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法律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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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1、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3、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表现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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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有真实性。
当代中职生，虽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但网络信息大量涌现可能会使信息中鱼目混珠，特别是大量的负面信息事件使学生从过去学到的完全美好时代一下子掉入负面信息的灰暗时代，再结合听到的身边一些不公正或不透明事件的出现，导致其偏听偏信。他们要求老师能实事求是的说明问题，而不要美化和掩盖事实。否则对你就会缺乏信任感，对你的教育就会置之不理，认为是假大空。因此，教师必须对学生要讲真话，不要回避，把最真实的事情一面呈现出来，全面分析看待，学生相信了你这个人，才会相信你的话。比如我在讲到“我国法制建设”这一问题时提到腐败问题就不能回避，而要向学生讲清腐败问题是共性问题。在我国腐败确实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但要清醒地看到主流是好的，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同时我又列举了近年来大量的国家对大案要案的追查，打“老虎”、拍“苍蝇”，特别举到山西政界高层的大动惊。从而说明党反腐败的力度有多大，最终使学生更加坚信党的领导，相信明天会更好。
(三)有感染性。
以学生为本，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能够把学生带动起来，使教学由外部的刺激转为内部的需求。即通过师生合作探究生成观点，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这就要求教师教学设计要有趣，把直观生动的事例引入课堂，设计新颖有引导力的问题，使学生一直处于迫切想探究结果之中。教学方法要多样，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使问题更直观、形象，更有说服力。教学语言或朴实简练或风趣幽默或凝重，从而把教育寓于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比如讲知识产权保护时，我以天津一家手风琴厂为例。开始大讲该厂“鹦鹉”牌手风琴在国内畅销状况，随后话锋一转引向进军日本市场，当谈到在日本被迫更名时，学生们都很愕然，迫切想了解内因。我顺势引入正题，问题获得解答后每个同学都无不产生惋惜之情。乘势我又引到中国产品“贴牌”问题，做外国名牌企业的“打工仔”。引导学生分析利弊，探究原因，增强了学生创中国名牌意识，无形中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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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内容展示的形式要贴切
在教学实践中，展示材料内容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学生表演、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教师口述等。表演最适合学生，如果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表演则更佳。这样一来，材料就更具说服力，学生也能一目了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教师必须在教学前做好精心安排，学生的表演不仅要真实可信，而且要重点突出，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运用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等方式时，切忌平铺直叙，必须有层次性，即分阶段性的演示或讲述。这样可以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预测事情未来的走向；在运用教师口述时，教师不仅要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及调节课堂气氛的能力，还要求学生必须跟上教师的节奏。
3.探究性学习的问题设置要重启发和引导
探究性学习始于问题的提出，重在问题的解决过程，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过程，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主动探究、体验、发现，在探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探究性学习问题的设置是关键。首先，教师从触动学生心灵最感兴趣的事件入手，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其次，设计的问题必须环环相扣，水到渠成有所衔接，体现出逻辑性和整体性。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再次，提问形式要多样化，切忌固定化和模式化。这需要教师大力开发和灵活运用多种提问形式，如说一说、猜一猜、议一议、算一算、想一想、忆一忆等。教师只有常讲常新，才能使学生兴趣盎然，不产生疲劳感。问题解决重在启发和引导。运用学生表演的方法，教师只要组织得好，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得到震撼和顿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传统的教师口述时，教师必须从学生感兴趣的材料入手，通过逐层剖析，启发和引导学生层层剥离；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学生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只有从中发现问题，才能适时地进行引导。这就要求教师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师恰当的鼓励下，才能使学生敢于表达、愿意表达，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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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目标价值的一致性
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是出于促进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而经济法的目标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价值理念则是保护自由竞争，由此可以看出，这两者在目标价值上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的保护可谓是完全可行而且顺理成章的。
2.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及其借鉴
2.1德国的法律保护措施
2.1.1着重法制环境的营造
德国在对中小企业的保护手法上，最常用的是立法手段，比如在1953年出台的《手工业秩序法》，主要是针对规模不大的手工行业的准入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四年以后产生的《卡特尔法》则是对中小企业实施了比较实际的保护，因为其严格限制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压制和收购，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1.2金融行业的支持
德国的银行体系与我国有一定的类似度，由被称为信用合作银行的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上的服务，比如：提供额度较小时间较长的贷款，因为这类银行在德国分布范围广，对中小企业来说最方便。正因为有这种周到的服务，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容易实现，也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2日本的相关措施
2.2.1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日本目前有全世界公认的职能最为科学、完善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其管理网络基本遍布全国，在该网络中，政府占主导地位，成立了专门管理中小企业运营的部门，工作细化到地方，另外，还有社会团体的参与，为整个网络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传达各项政策、精神提供了便利，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2.2.2到位的法律政策
除了科学的组织机构外，与德国一样，日本对于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丝毫不含糊，尤其是在19世纪，出台了各种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竞争的法律，有《防止中小企业破产共济法》、《中小团体组织法》等等，总量达到30多部，其思路是通过立法形式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使其在与较大企业的竞争中不会因为实力的不对等而被兼并。
2.3美国的相关措施
2.3.1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环境
与德国、日本政府一样，美国也是首先考虑通过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最先提出了发垄断的法律法规，无形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谢尔曼法》慢慢的有些不能满足和规范企业的运行秩序，于是《克莱顿法》便应运而生，历史上，对于《克莱顿法》的评价说的最多的就是《克莱顿法》则是对《谢尔曼》法的一种补充，更大程度上为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助力。
2.3.2以技术创新为发展突破口
美国敏感的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加强发展科技，科技革命开始后，美国政府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使得他们进行先进的技术探索和创新，此举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美国以技术著称的几家大企业就是当初扶持的这批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并且就现有统计来看，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十分有活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4美国、日本、德国的措施比较
