长期习业八股文所致。一方面他们在短则十年寒窗，长则数十年苦学的《四书》研读生涯中，已经对《四书》内容烂熟于胸，引用《四书》内容很多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他们奉《四书》为经典，借引《四书》其实是借用《四书》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另外，各种《四书》相关典籍的流行为小说作者的引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清科举社会中，人们为了投合应考举子寻求捷径的心理，各种与《四书》相关的书籍层出不穷，有关《四书》人物、典故、解句、注释等方面的著作应有尽有。《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就是在明人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的基础上创作的，《四书人物考》正是为了让举子了解《四书》人物，以备科考的一类书籍，薛应旂在自序中云:“迩来命世之英固多，而驰骛场屋者唯事速化，岂直子史束阁?虽《四书》所载名氏已大都不省其为何如人矣。……杜门无事，遂将平生手录古人形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名之曰《四书人物考》。”［2］159－160《制义丛话》记嘉庆年间“学政姚元之奏请饬禁坊刻《四书典制类联》及《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书”［3］31。可见《四书》的相关辅考书籍一直盛行于明清两朝，这无疑会使文人对其中的人物、典故更加熟知，运用更加自如。就《五经》而言，它也是明清小说中引用较多的一类。明清科举乡、会试首场有四道《五经》题，无论是专经，还是各选一经，对举子来说，《五经》都不可忽视，明清科举对《五经》的考查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的重要前提。明清小说引用《五经》的方式与《四书》大致相同，从引用人物到语言，从直接引用到化为小说家言，诸种方式不一而足。如《鼓掌绝尘》中的娄公子引《诗经》说:“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承赠良马，弟将何物可报耶?”类似的引用，或具理性或富诗意，均与小说的叙事语言结合得十分融洽。明清小说作者对《五经》的引用与《四书》一样，频率高，数量多，偏好引用的原因也几乎相同。另外，明清文人写作八股文喜好引用《五经》，这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五经》的又一原因，方苞评归有光《大学之道一节》文，曰:“化治以前先辈多以经语诂题，而精神之流通，气象之高远，未有若兹篇者。”［4］95八股文虽阐释经典，但它本身就大量引用经典，这种写作习惯在文人写作小说时随之转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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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画艺术语言由于在重现历史场景、人物、细节等方面无与伦比的便捷优势及其强大的画面表现力，越来越受到创作者的青睐。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动画是一门带有主观性和虚构性特征的艺术，能够“虚拟”再现构想中的任何场景，艺术语言和技术手段的虚构性与纪录片“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形成一对矛盾，动画艺术语言便是这样带着巨大的争议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得以广泛运用。
动画艺术语言在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动画的门槛不断降低，各种制作软件的普及和专业人才的增多使动画艺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成为电影、电视、广告、栏目包装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创作元素。近年来，动画艺术语言在纪录片创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动画成为再现历史场景、弥补史料不足的有力武器。动画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运用现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术化再现历史情景，增加生动性。比如纪录片《我的抗战》贯彻了创作者“口述历史”的理念，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历史，为了提高整部作品的生动性与艺术价值，创作者采用了木刻版画风格的动画形式作为辅助手段，通过动画场景与当事人叙述的声画组合营造出强烈的感染力，同时由于木刻版画是抗战时期流行的一种美术形式，使用这种动画风格更在艺术精神层面与抗战的历史内涵相融合，使得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大为提高。
其次，大幅降低了创作成本。仍然以《我的抗战》为例，片中涉及到大量的战争场景，按照传统的创作思路可以使用影视资料，不过现有的影视剧和相关纪实资料存在重复使用的现象，并且不同的影视素材剪辑不能保证整部作品视觉风格的统一，所以这条思路没有被创作者采纳。如果使用真实再现，场景、道具、爆破以及影视设备的使用势必造成成本大幅增加，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动画艺术语言的运用轻松地解决了以上问题，节省了大量成本，使创作者有更多精力放在历史事实的挖掘采访和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上。
再次，提高了画面表现力，更适合史诗场景的再现。在《圆明园》中，创作者面临着空前的难题，因为圆明园已经毁于战火，仅有遗迹存留。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都已经离世，只留下些许文字与图片记录，以如此匮乏的可视性材料去创作一部时长90分钟纪录片的难度可想而知。此时真实再现理应成为创作者的首选，但是如果要达到视觉“复原”圆明园的创作目标，场景的搭建将会是一项浩瀚的工程，绝不是一个纪录片剧组所能完成的；若采用模型搭建的方式则难以展现园林恢弘的史诗场面和建筑精美的细节，画面表现上会留有遗憾。最后创作者选择了三维动画，通过建模、材质技术可以完美地表现任何建筑细节，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可以完成大规模建筑群和风景的渲染，再加上精心设置的漫游动画，使观众随着虚拟摄像机的运动在圆明园的数字化史诗幻境中移步换景。
