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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篇2
一、提升自我诵读水平
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中承担着掌控全局的重任，他于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每位学生，所以，开展诵读教学，教师朗诵的功力也必须深厚，这样才能对学生进行有益性帮助。诵读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艺术，如果语文教师在诵读方面工夫了得，可以对学生进行点拨，使学生在诵读过程中对课文节奏、语气、感情等方面的把握准确到位，他们的诵读水平就会取得飞速的进步。这不仅会使学生喜欢上语文课堂中的诵读环节，他们在课下也可以随时随地展开诵读活动，阅读各种各样的经典美文，对于学生语感的培养、人文素养的提升都颇有益处。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上饱含感情的示范性朗诵，在加深学生对课文理解的同时，也会使整个语文课堂更加富有魅力，能够紧紧抓住学生
的心。
二、分类诵读经典篇目
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篇目各种各样，有抒情性的散文、有古朴典雅的文言文、有短小精悍的古典诗词、也有哲理性的小故事等，每一类文章的诵读要求都各不相同。语文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应该对各类文章的诵读方法进行统一的示范、指导。例如，对于《天净沙・秋思》这样的小令，就应该读出秋风萧瑟的意境中，天涯游子内心的那种愁肠与落寞；对于《蒹葭》这样的爱情诗文，就应该读出追求者对心爱女子求而不得之后内心的辗转反侧、上下求索；对于《背影》这样感情深沉的亲情类文章，就应该读出儿子对父亲所持态度的细微转变。每一单元的文章基本都是同一类型的，所以，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对该类文体具体的诵读方法统一指导。
三、有效利用辅助手段
现代科技的进步，也为语文课堂的高效与有趣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多媒体教学已渐渐成为语文课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动的画面、旋律优美的音乐、翔实的写作背景，这些都丰富了语文教学课堂。朗诵教学也在逐渐享受着这些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在《背影》诵读中，深沉的配乐可以使作者的感情得到读者的回应，这时一位技艺高超的朗诵者或许会使学生被深沉的父爱感动得泪流满面，那么这节语文课的三维目标之一的情感方面的要求也就顺理成章地达到了。多媒体教学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优势是，语文教师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名家诵读的段落，给学生作示范性的诵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师诵读水平不高的缺憾，毕竟教师不是科班出身，无法与名家相媲美。在初中语文课堂上对辅助手段的有效利用，对于学生诵读水平的提高益处多多。
篇3
营造轻松的小学语文课堂氛围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课堂焕发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语文教师应该摒弃老旧的传统观念，积极营造一个宽容而又轻松的课堂氛围，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能够对语文课堂以及教学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轻松愉快而又民主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才能专心地研究问题，进而启迪思想。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法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
一、宽松和谐的激趣法
小学语文课堂需要体现人文性的特征，教师与学生平等应该是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的重点之一，只有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师生才能形成互动，学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才能轻松愉快地接受相关的语文知识，以最佳的状态来学习语文知识。宽松和谐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环境能使课堂魅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使教师与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
在宽松的课堂环境下，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被充分开发出来，语文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的魅力也在于此。同样一个问题，不同学生得出的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创造力的表现，也是小学语文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教师应该建立新型的民主交流型的师生关系，在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下，给学生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
二、赞扬欣赏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面发现自我进步而对于自我有一个充分的肯定。一些学习努力而又积极上进的孩子都是教师“夸”出来的，赞赏虽然不用花费精力，但是却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赞扬以及同学们的鼓励都可以激励学生，使学生逐步走向成功。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采用多种表扬方式来赞赏学生“你说得真不错”“你的想法真好”――赞许的口吻，或者采用比较亲切的动作来赞赏学生――拍拍肩膀，微微一笑等，这些都能使小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赞扬的魅力，体会成功的喜悦，也能使语文教学的乐趣得到有效的提升。教师可以用赞赏使学生取得很大的进步，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创造的热情，对于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以及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认真倾听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认真地倾听学生有三大好处。首先，教师通过倾听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使教师可以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其次，教师通过聆听还可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使自己的素养得到一定的提升；最后，教师通过认真倾听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喜欢上“说”，在“说”的过程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加自信，将语文课堂发展成自身的舞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保持热情，呈现语文课堂无穷无尽的魅力。
四、平等评学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面，教师可以将学生互评与自评的权力交还给他们，使学生的自主意识被充分激发出来，使其感受平等、和谐与信赖的自有氛围。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抄写、背诵等客观作业交给学生自检互评，让学生在互相评改与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被老师信任的快乐，并且还可以体会到当教师的辛苦，使学生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复习学习到知识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五、教师魅力激趣法