通过以上对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研究发现，三个发达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是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具体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国家在企业竞争的公正、平等的客观环境，保护自由竞争，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特别为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世界前列，作为发达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中小企业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也给予了很多的扶持，有政策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等等，比如：对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政府帮助企业与专家学者间搭建交流平台，或者是设立各种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基金，使得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以享受到资金的扶持。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甚至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让我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2.5西方国家中小企业保护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2.5.1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着手
就我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小企业的占比依旧很大，并且发展潜力也很大，西方国家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大多以立法为基础，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相比我国目前的现状，法律制度的制定上依旧十分不足，所以，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手段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从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的同时还要注重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确保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
2.5.2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制约，所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当中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可以从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这点出发，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咨询，同时还要注重担保以及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5.3抓紧政策落实与科学配备管理机构
在立法等政策制定出台以后，就要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在我国，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能不能将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分布在城镇，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抓紧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密切关心中小企业的成长，并将其如实地反映给制定政策的中央机构，这样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实际而实用的政策、规章。另外，我国对于中小企业一般运用的是比较分散的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职能的分散，会使得部门与地方的不协调，影响管理效果，所以，科学配备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2.5.4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要造就成功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探索创新是必由之路，在科技力量上，光靠企业自身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制定各项科技发展规划，在中小企业较多的地区建立各种科技园区，或者各种科技基地，为企业间进行交流提供平台，甚至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带领企业走上科技发展之路。在科技创新方面，人才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还应该在为企业吸引人才上下功夫，技术产生于优秀的人才，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些高科技人才优惠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他们。
2.5.5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所谓的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是指为中小企业提供例如：政策扶持、经营技术指导、融资服务、投资顾问、创新技术研发等等一体化服务的组织与机构，在我国，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在体系中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国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要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这一概念体现在面向中小企业上就如提供技术信息、融资与担保、企业间的交流服务等方面，这是政府在服务方面可以做到的；二是中介，中介可以由政府支持，辅助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做到更完善，更全面，一些必须市场化的政府无法干预的就可以由中介机构完成。在这几者的联合作用下，必定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健康。
3.经济法基础下的中小企业保护制度分析
3.1市场竞争中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未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企业独大的不良发展态势，保护小企业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竞争的合理性，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属性，但是自由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是相对的，法律的存在对市场竞争起到了规范作用，为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导向。中小企业的存在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部分，他们与大企业一起保证了市场的运转，市场只有存在多种类型的竞争主体的时候，才能实现自由竞争，而出台各种法律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这一特点，保证自由竞争。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它诞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和控制，直接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可谓是效果最显著的法律，顾名思义，反垄断法直接禁止了大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的垄断行为，保护了自由竞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严禁大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针对价格方面进行的支配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2）为了达到市场支配者的地位采取的不当合并行为。（3）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4）限制竞争的横向限制行为。
3.2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3.2.1金融方面
中小企业的发展少不了财力的支持，所以怎样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制度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作用明显，只有有了畅通的融资渠道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⑩。中小企业的融资可以是直接融资也可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企业面向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而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资本筹集，这种方式的资本是由如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通过存款等方式为企业筹集资本再通过贷款等的方式转移给企业的。怎样从制度层面上为中小企业的金融融资渠道提供支持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点：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目前，我国在金融体制的改革上要多注重中小企业一块，为他们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或者是开辟新的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强中小企业贷款的便利性。二是加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目前要多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担保机构，或者是为中小企业的贷款设立专项用作承担担保的基金，然后由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这样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也使得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险。