又次，扩展了题材与表现范围。动画艺术语言使历史题材纪录片摆脱了长久以来可视性材料缺乏对创作的束缚，创作者可以放开手脚去选择他们过去所无法驾驭的对象。近年来，一大批历史题材纪录片借助动画艺术语言为观众呈现了过去未曾表现过的题材，如《大唐西游记》巧妙地用动画形式呈现了调查玄奘师徒取经真实性的整个过程；表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故宫》通过动画再现了紫禁城建造过程和浩大典礼仪式等历史场景；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奖的动画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甚至利用动画艺术语言完成了对回忆、梦境和心理的纪录。最后，使历史纪录片更富有时代气息。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创作手法的多元化使影视剧的创作极富时代气息，如《阿凡达》、《盗梦空间》等影视作品都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和回报。“一直以来，中国纪录片重视内在属性，而对形式的审美性缺乏必要的关注”[2]，我们应当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纪录片的视听语言与创作手法，动画艺术语言无疑给创作者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总之，动画艺术语言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成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者的一把利器，使他们的创作不再受到缺乏可视性材料这一问题的束缚，大大开拓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表现范围。
动画艺术语言与真实再现手法之比较
动画艺术语言的运用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动画艺术语言主观、虚拟性的特征与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是绕不过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动画艺术语言与真实再现的比较，分析二者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的关系。当下也有人将纪录片中的动画场景归为“真实再现”，这是一种广义的划分方法，认为二者都运用艺术化手段将过去式的历史场景予以视听重现，这种重现是真实历史场景的“模仿”而非复原，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相同的。但这混淆了动画与真实再现艺术创作的本质区别，真实再现以影视造型语言为基础、以“搬演”为形式，经过每个场景逐个镜头的拍摄剪辑完成，对美工、服装、道具、灯光的要求与影视剧基本相同；而动画艺术语言以美术造型语言为基础，由动态的线条与色彩构成，具有很强的主观虚拟性、表意抽象性，不需要场景与演员，尤其是在数字动画艺术语言的支撑下，仅需要几台电脑就可以进行创作。
真实再现弥补了历史题材纪录片表现手法不足的缺点，增强了可视性与生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纪录片的一次自我救赎，把自己从解说词加图片的刻板中解放了出来，拓宽了纪录片的表现领域和叙述空间”[3]。但是从接受角度讲，真实再现常常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境，产生所见即真实历史场景的错觉，而且拍摄过程中的场景、道具、服装、表演越真实，给观众造成的错觉就越大，比完全采用虚拟风格的动画艺术语言更容易将观众带离对历史真实的探求。比如《圆明园》中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相聚的一段真实再现，画面唯美、镜头精到，使观众在“故事片”观看与“纪录片”欣赏之间产生了游离，虽然画面中的演员、服装、建筑等等都是处于“再现”情景中的历史表义符号，但是由于与生活中的现实场景具有绝对的视觉关联性，所以很容易让观众得出片中的假定情景就是历史场景的最终结论。
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真实再现与动画艺术语言都能够做到“非虚构”，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纪录片中“历史真实”与“影视艺术化处理”的界限；而动画艺术语言“得益于这样一种独特的辩证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人物，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正在看的是一种动画方式的重构，它与现实并没有那种我们所熟知的索引性关联”[4]，这样就避免了由假定场景中的具象视觉符号造成的审美混乱。动画语言明确地告诉观众，虚拟的动画场景可以做到所表现的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各个要素都符合历史真实的客观要求，但并不要求画面中建筑、街道、衣服的细节完全等同于所讲述的历史时间、地点中的真实情景。这样，动画艺术语言通过假定场景中的假定性视觉符号反而能够让观众跳出对假定场景的“执着”，将审美重心放在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上，去体验和思索创作者所要表现与传达的历史真实。
动画艺术语言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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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果及体会
