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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对外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这样一来，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与同类产品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国外竞争者自感压力很大。因此，他们利用WTO允许反倾销这一贸易救济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肆无忌惮的反倾销指控，中国已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据统计，1979-2003年期间，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560起反倾销案。仅2000年到2003年就有188件，年均47件。对华反倾销案的大幅度攀升，使我国出口贸易遭受到重大损失。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另一方面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抑制目前这种反倾销上升势头。
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笔者在这里只就行业协会在反倾销中的作用及对策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行业协会以会员人会的方式把同行业企业组织在一起，共同应对国际竞争，保护每一个会员的利益，特别在应对倾销和反倾销工作中已发挥出积极的作用j。国外一些行业协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目前我国也设有大大小小的上千家行业协会。我国政府部门在《关于授予有关行业协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有关职能及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授予有关行业协会的职能为：负责组织协调本行业企业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应诉工作；负责本行业产品出口价格的协调，维护出口秩序；参与本行业产业调查。
此外，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还委托有关行业协会开展以下工作：协助建立进出口磋商机制，提出与本行业有关的价格承诺的建议；搜集、管理、研究本行业产品在国内反倾销案例；报送应诉案件进展情况及动态情况；负责采集、分析和上报本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数据和动态情况；协助开展保护本行业安全的宣传、咨询及培训工作。由此可见，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具有重要的职能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反倾销调查前、反倾销调查中和反倾销裁决后三个阶段。
一、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调查前的作用及对策
一般说来，进口国厂商从察觉到进口商品的侵害，到搜集资料联合起来进行诉讼，再到该国政府部门审批和反倾销立案，通常有1年多时间，在这个较长过程中必然有迹象的显现。如果能及时发现迹象并采取行动，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或及时消除反倾销，或搜集充分的证据积极应诉，这就需要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
(一)加强情报沟通，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行业协会在反倾销预警运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中的企业保持着顺畅的沟通渠道，了解本行业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情况，熟悉本行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情况，了解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数量及其价格水平，能及时发现问题。当国外反倾销出现苗头时，可指导企业做好应对反倾销的准备。例如，1995年4月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自行车进行反倾销调查，应诉企业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及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诉，直至胜诉。该案胜诉还归功于前述商会及该协会的未雨绸缪，1994年11月和1995年1月，中国机电商会、中国自行车协会、中国外资企业协会分别召开了“反倾销研讨会”，对可能发生的反倾销调查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为案件胜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二)加强企业间的协调和行业自律，减少反倾销事件的发生
行业协会是企业问的桥梁和纽带，它以会员形式将企业组织在一个群体系统之中，从而以行业规范约束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按行业规章，协会可定期召集各个企业进行信息上的沟通和协调，使各个出口企业不仅仅是竞争对手，更成为合作伙伴，能够共享信息，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为了防范国外反倾销，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最低价格，防止企业间相互杀价，禁止企业破坏行业形象的行为。在这里，政府有关部门可授予行业协会相应的协调和管理监督职权，对破坏行业规定的企业采取处罚措施。在出口数量的协调上，应将出口配额根据企业原有的出口绩效、生产经营规模、产品质量等指标在各个企业间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以避免过于集中而出现争夺出口市场的现象。出口市场集中，易引起国外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因此，行业协会应向企业会员提供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国际目标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
(三)加强反倾销宣传与培训，提高企业应诉能力
根据政府授权，行业协会应承担起组织企业学习反倾销知识，培训反倾销专门人才，扩大反倾销宣传等工作。行业协会应与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倾销培训，组织企业经理人员和管理人员学习反倾销规则、程序和复审等方面的知识，帮助企业提高反倾销意识和应诉水平。
(四)加强国际交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
行业协会对外交流具有政府与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国内外行业协会相互间的沟通和了解，有助于及时发现贸易摩擦，并通过协商来消除和缓解国内外生产者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而化解国外生产者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动意，把反倾销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种作用是政府和企业不可替代的。因为无论是国内行业协会还是国外行业协会，都是生产者的代表，能代表生产者进行沟通和取得谅解。其二，行业协会不带有政治色彩，很容易与国外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建立业务联系，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开展广泛的国际间交流，因而容易获取各种信息，并反馈给企业，指导企业对外贸易活动，从而减少反倾销的发生。其三，行业协会与我国驻外商会或商务机构进行信息沟通，及时了解进口国的情况和搜集有关信息情报，并反馈给国内企业，这样就使我国出口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做到有的放矢，从而规避反倾销或减少反倾销的发生。即使可能遭遇反倾销指控，也能及早做好应诉准备。
二、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作用及对策
(一)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鼓励出口企业应诉
反倾销应诉，不仅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而且还要成立联合应诉小组和聘请律师。因此，在反倾销应诉中要耗费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大量开支，一般出口企业难以承受，即使实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支付相关费用，最后也会大伤元气。因而，具有行业互质的反倾销应诉基金的建立尤为迫切，这对行业间的良性互动也有所帮助。建立基金，可以解决应诉中的资金问题，以免因为资金的缺乏耽搁应诉的时机，同时也可以集合整个行业的资源，促使整个行业的参与。
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的具体做法是，由相关进出口商会对各出口企业按每年的出口业绩一定比例征收一定费用。一旦反倾销应诉发生，除应诉企业支付一部分费用外，反倾销应诉基金便可按应诉标的拨付相关费用，这有利于鼓励出口企业积极应诉。
(二)及时有效地组织企业应诉
反倾销应诉是否及时，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反倾销法规定，受诉方填写“调查问卷”的时间为20天；欧盟反倾销法规定，从发出“调查问卷”到收回的时间为37天；美国反倾销法规定，从立案调查到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产业损害”的初裁，时间为45天，其中还包括受诉方填写“调查问卷”时间。
