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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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论文

篇1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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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诵读课文，提升情趣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深度挖掘出课文蕴含的意境，引发学生学语文的兴趣。例如，嫦娥奔月的凄美，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悲壮等，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应当首先让学生对文章进行熟练朗诵，毕竟“熟能生巧”。而教师的任务便是如何组织引导学生高效地朗读课文，让学生通过对课文的诵读，充分体会到这些文章背后蕴含的深厚感情和美妙意境，进而提升学生学习。就现在的课堂来看，教师在朗读上的指导多停留在变换多种形式的机械复读而已，指导流于形式或者没有目标。而一些名师却恰恰能在朗读指导方面做出不一般的成就。例如于永正老师执教《再见了，亲人》时的朗读指导（片断）：师：（一生读完“抢救伤员”这件事时插话）这件事很感人，感情不容易表达，听于老师读一下。师：大家注意了没有？“当您回去抢救小孙子的时候，房子已经炸平了。”这句话中间有个逗号，可老师为什么停了那么长时间呢？生：房子炸平了，小孙子炸死了，心里很悲伤，所以停了很长时间。生：志愿军说到这里心里很难过，说不下去了，所以停了很长时间。师：对了，理解了，感情体会出来了，也就能读准了。于老师的指导从范读与感悟入手，让学生体会读中停顿所包含的情感，很朴实，无花样，但是读的感情、读的思维却向纵深发展。由此可见，有效的指导朗读，应体现在学生通过指导，能于朗读中再现课文所描述的事物或情境，能于朗读中逐渐融入自己的领悟和情感，并把在品读过程中感悟到的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哲理，以及难以名状的情感和体验通过抑扬顿挫的朗读和背诵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最终实现课文语言的内化，并于朗读实践中培养自己的语感。同时通过老师的朗读指导，提升学生的朗读水平，催化学生对文本的品读与理解，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而要想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提高朗读指导的有效性，就必须有师生情感的共同投入。而这种情感是离不开教师的有效指导的。

（三）把握主旨，掌握情趣

教师要善于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并善于挖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感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对语言文字的感悟从而激发思想共鸣，是进行小学语文教育的核心阶段。具体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介绍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拨动学生的思想，触动学生的情怀，勾起学生对语文知识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自主思考和自主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

（四）剖析文章，激趣

教师要擅长利用对教学内容的剖析来让学生体会到语言的意境美。具体来说，当学生对于课文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师要再进一步挖掘蕴含在语言背后的情感，深入分析文章深藏的意境，让语文的意境美在学生的脑海之中再现，让学生在体会语文意境的同时，感受到语言文字的美感。

（五）分析特点，培养情趣

在进行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情趣，就需要教师还要在进行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分考察学生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开展教育教学。小学生是具备着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的学生群体（小学生经过小学语文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尺度，许多的名人作品小学生已经开始涉猎，其也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就要充分利用好小学生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故意留下一些知识不进行讲解，那些好奇心强的学生就会在课下主动去查询这些知识，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篇3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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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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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本原论

方苞对于文学之见解，散见于读书笔记、序文，及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其论文学之本原，可从三方面来窥：文原于道、文道合一、古文义法。

文原于道，以道为本，是方苞文论之基础。他在《杨黄在时文序》中说：“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方苞认为，写文章应是代圣人贤人立言，必须心志与圣贤流通，如此文章才能写好。其次，古人之文多是载道贯道之作，皆言有物者也，后世为文者，心中有物，只能在形式上抄袭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因此方苞论文，主张先道后文。再者，“文原于道”之“道”与韩欧所言之“道”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韩欧言道，以古圣为宗，多说孔孟之道；而方苞言道，则以宋儒为主，多言程朱之义理。

方苞认为，程朱虽深于道，文章却未能配合，韩欧虽精于文，得于道者却未深，须把程朱之义理、韩欧之文二者为一，而后道与文才能合一。其弟子戴钧衡于《望溪先生文集序》中云：“而集外又多关系重要之文，世所未见，钧衡既辑，乃贷金而全刊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所谓“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即“文道合一”的观念。但清初文士为了科举应试，竞相崇尚时文，多重文不重道，精研句音之变化，雕琢技巧之修饰，文章渐成空架子，而置载道贯道于脑后。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说：“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此文对科举制度“害教化败人材”，引诱士人“汲汲于利”、“汲汲于名”进行了激烈抨击。方苞处文衰之世，想要提倡“文道合一”，扭转文风，只得处以重药，因此他多强调“道”的重要性。

“古文义法”在文学本原论上亦属“文原于道”、“文道合一”。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说：“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方苞认为，“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其精神旨趣，以六经及论孟为依归，合于此，乃称古文。“义法说”是方苞论文之纲领，也是桐城文论之核心。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必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文章的表现形式。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内容与形式要高度统一，才能成为完美的文学作品。此即“文道合一”的思想。

二、文学创作论

方苞论创作，有三点：为文的基本条件、取材、谋篇裁章。

方苞认为，为文的基本条件为德行、学识、才质三者。他在《进四书文选表》里说：“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议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淹没无存矣。”他认为作者须“明于义理”，有德行，才不会“淹没无存”。其次，作者虽有德行，但若缺乏丰富的学识，文章亦无法表现出深广醇厚的气魄。他在《与万季野先生书》中云：“古之谋道者，虽所得于天至厚，然其为学必事且勤，久而后成，故子曰：‘发愤忘食，其学易也。’”所以，古之学者，虽得于天至厚，其于学识必专且勤，才能得道成文。再者，方苞认为才质亦是为文必备的条件。他在《答申谦居书》中说：“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亦不能有以立焉。”