实施素质教育比较重要的前提是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教师素养的高低对于课堂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学生的注意力以及审美情趣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语文教师想要将学生带入美妙的文学殿堂，一方面需要用语文知识的深刻内涵感染学生，另一个方面还需要用自己的魅力使学生受到熏陶。语文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妙语连珠，使学生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课堂上来，就会使教学目的得以有效实现。具体而言，教师授课需要十分准确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绘声绘色地将知识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使小学生能够喜欢上语文这门课程，从而学习到有用的知识点。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应该积极努力地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想法，信任学生、赞赏学生，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来，用平等、民主的态度真诚地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感悟文字的魅力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小学生真正爱上语文这门课程，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打下良好的语文学习基础，使语文课堂散发应有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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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写要贯彻国家课程改革的精神，充分体现基础性、人文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选择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尤其对散文作品提出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和系统，在编排体例上以文体为经，以主题为纬，分别编排成游记单元、传记单元、书信单元、赋与骈文单元、论说文单元，同时每个单元也包括了单元导语、课文阅读、学习链接和表达交流活动。在内容上比苏教版更丰富、更厚重，在编排上与语文版以作者为单元相比在文体上更清晰、更明确。这是广东省在教材编排上较为成功的一点。但我们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教材改革的弊端，因此提出教学内容的二次整合和重构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教材虽新，但是教材处理上的观念依旧老套，穿新鞋走老路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实际情况：一线教师并未真正参与到教材编写过程中来。这就难免使一线教师沿袭了以往语文教学中“教教材”的习惯。事实上，许多老师在新课程的教学中，还是停留在生吞教材意图、半解教学实施意见、机械处理教材内容的层面。备课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教参上的教学目标。其实，教材意图不能代替教学意图，这样机械重构教材、处理教学内容的过程是被动的，教师的自我话语权是缺试的，等同于用教材给自己的教学画了个圆圈。
二、教材使用过程中，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
虽说是选修系列，但教材的选择是既定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时已经丧失了自和主动权，学校规定选择文学类还是实用类，我就学哪一类。同时，在升学率的压力下，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时，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这一点在所有选修系列中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通病。
三、在典范性和标新立异上，新教材有其片面性
新课标明确提出选文要具有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在选读唐宋散文时，其历史意思就是希望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其现实意义就是借古喻今，满足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因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无论哪部作品，只要被选入语文教材作为范文来供学生学习，就必然承载文化传播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这是选文的根本所在，而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课文选择上与其他各版本显示了标新立异之处，在选文的典型性上有所欠缺，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不如《钴a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其语言和句式更丰富、更传神。又如：在论说文单元中，编者选择了苏洵的《心术》，而把《六国论》放在了练习中，我想倒过来可能更好，毕竟《六国论》比《心术》更经典。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改革后的新教材也并不是一把“尚方宝剑”，在新课改中，一线教师确实需要在教学中依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及学生的当下语文水平，跳出教材的局囿，有所选择和创新地重构教学内容，使自我的语文教学尽可能最优化。
（一）调整教学顺序，整合教学内容。
教材在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但是这样的既定顺序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最优化地组合教材。
（二）形成创新意识，大胆取舍文本。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有种误区：认为教材中的课文就等于定稿，不管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都按照大纲一五一十地落实知识点，细细地讲解每一段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在某次考试中，如果出到与课文有关的题目时，学生可以不失分。而这样处理教材的结果，往往是将教材弄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教材仅仅是一个引子，教学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因此对于文本要敢于取舍。在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中，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采取基本阅读篇目基本精讲，扩展阅读有选择性的略讲的策略，大胆舍弃了扩展阅读中曾巩《道山亭记》、张九龄《荔枝赋并序》两篇课文；选择重点讲解苏洵《六国论》而淡化《心术》；对韩愈《〈张中丞传〉后续》这一稍微简单的篇目采取学生自读、教师答疑的方式，从而达到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三）挖掘教材中易忽视的内容，丰富教学内容。