3.2.2税收方面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向各种群体或个体收取收入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财物的二次分配，其有着强制性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固定标准。正因为税收的这些属性，使得税收成为很好的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配置的一种手段，并且可以促进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在税收上，如果能善用其调节经济收入和支出的作用也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目前，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上，税收上可以制定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在企业，税收是不小的一块支出，如果这方面国家可以进行扶持，那么会实实在在的为中小企业减负，也是中小企业比较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积累，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从长远考虑，这种方式能取得双赢的效果，经过资本积累的中小企业会迎来更加长足的发展，发展的越好，税收自然也就越多。参考其他国家在税收上的政策，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征税比率的下调，可以通过下调中小企业税率10个百分点左右来进行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等。（2）直接减免税收，对于一些特别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减免，根据经济形势，可以对比如进出口类型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3）调高税收的征收线，对于征收的标准线进行提高，对于一些营业额等不及标准的企业可以减轻很大程度的负担。目前，我国对于税收减免政策上都没有形成法律形式，为了将这些政策更好的落实与发展，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明确的立法是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也需要更加系统的对于政策进行细致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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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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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哲学中，法律价值一直被认为是核心问题。美国社会法学家R·庞德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他指出：“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问题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应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公认的法律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公平、效率、秩序、安全、社会福利等，其中公平和效率是两项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存在最大争议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公平与效率是存在矛盾的，在取得效率时，常常没有公平，而追求公平往往以损害效率为代价。对于某一具体的法律制度，其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要由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来决定。
对公平与效率谁优先的问题，罗尔斯、弗里德曼和奥肯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罗尔斯主张公平优先。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中，第一个原则，既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要优于第二个原则，即差异原则。弗里德曼主张效率优先。他主张按产品分配，以有效利用资源，反对利用国家手段达到结果的均等。他指出：“生活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即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2〕奥肯主张公平与效率兼顾。他说：“罗尔斯有一个清晰干脆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平等。弗里德曼也有一个清晰干脆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效率。我的回答很少是干脆的，况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这正是我常遇到的一个麻烦。在这里，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我妥协了。”〔3〕奥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漏桶规则”，通过“漏桶”这一收入调节制度，达到既要适当的平均，又要不能太多地损失效率。
我国经济法把效率和公正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宏观调控及克服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以及受到社会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制约，经济法的价值必须是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
二、经济法效率的经济逻辑
经济法的效率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即经济法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法本身的效率问题，即经济法本身运行所需要的成本及其带来的效率，也即经济法应包含有自身的内在的经济逻辑。
经济法的经济逻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法应以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是促进市场主体合作和保障合作者利益的合理分配。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即使谈判中没有严重的障碍，人们也极少有充分的理性在合作剩余的分割上达成协议，所以，应有一个第三者迫使他们同意合作。这就是法律的目标之一，即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失达到最小，所以，法律设计应该能防止胁迫和消除意见分歧的损害。这就是所谓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另外，通过法律消除私人谈判的障碍。自愿交换对双方都有利，所以，成功的谈判会带来一个合作的剩余。因此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制定规则，克服私人谈判的障碍，促进合作，即通过法律制度的建立来减少合作的成本。这被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4〕
第二，经济法应有利于有效地利用资源。古典经济学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实现社会整体的福利增长。这种假设受到制度主义的尖锐批评。经济人的理性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能力，对面前的一切都可以做到深思熟虑，不仅对自己的能力完全了解，对客观的环境也可以做到完全的把握，所以，对目标，行为及其结果都能给予一个合理的预测。但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人类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答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去，也无能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也就是说，经济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H·A·西蒙对有限理性的定义是：“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有限理性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这决定了制度的重要性：经济法律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行为的基本规范，提供一个对未来预期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及其绩效。
三、经济法的效率分析
（一）国家通过经济法干预经济的效率分析
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克服市场夫灵及市场不及的地方，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制度。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的状态。通常市场失灵分为三种情况，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垄断等三种情况。
提供公共物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产品”，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消费上的竞争性，二是供给上的排他性。市场制度可高效率地提供私人产品。另一种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它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即某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别的任何人对该物品的享受。甲享受国家提供的国防和司法服务，并不妨碍乙也同时享受这种服务。二是提供的非排他性。指对一种物品未付费的各个人不可能被阻止享受该物品的好处。例如，不论人们是否对反污染规划作出贡献，每个人都得益于新鲜空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将不负担某一物品的费用，而他们却能免费获得该物品。灯塔是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即使灯塔的收益会超过成本，但由于没有办法排斥未付费者分享灯塔的利益，市场也可能不提供灯塔，因此，市场交换制度便不可能起作用，因为卖方将不能保证只有偿付这种物品代价的那些人才能获得该物品。三是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或甚至为零，即增加一个人口并不会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
公共物品的这三个特征，使得通过市场制度来供给公共物品，会产生供给失效，无法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国防为例。国防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其受益面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的人，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与利益的非占有性特点，其好处已经以特殊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各个成员，无法指望每一个社会成员会主动去购卖，相反会出现大量的对这种物品免费使用的情况。如果仍然按照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易，必然导致交易失败，无人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市场机制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因而，公共物品只能依靠政府提供，与市场供给相比较，政府供给是高效率的。经济法律制度可以设计：究竟河种物品在什么程度上为社会所必需，供应这些公共物品的资源的取得，以什么方式将这些公共物品分配给需要的社会部门等。