渗透艺术语言的课堂教学闪耀着教与学的智慧和灵感，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呼吸，享受快乐，得到满足。以往的疑虑和胆怯慢慢消失了，他们在课堂中变得兴奋热烈、跃跃欲试，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语言加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形成民主自由的课堂教学氛围。感情营养的滋养又使学生产生移情作用，不再对周围的人、事、活动感觉冷淡。点滴的问候替代了冷眼旁观，彼此的关怀替代了猜疑妒忌，“坏脾气”、“小心眼”的学生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音乐的欣赏、绘画的创作、角色的扮演，培养了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提高了艺术素养。在学校组织的艺术周中，学生挥洒着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示了自我的艺术才华。
三、几点思考
1．渗透艺术语言的教学手段与常规教学手段各有所长，要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互补作用。在教学中是否运用艺术形式、运用何种艺术形式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恰如其分，不矫揉造作；讲求实效，不摆花架子。同时，课堂上运用艺术语言，如何与听、说、读、写等活动相结合，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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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必须对自己的言行、决策及由此产生影响和可能造成的结果进行预测、分析和反思，捕捉和改正动态知识网络社会下的不足之处。
(一)发现问题。针对90后大学生的特点，辅导员需要去了解新问题，解决新情况，富有语言艺术色彩的谈心和交流，可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不同阶段学生所关心、关注的问题。设身处地地想同学之所想，有助于提前发现学生中的潜在问题与威胁，从而使辅导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防患于未然，从而提高辅导员的监控调控和应变能力。
(二)预测问题。通过现代的信息渠道收集学生各方面心理动态的信息，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学生个体的性格、爱好、能力等个性特征，对学生在得到肯定、鼓励后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态度转变及其后果进行预测、分析和假设。要求高校辅导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懂得取舍哪些情况是可以举例并告知引以为戒的，哪些是必须忽略避而不谈的。尽量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点尽最大可能与新时代的学生保持一致，时刻反思自己的思维观点、表情态度、谈话方式等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三)分析问题。语言艺术的运用能够提高辅导员的工作效果。每一次谈话过后，辅导员都要对自己的言谈进行理性分析和反思，分析问题的过程相当于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因为辅导员工作是不断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做好每一次的谈话记录等同于与同学进行了第二次重复的谈话。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其过程，扬长避短，不断丰富和补充实践服务管理经验。
提高高校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能力的途径
(一)辅导员人格的自我完善是提升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效果的基本保障。辅导员有着强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只有人格不断地自我完善才能提升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这也是提升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效果的基本保障。辅导员人格的自我完善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是认知结构层次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是业务素质的提升与完善。
1、认知结构层次的自我完善。辅导员对时代特点和理论知识要不断更新才能适应90后大学生的思维和观念，所以要不断地进行资源互补和经验交流，通过经验交流会、辅导员培训等途径提升辅导员的对认知结构的优化，以利于充实辅导员的语言内涵，掌握说话的方向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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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精炼清晰活泼
简明性语言是指教练员在训练、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教练员要尽量用较少的文字将一个进攻或者防守的意图传递给运动员，有时候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就要让运动员快速地领会教练员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如在运动员投篮时说“以上臂带动前臂，将力传递到食指和中指间发力……，”这在短短几秒钟显然不合适，教练员可以利用“放松点”几个字简单地加以提示，运动员就能下意识地注意到应该跟平时练习时一样做动作;形象性语言是指教练员在训练比赛过程中将抽象的事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描述出来，将抽象变为具体，使运动员更易于接受。教练员语言形象幽默，可使训练轻松、有趣，更好地完成训练任务，提高教练员的亲和力。
