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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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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员工，利用其技术优势或销售网络，出来创办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价值链互补的业务，产生衍生企业，形成产业在空间地理区位上的集聚。李永刚把企业的衍生分为裂变衍生、孵化衍生、分蘖衍生。裂变衍生是企业管理者或经营技术骨干从现企业辞职脱逸出来，利用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信息知识和管理才能独立创办与原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与母体企业保持生产环节配套、技术上互补、市场空间交叉、利益上兼容或归属的企业。分蘖衍生多发生于多个成员共同创办的企业，随着共同创业者经验的丰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经营理念与目标的不同，成员商议从原企业分出一个或多个新企业，它是一种寻求新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适应多个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一种制度创新。新企业无论是通过裂变、孵化还是分蘖衍生，前提都是潜在企业家的存在，而这些企业的衍生恰恰是潜在企业家向现实企业家的衍生过程。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来源于他的创业动机，而创业动机又取决于创业意识、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创业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创业的敏感性和对风险的态度，潜在企业家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越能增加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潜在企业家更具有创业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业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潜在企业家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收入之外，还关注创办企业带来的权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会效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潜在企业家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集群内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信息，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关联企业和机构可以高效和低费用向其提供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部件、经营诀窍等必要的投入资源，潜在企业家利用其“结构洞”优势，获取网络内各种资源、整合信息来成立新的企业。
此外，除了集群企业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产业集群的产业环境容易产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内的经营者容易获得企业分散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创新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经营者在较低风险、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以及较高的预期收益等激励下，成为创新企业家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区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正是在集群环境下，由原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引发企业的衍生和更多企业家的产生。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业家。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李新春）。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其创新行为的示范效应、网络效应、衍生效应推动集群的演进，但要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除了带来正的效应之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引发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包括产业定位的同质性、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经营方式的同质性等。由于集群内部企业家行为的“效仿性”、基于“裂变”的新企业产生方式及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同构，尤其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技术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导致企业之间的过渡竞争，甚至影响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集群环境下，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给企业家创新带来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良好集群环境。在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应对集群实施积极的引导和调控，并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1）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倾斜、税收和信贷优惠、技术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内外企业家进行创业；（2）政府可以通过创建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有机结合，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强与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吸引创新人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交流与协作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此外，政府应该为集群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有效措施和机制，为集群内各主体间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完善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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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70%—80%。从整体来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仍属于“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表现为：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大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很多成果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农民科技素质总体不高，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普及不普遍；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偏低，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根本消除。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推动农业发展。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全力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加快金融业立法，确保农村金融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并稳步推进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并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的发展，合理分工，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农村金融体系；要以商业化为要求，努力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探索支农的新方法、新途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努力促进资金回流；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全农村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科技进步