外部性矫正。外部性，又称外在性或外部效应等，含义是指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的费用或者收益并未全部都由行为人自己承担。外部效应有正负之分，产生有利于他人影响的为正外部性效应，有损于他人影响的则为负外部性效应。前者的例子如植树造林，后者如污染物的排放。外部性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社会关系中。外部性的存在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矫正外部性的基本方法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或收益转化成外部性制造者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具体可分为市场的方法和非市场的方法。市场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当事人直接协商、经济组织创新、明确界定产权。由于外部含了当事人缺乏自我约束力的假设，因而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外部性显然难以成功；经济组织创新在短期内亦非易事，真正有实效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也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在交易费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资源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这时，将资源配置给谁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只要界定明确，资源配置的结果都一样。但是，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现实社会中实际上总存在交易费用，而且有时交易费用还特别大，使得以此方法消除外部性实际上不可能或不经济，有效率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是政府通过经济法的方法予以干预。
消除垄断。垄断组织的垄断行为从社会整体看是低效率的。（一）垄断企业限制产量以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自由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是价格竞争，即降低价格，薄利多销，这种竞争方式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也可以提高社会净福利，但在垄断市场上，垄断企业往往通过限制总产量的方法，抬高价格，这样就有损消费者的利益。（二）抑制竞争，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动机。竞争和利润是企业发展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机，通过竞争和利润驱动，可以促使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使整个社会受益。但是垄断组织可以通过垄断市场控制价格来实现垄断高额利润，因而垄断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的内在动因就相对小得多。（三）垄断者获得超额利润，加剧垄断者与中小企业的矛盾。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是通过垄断价格来获得的，具体是通过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来实现的，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剥削非垄断的中小企业获得的，这样，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界的矛盾。（四）垄断组织内部的低效率。美国经济学家H·莱宾斯坦于二十世纪60年代提出“X—非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存在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性。这是因为，垄断企业缺乏纯粹竞争经济中的经营的那种竞争压力。企业不是由一个单纯的群体构成的，而是由实业家、白领和蓝领等集团共同构成的组织。处在竞争性市场上的企业，为了争得生存条件，企业内的诸集团会团结一致去提高效率，但在垄断市场上的企业就不同，它们享有垄断利润，企业不存在着太多外来压力，因此企业内部各集团的行为就会偏离争得企业最大限度利润这一本来目的，而在企业内部各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导致各种磨擦的增加和管理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企业的低效率。（五）过度的广告宣传造成的资源浪费。企业的垄断可以通过扩大产品差别来产生，但事实上，有些产品的差别完全是通过广告宣传人为地形成的。企业为了扩大产品的差别，往往通过扩大产品广告宣传方面的支出；反过来，垄断又使得公司有可能进一部扩大产品的差别，其方式同样是通过广告宣传来实现，这样就导致广告宣传方面支出的攀升。广告宣传作为一种非价格竞争方式，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得不到益处，纯粹是一种交易成本。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中的核心。反垄断法的精神在于维护公平竞争，保证市场发生最优化的作用。它保障企业公正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机会的获得与行使，保障企业平等的进入市场的的自由权利，它谴责，打击所有分裂市场、取消、扭曲市场的企业行为、政府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反垄断法的“国家干预”的作用的基点是企业自由，“干预”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除商事活动中的障碍和向消费者提供便利，不是为了“干预自由”，而是“为了自由而干预”。马歇尔·C·霍华德精辟地阐述了反垄断法的精神：“只要存在着对竞争的不正当的限制或者对消费中、购卖中合理判断的严重障碍，那么，实际的政府干预就是必要的。这种社会的控制与其说是对自由企业体制本身进行限制，不如说是用来扩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总体自由。”〔5〕反垄断法强调市场的总体自由，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才有效率。
减少“政府失灵”的风险。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前提，但政府亦非是万能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布坎南认为，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最终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私欲，都千方百计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作为一般的人，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是拥有人类固有的一切弱点，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有的官员想把事情办好，也可能因为局限而无功而返，或者好心办了坏事。总之，政府不是超凡至圣的超级机器，并没有正确无误的天性。因此，如果说市场机制并非完美无缺的话，那么针对市场缺陷的政府干预也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增进公众的福利。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实质上是指出，国家存在着能力边界，政府并非是具有完全理性的超人，而是具有有限理性的常人，他也会面临信息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干预决策；在进行干预决策时，也会面临如何进行最佳选择的难题，如政府干预在目标上要严格追求公共利益，在目的上要讲求效率至上，在方法上要讲求方法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这种对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效率与非效率、方法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选择在实践中是非常复杂的。
经济法可以对克服政府的干预偏差作出制度上的安排。有多种“干预政府”的内容和方式，它们都有其意义和作用。但是，最为有效、最为持久并能对其他方式进行保障的应是制度制约。因此，干预政府的关键是建立制度安排：规范政府行为，使之有序化、明确化，最大限度地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人们预测、识别，控制“政府失灵”的成本，使防范成本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从社会角度看，有了这种制度安排，就可以将违规成本内在化，增强其自律意识。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规则，在探讨和设计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进行法律解释的同时，也研究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范围和程序，避免政府干预失灵。
四、经济法律制度的成本分析
法律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行成本。这三方面的成本都与法律成本有关。首先，法律制度事实上提供一种基本上固定不变的的信息，从而可以节省信息成本；其次，法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谈判规则，从而减少谈判成本；再次，法律规定了违约的制裁方式，从而对违约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而在发生了违约行为时，法律提供了一种解决纠纷的基本程序和基本规则，并通过国家机器保障这些规则的施行，这可大大减少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法律制度要发挥上述作用，其本身的运行需要花费社会成本。经济法在实施国家干预时就存在着干预成本。经济法的社会成本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
立法成本。我国目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立法中的部门利益问题，各部门在立法时都尽量扩大自身的权力，尤其是收费权和处罚权，同时又规定较为复杂的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易的正常进行，阻碍了产权人对其财产的正常使用。应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对管制的成本问题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立法成本：一项法律法令的通过，必然符合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集团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立法成本。同时，由于该项立法的通过而受到损害的另一社会集团，也必然为阻止该项立法的通过而付出成本。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此。
