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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篇2
1.国内态度国内学者对待工商资本进农业的观点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不仅局限于农业本身，工商资本也是很关键的要素。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具有趋利性，工商资本下乡会影响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学者指出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把工商资本引入农业，工商资本终将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首先，工商资本有富余，有能力投资于农业；其次，农业投资项目盈利潜力很大；再次，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的重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长期贫苦且农民的自身积累薄弱：农业资本投入相对缺乏，产业化严重滞后，设施装备条件差，农村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农业融入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积极引导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可以把工业的管理理念、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等全新的理念带到农业和农村，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发展形式的现实途径。第二种是反对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担心工商资本下乡后，社会公共利益会被损害。农民的土地被流转后，大量的农民将因不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失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些工商企业流转土地后“圈而不用”，会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部分工商企业贪图土地价值而投资农业领域，或者以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为目的，以“圈地”或非农化为目的造成土地非农化、非粮化，进而影响重要农产品的供给。甚至，还有部分工商资本投资农产品流通领域进行市场炒作，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损害了农业生产，还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且对城乡居民的消费也带来消极的影响。2.国外态度各个国家农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西方和亚洲其它国家对待工商业资本投资农业和国内大致相同，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对待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两个国家不提倡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现代化的农业。而是在建立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准则上，在限制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建立“综合农协”模式。在农协模式下，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自主选择进城就业，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菲律宾在对待资本投资农业的问题上和日韩国家截然不同。菲律宾政府认为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必须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采用“公司+农户”模式。在政府积极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政策指导下，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着菲律宾农业生产在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由于大公司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方式，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小农经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被迫破产，最终失去土地。农民在这样的模式中，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并非自主性选择，而是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被迫失去了自主性。
篇3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篇4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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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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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内部评级系统的管理,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信用数据库,提供更多有关损失发生时的资料,以形成有效的量化分析。在执行层面上,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管理结构应兼顾风险控制的任务目标和以客户为中心、市场盈利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在决策层面上,商业银行要建立以风险识别、风险衡量和风险监控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风险决策体系,坚持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在评价层面上,商业银行通过内部和外部审计对风险管理程序进行检查,了解确认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此外,在加强商业银行现有评估系统的同时发展独立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运用外部力量加强对借款人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增强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首先,商业银行要完善信用分析制度,即确定贷款质量和贷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可以借鉴西方商业银行提出的6C原则,即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或抵押(Collateral)、环境(Condition)、连续性(Continuity)。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特殊情况拟订一套完整的评级方案,并设立专门部门对企业进行评级。其次,商业银行要注意企业的贷前量化分析,即对贷款的企业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再次,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分析预警体制,合理的分析预警体制可以帮助其有效地避免呆账、坏账的发生,减小银行潜在的风险。同时,银行也应避免贷款的过度集中,尽可能分散化地选择客户,从而将信用风险进行分散,确保稳健经营。最后,商业银行要严格依法放贷,保证贷款资金的保值。
(三)调整优化商业银行资产结构
商业银行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来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规定要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提资本,将表外项目通过信用系数转换为对等数量的银行贷款。一些信用转换系数较低的业务如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往往是能为银行带来较高收益的优良业务,并且获得的利润能转增资本金,这样商业银行能通过大力开展这些业务提高资本充足率。此外,实施资产证券化或资产出售则可以把风险加权较高的贷款和其他资产转化为现金,降低资产方的风险水平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总额,相应地提高资本充足率。
市场风险控制策略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风险因子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会带来市场的广化和深化,这两种情况会造成商业银行资产组合日趋复杂,组合市值的波动将更加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越来越明显化、复杂化。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制定合理的策略来控制市场风险。
(一)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规避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回避策略即指商业银行根据一定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风险。例如在无法准确预测利率变动趋势以及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资产负债结构进而改变资金缺口时,商业银行应采取缩小资金缺口甚至零缺口资金配置策略来规避利率风险。
同样,也可以通过轧平外汇头寸以避免外汇风险敞口,或利用货币、汇率互换来避免汇率风险。