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工作。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另外，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技能。
4.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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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伴而生，它是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在不断分化，农村土地在不断减少，传统的家庭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也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现实迫切地需要农业组织形式领域的创新与变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将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中心任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家庭经营，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二是合作经营，包括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经营，包括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不同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种养业生产环节比较适宜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种养专业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户；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环节则比较适合采用合作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农民合作社和其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产品加工、物流环节更适合采取公司制经营，重点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学》应该进一步规范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概念和标准，为实践发展指明方向。随着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会成为专业户、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之外的又一重要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将逐步由政府推动型向农民自发组织转变。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路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国外的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更多地应该依靠国内的实践及创新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学》应该用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进行具体的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及成功的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基本理论和原则的介绍。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的农业经营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迅速兴起，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为人才培育的当务之急，各农业院校应该重点面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农机手和植保员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置专门的学科，以满足培养熟悉农村、农业的专业化人才的要求。农业职业经理人将会是未来农村及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对农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技术革新、农业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掌握，为农业生产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提供有效及时的服务，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农产品市场发展及价格系形成机制的新动向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逐渐与世界接轨，国家干预将逐渐让位于市场供求决定。农产品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形成，而农产品的定价权问题又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核心，谁掌握了定价权，谁就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农产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并受到供求的影响，但是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国际农产品的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农产品的定价权除了受到一国农产品生产或消费占该种农产品的世界生产或消费总量的份额的影响，还与该国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影响有关，一国生产或消费的市场占有率并不完全与其对该种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相匹配。《农业经济学》应该通过世界主要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分布与地位来深入分析国际主要的农产品定价权的归属。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地位与争取更大定价权益的发展方向。在农产品运销方面，《农业经济学》应该重点分析过路费、运销渠道的长短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具体的数据说明过路费等交易成本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并从具体案例出发深入剖析运销渠道造成售价与生产成本脱节的原因。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产品市场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我国食品安全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2013年成立了专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一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究竟能多大程度改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待检验。《农业经济学》应该从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微观行为主体的行为，为完善宏观管理找到突破口。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市场是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粮食安全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丰富的内涵，耕地的保护、农业的种植结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问题是影响粮食市场的重要问题，《农业经济学》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四、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显著提高，随着农业经营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比重下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土地的流转，部分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党的“十”和“十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随着农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与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服务性支出比重持续上升，累积性消费特征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居住改善和婚嫁支出，将汽车作为婚嫁品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制约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及其性质，但是消费环境对农民消费的制约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对农民的服务性支出制约作用明显。