“义法说”对取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其人规模大，则取材不能太琐碎详细，否则“事愈详而义愈狭”，“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须“详者略，实者虚”，则“人物所蕴蓄可得之意言之外”。若人物规模小，则“琐琐者皆载焉”可也。二是“常事不书”。所书之一二事“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如管仲、孙武、吴起，其事功之荦荦大者皆已载于史册或兵法上，故太史公立传时多不赘言，只写其微时逸事，千百年后，人们将其微时逸事与史册冰法参照读之，则表里可按，如见其人。若列传时“常事”亦书，则嫌琐碎繁杂。由上述两点可知方苞认为文章的取材，必须虚实详略得当，由内容来决定，即“法随义变”。

方苞于谋篇裁章有四点见解：一是文体由内容决定，即内容的多寡和性质可决定文章表现形式，某种内容就应以某种文体表现之，此即“法随义变”。二是文章宜力求层次分明。方苞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看似记事繁杂，实则井然有序，因为司马迁很注重章法、层次，能从材料性质出发安排行文，故详略适宜，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三是文章宜以纲领统御之。方苞以“恢奇多诈”为《平津侯主父列传》全篇纲领。公孙宏为人恢奇多诈，故通篇从正面侧面写，与此四字呼应联络，其着力处，乃拈出主题，再次第出之，可见文章之谋篇，在布局方面要注意以纲领统之，再层叠变化，如此才不至于杂乱无纪。四是章法变化宜灵活运用。方苞在评《管晏列传》时认为，太史公叙晏子事有与管仲同者，有与管仲异者，有与管仲相反者，此乃章法之变化，可见义法“无微而不具”。

三、文学批评论

方苞论文之风格，要言之，乃以雅洁为特色。所谓雅洁，实即为文讲究义法之表现。为文讲究义法，而知应法应戒之事，则其文必能醇正雅洁，不致驳杂不醇、坏乱无章。若不讲义法，犯其戒律，则文无雅洁者，故雅洁乃义法表现的一个标准，形成为文的一种风格。

在方苞文集中，有许多评论各代作家作品的文字。这些批评，正与其文学理论互为表里。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及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剃殳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知除六经、语孟外，方苞最推崇《左传》及《史记》。虽也赞美过班固，但不多见。他在《书王莽后》中，很难得地认为班固写得好：“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取焉。”方苞对韩愈的文章极为喜好：“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史，又其后昌黎韩子。”对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各家文，虽然褒扬，亦有贬拙：“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苏欧曾王亦间有不合。”方苞非常尊崇归有光，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评其文：“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方苞虽常常强调《史记》、《左传》的义法，但却暗中师法归有光的抑扬。提到钱谦益的文章，方苞则厌恶至极。在《答程夔州书》中批评钱氏：“凡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则如涕唾之令人彀矣。”以如此轻蔑的口气批评他人，这在方苞文集中是很少见的。

方苞的文学理论集古今文论之大成，名为复古，实为创新，强调文行合一，熏陶了众多文学家，对当世文风有极大影响。（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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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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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杨树芳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

[2]《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秦训刚、宴渝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小学语文《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张贵新、侯国范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徐静.把作文的批改权还给学生[J].考试周刊，2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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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建凤.论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的创新[J].作文成功之路（上），2015（01）

[4]葛金枝.浅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的创新[J].教师，2015（09）

篇9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篇10

间;比喻,哪怕是最简单的比喻的两造之间;反讽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散文风格与诗歌风格之间”。(2)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张力”这一术语也频频出现,但对其基本性质、原理和意义等方面几无专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范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应予以深入地探讨。

一

首先,究竟何为张力?

实际上,“张力”一词,最早见之于物理学。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张力是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所产生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个部分接触面上的互相牵引力,例如,悬挂重物的绳子或拉车的绳子内部就存在张力,我们平常还讲水的表面张力等等。物理张力的特征有二:其一,它产生于静止或相对静止的事物中,如挂重的绳子是静止的,拉车的绳子于车是相对静止的;其二,它是相互作用的力,不是单一方向的力,如拉车的绳子的张力就有向前和向后的两个方向,假如绳子脱了钩,就会失去向后的方向而被迅速地拉向前去,这时的绳子就是运动的,其内部的张力不复存在。

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有相似的特质:平衡态中包容不平衡态,“不动之动”的动态感;多种因素、尤其是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与相互作用力。我们可以对文学张力大致作这样一个界定: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分而论之,文学张力具有这样四个特征:

其一,多义性。文学张力追求文本的充盈感,其基础在于文本的多义性,即力求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容纳多种意义。按乔姆斯基的语言结构(深层与表层)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要远比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丰富得多,它大大扩展了表层结构的内在意义场,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文学得以形成独特的语言信息系统,有可能把文学语言从实用性的、从字典诠释式的一词一义的狭隘理解中解脱出来,通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语言、词汇,有限的组合原则,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世界。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多义性有时表现为意义的多向度性。如乔伊斯这样分析《尤利西斯》的主题:它既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史诗,又是人体器官的图解;既是他本人的自传,又是永恒的男性和女性的象征;既是艺术和艺术家成长过程的描绘,又是圣父和圣子关系的刻划;既是古希腊英雄俄狄浦斯经历的现代版,又是传圣经的福音书。多义性还体现为意义的层层递进,直指深邃的哲理意蕴。如当代人胡学武的《升帆》即存在这样六个层次:描述渔船出海前渔民升帆的劳动过程;随着春汛的到来,渔民的生命之潮汹涌澎湃;整个民族“从冬眠中醒来”,远航;渔民家族祖祖辈辈与大海拼搏的血泪史;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血泪前行的历史;人生短暂,只有永远追求,生命之帆才能高扬。(3)“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清代的袁枚道出了优秀文本对多义性的要求。意义的多层面性、多向度性,使整个文本空间内的冲突多样化、丰富化,积聚了大量的文学张力质。

其二,情感的饱绽。文以情深动人,文本情感的饱绽,其实是文本背后的作者对文本的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多种因素的深情,作者又把这种深情熔铸在文本当中。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红楼梦》包孕着曹雪芹对当时整个社会制度的厌憎与留恋,对人生的追求与超脱,乃至对每一个人物的体察与阐释。美国作家海勒的作品《出了毛病》,运用一种阴沉沉的语调,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达到情感多样组合的张力效果。情感的结构愈是多层次的,密度愈大,文本的情感承载愈丰厚;同时,对立情感的组合也愈是丰富,从平衡到失衡的震荡频率越高,张力效果也愈加突出。

文本的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往往是相互对应的,两者互相促发,且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植基于作者感知、认识、体验的积累。意义繁富的文本,往往同时又是情感充盈的文本。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可以被喻为是创造文学张力的资源宝库,不具备浑厚文体风格的文本根本谈不上张力的存在。

其三,对矛盾冲突的包孕。共处一体的矛盾冲突因素,可以说是文学张力得以产生的直接的动力,凡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这正如中国当代诗论家李元洛所指出的:一览无余的直陈与散文化的松散,都不能构成张力,而是要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基础上,由不和谐的元素组成和谐的新秩序,在相反的力量动向中寻求和而不同。(《古诗新赏二题》)例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玲珑剔透、细致入微的细笔与天高海阔、力劲气遏的粗笔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再如中国古文论中所讲的反常合道,即,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出反常的心态、言行举止,而这种反常的心态和言行举止却又是合乎逻辑的。如杜甫的诗《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则极为平常,而接之以“反畏消息来”,便陡觉惊心动魄,这是反常合道的张力效果所在。与此相同,《红楼梦》中以今世之泪还前世之情、平时动辄啼啼哭哭的林黛玉在大限将至之时,面对来探望的众人,却总是以“微微一笑”或“笑而不语”相对,也正是运用反常合道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所在。反常合道,实际上是存在两种情感的对立与转换,《述怀》诗中是对家书的“盼”与“畏”;在《红楼梦》中是黛玉的表面的“笑”与令人断肠的“悲”,在反逻辑与合逻辑、反情理与合情理的对立中产生张力效果。矛盾、冲突的因素并置在一起,这是张力的动力所在,因为正是矛盾的双方产生相对抗的力,共处一统一体中,才形成动态平衡的张力效果。

其四,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情感的宣泄、多样意义的陈列不能形成文学张力,物理张力是在静止或相对静止状态中,同样,文学张力也是要在平衡态中包孕不平衡态,一泻千里的不平衡态的展示只能是张力的消解。形成文学张力,首先,必须能把多义与情感的饱绽这种“大”容纳进文学意象的“小”之中。西班牙诗人阿尔蒂《茶山》一诗的片段:“在餐桌的玻璃杯里,/开放了小小的园林,/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碧绿的友谊。”园林之大,友谊的含义的广博注入一小小的茶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的阔大、辽远,以及“孤舟蓑笠翁”隐居的高远情怀与孤寂,最终都凝缩在“独钓寒江雪”的那一根细细的钓鱼线上。其次,情感的流露、意义的表现要含而不露,具启示性。舒婷的诗《思念》,“一幅色彩缤纷的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诗人在情感的漩涡里煎熬、翻滚,但却没有使之一泄千里,正可以避免了尽情宣泄后的乏味与失落。弯弓待发的运动感的取得,一方面需要情感的积淀,如鲁迅所说:“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5)这也就是戴望舒所说的“情感的洄流”(《诗歌零札》)。另一方面,需要作者强大的驾驭情思与文字的能力,不只是能放得开,更能够收敛起来,能放才有力度,能收张力才能完成。文学张力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正如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抓住了掷铁饼者奋力投出之前的向相反方向摆臂、躬身的瞬间动作,使整个人体象压紧的弹簧、拉满了的弓一样凝聚起巨大的力;也犹如急弛的骏马突然腾空立于悬崖峭壁之前,龙吟长啸,空谷回音。