教练员在训练教学过程中，对运动员进行意图传递时，一定要清晰明确地点明技战术的要点、难点，最好能够做到画龙点睛地传递信息;另一方面要做到活泼幽默。采用活泼幽默的语言方式，不仅可以让运动员更加容易地接受所授内容，同时也能够非常好地调节因比赛造成的紧张气氛，缓解运动员的压力，从而使运动员超常发挥技战术水平。篮球训练一般都比较枯燥乏味，而风趣幽默有艺术性的语言可以为之增添色彩。教练员一定的幽默感是调节情绪状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激起运动员的学习热情，改善情绪状态。苏联著名教育家斯威特洛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就是幽默感”。由此可见，教练员幽默性语言对运动员的训练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规范培育深入浅出
规范性语言是指教练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采用准确、科学、严谨的言语，来阐述动作要领、技术要求等较为专业的知识。规范性语言的使用可以使运动员更快更好地领悟教练员所要表达的意图，使训练和比赛更加专业科学。一名优秀的篮球教练员不仅要具有规范的技术动作，而且还要能够用规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所要阐述的东西，使运动员更加准确地领悟动作要领;教育性语言是指教练员在训练和比赛及日常生活中采用艺术性的语言，在教会运动员技术动作的同时也教会运动员如何做人，培养运动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和道德观，从而促使运动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及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一名优秀运动员，不仅要具备过硬的技术，还应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这就要求教练员在平时的训练生活中采用教育性的语言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因此，采用教育性语言不仅仅是注重知识的传授、思想品德的教育，更加注重的是篮球队伍的建设。
语言风格是指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习惯中运用语言表达手段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许多特点的综合表现。在篮球训练和比赛中，教练员应该把专业术语，自然语言以及自身的气质、兴趣、性格等特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所特有的语言风格。对训练教学中不易理解的技战术，教练员就要尽可能将其形象化和简单化，运用比较直观的图像或实物对抽象的技战术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让运动员花费更少的时间接受更深刻的、抽象的技战术理论知识。
篮球教练无声语言的作用
无声语言又称体态语言，是在篮球训练和比赛中教练员通过一些肢体语言、表情等无声形式，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的艺术形式。教练员的体态语言可以直观地让运动员了解所学的知识和教练员所要表达的思想，使得运动员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教练员的意图。与有声语言相比，无声语言更加具有感染力。例如在比赛时教练员通过一些手势来安排战术，指挥场上的球员，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隐蔽性更强，而且速度快、信息容量大、不受语种和方言的限制。同时教练员的面部表情也能感染和影响运动员的情绪，一个微笑，一次掌声，一个眼神等都有丰富的感情在里面，能够使运动员的自信心受到鼓励。因此表情语、动作语、手势语等体态语言是无声语言中重要的表现形式。
1手势语
手势是篮球教练员无声语言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仅可以传递信息，还可以传递思想感情，在临场指挥中篮球教练员会经常使用它。不同的手势能代表一个教练和球队的独特沟通方式，不同的战术巧妙的利用手势可以顺利实施，从而让教练员更好地指挥现场比赛，有效积极地传递战术战略。每个教练员个性独特的手势，都需要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与运动员长期磨合而产生，这样才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默契和交流。
2动作语
动作语言是在篮球训练中教练员经常采用的一种肢体语言。体态语言比起口头语言更加富有感染力，更加简洁明了。采用动作语言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所学知识的结构、过程、节奏准确度等较为抽象的因素，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动作语言的合理运用在篮球比赛时不但可以鼓舞队伍的士气，还可以威慑对手。我们在看篮球比赛时经常可以看到教练员在暂停，或者节间休息的时候拿着战术板一边讲解，一边做动作。当队员发挥好时，教练员与其握手、拥抱表示祝贺;当队员发挥不好时，有的教练会轻拍队员的肩膀表示安慰。教练员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动作是为了让运动员更加清楚地了解教练员的意图和战术思想，以便他们在赛场上更好地执行教练员提供给他们的信息。所以动作语言能更好地配合有声语言，使教练员的讲解更加具体形象，有效节约时间，增进与队员之间的亲切感。
3表情
表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表现。教练员通过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和思想，传递重要信息。在平时的训练和生活过程中，教练员时而欢笑，时而皱眉，不同的面部表情表达了不同的情感，使运动员内心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人若面无表情，则会大大降低个人魅力，使人感觉不够平易近人。
篮球教练员提高语言艺术的途径
1多下苦功不断历练
