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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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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完善乡村治理环境的对策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在其实际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策略：首先，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同时，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环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确保乡村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针对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采取措施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在规范环境治理的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想从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两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及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有据可循，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能推动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活动时，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着该地环境的实际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环境治理制度，并将其落实到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在确保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来达到预定的治理效果。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正宏.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J].学术界，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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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分析1.教育者的理念高校本科教育长期以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为目标，通常都忽视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在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上都照抄照搬一些名牌的老学校，没有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创新精神，导致“重学术，轻技术，重知而轻行，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轻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弊端。并且，这种不合时宜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很容易走进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死胡同，这种错误的教育理念导致了不少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不强、工作适应能力较差、自身的发展潜能不大等现象，甚至部分员工认为这是教师的职责，我们的职责只是管理学生，教育与其无关，而教师则认为我们指教，育是行政人员的事，这就造成了教书育人这一理念的破碎，管理与服务的脱离，使得学校每一个教职工没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质量担负起其该担负的责任。2、好的教学方法还不多，教学方法的改革的力度还不大。教学方法呆板、手段单一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通病，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学过程显得冷漠、权威，僵化死板，没有任何的教学艺术可言。如何依据学生的心理特征、知识、智力水平和教学任务等情况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感召力，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3、学习者的状态新设置本科院校由于其学术地位、学校声望在全国高校中都排位相对靠后，导致所招学生的素质都普遍低于老牌的综合大学的学术，这些学生一般都是本科最后批次录取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都普遍不强。对于本来基础就不好的大多数学生来说，专业课都不愿意学或者学不好，那对于表面看起来枯燥无昧的政治理论课更不感兴趣了。在大学学习阶段，学生若偏重在理论学习、且提出高要求，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上课睡觉、玩手机、谈恋爱等问题较为严重。加上由于理论学习不理想，实践训练又不到位，造成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从而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对他们的要求。4、教学实施情况（1）理论课内容陈旧 ，严重脱节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老师们多数是照本宣科。致使学生普遍感到学习知识过于陈旧、不实用，与现实相脱节。（2）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践课程过于依附理论课程 ，实践学时较少；二是老师担心实践教学过程学生有意外或实践教学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工作量，故大多数的老师都只是简单的布置一些课堂作业甚至连开展都不开展等，这与实践教学的要求相差太远；三是实践内容要求单一，没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四是虽安排有统一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但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利用暑假时间，在家庭所在地，自行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基本都缺乏有效的指导，随意性强，时效性差；五是各职能部门不配合也是实践教学难以高质量完成的一大制约因素。（3）教龄较长的教师虽然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但是对新生事物却了解不多，有的甚至对新生事物带有某种抗拒的态度。而青年教师对新生事物是乐于接受，对理论的掌握也相当丰富，但是他们却缺乏社会实践经验。他们虽然大都数学历高，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不少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一毕业就直接到高校从教，几乎没有什么基层及实践经验，故教学经验缺乏，职业能力不高等问题尤为突出。
三、结束语高校大学生作为一个流动的知识群体，富有朝气与活力，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新时期大学生所具有的新特点，要求不断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单纯的政治观念说教和思想意识灌输，已经不能引起大学生对此类课程的兴趣。面临这种状况，怎么样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通过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为研究基点，将TQM（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与实践教学有机相结合，敦促学校各部门齐心合力共同整合各种实践教学资源，并想方设法的进一步研究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的全面管理模式，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各种途径，从而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及其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张文学，叶.武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调查报告
[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上半月），2008，（11）.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贾巨才，孟悌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初探
[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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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
当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学校层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不够高。由于民办高校于公办院校的体制不同，民办高校的办学方式方法于公办院校也存在一定的区别，随着民办高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的扩大，民办高校为了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其办学知名度和扩大招生规模，民办高校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和发展上，但相较于短期收益不明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却无暇顾及。有的民办高校的领导在思想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上，没有严格的按照“05”方案的标准去实施。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不合理；课时量不达标；师生比例失衡，多是采用大班教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缺乏科学的评价；对思政课教师缺少关注和培养等。由于学校层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重视，间接导致了学校其他教师和学生对思政课的轻视，这样势必会影响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2、课堂教学效果不好，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度较低。民办高校的兴起，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和层次，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民办高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民办高校的学生比起公办院校的学生来说，也许在学习的刻苦性、认真性相对较差，而且自身的学习能力、学习水平也相对较低，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是理论性的教学内容，而且全国高等院校所用的思政课教材都是统一的，缺乏针对性，加之民办高校的思政课老师多半是年轻的新教师，教学经验不足，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没有结合民办高校的办学特色或者是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的特点，而较多采用的是单一的讲授法，教学内容较为枯燥，课堂气氛不好。因此，在学生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是在单纯的讲大道理，单纯的说教，或者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并不能帮助学生们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且最终的考核方式也较为简单，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度不够、认同度不高。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科研水平不高。就全国高校而言，科研也是衡量高校教师的指标之一，但是在民办高校中，由于教师的流动性较大，稳定性较差，缺乏主人翁意识，缺乏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教师多数是较为年轻的老师，或者是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老师，缺少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民办高校教师相比起公办院校的教师来说工作量大、任务重，所以缺少充足的科研时间，加之教师本身认识不到位、科研组织机构不健全、科研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学校整体科研水平不高。在这种大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科研水平也相对较弱。
