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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黄健柏（1954-），男，湖南郴州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金融工程、企业理论等研究；程 慧（1985-），女，贵州都匀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郭尧琦（1982-），男，河南郑州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邵留国（1979-），男，山东济宁人，中南大学商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45-05收稿日期：2011-07-27
一、相关研究及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一直都是市场投资者、交易者、生产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2008年下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下跌之后，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进入到一个2年多的强势上行的周期。但与价格持续上涨相伴随的是，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有色金属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态。因此，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导了有色金属的价格波动行为，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价格走势一直是众多相关利益者关注的问题。
Cuddington等（2003）通过方差分析以及GARCH类模型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和灵活汇率制度下包含有色金属在内的3种商品类别的价格波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自由汇率下实际商品价格的波动程度要比固定汇率下的大。Tully等（2007）采用多变量APGARCH模型验证了1984年~2003年期间的黄金价格波动行为中存在的杠杆效应。实证结果同样证明美元是最主要的，甚至许多情况下是唯一的影响黄金价格的宏观经济变量。Sjaastad（2008）通过构建误差模型采用1991年~2004年的马克/欧元、美元以及人民币的即期和远期汇率数据验证了主要汇率和黄金价格之间的理论和实证关系。研究表明自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以后，主要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了世界黄金市场价格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黄金市场价格由美元集团主导，美元价值的上涨和下跌对其他货币体系下的黄金价格影响更加强烈。Krichene（2008）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和一般的相对低的利率以及美元价值的实质的贬值有关。商品价格的上涨至少部分与利率和美元汇率的下降相关。Sari等（2010）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了3种贵金属（金银铂钯）的现货价格与石油价格、美元/欧元汇率之间的联动和信息传递关系。研究发现贵金属与石油和汇率之间在长期内存在着较弱的均衡关系，而在短期内现货市价格对冲击的反应是显著的（但却是暂时的）。更进一步，他们在铂金和钯金中发现了一些如汇率市场一样的市场过度反应的证据。Zhang等（2010）从价格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价格发现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石油和黄金两个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样本期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295。此外，两个市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只存在从石油市场向黄金市场传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Morales（2009）利用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研究了1995年~2007年期间贵重金属的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特征。结果表明，有明显证据显示贵金属收益之间存在持续的波动性。同时，几乎所有样本中存在一种以双向方式运行的明显的波动性溢出，只有黄金例外，即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其他贵金属影响黄金市场。同时，作者指出从非对称溢出效应的结果表明，负面消息比利好消息对贵金属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或定性分析价格的波动原因（夏晓辉 等，2007），或是研究某一个外部冲击对金属价格的影响，如李艺等（2008）、方毅等（2007）等分别研究了国际基金、期货投资者行为对我国期铜价格的影响，而对于石油对于我国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见于吴迪（2010）。本文关注的是美元、石油价格与有色金属之间的关系，类似问题Akram（2009）、Sari（2010）等学者在其研究中探讨过，但基于我国金属价格数据的实证研究还不多。因此，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美元以及石油价格变化对我国金属价格的冲击，以及在此冲击下黄金、白银和铜金属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分析各冲击对于金属价格影响的持续性和贡献率，这将有利于揭示我国有色金属价格波动行为背后的推动作用，有效控制外部冲击对我国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避免金属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稳定带来冲击。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采用3种金属现货价格（金、银、铜）、石油现货价格和美元指数的日度时间序列数据（5天工作制）。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原油现货价格选取的是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单位标价为美元/桶。而3种金属价格均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现货价格。时间序列跨度为2005年9月1日至2011年4月25日，共计1145个数据。因为对数数据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尽可能的消除波动的影响，使数据的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本文所使用的计量工具是Eviews6.0。
为了对样本价格时间序列有一个直观的印象，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样本期间内石油和白银的价格具有较高的波动性，而黄金和铜价格的波动性则相对较低。此外，从Jarque-Bera统计值也可以看出，所有的时间序列在1%的显著性下都不是正态分布，其中，铜呈现出尖峰厚尾右偏的非正态分布，而银和石油则是尖峰厚尾的左偏非正态分布，黄金和美元指数均呈现出“矮胖”的非正态分布。
3种金属和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黄金和白银价格之间有着相对较高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其类似的财富效应和货币因素；而铜、白银和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黄金与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这可能是由于铜和白银在工业上的使用程度更高有关。此外，铜、黄金、白银均与美元指数存在的负向的相关关系。各金属与石油及美元之间具体的影响大小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验证。
（二）方法选择
方法上，本文将基于平稳序列（一阶对数差分）构建VAR模型。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做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即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本文将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相比Sims（1980）年提出的基于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不会因为变量的输入顺序不同而不同。此外，对于每一个结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本文将通过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进行分析，从而得出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由于滞后期的选择对于构建对于VAR模型至关重要，因此，要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期。根据Akram研究中模型选择标准，确定本文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5阶。根据所设定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本文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三、实证检验与稳定性检验
本文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对美元指数、石油和3种有色金属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定性检验。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是非平稳的，而其1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说明文中所有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我们在变量ADF检验基础上构建VAR模型。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显示，对于黄金来说，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与黄金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白银来说，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以及黄金价格均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与白银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铜来说，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以及白银价格则在一定程度上与铜价格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美元指数、石油以及3种金属中，有着比较强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是石油价格和白银价格。
（三）脉冲响应分析
结果显示：黄金价格对于自身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反应较为剧烈，自身事件的正向冲击短期内就会导致价格的迅速上涨，美元和石油对于我国黄金价格的冲击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这意味着相比国外来说，我国黄金价格回归均值所需要的时间更久，国内黄金市场上涨预期一旦形成，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改变。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金属市场依然存在着显著的“羊群行为”，市场中理性投机者群体不能迅速修正非理性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市场效率相比国外市场较低，在一定意义上不正常获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白银和铜对黄金价格的冲击影响大小均呈现出近似恒定的状态，其影响大小分别为0.005和0.003左右。这可能是因为不同金属间由于受到相同的经济变量的影响，比如宏观经济状况、美元等变量的冲击，使得金属间由于存在一定的相似的商品属性或金融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价格的联动性。而白银对黄金的影响大小为0.005，大于铜金属对黄金的影响，这也说明了黄金和白银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黄金和铜价格之间的相关性。
对白银来说，无论是金属特性和金融属性上都与黄金很接近，所以其对于来自于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的冲击的反应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与黄金相比，白银受到美元指数和铜价格的冲击影响要显著大于黄金受到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比白银来说，黄金的货币属性要强于白银，黄金的保值、避险效果更加明显，其价格波动程度要低于白银的波动程度。此外，由于白银的商品属性强于黄金，其工业用途大于黄金，因此商品市场供需的不断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白银价格比黄金价格对于外来的冲击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一旦价格失去支撑，对于外来冲击就会产生更强的波动反应。
黄金对于白银价格的冲击仅小于白银自身的冲击影响大小，在第一期即达到0.009，远大于白银价格对于黄金价格冲击影响的大小，并且其冲击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0.015左右大小的稳定状态，这与Lucey等（2006）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与前文分析的黄金、白银一样，铜金属同样对自身突发事件的冲击反映比较强烈。此外，黄金和白银价格的变化同样会对铜金属价格产生正向的冲击，但其冲击影响要小于美元和石油的冲击影响。
（四）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表示的是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以后，以变量的预测误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分分解为与各个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其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采用方差分解分析各个变量对不同金属价格波动的解释程度。
结果表明：一直以来，黄金价格波动有大约50%左右来自于自身的原因，其余50%的波动基本来自于白银、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这3个指标引起黄金价格波动的比例分别占到了30%、18%和2%；而白银价格波动则分别有35%、20%和3%来自于黄金、美元和石油，这说明尽管短期内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波动会出现不一致，但总体而言，黄金和白银价格还是具有一定的价格联动性，并且其相互影响程度比较高。
而相对于石油价格来说，美元指数对于我国黄金和白银价格波动的解释程度要大于石油价格的贡献率。这可能因为黄金、白银有着很好的货币属性来抵抗通货膨胀，从而在美元贬值时，其投资的增加会进一步推动黄金和白银价格的上涨。
对于铜来说，其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原因,而石油和美元并不是我国铜金属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金属消费国，2010年我国铜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35%，巨大的国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国铜金属价格的走势；另一方面，美元对于我国铜金属价格的影响更多来至于伦铜市场的信息传递以及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石油价格则是通过市场的溢出效益和成本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我国铜价。但总体而言，美元指数、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并不是影响我国铜金属价格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石油价格和美元价值的变化对我国金属价格的冲击影响是显著的，但其冲击影响大小和对不同品种金属价格行为的解释度是不同的。其中，对黄金和白银来说，美元价值的变化形成的冲击影响要大于石油价格变化产生的冲击影响，并且其对黄金和白银价格行为的解释度要远大于石油，分别达到了18%和20%。因此，相对来讲，美元价值的变化是影响我国黄金和白银价格行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2008年底美国首次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持续贬值。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持续2年多的黄金和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反映了由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宽松政策带来的美元持续贬值直接推动以美元定价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贬值推动大量以保值为目的的货币进入黄金、白银市场中。此外，美元持续贬值使得热钱与投机力量涌入、购买力提高所激发的价格通胀压力远大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成本下降效用，市场通胀预期再次推高了黄金、白银等金属价格。
对于我国铜金属来说，美元、石油、黄金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都会对我国铜金属价格产生冲击，但四者均不是我国铜金属价格行为的主导因素，而应该被视为铜价格行为的辅助因素。即使美元升值，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对铜等工业金属需求的上涨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美元升值带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供给和需求以及投机行为对我国铜金属价格的影响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种外部冲击已经逐渐成为影响金属、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行为的重要因素。2009年至今，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全球经济逐步回升，尤其是我国国内显著增加的巨大的金属需求，推动全球金属价格再次持续上升，但是金属价格行为已经更加复杂，不同时期的价格行为已不仅仅取决于需求的支撑。美元走势、通胀预期、市场流动性、金属的金融化进程、各种投机行为以及国家政策等种种因素相互作用，都将促使金属价格行为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剧烈的波动状态。因此，对于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相关部门、企业而言，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简单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外部冲击所具有的突发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整体把握金属价格的长期行为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构建相关预测和预警机制，准确识别不同时期金属价格行为的内在主导推动力，有效地预测金属价格的短期波动行为，并综合运用期货市场、货币政策、储备战略等手段，从而完善我国金属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所具有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规避金属价格波动风险，优化金属定价机制。此外，还可以通过制定合理和及时的货币及汇率政策控制市场流动性，同时通过战略储备调节市场供需，确保市场有保有提有压，从而保证金属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处于更为合理和稳定的价格区间，避免在金属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才制定应对措施以及滞后的价格调控反而加剧价格波动行为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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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艺, 部慧, 汪寿阳. 2008. 基金持仓与商品期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铜期货市场为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9):10-19.