《农业经济学》应持续关注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是关系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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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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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论文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篇7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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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性原则
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理所当然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和总结，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体现，这也要求论文选题要紧紧围绕经济学科，体现经济学的专业性。对选题而言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专业领域内选择确定论文题目。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研究面宽的特点，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现选题偏离专业领域的情况，因此在选题时更要找准经济学的切入角度，保证选题与专业的相关度。二是要体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有一套以数量分析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实证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如果能在选题中有所体现，更能反映经济学专业的特点。
3．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是指毕业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切合实际，具备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说，首先，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专业所长等主观条件的角度判断学生是否可以驾驭选题。譬如，当一个不擅长经济计量分析的学生面对一个计量分析的选题时，一定会因难度过大而感到难以胜任，这显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则。其次，必须从选题本身的工作量、理论难度和深度、指导教师水平、图书资料查询条件、论文完成的时限要求等方面评估完成选题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以资料的可获取性为例，经济数据中省、市级以下的数据一般很难获取，往往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而且调研工作量极大，本科学生往往很难独立完成，缺乏数据的情况下，选题再好也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二、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选题确定过于随意
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开题以前老师实际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学生自主选题，没有给予相应的交流、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第七、八学期正是学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阶段，很多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应聘、工作实习和备考方面，无暇顾及毕业论文;还有一部分学生自认为学业已成，将来从事的工作与论文研究的内容无关，抱有走过场的心态。凡此种种，对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花功夫搜集资料并斟酌选题，临近开题时往往随便选一个题目应付了事。在开题答辩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学生信口说出一个选题，却对该选题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当老师指出其选题存在问题时，学生会立即将选题更换成另外一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选题的过于随意增大了题目的不确定和变动性，最终会累及论文质量。
2．偏好大选题，涉及面过于宏观
较之其他专业，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过大、过泛的现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与学科特点相关，经济学研究分为宏观、微观部分，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中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变动，涉及的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大”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中会强化这种“大”问题的心理暗示，选题时就会贪大求全，动辄冠以“中国”或“我国”的字样;二是学生往往担心选题太小没有东西可写，认为宏观选题题目大、外延广，写作时顺着每个外延发挥一下，就可以达到论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选择了过宽过大的题目。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试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等选题，这类选题本身包括了多维度和多层次，要求研究者对各个层次、各个维度的问题有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本科生的理论水平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知能力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过于宏观的选题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没有重点。
3．选题范围狭窄，题目相似度高
其实经济学涉及面广，又贴近社会生活，现实中有众多问题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应该说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的范围和题目应该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或者是因为指导老师连续几年给学生的题目缺少变化;或者是因为学生相同的专业背景使他们的学术思维、研究视野趋于一致;或者是因为学生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检索，趋同的选题手段使那些点击率高且参考文献多的选题容易中标，结果就是选题往往集中在几个话题上，题目“扎堆”且重复率高，很难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学位论文“一人一题”。比如人民币升值、期货市场、中小企业融资、贸易壁垒等都是近年学生热衷的选题，连续几年的毕业论文都可能出现相同的选题，甚至同一年同一个答辩小组中的题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仅有一两字之差。
4．缺乏经济学思维，选题偏离专业方向
目前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仍存在部分偏离经济学专业的选题，譬如“校园超市的营销分析”，这个题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营销专业的题目，基本看不出经济学的专业特色，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不合格选题。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园超市的垄断市场分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该选题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中的垄断市场理论分析校园超市，无疑凸显了经济学的专业特色。第一个题目之所以出现专业偏差，除了指导老师把关不严之外，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经济学教育除了传授经济学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体会和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形成关于社会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解释。但现实中有部分学生及至毕业也没培养起经济学思维，在选题时，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找不到经济学的切入视角，导致选题与专业相关度不高。