二、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1、加强学校层面对思政课的重视，充分发挥思政课的“育人”功能。民办高校作为我国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前沿征地，除了要教会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需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育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潜移默化，因此，首先，要保证思政课的课时量达标；其次，课程设置要合理，要与学校的办学特色相结合；最后，要重视对思政课教师的发展和培养。
2、针对学生特点，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教学实效性。民办高校的学生在学习上主要有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耐心不足、认真不够等特点。思政课教师在授课时，应充分的考虑学生的层次、水平和特点，有针对性的展开教学。可以采取师生互换身份；就社会热点展开辩论、主题演讲等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教会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增强学习的实效性。
3、教师要不断自我增值，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与社会实际脱离，在教学中，一方面要不断进行教学反思，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吸取最新的理论成果。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最新时事政治，才能在课堂上做到不照本宣科、死搬硬套，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其次，要做到教学和科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后，积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比赛，不断创新自己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4、积极探索授课方式，创新讲授内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属于较为客观、理论、传统型的内容，因此在授课方式和讲授内容两个层面都难有特色的创新之处，加之民办高校学生在理论功底上有有一定的欠缺，学生很难接收较深层次的讲授内容，也对枯燥泛味的传统上课方式产生反感情绪。因此造成两种不良好的现象，一是讲授内容过于客观学生无法跟上进度和积极性不高，二是讲授内容穿插课外知识学生认为没有意义，这两种现象的产生，给当下的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顺畅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根据当下民办教育的本质和学生的特点，进一步研究适合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顺畅开展的授课方式和讲授内容，只有在方式和内容上真正吸引学生的兴趣，思政课才能有效开展，达到预期目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引领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之下健康，全面，协调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在特殊的办学性质之下，在特殊的学生群体之中，更加凸显出其重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教学模式，保障民办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质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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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的大学生数量在逐年增长，这就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当今的人才市场竞争激烈，急需一批掌握精湛技术的毕业生投身于企业中。现代学徒制就是一种集校园教学与企业实习与一体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能有目的性地进行学习，在学习与工作的相互协调下，学生能学有所用、即学即用，并在工作中反思、继续学习。但是，当前，我国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学徒制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发展。
二、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传统化，难以满足当代企业的人才需求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很多高职院校都引导学生学习课程时“死记硬背知识点”，没有使学生培养成良好的理解思维与能力。在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基础课程，尤其是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区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教育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方向上要与国家保持一致，所以要注重熟记，把政治教学内容熟记于脑海中，于是就出现了“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但是，在现代学徒制模式下，企业需要的不是没有主见的人，而是希望学生能理解好理论知识，懂得这些知识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
2.校企两点，管理困难
在学徒制模式下，学生要在学校与企业两点之间经常往返，而这给院校的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徒制的最大优势是使学生早早进入企业，而不是等到学生毕业了才安排学生去企业进行实习，学徒制使学生在企业中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为学生带来了归属感。但是，在学校与企业间，学生的经常往返不仅给院校管理带来了困难，而且还会增加学生的疲惫感，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问题的对策
1.提高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
在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目标上，要本着以德立人的教学目标来进行理论教学。在实际教学中，如果一个学生的道德败坏，那么即使他掌握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也不会对社会有贡献，甚至有可能会危害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除了要求学生学习党的先进性以外，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勇于探索理论知识，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在教学中，要确保学生能熟练理解、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与技术，以便学生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能将课本的道德理论知识加以运用与实践。
2.校企共建，双元育人
学徒制的两大主体是学校与企业，两者缺一不可，所以院校要与企业签订学徒制联合培养协议，使院校与企业共同育人，发挥双方的优势，弥补自身的缺点。在校企合作培养学徒的过程中，院校的教师主要负责教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给学生；企业的师傅则负责带领学徒，把职业岗位中的实际操作技能教给学生，并引导学生把课堂中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联系起来。由于学校与企业是共同合作的，所以在对学生的考核中要由校企双方来共同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学校里的教师主要通过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卷面成绩来评定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情况，而企业中的师傅则负责评价学生在工作中的表现，并通过实践操作来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校企双方的合作下，学徒制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同时为企业培养了优秀的人才。
3.合理安排课程，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了解决学生课堂学习与企业实践时间冲突的问题，校方要合理安排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学校要与企业商量，应当怎样安排课程才能不影响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同时也能使学生有效掌握实践技能。在实际的教学中，院校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安排整合课程，使学生学习的课程能有效弥补在企业中当学徒的缺点，一方面能对学生的实践进行引导，另一方面能对学生的实践进行总结、归纳，以良好促进学生的学习。企业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来安排必要的实践环节，而且要定期对学生进行培训，引导学生把课堂中的理论知识与企业中的实践技能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学徒制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能有效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同时也为我国人才市场培养一批批优秀的技能型人才，但是院校要善于调查与发现，找出当前学徒制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院校要与企业合作，合理安排课程，共同考核学生，携手培养人才，为我国培养优秀的思想政治人才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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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unicipal road; Project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U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
1.1 市场规范化管理方面
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单位多为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委托）的单位（部门），有些单位由于自身的权力，不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有的工程开工多日还没有签订正式施工合同、监理合同；有的工程不办理规划许可证、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和施工许可证，检查时才补办；造成工程质量内在品质的降低，运行后出现大量的质量问题。
1.2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方面
现在施工企业质量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有些建筑企业搞内部项目承包制，项目部只给公司交管理费，这种类似转包挂靠的行为削弱了企业对项目部的质量管理，极易导致质量低劣；有些施工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只好挂靠施工；有的以包代管，质保体系不健全；有的不按图样施工，擅自变更设计。
1.3 施工质量控制意识方面