吴迪, 建敏. 2010.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对我国金属期货收益率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8):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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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育 川)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US Dollar, Oil and Metal Prices Based on VAR Model
HUANG Jian-bo, CHENG Hui, GUO Yao-qi，SHAO Liu-guo
篇2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篇3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论文百事通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新晨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篇4
中图分类号F062.1；F06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71－06
资源型城市是城市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伴随以资源开发加工为主要产业特征的周期变化，城市经济荣衰相继。随着国家资源枯竭性城市试点工作的开展，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由城市自身上升到国家层面，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此外，两型社会建设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强调、矿产资源进口依赖下资源安全问题的日益凸现以及城市自身经济模式的低碳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文章以国家资源转型试点城市――白银市为例，对资源型城市的低碳化转型思路进行分析，以期对整个资源型城市的科学、合理转型有所裨益。
一、城市低碳转型的背景分析
1. 高资源依存度的产业特征导致节能减排压力较大
白银是甘肃省省辖市，地处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核心部位。城市依矿设企，因企立市，是建国后随着以有色金属和煤炭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城市的资源开发主导型经济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地位。高纯炸药产量占全国的60%。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至今仍占全省的35%以上；原煤产量占全省的25%以上；发电量占全省的30%以上。2002年，在金属矿产资源已近枯竭，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3%，工业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重点年份白银市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的产量比较可以看出，目前资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仍在白银市产品结构占据重要地位（见表1）。高资源依存度的产业特征与产业能耗具有明显的关联[2]。在2010年上半年，工业能耗主要集中在电力、有色金属、化工、水泥、建材和硅铁五大行业，累计占到全部工业耗能的97.27%，五大耗能行业能耗拉动工业能耗增长30.86个百分点。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高能耗的产业特征使得城市节能减排压力较大[3]。
2. 城市集聚功能不强，技术创新投入不足
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性不强。在2007年，白银市辖区面积为3，478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域面积的16.44%，高于甘肃省9.97%的平均水平；建成区面积51平方公里，占市区面积的14.66%，高于甘肃省12.85%的平均水平。全市人口密度为83.34人/平方公里，高于全省52.23人/平方公里，市辖区139.94人平方公里，则低于全省190.89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人口布局相对分散。而较大的城市在运行效率、资源节约和能源节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主产品中初级冶炼产品所占份额过大，而高附加值产品份额偏低，采掘业和冶炼业占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5.6%。产品技术含量偏低，产品几十年未换代；产品涉及面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在2007年，白银市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13%，与白银市工业城市的现状严重不符。由于没有资金投入，在新产品及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方面非常困难，现有生产车间和装备难以形成规模化。甘肃稀土公司、银光化学工业公司等老旧企业技术改造任务十分繁重。不加速经济转型，企业经济效益就难以提高。受此影响城市居民收入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资源型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逐步拉大（见表2）。
3. 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制约突出
白银市生态环境异常脆弱，突出表现在：干旱频繁，全市年降水低于300mm的地域面积在70%以上，据记载1950年～2000年的50年间发生大小旱灾35次，平均不到1.5年就发生一次；水土流失严重，全市水土流失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96%；平川、靖远北部草原沙化严重，近2万公顷草场退化为沙漠化土地。同时，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加之采富弃贫的利用方式，造成了一系列环境灾害问题，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危害。环境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废水、废渣污染。在2007年，白银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仅为40.53%，位居甘肃省倒数第四，与该项指标最高的天水市相差59.04%；城镇生活废水处理率仅为38.94%，位居甘肃省倒数第二，与该项指标表现最好的武威相差48.2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1.52%，也位居甘肃省倒数第二，仅高于全省最末位的兰州8.72%，与表现最佳的嘉峪关相差49.58%。（2）空气污染。城市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影响白银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的主要问题。白银市区全年平均二氧化硫浓度超标1.15倍，空气总悬浮物超标1.37倍，全市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45.44%。与此同时，作为改善大气环境重要因素的城市绿化则表现一般，2007年人均绿地面积为20.21m2，建成区绿化率21.55%，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占用和破坏耕地。白银公司三个露天矿占地面积1，800亩，废石废渣占地11，024亩，并形成面积为10万平方米、深沟8米~20米的地表沉陷区；靖远矿区三个自然煤田内塌陷区和矸石区占地近2万亩，其中塌陷区占地17，779亩，矸石区占地1，158亩。除土地外，白银市人均水电的浪费也较为严重。在2007年，白银市人均生活用水和用电分别为73.41m3和280.35Kw.h，比同期甘肃省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34.16 m3和6.47 Kw.h。
4. 低碳化是资源性城市产业的演化方向
低碳城市的发展是低碳经济的核心[4]。目前，第二产业的粗放发展、资源的非循环利用以及严重的工业三废等问题严重，而且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是未来当前和未来节能减排的重点所在。在工业领域开展低碳经济模式转型，降低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是未来产业节能减排、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考虑的主要领域。同时，如何立足于本地资源条件、资源需求和政策环境，借鉴国内外经验，科学有效地发展低碳产业是能源资源型城市立足自身实际、顺应世界产业发展潮流的必然需求，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是推动经济生态化、持续化发展的必然之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围绕节能减排的争议和中国关于节能减排的承诺预示着中国产业发展对CO2排放的控制是区域或城市经济关注的重点和焦点。资源型城市产业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基本摆脱了简单性资源开采，围绕资源利用和加工已经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但与此同时，资源型城市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其他城市，也较为严重。所以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不管是立足资源深加工的接替产业培育和从外部移植镶嵌进入的替代产业，立足产业转型契机，发展低碳产业，降低污染，占领新时期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是新时期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
二、白银市城市低碳转型的战略框架
在城市转型战略构想以及战略路径分析的基础，结合白银市城市和产业现状，转型政策的实现路径确立为“一、三、五”路线，即“一个载体、三大体系、五个支撑”。这九个方面互相依托，共同促进白银市城市的成功转型（见图1）。一个载体指的是：产业集聚区；三大体系指的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自主创新体系，现代城镇体系；五大支撑指的是：项目立市、人才兴市、开放活市、品牌强市、营销鸣市和生态优市。城市转型的战略路线是一个有机丰富的整体，既包含了硬实力的构建又涵盖软实力的提升，内部要素和策略互为依托，是综合性推进白银发展的系统新战略。
上述三大层面与白银市发展紧密相关，在城市低碳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
1. 产业集聚区是白银市低碳转型的载体
产业集聚区是指企业、配套企业及服务等机构高度集中，各种要素在空间范围不断流入，呈集中趋势的区域。当白银市拥有数个处在产业链高端层次的产业集聚区的时候，就是白银市产业跨跃式转型目标实现的时刻。产业聚集区是白银市产业转型的主要功能载体，是白银市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主要力量。
2. 三大体系是白银城市低碳转型的骨架
现代产业体系指的是：坚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集约化发展模式的原则，构建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相互支撑、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高低，决定着区域的价值和地位的高低，现代产业体系的建成，意味着白银市产业转型进程的巨大突破。
现代城镇体系指的是：以中心区为突破，依托现代产业布局，形成产业与区域、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城镇体系的完善与否，决定着区域要素和财富在空间上能否最优的配置，现代城镇体系的建成，是白银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再造成功的主要标志。
自主创新体系指的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开发研究为重点，以重大科技专项为抓手，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能够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科技体系的强大与否，决定着区域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现代科技体系的形成，反映了白银市产业发展走上了集约化发展之路。
3. 五大方面是白银城市低碳转型的支撑
开放活市指的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积极利用国外和东部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开拓中西部市场，最终实现东引西拓，内引外联的开放带动目标。开放是白银市打破自身产业封闭性，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白银市要善于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要善于利用外部理念完善自己，要善于利用外部竞争激活自己，借外力为己用，全面搞活城市经济。
人才兴市指的是：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大力培养高级人才，积极培养和经济结构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性人才。人才是白银市城市转型的保证，要树立“得人才，兴白银”的思路，培育人才、引进人才，加快发展。
项目立市指的是：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建设重点项目，，以大项目促进大发展，以大项目促进大开放，以大项目形成大课题，以大项目集聚产业要素，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全市产业的整体水平。
营销鸣市指的是：依托现代的营销手段，积极提升白银市的城市影响力，逐步通过营销工作的深入，弱化白银作为资源型单一产业城市的思维定势，为更大程度上开展项目引进和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生态优市指的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进资源节约，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做好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工作，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益，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建立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白银。生态优市是白银市城市转型的理念。城市的转型要发展和保护并重，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现状，建设一个资源友好型的低碳白银。
品牌强市指的是：积极打造产业集群品牌、产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依托品牌建设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在产业发展链条中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品牌强市是白银市城市最终成功转型的重要手段。城市和产业的发展要有品牌的意识，积极推进名牌强市，最终形成产业品牌与城市品牌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三、白银市低碳转型的战略路径
1. 区域联动借岸发展