一本成熟的教材所传达的信息是丰富而多元的，有很多独特的部分可以用于辅助教学。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式从学生的不同认知角度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是一个趋势。当前，文本、图片、音频材料层出不穷，而教师却忽视了教材中本身可以利用的材料，比如，在第三点中提到的单元导语、点击链接、表达交流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很容易被教师忽视：①课前的鉴赏提示，它从写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对文章进行凝练的概括，是学生预习课文的好帮手；②基本阅读课后的资料信息，这也是可以被教师充分利用的有利阵地。如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资料信息中引用了“景气既和畅，故园殊可依。远山映清月，曲水涵沦漪。寒犬吠如豹，村舂闻自机。因思囊昔友，携手同赋诗”，这几句话无疑是对景物和感情的有力概括，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统筹全篇；③课后习题，传统课程中，教师喜欢按照讲课文在讲题的顺序进行，但笔者认为我们对教材课后习题的处理方式也应是多元的，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激活一堂课的教学。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第一题谈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来探讨交流；④教材中的注释，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编者对很多诗句都注明了出处，这些出处包括诗句和典故，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利用这些注解，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相关作文素材，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王土荣.试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J］.语文月刊，2009，（03）.
篇5
《唐宋词简释》选目精当。唐先生曾编纂《全宋词》《全金元词》，集宋金元三代词作之大成。在饱读二万余首唐宋词的基础上，披沙拣金，选唐五代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荟萃精华，兼收众美。藉此一书，即可了解唐宋词史上不同风格流派的名篇佳什。
《唐宋词简释》解析精辟。与一般注释音义、阐明词意的选本不同，此书专讲词的章法结构、表现技巧。唐先生不仅精于词学研究，也长于词的创作。他早年曾覃思精研词的创作技巧，写有长篇论文《论词之作法》，论述词的字法、句法、章法，对足以传神的虚字、妙在含蓄的代字、善于描摹的叠字、关乎音响的去声字和单句、对句、叠句、领句等句法以及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的艺术效果，结合实例，做了精到的分析。既有丰富的词作经验，又深入钻研词法词艺，故《唐宋词简释》分析词的章法结构和表现技巧就驾轻就熟、切中肯綮。读罢此书，即可明了词中直起句、开合句、重叠句、问答句、转折句、层深句等句法之奥妙，词人叙事、绘景、言情、写人之种种技巧，词作上浓下淡、上盛下衰、上闻下见、上昼下夜、上景下情、上实下虚、上昔下今等章法结构。词的审美层次、词的艺术奥秘，一经唐先生揭示，都豁然明朗。
篇6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篇7
刘义庆，字季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他生活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享年四十二岁。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出入经史百子，喜好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十卷、《幽明录》二十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集林》二百卷、《宣验记》十三卷等。[1]
其中，《世说新语》与《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说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也因其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研究，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笔记小说上，对《幽明录》一书研究甚少。我们也只能在研究志怪类小说的论文中看到它的影子。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等，虽不是小说，但从题材、思想内容上看，都对后来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继承了神话传说的传统，并受到了诸子史传的影响。这些志怪小说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逸闻趣事，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一则则故事展现了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面貌、思想状况、民风民情以及人们的，对我们今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或社会风潮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却又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变革时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多元。在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佛教也日益兴盛，佛教大量翻译经文，并广泛流行，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儒家学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古代小说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及《古小说钩沉》等成果问世，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古代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不仅对魏晋小说辑佚有着特殊的贡献，也开了研究小说史的先河。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填补了魏晋小说研究的空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古代小说的著作越来越多，人们也渐渐重视起来。这段时期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建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林辰先生的《神怪小说史》，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吴志达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及《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等。近年来，小说理论史、论文集方面的著述也是百花齐放，如方正耀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刘上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龚鹏程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陈平原先生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等等。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逐步重视起来，论文著作日益兴旺。齐裕琨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了六个时期，分别为远古至先秦两汉的准备期、魏晋至唐的成熟期、宋元转化期、明代的繁荣期、清初至清中叶的高峰期和中日后的演进期。王增斌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里把文言小说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先秦至西汉初的准小说时期、西汉武帝至南本朝的雏形期、隋唐五代的黄金期、宋至元的文言小说盛转衰时期和明清再次振兴发展期。《幽明录》正是文言小说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作品。