施工质量控制是施工管理的重点和核心，但往往为了抢工期，较多的单位存在“重进度、轻质量”的意识和不良倾向，表现在施工操作工艺控制不严、违规作业，如排水工程沟槽开挖，不积极主动开挖坑内排水沟、集水井，排除坑内积水；带水浇筑混凝土基础、路基土方填筑超厚碾压、砂方填筑不冲水振夯；砖石砌筑座浆不饱满、空洞多，从而导致众多工程隐患，影响工程使用质量与寿命。
1.4 施工过程监管方面
近年来，市政道路工程项目众多、量大、工期紧，参建的施工企业综合素质差距较大。某些单位缺乏专业队伍和相对稳定的施工队伍及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并且施工作业人员技术素质低，现场施工管理力量不足，从而导致施工过程缺乏有力的监控，给作业人员不按规范所要求的工艺、技术质量标准作业以可乘之机，也造成工程质量通病不断发生的后果。
由于我国目前建设监理市场不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个人对监理工作的理解有偏差，许多持证的人员由于身兼数职不能上岗监理，而另一些在岗的监理人员又无证，不具备监理资格。
2 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管理措施分析
施工项目管理是施工企业对施工项目进行有效的掌握控制。主要有如下特征：施工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项目全权负责；施工项目管理的对象是项目，具有时间控制性，也就是施工项目的运作周期；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是在一个长时间进行的有序过程中，根据阶段及要求的变化，管理内容也发生变化；施工项目管理要求强化组织协调工作。
2.1 工作质量的管理
在项目质量控制中，人、机、料、法、环这五大要素，人是决定的因素。管理施工及操作人员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工程质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员素质高低对上程质量影响的表现形式就是工作质量，因此对工作质量必须进行严格管理。岗位教育和技术交底是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因此要通过岗位教育和技术交底树立全员的质量意识，这才能在质量上形成你追我赶的自觉行动，才能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个个重视质量的风气，同时要形成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这样才能提高上作质量，以达到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
2.2 施工成本管理
制定施工项目成本管理的措施：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不仅是专业成本人员的责任要按照自已的业务分工负责。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要建立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项目成本控制体系，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就是要求项目经理对施工进度、质量、成本、安全和现场管理标准化全面负责。
项目管理人员的成本责任，不同于工作责任，工作责任完成不等于成本责任完成如：单方面强调质量，忽视了成本，单方做到供货及时，但忽视昂贵的价格等。因此在完成工作责任的同时，还应考虑成本责任的实施，进一步明确成本管理责任，使每个管理者都有成本管理意识，做到精打细算。
2.3 施工进度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目标只有在各参与方特别是承包商、监理工程师、业主之间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才能实现。承包商、监理工程师、业主三方在进度管理目标上。既有矛盾性，也有统―性，必须有效地协调和配合。在进度管理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员实施或参与项目进度管理与控制。项目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和安装人员是工程进度计划的实施者，中层管理人员是进度计划的编制者、进度完成情况的统计者和进度信息的反馈者，高层管理人员是进度目标的制定者和控制者。对施工队实行分包成本控制项目部与施工队之间建寺特定劳务合同关系，项目部有权对施工队的进度、质量、安全和现场管理标准进行监督管理，同时按合同支付劳务费用。
2.4 施工工序管理
质量控制最基本的内容是工序质量的控制，工序质量控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偏差和分析影响工序质量的制约因素，并消除制约因素．使工序质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每道工序的质量。工序质量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不稳定性是因人工操作所致，而不确定性是指市政工程施工不象工业产品的工序那样可以事先确定。市政工程施工工程量大，共同操作的人员之多及交义施工的存在，使市政施工的工序具有连续的相互搭接的特征，控制好工序质量，就要做到对每道工序，每个工作全面实施监督操作、检验把关、预防和检测检验相结合的管理控制方法。
2.5 现场管理
施工现场是体现企业文明形象和管理的一个窗口。其管理应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有序、整洁卫生、不扰民，不损害公众利益。应按公司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统一进行布置，在工地人口处树“七牌二图”：工程概况牌(包括工程规模性质、用途。发包单位、设计单位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名称，施工起止年月等)；安全纪律牌；防火须知牌；安全无事故计时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牌；环境卫生牌；施工总平面图；项目部组织结构图；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工地大门设公司司标和名称；按照施工总平面图和环境卫生要求，做好硬地坪施工和临时围护设施。
设置畅通的排水沟和泥浆沉淀池，确保场地不积水，不积泥浆，保持场容貌整洁，做好各类标识和标志。现场的厕所符合卫生要求，并设有饮水设施。使现场管理达到“环境整洁、纪律严明、物流有序、设备完好”。
2.6 安全与文明管理
加强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十分重要。它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生产各因素状态的约束和控制，根据施工生产特点，安全管理也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要落实安全责任，实施责任管理。加强安全教育，例行安全检查。
如何做好文明施工至关重要。首先要健全管理组织机构和文明施工管理制度，做到按专业、岗位、区域等包干负责。在施工项目中对现场各个方面专业的管理，开展文明施工竞赛活动，有布置、有检查、有考评、有奖惩，评比结果公布于众。
3 结语
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项目经理及其管理班子认真按设计图纸和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精心组织，精心施工，认真做好人力资源、材料、机械设备、技术、资金的生产要素管理和文明施工，严格做好进度、质量、安全环境和成本控制，按合同要求向用户提供满意的工程，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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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HGJXH B2110044)、2011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11-XJ12008)和2012黑龙江省教改项目“在思想政治课程中深入开展信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11-XJ130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60-02
一、本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条主线。如何利用实践教学方法更好地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养坚定的者,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重要课题。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实践的重要性,这说明我们国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其根本目的是引导大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并落实在行动中,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并提高教学效果的最佳途径。和教育部一再强调,通过实践教学的方式,锻炼大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都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纷纷探索实践教学的可行性内容和实施途径,但收效甚微。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并且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目前高校本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上的实践教学,如课堂辩论、主题演讲或观看影像作品等;二是走出课堂的实践教学,如社会调查、参观革命纪念馆或爱国主义基地等。这些实践教学方法在各高校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不难看出,各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都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实践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自2005年以来,教育部、宣传部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主要内容。对此,很多高校都非常重视,也特别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的发挥,但是却忽视了实践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改革中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实践教学对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难以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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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教学本身的客观要求。
教学过程主要是按一定的认识（即学习）任务和内容，依据认识的规律和学生认识特点，而组织进行的逐步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活动过程。［1］教与学历来是互动的，是师生双方共同活动的过程，学生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教学的主体，教学效果可以直接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接受相应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技能，从而引导学生在能力、素质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教师的课程教学能否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是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因此，教师在课堂上授课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过程，还是教师与学生的人际交流过程。要及时了解教学情况，帮助教师改进课程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实施教学效果评价，只有这样，才符合教学本身的客观要求，才能最终找到提高学生学习效果而服务的有力措施。
2.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保证。
