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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全面启动
不久前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标志着我国最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9 2”“泛珠三角”经济圈正式启动，并打造“1358”经济圈，即构建1小时(大珠三角)、3小时(广东)、5小时(大华南)、8小时(泛珠三角)人流、物流、休闲旅游圈。这是一个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的1/3强，GDP的1/3的超级经济体。对于与广东联系相当紧密，但又一直徘徊在广东珠三角经济圈外的湖南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周伯华省长在会上表示的：“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既是湖南的责任，也是湖南加快发展的捷径。”目前，充分发挥湖南地处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环和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后院”的作用，把外源性经济作为加快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全面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背景二：蓝山经济发展的“三大反常”现象
近两年来，地处“楚尾粤头”的湖南省蓝山县，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迅速崛起了一座毛织城，并相继出现了“三大反常”现象，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小水电”强县没电用。蓝山“小水电”在全省小有名气，是湖南唯一一个不归电力局管的县。上个世纪末，全县小水电装机3.5万千瓦，大量余电外卖郴州。近三年来水电装机增加2倍，总装机达10.8万千瓦，已竣工上网运行的有7.5万千瓦。但随着工商业快速发展，用电需求剧增，三年人均用电增加200度，达到人均用电500度，工业用电量翻了一番。目前，电力负荷缺口在2万千瓦左右。二是新建房主没房住。蓝山以毛织业为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3年时间发展到300多家，县城人口3年增加2万人，县城房屋出租率提高了三成以上，近乎饱和，不少建了新房的人将房屋整体出租给别人办厂开店，自己却去租房子住。三是企业找不到“打工仔”。就业问题曾经是一个非常压头的问题。近年来，全县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用工缺口在1万人以上，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50家，可容纳5万人就业，目前用工3万多人，政府不得不派出几支队伍到外省外地招工、求助。三大“反常”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蓝山人气趋旺，发展加速的现状。有人把它称之为“蓝山现象”，或曰“蓝山效应”。
背景三：蓝山发展曾经历曲折
蓝山经济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肩扛全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大旗，1993年全省首届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以蓝山为开幕现场，当时与邵东并驾齐驱，名噪一世。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环境等一时没有跟上来，到了20__年，步入低谷。石材生产由高峰期298条生产线，只剩下12条生产线，民营经济全面萎缩，缴税绝对额减少892万元，县级财政收入3年只增加501万元，干部、职工四、五个月领不到工资，怨声载道。《湖南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曝光、警示。
把压力当作动力，把教训变为智慧，这是蓝山人迈向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一届蓝山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民营立县、外向带动”的发展战略，铁肩硬手抓环境，集中精力抓发展，突出解决了六大问题，即：抓战略研究，解决了思路不清的问题；抓集中整治，解决了环境不优的问题；抓结构调整(产业培植)，解决了效益不高的问题；抓招商引资，解决了投入不足的问题；抓项目建设，解决了总量不大的问题；抓机制创新，解决了存量不活的问题。短短二、三时间，蓝山经济再度崛起，民营经济在全县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八成。特别是蓝山毛织加工业从20__年下半年开始起步，从无到有，从慢到快，仅二年多时间，就发展到300余家，拥有织机2万多台（套），用工近3万人，年工缴费收入3亿元，成为湖南承接广东沿海外向型毛织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最大基地。一年中，县城陡然增加了一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人气大旺，百业大兴，可租用房屋门面全部告罄，超市、餐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两家投资分别在540万美元、350万美元，计划用工分别为6000人、4000人的大型外资企业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港资电子公司相继落户蓝山，一座毛织城迅速崛起，令人瞩目。
蓝山的再度崛起，呈现出的三种反常现象，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蓝山县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内涵，三者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三种反常”现象，不仅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县，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加快，伴之而来出现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使县域经济永葆活力。
蓝山迅速崛起的启示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有准确的产业定位
湖南的县域经济如何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对此，应深入分析湘粤两省产业结构差异，准确把握大珠三角产业调整升级的发展趋势，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承接对方相对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部分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上下工夫，从而融入大珠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去。
审视蓝山再度崛起的奥秘，最主要是得益于对自身县情的清醒认识，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为了加快蓝山发展，20__年初，该县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大调研、大讨论，客观分析县情，审视发展大势，认为蓝山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并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是蓝山毗邻广东，永连公路开通后，去广州可朝发夕归，发展“归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蓝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起步早，走民营化道路的观念强，九五期间，推行国企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基本退出市场，具有体制优势；三是蓝山人经济意识强，民间资本比较雄厚，35万人就有8万多人在外打工，其中在广东打工的有6万人，尤以从事毛织加工为主，且不少已成为活跃在广东毛织加工业的精英，当上了老板或技术骨干，具有人文优势；同时，粤港澳“珠三角”产业正在优化、升级，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要求日益迫切，处于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前沿阵地的蓝山，正面临着良好历史机遇。为此，该县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以发展毛织加工企业为突破口，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把蓝山建设成为内地承接广东沿海产业转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区。可以说，蓝山早就以自己的果敢行动，把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设想变成了初步现实，为我省实现与“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的全面对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区域观
行政区划是一种客观存在，经济区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要求。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区域生产要素的组合半径已大大突破县级行政区域空间。过去依照行政级别来确认和培育区域经济中心的办法，实践证明，已越来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县域经济要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跳出行政区的束缚，按照区域经济的分工，从经济区域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个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经济区域中去。
（三）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定位要突出区域特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一样处于战略性大调整阶段。因此，产业优化调整是全国面临的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区域经济，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的产业结构都不可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自求平衡，更何况县域经济这一层次。针对县域经济缺乏龙头、产业层次低的现实，县域经济发展在多方竞争的情况下，只能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发展，通过产业整合把人、财、物等资源、要素集中配置到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上，实行重点扶持，重点突破，经营强项，发挥优势。蓝山的毛织加工、小水电等支柱产业形成过程，正是实施非均衡的竞争战略，重点突破的结果。
（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民营化的道路
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它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管理严明、决策科学，不用政府投资，生产成本不高，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动力和增长点，担当起发展县域经济大舞台的“主角戏”，为实现与泛珠三角产业对接提供体制保障。就拿蓝山来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亿元，人平超过3000元。对这笔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把民间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放“虎”出笼，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推动由商贸流通、社会服务向产业投资领域的转换，实现民营经济质的飞跃。该县20__年新建的49个电站的1.7亿元投资，全部由民间业主投资，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成为蓝山经济的一大特色。
（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我国的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是我国传统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是推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学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是服务的主体，政府对于企业，不是指手划脚、横加干预的“婆婆”，而是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发展地方经济、承担社会责任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集群的发生往往是自发的，但作为资源配置组织者的政府却可以起到“催生”的作用，尤其是在集群的发展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更为显见。其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产业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资本和要素是流动的。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投资、营造商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产业环境。象丽宏、承阳这样的大型毛织企业之所以能落户蓝山，而没有被据说“政策条件”比蓝山还优惠的地方拉去，最主要的就是看中了蓝山已有数百家中小毛织企业所形成的良好产业环境，将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时，大型企业的引进，又可为中小企业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该县原有毛织加工企业只能完成织、缝两道工序，现丽宏、承阳公司可把毛织加工挑、洗、染、绣、出口一条龙工序全部完成，直接与外商签订加工销售合同，从而实现“双赢”的目的，最终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扩大信贷资金的投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诚信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而目前，地方特别是县级金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以蓝山为例，20__年全县贷款余额仅增长3.2，远低于全省17.8和全国21.4的增长水平。20__年蓝山存贷差3.8亿元，20__年达到6.4亿元，增长了67，扣除各种准备金和历年亏损，可供信贷的资金超过4亿元。当前，特别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地方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切实抓好信用体系、信用环境建的建设，努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尽快将金融优势转为经济优势，防止金融资源流失，为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
（七）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优化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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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理论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