业内人士知道，“调查问卷”涉及受诉产品的成本、价格、生产、销售等诸多因素，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填写调查问卷工作确实不易，这对应诉方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然而，根据WTO(反倾销协定》规定，如果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提供必要的资料或极大地防碍调查，则进口国有关当局可将现有资料(往往是进口国生产商的资料)作为最佳资料，并据以对案件进行裁定-3j。由此可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传统国家之所以规定较短的时间，完全是利用WTO这一规则让应诉方处于不利地位，以利于他们提高反倾销成功率。在过去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我国一些企业还不知道自己的出口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时就被裁定为征收反倾销税。所以，及时应诉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行业协会要做出快速反应，组织行业内的相关企业共同应诉，并积极配合律师取证。在企业应诉过程中，行业协会不仅起组织协调作用，还要在搜集有关证据资料等方面做好业务指导。平时行业协会就应该积累资料，在调查中代表企业配合调查方提供所需要的材料和证据，以便调查方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
(三)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做出价格承诺
按照WTO(反倾销协定》的有关规定，在反倾销调查后，出口商可主动承诺修改其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格向该成员出口。若反倾销调查当局认为其承诺适当，可以消除倾销带来的后果，即可中止调查。若反倾销调查当局认为价格承诺不能消除倾销带来的损害，可拒绝接受价格承诺。这就是说，当我国商品遭遇反倾销调查时，只要我们所做出的价格承诺被对方接受，就可以中止调查，这样就不会失去出口市场。
在通常情况下，价格承诺是由行业协会做出的。但价格承诺是否恰当、适时非常关键。若价格承诺过早，就可能在实际上不构成倾销的情况下承认倾销；若价格承诺过晚，又会不被调查当局接受。与此同时，价格承诺本身的提升幅度也十分重要。若提价过高，等于自动放弃市场；若提价幅度较小，则不被调查当局认可。所以，要做出合理的、及时的价格承诺，行业协会必须召集相关企业进行讨论和研究，要综合分析整个行业出口的数量、价格、生产成本及进口国市场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最低价格控制线。
(四)在特定情况下，主动寻找替代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决定在反倾销调查中要选择替代国。选择替代国十分重要，因为它决定反倾销裁定的结果。若选择有利于我国的替代国，就有可能终止反倾销裁定或终止反倾销措施，或者降低反倾销税率。若选择不利于我国的替代国，就会出现征收过高的反倾销税，如墨西哥对我国征收过1000％以上的反倾销税。
在实践中，如果被动地接受外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所选择的替代国，往往会因为替代国在该行业上与中国的较大差距，使中国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此，我国行业协会会主动选择与我国相近的替代国来说服方。要合理选择替代国，要求行业协会与我国驻外商务机构进行信息沟通，了解各国同类产品的生产状况、生产成本及市场价格等方面的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行业协会在平时应注意积累资料，遇到这种情况，就可及时地做出选择对象。
三、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裁决后的作用及对策
(一)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不公平裁决
在对华反倾销案中，有相当部分裁决是不公平的。面对不公平的反倾销决定，我们应与对方进行磋商，若磋商不成，可提交WTO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J。仅靠单个企业上诉是很困难的，因为企业不仅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而且其上诉能力也有限，这就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可组织企业联合上诉，并聘请专家进行有效辩护。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与政府专门机构进行配合，准备好上诉资料与证据；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关系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说服争端解决机构采用我国专家组提出合理的建议，从而维护企业的正当利益和国家声誉。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不公平的反倾销裁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使进口国政府在裁决时做出合理而公平的决定，消除歧视待遇。
(二)充分利用复审制度，维护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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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4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环境与贸易之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国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往往因为威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而受到多种质疑，引发各种贸易争端。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在处理成员方递交的此类争端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本文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总结、归纳WTO在审查成员方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方面的立场、规则和纪律。
关键词：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例外条款；域外管辖；透明度；国际环境法规范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之间联系的兴趣重新涌现”。环境的恶化触及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物质基础，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和组织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关环保贸易条款在实施中找到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摆在WTO面前的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力问题）；2、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对贸易的影响；3、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4、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措施和一些国家单边采取的贸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进口、许可证制度、征收环境附加税等。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家采取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GATT/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二、GATT/WTO体制下的相关规定
（一）、GATT/WTO共有的规定
重审历史，我们发现有关环保与贸易的关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课题，只不过GATT的起草者们并未料到今日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毕竟促进自由贸易的增长是GATT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以下是GATT时期有关环保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也为WTO所继承，被认为是解决成员间有关环保和贸易争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3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但同时限定条件，包括：（1）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在计算上必须合理；（2）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必须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搞差别待遇。（3）不能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费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2、第11条关于进出口产品数量限制的规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实行数量限制，但不适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缔约方出于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2）是为实施某些商品归类、分级和销售法规而必须实施的进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对进口农产品和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可以看出，这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间接地可归于一国出于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WTO义务的豁免。
3、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保护环境采取下列措施：“(B)为保障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为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鉴于该条（B）和（G）款被普遍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也是成员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处，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适用规则，在接下来的具体案件分析中，将以此为主要法律依据展开论述。