高等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推动大学生沿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成长的精神动力，也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而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评价调控机制则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从宏观上讲，科学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估，可以及时地了解高校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目标的实现程度，正确判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条件、教学水平、教学效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微观上说，科学的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对于切实掌握教师履行职责的状况，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推动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动力。
首先，教学效果评价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改革。现在的教材内容越来越多，如何精选教学内容，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不必要的重复，构建主题明确、内容精炼、层次清晰的教学体系，必须努力在教学内容改革上下功夫。其次，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改革，从单一向灵活多样转变，不仅教师要教活，学生也要学活，用启发式教学法，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安排小组讨论、辩论，座谈等，分析国内外的热点、疑点和重点问题，提升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的求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改变过去那种一本教材，一本讲稿，一支粉笔的传统手段，要跟上现代教学手段更新的步伐，制作教学课件，实施多媒体教学，通过多种渠道与学生交流，让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思想文化占领这块特殊阵地，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整体改革。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教学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够全面规范，主观印象影响较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系统的工程，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许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多为全校统一的一个标准，较少考虑学科和专业特点，这样的标准虽然具有规范统一、操作简便、容易比较的优点，但存在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评价标准的单一会导致各学科各专业以评价的条框为导向，而忽略实际教学效果。甚至出现仅凭感觉和印象打分的现象，从而使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但如果不同的专业都制定不同的标准，则工作量加大，难度也大，评价过程会变得极为复杂，结果也较难以进行比较。［2］因而，筛选出教学工作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使各专业既能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又不抹杀其专业特点成为必须。
2.评价思路不同，评价结果难以界定。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评价教学质量的目的正在于找出这些影响因素，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然而，评价机构不同、思路不同，评价结果也出现极大差异。传统教学质量评价过分强调其鉴定作用，过于看重数据，有些学校甚至用数字“算出”优秀教师，“算出”优质课程，“算出”学生的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和不及格率。在实际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因素有许多，如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情感投入、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等，这些都是无法用准确的数字加以衡量的。在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对学生评议，对于严格要求他们的教师学生通常给分低，反而对学生放松要求的教师分却很高，这些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也使教师对学生参与教学质量的评价不认同，使得教学质量评价流于形式，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同时，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其自我反思与评价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方面，但教师面对自我评价的要求往往不是直接地反思、剖析自己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自我评价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3.评价手段单一，评价效果缺乏科学性。
教学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是“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但在实际操作时，一般都只注重检查与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评价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这反映出对评价目的的认识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和五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是通过充分调研、反复斟酌、广泛协商制定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有助于各级领导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理清办学思路，更加重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但是，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评价中，忽略评估的导向、诊断、激励、调节、改进等功能，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不能采用多形式的评价手段，将会严重制约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的应对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是评估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许多指标内容和技术要求，在面对以往教学效果评价中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
1.要建立合理的学生评教机制。
包括学生信息员反馈的教学质量信息，以及学期结束后学生对教师教学各方面用量表打分的形式所进行的评价。前一种对教师课堂教学状况的反映一般比较宽泛，也比较模糊，其结果对教师的影响也不太明显；后一种评价则是对全体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各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价，评价结果和同期同行评价、领导评价一起，对教师的晋级、提职、津贴、评优等方面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直接受益者，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最有发言权，虽然在评价中也不乏弊端，但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责任心，让他们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评价结果。
2.建立科学的同行听课机制。
同行听课一般是由系（部）或教研室组织领导及同事以随机听课的方式，评价部分教师课堂教学效果。这种方式有利于同行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也有利于领导和一般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对于本单位教师教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易于集中解决。对于少数问题比较严重的教师，学院先行做工作，同时上报上级管理部门，寻求解决的方法。评价结果及时反馈，以便教师知晓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3.充分发挥学校督导员作用，学校相关部门定期检查。
目前督导组主要是对课堂教学秩序进行评价，意见定期汇总到教学质量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督导员许多都是聘请的退休老教师，他们在对教学进行监督、评价和指导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应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学校相关部门在学期初、中、末期，对教师教学各环节的准备和进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其中包括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评价结果汇总到教学质量管理部门，并对少数优秀教师提出表扬，对问题比较严重的教师提出改正意见。这项工作有利于督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真对待教学各个环节，并因为由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部门直接负责实施，在各类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活动中是做得比较完备的一种［4］。
4.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反馈机制，使广大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及其结果的反馈有一个深入正确的认识。
广大教师主动接受评估，不断从中找出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部门领导全面了解本部门教师的整体水平及教学效果，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院领导及职能部门则可全面掌握全院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与水平，从而做出相应的宏观决策，使得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形成评价―反馈―改进―提高―再评价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杨秀军.论课程教学质量的学生评价机制［J］.职业教育研究，2005，（1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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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教事前准备不足及其对策
（1）评教理论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目前，国外高校对教师评价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奖惩性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从导引的制度设计看，两者是评价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和利弊。前者强调甄别功能，以奖惩为目的，采用刚性策略，但却忽视教师的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等。后者以教师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注重过程评价，注重柔性策略，但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某些教师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等。在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外高校采用奖惩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偏重发展性评价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奖惩性评价理论几乎统治我国包括民族院校在内的每个高校。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就明确规定：“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奖优罚劣，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优评先等提供参考依据。”因其管理和功利主义倾向导致“管理价值至上”，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造成教师和学生对价值认同困难，师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都较低，导致评教过程的形式化，学校、非领导教师和学生都很少从中受益，评教本身的教育意义严重缺失。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及实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形成“整”非领导教师的情况，导致不少非领导教师“自暴自弃”，严重伤了“教心”。鉴于两种理论导引的评价制度不同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应兼顾两者并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别关注非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保证使用理论的公正性、公平性。