提高教练员语言艺术，首先要从自身下苦功夫。篮球教练员不但要注重本身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了解其他相关专业的内容，提高自身的修养。如多看文学作品，提高个人文化方面的修养;掌握心理学，教育学的相关知识，了解心理、教育的规律，尽量使自己在语言的表达上更加运用自如，游刃有余。篮球教练员平时还要多思考，用心感受生活，多与别人交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幽默睿智、自信乐观的智者，让自己成为语言的主宰者。要多学习一些演说名家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养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并配以得体的态势语，不断历练自己驾驭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2理论学习广泛参与
篮球教练员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多观察，多思考，在有声语言上不断推敲揣摩，提高自身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同时，篮球教练员应掌握多种语言运用技巧，遵循语言规律，善于总结，积极创造。篮球教练员的体态语言要准确、规范，每一个手势、眼神、动作要有其明确的目的，体现教练员自身的威望，运用体态语言还应注意与运动员的交流反馈，及时调整，形成和完善自身所特有的体态语言。有机会就多多的参与到实践当中，充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尽可能将自己所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训练教学理论。
3参加培训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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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篇13
叶斯柏森的全名是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于1860年7月16日出生在丹麦朗德尔斯（Randers）的一个法律世家。受家学影响，他本想学法律，但父母过早去世，使他无法坚持法律的学习，少年时代的叶斯柏森只好在国会里当速记员来维持生活。
叶斯柏森在大学时主要致力于语音学的研究，在学习期间就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1886年获哥本哈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叶斯柏森到国外游学。回丹麦后，从1893年起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并赞助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教学协会的工作。1890年至1903年，担任《丹麦》杂志主编；1905年因《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一书获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1906年获法国伏尔尼（Volney）奖；1904年至1909年曾到美国讲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25年退休；1936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4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他被推举为会议的主席；1943年4月30日，叶斯柏森在丹麦的罗斯吉尔德（Roskilde）逝世，享年83岁。
叶斯柏森著作丰富，主要著作如下：
1.《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London，1894）。
2.《语言教学法》（丹麦语本），此书有S.Y.Bestelsen的英译本――《怎样教外语》（Sprogundervisning，1901；English translation：How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by S.Y.Bestelsen，1904）。
3.《英语的成长和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eipzig and Oxford，1905）。
4.《现代英语语法：历史原则》（A Modern English Grammar，on Historical Principles，in 7 vols.，London， 1909～1949），该书是七卷本的巨著，从1909年开始编写，直到他去世后五年的1949年才出齐。
5.《语音学》和《语音学手册》（Phonetik， Copenhagen，1897～1899，Lehrbuch der Phonetik，Leipzig，1913）。
6.《英语语法纲要》（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London，1933），此书不仅在英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
7.《语言的逻辑》（Logic of Language，1913）
8.《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London，1922）。
9.《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1924)，此书是叶斯柏森最重要的语言理论著作，全书共25章。在这本书中，他在分析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普通语言学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语法理论问题，讨论了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独特的创见。
10.《分析句法》（Analytic Syntax，New York - London，1937）。
叶斯柏森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可以综述为如下十个方面：
（一）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口语是语言的第一性的形式