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中，文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学生大概是1:1，有的专业如金融理财、国际金融等文科生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学生数理分析能力和对数理模型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弱。大部分学生对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先修课程（数理统计学、统计学）的学习中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先修知识的理解远远不足以支撑计量经济学学习的需要。在学生投入学习时间不足的情形下，如果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过多涉及理论推演和公式推导，学生会无法跟上教师授课的节奏，学习兴趣会降低、听不懂内容的越来越多。在每一章节及时辅以案例，学生能够通过经济问题中的具体例子感知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对结果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和经济学检验的过程，降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进而提高学习兴趣。
1.3有助于教学相长
案例分析课堂上，教师通过具体操作和相关结果分析为学生解读具体的动手实践过程，学生因其兴趣的提高也主动参与到了教学过程中，而不再仅仅是扮演“观众”。操作过程中出现各种“状况”时，教师会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间，这稍稍突破了“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给了学生共同探讨问题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提高表达能力，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符。同时，学生活跃的思维使他们能够从独特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经济问题，学生踊跃的发问有助于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丰富教学内容。为了更好应对学生的“奇思妙想”，对教师的备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横向提升和纵向拓展。
2现阶段计量经济学案例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案例教学对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已被充分认识，计量理论结合案例分析授课的方式对计量经济学教学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从开展到现在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案例分析进行的时间更短，在对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理解、开展方式、素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提升的地方，案例教学法还未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就教学过程中笔者的一些认知，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方式单一受限于课时少、实验室资源有限等客观原因
目前案例教学仅仅是利用简单的经济学例子进行简单计量经济学模型展示，目的在于辅助学生理解计量模型的相关指标，还未曾深入涉及到案例教学的实质，或者说是初级的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演示软件的操作过程并辅以相关分析，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过程，而只能称为“例题分析”。教师通过布置课后作业的方式给学生操作实践的机会，学生在课外时间遵循教师的操作步骤和手法做简单模仿，并形成实验报告。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教师仅能通过抽检学生实验报告而非逐份批阅来掌握学生掌握的情况。总的来看，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辅以教学案例分析，但是所采用的案例和数据类型都较基础和简单，案例穿插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仍然以教师讲授和操作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充分调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并未有显著提高。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案例教学法的精髓还未被充分应用到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2.2案例内容简单抽象，专业区分度低
选用案例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开展的效果。一般来看，计量经济学课程中所采用的案例是教材上所给案例，且通常设置在每章的最后部分，用以辅助学生对于章节教学内容的理解，综合性不足。然而，实际案例分析特别在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经济问题分析时，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常常导致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同时出现。另外教材中的案例简单陈旧、缺乏代表性和时代性、数据都较简单、描述的经济问题不具备代表性，甚至同一个案例贯穿了整个学期的内容。另外，教材中案例未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进行设置或者给出备选案例，学生对案例的新鲜感逐渐降低，参与课堂教学的兴趣不高。这些导致学生在学完计量经济学课程之后，仍然有大部分人不会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设定不同专业领域的计量模型，更无法进行相关的经济学检验和分析。有些教师为丰富案例库，直接借鉴和引用经典国外教材中的案例。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教师很难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案例进行修正以适合我们的课堂，导致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案例内容不能充分理解，也削弱了学生利用计量模型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2.3资源有限
普通高等学校的扩招使得教师队伍的扩张远落后于学生数量的增加，计量经济学课题教学一般采用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在开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实际操作，又要注重接收学生的反馈并做出及时的讲解，所以在人数众多的课题上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学生的疑问也不可能都会得到教师的反馈，这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实施的效果。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相关计量软件的实现和应用，而扩招导致学生数量与学校实验室资源的极度不匹配，使得学生仅能利用个人PC机在课外的时间进行计量软件的操作和实践，效果得不到保证。在开设专门Eviews软件课程的专业中，采用小班授课方式，任课教师是本班讲授计量经济学的教师，教师对学生的熟悉程度高，了解学生的先期计量基础，能够适度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从学生期末提交的实验报告和毕业论文的角度看，单独开设Eviews案例分析实验课程的班级好过未开设的班级。
2.4案例部分在成绩评定中所占比重较低
在资源紧张和有限的情况下，多数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采取的是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的加权平均，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平时作业和出勤的情况，期末考试则是以闭卷方式考察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情况。这种成绩评定方式无法体现对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考核，有碍于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软件学习的积极性和案例教学实践的开展。
3必须处理好的几类问题
要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实现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必须探索适合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的独特的教学思路和方式，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3.1案例分析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由于没有理解计量经济学基本模型和理论，即使教师讲解了案例并进行了分析，但更换了案例后，他也是无从下手不知所措。强调案例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并非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弱化，而是促进和加强。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既要完成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任务，又要适当开展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强化“必需、必讲”内容，弱化推理、计算内容，体现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特征，而非数理推导特征，逐步降低学生对课程的畏难情绪，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在条理明晰、重点难点鲜明的基础理论学习后，辅以适当的案例分析更能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未来更深入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后，课堂教学效果会显著改善，形成良性循环。
3.2教师素养的提升
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师对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熟悉程度，还受限与教师的经济理论功底和统计数据处理能力。目前奋斗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一线的教师背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学类专业毕业且在某专业领域应用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一类是统计学或者数学专业毕业精通计量经济学数理基础。经济类背景教师精通计量模型的应用，但是对于计量经济学数理特征把握有欠缺，数理背景的教师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却存在不足；或者即使有的教师两方面兼备，但对授课对象专业背景的理解较薄弱，这都使得教师无法较好的掌握经济学各专业领域的现实特征、学科发展动态，也不熟悉各专业相关指标的特征、数据处理技巧、计量经济学方法选用和计量经济学指标特征。教师计量经济学专业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案例分析开展的水平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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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个监督作用，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能够起到一定规范作用。而审计工作中的风险，却是对于审计作用有效发挥的极大的阻碍。面对审计工作中的风险因素，我们也采取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将审计中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审计工作的有效性以及准确性，以便于审计工作能够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服务。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为企业管理建立高效模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进行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是各行各业的改革的深化，而对于审计工作来说，人们对于审计工作的期望值是越来越高，希望进行的审计工作能够更加有效以及准确。而这随着而来的便是对于审计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对于从业人员的的素质要求以及培训工作的开展，是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是社会的需求。首先对于审计人员的培训应该从思想上帮助他们建立一种风险意识，只有从思想上建立了，才有可能更好的指导实际中的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始终保持一种高危意识，仔细全面的开展审计工作，确保审计工作的有效性以及准确性。其次，便是对于相关专业素质的培训，而这其中也包括了职业道德、专业能力以及职责范围等等，帮助审计人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培训，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在经济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审计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而这也要求审计人员对于期工作内容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了解，全方位的素质培训能够有效的帮助审计人员胜任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的工作内容。最后我们还应该进行相应法律的学习工作。审计人员便是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审计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便是利用这些法律对于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做出一定的判断，而判断的准确性，一方面是取决于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即一种经验上的准备，而另一方面便是相关信息的更新的速度，而落后的法律知识对于审计结构会产生致命的影响。所以说，审计人员不仅仅需要相关的知识以及经验准备，同时还需要会计、法律企业管理等等全方面的知识作为辅助。
2.收集全面的信息，确保审计工作开展的准确性。不同的行业所进行的审计的内容是不同的，而这也意味着所进行的信息收集是不同的，而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不同，也代表了进行信息收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进行有效的审计的时候，要了解全面的信息资源以及确定信息的有效性，以便于能够根据一个企业的特殊性来进行相应审计工作的高效开展，针对可能出现的审计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审计工作的开展做到有备无患，在充分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对于收集到的信息做好分析总结工作，提高审计工作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以及科学性。
3.建立相应的审计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审计部门来说，我们不仅仅为审计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审计部门还要为创造一个有利的内部环境，以促进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所以，审计部门自身建立一个高效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保证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工作的责任意识。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对于审计工作开展时的审计报告、结论、建议等等都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减少人为造成的审计的误差，从而保证审计工作的准确性。与此同时，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让审计人员明确自己的责任意识，避免为了完成工作而敷衍了事的情况的出现，让每一位审计人员在工作中都能够明确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激励机制的出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审计人员的工作热情，有效的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审计风险。