（2）评教方案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一是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主要包括评教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两个部分，或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致使其政治性、思想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如某民族高校针对理论课、艺术体育技能课和实验课共设置三类评估指标体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统归理论课之中，导致标准绝对化、一表评N课。就笔者调研发现，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关领导可能是理工科背景的原因，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评教方案。第二，错误认为可以通过民族院校学院的院级督导弥补。第三，官僚作风作怪且有私心。一些相关领导私心太重，“两学一做”“做”得太差，不作为、懒作为甚至形成“合法腐败”。
二是现有评教方案存在诸多不足。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评教体系角度看，现有评教方案除重定量轻定性分析、语言表达含糊不清外，还存在两个重要不足。第一，评教目的迷失。不是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而是专为教师“设套”，把学校与教师人为的对立起来。第二，评教内容不足。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提出：“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包括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内容。”没有突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如政治性、思想性、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没有把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三进”纳入评教内容。因此，评教方案出现不公，操作就有问题，结果一定不公。
民族院校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特别是评教指标体系，不仅非常有必要单列，而且能够单列。为了充分调动教师尤其是非领导教师、学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必须赋予他们决策权，民族院校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拆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校级指标，所有课程评估必须按指标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总体评价。二是院级、教研室指标，由学院和各教研室自行设定。三是自选指标，由教师、学生结合各自所教、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每门课的具体特点，自己设计题目，提交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审核，通过后可纳入评教指标标体。同时，评教方案要定期完善，不要一个标准用到底。
二、评教主体构成存在问题及治理办法
有学者提出评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领导教师与非领导教师的博弈。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评教主体有两类：一是学生。二是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既把任课教师排除在评教主体之外，也没有第三方的加盟。由于该校对除学生外的评教主体规定模糊，加上校级督导员、学院院外其他领导甚至校级领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结果，“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这些评教主体实际上被多数民族院校学院完全变成了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这些领导教师（以下称为院级督导），并全部握有30%的权重（学生70%）。同时，一些民族院校学院或明或暗地规定：教师是否得优一般由院级督导决定。如果每个教师的学生评教分数差别不大，最后结果就是院级督导实际上是学院领导说了算。这样，就形成博弈，形成该院学院领导与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的博弈关系。结果，院级督导变成了领导评教、变成了官官相护，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出现惊人的一致，每个学期绝大多数优秀成为院级督导的囊中物，由此延伸的利益也基本上被他们占有。首先，学院领导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其次，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最后，只能牺牲非领导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利益（极少数非领导教师因为实力或其他原因如与学院领导“走得近”也能得优）。院级督导相互讨好特别是示好学院领导有以下好处：一是换取以后获得评优的机会、获得校级名师、省级名师的机会。二是获得以后可能的更多好处，如职称评定（虽然规定由院级学术委员会实施，但其由一些学院领导、一些支部书记和一些教研室主任组成）、年底评优（由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投票决定）、由学院组织投票产生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和教学课题、研究生各级各类课题和各级各类评优（学院领导、大多数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投票）及其他诸多好处。评教主体出现不公，结果一定不公。
为了治理上述弊端，一是调整评教主体构成。办法一：增加评教主体。在学生、院级督导的基础上，增加教师这个重要的评教主体，采取每个教师每学期提交一份自评报告的评价方式，并给予相应权重如15%（把院级督导的30%减少为15%）。全面考察每个教师的课堂、课外教学和教学研究情况，促进教师课堂、课外齐发展。办法二：规定院级督导至少50%由学院非领导教师竞聘上岗，以尽可能保证公平公正。除教学副院长外，其他学院领导不能作院级督导，达成一种制衡。办法三：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在校外聘请第三方评教。第三方只对学校负责，不能由学院联系，以免产生“猫腻”，不能只讲信任而不讲管理。信任产生不了公平，公平管理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办法四：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权重100%。大量研究文献表明，美国多数教育者对于学生评价教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学对象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参与者。由于学生每节课都在观察教师的教学活动，并能从教师的作业评定和考试评分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感受教师的治学态度，来自学生对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评价信息重要而独特，如果评价标准恰当并组织得好，学生的评价可以反映教学过程的真实情况。学生评价教学还可为多种目的服务，如改进教学、为判断教学效果提供依据、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和教师、促使学生对他们的教育活动进行思考、为领导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等。[4]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中，把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还可以尽可能杜绝腐败产生的环节。各级督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
二是如果院级督导维持现状，应规定领导教师每学期评教得优比例不能超过30%。或采取总分加减的办法，即每个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减5分左右，每个非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加5分左右，刚性避免或抵消人情分。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校公共必修课，学生多、水平不一，而且是大课堂教学，领导教师掌握排课权，一般会把“好教”、“听话”的课堂或本院专业课堂等“优势”课堂安排在自己名下，为自己得优打好基础。因此，课堂选择应采取抽签的方式或领导教师最后选择的方式，以避免“优势”课堂被领导教师独占。
三、现有评教实施过程、结果的局限及提升措施
（1）现有评教方案实施过程存在的局限及治理。一是实施过程存在“交易”机会。某民族高校学院以前采取的是院级督导每人听1节课后就给被听课教师单独打分的办法，后改为院级督导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听1节课并讨论后再给每个教师打分。显然，后者更容易作。程序出现问题，结果自然失真。二是考核内容太窄，时间太短。目前，多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院级督导实际上只是通过听1节课，就得出对该教师的评教结果，督导任务就算完成。显然，这样的简单督导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的全貌，想全面考察教师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更是不可想象，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教师再笨，也知道绝对不能在院级督导听课时“乱说”的。
为消除上述问题，各评教主体职责应该各有不同，各有分工。关于评教的内容，由于各评教主体的职责不同而有不同。学生主要评价教师的课堂表现，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自己由此的收获等。院级督导除听1节课外，应更多地注重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调研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师的真实评价。二是仔细阅读教师的自评报告并实地调研是否属实。教师自评报告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辅导情况、学生成绩评定情况、成绩册及试卷入库情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教学课题和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三方信息和资料相互印证，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每个教师课堂内外教学和教研的真实情况。至于评教时间的安排，应根据各评教主体的分工不同而有差异。学生评教时间，最好是安排在该课结束后1周进行。院级督导评教时间应该是教师每学期第一课开始到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的全过程。教师自评报告上交时间应在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后1个星期以内完成，院级督导评分还是采取单独方式最佳。这样，各评教主体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全面了解每个教师。