城市定位、城市远景、产业选择和空间安排是通过基本的竞争和发展路径来实现的，因此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是战略的主要内容，也是战略实现的基本保证[5]。白银市城市规模小，白银市在城市发展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作为一个以资源产业立市的城市，面对可依托资源减少、产业萎缩、发展缩小的问题，又地处经济欠发达、城市区域联系较弱的甘肃省，其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寻找出合适的战略路径。笔者认为，要实现白银市的成功转型，首要就是要在两个层面实现发展观念的拓展。
（1）坚持区域大小统筹并举，实现“双层”联动。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只有在区域经济联动中，才能充分发挥。而兰州白银一体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则恰好为白银新时期发展提供了比较优势发挥的区域联动载体。基于这种区域大统筹的考虑，白银市要积极在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要素配置、生态环境治理上做好与兰州市的统筹协调，形成资源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格局。此外，在重点推进兰州白银一体化大统筹的同时，做好白银市域的内部小统筹，充分利用市域内不同微区之间的资源互补性，以区域资源的整合以及产业分工与技术对接为关键，实施区域小统筹战略，进一步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最终，通过兰州白银一体化的大统筹和白银市域的小统筹，实现区域与市域的双层联动，形成区域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协同提升的目标。
（2）坚持自主建设与借岸发展并重。白银区和平川区的发展已经成为白银市产业集聚和发展空间外移的重要支撑，但是这两个区域目前的发展与白银市自身产业发展的需求还存在差距，与黄河上游经济区其他中心城区在城市职能承担上更是存在较大差距。为此，白银区和平川区的产业发展，要在区域战略框架中选准定位、把握机遇、重点突破、形成特色，做大做强新兴产业，科学布局传统产业，培育开发高端产业，努力构建素质高、规模大的低碳产业体系，为白银市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从而实现白银市城市发展的自主建设。同时，由于城市规模较小、等级低且自身职能相对不够完备，白银市产业发展空间载体的区位和政策已经不能满足自身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上的真实需求，而拥有空港、集装箱枢纽站和国家级产业区的兰州地处白银一小时经济圈内，这就等同于白银市在现代意义上具备了毗邻优势区域发展的基础。从这一思想出发，白银市要放眼世界，以全球高度和眼界审视自我，借鉴苏州巧借上海优势改善自身区位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要充分利用兰州市作为西北地区中心的基础条件和相关政策及区位优势，借兰州为“岸”，提升自我。
2.目标聚集，以大引小
（1）发展目标定向聚集，关键领域重点突破。目标聚集是指集中优势资源和要素，选择几个或一个关键的领域进行集中发展和重点突破，形成千钧雷霆用于针尖的战略，首先实现在关键领域的领先，进而变强，然后变大。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利用自身的良好的产业承接区位与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集中资源进一步提升原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塑造和营销好这些要素，吸引高端人才，然后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毗邻兰州的区位优势，拓展高附加值的会展、旅游休闲、人居等高端产业。采取目标聚集的差异化战略，不仅能够实现利用自身优势，而且由于错位发展，还可争得区域合作和支持。
（2）“以大引小”与“以小引大”并举。集群的形成有两种，一种是以小引大，一种是以大引小。白银市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是基于重大项目的建设链接产业链条或带动相关企业集聚。通过以大引小的发展思路，白银市的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各个城市对于大项目引进竞争的白热化和大项目建设对区域配套能力的较高要求，使得大项目的引进愈加困难。与此同时，以小引大则是通过配套企业雄厚的加工基础和加工能力，形成完善的生产性链条以吸引大企业。对于城市闲置空间资源相对较多的白银来说，小企业暂时无法带来土地等资源利用的规模效应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需要在发展战略途径上实现由“以大引小”向“以大引小”与“以小引大”并举。对于已经具备良好配套基础且发展优势明显的产业，就将有限的资源更多集中在关键产业和高端产业①，将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实现快速突破和高位领先，最后做大规模；对于配套基础较差但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着重立足发展优势，通过引进一批重大项目，以此带动一批有实力的技术含量高的中小企业进入白银，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对于配套基础较差、大企业暂时没有发展优势但小企业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着重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小企业进入白银，以提升产业发展基础和配套能力进而吸引大型项目为目标，积极推行“育小引大”战略。通过产业集群的上述差异化形成方式，“以小引大”与“以大引小”两种模式实现有机结合，最终在产业发展中形成“大项目吸引小项目配套，小项目集聚再吸引更多大企业”的良性循环。
3. 融合集聚，创新手段
（1）产业集群、旗舰整合。集群发展战略，是指产业发展要运用集群理念，通过空间集聚和关联强化，实现企业协同作用和融合发展的效果，以便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最终塑造整体产业形象，形成产业的区域营销优势。白银市矿产资源日益枯竭、优质空间资源相对缺乏的客观实际，决定了白银市在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上更多要走资源重整、融合积聚的发展道路。依托企业出城入园的方式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同时通过产业链的流程，促进产业按照产业联系有机组合，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品牌，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旗舰整合战略，是指以若干竞争力强且关联度高的企业为核心，实施大集团战略，打造出几个实力突出的混合型产业集团，整合白银市产业创新资源，建设行业性技术研发中心和标准制定中心，成为白银产业创新的源头和竞争的拳头。换言之，旗舰整合战略有利于白银市相关优势产业集中力量，迅速国内外抢占产业至高点和市场关键点。旗舰整合的结果，有助于提升产业品牌形象，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增强产业产品的研发能力，提高白银抢占全国产业市场的实力。另一方面旗舰整合战略有助于白银市整合松散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程度。其实，白银市除正在枯竭的一些传统优势资源外，还有一些潜在或正在形成的优势资源。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实力、经营能力和研发技术，使得大部分资源处于浅层次开发状态。旗舰整合后的大型企业则不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因此，这种整合有助于盘活资源和提高价值。
（2）网络替代、品牌延伸。创新手段着重是指通过发展途径的创新以实现产业落后地区企业升级发展的目的。在这里，本文的指向主要是网络替代和品牌延伸。制造业“微笑曲线”的内涵决定了生产在整个产业链上低附加值获取的必然性。从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的角度看，白银市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要积极向研发和销售环节转型。通过积极培育和引进销售与型或研究与开发型企业，充分利用企业掌握的雄厚研发能力或市场网络掌控能力，分别向产业链其他环节延伸，最终在企业已有的成熟市场网络中形成自有品牌的扩张，实现网络替代，进而提高优势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自主品牌出口产品比重。此外，资源型企业的原有品牌的影响力对于白银市新产业品牌的培育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新产品的产业转化基地或新产品试验基地的形式，推动知名品牌衍生品在白银的落户，实现品牌延伸，提升产业的品牌效应。
4. 双轮驱动，多点支撑
（1）双轮驱动转型。这里的双轮驱动包括了若干个层面。其一是经济与社会双转型的两轮驱动。这一思路在一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即通过经济转型支撑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推动城市转型，以全面解决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其二是产业与组织双转型。这一思路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分析认识的一种突破。着重强调通过城市产业和组织演化趋势的分析，合理选择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产业类型和组织类型，以此实现产业和组织两个层次的转型，进而形成推动城市转型的双动力；其三是城市功能和城市规模双转型。一方面，通过城市功能的拓展和丰富，放大城市发展的空间和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的转型，扩大城市规模。只有城市规模上去了，许多产业的发展才有了基础，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也便于开展。城乡统筹改革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为白银市新时期城市规模转型提供了一种驱动力量即城市扩容。在城乡统筹工作已经取得不错的开局的背景下，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农民工身份转化和人才引进的城市扩容来推动白银市的发展。在身份转化中，构建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框架，采取类似“绿卡制度”的模式对外来创业的、文化素质高的、有专业技能的三类农民工进行户籍放开，对上述三类人要按照自主申请和单位推荐相结合的形式，依据一定的标准推进城市有效扩容，提升城市规模。
（2）多点支撑提升。其中，创新支撑是关键，改革支撑是推动，开放支撑是带动，联盟支撑是依托。通过创新网络建设形成城市创新型功能提升，为白银市产业升级转型奠定基础；通过经济社会的系统改革，推动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全面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合作的力度，带动资源整合层次的全球突破；通过产业联盟作用的发挥，提升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以应对国际产业化浪潮的冲击。
5. 优势立足，分层集聚
（1）植根优势以强化特色。白银市作为新兴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其形成、发展与白银有色金属开发性企业的出现密切相关，即使在矿产资源已近枯竭、企业经营困难的2002 年，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占全市GDP 的43%，工业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白银市的比较优势在于依赖矿产资源的开采挖掘形成产业直至形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道路。
在比较优势具有相对性的前提基础上发展特色经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 必须考虑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地缘优势和有利条件并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白银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以全球的视野看待资源，形成自身优势发挥的产业类型。具体来说：一是积极发挥产业自身形成的加工优势，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区外资源的战略性并购，激活原有资源型产业积累下的各种潜在优势；二是以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创新为出发点，通过旧有产业间边界的浸润，形成新的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三是以产业衰退中产业工人资源的再利用为出发点，推动熟练技术工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城市劳务产业的发展；四是以白银市矿渣、矿坑的生态修复为契机，发展特色农业。
（2）分层布局以提升集聚实效。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离不开载体建设，白银市也需要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白银市要围绕核心吸引物，建设有高有低，多种类别，多种层次，空间分布合理的产业集聚区体系。这一集聚区体系涵盖两个层面，一是立足于产业功能，形成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集聚区。前者主要是从产业类型的角度，分别建立以一产、二产业、三产等所属产业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区，需要指出的是上面各类产业集聚区彼此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比较侧重而已；后者则主要是从区域创造价值大小的角度出发，分别形成高端产业集聚区、中端产业集聚区和低端产业集聚区（见表3）。此外这些产业集聚区体系要实现合理布局。白银应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极体系，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一基地”经济带建设。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下功夫培育多元支柱产业，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步伐，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实施好工业强市战略，坚持矿产业与非矿产业并重，资源开发与技术开发并重，基础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并重，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重，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重，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加快以中科院白银高科技产业园、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平川中区经济开发区、靖远刘川工业集中区和白银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等为重点的刘白高速工业经济带建设。扩建区域中心城市，构建白银区、平川区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加强对两城区包括道路、供水、供热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城区改造，逐步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