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指出：“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旨在把他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活动，也是后者旨在理解前者的思想的活动。”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十分重视交际的双方，重视交际中的活的言语。
叶斯柏森认为：“说出来的和听到的词是语言的第一性的形式，比起它的书写（印刷）和朗读表现出来的第二性的形式重要得多。”
（二）语言是进化的而不是退化的
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虽然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现代印欧语是退化了的语言。施来赫尔认为语言只是在史前时代才处在进化之中，而在有史时代中，语言却走向衰败和退化。施来赫尔把“原始印欧语”看成是进步的语言，而把现代印欧语，特别是英语这样的分析型语言，看成是退化了的语言，并且把印欧语之外的大多数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看成是落后的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宣称：“大体上说来，全部雅利安语的历史除了一个逐渐衰败的过程，就剩下零了。”
叶斯柏森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对于前辈语言学权威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提出了“语言进化论”。他指出，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葆朴那些人，所主张的语法形态变化的简化为语言衰败的象征的旧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形态的简化是一种进步，梵文一个形容词有三个性、三个数、八个格，一共有72种形式；而英语只有一种形式。这种现象正是语言进化的表现。他还肯定被施来赫尔斥为处于原始状态的汉语是“进步的语言”。叶斯柏森的“语言进化论”受到了英国人的欢迎，因而他在1905年得到了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的通讯院士的荣誉头衔。叶斯柏森关于语言进化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应该结合起来
叶斯柏森把语言现象的研究划分为“历史的语言学”和“描写的语言学”两种，这与索绪尔把语言研究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相比，只是术语的不同，实质是非常接近的。但是，索绪尔拒绝在研究语言共时秩序的任何情况下运用历时的事实来解释。叶斯柏森与索绪尔不同，主张应该重视“历史的语言学”和“描写的语言学”之间的联系。他说：“语言现象可以从两个观点出发来研究：描写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它们对应于物理学中的静力学和动力学（或运动学）。区别在于，前者把现象看作是静止的，而后者把现象看作是运动的。”叶斯柏森主张历史语言学应该注意描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语言学不可能使描写语言学成为多余，因为历史语言学永远应当建立在对语言发展的那些我们可以直接接近的阶段的描写上头。”
叶斯柏森的共时结构的语法体系，有效地引用了大量历时性材料，因而更完整、更全面地阐明共时的语法现象。
（四）冲破传统逻辑的束缚，从语言本身及其交际功能出发来研究语法
传统语法一直是传统逻辑的附庸。叶斯柏森反对把语法范畴看成逻辑范畴，认为“逻辑的基础并不像现实语言的句法的全部领域那么广阔”，主张从语言本身及其交际功能出发来研究语法。
叶斯柏森把句子定义为“人类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表达”，抛弃了从逻辑出发的旧概念，建立了从交际功能出发的新概念。
叶斯柏森说“词是语言的单位”，反对把词看成语音单位或表义单位，也是有意识地要同从心理学或逻辑学出发的定义划清界线。
叶斯柏森不承认有“普遍语法”的存在，但认为存在一种处于语言外部的、不依赖于各种现存语言的、多少有些偶然的事实的范畴。他说：“这些范畴普遍到能适用于所有各种语言的程度，尽管它们在这些语言中很少以清晰无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有一些范畴与诸如性别这样的外部世界的事实有关，而另一些则与智力活动或逻辑有关。”他把这些范畴称为“概念范畴”。他认为：“语法学家的任务在于，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弄清楚存在于概念范畴和句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叶斯柏森提出了交际过程的如下模式：
图1：交际过程的模式
（五）建立“组合式”和“联系式”相结合的语法描述体系
叶斯柏森把词组或句子中词和词的结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作“组合式”（junction），另一种叫作“联系式”（nexus）。
“组合式”是一种限制或修饰关系，它表示单一的概念。例如，red rose（红蔷薇）、furiously barking (狂吠)。“组合式”相当于偏正结构。
“联系式”是一种主谓关系，它连接两个互相独立的概念。例如，the rose is red （蔷薇红）、the dog barks （狗吠）。“联系式”相当于主谓结构。
独立的“联系式”就是一个句子，“联系式”也可以作为更大的句子中的成分。
叶斯柏森提出，把“组合式”和“联系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完全地描述词组和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完整的语法描述体系。
例如，“组合式”a furiously barking dog（吠叫的狗）及其相对应的“联系式”the dog barks furiously（狗吠）这两个词组之间的关系，与“组合式”a red rose（一朵红蔷薇）和“联系式”the rose is red（这朵蔷薇是红的）之间的关系相同。不过，the dog barks和the rose is red意义完整，句子完整，通常把句子中的“the dog”和“the rose”叫作主语，把“barks”和“is red”叫作谓语，而把整个结构叫做谓语句（predication）。