（2）评教结果存在问题及补救办法。一是相关信息公示、公开不足及对策。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结果既没有公示时间，教师也只能看见自己课堂的正式总分，查不到明细，也查不到其他教师特别是领导教师的评教结果。因此，加大评教结果详细信息公示、公开的力度，全面公示、公开学院所有教师每学期的评教总分、学生评教总分及院级督导评教总分，方便监督。
二是无申诉时间及改进意见。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没有明确规定教师申诉的权利，没有给予申诉时间，也没有教师申诉的机会。鉴于保护教师申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大力鼓励教师申诉（实际上这也是监督评教作弊的好机会）。民族院校学院、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对教师提出的申诉必须严肃对待，有求必应，全面深入调查，对错误的评教结果必须予以修正。
三是忽视“回头看”及对策。一说到高校腐败，自然联想到基建、招生等“硬”领域，就没人关注评教等“软”领域的腐败。仅就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看，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一些相关领导不放过任何可以腐败的机会，“雁过拔毛”，如果严查每个学期评教结果数据，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诸多“猫腻”，“优秀”基本上成了领导教师的“专利”。人们常说：“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是身边的腐败。”同理，教师特别是非领导教师最痛恨的腐败也是身边的腐败。因此，应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东风，实施拍“蝇”行动，建议由民族院校学校纪委牵头，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负责实施，严查、严惩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领导评教过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抱团腐败”等歪风。一经查实，不仅取消所得相关所有利益，追回所得相关所有利益，并撤职，而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并在党内依党规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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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内容存在的问题
第一，同一门课程内部内容重复。例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在中国化、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部分，都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容。
第二，不同的课程之间内容重复。例如：“概论”课中第三章理论和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内容重复较多。
第三，高校课程和中学课程内容重复且部分内容不一致。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和中学政治课程和历史课程内容重复较多，另外有少部分内容不一致。例如：“基本原理概论”中第四章第一节：“货币具有五种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中学政治教材对这部分的论述为“货币具有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基本职能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二、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
为了保持教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内容重复现象。另外，高校政治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各自为政，没有有效的衔接。各个阶段教学在具体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缺少沟通和交流，因此出现了高校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材内容的重复、脱节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
三、解决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途径
第一，完善教材体系。首先，对于高校教材体系中内容重复的问题，在编写中应注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针对不同的课程及不同内容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其次，应对中学教材和高校教材进行整体性规划，使课程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中学教材的编写主要为了应对高考，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理论性较强。高校教材的编写主要注重育人，注重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说空话、不讲大道理，帮助学生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在内容重复的情况下，应保持中学和高校教材内容的一致性，避免学生知识混淆。
第二，促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课程体系包括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需要促进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首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对整体性的理解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需要打造一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的共同研究和努力协同完成。对于重复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或是有些课程详讲，有些课程略讲；再或是采用专题教学法，各自设计内容不重复的专题，进行教学。其次，转化教学重心。从涉及理论观点的实际问题入手，讲授重心由知识传授向思维能力训练和具体问题解决转化，促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或让学生参与课程讲授，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转化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再次，采取分级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课，学校和教师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分级教学。例如：可以将不同地区的生源、不同的专业的学生、中学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成为教学的设计者，针对不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杨乃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部分重复及其解决之道[J].高教论坛.2008，（3）
[2]王忠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4）
篇11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2009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治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9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9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要害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治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造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治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伍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治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治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朴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治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治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治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假如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调解、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导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导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治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9.5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文地理，2009.4
3.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农业经济，2009.11
4.潘秋玲，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人文地理，2009.8
5.彭敏，付化.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09.1
篇12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央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导等不同功能，是非凡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详细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重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伍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治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重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重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要害。假如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要害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要害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造，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重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治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假如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治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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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集权的简约治理由来已久，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中央集权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治理，这种治理形态汇集韦伯所言的世袭君主制和科层官僚制于一体，其治国理念即法家主张的高度认同国家的权威，但是，它却无法解决官僚体系复杂化和自我延伸带来的国家与地方的隔阂问题，这是法家在治理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因此，在社会治理上，儒家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武器，儒家主张社会在差别规范“礼”的指引下，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机制进行自我治理，官方主要负责在社会自我治理失败时的非常态性介入。儒家践行的就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即半正式治理。因此，传统而言，这种治理模式高度认同中央的集权特性，认为中央的权威是绝对和不可分割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又是利用半正式官员的简约形式，治理效果良好。