4.建立规范的审计程序，保证审计结果的科学性。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相应的工作程序，或者是工作标准。当然了，审计工作也不例外。在长期的审计工作中都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技巧，对于审计风险的降低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我们需要的便是面对这些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建立规范的审计程序，确定出每一次审计工作的重点，并且针对审计工作中的重点进行有效的程序规划，同时明确每一位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及采用的方式，同时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确保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追源，能够将审计错误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保证审计工作人员尽心尽职的工作。有效的经验的总结，能够为下一次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经验以及一定的审计程序，而这是实践给与我们的重要的知识，是理论所给与不了的，我们有效的总结能够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科学性，对于审计风险的规避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5.选择审计方法的正确性，降低审计的风险。不同的方法对于审计的风险是有着不同的影响的，而这对于审计结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的，而审计结果便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说，审计人员要善于根据企业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进行科学、准确方式的确定，保证审计结果的有效性。对于可能对于审计工作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要格外重视，适当的加大样本的容量，或者是有目的的扩大审计范围，尽量的避免这些因素对于审计结果的影响。同时开展灵活多变的审计方式，为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基础，从而减低审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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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太经济圈的若干问题》，论文集《亚太经济合作与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合》，《世界经济》1995年6期。
《浅析世界服务贸易》，《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8期。
《90年代前期世界直接投资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1996年8期。《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11期。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圈自由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1997 年11 期。
《APEC框架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中国的对策》，[日]《亚洲太平洋研究》1998年3月。
《Northeast Asian Ec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APEC Framework and China`s Policies》，《APC journai of Asian-Pacific Studies》1998.5。
《APEC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创造了有条件》，《世界经济（英文版）》1998。
《国际间企业收买合并的新》，《外国问题研究》2000年3期。
《跨国购并的迅速发展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5期。
《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对内直接投资的回顾》，《外国问题研究》2001年3期。
《发达国家IT产业的衰退与世界经济的连锁危机》，《学习与研究》2001年6期。
《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九章。
《投资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十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与跨国购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1期。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展望与对策》，《领导决策》，2003.3。
《全球化新论》，《财经问题研究》2003.5。
《WTO农业谈判与坎昆会议前景》，《国际贸易》2003.8。
《日本WTO农业谈判的基本立场与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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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对中国虚拟经济的影响
(1)对金融业的影响。①从对外国投资的情况来看，工行、建行、中行在次级债中的投资占资产比重小于1%，有海外投资的6家中资银行次级债亏损49亿人民币，其损失不会影响银行的正常营业。中国商业银行共持有美国雷曼公司20562万美元贷款，雷曼的破产对中资银行的影响也很有限。其他投资机构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比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曾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5只QDII出资1232亿元，截止2008年3月两者的账面亏损分别为48%和31.37%。通体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业相对封闭，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②从证券市场情况来看，中国股市一年来跌幅巨大，沪市从最高点的6124.04点跌至今年9月18日的最低点1802.33点，跌幅达70.57%。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几年通过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股市，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资产组合调整和对中国新兴市场重估，使热钱从中国撤资，推动了对这次股市下跌。
(2)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拥有1.8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随着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贬值风险。美元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一方面致使短期撤回的资本会重新回到中国，推动国内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产生更大的投机泡沫;另一方面给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困难:由于出口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与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并存，政府不但不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拉动内需，还必须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这会进一步加深人民币升值。日元逃离资金撤出美国可能导致日元升值,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导致中国外汇资产实际购买力下降。
2.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对贸易的影响。①对出口的影响。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主要依赖国外需求，而美国占我国出口贸易中的50%，美国国内需求下降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据花旗银行测算显示，若美国经济放缓1%，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1.3%。美国需求下降还导致全球对外需求降低，使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突出。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出口，导致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②对进口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均使用美元标价，美元贬值造成石油、农产品、能源价格持续走高，降低企业利润空间，引发通货膨胀。
(2)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①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蔓延，美国投行都在为潜在的流动性危机做准备，并有撤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计划，出现了美国投行抛售在华房地产资产的现象，这让低迷的市场雪上加霜。②金融危机使人们的心理预警增强，打击购房者的购房信心，市场的观望气氛更加浓郁。③银行给房地产的贷款在减少，上市融资的方式也随着股市下跌而破灭，房地产融资的两个主要渠道均受到阻碍，再加上之前的二次购房限制、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提高等等政策，房地产资金供应紧张。④从2001到2007年10月，房价平均涨了100%，此次金融危机会挤压掉中国房地产自身的泡沫，但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所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对策
1.加强金融业的监管
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评级和风险预警机制；积极发展综合经营，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海外扩张，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配置，有效降低总体风险。稳步推进衍生产品市场发展，为各行业创造应对利率、汇率风险的避险工具。
2.调整外汇储备战略
要完善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策略，将从美元资产为主到多种货币资产，同时优化美元资产的投资结构；购买海外石油及其他稀缺资源，参股收购相应海外企业；尽可能购买有助于培育国内自主创新的海外次核心技术、先进设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支持国内居民对外金融理财与投资，以鼓励“藏汇于民”。
3.刺激内需，升级产业结构
篇6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报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管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如果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周围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就业压力都相当大。这就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带来特殊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城镇化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就业形式也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转移方式。这是和我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土地不仅仅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动力，因而基本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一旦城市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城市就业成本过高，他们就会退回到农村，因为农村还拥有长期而又稳定的承包地。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要加以分析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和原有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由于有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职工的利益是刚性的，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趋势；农民工的利益则没有保障，同时由于进城“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庞大，数量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享受原有城镇职工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虽然已经从农村走向城镇，却不被城镇所完全接纳。这就不难理解，“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是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联系在一起。
篇7
一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多，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63%左右。同时，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二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三是拉动消费的“超市”。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县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只有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市场容量才会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才会更强。
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分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分实现大的跨越，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是共性问题，有的是个性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带有特殊性。
一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怪圈。
二是县域财政十分困难。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强，需要财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甚至有的连吃饭都难保，危及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
据统计，2003年县域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一点，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县域占到全国供养总人口的70%。