从社会总体效率来看，我国经济法的立法成本较高，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我国的经济法律草案大都是山相关的行政部门起草，带有相当的部门利益色彩，而相当多的草案在立法机构常常可以不经修改或经细微修改而予以通过。这表明我国的法律起草部门并非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带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偏好。其二，缺少高效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议、辨程序。缺乏促使立法机构成员主动了解议案的激励机制。其三，立法中存在信息问题。信息问题包括信息不足、信息偏在、信息错误等。信息不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信息收集存在成本，并且其边际成本递增；信息收集主体因理性的有限而不能收集所有的信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因而产生市场总体的信息供给量不足的问题，信息不足往往使立法者不能作出最佳决策。信息偏在是指在两个主体之间呈不对称分布。一般而言，立法机关具有信息优势，但就某些特定问题，立法机关可能处于信息劣势，导致干预的法偏离干预需求。信息错误是指信息在收集、整理、传递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而使信息失真。错误信息会严重影响决策者的法律输出质量。
解决立法效率偏低的方法是进行制度创新。（一）设立常设的或非常设的独立的法律起草机构，其组成人员除相关行政机构的代表外，主要包括各种专家，还应有不同利益的代表，使法律草案把不同个人偏好汇集成一种社会整体偏好，这样在法律起草阶段就能比较好地反映市场的干预需求。（二）用法律形式对立法机构成员进行有效制约，纠正其公益心的偏离，抑制其经济人的倾向。（三）立法机关应设立独立的信息的收集、分析机构，就特定问题进行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改革国民经济统计体制，减少无效或低效信息的收集与传递。
执法成本。考特和尤伦曾论述过执法成本：“没有人知道法律纠纷花了多少社会财富。1983年，联邦、州和地方在民事和刑事审判上的费用加在一起高达397亿美元……”〔6〕我国的执法成本，特别是经济法的执法成本未作过统计但可以肯定是非常高昂的。特别是我国存在着严重的执法问题：地方保护主义；把执法手段当作目的，只关心收费、罚款，而对被收费的对象不进行管理、引导；功利地选择法律进行执法，导致法在适用上，不对市场及其主体进行有效管理、服务，只着眼于自身利益而对市场主体进行骚扰式的“管理”等待，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法的执法效率。
要提高经济法的执法效率，必须对政府执法过程进行改革。这有多种思路，如：其一，对执法者进行全方位的激励，使执法者具有执法的动力，克服执法者消极执法的现象。其二，对执法者进行多路径的监督，从而促使其遵循法律。如横向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其三，立法者在进行执法程序设计时，应多途径扩大执法者的信息拥有量，赋予被监督者强制说明的义务，并规定较重的法律责任，以低成本地获取信息。其四，使执法主体具有自身组织上的保障，确保执法的有效性。〔7〕
从经济法效率的理论分析可以知道，经济法是高效率的法律制度，但现状却是不够理想的，完善和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还有根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美）R·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84。
〔2〕（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52页，商务印书馆，1986。
〔3〕（美）阿瑟·M·奥肯。《平等与效率》，第84页，华夏出版社，1987。
〔4〕参见（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三联出版社，第4章，1994。
篇7
（一）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思想性
经济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一，它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公共管理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注：本文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观点均来自王保树主编《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关系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法正是通过经济法律关系实现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的职能的，它是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
作为法律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也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民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说，经济法律关系的思想性更强。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其能力而主动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手段，其处处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如反垄断法，它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密切，其要旨是从宏观上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以保持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提升本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财政金融法、外贸法等，它们均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所以，经济法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是民事法律关系所达不到的。民事法律关系虽然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最直接地表现了生产关系，如财产所有权关系、契约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象地说，民事法律关系是把经济关系的要求直接翻译成法律上的语言。也许正是如此，我国有学者曾提出民法属于经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民事法律关系思想性的弱度。
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不仅反映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互补性，更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促进、监管，以及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被扭曲的民事生活的纠正。
但是，我们应同时注意到，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仍是以相应物质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无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尤其是政府其主观性多大，都必须尊重和遵循相应的经济客观规律要求。如由反垄断法产生的反垄断法律关系，反垄断执法部门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和理解反垄断法的规定，更不能意气用事，而应服从相应的经济形势要求。
（二）经济法律关系独具社会公共的经济管理性
经济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就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其中，经济管理性是经济法律关系同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之所在，而社会公共性是其同行政法律关系区别之所在。
首先，经济法律关系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由经济法加以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由此决定了经济法律关系必然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管理性首先弥补了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并为恢复和维护其正常、有效地作用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秩序空间。无论是宏观调控法所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还是市场管理法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它们都是具有经济管理性的社会关系。
其次，经济法律关系同时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律关系的经济管理是社会公共性的，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具有经济性的社会关系都可成为经济法律关系，它们必须同时具有社会公共性。所谓经济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运作和实现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表现为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以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实施经济管理，这种管理是一种普遍性的措施，着眼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着眼于某个个体。因此，在某个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中，如工商管理机关依法查处假冒伪劣产品，虽然其表面上是针对某个个体，但其实质是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二、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谈及经济法律关系，必涉及其构成要素。普遍认为，任何法律关系都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组成，该三要素缺一不可。在某具体法律关系中，其中一要素发生变更，原来的法律关系也要发生变化。
分析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其意义还在于使我们更明晰某性质的法律关系的特性以及该法律关系运行的基本要求。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分析其构成要素，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经济法律关系的独具社会公共的经济管理性，了解到作为主体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的核心地位、其权力、其权力指向以及其行使权力的基本规则。