简约治理一般不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主要依靠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简约治理可以达到节制国家官僚体系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的双重目的。这意味着简约治理不可能是一种社会对抗国家意义上的治理机制，而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实现良好互动和合作的治理机制。一直以来，简约
治理仍然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只不过中央集权被赋予了民主的理想，这个治理模式被总结为民主集中制[1]。
但是以上所述却与作者在村庄实践中得出的判断迥异。2013年清明前后，笔者跟随“三农”研究团队，对位于宜昌市的一个城郊村进行了20天的驻村调研，发现村干部利用各种非正式人员和非正式组织进行村庄半正式治理的现象十分突出。纠纷调解和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是其简约治理的主要治理实践，然而，从后果来看，半正式治理带来的却是村庄治理乏力、混乱和灰色化。经验证明，简约治理越来越不可维系，田野调查表明，它们需要对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基层治理困境负主要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围绕这一学术敏感性话题，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分析，从半正式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求探索出城郊村庄治理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相关文献综述
准确认识基层政权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变化的关键。在总结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经验时，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既是传统中国社会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主要表现形态，又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领域。其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经典理论社会学家，而后，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证。
韦伯对两种不同的治理类型进行了的划分，他认为世袭君主制强调“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科层官僚制则强调“经验式”的实用主义，它们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治理模式。然而，当运用到对的分析时，韦伯发现的治理不属于这两个治理类型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二者的结合，因而他用“君主世袭的官僚系统”（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定义的治理模式[2]。但是韦伯的研究限定了简约治理的产生，他能够考虑到士绅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最终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机构的治理功能层面。因此，他对中国国家治理形态的概括并不到位。
在韦伯之后，Michael Mann在政府正规权力中区别了“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和韦伯的分析一样，Mann 的分析也不能阐明政府正式机构之外的治理。他的双向区分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是一种与民间权力对立的正式机构的权力，并不能说明笔者所要讨论的半正式治理。但是这些理论资源却很好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于乡村基层政权的性质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的研究，较多学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围绕半正式治理，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理论预设与经验证明。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和地方的智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有益因素。如，黄宗智通过对传统中国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税务管理及行政实践等领域的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汇点的实际运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这一方法的部分内涵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仍广泛存在[4]。他不仅很好地揭示出晚清以后中央高度集权与简约治理官僚制、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权力，以及法家和儒家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还提炼出了行政实践的特征即“简约治理”。李怀印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从治理的效果来看，这是一个官民两便的“实体治理”[5]。谈萧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中国治理模式的特点，即中国治理以善政为导向，其要素包括人事关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治理。中国的治理模式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同时，中国的治理模式是简约的，这种简约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节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节约治理成本。所以，从治理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的治理可以总结为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6]。贺东航认为，黄宗智的“简约治理”理论在对解释林改公共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说服力[7]；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要改造的领域，因为其直接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困境。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提出的乡村治理机制的“经纪机制”以及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建设问题，他将其视野放在了国家与社会遭遇的乡村二级，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他的研究试图表明，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有效地改造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体制，却破坏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最终使得国家政权建设为国家经纪体制内卷化[8]。陈柏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存状态的变迁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转而变成为灰色化的社会[9]。
“简约治理”是黄宗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一种尝试性解读，他从另类角度解读出中国基层治理的特点，那就是正式治理之外还存在一种半正式治理的结构形态，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做出的一种适应。这种简约治理实现了“低投入、低负担，且高效率”的治理绩效，他进而认为这可能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和一种制度遗产。由此可知，黄宗智遵循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治理路径。也有学者指出非正式体制的优势，与体制性主体相比较，他们的政治性、组织性治理资源较弱，他们主要依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权威，较多地获得了村庄内部村民的支持和认可而得以参与治理[10]。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从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的实践后果来看，这种简约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直接引发基层治理的乏力和瘫痪。这就充分应征了半正式与正式的行政实践并不必然互补且有效融合。
基于村庄调查的经验，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一半正式治理引发的严重后果，并试图通过对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治理实践的分析来佐证这种判断。最终，我们得出了半正式治理在村庄基础发生改变后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在没有国家及时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乡村秩序混乱和乡村治理内卷化等问题。
二、半正式治理及社会后果：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
半正式治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实践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种社会后果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复杂化、灰色化和内卷化等问题，这是基于村庄调研得出的基本判断。因此，笔者拟通过对村庄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深度分析，来进一步了解半正式治理是如何形成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后果。
（一）半正式治理的村庄场景
大洋村文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匿名原则，经过了字名化处理，并不是真名。位于宜昌市，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距城区3.7公里，辖区面积14.5平方公里，1 235户，3 514人，3 100亩耕地，10个村民小组。宜万铁路和翻坝公路穿村而过，地理位置优越，引进的项目较多，如磁电子、月亮湾、金苗科技等项目。作为城郊村，大洋村拥有其他城郊村类似的所谓资源密集型村庄的共同特点，大型项目不断的下乡进村，村庄的利益不断密集，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征地拆迁更是直接导致大量纠纷和矛盾产生。围绕征地拆迁，村干部花费大量精力来治理纠纷，当治理无效时就引入“第三方”，即拆迁公司。
（二）半正式治理的“复杂化”：关于纠纷调解的分析
1.纠纷的产生及治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城郊村不断被纳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征地拆迁成为村庄常态。围绕征地拆迁，各种矛盾和纠纷不断产生和激发。这种态势以2004年国家宜万铁路在村庄中征地为开端，目前为止，村庄共经历了2008年的翻坝高速和2010年的磁电子两次大型征地活动。村庄被征地潮流所席卷，由此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在不断飙升。下面是2004～2008年涉及到的土地纠纷（含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及田界等）数量的统计。