三是城镇建设进程缓慢。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的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难以成为牵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着力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是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人们称之“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篇8
我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总计（GDZJ）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国家预算内投资（GJ
YS）、银行贷款（YHDK）、利用外资（LYWZ）、企业自筹和其他投资（ZCQT）作为解释变量，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1981—1999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81396301，即利用外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长0.081个百分点。从各解释变量的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在各解释变量中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最低。（2）1981—1990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78。从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低于其他各变量。（3）1991—1999年期间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为0.08866。从T值比较看，利用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影响的重要性高于国家预算内投资，但低于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与其他投资。由此可见，1990年以后利用外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明显提高，说明1991年以后外资流入的高速增长，使利用外资对各种固定资产投资供给的影响加强。
1981—1999年：
LOGGDZJ＝0.086114804*LOGGJYS＋0.081396301*LOGLYWZ＋
（2.873）(2.369）
0.13579025*LOGYHDK+0.68113992*LOGZCQT+1.1137746＋
（4.122）（10.857）（8.920）
［MA(1)=0.98989239,BACKCAST=1981］
（32356.944）
R2＝0.999829AdjustedR2＝0.999763Durbin-Watson＝2.398996
1981—1990年：
LOGGDZJ=0.16851019*LOGGJYS+0.077979345*LOGLYWZ+
(15.524）（10.114）
0.12648539*LOGYHDK+0.64624686*LOGZCQT+
（20.308）（52.344）
0.94501192+［MA(1)=-0.9899256,BACKCAST=1981］
（17.373）（-9250.346）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91Durbin-Watson＝2.37395
1991—1999年：
LOGGDZJ=0.036258768*LOGGJYS+0.08866047*LOGLYWZ
（2.573）（4.898）
+0.19766501*LOGYHDK+0.66467377*LOGZCQT+1.0450302
（8.959）（14.155）（13.397）
R2＝0.999982AdjustedR2＝0.999964Durbin-Watson＝2.185445
此外，从各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变化看，90年代以后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各种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中最快的，由1993年的783.79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973.81亿元，名义增长3.79倍，远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2.17倍），也高于增长相对较快的股份制等其他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3.74倍）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2.54倍）。1996年以后因利用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从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并未减弱：1993—1996年，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由783.79亿元增加到2712亿元，增长3.46倍；其中直接利用外资从302.55亿元增加到1536.28亿元，增长5.08倍；国内配套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由481.24亿元增加到1175.72亿元，增长2.44倍。1996年以后，受外资流入增长下降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增长下降，1998年出现绝对数量减少，但国内配套投资仍然有较快增长，由1996年的1175.72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1473.76亿元，增长1.253倍，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1.236倍），即1996年以后因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下降、甚至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需求的直接拉动作用并未因此减弱，而是相对增强。我们以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配套投资（包括除利用外资之外的国家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GNPT）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外资作为解释变量，以1993—199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数回归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对国内配套投资的贡献为0.611922，即利用外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国内配套投资增长0.611922个百分点。
LOG（GNPT）＝2.672493＋0.611922×LOG（LYWZ）
(6.168）（9.81）
R2＝0.960093AdjustedR2＝0.950117Durbin—Watson＝1.3
二、外商投资经济对我国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贡献
利用外资在增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直接促进了我国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及其发展趋势看，外商投资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的，这一作用体现在工业
总产值构成的变化上，是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快速下降，由1978年的77.63％降为1999年的27.31％(其中1996年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提高，是由于统计口径改变所致，国有经济成分中增加了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这部分产值在以前年份中统计在其他经济成分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22.37％提高到1999年的72.69％。但不同时期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同，其中外商投资经济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呈逐步增强趋势。
1978—1985年期间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集体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带动的，个体经
济和包括外商投资经济在内其他经济成分只是从无到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主要是“拾遗补缺”的补充作用。
1985—1990年期间，个体经济成为增长最快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发展空间拓宽，虽然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规模仍相对较小，1990年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1.88％，但其快速增长已成为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提高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
1990—1997年期间，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高速增长，对工
业总产值的贡献大幅度提高。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5.39％和1.88％提高到1997年的17.92％和12.66％，分别提高12.53个百分点和10.78个百分点；期间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业产值比重提高了23个百分点，即非国有经济部门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张几乎全部由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单位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张带动。
1997年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结构调整
为主的新时期，利用外资也进入以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主的新阶段，199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有较大幅度下降，外商直接投资比1998年减少了51亿美元，但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保持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14.91％提高到1999年的15.03％，其中在199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按当年价计算的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26.07％，按不变价计算的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高达29.67％。
从1995年以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看，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工业增
加值增长速度，其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95年的14.77％提高到1999年的20.69％。从表1和表2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1995年以后各年度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比重高于相应年度工业产值比重，且从1995年到1999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的幅度（5.92个百分点）超过工业产值比重提高的幅度（2.71个百分点），说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增加值对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其产值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进一步说，外商投资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其规模扩张对整个经济规模发展的贡献。
为了准确度量外商投资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值对
我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并分析其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性，我们以工业总产值（GYZCZ）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GYGYZCZ）、集体经济工业产值（JTGYZCZ）、个体经济工业产值（GTGYZCZ）和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WZGYZCZ）为解释变量，以1990—1998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数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国有经济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造成不显著的原因估计与1995年前
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的统计口径调整有关，1995年以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中加入了增长较快的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使其相对下降趋势减弱，影响了其与工业总产值负相关的显著水平。将国有经济从解释变量中剔除后，回归效果明显改善：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1990—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或弹性为0.1016，低于个体经济的0.2164和集体经济的0.3798，但三个解释变量的T值比较表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对工业总产值增长影响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体经济工业产值，而个体经济又高于集体经济。同时，常数项的T值均高于各解释变量的T值，由此推断除各种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之外的其他因素，如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商投资经济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其他所有制经济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0—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对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的综合贡献要显著高于其他经济类型。
LOGGYZCZ=0.3798*LOGJTGYZCZ+0.2164*LOGGTGYZCZ+0.1016*LOGWZGYZCZ+4.4711
（2.332）（2.490）(4.631）（5.603）
R2＝0.999547AdjustedR2＝0.999275Durbin－Watson＝2.403
三、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我国涉外税收中95％左右是外商投资经济创造的税收(本节数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引自《中国税务年鉴》1993—1999年各版)。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及其在我国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变化，与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产值增长和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化基本是同步的，但在利用外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变化略有差异。具体表现为：受外商投资经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1991年以前税收增长落后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1991年以后，由于较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利用外资速度加快、税收监管工作加强等，税收增长快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