目前，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幽明录》或许就是一个书名，对其内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探讨它的文学价值了。虽然有的学者，如侯忠义先生、李建国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幽明录》评价颇高，但都比较简略，只是大概介绍它的思想内容，列举一两篇优秀作品略作分析，都没有深入论述。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80-2010年关键词为“幽明录”的论文仅十篇，其中六篇主要涉及古代汉语领域，如邓志强的《〈幽明录〉复音词构词方式举隅》、刘亚科《〈幽明录〉兼语句研究》等。不多的几篇则简略分析了《幽明录》的成书与婚恋题材。在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也只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从2010-2012年研究《幽明录》的论文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原来十篇的基础上新增了十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亦增加了三篇。研究《幽明录》的博士论文尚付阙如，国外亦无研究。以《幽明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曾美海、杨娴《〈幽明录〉的志怪体式及其文学价值》一文中认为《幽明录》内容丰富，兼备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谈佛论道体等志怪体式，并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有的作品透露出“有意为小说”的意图。李立文《魏晋南北朝佛教小说的范型——以〈幽明录〉为例》认为《幽明录》的成书主要在于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是一部能够满足人们好奇心的搜奇记逸的作品。刘亚科《〈幽明录〉中的女性形象》、王天婵《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主要通过作品分析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探讨魏晋时代女性生存现状。刘赛《盛弘之〈荆州记〉与〈幽明录〉成书关系之考察》提出《荆州记》与《幽明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盛弘之所撰《荆州记》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幽明录》采用的。同时也可看出六朝时期盛行的地理书与志怪小说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孟庆阳《〈幽明录〉中的婚恋题材小说》一文则用人神相恋、人人相恋、人妖相恋三种类型的题材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各有不同，故而小说的结局也有不同。同时还进一步分析此类题材小说对后来的爱情小说、杂剧戏曲创作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论文看，学术界对于《幽明录》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对它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总体概括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文本的内容研究及艺术研究还有待深入。
前人之所以对《幽明录》的了解和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这部书佚失情况比较严重。考《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2]《旧唐书》卷六经籍志的乙部史录杂传类载“《幽明录》三十卷，刘义庆撰”[3]。《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小说家类，称“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4]。《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五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5]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云：“《幽明录》二十卷。”[6]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载明代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卷九书后题跋有“《幽明录》二十卷”。同时在清代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子部民国本云：“幽明录一卷，宋彭城王刘义庆撰，琳琅祕室本。”清代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士礼居业书景明抄本载：“幽明录一本刘义庆旧抄四钱”。根据南宋洪迈撰《夷坚志》卷三《夷坚三志辛序》中有“《幽明录》今无传于世”[7]的记录，及同时代郑樵在《通志》中的记录，可推测笔记小说《幽明录》应该是失传于南宋初年。后唐宋类书如《法苑珠林》《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辑录佚文较多，后人也不断搜索整理。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以前人辑本为基础，辑录二百六十五则，是现有的较完备的本子。“鲁迅先生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提《世说》’，所以把类书引《世说》而《世说》不载的志怪故事也辑入《幽明录》。”[8]近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郑晚晴辑注本是在鲁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十一则故事放在附录中。这种做法亦是效仿鲁迅，把唐宋类书中引《世说》，而《世说》未载的志怪作品增加在《幽明录》中作为补充。比如说《陈庄》《郑子产》《曹爽》《王东亭》等故事，都是辑录于《太平御览》，都是《太平御览》引《世说》的志怪故事，而今《世说》无此文。这样就使《幽明录》这部志怪小说更为完备，郑辑本共辑录笔记小说二百八十四则，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致都是以郑辑本为依据进行研究的。
（本文为校级重点课题，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课题编号：ASA12-16。）
注释：
[1][6][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0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5页。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0页。
[5][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7][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三志辛（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5页。
[8][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篇8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覆事情矣”，并没有给予像魏晋“论”文那样高的评语，也没有介绍魏时期的奏。在论述时，对汉朝的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不仅褒奖魏晋之诗，还对其他时期的诗有所赞扬。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做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
“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羽，未尝习艺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讲到了“数典之文”、“ 习艺之文”。数典之文包括“官制”、“仪注”、“ 刑法”、“ 乐律”、“ 书目”。 “习艺之文”包括“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等五类，所列书籍也并非只有魏晋时期。并且章先生认为这些典籍“文都佳绝”。