（一）主体。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则是指依法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并因此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和公民。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因此代表国家进行干预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中具有主导性。所谓主导性是指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中，都必然有一方为政府或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另一方可能是某个经济组织，也可能为某个公民，而且，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对经济组织或公民具有优先权，即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权时依法享有的职务上的优惠条件，如先行处置权、获得社会协助权、推定有效权等。(2)经济组织和公民具有独立性。经济法尽管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国家之干预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利益，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经济管理权时应首先认识到相对方的独立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是它们的附属，而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个体。所以，经济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不是被动者，有时甚至是主动者，他们有权依法对抗任何人、任何机关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3)主体的法定性。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因此，谁有权参与经济法律关系，什么时候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如何参与经济法律关系等均应由相关法律明定。这是保证合理干预的需要，反映了经济法是规范、确认国家干预之法的本质。这一点，对于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尤为重要，它们必须严格依法干预。
（二）内容。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关系主体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它是任何法律关系要素中的核心。这是因为，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什么，怎么去做，会产生什么后果等均围绕权利义务而发，离开了权利义务，就不会有什么法律关系。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其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其中，经济权利包含经济权力，即政府和经济管理机关以及社会经济团体在管理中的权利。
经济权力是基于经济管理机关或社会经济团体的地位和职能由经济法赋予并保证其行使经济管理职权的资格，其实质是经济管理职权。它具有如下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即行使经济权力的只能是依法成立的经济管理机关或社会经济团体，其他任何机关或团体无权为之。(2)权力的法定性或章程规定性。对于经济管理机关而言，其经济权力只能是明确法定的；对于社会经济团体而言，其权力则来自于成员的约定而表现为他们制定的章程。权力的法定性或章程规定性强调的是经济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依法或依章程规定，不能超越，否则构成权力滥用而要产生相应法律后果。(3)权力行使的积极性。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具有天生的行使冲动性，因而权力的行使具有积极性。对于经济权力而言，它就是体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所以，经济管理机关应积极主动行使其权力，它不采取不告不理原则，而是要经常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对于社会经济团体也是如此，它应经常协调会员之间的行动与利益冲突。
（三）客体。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果没有客体，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也就失去了依托。对于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其客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权利、经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关于经济法律关系客体，有不少学者认为包括物、行为、知识产权等。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它没有看到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法这一点。经济法律关系客体只能是行为，而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等。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具有如下特征：(1)该行为是同国家干预经济有关的行为，无论是市场管理行为还是宏观调控行为，都是同国家干预有关的行为。(2)该行为必须是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干预行为只能依法进行。(3)该行为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依照经济法律、法规所为的行为，这意味着不是任何组织或公民的行为都能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它只能是经济法所规定的组织和公民所实施的该法上规定的行为。
三、经济法律关系的种类
经济法律关系可按不同标准予以分类。通过分类，可以明晰不同法律关系表现形式的不同，其适用法律规则有异，其运作要求不一。
（一）以经济法律关系内容为依据，经济法律关系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和市场管理法律关系。
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是依宏观经济管理法而产生的具有国家宏观调节和控制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又可以分为计划法律关系、财政法律关系、金融调控法律关系、产业政策法律关系、物价法律关系等。宏观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确立和运行具有宏观性、指导性和政策性。
市场管理法律关系是依市场管理法而产生的直接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又可以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关系、反垄断法律关系、其他市场管理法律关系。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微观性、直接监管性和严格法定性。
篇8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3]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9]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3]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注释：
[1]［美］张光直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2]参见苏力：“‘法’的故事”，载《读书》，1998年7期，第30～31页。
[3]［德］K·茨威格特等著：《比较法总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4]罗马法曾达到高度的制度化和法典化，但中古欧洲通行的是教会法、王室法和庄园法。在经济民事法律方面，习惯化色彩很浓厚，制度化程度因此受到限制。有关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情形，详见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传统中国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西方。这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终身求解的课题，谓之“李约瑟难题”。他主持编纂的7卷34册《中国科技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是对这一问题的求解。
[6]唐朝（公元618～907年）存续289年，历22代。依据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大抵以“安史之乱”为界，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天宝末年（公元755年）的130余年为前期，其后150年为后期。同时，在文史界也有初唐、中（盛）唐、晚唐的说法，一般唐建立政权的最初几十年为初唐时期。
[7]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多年努力完成《唐令拾遗》巨作的编纂，该书中译本1989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1997年池田温又出版了续编《唐令拾遗补》。
[8]参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4页。
[9]《新唐书·礼乐志》。
[10]该书广搜各类契约文书，特别是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11]参见前注〔8〕揭，第144～145页。
[12]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8页。
[13]《唐律疏议·名例》“序”。
[14]参见拙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
[15]唐代前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礼教，但有两种社会风气即胡化与功利主义对礼教形成冲击。此处的功利主义是指追求实利和享受的俗世生活态度。“胡”系古代汉族对异族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有礼教中心观下的轻蔑之意。胡化指唐代受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气的影响，不太受礼教的约束。（详见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17～142页）
[16]详见前注〔14〕揭，第二部分。
[17]［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18]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页。
篇9
1.2历史因素
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比较贫困落后的情况下，而且，历史上也是从中原地区向四周进行扩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非常的快速，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于比较缓慢。西部地区地貌比较复杂，交通比较闭塞，而且信息传递比较缓慢，导致资源利用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