（六）针对英语语法的特点，提出“三品说”
叶斯柏森认为，由于拉丁语形态丰富，因此古典拉丁语法中，形态学非常发达，句法学却相对薄弱；现代英语的形态已经大大简化，许多词已经没有形态变化，用古典拉丁语法的模式来分析现代英语，往往会削足适履。他根据现代英语的实际，提出了“三品说”（the three ranks）。
叶斯柏森指出，在任何一个表示事物或人的词组中，总可以发现一个词最重要，其他的词则结合在一起从属于这个词。这个词受另一个词的限定（后置修饰/前置修饰）而后者又会受到第三个词的限定（后置修饰/前置修饰），以此类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词与词之间限定与被限定的相互关系来确定词的“品级”（ranks）。在词组extremely hot weather（极热的天气）中，最后一个词weather是主要的概念，可叫作“首品”（primary）；hot限定weather，可叫作“次品”（secondary）；extremely限定hot，可叫作“末品”(tertiary)。尽管末词还可能受到另一个（四品）词的限定，四品词又可能受另一个（五品）词的限定，以此类推。但没有必要分出三种以上的词品，因为这些低品级的词在形式和特点上与末品词没有什么区别。
例如，在词组a certainly not very cleverly worded remark（一句显然是措辞不清的话）中，certainly，not，very虽然都是限定其后的词的，但它们在语法上同末品词毫无区别，如同在certainly a clever remark（一句显然聪明的话），not a clever remark（一句并非聪明的话），a very clever remark（一句很聪明的话）中一样。
词组a furiously barking dog（一条狂吠的狗）中，dog是首品，barking是次品，furiously是末品。我们如果把该词组与the dog barks furiously（这狗狂吠）相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后者也具有与前者相同的主从关系，但这两种结构有着根本的区别，须用不同的术语加以表示：叶斯柏森把前者叫作组合式（junction），把后者叫作联系式（nexus）。除了the dog barks（狗吠）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联系式。
从上面所举的例句中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名词用作首品，形容词用作次品，副词用作末品，这三种词类与这里所确立的三品词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下定义说，名词是习惯上担任首品的词，形容词是习惯上担任次品的词，副词是习惯上担任末品的词。
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词类和词品这两个体系的对应不是一成不变的。叶斯柏森说：“每个句子里总有些相对流动的成分（次品词），另外还有些好像从海里冒出来的礁石似的稳稳地固定住的成分（首品词）。主语永远是句子里的首品词，别看不一定是唯一的首品。”
叶斯柏森指出，首品、次品、末品这些术语不仅适用于组合式，还适用于联系式。他使用不同的术语来区别组合式与联系式两种不同结构中的词品。
组合式中的词品分别叫做首品（primary）、修品（adjunct）、次修品（subjunct）、次次修品（sub- subjunct）；联系式中的词品分别叫做首品（primary）、述品（adnex）、次述品（subnex）。例如，the dog barks furiously是联系式，其中的the dog是首品，barks是述品，furiously是次述品。
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并列的首品，如：the dog and the cat ran away（狗和猫跑走了）。同样，一个首品可以带两个或多个并列的修品。例如，在a nice young lady（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中，a，nice，young限定的都是lady，它们是并列的修品。再比较much(Ⅱ)good(Ⅱ)white(Ⅱ)wine(Ⅰ)（许多好的白葡萄酒），和very(Ⅲ)good(Ⅱ)wine(Ⅰ)（非常好的葡萄酒），其中标了相同罗马数字的单词，都是并列的修品。
并列的修品常常由连接词连接，如：a raining and stormy afternoon（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a brilliant，though lengthy novel（一本出色的，但篇幅颇长的小说）。如不用连接词，则意味着最后一个修品与首品的关系特别密切，构成一个概念，可称为“复合首品”。例如，young lady（年轻女士）。在某些固定结构中尤其如此：in high good humour（情绪特佳），by great good fortune（交上好运），extreme old age（老耄之年）。
有时两个并列修品的前者似乎从属于后者，接近于一个次修品，例如，burning hot soup（滚热的汤），a shocking bad nurse（一个坏得吓人的护士）。
并列次修品的例子有：a logically and grammatically unjustifiable construction（一个在逻辑上和语法上都不合理的结构），a seldom or never seen form（一种罕见或从未见过的形式）。
叶斯柏森通过大量实例说明了英语中名词、形容词和代词充当首品、修品、次修品的各种复杂情况；并且指出，动词的限定形式只能作述品，动词的不定式可作首品、修品、次修品；副词一般作次修品，副词作首品、修品的情况极为少见。
“三品说”对我国的语法研究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都采用了叶斯柏森的“三品说”。但是，由于“三品说”是针对英语的特点提出来的，汉语的词类与“三品说”中的“品”的对应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针对英语语法提出的“三品说”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汉语语法研究的问题。
（七）研究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关系，探讨语音的“象征作用”