（一）不同时期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我国工商税收增长的影响
1982年我国工商税收总额623.1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478.4亿元，集体经济133.41亿元，个体经济11.33亿元，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只有0.03亿元。到1985年，我国工商税收总额增加到1197.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增加到868.78亿元，集体经济287.17亿元，个体经济27.32亿元，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上升到14.43亿元，占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也只有1.2％。即在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税收虽然增长很快，但其规模相对有限，对我国工商税收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1986—1991年期间，利用外资规模和外商投资经济规模快速扩大，但受扩大利用外资税收优
惠政策的影响，包含涉外税收在内的其他经济税收增长低于其他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86年的1.21％提高到1991年的2.85％，增幅只有1.64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其他经济工业产值4.8个百分点的增幅。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外商投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涉外税收总额也
由1992年的122.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99年的1648.86亿元，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工商税收总额的平均速度，其中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由1993年的206.66亿元逐年递增到1998年的1166.95亿元；涉外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4.25％逐年递增到1999年的15.99％，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5.2％递增到1998年的13.48％，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成为国内工商税收中增长最快的重要税源之一。同时，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1.95倍，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分别增长了2.52倍和2.59倍；1992—1999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名义增长2.41倍，而涉外税收名义增长高达3.76倍。
（二）1992—1998年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
我们将工商税收总额（GS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商税收（GYJJGSS）、集体经济
工商税收（JTJJGSS）、私营个体经济工商税收（SYGTGSS）、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WZJJGSS）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国有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最高（0.4991），其次是私营个体经济税收（0.4498），再次是集体经济税收（0.1147），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贡献最低，只有0.04575。但从T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重要性虽低于私营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税收，但高于集体经济税收。
LogGSS=0.49915486*LogGYJJGSS+0.11472255*LogJTJJGSS+
(37.475）（6.816）
0.44980814*LogSYGTGSS+0.04575247*LogWSTZGSS+0.75839442
(18.559）(12.480）（9.738）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81Durbin-Watson＝2.507
四、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利用外资在通过扩大预算约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加速劳动力就业结构、产
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变，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利用外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且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于农村。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外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1981—1985年期间，利用外资仅处于起步阶段，外商投资经济（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下同）吸纳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6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员（7512万人）的比重不足千分之一。1986—1990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创造了60万个就业机会，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4036万人）的比重提高到0.43％。1991—1996年期间，我国新增从业人员4051万人，其中外商投资经济新创造了375万个就业机会，比1985—1990年期间增加了6.25倍，约占新增劳动力的9.26％，成为我国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现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外资流入增长下降，外商投资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1997—1999年期间仅增加72万人，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199万人）的比重下降到6％。将外商投资经济从业人员（WZJJ）作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WSTZ）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1985—199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从业人员的贡献为1.0599，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1.0599个单位的就业机会。
LogWZJJ=1.0599339*LogWSTZ+［MA(1)=0.90838425,MA(2)=0.31521639,BACKCAST=1985］
（30.575）（7.333）（2.524）
R2＝0.9692AdjustedR2＝0.9641Durbin-Watson＝1.99786
（二）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提升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从需求决定论的观点看，产业结构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消
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但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与再配置，其中由投资决定的新增固定资产和存量资本的再配置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其他生产要素总是伴随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或资本再配置而流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且90％以上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我们以三次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以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对1984—1999年期间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最低；T值比较分析也同样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程度最低。这说明利用外资是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产业：
LogGDP1=0.3325493*LogWZR1+7.5875486+［MA(2)=0.89781853,BACKCAST=1984］
（3.092）（17.439）（12.61）
R2＝0.850166AdjustedR2＝0.827115Durbin-Watson＝0.873
第二产业：
LogGDP2=0.497026*LogWZR2+6.084255
(8.784)(15.640)
R2＝0.846423AdjustedR2＝0.835453Durbin-Watson＝0.4765
第三产业：
LogGDP3=0.568403*LogWZR3+5.353824
(5.996)(8.598)
R2.21％提高到1991年的2.85％，增幅只有1.64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其他经济工业产值4.8个百分点的增幅。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外商投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涉外税收总额也
由1992年的122.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99年的1648.86亿元，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工商税收总额的平均速度，其中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由1993年的206.66亿元逐年递增到1998年的1166.95亿元；涉外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4.25％逐年递增到1999年的15.99％，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在工商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5.2％递增到1998年的13.48％，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成为国内工商税收中增长最快的重要税源之一。同时，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1993—1998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增长1.95倍，涉外税收和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分别增长了2.52倍和2.59倍；1992—1999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产值名义增长2.41倍，而涉外税收名义增长高达3.76倍。
（二）1992—1998年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
我们将工商税收总额（GS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经济工商税收（GYJJGSS）、集体经济
工商税收（JTJJGSS）、私营个体经济工商税收（SYGTGSS）、外商投资经济工商税收（WZJJGSS）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3—1998年期间，国有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贡献最高（0.4991），其次是私营个体经济税收（0.4498），再次是集体经济税收（0.1147），外商投资经济税收的贡献最低，只有0.04575。但从T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外商投资经济税收对工商税收总额的重要性虽低于私营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税收，但高于集体经济税收。
LogGSS=0.49915486*LogGYJJGSS+0.11472255*LogJTJJGSS+
(37.475）（6.816）
0.44980814*LogSYGTGSS+0.04575247*LogWSTZGSS+0.75839442
(18.559）(12.480）（9.738）
R2＝0.999996AdjustedR2＝0.999981Durbin-Watson＝2.507
四、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利用外资在通过扩大预算约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加速劳动力就业结构、产
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变，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利用外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且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于农村。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外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1981—1985年期间，利用外资仅处于起步阶段，外商投资经济（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下同）吸纳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6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员（7512万人）的比重不足千分之一。1986—1990年期间，外商投资经济创造了60万个就业机会，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4036万人）的比重提高到0.43％。1991—1996年期间，我国新增从业人员4051万人，其中外商投资经济新创造了375万个就业机会，比1985—1990年期间增加了6.25倍，约占新增劳动力的9.26％，成为我国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现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外资流入增长下降，外商投资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1997—1999年期间仅增加72万人，占同期新增从业人员（1199万人）的比重下降到6％。将外商投资经济从业人员（WZJJ）作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WSTZ）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1985—199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从业人员的贡献为1.0599，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1.0599个单位的就业机会。
LogWZJJ=1.0599339*LogWSTZ+［MA(1)=0.90838425,MA(2)=0.31521639,BACKCAST=1985］
（30.575）（7.333）（2.524）
R2＝0.9692AdjustedR2＝0.9641Durbin-Watson＝1.99786
（二）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提升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从需求决定论的观点看，产业结构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消