(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是指通过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商业银行要通过确定组合管理目标、制定组合管理政策、构建证券组合、修订证券组合资产结构以及对其进行业绩评估来分散风险。例如,在债券市场中,银行应分散地投资多种债券,可使银行盈亏相抵,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总体上将缩小。对于外汇风险分散,银行可以通过采取持有多币种外汇头寸(或黄金头寸)来实现,这样就可以用其中某些外汇汇率上升的收益来弥补某些外汇汇率下跌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是指银行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将其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也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规避利率风险,如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利率互换和利率期权。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能帮助银行消化系统风险,为现货市场提供了一条转移价格风险的渠道,从而将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风险从正常的实际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
操作风险控制策略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存在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和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其中包括法律风险。随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其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操作风险日益成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领域。与其他风险不同,操作风险内在于银行的业务操作,并且几乎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所有方面。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以确保操作风险管理活动被有效地理解和执行。采用集权、分权相结合的职能型组织架构,在操作风险战略决策的制定和管理上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在风险控制的具体实施上设立多个部门联合操作,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组织形式。同时,商业银行应注重基层机构的管理,以其执行效果作为评价、验证管理绩效的标准,全面提升整个系统的管理水平。
(二)开发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工具
商业银行应由粗放的检查控制手段转化为细致的管理风格,即深入了解分析风险要素,对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并对关键环节实行日常监督机制和预警机制,制定重大风险事件的报告和处理流程。此外,商业银行要致力于进一步开发包括操作风险管理在内的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实现商业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的信息化,用计算机代替大量简单重复的、低效率的手工操作,实现计算机系统的硬控制。
(三)加强内部监控和外部监督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不仅要求对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制约机制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更要求对这些制度、流程、机制本身的科学性进行审核。外部监管部门应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操作风险控制体系、防范机制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上。同时,监管部门应制定统一的操作风险监管标准或业务指引,帮助商业银行在管理操作风险时明确方向。监管部门还应改进监管方式,定期组织各商业银行交流操作风险管理的经验,对潜在的操作风险迹象及时预警。
综上所述,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保持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商业银行要保持良好的经营理念、超前的风险意识,创建先进的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的考评机制,通过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处理控制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庄毓敏.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许多,蒋正军.多渠道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中国金融,2004(4)
3.苏春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相关规则[A].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
4.柳永明,李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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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进行研究，选择科学的行业分类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必然会影响实证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Kahlet和Wakling,1996)并且不同级别的行业分类对公司分组的效果也是不同的，Claike(198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被美国标准产业分类(SIC)分为不同大行业的公司间差异较大，而同一大行业中不同小行业的公司间差异井不撤著。本文采用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它是比较科学的行业分类}d、准，也是日前用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官方标准。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把样本公司分为13个门类，对制造业又细分为10个次类。之所以这样选择而没有选择大类和中类，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且多属制造业。若选择分到中类则每个类别的样本数量太少;若选择分到大类，除制造业外其他门类下的大类中所含公司家数也较少。所以，以门类作为分类标准，将制造业下分为次类，通过研究资木结构的行业门类特征、同一行业门类内不同次类之间的资木结构特征就可以较全而的考查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征。
二、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本部分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即资本结构表征指标的选择、样本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选择。
1,资本结构表征指标的选择
鉴于中国股市约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不能流通的现实，我们采用账面价伯而不是市场价值，这是与国外不同的一个地方在各种负债比率中，总负债比率由于概念简的一和容易计量而被国外大多数国外学者所采用，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标。文中所采用的则务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年报。
2、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的是国内A股上市公司2000-2002年三年的资本结构数据，并对相关行业的公司样本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具体原则是:(1)为避免新股的影响，选取1999年12月31口BU上市的A股公司;(2)为避免异常伯的影响，从原始样本中剔除在2001年、2002年曾被ST和PT的公司，以及前一年负债比率大于100%的公司;(3)为保证样本的行业的恒定，剔除了2001年和2002年主营业务变动的公司;(4)剔除了跨行业经营的综合类行业的公司。
经过调整，最后剩下648个样本，分属于12个行业门类。鉴于深交所和上交所行业分类上的不一致，我们研究相似行业间资本结构特征时采用的是次类法，没有进一步细分。选取制造业中的395个样本，分属于10个次类，这也能反映中国A股市场的实际情况，对结论影响不大。
3、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行业间的资本结构的差异性，我们拟采用两个步骤。先检验总体样本间的负债比率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如果有的话再进行行业间的两两比较，以考查是否由于个别行业的异常伯而导致了检验的显著性，为了研究行业因索对公司间资本结构差异的解释力度，我们以行业门类为虑拟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三、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实证分析
1,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特征上金融保险行业的负债比率最高三年的平均信达到78.57010:然后依次是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均在50%左右。这是因为金融业以负债经营为主，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属较高负债经营性行业，而信息技术业在中国处于高增长时期，资金需求量大，因而负债较高。这都与其所处的行业有关;同样，传播与文化业、社会服务业、水电煤气生产及供应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采掘业或由于其投入少〔前两个行业)或由于其固定资产占比高(后四个行业)而负债比率普遍偏低，这也可以用行业特征自接解释。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我们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纵向来看，在这三年中负债比率不断有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的。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新上市或增发配股后负债比率较低，随着募集资金的不断投入使用，再加上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只能靠重新借贷资金来维持经营，从而使得负债比率上升。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根据1991年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负债比率分别是:58%,69%,73%和71%。而Booth等(2001)对巴酉、印度等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在制造业的十个次类中，我们发现造纸印刷业、机械设备仪表等几个行业负债比率较高，达到45%左右。同样，在三年中10个次类公司的负债比率也旱现上升趋势