[注 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及的集中资源不是发展单一的产业，而是发展一种归核化的产业体系，克服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劣势，兼得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两利。
[参考文献]
[1] 李光全.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与组织双演变的动态分析[D].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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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Framework and Route Choice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Take Baiyin City for Example
LiGuangquan1，2
（1.Institute of Soft Science，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Committee of CCP，Hangzhou 311121，China；
篇5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篇6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第三、四代继承人开始的，家族逐渐衰落。主因是19世纪末美国崛起，但家族一直未能把业务大规模向美洲拓展，错失发展良机。此外，在二战中家族大量财产被吞、不少成员死于战火，也影响了家族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仍对由该家族酿制的名酒“拉斐”赞不绝口，或者偶尔从新闻中听到关于这个家族的某些经济动作，但更多的是对其祖上丰功伟绩的追忆于研究。
还原神话
喜欢探秘历史的朋友，这本书符合你们的要求，如果是爱读小说的，本书看起来多少有点费劲。此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研究的该家族最新史料基本上写就的。全书史实详实且数量庞大，而不得不分为上中下三册。
这也难怪。弗格森本人拥有横跨历史、传记作者与媒体撰稿的多重身份，他的每一本书都体现出其异常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何况本书描写的是这么一个有着200年辉煌的“巨人”家族。写作本书共花费了弗格森5年的时间。他从世界各国搜集整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伙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达数万封，更有数量宏大的档案文件，本书中直接引用的信件就达5000封之多。这样做的好处是，“用当事人的语言来还原历史事件”。
欧洲有这么一个说法：“所有银行都有各自的历史，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拥有一个神话”。不过，在尼尔森的这部书中，作者并没有想延续一个神话，而是更多的想去还原这个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更像是《三国志》而非《三国演义》。好在，为了“使得非学术读者在阅读时保持起码的兴趣”，弗格森并没有把它当作历史研究论文来写，而是尽量保持了历史小说的身段。
欧洲的白银谷
想让一个中国人对欧洲近代的经济史产生兴趣恐怕不大容易。在笔者的理解中，成功做到的一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是央视的《大国崛起》。此二者都是将新时代主要经济强国的发展放在历史的时序中去作考量，国人借此从中获得启发与感染。作为近代欧洲金融的霸主之一，罗斯柴尔德当然会在这二部作品中有所展现。不过，作为一个特殊的家庭而非一国，要将上面两部作品作为本书的参照显得并不合身。依笔者拙见，有另一个正合适的对象——山西票号。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盛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正与山西票号兴盛的时期对应。山西第一家票号——雷履泰正式成立于清道光元年（1821），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其第二代的佼佼者内森的带领下，通过汇率与公债生意获得巨大盈利。
此后的数十年中，罗斯柴尔德如日中天，而日升昌、蔚字五联号、大德通、协成乾等“祁太平三县”的票号也在晚清的中国熠熠生辉。近年热的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白银谷》、《汇通天下》，央视纪录片《票号》、《晋商》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家族内精英八仙过海式的商业手段自然值得我辈比较、借鉴。最重要的是，山西票号也是以家族为单位。大家熟知的祁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太谷曹三喜曹家的三多堂，榆次常万玘、常万达兄弟的常家花园都是晋商家族的遗迹。
既然家族兴盛的条件中外概莫能外，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否可以从本书中吸取做企业攻守之道，持家的核心要义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书名：罗斯柴尔德家族
作者：尼尔·弗格森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高盛如何统治世界
作者：（美）威廉 D.科汉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版社
作者调查审阅了数千页政府、联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及其他资料，并对100多人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高盛的客户、竞争对手、监管机构、高盛现任和前任雇员，科汉生动地揭示了高盛如何变得如此强大，并且具有非凡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投资思想史
作者：（美）马克·鲁宾斯坦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版社
本书将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之前的古代时期；1950～1980年的古典时期；1980年之后的现代时期。书中引用到上百篇经典文献，每篇文献都有详尽的出处，这对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甚有帮助。本书虽不会直白告诉读者如何去投资，但它会帮助您站在费雪、凯恩斯、哈耶克等大师的肩膀上去审视投资。
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
作者：张健华 雷曜 祝红梅 王亮亮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版社
本书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和总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利率市场化经验，对比了各国（地区）利率管制的形成原因、改革的步骤、改革前后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状况、金融法律环境以及货币调控方式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金融自由化的内在动力，利率市场化给金融行业的整体模式、金融稳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调控手段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作者：[美] 尼古拉斯?拉迪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中国问题上，尼古拉斯?拉迪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 金融危机之后，批评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归宿将是走向衰退。但尼古拉斯认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令人吃惊，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世界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全球重要经济体。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潜在的金融扭曲，对整个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资源错误配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懂中国经济，这是你最需要的一本书，这是一个最了解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写的一本最客观分析中国经济的书。
国家竞争优势（上、下）
篇7
投资效率反映的是投资所获有用成果与其耗费的关系。关于投资效率问题，我国理论界已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王峥(2000)以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为参照，剖析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对投融资效率的影响，并就我国证券市场对投融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陈明里(2001)对经济增长中投资效率提高途径问题进行了研究；侯荣华、汲凤翔(2002)对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基本范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研究的理论框架等进行了探讨；沈炼、马永红、白银宝(2008)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各省市历年的研发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高莉莉(2008)测算了安徽省投资率、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弹性系数等指标，并与全国同类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李同宁(2008)通过计算历年中国的实际增量资本一产出比反映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研究了中国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此外，魏后凯(2001)、卢福财(2001)、刘付(2002)等分别就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投资的特殊领域并购效率、融资效率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总之，从现有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目前有关我国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方面，尽管实证方面也取得相应进展，但对区域投资效率差异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拟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比较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东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差异，这对促进东西部地区调整投资结构，推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通过对ICOR指标的计算、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计量分析，从增量资本一产出比率、投资弹性两个角度分析东西部投资效率差异及其变化态势。
(一)ICOR指标
国际上常用“增量资本一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缩写为ICOR)衡量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投资效率。当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时，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流量(I)，即资本形成总额，则ICOR=I/AGDP，即资本存量变动与产出增量(AGDP)的比率。ICOR反映一个单位的GDP增量需要多少个单位的投资拉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低。该指标用以反映东西部及其各省份的年度投资效率变化。
(二)投资弹性系数
通常判断投资效率还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计量方法，用投资对GDP进行回归，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实际上就是投资弹性系数，它反映的是投资每增加一单位，GDP所能增加的单位。如果投资弹性系数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反之，投资弹性系数越小，则投资效率越低。该指标用以反映东西部及其各省份的区间投资效率变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为避免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在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由于时间序列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非平稳的，对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可能引起谬误回归，即使变量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但常会得到一个很高的拟合优度值。因此，在对变量进行回归检验之前，有必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将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来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时间序列同阶单整，即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在同阶单整的情况下，还需要对回归结果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GDP与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此得到的投资弹性系数更可靠。
(三)区域界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东部地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海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青海、新疆。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流量指标，东西部各省市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计算软件为Eviews5。
二、东西部地区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一)东西部投资效率年度比较分析