三、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建议
1．前置选题工作，夯实选题基础
针对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无暇顾及论文的情况，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毕业论文选题的时间安排适当前移。比如在学生一进入大四阶段，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级就让学生进入选题环节，提早确定指导老师，通过与指导老师交流沟通，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可以早一步确定论文大方向。再有意识地将课程设计、社会调查以及专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同时熟悉相关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展开文献检索和阅读，从中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随着对相关问题认识和了解的不断深入最终确定选题。前置选题工作的好处是给予论文选题环节充裕的时间保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斟酌并熟悉相关的知识领域，为提高选题质量打下扎实的基础。
2．强调毕业论文重要性，进行选题环节专项辅导
应以院、系或专业为单位，召开毕业论文动员会，宣讲毕业论文的作用、价值和要求。强调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学生总结、检验、深化所学专业知识的过程，更是训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工作或更深层次研究奠定基础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指导论文不仅是培养目标要求的职业责任，还是反映教师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一个向学生学习提高自己的机会。总之，只有师生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通力配合选出好的题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为学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专项辅导，教会学生如何选题。譬如，通过举办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选题原则;结合以往的论文题目说明选题如何找到经济学的视角，如何以小见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法的介绍。在多种选题方法当中，相对适合经济学本科学生、值得推荐的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是实践选题法。即在社会实践、经济调研和专业实习中，了解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向，通过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选题的依据。第二是查阅文献法。即确定感兴趣的领域，阅读该领域内权威的专业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那些该领域中尚未解决的课题或许就是选题方向。
3．强化选题阶段的导师作用，重视任务的落实与检查
针对指导老师在选题阶段作用缺位的情况，要强化导师的指导作用。指导老师要及早进入角色，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能坐等学生上门询问，而应主动了解学生的专业兴趣点，介绍获取与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渠道。向学生推荐综述性或经典的文献，帮助学生分析调查研究、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启发学生寻找经济分析的角度和需要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对选题可行性给出基本判断，避免选题的盲目性。针对学生不重视选题工作的情况，指导老师要通过布置给学生任务的落实与检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让学生就阅读的文献资料、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写出综述，专业实践中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写报告，以此督促、推动学生发现问题，找到自己的视角;还可以要求学生跟老师通过邮件或电话定期汇报，在和老师交流中也可能就会找到合适的选题。
篇10
1.课程教学要注重能力的培养。改革“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进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增加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2.制定硕士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高校要制定硕士生科研能力培养计划，为培养硕士生科研能力做一系列工作。一是给硕士生设立科研导师，硕士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与科研导师接触，协助科研导师做科研方面的工作，跟随科研导师感受课题申报、调研、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结题的整个科研过程。二是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系统讲解选题、写开题报告、查找资料、制作调查问卷、研究方法等。三是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参加三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自己选题、制定调查问卷、撰写调研报告。
（二）改进硕士毕业论文的管理。
1.加强指导教师的管理。应制定指导教师管理制度，包括硕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条件与职责、硕士毕业生分配办法、硕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价办法、奖惩办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明确哪些教师有资格指导硕士毕业论文，每位教师分配多少学生，对教师的指导质量进行评价并予以奖惩，以此促使教师提高指导质量。
2.建立硕士毕业论文各个工作环节的操作规程并实行全程监控。硕士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开题、指导与写作、提交与评阅、答辩与成绩评定、论文资料装订与归档等多个环节。首先，学校要对每个工作环节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使教师和毕业生明确如何去做。其次，建立硕士毕业论文全程监控制度，学校或学院对各个工作环节定期进行检查，督促教师切实负起指导责任。
3.改变论文写作和答辩时间。由于毕业生大四阶段尤其是第八学期事情很多，影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建议把毕业论文工作提前到大三放暑假前即第六学期期末，进行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将毕业生分配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大三暑假里，要求学生进行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沟通后确定论文的题目；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确定调查提纲或调查问卷，要求学生利用大三暑假的时间进行调研，为撰写毕业论文收集实际资料；大四开学后的一两周内，组织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工作；安排毕业生撰写论文初稿，年末前提交；元旦后以及放寒假的两个月时间，毕业生和指导教师闲暇时间较多，指导教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指导毕业生完成论文的修改；第八学期开学的一两周内，完成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
4.加大硕士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与审核力度。选题是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毕业论文的质量。首先，指导教师要加大对毕业生选题的指导，强调毕业论文选题要与所学专业挂钩，选题要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实习单位面临的突出问题，选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要选择纯理论研究的题目，选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选题宜小不宜大、宜具体不宜抽象、宜限制不宜宽泛、等等。其次，学院要加大毕业论文选题的审核力度。学生选定题目后，提交给学院，学院要组织专家对毕业论文选题的新颖性、实用性、可行性、深度等方面进行评审，要求选题不当的学生重新选题。