2,资木结构行业间差异的假设检验:
(1),对于不同行业间差异的检验，我们采用KrnskaL-WaLlisH非参数检验方法，其原假设是HO:各行业间的负债比率没有显著差异。因为这种方法不要求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相等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较广（SCOtt，1975）。而行业间两两比较我们采用最小显著差异LSD检验（Bowen等，1982）,因为它对两两差异的存在比较敏感。
不同行业间负债比率的KrnskaL-Wa11isH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表2为12个行业门类间的比较;而表3为10个制造业次类间的比较。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门类间的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三年中检验统计量差异不大，说明这种差异具有稳定性;而对10个制造业次类来说，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不显著，可认为不同制造业次类间资本结构没有差异。
(2)、行业间的两两比较
我们选择最新的2002年数据进行行业间两两比较的LSD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中可看出行业门类间的检验结果中有43个检验结果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要优于郭鹏飞、孙培源(2003)基于2001年数据所做的检验结果。这此显著的结果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很多行业门类之间，说明行业间的资本结构差异并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异常伯引起的。我们对10个制造业次类进行的两两比较的LSD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在90%的置信水平下都不显著，与在表3中的结论是一致的。鉴于篇幅有限，在此省略图表。
3,资本结构行业特征的回归分析
对于行业特征的回归分析，我们是通过引入行业虑拟变量进行的单独考虑行业因索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Debt是公司的负债比率，I为行业虑拟变录，当公司属于该行业时，I就取1,否则取0。
我们之所以用11个虑拟变录而不是12个，是由虑拟变录的引入原则决定的，是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其中我们舍弃的是制造业大类，目的是减小大样本数据对结果的影响。2000-2002年样本公司的线性回归结果见表4，可见，行业对负债比率差异的解释力三年中都是非常显著的，且三年中行业因索的解释力度均在10%以上平均为11.53%.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非参数检验，我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行业性差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引入行业虑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此结论，并且我们试图尽可能地给以一定的解释。
1.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所属行业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性影响，且这种差异在行业间普遍存在。这与国内外的大部分实证结果相一致。其中大约有11.53%的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公司所处行业门类来解释。
2.行业门类间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而行业间差异也具有稳定性。这也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同。
3.同行业次类间的公司资本结构无显著性差异，即不同行业门类的公司间资本结构稳定性程度远高于同一行业门类不同次类的不同公司之间。这与Claike(1989)对美国的研究相吻合。
由以上的实证结果可知行业确实在我国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索。但具体来讲，一个公司所处行业对其资本结构的确定如何起作用，从而限定其在哪一个区间是一个最优的水平却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由于行业门类间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且其间的差异也具有稳定性,所以在我国现有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起重大作用的今天，国家在信贷政策上应该关注行业的资本结构的变化，从而可以有效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产业过热风险的控制。现在我国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政策的调整和近期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政策调整也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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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鹏飞，孙培源,2003《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
3,陆正飞，辛宇,1998:《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索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第8期
4,吕长江，韩慧博,2001:《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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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基于Internet的电子商务冲击着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活动的运作手段，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也缩小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市场地位的差距，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
电子商务的导入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电子商务巨大、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广告，进行网上市场调研、信息交换和网络营销等等；可以利用网络加强与上下游厂商的联系，从而改变采购与销售的互动模式；可以通过网络看样品、谈价格、签合同、付价款，依靠网络与客户进行双向互动的沟通，增加彼此的互动、了解，加强客户的忠诚度与购买力，电子商务使传统的商业结构模式发生了变化，使其更加适应于网络经济的环境。
(二)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
电子商务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的影响，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也受到较大的冲击，要求企业做出相应的整体战略和策略上的调整，以适应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在电子商务的模式下，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要改变，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企业间的业务单元不再是封闭式的金字塔式层次结构，而是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网状结构；工作流程自动化，人为控制的机会减少，误差降低，让企业整体流程更加精确而快速。企业高层领导者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经验传承的角色，而是大方向的指引者，领导企业在网络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占领更大的市场。企业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符合电子商务特性的运作工作架构，直接与市场接轨，并以市场的最终效果来衡量流程的组织状况。
(三)改变了经营运作手段，提高了经济效益。
首先，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例如，利用因特网进行网上促销活动，降低了企业的促销成本；利用电子商务采购系统，企业可以加强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将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制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其次，电子商务的运作手段减少了企业的库存。例如应用电子商务的计划系统，可以准确地依据销售商的需求来生产，提高了库存周转率，使库存总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从而把库存成本降到最低。第三，可以利用网络快速地调研市场，迅速了解产品的市场反馈和最新的需求，随时改良开发中的产品；利用网络了解到竞争对手的最新情况，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产品。此外，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电子商务不受时空的限制，企业必须连续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从而增加企业交易的机会。
电子商务的导入使中小企业的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水平得以较大增长，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2005年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及IT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04年中小企业信息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126.7亿元，同比增长31.7%。可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需求迅速增长，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实惠也越发明显。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和技术的日益开发和完善，中小企业必将成为电子商务的主力军。