二

每一个优秀文本的整体张力效果都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产生于由语言所直接促发的多重意义、别样意蕴对有限、单纯的语言外壳的冲击。在文学的语境内,有力的比喻往往是把非常不同的语境扣结在一起,产生大量的剩余意、中间意。悖论则是使矛盾的两方面同时或先后出现,给人以困惑:“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鲁迅《野草?题辞》)。总是在表达的同时,又急于用一种相反的表达否定前者,构成了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与段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的力量被纳入到同一个语境,使之产生无尽的冲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解决的悖论漩涡。破坏正常的语法规范,打破正常的思维惯性,借助异于常规的语法结构也可造成语言的张力。如关联成分的省略,“沉默\岩石里坚硬的心\孤独地思考\黑洞洞的嘴唇张开着\朝太阳发出无声的叫喊”(杨炼《大雁塔》)。断裂的语句期待着读者去焊接,在焊接的再创造中,思辩力开拓了语言的广义,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效果,也可以说,逻辑关系的隐藏正是诗句的魅力所在。中国古代文论所讲求的工拙相伴、一张一弛、奇正参伍的辩证法则中也富含语言的张力质。这是把不同质地的语言,形式性的与非形式性的、逻辑的与非逻辑的、简省的与复沓的、具象性的与抽象的等等并置在一起,增浓了语言的韵味,加大了语言的容量。文学语言张力的生成之因在于其自身能指与所指的矛盾组合,有限的能指能否激起、容纳进无限的所指,这取决于语言组合所形成的语境。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秩序往往陷于僵化,比如比喻两极之间的关系趋于固定的比喻被看作是“死掉的”比喻。“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若举步换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为奇,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17)营造独特的语言新秩序,运用平淡的语言创造出卓异的文学张力是一种极高的创作境界。

文学张力还可从意象、意境、叙事、角色等方面生成。

在意象的组合中,“象”是外包的感性,“意”是内含的理性,张力发生于“意”的多样性、多向性与特定的“象”的对抗之中:向外弥散的“意”的力与相对内向紧缩的“象”力相互作用,使文本圆涨。极佳的意象总是包孕无限的意蕴,任何个人也不能把意象的“谜底”全猜出来,于是求解的冲动和意象的无限性之间就形成一种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鉴赏者因有所解而兴奋,而意象又不断发射出新的审美信息让人猜不透,“思而咀之,感而契之”,最终只能感叹“邈哉深矣”,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以至“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叶燮《原诗?内篇下》)。同质的单个意象组接在一起,意的合力会促发每一象中同质的意,使得意的含量要远远而在于单象相加之和;异质的意象并置在一起时,意象的张力则产生于意象之间的冲撞。

意境是实境与虚境的辩证统一的和谐体,实境即是逼真描写的景、形、境,虚境则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想象空间。虚境从实境生发,但在有张力的意境中又总是要求虚境廓大、丰富,对实境产生极大的冲击力。“直观感相的渲染”、“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宗白华先生在其《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把虚境的深邃与博大描述得淋漓尽致。

叙事张力首先表现在时空张力。文学时空可以对现实性时空进行大幅度地扩张或缩小,这就可以使叙述获得无限的延伸,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把哥伦比亚农村百年兴衰图景浓缩在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六代人的生活遭遇中,最终又把作品的象征意义投置到整个拉美的变迁之中。还可以通过模糊掉物理时空,使叙述指向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每一日并贯穿其一生而获得张力效果。叙事中的巧合是汇聚各方面张力的有效手段。《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香消玉殒与薛宝钗行大礼便是被巧合地安排在一起,喜庆与悲凉的聚合极大地增加了表现残酷性的力量。巧合中,巨大的反差和冲突使作品更具穿透力。另外,叙述节奏张弛的安排控制也是形成张力的有效方式。

角色张力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角色内部矛盾因素的组合,如林兴宅分析,阿Q性格中存在着质朴愚昧但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经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而又忍辱负重等等十个矛盾侧面。“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第50回回首总评),极化与融化统一,在性格的多重对抗与调和中,才使人物内在精神丰满。二是角色与角色的张力,即把冲突的各方用目的或其他共同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矛盾体不因矛盾而破裂,达成动态平衡。

三

文学张力使得文本空间浑阔、厚重。文学张力在文学创作中创造,接受则是文学张力的达成。文学张力对接受者的心智诸力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怎样?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概括为这样两个阶段:惊讶──压抑,涵咏──释放。

文本一旦进入接受者的视野,在审美体验中便成为特殊的审美客体,而产生审美体验的初步在于审美注意的达成,即“听之以耳”(庄子)。“首先,他意识到有一种情绪,但对这种情绪是什么,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意识到的一切就是某种心神不定,或是兴奋,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在他身上继续发展,但对它的性质,他却一无所知。”(27)这是鉴赏者能够进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审美“虚静”不可缺少的准备。文学张力质具有强大的刺激性,各方面文学因素的紧张态构成对鉴赏者接受习惯的强大冲击。语言与叙事的凝炼,讲求以“不全”写“全”,原则在于“意则期多,字唯期少”(李渔),是以压缩的方式增加文字本身的信息量,“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每一句语言往往都包含着某种基本信息,固而这种信息对接受者的刺激强度又总是和语符的多少成反比。”(28)中国古文论中对“炼字”、用典的强调,同样是着意于使文字本身具有强刺激性,赋于有限的能指以无限的所指。另外,文学张力精神中有着一种求新的特质,这赋于文本以“新刺激”性。诸如,叛逆常规语言规范、制造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巧合之类,其要旨都在于唤起接受者一种完全新奇的感受,使得个性的感知得以产生。文学张力的表现正在于首先唤起读者所这样一种“惊讶”感,置读者于凝神状态之中。