篇11
关键词：恋爱 供求 机会成本 信息不对称 博弈 边际效用
在众多文人墨客的眼中，爱情是同甘共苦，是志同道合，它是无私奉献而非刻意索取。从这种意义上说，爱情是纯洁的，无价的，神圣的。或许有些人认为，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爱情是对爱情的一种亵渎。但在经济学的视角中，爱情归根结底仍旧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某种形式的交易。用经济学的方式看待恋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
一、恋爱市场中的供与求
恋爱市场的供求双方自然就是男生和女生。由于男生在恋爱中通常更为主动和大胆一些，女生在恋爱中通常更为被动和羞涩一些，所以，我们不妨把男生定义为恋爱市场中的需求方，而女生则是供给方。我们把坐标轴的横轴规定为人数，纵轴规定为质量，也就是样貌、性格和家庭背景等综合因素。这样，我们可以画出恋爱市场中的供求曲线。
均衡点上的男生和女生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个人问题。在均衡点之外的同学是单身的。在均衡点的左边，需求大于供给，即男生对爱情的需求大于女生的供给，或者说女生的眼光太高，看不上喜欢那些自己的男生。在均衡点的右边，供给大于需求，即女生供给的爱情产品超出了男生的需求，或者说男生喜欢的人眼光太高了，看不上喜欢那些自己的人。由此可见，即便男生和女生的人数相等，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开始恋爱。对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和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等区域性市场，由于男生远远多于女生，女生对爱情的供给肯定不能满足男生的需求;对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系等区域性市场，由于女生远远多于男生，那么男生的供给也难于满足女生的需求。这就注定了恋爱曲线的平衡点难以寻觅!也就是说大学里的恋爱是稀缺性资源。对广大理工科的男生来说，若想获得恋爱这种稀缺性资源，就必须主动去追求女生，即提高需求曲线，来满足对方的供给。不要幻想女生来追你，除非你超级无敌优秀，而这种概率很小很小。
二、恋爱的机会成本
恋爱的成本包括准备恋爱时的搜寻成本和谈恋爱时的恋爱成本及失恋后的失恋成本。搜寻成本指为了找到恋爱对象所花费的搜寻信息的成本，比如说请朋友吃饭让他帮你介绍更多的异性给你认识。恋爱成本包括为了爱情的顺利进行或刻意制造浪漫气氛所花费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和金钱，比如不得不放弃一些学习的时间以及花钱与恋爱对象一起看电影、吃饭唱歌等。失恋的成本主要是失恋后痛苦的感受和为了发泄情绪而花费的成本，比如疯狂的喝酒、抽烟、购物，或者抑郁不振而整日发呆。
对于我们男同学而言，要提前预估好恋爱的成本，判断成本是否会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比如说，你想要出国或者是保研，并且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无法实现目标，那么谈恋爱的成本就会超出你的承受范围。同时，我们也要预估自己能不能追得到某个女生，如果你的目标定得太高，那么很有可能就无法实现并且会浪费大量的精力、金钱和感情。对于女生，机会成本相对低一些。男同学将来随着品质的提高、事业的成功，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女同学则因为年龄的因素，选择的范围逐渐缩小，机会成本相对低些。因此，想要恋爱的女生不妨大胆地去追求，反正投入的成本并不大，而且成功率也会比男生追女生的成功率要高。
三、恋爱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原意是指交易中的双方所拥有的信息资源是不同的。对于恋爱市场来说，你喜欢某个女孩，但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也同样喜欢你，这就是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会带来极大的成本：男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是否该表白，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表白，同样对于女生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有好感，那么他就要收集一些关于女孩的信息、资料，并且学会通过她身边的人来打听对方的情况，信息获得越多越有利于追求的成功，比如对方有无男友、兴趣、爱好之类的。这样，男生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女生是否同样喜欢自己。然而，这又产生了另外的信息不对称女孩对男孩的信息一无所知。所以当女生遇到追自己的男生时，也不要马上答应，而是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男方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彼此很有感觉，那就可以成为男女朋友了。
四、恋爱中的博弈
在博弈理论中有一些就是从男女恋爱中衍生出来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一男一女谈恋爱，男的喜欢去看篮球，女的喜欢去听音乐会，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是去听音乐会还是去看篮球?博弈论的分析证明这个博弈中存在的均衡是两个人要么都去看篮球，要么都去听音乐会，而到底去看芭蕾还是去看足球则取决于谁会先去买票。另外信息不对称是的博弈中也有一个恋爱的例子。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孩子面对一个男孩子的求爱，女孩子的选择就是接受或者拒绝。女孩子接受或者拒绝依赖于她对求爱者品德的判断，但女孩子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男孩子的品德是好还是坏。博弈论告诉我们女孩子的决策取决于她自己对男孩子品德概率的判断。
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生命力和乐趣的学科，它不但能够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重要的决策进行指导，还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进行有趣的、独特的解释。最近有人问笔者，你长得帅人缘好，还深入地了解了恋爱中的经济学，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笔者只好无奈地回答：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有人都是理性，可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哪里有人会真正的理性呢?笔者并不理性，女生们也并不理性。因此，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学生恋爱的问题不见得百分百可行，但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供大家认识恋爱。
参考文献：
[日] 胜间和代《恋爱经济学》外文出版社
[中] 白波 博弈游戏 哈尔滨出版社
北大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古典经济学地租发展
摘要：
地租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吃穿住用行。在我们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出现了古典经济学派，他们对地租有着那个时代特定的理解。这个学派是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学派。它们的理论直接反对地主阶级的地租理论，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有代表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三位。下面我将分三部分来介绍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发展，分别是古典经济学地组理论的历史演变、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内容、古典经济学的不足。
关键词：
地租;古典经济学;利润;价值;剩余价值
一、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历史演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土地所有权只属于国王，诸侯大臣可以世代享用，人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土地所有权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上掀起了研究地租理论的热潮。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理论中最进步的一个学派，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当时英国的主要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攻击地主阶级的地租理论。这也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地租是在封建时期就出现了，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在本质上和封建社会的地租有着严格的区别。第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是威廉配第，它曾试图揭开地租的面纱，但是他忽略了利润这个概念，却把地租和剩余价值混为一体。亚当斯密对地租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大卫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里研究地租理论最透彻、最充分的经济学家。