应用ICOR计算方法分别对1981－2007年间东西部地区历年的ICOR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东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差距并不明显，在1988－1996年间，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一直高于东部地区，特别是1990年，东部投资效率为2.93，西部投资效率为O.93，即GDP增长一个单位，东部地区需要2.93单位的投资拉动，而西部仅需O.93单位的投资拉动，西部投资效率明显高于东部。但1996年以后，西部投资效率曲线又重新处于东部投资效率曲线之上，表明其投资效率要低于东部，并且两者差距不断扩大，在1999年达到最大值，东部的这一指标为5.13，西部为8.04，即GDP增长一个单位，东部地区需要5.13单位的投资拉动，而西部地区需要8.04单位的投资拉动，随后不断缩小，但西部投资效率始终低于东部。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以来，东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不断提高，但仍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水平。
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国家通过规划指导、政策扶持、项目安排等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支持力度。2000－2007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 300多亿元。这些资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47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但西部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投资效率却远低于东部地区，也低于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水平。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项目选择、资金使用、投资结构等影响投资效率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亟待改进之处，改进投资效率将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二)东西部投资效率区间比较分析
首先，分别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与GDP时间序列数据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
然后，对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表l显示，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序列lnGDP1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lnl1的ADF统计值均大于其临界
值，因而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尽管lnGDP1、lnl1是非平稳的，但它们是二阶单整的。同理，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序列InGDP2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lnl2也是二阶单整的。
备注：GDP1表不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I1表示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2表示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l2表示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最后，进行回归估计。分别以lnGDP1或lnGDP2为因变量，以lnl1或lnl2为自变量，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估计结果，表2表明：在1981－2007年间，东部地区投资每增长1%，GDP能增长0.81%；西部地区投资每增加1%，GDP能够增长O.79%。由此可见，在1981－2007年问，同等数量的投资，东西部投资效率存在O.02%差距。
应用同样方法，对1981－2000年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3。表3显示：在1981－2000年间，东部地区投资每增长1%，GDP增长0.8814%；西部地区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O.8775%。由此可见，在1981－2000年间，同等数量的投资，东西部投资效率仅存在0.004%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从投资效率数值看，1981－2000年间的投资效率高于1981－2007年间的投资效率，甚至1981－2000年间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也高于1981－2007年间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这表明，2000年之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投资效率都有了明显下降，但西部地区投资效率下降幅度更大，致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差距不断扩大。这与东西部投资效率年度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三、东西部地区各省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一)东部地区各省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东部各省份1981－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度平均ICOR值，并计算东部各省1981－2007年间的投资弹性系数，见表4。
从年度平均ICOR值看：东部地区可分为三类：一是年度平均ICOR值呈现上升趋势的省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辽宁、河北，这些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这些省份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二是年度平均ICOR值呈现下降趋势的省份：上海、天津，这两省的投资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两省份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呈现下降趋势；三是年度平均ICOR值呈现起伏趋势的省份：广东、海南、北京，这三个省份的投资效率先升后降，表明这三个省份单位CDP增长所需的投资先降后升。
从投资弹性系数看：在1981－2007年间，海南省为O.76，是所有东部地区投资效率最低的省份，即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0.76%；广东、福建、天津在O.86以上，表明这三个省份的投资效率较高，即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0.86%以上；而同期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与上海均在O.77左右，表明长三角地区投资效率较低，而且地区差距较小，即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O.77%左右；东部其他各省份的投资弹性系数处于O.76－O.86之间，高于海南省，低于广东、福建等省份。
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不仅不同省份间投资效率也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同一省份在不同时期投资效率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投资地区结构与投资时机的优化问题。
(二)西部地区各省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同理，可以分别计算西部各省份1981－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度平均IGOR值，并计算西部各省份1981－2007年间的投资弹性系数，见表5。
从年度平均ICOR值看：西部地区可分为两类：一是年度平均ICOR值呈现上升趋势的省份：陕西、宁夏、甘肃、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这些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这些省份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二是年度平均ICOR值呈现下降趋势的省份：四川、，这两各省的投资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两省份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均呈现下降趋势。
从投资弹性系数看：在1981－2007年间，为0.6989，是所有西部地区投资效率最低的省份，即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0.6989%；同期新疆为O.8749，是所有西部地区投资效率最高的省份，即投资每增加1%，GDP增长O.O.8749%；西部其他各省份的投资效率处于这两省份之间。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似，其内部不同省份间投资效率存在差异，而且同一省份在不同时期投资效率也有变化，因此，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投资地区结构与投资时机的优化问题。
(三)东西部地区间各省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通过对表4与表5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部地区间各省份投资效率有以下特点：
1、在年度平均ICOR值方面。在1981－2007年间，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其内部多数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只有少数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东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均存在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可能有决策失误、资金闲置、滞留、损失浪费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决策失误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不可低估。改善政府决策机制与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是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
2、在投资弹性系数方面。在1981－2007年间，东部地区各省份的投资效率多数高于西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各省份间的投资效率差异小于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的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上海的投资效率低于陕西、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投资过剩，而一些西部省份，投资效率高于东部省份，却存在投资不足，地区性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明显。可见，投资效率水平与投资水平并不直接相关，投资政策应引导投资流向，着力改善这种不合理的地区投资结构。
四、主要结论
本文在统计资料的支持下，通过计算ICOR指标、投资弹性系数，对1981－2007年间东西部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东西部地区整体比较看，1981－2007年间，东部与西部的年度投资效率起伏变化，高低互现。东部地区投资每增长1%，GDP能增长O.8l%；西部地区投资每增加l%，GDP能够增长0.79%。同等数量的投资，东西部投资效率存在O.02%差距。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还存在亟待改进之处。
第二，从东西部地区内分省份比较看，1981－2007年间，东部与西部地区不仅不同省份间投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同一省份在不同时期投资效率也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均存在投资地区结构与投资时机的优化问题。
第三，从东西部地区间各省份比较看，东部与西部地区多数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只有少数省份的投资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东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均存在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东部地区多数省份的投资效率高于西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各省份间的投资效率差异小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有些省份的投资效率低于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东部地区的投资过剩与西部地区的投资不足并存，地区性投资结构不合理。
参考文献：
[1]王峥，证券市场与投融资效率[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
[2]陈明理，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益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1
[3]侯荣华，汲风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4]魏后凯，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刘付，对企业并购效率的分析[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6]卢福财，企业融资效率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7]沈炼，马永红，白银宝，基于曼奎斯特指数的我国R&D投资效率区域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05)
[8]高莉莉，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12)
[O]李同宁中国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亚太经济，2008，(02)
篇8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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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省民间融资的现状
（一）当前甘肃省民间融资的存在形式及特点