面对富有张力的文学作品,伴随这种“惊讶”的,是读者阅读习惯的受挫,即情感的压抑。每一名读者都有其独立的阅读经验积累,“惊讶”的产生正在于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已突破其阅读经验,文学张力的强刺激、新刺激都在提供这种突围信息。情感的压抑会强化读者的阅读期待,对压抑的有意的突破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在优秀的作品作品中,这种压抑效果是不可少的,否则无法形成情感宣泄的:压抑是情感的拦水大坝,受阻的情感在坝中积累、酝酿,为激流奔腾提供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卡斯维特罗的论断:“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耳,感官体验;心,情感体验;通过这两个步骤后,达到全身心、全灵魂的感应,这暗合了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文本予以鉴赏者的刺激性和压抑感只是耳目的感官体验,进入涵咏──释放的过程则是指向“心意”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气”的审美体验,即“应目”到“会心”到“畅神”(宗炳),由“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到“悦志悦神”(李泽厚)。法国立体未来派诗派曾致力于“图画诗”的创作,用诗行画成花、心、水波、鸽子,力图达到不仅可读、而且可观的效果,但因其提供的进入“悦心悦意”的信息较少,仅具耳目之感,故而很难成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张力的紧张态,应是突破了“耳目”感官局限、充满了“意”的紧张态,它提供了情感、心智诸力来回往复的可能。比喻两极之间的“远距”与异质,即是“对于意义的无限辐射和扩展”,能指与所指的滑动程度在此种语境下有时会达到极致。喻体的能指与喻旨的能指汇聚在一起,并相互刺激生发,增添了大量的另外意,冲击语言的外壳。悖论中“无词的言语”现象,也正是看似多种意义的堵塞,实则是由“不可表达”而表达出极力延伸的意。文学张力中多有强调“空白”之处,其要旨亦在于增添文本的未定点,刺激鉴赏者以自己的想象去填充空白。“意象”之“象”是要读者的“意”去充注的,凝炼背后的意的丰富、繁杂要读者去体味,“何以会有这样的巧合”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是读者自己提出,自己又予以回答。这即是情感涵咏的过程,它进一步积累、酝酿了读者由作品唤起的复杂的情感质。多样情感的不断被刺激产生,目的不是为了情感的蓄积;相反,情感的蓄积还会破坏情感的审美化,因为单单是情感的蓄积无法形成审美的。实际上,在情感中占优势的是遗忘规律:“我们的情感心灵简直可以被比作常言所说的大车:从这辆大车掉下什么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如果我们所体验的情感能保存和活动在无意识的领域,不断转入意识(就象思想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心灵生活就会是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即使最结实的体质也会经不住快乐、忧伤、懊恼、爱情、羡慕、嫉妒、惋惜、良心谴责、恐惧和希望等等这样不断的聚集。不,情感一经体验就会消失,就不会进入无意识领域。情感主要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与其说情感是积累心灵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消耗心灵的力量。情感生活是情感的消耗。”(29)审美的形成在于情感的刺激产生之后的大量宣泄,而正如我们对诸种文学张力所分析的,在张力的心灵压强下,紧张的心智处于亢奋的状态,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而张力的指向最终又是外指的,张力的存在实际是扩大文学本身的空间,这就为情感的宣泄提供了通畅的渠道。

文学张力中所含蕴的美不是那种“浅易的美”、“流畅的美”,即一般人仅凭直观,立刻就能作出好恶反应,使普通感受者觉得愉快的美,它属于西方美学家鲍桑葵所界定的“坚奥的美”。正是这种美的“坚奥”使得富含张力质的文本令许多人感到骇异、荒唐,甚至一时难以接受,然而它的多义性等方面的特质又决定了这种美有着更大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承载着人类心灵飞向审美超越的自由境界。审美超越的表层含义是对物的超越,超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类,归结于对自然物理时空的超越。文学张力所构成的多样异质的组合在物质的形态上便给人以自由感,它突破了生活常态中类的聚合、时间的逻辑;动态平衡的指向是向外辐射的,“一收”指向“万取”,个别指向一般。文学张力这种“坚奥的美”更本质的尚在于对人自身的超越,这正如里普斯所指出的,“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30)文学张力极大激发了文学想象力,强大的刺激督促欣赏者努力去将矛盾、对立的对象全部“吃进去”,也就是“当我们用突然的、惊人的方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最重要的事是意识努力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因为缺乏清晰陈述的中间环节,我们读解时就必须放进一个关系,这就是诗的力量的主要来源”(瑞恰慈语)。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开拓了自己的心灵空间。张力巨大的文本给予读者的豁然开朗感,即是由于经历了惊讶──压抑、涵咏─释放这一历程后,读者的想象力足以容纳进更多的存在,从一个“软弱的读者”(亚里斯多德语)变得坚强些,在这种内空间开阔的体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体味人类的价值所在。审美超越立于对物的超越基石之上,返身内转,涵摄全部生命,致力于自身生命的开拓,使被尘浊沉埋的生命得以自我转化,由下至上地超越、提升、扩充,奔向生命的至境──自由境界。