发展电子商务是降低中小企业成本的领先战略，国外企业应用表明，采用电子商务手段可以使成本降低5%—10%。因此对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效益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对开展电子商务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子商务，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企业效益。
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成本分析
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传统企业，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人才缺，管理手段落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中小企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近年来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情况来看，往往面临机遇和挑战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电子商务先进的技术和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使中小企业可以随时掌握市场和顾客需求、缩短业务运转时间、降低业务处理差错、降低贸易管理成本和库存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加快资金流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的人力、财力、信息技术等实力较弱，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大，相对效益而言，成本也许更高。
据调查分析，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构建成本
这是企业建立电子商务系统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成本，主要包括系统环境构建的人、财、物投入成本。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必须具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购建，如电脑、服务器、交换机和网络及其他设备、线路等硬件作为载体，这些均属于固定成本。同时，还必须具备相关的电子商务软件，才能正常运行并完成其所需的功能。硬件成本除了购置所需的费用之外，还有日常维护、维修以及损耗、升级等所需的成本。软件也同样有购买、开发、维护等方面的成本，而且，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抓住商机，必须适时对电子商务系统进行更新换代，而这方面所需要的成本是难以估算的。在构建电子商务环境中，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大约占实施电子商务全部费用的60%以上。这一成本一般在早期阶段一次性投入，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据对广西的梧州、百色、北海等地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调查中了解到，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不少企业都因巨大的构建成本而对开展电子商务顾虑重重，望而却步。
（二）技术支持成本
技术支持成本包括对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运行、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所需的技术含量较高的经济代价。从中小企业的情况来看，90%以上的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人才资源匮乏，在电子商务系统建设方面往往没有自己专门的技术队伍，大多数企业需要以租赁的方式求助于计算机软件公司或近年新兴的ASP，因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此外，技术支持成本还包括应用信息技术后必须发生的各种支持服务费用等等，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大笔开支。
（三）运营管理成本
运营管理是中小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并获取企业利益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发生的成本主要有交易成本、人力投入成本、系统管理成本和配送成本等等。
交易成本指企业利用电子商务环境与交易对方或其他企业进行商务贸易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这一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主要有组织网上交易、对交易对方的调研费用、交易双方协商、起草和签订合同、监督和实施合同等。例如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向交易商提供交易结算、货款收付等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0%。
人力投入成本包括为了电子商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除了构建系统时所需的技术人员之外，在投入运行后必须配备相关人员、对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以及支付人员的工资等方面所花的费用。这一成本必不可少，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5%以上。
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最后的环节，也是个重要的环节。它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网点、需要增加运输、配送人员的开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是不可忽视的，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30%以上。
管理成本是指为了正常应用电子商务系统，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制订管理制度，对运行系统进行各方面的计划、协调、控制，对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这一成本无法准确估算，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不少中小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好不容易建立起电子商务的应用环境，却由于管理不善而将设备闲置、系统丢荒，电子商务成了一种摆设，流于形式，且这种浪费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必要的管理成本是必须投入的。
（四）安全成本
与大企业一样，中小企业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环境下进行商务活动，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例如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交易方身份的真实性、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等等。为了企业能安全地实施电子商务，必然要制定必须的安全标准、开发安全技术，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技术措施。而这些交易安全的协议、规章制度以及技术措施的使用及其学习和操作无疑增加了电子商务应用的成本。
（五）风险成本
这是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时不可避免的隐形成本。例如由于病毒的入侵、黑客的袭击、人才的流失、软硬件的更新换代等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成本。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较薄弱，风险更大，因此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相对更大。
（六）其他成本和费用
除了上述成本以外，在实施电子商务过程中还会发生其他一些成本和费用，例如入网费用、注册费用、与应用技术有关的人员费用等等。还有些间接发生的成本，如操作技术不配套而发生的成本、对信息处理不当而间接产生的成本以及对新设备和新技术不适当的引进造成的浪费成本等等。
上述各种成本中，构建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所占比例较大，也最基础、最直接；而安全成本和风险成本相对隐形，但却不可忽视。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各种成本的结构及比重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构建成本中的硬件成本会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而逐渐降低，而软件成本却随着网络环境下商务活动的功能需求变化而不断增加；隐形成本也因信息安全、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经营风险等问题日益凸现而不断增加。对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信息化的成本较高，在构建系统和运营管理等环节往往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困难，有些企业因此失去信心而放弃电子商务的应用。因此，中小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实施电子商务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认真分析研究，了解哪些成本是可以控制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以哪一种方式实施电子商务比较适合自己，以便以低成本获取应有的企业效益。
三、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效益分析
企业对电子商务感兴趣的理由是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虽然需要花费不小的成本，但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提供了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也由此为中小企业带来了直接、间接和潜在的效益。