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分析，在分析时，章先生只是说出每个文体的特点，然后举例说明，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文体中那个时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晋之文的论述。
三、 文之气
章先生有从整体上论述魏晋文风格的论述，但是也兼顾其他时期的不同风格，并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有这样的论述：
“自陆机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崇贾谊、太史公，把晋人的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明人称‘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能说是汉代文学好，或是晋代文学好，因为“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
在《国学演讲录》中，章先生认为“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章先生先以“气骨”、“气”来分析历代文章。他认为“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他赞赏《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国势与风俗，每个时期的国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气也不同。章先生认为汉文的浩汗之气和汉朝的国势、风俗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国学概论》一样，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也没有提出是“刚”好还是“柔”好，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传统“刚柔相济”思想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思考。不过，章先生没有明确表态，我们也就不能断章取义，认为章先生推崇魏晋南朝的“柔”，而舍弃周秦两汉的“刚”。
结语：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理解，应该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对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论述也会不同。章先生虽然推崇魏晋的“论”，但并不是爱屋及乌，由此推崇魏晋的全部文体，忽视其他时期的文体。（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4月，第69页。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10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页。
④ 董国炎，《章太炎文学观考辨二题》，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礼，《论章太失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绍虞主编，《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篇9
一、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概述
关于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多，如小田义久（1965年），游佐N（1981年），金文京（2000年）等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信仰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金冈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东京评论社1972年）等虽不是有关敦煌社会信仰的专著，但其论述中偶有涉及者对后人亦多有启发。对社会信仰问题，欧美诸学者的研究也很有见地，如英国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年），以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例，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做了比较客观的考察；美国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1999年），以中国的鬼节为研究对象，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南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间的具有极其广泛性的宗教性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信仰的丰富性；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1999年），以民众对神o的选择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2006年），重审了“大众宗教”的概念，其所选论文分别就“晚期中国”大众宗教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也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国内关于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成果颇丰，但其所涉及多为，特别是以佛教信仰居多。李正宇（2001年）、颜廷亮（2000年）、张先堂（2001年）、杨秀清（2003年）等诸位先生对敦煌的“世俗佛教”做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其他学者虽无专文论述，但文中偶有涉及者亦不乏卓识高论。如卢向前（1992年）对民间神o的精辟论述，谭蝉雪（1993年）对民间祈赛对象及其祭品的研究，高国藩（1999年）以敦煌民俗为主要内容对当时敦煌民间信仰的探讨，段小强（2001年）对敦煌地区祖先崇拜仪式的探讨等。刘永明（2005年）重点探讨了敦煌世俗信众中的佛、道融合问题；余欣（2006年）从社会生活层面，探讨了唐宋之际民众的信仰世界；党燕妮（2009年）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流行的各种佛教信仰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察，进而考察了其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另外，黄正建（2001年）、郑炳林（2004年）、金身佳（2007年）、陈于柱（2007年）、王晶波（2010年）等学人分别从占卜、梦书、风水、算命及看相等视角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当时诸宗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社会的信仰问题，这为探讨当敦煌社会信仰研究开出了一条重要的学术思路。
二、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特征
敦煌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特点；一是敦煌地区唐宋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一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价值观念、心理特征、行为方式的特点。而判断一个地区的文化主流，主要依据是考察这一地区支撑社会生活中信仰与价值取向的知识与思想，以及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中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