这种美具有以下特征:错杂性,多样异质的组合;紧张性,要求读者集中极大的精力才能领悟到;广阔性,难以把握它的整个幅度。因而坚奥的美往往不易被人们所接受,欣赏这种美需要艺术天分、或经过学习和训练。有人天生具备对艺术敏感的神经,但更多的人获得文学素质的途径在于学习和训练,其中之一便是对文学惯性的熟习。文学惯性即是在文学生产、消费的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规则、文学特性;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在文学惯性中展开,一个不适应文学惯性的人,很难接受充满文学张力的文本,更不用说去读懂它,在他的眼中一首绝妙的诗无异于胡言乱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进入文学张力场的前提在于文学素质。从这个角度看,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靠群众性的投票所能评定的,因为这种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占极小分额的具备文学素质的专业文学评论者的评价极为容易地被忽略掉。另外,文学张力的认识、接受需要理论的前提,难以想象若没有陌生化理论,没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艾略特的《荒原》能被推崇之至。因此,许多作家、诗人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多少、多少年以后的读者而作,不完全是自负自大之词,有分析鉴别的必要。

四

文学张力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从文学张力角度检讨中外文学史会发现,许多不成功文学作品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文学张力的缺失。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根本无意于张力效果追求者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者。

在第一种情况中最为常见的是在语言、内容层面上对日常生活的原样搬移,放弃了艺术加工。当代诗论家谢冕在其《诗人的创造》中曾对比过这样两首诗,一则是《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孩子他爹××同志:/门前柳树绿了梢,/冬尽暖来春天到,/祝你在前方身体好。//……再说咱家更美气,/又分到二亩好水地,/村里代耕特别好,/地堰修垒得整齐齐。”另一则是希克梅特的《信》:“秋夜,灰暗无星,/我脑子里充满了你的话,/话是无穷无尽的,象时间,象物质/话是明亮的,象星星闪烁在我们的头上。”(32)后一首则颇有诗味:在整体上说创造了一个怀人的意境;“象时间,象物质”,其语言充分发挥了多义性的特征。前一首尽管分行,但的的确确是生活中的信,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在语言层面上说,文字没有意义的广延,能指与所指弥合无间;在内容层面上说,谈不上意象、意境的存在,叙事冗赘,丝毫不见营造语言新秩序和非常情境的努力,这也就是张力的缺失。抹煞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差别,或认为把生活本身变成文字即是文学,或热心于用文学来讲述一切,这种理论在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都能见到,而在它们之中鲜见文学精品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文学观念与生活高于艺术、艺术是对生活的摹仿这种文论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自柏拉图的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始绵延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高于艺术。这种文学观念同样植基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的理解,即把现实主义当作对现实作机械摹仿和转移摹写,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尤为突出。这种文学观念由来已久,且会时不时地以这种或那种面目招摇过世,例如在中国当代文坛风靡一时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影子。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误区,就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对待。……(其缺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小说语言上,有人已指出其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二、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具细,如流水帐”,最终结果是,“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33)

把文学作品当作“载道”、“言志”或是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同样是无意于文学张力的追求,以至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削弱。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讽谏诗,之所以文学质量不高,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类的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同样,战争中的口号诗、十七年文学中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是因张力的缺失而鲜有上乘之作。在西方,萨特的作品虽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不愧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但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的桂冠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他远不如法国的加缪更为称职,这正是因为萨特的许多小说、戏剧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图解,也没有给张力留下应有的位置。

对日常生活的搬移是把文学定位于对“事”的传达,而把文学定位为“道”或“理”的服务生同样是一种错位,文学不是日常的言语,也不是高深的学术论文,两者都或无意或有意地置换了文学的观念,忽视了对于文学而言最为根本的东西,如情感性、形象性等。别林斯基曾论及:“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来;如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也说不完。由于这个缘故,凡没有艺术性印记的作品,就特别冗繁而累赘。艺术正与此相反,它不用费很多的话,它只要一个特征、一句话去表达意思就够了,而光是说那个意思,有时非得写一本书不可。”(34)只写出“一个特征、一句话”的才是文学的,而那解释的十本书与一本书都不是文学。无论是专注于信息的传达,还是热心于理论的解释,都会忽略了在张力上的努力。

同时,过分信任情感宣泄的力量而不加以节制,也属于张力丧失的第一种情况。张力所要求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是对文本含蓄性的要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就牵涉到文学的节制。创作者所积累的材料,在材料积累的过程中被激发起的丰富情感,怎样用文字束缚住,使读者体味到文本的充盈感和力度感,正是文学节制的问题。否则,文本的提供的审美信息是分散的,因而也是微弱的,张力极小。

过分追求张力效果,是致使张力缺失的第二个因素。如一味地追求语法叛逆,使词句组合失去可感知或确定性的基础,则可能流于晦涩或文字游戏,使接受者无法感知而被阻挡在文本的张力场之外。过分追求关联成分的省略,会使人不知所云,如当代诗人柏桦的诗《或别的东西》:“钉子在漆黑的边缘突破/欲飞的瞳孔及门/暗示一次方向的冲动/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毛孔/一束倒立的头发/一块典雅的皮肤……”虽然诗中所写钉子、头发、皮肤都是平常的事物,但一当诗人把它们毫无关联地组合在一起,便无法使人参透其中的奥秒。文学张力所产生的美是一种“坚奥”的美,但并不是说这种美无法被感知,艾略特的《荒原》是公认的难懂的长诗,但是正因为它还可以解读才成为经典之作。如其开篇:“四月是最残酷的一月,/从死的土地孕育出丁香,/掺揉着回忆与欲望,/用春雨暖着迟钝的根须,/冬天为我们保暖;用/遗忘的雪铺盖着大地,用/枯干了的细管吮养着微细的生命。”四月何以是“最残酷的一月”?冬天何以又是“温暖”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语句,在下文中找到答案:四月,万物再生,在这再生里含有对已经死亡的生命的记忆,含着灭亡的痛苦;而冬天的“温暖”则是以“遗忘的雪”保持植物的温暖,用枯干了的根须维持着万物的生命。是否能够读懂本与作品的审美价值无直接的联系,但对接受者而言,无法感知、不知所云的作品肯定不是美的。美国作家辛格曾尖锐地批评过乔伊斯的作品:“乔伊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造成让别人读不懂他的作品,读者要读懂乔伊斯,一本字典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借助十本字典”;“大概读他作品的人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或是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人。他们就喜欢搞一些晦涩难解的谜”。(35)