（一）直接效益
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直接效益主要是指具体的营运效益，如成本上的节省或生产上的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建立企业网站，利用网络宣传树立企业形象、传递产品信息；在网上做广告可以将企业的促销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的潜在顾客，增加企业的销售机会和消费者的购买机会。
2.利用网络进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营销效率。传统商务中，供应链耗费25%的运营成本，而电子商务由于利用网络的便利，改善了供应链管理，从而使成本降低了10%以上。
3.由网络和计算机来传送文件，大大加速文件的处理速度，降低文件处理的成本。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分析，应用网络传输可以使文件处理成本降低近40%；用电子文件替代大量的纸质文件，使纸张的成本显著降低。
4.计算机自动接受和处理信息，可以减少工作量，减少员工成本15%—20%。
5.合理地安排原材料进货和按订单生产，从而减少库存，加快了资金周转。
6.减少中间环节，节省信息成本，为企业及时地获取准确的信息创造了条件。
例如，广西食糖中心批发市场（GSEC）由于实施全电子化的交易模式，因此至少从三方面获得直接的效益：（1）大幅度降低了工商企业的交易成本，吸引全国涉糖企业广泛参与，大大提高了产销衔接速度；（2）GSEC提供的第三方结算，有效避免了购销企业之间三角债的产生；（3）GSEC还与有关银行合作为交易商提供融资服务，交易商交存交割仓库的仓单，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获得银行提供的质押货款，有效加快了资金周转。目前，GSEC交易商数量已达500余家，已实现网上交易白砂糖600多万吨。
（二）间接效益
间接效益是指那些不容易被具体量化的利益，可以说是层次较高、布局长远的企业利益，它通常是策略性、导向性的。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间接效益主要有：
1.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扩大业务范围与规模，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达到其全部贸易额的3-5%。
3.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从而扩大市场规模，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使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15%左右。
4.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从而促进企业服务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5.以先进的交易模式和管理模式获得社会和交易商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例如小鹏旅游资讯有限公司，利用网络环境推出的“旅游行业信息在线管理与营销DIMOS系统”，已覆盖广西全区旅游管理部门及旅行社，实现了全区旅游行业的信息化管理，有效提升了旅游行业的信息化水平，从而使旅游行业的业务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
这些效益虽然并不那么直接和明显，但从企业和社会的总体效益看，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更大的价值。
（三）潜在效益
有时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的某些利益是眼前暂时看不到的，但却存在潜移默化的效果及强力的后劲，从宏观上讲，这就是潜在效益。例如，开展电子商务可以使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及经营模式逐渐转向先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可以促进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效化、节约化和协调化；可以提升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等等。潜在效益对于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具有深刻的意义。
例如南博网以“博览东盟、网尽商机”为宗旨，通过网上网下、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服务手段，为从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营销服务及交易服务，帮助中国企业走进东盟、东盟企业进入中国，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门户网站。不少中小企业利用“南博网”这一特殊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其崭新的理念，精心的设计，为广大客户提供真诚、周到、高效、优质的服务，因此正在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影响，逐渐赢得客户的信任，不久的将来会获得预期的效益。
篇9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46年Hicks在“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开始研究资本结构理论。Durand（1952）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净收入理论（Net Income Theory）、净营业收入理论（Net Operating Income）和传统理论（Traditional Theory）。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对资本结构理论的一种初步认识，是对企业所有者行为的一种推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形成的，始于1958年由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M定理。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深入探讨了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严密推论的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了著名的MM资本结构理论，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
近年来，随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资本结构问题已远远超出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进一步扩展为包括融资结构、投资结构以及利润分配结构在内的涵盖公司整体资本运作结构的研究范畴。汤谷良（2000）提出了“资本结构复合概念”：资本结构的内涵包括资本结构的要素和组成，如诸要素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动态调整。资本结构概念的外延至少应该从三个角度来界定：
1、在纵向上，包括不同层次的资本空间结构和不同层次资本结构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
2、在横向上，包括资本结构许多超越纵向控制的、多样性的横向联系和多样化功能。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权益资本与负债融资的比例关系；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各种筹资方式的比例关系，如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等；各有关投资者成员之间资本投资数额的比例关系。
3、从时间序列上，包括资本结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各种时间结构。
总之，资本结构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集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同时也是一个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和发展的动态系统。
二、国内外银行资本结果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国外银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将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入银行行为中，发展出了银行企业论（Theory of the Banking Firm）,Klein（1971）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把银行作为一般的企业，利用预期利润最大化方法对银行最优资产组合、负债结构和最优规模进行研究。
Pringle（1974）认为，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或投资获得超额利润，以达到股东权益最大化。当贷款的超额边际收益等于权益资本的超额边际成本时，银行的权益资本达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指出，在不完全金融市场里，若银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那么，银行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Kareken和Wallance（1978）指出，在有进入障碍的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储蓄存款获得独占利润。因此，负债越多，银行价值越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权益资本为零，银行价值最大化。但当破产成本存在时，风险会伴随负债的增加而提高，因而部分抵消了负债增加带来的利益。因此，在考虑负债税盾和破产成本时，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Buser、Chen和Kane（1981）对有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资本管制作为隐形担保，可以减少银行因资本不足而发生危机的概率，同时也会减少存款保险公司的理赔概率。当同时考虑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和政府隐性担保时，银行存在一个最有资本结构。Maisel（1981）认为，应该将破产成本、不完全资本市场、公司所得税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考虑到银行资本结构中。Orgler和Taggart（1983）以Miller（1977）的银行资本模型为基础，将所得税、金融服务成本、破产成本和成本等要素引入银行资本结构决策中。结论是银行财务杠杆与存款准备金的数量以及银行规模有关。即政府管制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决策，破产成本会降低银行财务杠杆，而银行管制和存款保险会降低财务杠杆的效果。