敦煌社会信仰是一种世俗信仰、混融信仰，各种信仰共纳融合，佛教信仰（如弥勒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信仰、药师信仰、维摩诘信仰等）、道教斋蘸与法术、山神川原（金鞍山神、张女郎神、玉女娘子等）及官方神主（社稷、风伯、雨师）等领域。尤其是发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848-1036），佛教信仰几乎成为了敦煌人“一般的知识与信仰”的主体部分，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渗透到敦煌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意识、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些信仰广泛地影响着当时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敦煌社会信仰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其核心信念是因果报应和功德思想。敦煌社会信仰不需要高深理论的指导，而是以简单、直观、实用的原则为基础。敦煌社会信仰渗透于敦煌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并表现出类型化或模型化的特征。敦煌社会信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实用技术，既给人以精神上的信念、又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则上升为与主流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相一致的大众文化，担负起传播知识和教育大众的职能，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化相比，在敦煌文化区中，后者对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三、敦煌社会信仰观念的传播途径
敦煌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规则、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及生活经验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演戏、说书等，常常把最通俗、最简单化的思想与信仰观念传达给大众。各种日常法事活动、民俗化的宗教节庆及传统仪式的暗示，如诵经、说法、礼忏、祭祀、婚丧仪式等；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大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障车”、“下婿”、“去扇诗”等婚姻礼俗，是如何被写入当地士大夫家族亦行用的《今时礼书本》和《下女夫词》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事实。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可以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世俗信众的各种功德活动对民众的影响，如写经、开窟、燃灯、布施等。各类启蒙读物及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如蒙书、俗文学、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书仪、类书、具注历等。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普及性教育中直接或间接地指示，如私学、寺学、父母与亲友的教导及对经典的世俗化演绎等。
四、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观念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侧面、每个层次，其所构建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平行的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时民众的衣食起居、社会生活乃至精神与思想。信仰观念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其传播途径的宣传，使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日常生活的规则，如禁忌与行为规则、卜兆与人生轨迹的选择、行祭施禳等。
2、社会生活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如社交心得、为人处事的原则、社会生活的经验等。
3、基本的道德构成与伦理秩序，如基本的礼仪知识、孝养思想等。
4、关于人生幸福的思想，如个人、家庭、家族的平安、丰衣足食乃至兴旺发达、子孙繁衍等传统观念。
5、关于免祸消灾、解难除厄、追求福报的思想。
敦煌社会信仰是全社会的和全体民众的创造，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造，敦煌社会信仰与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民众密切相关，它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型的。敦煌社会信仰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在空间上具有扩布性；在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主流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以上大致回顾了有关社会信仰及敦煌信仰的研究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进行了粗略地列举和简评，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敦煌佛教信仰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当时社会大众普遍信仰并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以及这些知识和思想是如何影响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等问题至今仍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因此，“敦煌研究必须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全景式考察，探讨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知识与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敦煌社会信仰类文献
（1）金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M].东京：评论社，1972.
（2）游佐N.敦煌文献ょり见た唐五代にぉける民间信仰の一侧面[J].东方宗教，1981，（57）.
（3）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4）颜廷亮.敦煌文化[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5）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1.
（6）李正宇.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J].//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368.
（7）杨秀清.唐宋敦煌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以知识与思想为中心[J].//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M].巴楚书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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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诗学”的形成轨迹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对于隋唐五代一段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绍虞先生名之曰“复古期”④，张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张少康、刘三富先生则名之曰“深入扩展期”⑥。言其“复古”，则以唐人诗学殊乏创新；谓之“中衰”，则以其略无起色；“深入扩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实有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作品要“写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转移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当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也并非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简略勾勒一下这个转变的轨迹。