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文本失去了确定性,同样会使张力缺失。1962年,“法国新新小说派”作家马科?萨波尔达创作了扑克牌小说《作品一号》,是在一个盒子里散装的52张卡片,没有任何顺序,可以从任何一张开始,以任何一张结束。据计算,这部小说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有10的260次方之多,可谓“多义”。但它的“多义”只不过是毫无联系的意义的铺陈,没有向深处扩展的可能,且相似甚至重复者也会不计其数,这种无限的“多义”不仅不会激发读者的想象,而且极易于使读者疲倦。这种文本只能是杂乱、松软的一摊,而不是和谐的整体,或许正因为此,一直未见马科?撒玻尔特的《作品二号》。与此相似,1982年加拿大作家坎贝尔用电子计算机创作的“电子小说”,也因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得文本意义失去确定性,而无法感知。他设计了一个专业写作软件,将其所喜欢的古典小说大师与已过世的现代小说大师的作品片段输进去,做不同的分类标志;然后将自己准备的人物姓名、性别、年龄等输入,再敲“执行”键,计算机就会自己设计整体结构,为每个人物安排出不同的故事,并利用计算机中存储的诸多大师之作的片段,形成相互间的情节纠缠与人物对话。

对文学张力的过分追求的作品,固然可以使接受者进入惊讶──压抑的阶段,但无感知性、无确定性所形成的过大的压抑会扼杀生发想象力的可能性,难以进入涵咏的阶段;且这种追求更多情况单纯是在文学形式的层面,忽略了丰富情感体验的溶入,这就使得文本苍白、空洞,无可以体味、涵咏之物,张力无法产生。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基本都会有实验性的理论与文本,但可以常留于数代读者之中并成长壮大者少而又少,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文坛更为突出,个中原因在于,文学质量不取决于令人纳闷的长句之类无病的变调。充注文学张力质的矛盾和谐文本的创造,一方面要求作家不断更新和强化自己的观念意识和艺术反映机能的敏锐性,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用真诚的心灵去体验人情、人性,表露存在的困窘与抗争、希望与超越。

“不动之动”是对文学张力最直接的描述:不动中有动的倾向,是处于紧张态中的静止,一旦一方向上的力过大,静止被打破,动态的平衡态被打破,张力效果也随之消失;同时,没有各个方向上的力的静止,仅仅是不动,不存在紧张态,也无从谈起张力的存在。总之,无意于张力的追求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都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违背。怎样找到一个恰当的张力度,使文本的审美信息含量和由文本激发的读者审美感受量都达到最大化,这就是文学张力论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所在。

注释:

(1)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2)梵?康纳《张力与诗的结构》,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3)袁忠岳《诗人的积淀与层次》,《缪斯之恋》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5)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第104页。

(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

(8)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9)薛放《无词的言语》学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页。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9页。

(11)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12)《麈史》卷中,转引自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中的语言结构批评》,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13)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闻一多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14)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1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着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16)《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82版第205页。

(17)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着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72页。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401页。

(1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3页。

(20)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7页。

(2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页。

(22)《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社1983版第74页。

(23)赵增锴、刘彦钊《艺术辩证法枝谈》,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

(2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25)转引自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26)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91页。

(27)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转自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28)杨守森《艺术想象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29)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

(30)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载《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1)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载《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期。

(32)谢冕《诗人的创造》,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6页。

篇11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对西方文论的引进，近百年已有崭新的发展，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文论，在我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艺理论的引进，更把文学理论奠定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还有从尼采到柏格森、克罗齐等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从原型批评、符号学、接受美学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纷纷被译介到我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国学者的视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继承中西方文论的积极成果并总结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完整体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时刻，王彦霞的新著《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问世，应该说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

文学理论的生成，是文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的生长过程。所谓“向度”，据著者解释说，是指理论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倾向特点等，隐含着理论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文学功能、价值的不同认识，并决定着理论话语产生意义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每个理论家如何根据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确定从什么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并把文学现象的哪些部分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主要对象，都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这本著作的贡献在于，它将历史上的种种文学理论按照其向度分为四种，即按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生活)、创作主体(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体(读者)及其相互关系所取的不同视角和不同理论模式，将文学理论向度分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和文学之外的向度。历史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反映”说、“表现”说、“言志”说、“抒情”说都被归为“载体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则被列为“本体向度”；至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又被看做“读者向度”；文学理论走向对影视、媒体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音响、广告等的研究，则被视为“文学之外的向度”。书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论生成的过程和理论观点，不仅比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还提出了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博取众长，走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四种向度的论述都有充分的展开，引证丰富，足可让读者作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简史来读，清楚地认识到各家文论提出的根据和立足点，以及各家文论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对新的综合研究，书中也提出了比较切实的思路。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野开阔，学术含量大，分析也比较细致严密，特别是从向度视角切入文学理论研究，颇具新意，给读者以新的启发，对于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应是有帮助的。