1.贷款融资。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主要贷款形式是从各大商业银行获得的“打捆贷款”（打捆贷款的主要优点是将一些因收益不高或者没有收益而不方便向银行贷款的项目与一些未来具有明显收益的项目结合在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为城市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发行企业债券。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券即所谓的“城投债”，是甘肃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第二大筹资渠道。“城投债”是相对于产业债券而言的，又叫“市政债券”，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所筹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3.发行中期票据。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甘肃国投”）于 2009 年 8月 26 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期限为“3+2”年利率为 3.8%的100亿中期票据资金。此次中期票据试点是以省政府信用为基础、以优质企业资产做抵押、拓宽中央政策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的有利尝试。甘肃国投主要将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两个方向：一是主用于全省公路和铁路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二是用于省内大型及重点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及节能减排项目。
4.项目融资。项目融资是指以某一项目的资产、相关权益或未来收益作抵押取得融资的一种行为。项目融资的具体方式体现为 BOT、TOT、BT 等经营形式，甘肃省主要采用的是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如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该公司作为兰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及发展理念，为兰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及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此后，雁滩、西固、盐场污水处理厂也采用BOT模式，特许经营期限为25年，共计融资3.63亿元，减轻政府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资可以带来大量国外资金，加快兰州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
（二）甘肃省不同市间融资渠道及协议方式的对比分析
（三）甘肃省不同市间融资规模的对比分析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借贷目的的变化，白银市民间融资金额也呈增大趋势，少则三五千，多则数万元，2013年民间借贷金额约在31.8亿元左右，（其中城乡居民0.98元，私营企业2.05万元，个体工商户1.07元），比2012年增加280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870万元，私营企业1070万元，个体工商户860万元。
至2013年6月，庆阳市民间融资金额约为42.25亿元，较2012年同比增加31.11亿元，是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2倍多。全市主要有四种民间融资的类型，其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3.74亿元，当年累计发放贷款10.47亿元；担保公司担保贷款2726笔15.1亿元，当年累计发放担保贷款2543笔11.06亿元；典当行典当余额0.82亿元，当年累计发生典当业务471笔、1.48亿元。
截至2013年定西市民间融资总规模为24.8亿元。具体用途主要有农村日常生活支出、购买、修建房屋、经商和办企业等。
到2013年为止，平凉市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6.94亿元，农户间相互借贷总额为0.75亿元，在银行、信用社有贷款的860户农户向银行、信用社等贷款额为1.85亿元，银行信用为民间借贷总额的62.6%。农村微小企业在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为11.8亿元，农村微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额为12.54亿元，民间融资总量已超过在金融机构的贷款量。
二、甘肃省民间融资的优势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甘肃省民间融资相较于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
与正规金融相比甘肃民间融资存在借贷手续简便、利率灵活、信息成本低、监督成本低等方面有很多优势。
1.借贷手续简便。与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的借贷手续比较简便，中间环节少，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的闲钱，借贷对象是在比较熟悉的亲戚、同村或邻村村民及朋友之间，建立在对双方对彼此人品、信誉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无需担保人，小额借贷直接发生，但大额借贷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通常需要借贷双方都熟知的中间人作担保，签订协议，但无需任何抵押品。
2.利率灵活。民间融资的利率非常灵活，借贷利率由双方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协商议定，如果当时资金供给趋紧或借款人急需用钱，则利率较高；反之利率较低。同时借贷双方的关系也会影响利率高低。
3.信息成本优势。民间金融大都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认识并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借贷信息通过亲朋好友、合作伙伴传播，建立在长期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之上，与正规金融的较高的信息搜索成本相比，存在很大的信息成本优势。
4.监督成本优势。民间金融交易中借贷双方持续的社会关系大大减少了贷款者对于借款人的监督成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充分体现了信誉在民间借贷中的重要性。道德约束降低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也降低了贷款人的监督成本。
（二）甘肃省民间融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关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截至目前为止，我国虽然也已经出台了许多与民间融资相关的法律，但相关法律所允许的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借贷在利息方面的限制。加上民间金融变化速度之快，相关法律法规未及时跟进，导致了法律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存在诸多漏洞。
2.非法民间借贷现象比较严重。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回报，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利用普通民众急于投资的心理和对丰厚利润的期待，以民间借贷高利息回报为诱饵，打着民间借贷融资的幌子，实则行集资诈骗之实，导致了很多投资人被骗的案例。这些例子一方面反映了民间借贷的盲目性将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系统的安全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我国在民间借贷监管这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漏洞。
3.“高利贷”现象普遍存在。民间借贷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高利贷化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的同时，国家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五大量闲余借贷基金，如此巨大的资金供需差异导致利率的升高。但当贷款人还滞后还款期和无力偿还时，放贷方就会通过非法手段暴力讨债，造成许多诸如贷款者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现象，引发了组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4.民间融资运作不规范，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民间融资缺乏正确的引导及有效的监管政策限制，同时我国在民间融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监管上都存在缺位现象，导致其运作不规范。而银行负利率，进一步促使民间资金难以找到出口，从而导致民间融资很容易就转变为高利贷，甚至变成非法集资活动。 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三、促进甘肃省民间融资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
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允许民间融资公开发展，对解决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引导民间融资正确发展，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明确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对资金来源和运用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赋予其合法地位，使民间融资由“地下”走向“地上”，使其公开化、合法化、阳光化。同时也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防止一些非法集资者混水摸鱼，危害社会。
（二）改善融资方式，推进有抵押融资
改善融资方式，推进有抵押融资，增强投资者信心。例如兰益学生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的 BOT 融资方式，即产权方将某个项目经营收益权授予投资者，投资者从中获取回报模式。
（三）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必要的监测体系
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必要的监测体系，对辖区内的民间融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进行及时监测；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机制，增强民间融资主体的法制意识、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同时加大对非法融资活动的打击力度，净化民间融资市场健康发展。
（四）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监测管理体系
建全已经建立的监管网络体系，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度，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多个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民间融资监督体系，明确界定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地下钱庄”，规范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非法融资行为，取缔非法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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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明，赵一静，史正保.甘肃省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J].金融视界，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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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1时36分，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在太空成功实现首次交会对接。从接触到最后锁紧，它们用了8分钟。对接机构完成锁紧后，天宫一号姿态启控，建立起组合体飞行模式，开始组合体运行，进行一系列相关科学试验。11月14日20时，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成功进行了第二次交会对接。这次对接进一步考核检验了交会对接测量设备和对接机构的功能与性能，获取了相关数据，达到了预期目的。11月17日19时32分，神舟八号飞船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美俄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完整的太空对接技术的国家。
2.“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突破5 000米
7月26日上午，“蛟龙”号在第二次下潜试验中，共有来自
13个单位的96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海试任务，有8人完成15人次下潜，下潜深度分别为4 027米、5 057米、5 188米、5 184米和5 180米。潜水器在海底完成多次坐底试验，并在中国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开展海底照相、摄像、海底地形地貌测量、海洋环境参数测量、海底定点取样等作业试验与应用，完成了各项试验任务。“蛟龙”号载人潜水器5 000米级海试成功，是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到达全球70%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
3.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
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试验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18块试验田共107.9亩。9月18日，这片由袁隆平研制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正式进行收割、验收。农业部委派的专家组按照严格的测产验收规程，测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百亩片亩产达到926.6公斤。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
900公斤，使中国杂交水稻超高产研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4.首座超导变电站建成
4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承担研制的中国首座超导变电站在甘肃白银市正式投入电网运行。这也是世界首座超导变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完整超导变电站系统的运行。这个变电站的运行电压等级为10.5千伏，集成了超导储能系统、超导限流器、超导变压器和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等多种新型超导电力装置，可大幅改善电网安全性和供电质量，有效降低系统损耗，减少占地面积。这座超导变电站，在核心、关键技术上获得了近70项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5.发现大脑神经网络形成新机制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马兰教授研究团队经3年多研究，发现一种在体内广泛存在的蛋白激酶GRK5，在神经发育和可塑性中有关键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GRK5在神经系统中的功能，以及调节神经元形态和可塑性的新机制，也给神经元发育异常引起的孤独症和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发现刊登在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上，被选为研究亮点和封面论文，并被国际医学和生物论文评价系统“Faculty of 1000”选为“必读”论文，《科学》杂志子刊《科学・信号传导》撰文予以重点介绍。