（二）国内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其中对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关注居多。
张杰（1999；2003；2004）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十分特殊，它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存款在特殊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奇妙组合。国有银行改革须着眼于资产结构而不是资本结构，或者说以资产结构调整来改善资本结构。王胜邦（2006）从经济资本、监管资本、会计资本3个角度进行考察，分析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但是在一个长期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用一个神奇的公式进行精确计算。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是根据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状况得出的经验数据，也是试过集团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张丽华（2004）指出，单纯依靠补充资本和剥离不良资产等类似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银行资本结构单一和资本不足的问题，必须加强资本管制。侯菁（2004）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财务杠杆过高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由产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李喜梅（2011）指出，国家控股上市银行有利于其绩效的提高，而核心及附属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不仅是商业银行应对资本监管的需要，也是其绩效提高的要求。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不仅包括股权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股权和债权的比例关系。杜后扬、张兰波（2005）指出了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应用及其局限性，提出银行经济资本理论很好地把银行价值（市值）最大化和风险管理结合起来，是未来资本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胡援成（2009）指出，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根据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账面或市值资本资产比率的决定，一派是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卢斌、郑丽丽（2009）在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得出有些传统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对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也因此而验证了银行业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梁媛（2002）认为，由于银行的主要债权人――存款者受到政府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持有较少的资本，并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因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看作是监管者为了减小其存款保险的运行成本而采取的制度安排。郑鸣、肖健（2008）年基于对中小股份制银行财务数据的分析，讨论了资本结构是否对银行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功效，其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股权的资本结构对银行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有关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的简要评价
上述理论通过引入银行破产成本或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说明政府监管或存款保险的逻辑必要性，但是大部分的实证分析依然无所得到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指标的直接的、显著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的适用性依然存在谜团。对于现在逐渐兴起的能够覆盖银行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概念，无法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联系到一起，使得我们对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领域的解释能力持有怀疑的态度。已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理论大多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资本结构在银行的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需将银行的特殊性包括在资本结构理论中做特别的说明，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对银行的特殊性纳入到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框架内的话，因为无法说明银行的特殊性进而研究的结果解释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何实证分析中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之间影响不直接的原因。
三、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层次
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银行资本结构就是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简单运用，由于银行高杠杆、高负债比率而具有的高风险特征是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重要隐患，银行股东和经理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不具备消除风险的自主性，使得银行具有较高的负外部性，必须依靠外力加以解决，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就此孕育而生。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主要指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的企业法人，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商业银行最为特殊之处就是它经营的是货币，而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商品。由于货币的特殊性导致了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一般的工商企业用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运营整个企业，转化为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存货等构成了整个企业的价值，而银行用权益资本和次级债、混合债等资本取得了银行的经营牌照后，购买的“商品”为货币，用属于自己的权益资本和短期内可作为权益的次级债、混合债等债务资本去吸收存款，按照企业的价值恒等式V=S+D，银行的价值因为吸收了公众存款而比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扩大了数倍。
由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可得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可以为以下几个层次：
1、广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总资产中各种资金的比例及其关系，即为权益资本与各项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
2、狭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权益资本，次级债、混合债等银行长期稳定的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权益资本增量的比例关系和方式；次级债、混合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商业银行再融资过程中内源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等。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F.and Miller,M.H.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finance,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
篇10
Abstract: On the day the securitization of credit assets,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pilot project has attracted enthusiastic attention of the parti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for the earlier asset securitization research, that asset securitization for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to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resolve the credit risk sprea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capital "bottleneck" of one of the products and effective means.