篇12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篇13

学术论文的摘要一般置于题名和作者之后，是作者为而撰写的、对论文进行简明确切记述的短文。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关系到论文能否被录用、发表及检索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起着吸引读者并为其提供主要研究内容的作用。摘要作为论文的高度浓缩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纷纷问世。有的研究是比较总括性的，它们归纳英译后的摘要的常见错误对翻译做出指导，还有的研究是在某一特定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分析，常提及的翻译理论家有纽马克（Newmark）、尤金・奈达（Nida）等，涉及的翻译理论多为目的论、等值理论等，有着重体裁、人称、时态、等文摘翻译中某一具体的方面来研究的。

但是，这些对中文论文摘要的英译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多为科学技术类学术论文，只有少部分为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同为摘要，人文社科类摘要和科学技术类要不同，没有固定的结构和模板，更加灵活。故本文以教育类期刊《全球教育展望》为例，对摘要英译中的问题进行剖析。

二、错误分析

1.词汇层面。在词汇方面，通过分析所选10篇摘要的英文版，归纳出以下五类主要错误。

第一，错误使用或漏用冠词。如“A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⑧）该部分作为摘要的第一句话，却用定冠词“the”而不是不定冠词“an”。再如，“… shows that reasonable curriculum pattern can be …”（④）中就缺少了个不定冠词“a”。

第二，忽略复数形式。“in primary school” （④）、“more opportunity” （④）等这样的例子，都是本该用复数形式却还是用了单数形式。

第三，错误使用介词。如“In nowadays …”（⑧）多加了介词“in”；“Under the field of …”（⑥）中的“under”是误用，应该是“in”。

第四，没有使主语和谓语保持一致。如“While a task-driven approach to authentic assessment emphasize the fidelity of assessment tasks...”（⑩）中的“emphasize”和单数的主语不协调。同理再如“the modern view of children enters China...， which gain legitimacy...”（⑥）中的“gain”。

第五，错误翻译或选择错误对应词。例子有如将“理念呼吁阶段”（①）译成“the stage of idea appealed”和将“吸取・・・・・・经验和教训”译为“absorb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③）等，其译文因受直译的影响而使译文让人无法理解、觉得生硬。还有将术语如“错字和别字”（④）、“字形和音义”（④）和“反映式倾听”（②）乱译为“wrongly characters”、“font， phonetic， and semantic”和“reactively listening”等错误。实际应该是“wrongly-written and mispronounced characters”、“orthography，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和“reactive listening”。术语的错误翻译是影响准确的最大问题。

2.句子层面。摘要的英文译文在句子层面的问题使得行文不够通顺流畅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省略连接词，其中“and”遗漏的错误尤为明显。例如，“on changing …， constructing …， improving …”（①）、“due to the fragmental status， the lack of ” （③）、“… object， context， theory system.”（⑨）等句子中最后一个逗号后都缺少一个“and”。

第二，产出结构混乱的句子。特别是有从句的句子，如“Its main content is that to use the methods of... to establish...， and to use the methods of ... to eliminate...”（②）、“It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that how to reduce the rate...”（④）等。其它包括语序混乱在内的结构极不符合英语规范的句子还有“An approach inquiring...shall be advocated that comes the possibility...”（⑦）和“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⑤）等。

第三，错误使用标点符号。如分号“；”的错误使用：“we should emphasize...； focus on...； strengthen...”（⑦）、“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⑦）；再如逗号“，”的错误使用：“... are the main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s...”（①）。这里，译者很明显混淆了逗号和句号的使用。

3.篇章层面。在篇章层面，即从摘要全篇的行文方面来看，英译的摘要不符合“简练”的原则。这和近年来在各国各界盛行的“简明英语运动”所提倡的基本原则不符。

随机选取的10篇英译的摘要中，就有⑧和⑩两篇在它们100-150字长度的段落中花了一半的篇幅介绍研究背景。更有甚者，⑤在中文摘要没有背景知识介绍的情况，在英译中增加了45字的背景。这样的弊端不仅是使得译文显得冗赘，而且使其重点不够突出。

三、原因分析

从以上错误我们可以看出学术论文摘要的英译问题颇为严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较多。中英文摘要翻译的难度首先源于中文和英文这两种语言在词法、语法和句法上的差异。英文中有冠词“the”、“a”/“an”，中文中没有这样的冠词体系；英文中名词有单、复数形式的区别，动词也需要遵守主谓一致的原则、还需要注意时态，但是中文中没有这些曲折变化；英文的介词和中文的介词不一样，比如中文中的一个介词“在”就对应着英文中的“in”、“on”、“at”等多个介词，这样的一对多的介词为翻译时对应词的选择增加了难度；英文有简单句和复合句，其中的复合句结构在构成上比较复杂，有着中文中没有的关系从句（如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表语从句等）。中文的句子之间的关系则是通过逻辑而不是句型或标点来体现的：“汉语中句子的概念比较模糊，句号和逗号的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李长栓， 2004）。

译者的能力也很重要。译者的翻译能力决定了译文的质量，译文的质量决定了文本的接受程度，所以为了促进学术之间的对话，为了中国学术更好地走上世界舞台，译者需要平时要加强学习，提高中英文水平、增加翻译知识，勤加练习，积累翻译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吉荣，赵永青.论文摘要英译的翻译显化[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20（1），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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