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文学的自觉程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我看来，文学是一个多面体，无论认识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认为说《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⑦，能说这是对文学 (以《诗》为代表)的特性无所自觉吗？《汉书·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这表明自刘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认识到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视的赋，应该具备“恻隐古诗之义”；至于歌诗的意义，也主要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一句话，他们重视的还是“写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因为他所自觉到的文学，是其文学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诗赋欲丽”的“欲”，假如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中的两“宜”一“尚”联系起来，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种外在规范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唐人“规范诗学”的源头不妨追溯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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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52-02
收稿日期：2012-04-01
一、引论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电子文献目录都是按文献物质形态或学科基本门类编排的，由于分类方式相对简单，每个类别下的文献数量数以千万计，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不可能逐条查看并从中选取，因而用户在检索文献时主要采用关键词搜索或主题词索引功能。
关键词搜索具有多检索途径的优点，而且对读者来说具有更强的适应性[1]。但由于同、近义词、上、下位词等语言现象的客观存在，容易发生遗漏或误中。例如某用户想要检索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献，如果他仅使用“文学+地理”作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将达不到要求。首先，关于“诗歌与地理”“词与地理”“文学与气候”等方面的论文很有可能被遗漏，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被检索词的下位词，普通的检索程序无法判断它们的关系，这些文献将被排除在检索范围之外；其次，“天文学与地理”“水文学与地理”等与检索目的无关的论文可能也会被命中，掺杂在检索结果中成为冗余。虽然采用预处理技术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但这类语言现象难于穷举。
我国索引学的研究事业从1991年起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到了2005年以后开始平稳发展，可以认为索引学目前处于大发展与稳定发展的过渡期[2]。前人提出要规范化主题词，并确定一种或二种索引形式作为推广或希望采用的形式[3]。囿于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瓶颈，主题词的选定与核对需要专业人士手工进行，机器只充当辅助角色。而且确定了主题词集合之后还要将文献逐一著录，其前期工作与关键词搜索相比显著增加。经整理后，文献的后续利用非常方便，检索时数据漏检和数据误中问题都能得到较好解决。我国现行的主题词索引主要分为汉语拼音字顺型和分类—主题词型两种[4]。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版）在中图分类法的基础上将主题词排列成树状结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由于人力、时间所限，枝叶未足够细化。该表目前主要被应用于出版社或图书馆的书目管理中，而对海量的论文文献却很少使用。原因有二： 1.在线数据库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著录模式，一般都是按照学科类别、发表时间、出版社、期刊等进行著录，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其领域内又非强制实施，因而缺乏主动向其靠拢的向心力；2.客观地说，该主题词表的编制目的也主要是面向图书管理的，从一开始就就对论文类的文献缺乏足够的考虑，这也使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书目管理。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主题词索引能在现有的在线数据库中得到应用，而且认为其分类层次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细化和深化。
二、文献的著录形式
文献著录大体分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文献的物理组织形式为基本参考，可以称为“物理目录”或“载体目录”；第二种是以文献所涉及的内容为基本参考，称之为“内容目录”。
（一）载体目录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及某段文字的出处，通常的表达是“出自某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或“某本书第几章第几节”，如果更具体一点，这里的“某本书”还要细化为“某出版社哪一年出版的哪本书（书名）”或“××杂志哪一年第几期”。对文献的这一类信息进行著录，就是本文提到的载体目录。采用它可以方便地找到某段文字、某篇文章、乃至某本书的物质载体。
（二）内容目录
这是从古到今一直在发展，尚具有长足发展可能的目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总结。
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以文献涉及内容为划分依据的目录。该目录将天下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类别，为后世的目录编纂工作立了很好的榜样。此后出现的各种史志目录和类书，可以看成是我国目录编纂工作朝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前者以书籍作为基本著录单元，而后者以文辞作为基本著录单元。类书中使用的范畴划分方法，甚至可以看成是主题词索引的鼻祖。传统图书馆书目的基本著录单元为书籍和期刊发行本，对书籍内部，尤其是期刊内部分属不同领域和主题的单篇论文缺乏专门的目录整理，目前这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在线数据库代工。如果要对单篇的论文进行编目工作，一种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势在必行。而且基于维护的便捷性、修订的时效性考虑，最佳选择是采用电子版，并首先将其应用到各大在线数据库中。
三、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设想
本文提出的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网状范畴索引可以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实施：范畴构建和目录指派。
1.范畴建构：根据目前的人类知识体系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建立按层次划分的范畴体系；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观察角度，允许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前文提到的分类—主题词索引已经初步形成范畴体系，但其层次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例如研究单个文学家族的论文，除了按其研究对象所经历的朝代进行分类以外，还可以继续按地理位置和宗族世系详细划分为：六朝-陈郡-阳夏-谢氏-谢混/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明代-江苏-苏州-皇甫氏-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以这种方式划分之后，知识体系能够更加清晰、明朗。