6.世界最大激光快速制造装备问世
华中科技大学史玉升科研团队研制成功工业级的1.2米×1.2米，基于粉末床的激光烧结快速制造装备，这是世界上最大成形空间的此类装备，超过德国和美国的同类产品，使我国在快速制造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已有200多家国内外用户购买和使用这项技术及装备。我国一些铸造企业应用该技术后，将复杂铸件的交货期由传统的3个月左右缩短到10天左右。该技术被欧洲空客公司等单位选中，用于辅助航空航天大型钛合金整体结构件的快速
制造。
7.发现人肝癌预后判断和治疗新靶标
美国《癌细胞》杂志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曹雪涛课题组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报道了其通过深度测序技术进行人正常肝脏、病毒性肝炎肝脏、肝硬化肝脏和人肝癌microRNA组学分析，发现了microRNA-199表达高低与肝癌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证明microRNA-199能靶向抑制促肝癌激酶分子PAK4而显著抑制肝癌生长，从而为肝癌的预防判断提供了新的潜在靶标，为肝癌生物治疗提出了新方法。
8.首座快堆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我国第一个由快中子引起核裂变反应的中国实验快堆7月21日10时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在占领核能技术制高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核能系统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该堆采用先进的池式结构，核热功率65兆瓦，实验发电功率2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功率、具备发电功能的实验快堆，其主要系统设置和参数选择与大型快堆电站相同。
9.首座超深水钻井平台在上海交付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建造的“海洋石油981”3 000米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5月23日在上海命名交付。这座钻井平台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第六代超深水半潜式钻井装备，是中国实施南海深水海洋石油开发战略的重点配套项目。该钻井平台投资额60亿元，将用于南海深水油田的勘探钻井、生产钻井、完井和修井作业，最大作业水深3 000米，最大钻井深度12 000米，总长约114米，宽90米，高137.8米。平台配置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DP3动力定位系统和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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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差额思想的起源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瓦解，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力量——商业资本日益兴起。这个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成为不断冲击自然经济并因此而发展壮大的力量。重商主义就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反映。
“贸易差额”概念最早出现在1549年的《使英格兰王国繁荣富裕的政策》论文中，当时该文使用的是“贸易剩余”这个词。此后，“贸易差额”一词频繁地出现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弗朗西斯·培根于1615年使用了这个词。在许多场合，贸易差额代表商品贸易差额。尽管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列出了收支差额所有各项的明细表，但却迟迟没有为此创造出一个新词。1697年，波勒克斯芬才开始使用“账目差额”一词，詹姆斯·斯图尔特于1767年首次使用“收支差额”一词，在此期间，人们在讨论贸易差额时，常常是指“收支差额”。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容易处理的项目，因此，一个实际上关心收支差额的经济学者，很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差额上。
此外，当时的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学者都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本国商人、制造业和航海业为获得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断扩大业务的结果是必然地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军事冲突，政府要维护本国利益，就必须保持国家强大。国家积累财富的途径除了对外掠夺之外就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则是最可靠、最有效地积累财富的途径。贸易差额的思想由此产生。
二、贸易差额思想的主要观点
早在四百多年前，重商主义者就着重研究了贸易收支问题。他们把研究贸易差额的重点放在金银的输入和输出上，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获取财富的真正源泉，必须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首次采用了贸易顺差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财富并不在于保有更多的金银，而在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有更多的份额，通过贸易差额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白银比新开采出来的同一数量的白银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贸易差额是增加一国在世界财富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唯一手段。然而，在如何保持顺差问题上，重商主义者们产生了分歧。
以英国的斯塔福德（Stafford）和法国的孟克列钦(Montchrestien)为首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们认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使每笔交易和对每个国家都保持顺差，以使金银流入本国；而在顺差中流入本国的金银必须窖藏起来，以通过金银积累实现国家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应阻止本国金银货币外流，禁止金银输出。因此，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货币差额论”。以托马斯·孟（ThomasMun）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却认为，国内商业只是对外贸易的一种辅助，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还进一步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他认为，在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中，应该允许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只要总的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就可以了。为此，他提出了增加本国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本国对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手段。
三、关于贸易差额思想的一些简评
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两大对立的思潮一直贯穿于其中。重商主义是最早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体现，后者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贸易差额思想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评价。
（一）李斯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古典学派认为，进出口贸易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物品是贵还是贱；外汇失调会有利于国家的输出，它的作用就像是对出口业务的一种奖励，足以使输出量增加；因此，金属货币存量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平衡以及国家的一切经济情况，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下，以最稳妥的方式，自动获得调节。
关于贸易差额可能产生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银的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而同时仍然能够稳步地走向繁荣。李斯特对此列举了一个现象加以反驳。俄国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工业品输入激增，接连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贸易差额，紧接着就在国内经济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然而，自从对绝大多数本国所需的工业品能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从此以后就没发生过大的经济动乱，国力也得到了不断的增强。李斯特认为，支配和控制着独立国家进出口贸易差额的并不是像古典学派所说的上述那种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国家的商业政策和力量，是这些因素对世界格局、对外国与外国人所发生的影响和国内信用的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间，贵金属大量外流以后，国内的信用系统和物价状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作为一个大国长期在贸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险的，因此，必须保持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
（二）凯恩斯的贸易差额思想
凯恩斯认为，关于贸易差额，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大约在200年来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有利，而贸易逆差则有严重的危害性，尤其是当贸易逆差引起贵金属外流时，危害性就更大了。而信奉自由贸易论观点的经济理论家都认为，从长远看，对外贸易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无论什么人想干涉这一机制都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由于丧失国际分工的益处而变得穷困。
在对贸易差额的认识上，凯恩斯把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论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实行重商主义所取得的好处仅限于一国，而不可能遍及全世界。在凯恩斯看来，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非自然性失业，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只集中优势产业的生产，停止不具有优势产业的生产，而优势产业刚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该国的失业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实际上，由于不存在充分就业，贸易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从而促进就业。
在贸易差额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上，凯恩斯和李斯特持同样的观点：贸易顺差且差额不太大将对一国经济有刺激作用；而贸易逆差会使一国出现持久性的经济萧条。事实上，贸易顺差对宏观经济具有调节作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由于进口等于国内产品的需求流失，供给增加；出口等于对国内产品的供给流失，需求增加。所以，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提高国外供给）与减少出口（减少国外需求）来同时调节供给与需求，使之平衡；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提高国外需求）与减少进口（减少国外供给）来同时调节供给需求，使之平衡。
（三）熊彼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熊彼特在总结了前人对贸易差额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所有有关“贸易差额”的错误都集中在一个命题上，这个命题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加以表述：第一，贸易差额是衡量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或遭到的损失的尺度；第二，贸易差额是国际贸易中利益或损失之所在；第三，贸易差额是整个国家获益或受损的唯一根源。
熊彼特指出，贸易差额这个概念是一种分析工具，与价格或货物不同，它不是具体的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觉察到的，需要做出一定的分析努力才能看到它，才能觉察到它同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
贸易差额是诊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商品和劳务的贸易差额是收支差额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后者的一切重要性。理解贸易差额的困难在于：作为一般经济分析工具，它本身不起作用，原因是，如果人们只知道进出口数字（往往包括劳务数字），并不能根据这些数字推论出任何东西或结论。例如，贸易“顺差”既可能意味着繁荣和就业，但也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贸易“逆差”既可能是财富增加的征兆，但也可能是财富减少的征兆。只有同其他资料结合起来，贸易差额才具有征兆意义和因果意义。只凭贸易差额来推理和采取行动，除了偶然巧合，是不可能正确的。因此，坚持贸易顺差的政策，由于最终将引起国内物价上涨，这种政策必然归于失败。
四、结语
贸易差额思想是西方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内容之一。贸易差额思想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西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的最早的理论说明。其论点代表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因此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此外，贸易差额思想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它最早地为西方构筑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比如：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利用关税，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等。