叶斯柏森重视语言的音义关系的研究，在《语言论：它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论述语音的“象征作用”（sound symbolism）。他追溯历史，指出古希腊柏拉图的《克拉底洛篇》首先研究了音义关系，后来德国的洪堡特也谈到语音的象征作用。洪堡特曾经指出，德语的stehen（站立）、staetig（可能是stetig“持久的、稳定的”的前身）、starr（僵硬的、固定的），这些在语音上有某种共同点（以st开头）的词，都给人以“牢固、稳定”的印象；而wehen（吹）、wind（风）、wolke（云）、wirren（混乱）、wunsch（希望）等以w开头的词，都有“不稳定、摇摆、混乱”之义。因此，叶斯柏森认为：“产生相似印象的客体用基本相同的声音指示。”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则，无论在外族语言或是本族语言中，都不难找到反证。叶斯柏森指出，在英语、拉丁语、匈牙利语、希腊语、德语、丹麦语中，许多带元音 /i/ 的词都有“弱小、精致、不重要”之义，如英语的little（小的、少的）、petit（小的）、piccolo（短笛）、wee（极小的）、tiny（微小的）等词。叶斯柏森也举出反例：在英语的常用词中，带元音/i/的big却表示“大的”，表示“小的”的单词small却不带元音/i/，表示“粗的、厚的”的thick却带有元音/i/。尽管如此，叶斯柏森的用意是提醒人们充分估计语音象征作用的广泛性。
叶斯柏森详尽地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表示语音象征作用的词，基本上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1.模拟外界声音，而且主要起描绘声音形象的作用的狭义的拟声词，如英语的clink（金属的敲击声）、bow-bow（狗吠声）。
2.源于拟声，但其作用并非描绘声音，而是指称某种东西的词，如英语的cuckoo（布谷鸟）、peeweet（红嘴鸥）。
3.因声音而引起某种心理联想的词，如德语中一些以 st开头的词有“稳定”之义，以w开头的词有“摇摆”之义；在英语中，不少带元音/i/的词表示光亮，不少带元音/u/的词表示昏暗。
叶斯柏森对语音象征作用的研究，揭示了语言符号除了索绪尔所指出的任意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论证性。这说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绝对的，而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也不是绝对的。叶斯柏森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语言符号的性质，具有积极的作用，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八）研究自然语言的形式描写问题
叶斯柏森晚年从事语言形式化的研究，他的《分析句法》对于而后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九）研究多语交际问题，提出“语际语言学”，创造人工语言“诺维阿尔”
叶斯柏森认为，为了克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语言障碍，应该研究多语交际问题。1931年，在比利时的根特（Gent）召开的第二届语际语言学家大会上，他将语际语言学（interlinguistics）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引入语言学，将其定义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所有语言的结构和基本组成原则，以便建立语际语的标准；所谓语际语是指由于母语的不同而产生理解障碍的人们之间口头或书面交际的辅助语言。”这是语际语言学的经典定义。
叶斯柏森于1928年亲自设计了人工语言“诺维阿尔”（Novial），于1930年出版了诺维阿尔语的词典。
（十）提出设计国际音标的建议
叶斯柏森在给国际语音学会的帕西（Paul Passy）的信中，提出了设计“国际音标”的建议，这个建议被国际语音学会采纳。
1888年，由帕西、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斯威特（Henry Sweet）和埃利斯（A.J.Ellis）等语音学家完成了国际音标（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简称IPA）的设计，成为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语音的有力工具。IPA在1900年和1932年作了进一步的扩充，1993年又进行了少量的修订，现在使用的版本是2005年修订的。
当然，叶斯柏森的这些语言学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他仅仅从梵语和古希腊语使用乐调重音，就轻率地得出语言起源于唱歌的结论，缺少说服力。
叶斯柏森不是完人，他的成就是主要的，在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上，他是功不可没的。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W.Labov）在评论本世纪的三位重要语言学家时说过：“索绪尔被认为是本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梅耶是历史语言学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叶斯柏森是其著作在当代被最用心去阅读、最注意去引用的语言学家。”
在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他的语言理论，汲取他语言学思想的营养，从而站在这位学术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更清楚，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叶斯柏森认为，“首品”（primary）这个术语比他在《现代英
语语法》第二卷中用的“主词”（principal）这个术语要好。当然，还可以创造出其他的新术语，把组合式和联系式中的“首品”分别称为“上修品”（superjunct）和“上述品”（supernex），但这些累赘的术语实在是多余的。
②W. Labov， Socialinguistic Patterns， Pennsylvania，
1972， P2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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