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但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与再配置，其中由投资决定的新增固定资产和存量资本的再配置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其他生产要素总是伴随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或资本再配置而流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且90％以上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我们以三次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以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对1984—1999年期间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最低；T值比较分析也同样表明，利用外资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程度最低。这说明利用外资是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产业：
LogGDP1=0.3325493*LogWZR1+7.5875486+［MA(2)=0.89781853,BACKCAST=1984］
（3.092）（17.439）（12.61）
R2＝0.850166AdjustedR2＝0.827115Durbin-Watson＝0.873
第二产业：
LogGDP2=0.497026*LogWZR2+6.084255
(8.784)(15.640)
R2＝0.846423AdjustedR2＝0.835453Durbin-Watson＝0.4765
第三产业：
LogGDP3=0.568403*LogWZR3+5.353824
(5.996)(8.598)
R2＝0.719752AdjustedR2＝0.699734Durbin-Watson＝0.3855
（三）利用外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利用外资对促进外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方面。随着
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由于这些企业基本是两头在外型的，即材料和主要零部件从国外进口，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引起了加工贸易进出动的大量增加，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我国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198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4.04％，到1999年，已经提高到48.38％；在出口中的比重则从5.82％提高到45.47％。在促进进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增长还促进了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所以产品结构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制成品所占比重大，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大，对改变我国进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大多数年份高于全国水平，对提高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发挥了积极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国机电产品出口中的比重，1993年为37.14％，1997年提高到57.87％；在1999年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了70％以上。
篇9
2.其他局中人（个体）具有初始禀赋Ws，其可以选择的行动集为(1,…,x,…,X)；
3.显示所有行动和状态组合所构成的结果函数为c(x,s)；
4.局中人对于自然选择的每个状态的可能性预测形成一个共同信息，即一个概率函数π(s)；
5.度量局中人对不同的可能结果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基本效用函数为u(c)；
6.在基本效用函数u(c)的基础上，我们使用著名的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或期望效用函数U(x)表示行动X上的效用函数，即X=(π[,1],π[,2],…,πs;c[,1],c[,2],…cs)，则U(X)=π[,1]u(c1+π[,2]u(c[,2])+…+πsu(cs)；
7.局中人总是要求效用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二）风险态度
不同的个体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个体偏好一个确定的结果胜于任何期望值与该结果相等的前景，则称个体是风险厌恶的或风险规避的；如果个体偏好恰好相反，则称个体是风险偏好的；如果个体认为二者是无差异的，则称个体是风险中性的。即：u为个体的效用函数，w为个体的初始禀赋（财富），那么，如果个体对于任何满足E[ε]=0，Var[[ε]]＞0的随机变量ε，有：
E[u(W+ε)]＜U(w)，则称个体是严格风险厌恶的；
E[u(W+ε)]＞U(w)，则称个体是风险偏好的；
E[u(W+s)]=U(w)，则称个体是风险中性的。
这里，对于个体的效用函数u(x)，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人们对收入的效用。自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效用会增加，也就是说u''''＞0。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证明个体为风险厌恶（偏好）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效用函数为凹（凸）函数。即：对于个体的效用函数u(x)，如果个体为风险厌恶的，则u″＜0；如果个体为风险偏好的，则u″＞0；如果个体为风险中性的，则其效用函数u(x)是线性的，即u″=0。
事实上，不仅不同的人对风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财富及环境的变化等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例如：如果某人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会对风险所可能带来的损失表现出无所谓的风险中性态度；而随着其财富的缩水，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他会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而成为风险厌恶的；当他快要破产时，规避对其来说已无法很快改变近况，他又会凭借剩余的财富以求一搏而表现出风险偏好的态度。不过，一般地，我们均假设人们的风险态度是风险厌恶的，这是因为，风险导致损失的可能是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在于风险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对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后果。
如果个体是风险厌恶的，那么他喜好一个确定的收入，或者愿意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如果个体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接受博弈，即使博弈是公平的。但是，自然总是令个体处于状态的选择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总是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风险厌恶的假设下，个体就可以通过不同状态的交换，由不确定的状态逐渐向确定的状况移动，从而提高自身的效用。而我们所知道的保险就是这样一种契约，可以使个体由不确定的状态变成确定的状态。因此，在风险厌恶的假设下，人们存在自然的保险需求倾向。
二、不确定性与保险供求
上述分析中，假设个体是风险厌恶的，自然使得个体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个体当然有转嫁风险、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而保险契约可以满足个体转嫁风险、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那么，什么是保险契约呢？一般地，我们总是把保险理解为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以换取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责任的一种契约。在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双方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一般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交易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也就是保险人先“出招”，制定保险合同的条款、费率，然后投保人进行选择。在假定损失概率是共同信息，而且参与人的行动不改变损失概率的前提下（不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将保险的供求描述如下：
（一）保险契约成立的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假设：(1)投保人为风险厌恶的，具有初始财富w，效用函数为u；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u[,1]，其初始财富为w[,1]。(2)自然存在两种状态：状态1是损失发生；状态2是损失不发生。(3)投保人的损失为L，损失发生的概率是π，投保人行动不改变损失概率。
如果投保人购买保险以转嫁风险，保险费率为p，保险金额为q；也就是说，投保人预先缴纳pq的保险费，得到一个损失发生时保险人赔偿q的承诺。那么，投保人在没有买保险时的不同状态下的收入为：
状态1：损失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1]=w-L
状态2：损失不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2]=w
投保人在这种条件下的期望效用为：
U[,0]=πu(c[,1])+(1-π)u(c[,2])=πu(w-L)+(1-π)u(w)(1)
投保之后，投保人在不同状态下的收入为：
状态1：损失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1]=w-pq-L+q
状态2：损失不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2]=w-pq
投保人在这种条件下的期望效用为：
U[,1]=πu(c[,1])+(1-π)u(c[,2])
=πu(w-pq-L+q)+(1-π)u(w-pq)(2)
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理，投保人购买保险的条件是：
U[,0]≤U[,1]，即：
πu(w-L)+(1-π)u(w)≤πu(w-pq-L+q)+(1-π)u(w-pq)(3)
对于保险人而言，他同意承保，即接受pq的保险费，承诺损失发生时赔偿q的条件是：
u[,1](W[,1])≤πu[,1](W[,1]+pq-q)+(1-π)u[,1](W[,1]+pq)(4)
我们不难看出，如果p同时满足(3)式和(4)式，保险契约就可以成立，而且这份保险契约可以增加双方的期望效用。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4)式给出了一个保险人提供保险契约的最小费率Pmin，而(3)式则给出了一个投保人可能接受保险契约的最大费率Pmax。
（二）最优保险需求
在给定保险费率p的情况下，投保人总是会选择最大化的保险需求q，即：
maxπu(w-pq-L+q)+(1-π)u(w-pq)最大化的保险需求满足一阶条件：
(1-p)πu[1](w-pq-L+q)-p(1-π)u[1](w-pq)=0(5)
以及二阶条件小于0（投保人为风险厌恶的，u″＜0，二阶条件自然满足）。
我们将(5)式写为：
πu[1](c[,1])/(1-π)u[1](c[,2])=p/(1-p)(6)
这说明投保人通过保险契约使得自身所面临的两种状态进行交换，达到了投保人承担风险的最优。进而可以从(5)式中解出个体的保险需求函数：
q=Q(w,L,p,π)(7)
也就是说，在给定w、L、π的前提下，投保人的保险需求受保险费率的影响；投保人总会根据市场给定的保险费率p的情况，选择最大的保险需求q。
显然，也存在一个使投保人效用最优的费率p。对于购买保险的个体即投保人来说，最优的费率p就是投保后不改变其初始的期望收益，我们称之为“公平精算保险费率”p[*]。公平费率p[*]满足等式：
π(w-L)+(1-π)w=π(w-p[*]q-L+q)+(1-π)(w-p[*]q)
解这个方程得P[*]=π。进一步地，可以把(6)式写成：
u[1](c[,1])=u[1](c[,2])
也就是说，只有在保险费率与损失概率一致的情况下，投保人在两种状态（损失发生与不发生）下的边际效用一致；投保人在这种情况下则认为是公平的、最优的选择。此时，c[,1]=c[,2]，因而投保人会购买全额的保险即q=L。进而，投保人投保之后的期望效用就可以写成：
U[,1]=πu(w-p[*]q-L+q)+(1-π)u(w-p[*]q)=u(w-p[*]q)(8)
这就是说，如果保险费率与损失发生的概率一致，那么，无论损失发生与否，投保人在投保后将面临一个确定的、最优的状态。
不过，投保人面对p＞π的定价，只要满足(3)式，投保人总会根据(6)式来使自己的保险需求最大化。但是，此时投保人将购买部分保险即q＜L。同时，(4)式也给出了投保人可接受的一个最大的保险费率即U[,0]=U[,1]时的Pmax。
（三）保险有效供给
如果保险人是风险中性的，例如股权充分分散的保险公司，(4)式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w[,1]≤π(w[,1]+pq-q)+(1-π)(w[,1]+pq)
从而得出p≥π。也就是说，风险中性的保险人可以提供的最小保险费率是P[,min]=π。由于π是共同信息，那么，保险人在选择P[,min]=π的定价下，投保人会选择全额的保险即q=L。此时有：
π(w[,1]+pq-q)+(1-π)(w[,1]+pq)=π(w[,1]+πL-1)+(1-π)(w[,1]+πL)=W[,1]
即保险人的期望收益与初始财富相等。进而，对于风险中性的保险人而言，有：
u[,1](w[,1])=πu[,1](w[,1]+πL-L)+(1-π)u[,1](W[,1]+πL)
这就说明，在P[,min]=π的定价下，风险中性的保险人会接受个体的投保。
但是，如果保险人是风险厌恶的，保险人会因为：
πu[,1](W[,1]+πL-L)+(1-π)u[,1](W[,1]+πL)＜u[,1](W[,1])(9)
而拒绝个体的投保。进一步，我们可以证明风险厌恶的保险人会选择的保险费率条件是p＞π。也就是说，风险厌恶的保险人只有在得到一笔正的风险保费(riskpremium)时才会提供保险契约。
另外，保险人是风险偏好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一个风险偏好的经理，其控制的保险公司就会表现出与经理人一样的风险态度。因此，在P[,min]=π的定价下，对于风险偏好的保险人而言，有：
u[,1](W[,1])＜πu[,1](W[,1])+πL-L)+(1-π)u[,1](W[,1]+πL)(10)
也就是说，在Pmin=π的定价下，风险偏好的保险人也会接受个体的投保。甚至，风险偏好的保险人，还会选择在低于损失概率的保险费率即p＜π的情况下，提供保险契约。只不过，风险厌恶的投保人大概不会将风险转嫁给一个偏好风险、喜好赌博的保险人，否则会使其自身面临更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由上述分析可知，保险人将在p≥π的费率情况下提供保险契约，投保人将接受P≤P[,max]的费率水平下的保险契约。也就是说，保险契约成立的条件是保险费率满足条件P∈[πP[,max]]，并且最小的保险费率水平等于损失概率，即P[,min]=π，此时投保人达到最优；而可能的最大保险费率是由(4)式所决定的U[,0]=U[,1]时的P[,max]，此时保险人达到最优。
三、对保险原理与保险本质的再认识
从表面上看，保险是保险人提供的；投保人通过向保险人购买保险，以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为代价将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事实上，保险是通过在投保人之间分散风险以满足人们转嫁风险的需求。保险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将风险在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进而实现补偿损失的作用。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个体都是风险厌恶的，而且相互独立，那么，由谁来提供保险呢？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所汇集的个体投保人数量的不断扩大(n∞)，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p[*]=π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投保人群体之间就可以解决内部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投保人群体；而对于投保人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群体之间进行分散。而且，只要投保人群体充分大，投保人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体投保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