1.3环境影响
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数量非常大，但是很多资源都处在环境比较险恶的地区，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平原比较少。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西部地区交通比较落后，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了受阻现象。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但是，很多的经济政策都是给予了东部地区，导致东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速发现现象。政策倾斜导致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了有计划的开发西部。
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对策
2.1国家的政策干预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说明这项国策的实施非常成功，而且，为了缩小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政府在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控制，对不发达地区进行了更好的投资，并且对经济落后地区进行了扶持，希望能够更好的实现地区间的和谐发展。
2.2加强东西部的合作
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投资者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将东西部之间的优势进行了互补，企业行为的自主选择是政策效应必然形成的。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在经济以及整治方面都具备非常大的意义，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十分多，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利益的争夺也日益白热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凭借自身的综合实力占据一定的有利空间，但是，相对于比较落后的西部，在经济方面却比较薄弱，这样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技术、质量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就使得西部在竞争中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大。
2.3突出地区优势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策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样就使得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比较大。对东部发展优势进行充分的发挥，这样能够更好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提高、对经济差距进行缩小。东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1）市场优势：东部地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间比较早，因此，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2）金融优势：现代化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金融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东部地区的人们金融意识比较强，金融体系比较完善，资金也比较充足，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条件。
（3）人才与技术优势：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技术是发展动力，人才是核心，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人才不能缺少任意一个，东部在发展过程中应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经费远远超过西部，东部在发展过程中将传统产业进行了改造，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重视，因此，产业结构得到了升级，现代化建设也以后了明显的改善。西部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要对地区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并且对交通事业的发展给予重视，只有保证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好的保证经济发展，对东部发展经验也要进行借鉴。
篇10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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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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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责任，现代法学家对它的理解主要是强调责任的可归责性和处罚性。凯尔森指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我国法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一定承担法律制裁，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比如：在存在义务的条件下，如果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因此，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不
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
（一）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法学者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
1、经济法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与融合，“国家之手”也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法责任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经济性是指它是国家协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责任；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2、社会责任的兴起促进了经济法责任的发展。经济法被视为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责任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例来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传统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不利于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建立起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如：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对那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护和褒奖等方式来予以推进，并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打破传统的诉讼理念，授以非股东以诉权，从而保障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法的“国家三重身份论”，国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相应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其中的经济管理权是产生经济责任的重要源头。明确规定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范围、行使程序，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政府的低效率及寻租行为。而这种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经济法的性质、价值、法治理念、调整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民事责任体系无法解决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的责任问题。此外在我国，行政责任的威慑力已大大减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责任处罚的乏力，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规制政府的经济行为的责任体系，这就是经济法责任。
2、经济法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独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等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后果。（1）经济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减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贷款、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如征购、征用，强制转移使用权，如强制许可使用等。（2）经济行为制裁。包括：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证等。（3）经济信誉制裁。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事某些经济活动资格等。第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正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经济管理权等，此外，还包括经济制裁方式如赔偿损失等。
三、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一）从责任目的上来看
经济法责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这便使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有了实质上的区别。
至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笔者则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的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维护等内容。