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的范畴体系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研究苏轼的单篇标记到“苏轼”这一范畴之下，它和另一范畴体系（例如：文学家-宋代-苏轼）中的“苏轼”是等价的。这些范畴体系除了具有传统树状结构的优点以外，处于不同体系的某些范畴之间还存在等价关系，因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比单纯的树状结构更接近人类大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
2.目录指派：指为诸文献匹配相应的范畴类别。指派的过程，就是对某文献进行范畴标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由文献的管理者完成，也可以由文章作者完成，还可以由读者在文献使用过程中完成。
同一文献可以同时匹配到不同的范畴体系中。以《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一文为例，我们可以同时将它指派到“文学词学柳永词研究”“文学-词学-苏轼词研究”“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文学-文学演变-词的发展-唐宋词”等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中。此外，应以最小类、即深度为最深的范畴为匹配标准。以《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为例，在“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这一体系中，只需指派到“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这一深度。
四、网状范畴索引的优点
这一目录结构有以下几个优点：
1.对树状结构的主题词索引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并提出网状范畴体系，符合人类的知识结构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关键词搜索带来的漏检和误检问题，提高了检索的准确性。
2.同一文献可以分属多个类别，而且同一类别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畴体系中，这更符合文献的自然属性。虽然每一种文献都有它独特的写作目的和研究对象，但当它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时，就显示出了多面性。传统的图书编目工作中，跨学科的著作难以归类，传统的解决方法往往是将该文献著录多次，这样虽然解决了检索的问题的，但却给文献数量的统计工作带来了不便。而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的著录工作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文献进行的，不需要增加文献的著录次数，只需要给相应的文献同时匹配多个范畴并标记之。
参考文献
[1] 黄萍莉，关键词索引与主题索引比较研究[J]，辞书研究，199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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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篇13
三曹――三国时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 他们的诗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
建安七子――汉末建安时期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和刘桢。 他们的文学作品语言刚健，情调慷慨，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竹林七贤――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 他们的作品多用比兴，借古讽今，愤世嫉俗。
浔阳三隐――东晋诗人陶渊明仕途坎坷，后归隐田园，人们把和他同一时期隐居不仕的文人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
竟陵八友――南朝齐代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陆和萧衍。 他们的诗作注重声律，意境新颖，俊逸雅洁。
初唐四杰――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他们的诗意境高远，突破了宫体诗的束缚。
李杜――既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的并称，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的并称。 后者也被称为“小李杜”。 此外，也有人将东汉的李固、杜乔或同时期的李膺、杜密并称为“李杜”。
唐宋家――唐宋两代八个散文代表作家，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他们的散文在继承秦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苏门六君子――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和李。 他们都出自苏轼门下，曾受苏轼的奖励和提携，在文学上各有成就。 其中前四人也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永嘉四灵――南宋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 四人都是永嘉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故有此称。
元曲四大家――元朝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他们的杂剧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卓越的成就。
前七子――明代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 他们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了严重的拟古风气。
后七子――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他们继承“前七子”的拟古主张，声势很盛。
南洪北孔――清代两位杰出的戏曲家洪升和孔尚任。 洪升是浙江人，孔尚任是山东人，两人的生活年代大致相同，故有此称。
“忐忑”的由来
“忐忑”一词，大家都不陌生，用来形容心神不定，最常用的词是“忐忑不安”。 这个词的写法，让人很容易就能望文生义。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词源自古希腊神话：腓尼基国王Tantalos是宙斯神的儿子，因泄露天机且又得罪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而被其父罚站于齐下巴深的水里，头顶悬有结满果实的树枝。 但当他口渴想喝水时，一低头，水便退去；当他饥饿想吃果实时，一抬头，树枝就会上升。 Tantalos就这样承受着充满诱惑却又不能得到的心理煎熬。
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心理感受称作“Tantalos”。 这个词连同神话故事，约于公元前1世纪进入古拉丁语，写作“Tantalus”。 其词根Tanta也先后进入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大约在公元5世纪，辗转进入古汉语。 古人就根据Tanta的意思结合汉语的特点，创造出了“忐忑”一词，同时赋予它近似“Tanta”的读音。
孔雀东南飞
何不言西北
1935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主考官向陆侃如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何不言西北？”陆侃如应声答道：“西北有高楼。”如此回答，可称绝妙。
作为艺术描写，无论“东南”还是“西北”，本都不是实指。 而既然有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出自《古诗十九首》），那么孔雀自然只能“东南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