然而，贸易差额思想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第一，理论基础是脆弱的。贸易差额思想建立在重商主义的错误的财富观基础上，因而不能说明国际贸易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利益问题。第二，理论方法是肤浅的。贸易差额思想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说明仍停留在对国际贸易活动的表象的描绘上，因而无法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一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更看不到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反还得出了贸易是财富的源泉的错误结论。第三，理论体系是破碎的。贸易差额思想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因而，无法对国际贸易活动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第四，理论观点基本上是不科学的。贸易差额思想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价值和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生产不过是创造财富的前提等等看法都是错误的，没有能够抓住生产过程这一事物的本质，只满足于对经济活动现象的简单描述。
贸易差额思想在理论上的不成熟，除了理论自身的原因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成熟；商业资本具有严重的历史狭隘性；国际贸易活动还处于初始阶段等。总之，贸易差额思想无法脱离已经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国际贸易活动做出超越时空的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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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借壳的现象出现在1993-1994年间,并在2003年和2004年达到。而借股改东风从2006年年末开始的这轮房地产企业借壳潮已经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三轮,目前借壳上市的公司数目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两轮之和。
我们看到自2007年以来的近三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火爆导致房企投资额迅速放大,同时,信贷资金占房地产投资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房地产企业除了继续寻求银行信贷,上市融资将成为房地产企业解决资金瓶颈的重要途径。而目前,由于我国政策及宏观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企业直接上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从而,大多数的房地产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借壳上市这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上市融资。
二、借壳上市的概述
作为资本经营的一种新方式,借壳上市从成熟的西方发达证券市场传入我国,首先是被国企用于并购重组香港企业,以间接达到国企在香港上市的目的。我国借壳上市历史可追溯到1984年,当时华润集团和中银集团联合成立新琼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向濒临倒闭的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康力投资有限公司注资437亿港元,收购其股份达67%,从而拉开了国内企业在香港借壳上市的序幕。在国内证券市场上,首例借壳上市是1993年发生的深圳宝安集团收购重组上海延中实业的“宝延事件”。从此以后,我国证券市场上以借壳上市为目的的并购重组更是此起彼伏。
借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在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基础上,再通过上市公司反向收购控股方资产或业务的方式,以达到间接上市目的的一种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借壳上市不仅是资本经营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筹集企业发展资金的特殊方式。
三、国内外对借壳上市理论的研究
1.国外对借壳上市理论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壳资源,借壳、买壳上市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壳后的整合问题及企业包装出售方面,“借壳上市”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重组形式,在表现形式、实施动机、经济作用等方面与西方盛行的并购有很大不同。在国外,许多学者对壳资源的重组利用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其中希利、帕勒普和鲁巴克(Heah,Palepu and Ruback,1992)研究了1979年至1984年间美国50家最大的兼并并购案例,发现行业调整后的公司资产的回报率有明显提高,他们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回报率的提高不是来自解雇职工产生的人工成本节约,而是源于公司管理效率的提高。与希利等人的研究不同,阿格瓦尔、贾菲和蔓德尔克(Agrawal,JaffeandMandelker,1978)发现市场调整后公司的业绩反而有所下降,结合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资产重组与行业密切相关。朗克梯格(Langtiegb 1978)的研究将同行业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配对检验)发现公司重组的业绩没有显著提高,而马根汉姆和摸勒(Magenhein andMuller,1988)的配对检验结果发现重组后的业绩有所下降。
2.国内对借壳A股上市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企业借壳上市的相关问题做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在借壳上市理论研究方面,其中赵昌文(2001)所著的《壳资源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理论与案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壳资源问题的一部专著,是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一项新成果。作者对壳、壳的形式、壳的内容、壳资源、借壳上市和买壳上市等概念都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赵文昌教授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叶育甫、沈卫(2002)在分析借壳上市的概念、成因、成本、风险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控制借壳上市风险的对策措施。其中尽职调查、国家政策、知名中介是有效降低风险的途径。罗兰(2003)通过对几种上市方式的进行了利弊比较,并重点对借壳上市的股权和控制权做了效果分析。陈永忠和高勇(2004)所著的《上市公司壳资源利用理论与实务》就突出理论创新,首次提出市场产权理论,并利用市场产权理论分析上市公司资源的价值和交易价格,从理论上为壳资源的交易提供定价依据。
在借壳上市实证研究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并购中的绩效分析的实证研究,而对企业借壳上市实证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主要有张苏佳(2006)通过对中小民营企业美国借壳上市的分析,选取了行业及市场表现、财务数据、转板时间及融资数量三个方面总结十三家成功转板企业的特征,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的分析了民营企业在美国成功借壳上市的思路。吴志军(2006)采用会计研究法,对2001 --2003年我国28个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件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全部样本的综合检验结果看,样本公司经营业绩呈现非持续性,整体上说重组并没有改善公司的经营效率;从不同的重组类型来看,资产置换型的重组明显要好于其他类型的重组。
3.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学者对企业借壳上市的研究大多是对市场因素和公司治理的分析,而对来自公司所有者动因与壳公司经营管理绩效层面的因素分析较少且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因而所获得的结论往往解释力不强,而且正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结构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委托关系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外相关环境的差异性,使得我们相信:获取并购收益,完善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原因并非推动我国企业借壳上市的最为重要的动因。
企业通过借壳上市,获得上市资格这个壳,并将自己的资产注入其中,通过配股、增发新股等形式从证券市场筹集巨额资金,获取暴利,获得上市公司的政策优势和经营特权才是我国企业借壳上市最深层次的动因。
具体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借壳A股上市,由于受国内外证券市场和行业的不同,国内外的学者并未对我国房地产企业借壳上市的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而随着我国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的变化,以及新一轮的房地产企业借壳上市的热潮,我们需要不断研究现有的情况,以便对我们的研究不断完善更新。
四、我国房地产借壳上市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1.借壳上市存在的问题
借壳上市对于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于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于实行国企改革和政企分开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当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途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借壳上市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借壳上市有可能冲击现行的股票发行体制。借壳上市将使额度分配流于形式,使原先平衡地区发展和直辖市产业均衡的目标难以实现;上市公司将可能良莠不齐,虽然借壳上市可能向壳公司注入新的利润增长点,但也可能导致许多质量不高的资产、效益不好的企业流入上市公司,借壳上市使得一些公司逃避了股票发行条例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盈利水平等方面的要求。
其次,借壳上市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公司借壳上市后,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调节当期利润。其中以关联交易最为突出,大量的关联交易,法律上难以对此全面实行监督,控股者常常借此转移、侵吞资产,并往往起到力挽狂澜的功效。正是这一点最投借壳方与卖壳方的所好。对于前者而言,只要利用关联交易将壳公司扭亏,就能卖出高价;对于后者,无须拿出真金白银,只须关联一下,上市公司照样能脱胎换骨,看上去业绩很好,实际是对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的巨大欺骗,极大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承担的不合理的投资风险。借壳上市常常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更,中小投资者将被迫面临他们不熟悉的行业,面临更大的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了不合理的投资风险。
再次,加剧证券市场的投机风险。某些“借壳”不利的民营企业,由于借壳扩张企业的目的难以实现,便将壳资源倒来倒去,如此炒作便引诱一大批民营企业加入并购热潮中的炒家行列,而忽视了对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及其素质的提高,违背了借壳上市的基本宗旨。有些民营企业借壳上市,并非是对壳公司进行实质性的资产重组.注入生机和活力.而是借并购重组之名吸引投机资金,抬高股价,赚取短期巨额利润,过度投机行为成为了证券市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A股市场IPO虽然暂停了很长时间,但资产重组买壳上市却照样如火如荼,这促成了壳公司在市场反受追捧的反常现象。投机可以暴富,老实本分进行投资其收益反不明显,从而将市场进一步引入过度投机。
2.未来发展趋势
房地产企业借壳上市既要考虑其自身经营情况,又要考虑政策导向和审核要求,在规范运作的情况下,积极把握机会,借助资本市场完成持续性、跨越性发展。监管部门对符合政策要求、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恢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操作过程规范的房地产企业重组绩差上市公司的重组行为应大力支持。
同时,随着证券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壳的内涵将不再仅指绩差类上市公司,一些处于传统行业的公司,不论绩差或绩优,为了将来的发展,必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进行产业整合,主动变成目标公司。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上市公司的重组将构成我国股市资产重组的主要内容,并有效推动上市公司产业布局结构的升级。总之,强强联合、强弱联合以及优势互补等合并重组正在出现,由此将引发更大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微利公司将是今后壳资源买卖的密集区,也将成为借壳上市新的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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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 K. Viscusi and J. M. Vernon,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D. C. Heath and Compan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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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育甫 沈 卫:借壳上市与风险控制[J].学术论坛,2002,(05)
[6] 陈永忠 高 勇:上市公司壳资源利用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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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