二、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内容
1.威廉配第的地租理论
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写地租问题。配第的经济思想就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主要从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论这两方面来研究地租理论。
(1)配第是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他把地租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他认为土地所有的收获量减去生产费用，最后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地租。这里说的生产费用是指种子的价钱和工资。工资是指能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配第所说的地租就是土地上生产的农作物所得的剩余收入。
(2)配第还论述了地租的多少与工资的数量有密切关系的。土地生产出来的总价值是一定的，满足工人最低消费量也是一定的，所以地租的多少就取决于工资的多少。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谷物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地租与工资是成反比关系的。另外配第还是第一个提出极差地租的人。对未来的学者研究地租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2.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
在斯密的研究中，地租不单单是纯纯的收获量减去生产费用的剩余部分。斯密引进了利润这个概念，这也是斯密的进步之处。但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的双重性以及受重农思想的强烈影响，所以他的地租理论讲述的不太明确。比如他认为地租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能缴纳的最高利润：比如他认为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确是价格高低的结果。
(1)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长物。人要生活和生存就必须要为自己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付出一定的劳动量。作为基本食物的土地生长物，在市场上一定有需求，通过交换实现它的价值，这价值除了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发展外，一定还有剩余。这部分剩余不仅仅足够补偿雇佣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所以像谷物这种基本满足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是一定总能提供地租的。不同的土地因为肥沃程度不同，产量就会有多有少，地租就会有不同。土地的位置不同，也会影响土地的租金。同样肥沃的土地，离市区近的土地会比郊区的土地提供的地租更多。因为偏远地区的产物必须运到市场，这需要较大的劳动量，剩余部分就会减少，所以农业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都会相对减少。但是后期良好的道路和交通使郊区的产物的运费大大降低，可以说与都市附近地方接近同一水平。那么由于偏远地方的劳动力低廉，它们的谷物又以低于市区谷物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所以使得市区土地的产物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剩余部分减少，地租也就下降了。
(2)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长物。在各种土地生产物中，只有人类食物是必须提供地租的，其他生产物，随着不同情况，有时能提供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在原始状态下，人类更注重食物也就是维持生存就可以了。大部分的衣服或者住房用的材料都会被闲置，所以没有价值，也就不可能产生地租。正所谓地租是源于价格和利润的结果的。到了进步时期，人类的生存技能提高，获取食物的能力提高，开始更加注重衣服和住房。衣服和住房有时供不应求所以自然有人愿意用超过市价的费用去购买这些物品，这就产生了利润，剩余部分自然也够支付地租的。这样衣服或者房屋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供不应求的时候就可以提供地租。
3.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里研究地租理论最透彻、最充分的经济学家。斯密将地租与资本和利润混为一谈，把改造土地的那部分成本也算作是地租。但是李嘉图所认为的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缘由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而之所以产生地租是因为能够耕种或者说让人开发利用的土地并不是像空气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是有限的，并且相对于逐渐增长的人口位数不多。所以才出现了我们口中的地租。李嘉图明确了地租的含义，更提出了极差地租，理清了利润和地租的关系，让我们对地租有了新的认识。
(1)极差地租。使用土地支付地租，只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支付地租多少，又跟土地的质量有关系。不同质量的土地收取不同的地租。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次等土地被开发后，头等土地马上就开始有地租了，它们之间的地租差额就在于它们的质量不同。当三等土地投入耕种时，二等土地也就开始有了地租。而一等土地的地租就要增加。因为利润是不变的，所以更高级的土地剩余的那部分就必须支付地租。这就说明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劣等土地的农产品价格决定的。举个例子，比如第一、二、三等土地使用等量资本和劳动是所产净产品分别为一百、九十、和八十夸特谷物。那他们的农业资本的利润率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得的利润都是一样的，那么一等比三等多出那二十夸特、二等比三等多出那十夸特只能用作地租，这就是李嘉图所阐述的极差地租。
(2)地租和利润是对立的。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与利润都是由于劳动创造的价值，都是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地租占得比例大了，自然利润和工资就会减少。反之，如果地主的分量减少，利润和工资的比例也就增多了。这是个反比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李嘉图强烈反对谷物法，因为谷物法会让粮食价格上涨，有利于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不利。所以他的理论还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
三、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不足之处
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地租理论的研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时代的限制会存在很多缺陷。配第忽视了利润的概念。而斯密将地租和资本的利息与利润混为一谈，把改造土地的那部分成本算做了地租。李嘉图认为利润和地租不是一回事儿，认为利润和地租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极差地租，说的是最劣等的土地是没有地租的。其实他没有认识到最劣等的土地也应该是有地租的。那就是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绝对地租。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对地租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虽然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既有科学的成分，但也有其错误和混乱的地方。配第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但是他把剩余价值和地租混淆了，认为所有土地的生产物的产出量减去生活费用剩下的都是地租，这是不对的。而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但是还是没有明确出利润和地租的关系。李嘉图提出了极差理论而且还明确了地租和利润是对立的关系，但是他却没有抽象出剩余价值的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的学说中的缺陷慢慢地显露出来，也不再能站得住脚跟。但是其中的进步部分后来被的经济学所吸收，发展到了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者：李冰 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1]威廉配第.赋税论[M].华夏出版社,2006.