显然，这个将个体组织起来、并且管理着保险费的人（组织），就是保险人。因此，保险人实质上就是利用上述保险原理来向个体提供保险产品。而最理想、最优的保险供给者，一定是风险中性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性质的保险人是如何供给保险的。
（一）对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的再认识
笔者认为，广义的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等多种形式。可以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都是利用保险原理在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风险，进而实现补偿损失的作用；只是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三种形式而已。
1.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将个体组织起来，因而政府可以说是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不过，我们并不能说政府供给保险是最优的。这是因为，政府通过强制力将个体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风险问题。也就是说，政府供给保险的目的是要达到国家效用U[,g](x)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体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由于政府有足够的强制力，因此它并不在意个体效用是否达到最大；只要能够保证国家效用得到提高，就是可行的选择。所以，在现实中，往往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可以是公平的，但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效率。
2.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与社会保险不同的是，商业保险是自愿的。保险公司如果要聚集大量的投保人，只能依靠契约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商业保险必须在保证个人效用得到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险公司效用的提高。为了保证足够的耐心以吸引和鼓动投保人，保险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本金和完善的销售体系。
3.自保。自保是由大型企业或者行业自给的。在某种意义上，自保与社会保险一样，企业自给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企业范围的限制，也使得自保形式更多地依靠再保险来转移风险。而更进一步地，目前国际上的自保公司已经逐渐演变成商业保险公司。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供给、商业保险公司供给和企业自给的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都不可能互相取代。因此，社会最优的保险供给还是三者的联合。
（二）对国有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的再认识
按照以资本构成和组织形式划分，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公司划分为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
1.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与社会保险不同的是，虽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即国家，但是本质上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是资本金来源于国家投资的一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说，由于有国家的信誉背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具备足够的资本金和信誉。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有着与社会保险一样的缺憾——并不能够保证效率。不过，由于保险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公众利益，因此，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是十分必要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
2.相互保险公司。从合作保险发展起来的相互保险公司，是保单持有人所有的保险组织。也就是说，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在购买保险之后就成为公司的所有人。当公司出现盈利时，保单持有人会得到公司的红利；而一旦出现灾害事故，则由全体的投保人共同承担责任。显然，这是典型的投保人自己“供给”保险的组织形式，最可以体现保险公司是“管理者、中介人”的特征。不过，在国际市场中，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融资能力弱，在竞争力受挫的情况下，相互保险公司的非相互化即转化为股份制保险公司，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3.股份制保险公司。这是由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共同投资向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提供保险契约的组织形式。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参与投资的人数的增加，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和投资者群体的风险升水就逐渐消失了。即风险厌恶的股东所拥有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就成为风险中立的保险供给者。因此，可以说，在自愿投保的商业保险的供给中，股权充分分散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是最优的保险供给者。
【参考文献】
[1]（挪威）卡尔·H·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庹国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篇10
1.2分配资金的风险
资金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利润的分配，其中可以分为股东的利润分配、职工的福利分配、企业公积金的积累以及企业资金的再投入等；不过，国内企业的组织规模不同，甚至是领导阶级的管理模式也是不相同的，这也就导致相关企业在成本资金的投入使用上，对于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上都会存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企业所产生利润的多少与资金亏损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就会包含一定的风险在里面，最终造成企业在分配资金方面的风险，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
2经济财务风险的管理过程
2.1风险的识别
进行经济财务风险管理最基本的就是财务的风险识别，这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识别通常是在财务发生风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因此企业相关的财务管理人员要能够在人事、财务、经营、生产技术和市场等风险当中，通过对其进行感知、分析，了解各种引起风险的因素，正确的制定好处理风险的方案；同时，相关的财务管理人员还要遵循相关的风险识别的原则，如科学计算、系统化和制度化等，正确的认识各种潜在的财务风险。只有充分地掌握这些潜在的风险因素，才能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最有效的对策来进行风险的处理。
2.2风险的度量
经济财务风险的度量是建立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对经济财务的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够更好地对经济财务的风险进行度量的工作，这是提高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企业在进行财务风险的度量工作时，通常都会采用定价模型法、数据统计法、杠杆分析法以及价值度量法等操作方法进行度量的工作。而通过这些系统的度量方法，能够对企业经济财务在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进行更加有效的计量工作；不仅如此，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度量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财务风险上的态度和结果。
2.3风险的控制
进行财务风险的控制的方法主要为风险的保留、转移、回避以及对损失的控制，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让企业的财务管理处于管理者的控制当中，能够将经济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转移，将风险转移主要是指企业通过签订保险和合同等，降低企业承担风险的概率。同时还要能够在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中期与后期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严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如何有效的进行经济财务风险的管理
3.1建立宏观的经济预警机制
由于国家的政策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就是建立宏观的经济预警机制，对企业的现金流量预算进行使用编制，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预警信号，并且还能够将未来收益、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投资进行具体的规划，这样就能够使企业及时的对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进行调整，并且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同时还能够降低已经产生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3.2将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由于企业原先的资金结构的不合理容易使得财务发生风险，因此，企业进行资本结构的优化变成了必然。企业要能够将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其的发展规模进行适应，在融资时要充分地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最好的资本结构，使公司的现金能够自由的流动；不仅如此，对于企业使用资金的审批也需要设定相应的权限，要定期的对企业资金的使用情况检查，全面了解公司的情况，将坏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如果企业没有平衡的资本结构的话，就会使得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变大。
3.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队伍
企业要建立一支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队伍，只有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才能准确的发现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的进行问题的处理。相关的财务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要能够准确的辨认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与风险；相关的工作人员还要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要能够通过专业的分析来进行企业财务风险的管理，科学的看待企业所面临的危险；同时，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得要有丰富的金融知识，能够将企业的各个生产和经营的环节进行合理的分配与联系，能够将资金进行最有效的分配，将公司内部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只有这样，相关的企业才能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的管理，也才能将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4如何有效的进行财务风险的规避
4.1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相关的企业要能够对市场经济的变化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握好市场的变化规律，制定多项的应对措施，提高企业对于市场的应变能力，强化企业对于财务风险的管理意识；要能够根据市场的相关变化情况选择相对应的措施，减少公司的商品进行直销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还要对企业的采取管理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保证企业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同时，企业还要能够结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情况，将企业进行发展的短期目标以及长期目标提前制定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避免企业发生财务风险，并且促进该企业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4.2健全公司财务的预警系统
不仅国家政府要建立相关的宏观财务预警系统，各个公司也要有完善的财务预警系统，我国的相关企业要能够将公司的现金使用情况进行准确的编制，同时还要能够将汇总之后的资金进行再次核查，按照公司的习惯以月度、季度又或者是年度进行报表的编排，形成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相关的建筑企业要能够根据现金流量的数据分析，将企业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的反映，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不断地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以及发展潜力等，只有这样，企业的管理者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对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掌握，同时还能够及时的发现财务中所隐藏的各种危险因素，真正地解决好企业的经济财务风险问题，提高企业防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4.3加强对企业内部的监督与管理
企业要能够完善公司内部的控制制度，以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来进行公司相关财务项目的管理工作，分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日常资金运用进行监督，保证每一项资金都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只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有效的约束并且规范企业的相关工作，保证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进行最有效率的工作，提高企业抵御资金使用风险的能力，才能有效控制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管理、决策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低效率现象，也才能够对相关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优化，才能有效的避免经济财务风险的出现。