村庄纠纷随着征地拆迁不断涌现，传统内生规制力量的缺失使得村干部、小组长、村民代表及党员等扮演“调解员”的角色。国家利用非正式人员嵌入熟人社会的特性来开展基层治理，这样，乡村社会的半正式治理就基本成型。
2.村庄纠纷调解机制及矛盾“不出组不出村”。城郊村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利益不断密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关于基层治理秉持的理念是“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村庄内部，做到‘小事不出组不出村’”，意即构建出以村庄为基础的调解机制而不是以国家法院为主导的判决方式。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态度如同黄宗智所说的“县令基本像在民事案件里一样作为，他的优先选择是让社会机制解决纠纷”[11]。
由于缺乏家族和宗族力量的调解，村庄只能依赖于村委会，村委会则依靠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及信息员等非正式力量。村庄中的调解程序一般是由小组上升到村一级。然而小组长能调解小矛盾和小纠纷，村民代表和党员作用也日渐式微，这样矛盾“不出组”的愿景就无法达成。而村对组的要求是矛盾“不出组”，因此，许多矛盾会被强制压在组内，小组内部就就形成一种矛盾越积越多的怪圈。仅当组内的矛盾危及到村庄治理时，村干部才亲自出面解决。村干部参与调解，仍然需要借助非正式力量。纠纷尽量遵循“不出村组”和“不出事”的逻辑。村干部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压力和制度激励下，采用摆平理顺的策略，利用人情、面子和私人力量执法。但是村庄治权在税费改革之后也不断弱化，村级层面调解失效。矛盾需要上升到乡镇一级，乡镇一级主要通过司法所、派出所和办进行专门调解，但是这些部门在调解的过程中，同样也陷入困境，他们仍然会多次与村干部商谈，了解事情的原委，并与村组干部一起开展对纠纷的治理。司法局只有调解而无判决的权力，当他们的调解作用失效时，事件才会走诉讼的程序，最终由法院判决。法院是纠纷的最后一道解决线，通过法院的判决大多是很有效的。但法院一般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类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仅只有法院判决才能保障村庄治理的连续性和平稳运转时，法院才会受理。但是在基层社会，法院的判决与基层的实践是错位的，即法院的执行力得不到有效贯彻。真正能上升到乡镇一级的案例是不多的，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节约治理成本，乡镇一级会尽量将案件压在村里，村在无正式治理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各种摆平理顺和“正式权力非正式利用”的治理策略和技术。
总之，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矛盾不出组不出村”的地方性规则成为乡镇一级“不作为”的幌子，乡镇一级挤压村一级，而村一级就挤压组一级。乡村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失效，继而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3.纠纷调解的社会后果：治理的高成本和村庄的无序化。非正式力量和村干部践行的群众路线对于纠纷的调解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这是由于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而直接导致半正式治理的失效。乡镇一级将纠纷压在村里，村干部“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治理常态。利用人情、面子、私人力量等治理资源，他们通过“磨”和“缠”的方式，通过多次做工作的形式来实施治理。同时，他们也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擂”、“媒”、“示蛮”和“怀柔”关于“擂”、“媒”、“示蛮”和“怀柔”等治理技术和手段，吴毅在其编著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中对其有深刻的描绘。 以及“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摆平术”“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是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摆平术”。 ，其中的一些运作技术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国家为了节约治理成本，尽量将纠纷压在村庄层面。村庄对案件处理则常常陷入循环调解的境地，当村庄对纠纷的调解无效，而乡镇一级又消极行政时，纠纷就只能在村庄内部打转，简约的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就表征为一种复杂治理，这种治理需要动用大量乡土社会的资源和规范，从而导致村庄治理呈现出高成本、复杂化和无序态势。
从表面上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似乎是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即国家利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绩效。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国家治理成本就转嫁给村庄，村庄承担着一种较高的隐形治理成本。即便纠纷和矛盾在乡村社会中得以解决，但这种矛盾也是经过了数次甚至是数百次的回合，由此产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村干部在缺乏正式治理资源的同时，只能被迫选择各种摆平理顺的手段，而这种治理实践极易导致村庄结构混乱和治理的内卷化问题。
（三）半正式治理的“灰色化”：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分析
1.拆迁权的下放及村庄遭遇钉子户。拆迁权位于乡镇一级，乡镇可以预留工作经费，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但是，随着征地拆迁工作进展的难度加大及和谐拆迁口号的提出，再加上乡镇干部对村庄的“去熟悉性”而引发的对钉子户的瞄不准现象，这导致乡镇直接将拆迁权下放到村一级。责任权下放，乡镇政府考虑的是，村干部做工作更容易，可减少乡镇的治理成本，同时，也实现了风险的部分转移。
责任主体的下放并没有乡镇一级预想的那样好。村庄一级囿于自身的事务繁多和治权的弱化，拆迁工作老是做不下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钉子户。这样，在具备权力的同时，村级承担的义务也加大，村庄运转出现超负荷态势。村组干部自身在治理钉子户上是失效的，村里就只好引进拆迁公司。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且精通各类“摆平术”。因此，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博弈就演变为与拆迁公司之间的博弈。
2.拆迁公司的“软硬兼施”和符号暴力。拆迁公司被引入，实际上是政府在和谐拆迁压力下将村庄的治理行为转换为一种市场行为。拆迁公司的前身是劳务公司，经验丰富。村民说，“他们常常是谈到深更半夜，非得谈，不谈是不行的”，这种磨和缠的方式显然让村民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来应对，这显然已经演变为一种软暴力。同时，村干部看重的还有拆迁公司的硬暴力，村干部说，“没有策略是不行的，搞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请外面的人进来，混混能讲狠话，帮忙做工作，效果很好”。对于那些实在很难缠的人，讲狠话和威胁是很管用的。据村里的治保主任介绍，拆迁公司在市里有“”，他讲的“”其实就是指涉混混的圈子，这部分人很受拆迁公司或基层干部的欢迎。
村庄依赖拆迁公司展开对钉子户的治理，这只是村庄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的一种策略，是村庄实现其行政和治理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原本属于基层治理范畴的征地拆迁在面临钉子户失效的情况下，激发出的一种集市场与行政于一体的半正式治理，而这种市场权力又将黑灰势力裹挟其中，他们甚至介入到基层治理政治权力的谈判范畴，成为一种隐蔽的治理。
3.半正式治理的社会后果：隐蔽治理与乡村社会的“灰色化”。引入拆迁公司，是村庄在治权和治责双重弱化的境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是建立在重复做工作甚至使用灰色符号的基础之上。后税费时代的混混不再是以裸的暴力展现在村民面前，而是隐蔽在制度和规范范畴中，呈现出一种隐退和监控的后台景象，操控着乡村的前台。这是一种隐蔽的治理，是半正式治理失效后的一大表征。拆迁公司成为混混隐藏其中的有效庇护所。而这样的公司在基层社会遵循的是一种人治和私人治理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借用这样的力量进行软硬兼施，达到了治理钉子户的目的。但是从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基础方面来看，这种隐蔽治理打破了乡土逻辑和地方性规范，挑战着法律和政治原则，直接导致基层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村庄利用拆迁公司的符号暴力开展对治理钉子户，取得了短暂的治理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乡村的基础和建立其上的村庄治理将会彻底遭遇异化，进而村庄治权与治责就会更加弱化。同时，非正式权力溢出监督之外，这会对中国基层民主和基层法治建设起到釜底抽薪的瓦解作用。
三、结论
黄宗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简约治理有效性的图景，但是这种半正式治理却有极强的情境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囿于村庄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呈现出越来越不可行的发展态势。在对纠纷调解及引进拆迁公司参与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引发的系列社会后果：
一是，基层治理的内卷化。纠纷调解的手段目的化，注重策略和治理技术，造成村组干部权力的虚置和基层治理的乏力，简约治理失效和更趋复杂化。混混等地方非法势力嵌入到基层治理中来，成为一种典型的隐蔽治理力量。隐蔽治理是半正式治理无效的一种表现，而在国家不及时介入或回避的情况下，隐蔽治理不但瓦解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乡土性），而且还瓦解正式治理的基础（政治性和规则性）。因此，乡村治理结构灰色化和内卷化更为明显。
二是，基层民主的萎缩和法治根基的破坏。村组干部在“矛盾不出村组”的压力下，采用各种治理技术和治理策略，他们实践的是一条策略主义的逻辑而不是治理的逻辑，这样的策略性治理极易扭曲国家规则治理的本意。半正式治理的失效问题得不到正式力量的支持，直接导致乡村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这样，国家基层民主表达机制受到损害，国家法治根基也遭到侵蚀。
因此，乡村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不存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经过半正式治理环节后化为“村庄实践”，直接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化和灰色化，进而导致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及乡村治理和治权的混乱和弱化。如果放任不管，不仅“混混治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常态，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将永不存在。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现象，并推动国家基层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遭遇的异化现象提醒我们，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正式权力的引导和干预。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6457.
[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1 0471 051.
[3]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M].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5.
[4]吕德文.简约治理与隐蔽的乡村治理：一个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论坛，2010（8）：12.
[5]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14.
[6]谈萧.中国传统治理的制度结构[J].学习与实践，2012（1）：34.
[7]贺东航.“简约治理”与林改政策在乡村的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51）5：12.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