篇12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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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林慧岳.基于循环经济区域创新活动[J].辩证法研究，2006，（2）．
[2]于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J].天津科技，2004，（6）．
[3]许江萍.循环经济：从理念到实践[J].科技投资，2006，（8）．
篇13
1、经济信息
经济信息的定义包括广义的经济信息和狭义的经济信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经济信息是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变化;从狭义的角度看，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直接反映出来的各种信息就是经济信息。因此，对于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人类来说，经济活动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信息，经济活动的发展也会带动经济信息的发展。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对经济信息活动的利用水平也不同，只有充分利用经济信息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分类方面，宏观经济信息主要包括为经济管理决策服务的信息，如投资信息、货币信息、分配信息、政策法规信息、战略信息等;微观经济信息是指经济活动的具体变化方面的信息，如技术开发信息、加工信息等。
2、宏观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是指，政府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的决策、计划等进行调节。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包括调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有效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弥补市场的缺陷，调节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结构和总量的平衡;能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各个主体的公平竞争;能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责任;能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公平。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1、经济信息的作用
一是经济信息能够使经济决策科学化。经济信息反映了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决策者提供了预见性的决策方案。二是经济信息能够有效地指导经济计划的编制。经济计划的制定以统计资料、经济信息和经济情报为依据，但在编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效地收集经济信息能够避免不确定性因素，使经济计划与经济实际相适应。三是经济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管理者主要通过对人力、财力、物力、生产、销售等进行有机地组织，进而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济信息的支持。
2、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
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总体，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组织结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发展周期等。因此，必须认识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即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从目标来说，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从经济规律出发，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任务来说，宏观经济管理按过程来说主要有决策、调节、监督等重任;按管理方式来说，有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
3、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体现
一是经济信息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经济信息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同时也能够监督经济活动，联系各个经济部门。二是经济信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经济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且投资少、见效快，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经济信息能够提高人类的智力。信息就是知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需要接收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融合和再生就产生了新的知识，借助电脑之类的外部存储设备能够解放人的大脑，让人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此外，人们能够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与自身的信息融合，从而提高了管理水平。
三、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1、在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中的应用
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为宏观经济管理指明了方向，有了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的措施才能够有针对性。经济信息为宏观目标管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显示了市场的供需情况，如人口增长数量、居民购买力的变化等，只有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够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目标更加科学可行，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基础上，政府正确使用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要求。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宏观效益和生活水平。经济稳定目标包括经济总量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表现和人均占有量所要达到的新水平;宏观效益目标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社会总投入与总产出的比例;生活水平目标是指在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宏观效益的影响下，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反映了总体经济在运行速度、效益等方面的关系，而在实际情况中，它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目标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主次分明。宏观经济的运行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的交织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如当需求过多时，有可能存在供给不足;当总量平衡时，有可能结构失衡。因此，必须主次分明，抓主要矛盾，有的放矢，提高目标的科学性。二是有所取舍。宏观经济目标不可能全面覆盖，总要有所取舍。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大方向，做到利大于弊。三是量度适中。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各项指标要达到精准十分困难，应该有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要量度适中，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这样才能有实现的可能。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定战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十分复杂，需要精密部署。另外，还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实施战略转移。同时，在实现步骤上，要充分考虑现阶段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分阶段实现。二是落实责任。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必须要落实责任，以提高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各级政府，在给予他们宏观调控权利的同时还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组织实施。第一，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目标的内容、意义、实施步骤等信息，统一认识，调动积极性。第二，要制定好政策、协调好工作，以利于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目标的实现速度。第三，要做好信息收集和评价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按预定目标进行。
2、在宏观经济计划管理中的应用
计划管理需要有经济信息的支持，离开经济信息的支持，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就成了无本之木。宏观经济计划是一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因此宏观经济计划的编制过程也十分复杂，其中必须重视经济信息的导向作用。为了促进计划的实现，必须充分利用信息手段引导企业和市场，必须做好宏观经济和市场的检测工作，积极收集信息，特别是投资、消费等方面的信息，并将其加工和传递。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制度。
3、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应用
宏观经济决策是指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地方经济或部门经济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实施方案。宏观经济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到宏观经济管理水平能否提高，如果宏观经济决策违规经济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随意性，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经济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宏观经济决策的基本程序有：一是确定目标。目标要根据实际存在的问题确定，在确定目标前必须深入研究经济信息，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原因。二是制定方案。方案的制定必须以全面的、准确的经济信息为依据，同时还要拟定多个备选方案，提高决策的优化程度。三是评价方案。评价方案是指依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指标在多个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的一个。四是反馈信息。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并跟踪验证，在主客观条件变化或决策有误时要及时调整。