4.4建立相关的风险预测与监督机构
企业要能够建立起相关的风险预测机构，要对公司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与分析，要能够发现公司发生风险的潜在规律，并且还要能够对这些潜在的规律进行更深层次上的理解与分析，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并提高相关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相关的企业还要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构，要能够对公司的财务管理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并且及时的对相关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进行风险警告，使工作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解决相关的风险问题，使公司的经营活动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4.5提高公司的多元经营模式
企业进行多元化的经营能够有效的降低公司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相关的企业能够同时参加到多个没有关联的部门当中，这样进行工作时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产生，而且还能够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是没有联系的；同时企业进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还能够扩大自身的市场竞争性，由于企业在多个方向进行发展，因此所在的竞争市场也是没有关联的，这样企业就可以使不同的产品利益进行相互之间的抵消，又能对彼此进行补充，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篇11
发展林业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多方的合作。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扶持政策和具体措施是一项大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地政府一定要重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做好相关工作，树立起“扶持就是扶持林业、扶持林农、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观念，要对当地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以及管理服务。建立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林业的发展，提高木材的产量和质量，增加林农的收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建立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后，林农是否加入应该遵循其个人意愿，做到加入自由、退出自由，让林农做到没有后顾之忧。在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初期，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手段，吸引林农的加入。例如给予林农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和提供林业技术上的支持为林业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简便、快捷、优质的“一站式”服务。还有就是要完善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机制，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完善了管理机制，才能促进林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林业的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企业提供原料，那么发展林业，企业理应出一份力。为了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企业可以适当提高木材的收购价格，给予种植树木较多的林农一定的经济鼓励，为林农引入一定的设备、技术，让其能更好的发展林业。要想大力发展林业最主要的是融资、还有引进科学技术，这两点是发展林业的最主要的因素。
篇12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
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篇13
（一）在经营理念上，发展和管理、速度和效益的矛盾突出。经营过程中，为了保证完成保费计划指标，基层公司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完成保费计划上，理赔管理、服务举措、内部建设等方面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业务发展屈服于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面对竞争日益激烈而尚欠规范的市场环境，基层公司在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存在观念上的偏差，重速度、轻效益，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控制水平不高，部分业务质量较差，为完成保费任务不计成本地承保一些赔付率高、连年亏损的业务，经营效益水平低，制约了保险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和壮大。
（二）在市场开拓思路上，业务领域狭窄，产品创新力度小，销售渠道管理不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保险公司的业务领域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大企业、大项目仍然是各公司竞相争夺的焦点，存在巨大市场潜力的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和地域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从各保险公司产品结构看，部分市场需求接近饱和的传统产品仍然是基层公司的主要保费收入来源，产品结构雷同、单一，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基层公司对新产品开发推广的积极性不高，工作力度太小，新兴保险市场领域亟待加强开发。在销售渠道上，虽然扩大了营销业务和专、兼职业务，但在管理上没有建立落实相应的制度，比较混乱。
（三）在市场竞争方法上，表现为“三高一低”的违规经营行为仍然是部分基层保险公司竞争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部分专、兼职机构和个人人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违反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定抬高手续费；部分基层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不计成本地采取高返还、高手续费、高佣金、降低费率等违规手段招揽业务，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保险市场的恶性价格竞争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大量保源流失，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在服务水平上，技术含量较低，仍然存在过分依赖关系和人情的现象。基层公司在展业过程中，主要依靠业务人员的“关系网”拉业务，或者是通过大量招聘营销员的“人海战术”开拓市场，保险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误导消费，坑害被保险人利益等行为时有发生，部分业务人员忽视消费者心理状态而采取死缠滥打的推销方式。基层保险公司的“人海战术”和“关系业务”的过度膨胀，使国民对保险的作用产生误解，有的甚至产生反感情绪和厌恶心理，不利于培育国民的保险意识，损害了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保险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另外，基层公司在理赔服务过程中，有的为了稳固与大客户的关系不讲原则地进行人情赔付或通融赔付，有的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进行人情赔付和搞假赔款，而对一些非关系客户另眼相待，服务态度和质量差，违背保险经营的损失补偿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
（五）在保险队伍建设上，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减弱，企业文化氛围不浓，团队协作精神不强。基层公司领导班子为了各自一时的政绩和小集体的利益，短期行为突出，当公司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职位，缺乏大局观念和长远发展的意识。在对员工管理方面，多为简单的“一包一挂”（包保费任务、挂费用），忽视了对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考核。对公司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忽视对员工的经营理念、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在“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下，基层公司业务人员和营销人员过分地注重自身的经济收入，没有把从事保险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缺乏主人翁意识，缺乏爱司爱岗和团队协作精神。
二、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内保险市场，没有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运行规则。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保险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保险市场不断发展，保险立法不断健全。但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主体较少，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层次较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价值规律在保险市场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正常的发挥，国民保险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种尚欠完善的保险市场环境下，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传统市场领域趋向饱和而导致竞争激烈，新兴市场领域因国民收入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而没有形成规模需求效应。直接经营业务和面向市场的保险公司基层单位受各自计划任务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市场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地导致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二）基层保险公司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1.部分基层公司在制定年度业务发展计划指标时，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分析，下达的计划指标难免简单化和针对性不强，导致基层公司完成保费任务的压力过大而盲目追求业务发展规模，业务质量不高，效益水平低下；或者是违规经营，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2.基层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对保险市场开发没有长远的计划和措施，着眼于短期利益。如在新兴市场开发和新的保险产品推广上，因为市场对保险的认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要求保险公司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加大前期投入，一些基层公司考虑到投入大、收效慢而丧失了积极性，遇到困难就退缩，新兴保险市场开发工作难以展开。3.基层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统一法人制度执行不力，贯彻落实上级公司要求不到位。部分基层公司对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健全和完善内控管理制度，部分制度缺乏现实操作性，形同虚设，使管理工作无章可循而出现混乱的局面。部分基层公司统一法人意识不强，对上级公司制定的承保理赔、规范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要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越权行为和违规行为时有发生。4.管理技术落后。部分基层公司电子化水平较低，运用电子化管理的认识和措施也有差距，有的还大量依赖和使用手工操作，给管理工作的精细化造成障碍。
（三）基层保险公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据调查，部分基层公司业务人员90％以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保险专业知识教育，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差。对员工培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没有长期性的计划。当前，基层公司大部分业务员依靠经验和关系网展业，对保险的职能和作用认识不清，缺乏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学科知识的支持，承保理赔工作技术含量低，服务水平停滞不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办法，以及多项改革措施和公司发展前景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公司高管人员不完全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对于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市场营销、成本核算、人力资源配置、考核机制、统一法人制度等重要管理职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综合灵活地加以运用。
三、提高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措施
基层保险公司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认真分析并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不断实施新的竞争战略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一）转变经营观念，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化经营。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已经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基层保险公司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基层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成本效益观念，苦练内功，以增强盈利能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实力为中心，实现公司业务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不断发展壮大。在业务发展战略上，要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分析市场变化，不断研究市场动态，多角度、全方位地挖掘市场潜力，以先进的经营理念、灵活的展业方式、丰富的保险产品、优质的保险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业务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同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增强发展的后劲。基层保险公司领导班子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避免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坚持依法依规经营，加强公司各项管理和基础建设，为公司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