Key words: asset securitization; commercial banks; capital constraints
前言
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对银行风险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银行业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金融巨擘“与狼共舞”，除了要具备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产品外，更需要具备的是资本约束下的发展观，具体体现为风险资本的管理，要改变目前银行业的风险资产与资本双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外延型的业务发展模式，运用多种手段走出一条集约化内涵式的资产与资本相适应的业务发展之路。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不失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突破资本“瓶颈”的有效手段和产品之一。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 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篇11
资本形成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思想变化几乎都有着严格的假设和前提规定,但其对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从相当程度来说,了解这些思想和前提假设的变化轨迹,也就是了解资本形成的现实变迁本身。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资本形成涵义的演化与扩展资本形成涵义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形成重心的演化。以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为界,资本形成的重心开始由资本形成的来源、规模和结构转向过程、渠道和机制。资本形成研究的理论指向,由此从侧重探讨资本形成的现实作用,向探究如何促进和实现积极有效的资本形成———尤其是寻求如何通过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轨———转变。二是资本形成范围的扩展。与资本概念的演变相伴随,资本形成范围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有形资本形成向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形成的广义资本形成扩展的过程。从古典的资本积累思想到新古典主义阶段,甚至直到凯恩斯主义阶段以后,关于资本形成的物质资本传统一直在继续。典型的如纳克斯所说,资本形成即指社会不把其全部的生产活动用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而以一部分用于工具、机器、交通器材、工厂及设备等各种可用来增加生产效能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消费产品的扩张成为可能。萨缪尔森(P.A.Samuelson)也指出,“净投资”或资本形成是指社会实际资本(设备、房屋、存货)的净增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关注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开始大量出现。同时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经济和信用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随后在众多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成为资本形成理论考察的重点
,资本形成的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扩展。(二)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与多元自斯密以来,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来源的认识基本一致,即资本形成唯一来源于国民储蓄,来源于国民收入大于消费的部分。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从未动摇,因此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化局面。但实际上,在学术界,对国民储蓄的决定是有争议的。因此也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在更深层次的多元化状态。从斯密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J.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Ma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都把资本形成看作是居民延缓当前消费,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进行投资的结果。居民储蓄是扩大资本存量的唯一来源。马歇尔、刘易斯则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钱纳里(Chen-ery,H.B.)提出“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由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促进技术进步,同时增加资本积累规模和改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为资本形成指出了一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外国储蓄来源。②(三)资本形成作用的扩张与质疑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高度重视。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和斯密相同,李嘉图相信,增长是他所说的‘积累’,也即资本形成的结果。”③这一认识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坚持。发展经济学更是将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莱宾斯坦(Leibenstein)“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或罗斯托(Rostow)的“起飞”理论和钱纳里“两缺口模型”理论等,都把资本匮乏看作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资本形成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对这一认识形成了质疑。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索洛(Solow)、丹尼森(Denson)、库兹涅茨(Kuznets)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进步而不是资本形成。虽然麦迪逊(Maddison)、纳迪里(Nadiri)、布鲁顿(Bruton)、罗宾逊(Robinson)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普遍意义却有所动摇。8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内含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索洛、乔根森等人都曾明确提出,技术进步只有与资本形成相伴随才能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如果重新认识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意义,就会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然无可替代。(四)资本形成过程的真空与多维早期的资本形成理论把储蓄与投资等同起来看待,认为从储蓄到投资并不存在一个成本的转化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④这种把资本形成过程视为完全无摩擦真空状态的思想一直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而事实上,储蓄与投资之间不仅存在一个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惊险”的过程。在货币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惊险的程度加倍地由连接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货币金融的作用过程表现出来。但是,货币金融因素长期被视为实体经济的面纱,对资本形成不产生实质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扭转。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对资本存量产生影响。其后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兴起,使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过程成为理论界考察的重点。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机构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将使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大量发生,最终导致资本形成的规模、质量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他们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的存在大大地促进了储蓄和投资过程,提供了从储蓄者向投资者转移资金的有效手段。