四、有效应用经济信息的对策
1、全面收集信息
信息收集是保证经济信息有效应用的基础。在收集信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计划性原则，即要根据国家、地区和行业的经济信息资料确定一个科学的目标，此目标要切合实际，突出重点。二是时效性原则，即要提高反应速度，确保信息的时效性。三是针对性原则，即所收集的信息必须切合实际，紧密结合服务对象的需要。四是连贯性原则，即要保持信息的连贯，不断积累，丰富信息。在收集程序方面，一要分析服务对象的需求，了解他们对信息需求的内容。二要保证信息源的准确性、时效性、全面性，以便选择最优的经济信息资源。三要采用多样化的信息收集方法，如文献法、内部资料法、参观访问法等。
2、有效整理信息
在收集到信息后，要做好信息的筛选、分类、编码、存储和更新工作，同时还要建立对应的索引，以方便查阅。经济信息的整理能够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并使其条理化，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3、建设信息网络
信息资源的储量是无限的，并且在开发利用中其还能够得到丰富，因此，必须建设高效的信息网络，使经济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一是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成立管理机构，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其中。二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动力，同时还要引导用户参与到信息网络的建设中。三是联合共建。经济信息网络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除国家投资外，还要积极吸引多方资金，建立共享网络，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信息的收集效率和使用效率。四是开发信息市场。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宣传经济信息的作用，拓宽经济信息的覆盖范围。五是培养信息人才。要制定人才培养战略，不仅要重视现有人才的培养，还要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后备信息人才。
五、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信息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政府必须有效地利用经济信息，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有关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的应用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只依赖市场开展经济管理工作已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需求。然而经济结构规律及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经济信息服务机构建设落后及运行机制不健全、人员信息素质水平偏低及对经济信息的整理不科学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的应用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急需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来解决。
一、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经济信息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经济信息指的是直接在经济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信息，而广义上的经济信息指的是与整个经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信息，通过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把经济运动的变化规律及特征反映出来[1]。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经济信息都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来说，国家各级政府应基于市场调节来保障国家经济稳定运行，调节整个经济活动并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信息的影响是：一方面，经济信息会影响投资规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而投资规模的关键影响因素就是经济信息。由此可见，经济信息与投资规模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为确保投资规模适度，就应考虑一定时期内的经济信息产生的影响，以满足国家经济增长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信息会影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经济信息能促进资源结构变得合理化，从而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当今社会，可利用的资源相当有限，拥有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资源配置及利用的合理化非常关键。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是不可消除的，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也一直存在，只有通过应用经济信息来宏观调控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的效益
管理并应用经济信息的目标在于追求宏观经济效益。在一定时期里，宏观经济效益指的是各个环节、各个经济部门效益的总和，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一个国家国民总值的增长，或是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总体有时候是局部的总和，但有时候局部的提高并不会使总体得到相应的提高[2]。在很多情况下，局部与总体之间都有很多矛盾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就需用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和方式促使局部与总体之间达到平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效益;在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信息导致的部分经济行为将影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效益。但是，既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有正面的，那么负面的经济效益也不可避免。所以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的有效应用等不仅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还会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如果能把良好的经济效益体现出来，那么生态效益也会逐渐获得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也会对是否能完成宏观经济效益目标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有效应用经济信息，才能使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经济信息的保障措施
(一)探索经济管理结构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宏观调控的任务包括：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办法，基本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引导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3]。为此，我们应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实事求是的观点，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不仅要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水平，有针对性地选用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不断建立健全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确保经济信息的应用充分、有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资源就是经济信息，如果经济信息得不到有效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就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新兴学科、应用学科，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由于它的多层性、广泛性，决定着它的内容复杂而丰富，它的规律需要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才能进行探索。面对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可分为直接管理、间接管理;按照不同的管理主体和职能，可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与调节、经济监督等。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经济信息的重要作用，通过探索经济结构管理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来统一规划，不断加强经济信息管理，采取正确的技术策略实现经济信息应用的现代化，促进提高宏观效益。
(二)建设经济信息服务机构，完善建立运行机制
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包含最高决策机构、经济调节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长时间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国设置机构时都忽略了信息服务机构，即便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但并没有在决策过程中得到重用，导致宏观经济管理效能的发挥不充分。最大的信息用户是政府，政府同时也是最大的信息采集、生产和拥有者。政府信息机构采集到的经济信息的特点有客观性、宏观性、综合性、预测性等，能为各种职能部门、企业乃至全社会提供经济信息，它的职责就在于为宏观经济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服务，把经济信息定期公布给社会，从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确保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4]。同时，经济信息服务机构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促进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的另一个前提。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应深入改革，真正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尽量减少直接管理的微观经济部门，或直接撤销，发展社会监督、服务组织，分担政府的部分管理任务，从而提高效率，为经济信息服务机构的运行提供条件，最终有效应用经济信息。
(三)提高人员信息素质水平，优化信息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