（二）从归责原则上来看
经济法律责任侧重于公平归责。公平归责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中更是如此。
（三）从责任形式来看
限制或剥夺经营资格和经济补偿是经济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四）从免责条件上看
经济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等。
四、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及局限性
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现行法律不承认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存在局限性。屡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法律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仅有惩罚是不行的。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责任并不是保护法律关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和认识到了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在保护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开始用“奖励”与“惩罚”并举的模式构建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如杨紫煊教授就主张应实施奖惩制度，保护经济法律关系，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既对惩罚又对奖励做出了规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经济法的特征之一。奖惩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刘隆亨教授也主张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并认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经济法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也是重要方法。”王全兴教授同样主张经济法责任制度与经济法奖励制度并举。
五、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
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法责任引起的诉讼一般称为经济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客观存在并日益严重，虽然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公益诉讼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建立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程序是必然之举。这样可以确保违反经济法责任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国有及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规律，其理由是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没有能力解决此类纠纷且此类纠纷也不适合法院来解决。
在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时，要借鉴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的理论，其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打破原告适格理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制度、奖励胜诉原告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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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是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各部门法学均对其倍加重视并把它作为该部门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进行研究。相应地,竞争法律关系是竞争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而竞争法学界也很少有关于国际竞争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法律关系,一般是指社会关系经法律调整后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法学界关于法律关系含义的一般理解,可以认为竞争法律关系是特定社会关系经竞争法调整后而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要给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下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的前提是明确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简单来讲,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际竞争关系。什么是国际竞争关系,判断标准不同,界定结果也不同。如果以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为标准,那么具有涉外因素的竞争法律关系就可以被断定为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竞争法律关系三要素中任何一个具有涉外因素就可以被断定为国际竞争法律关系;如果依照国际法上对国籍的判断标准来对国际竞争关系作判定的话,则可将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界定为跨越一国国境的竞争关系,即跨国竞争关系;如果以效果范围为标准,对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竞争关系也可以纳入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范畴,也就是说虽然竞争行为发生于一国境内,但行为效果却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竞争关系产生了影响。对于跨国竞争关系和涉外竞争关系被纳入国际竞争法律关系我们都能理解,但对于对国际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实质影响的竞争关系,由于对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竞争关系行为发生在一国境内,再加上目前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上均以效果原则来作为域外适用本国竞争法的法理依据,将表面上与本国无关联的竞争关系都纳入到本国的竞争法管辖范围内,所以对于将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竞争关系界定为国际竞争关系理解起来就相对不太容易。但是在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某些时候国内市场的行为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很容易触动国际市场,虽然一国的经济竞争行为在境内发生,表面上虽然与他国无关,但其程度实际上却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候将其纳入国际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并没有什么不妥。如着名的波音-麦道合并案,虽然合并已获得了美国反垄断行政当局的批准,但依然遭到欧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合并案的当事人及合并行为均位于美国境内,但他们的合并将会对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到欧盟在飞机制造市场上的经济利益,对国际飞机制造业的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国际竞争法对这个案件实施管辖权的就有合理的依据,但由于国际竞争规则缺失,出现欧盟域外行使管辖权的局面。
要注意的是,作为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竞争关系既包括横向国际市场平等竞争主体之间的交易性竞争关系,也包括纵向国家或国家组织不平等主体之间在监督、管理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管制性竞争关系。综上对国际竞争法调整对象的阐述,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下一个粗糙的定义,它是指国际竞争法在调整国际竞争关系的过程中在市场主体、国家或国家组织等相关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特点
国际竞争法律关系是指国际竞争法在调整国际竞争关系的过程中在市场主体、国家或国家组织等相关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不同与其他部门的法律关系,其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范围的特定性
国际竞争关系仅限于经济竞争关系,即两个以上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为争夺较多的交易机会,获得较多的商业利润而展开的角逐和较量。即国际竞争关系的调整范围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对于非经济领域的,或非反竞争的行为,则不受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同时这种竞争关系还必须具有跨国性,或者涉外性,或者能够对国际竞争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目标的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作出市场竞争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商业利益。这种目标的利益性是竞争的本质之所在,缺少利益目标的驱动,市场主体既无竞争的压力,也无竞争的动力,自然谈不上竞争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国际竞争关系是平等的经营者之间为了争夺商业利益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始终与商业活动和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主体的对立性
在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中,每个竞争者都带有明确的目标性,并都力图通过有力的竞争行为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竞争者目标的实现,往往意味着竞争相对方的目的破灭。国际竞争关系总是在主体之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保持着动态平衡,维护着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