当内生增长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潮形成合流以后,内生金融体系作为资本形成过程内在逻辑要求的地位得以牢固树立。换句话说,资本形成具有怎样的货币金融过程将成为影响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与(早已受到重视的)资本形成的财政税收等过程一起,使资本形成过程由无摩擦、无成本的传统真空状态变为具有多种形成渠道的现代多维状态,从而使资本形成的理论具有了更逼近事实的模拟力和解释力。(五)资本形成“大道”的分歧与渗透“大道”的概念由萨缪尔森首次提出,指资本存量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最优资本积累理论的两篇重要论文———富兰克•拉姆齐1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理论》和冯•诺依曼1932年提交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拉姆齐假定只存在一种用于资本积累和消费的商品,并且这个经济可以达到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充分满足的“大同世界”,在此基础上导出了能实现跨时效用之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定理;诺依曼则证明,分部门模型中,在经济活动的扩展可能使资本品的存量以最大速率扩张的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的扩张速率与价格下降的速率相同。对这两篇论文的拓展产生了传统最优增长理论中的两种大道模型———萨缪尔森“大道”和拉姆齐“大道”。这两种模型相互渗透,经索洛、斯旺(Swan)等人的增长模型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激发和辉映,到目前形成了分别由内生因素决定和外生因素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大道理论。前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末期资本存量最大化目的可以由内生因素决定实现;后者则将资本存量最大化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两者的分歧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大。如果除开人口增长的考虑,后者也完全具备前者内生理论的大道特征。宇泽宏文(Uzawa)、卢卡斯、罗默等人证明,这种特征适用于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品。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允许资本自我生产,资本存量增长(资本形成)最优均衡路径的存在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保证⑤。三、资本形成理论发展的简要总结
综上可知,资本形成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和思维类型上来说,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所以仍具有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和忽视制度的理论特征。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研究来说,恰恰是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根源所在。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不足。(一)前提假设对现实的脱离在前述理论中,不同程度地隐含存在着几种影响其现实解释力的严格的前提假设。一是完备信息和完全竞争假设。资本形成理论多假设利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可以准确、充分地传达资本供求的全部信息,引导有效的资本形成。同时,资金市场多被要求是完全竞争的。这样私人
信息无法存在,借贷双方才能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本形成才能得到改善。二是政府同质假设。在资本形成理论中隐含着政府的同质性假设。即政府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一的、理性的、不可分的主体来行使经济职能。整体单一指政府各部门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运作方式,行动是整齐一致的;理性说明所有的政府遵循同样的理逻辑;不可分则意味着只有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内含在中央政府之中,不具备单独影响资本形成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假设使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现实情况的模拟大大偏离了客观轨迹,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二)给定制度对研究的局限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对整体制度变迁的忽视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往往被假定为在给定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背景前提下进行活动,而且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体是市场理性的。这样,如果市场发生一定波动或政府采取一定刺激,当事人所获得的激励和出现的反应将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从而是适宜的和可预期的。这对存在信贷软约束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研究来说,显然形成了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与资本形成相关的或直接联系的制度———如财税制度、信贷制度、投资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等———被视为是可变的,甚至是内生的,但这种制度演变仍然是局部的、框架之内的。整体的宏观制度背景仍是给定的、中性的。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内生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是如此。这对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都正在经历激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构成了亟待突破的理论障碍。(三)现有视角对问题的遗漏现有的理论虽然对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和有益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研究视角尚不完善,尤其未能全面揭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规律,从而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所遗漏。一方面,现有视角主要仍偏重于强调资本形成结果的重要性,而对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论述不够深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导因素和作用机制变迁,从而资本形成状态变迁的过程,而资本形成的结果则显然由过程决定。因此,要理解真实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问题,就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偏重于资本形成的纵向视角,如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资本形成的横向方面。更由于前所述及的政府同质假设,使得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等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形成的研究中一再被轻易放弃。可以明确,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我们要努力深入的方向。只有在这些不足之处取得突破,才能对资本形成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并对中国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提供科学的参考和指导。
注释:
①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②霍利斯•钱纳里、阿兰•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J]•美国经济评论,1966,(9):679-733•
③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0•
⑤莱昂内尔•W•麦肯齐•资本积累的大道[J]•美国经济评论,1998,(5)•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纳克斯•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M]•台湾:台湾银行研究室,1967•
[3]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索洛•经济成长理论[M]•台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
[5]丹尼森•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说明[M]•布鲁金斯学会,1974•
[6]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