（二）、WTO对环境贸易条款的发展
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环保组织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能动关系，WTO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课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而且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顾保持与维护环境，并以符合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关注，加强达此目的的措施……”，明确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这也是“环境”字眼首次出现在多边贸易协议中。
2、其他各项一揽子协议中所包含的环境条款。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相应规定，主要为成员方采取的与环境有关的措施设定了纪律和行为准则。
3、WTO成立后有关部长会议的宣言、决议。如2001年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中的《贸易与环境》工作计划。
小结：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与其他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不同，世贸组织并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协议，而是主要通过成员方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的合意以“环保例外+限制条件”的条款形式加以表现，其规则具有分散性、原则性、高度抽象等特点，从而导致相关环保条款只有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确定和发展。因而，对WTO案例的研究在环保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下面结合GATT/WTO史上的经典案例就以下几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较多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从中总结、归纳WTO在处理该方面形成的规则，推敲WTO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基本原则，以期对成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调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
（一）对条文用语的扩大/松动解释
适用WTO条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释条文的含义。解释的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TO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进行协调的能力。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有关协议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一改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保守作风，积极致力于对环境贸易关系的协调，在对条文用语的解释上，明显地放松了标准，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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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二、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
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4%和4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4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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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贸易中的环保问题。
许多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发起了国际性环保运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标准，成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国际范围内的环保。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3环境贸易壁垒。
3.1产生背景。
近年来，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各国政府进行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措施，倡导绿色消费，制定了分门别类的环境贸易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绿色法规法律，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发挥其作用。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
3.2概念及特征。
环境贸易壁垒又称绿色壁垒，是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环境贸易壁垒具有如下特征：(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
3.3内容和形式。
3.3.1环境技术标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均以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较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进而轻易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3.2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保标准、指标或规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以向消费者证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极小。环境标志易构成潜在的贸易歧视和现实的贸易冲突，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且对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起到贸易壁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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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竞争力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多年来，国际纺织服装贸易受限于配额制度，增长幅度缓慢，尽管具有比较优势，但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市场空间也长期被严重挤压。“后配额时代”的来临，短期内可能对纺织服装出口有利，但中长期未必效果明显，因为影响纺织贸易增长的因素并不只限于配额制度。WTO经济研究部不久前就了关于纺织服装业取消配额后的研究报告，预测表明：在配额取消后，即使在美欧两个巨大市场，中国纺织品的份额平均只能增加13.5%；同时，由于国内贸易秩序欠佳及恶性竞争，市场份额的扩大并未带来效益的增加，如纺织出口大省江苏2003年对美出口激增125%而平均价格却下降了41%。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巨大产能、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恐惧，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曾试图延长配额期限，尽管该图谋基本无法实现，但这些成员今后肯定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技术壁垒或区域自由贸易对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进行阻挠。出于环境保护和市场保护的需要，配额取消后，西方发达国家将对进入本国、本地市场的纺织品实施严格的环保认证及有害物质检验认证制度。
可见，“后配额时代”的来临，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只有更加注重人体健康和周围环境质量、对环境保护较为有利的“绿色纺织品”，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单纯具备价格竞争力而没有绿色通行证并不能铸就纺织贸易的辉煌，唯有提升纺织环境竞争力才能有效获取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环境竞争力对“后配额时代”纺织贸易的冲击
随着环境竞争力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环境因素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进入“后配额时代”的纺织贸易将带有明显的“绿色”印记，拥有价格和质量优势而缺乏环境竞争力的我国纺织贸易将面临极大挑战。
纺织环境竞争力缺失的现状堪忧，现实的“利空”冲淡了“后配额”时期的“利好”。纵观影响纺织环境竞争力的诸要素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纺织环境竞争力现状令人堪忧：纺织产品本身离生态标准相距甚远，产品从原料采购、生产、销售、消费使用直至废弃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即产品的生命周期还很难完全达到绿色环保要求。
纺织行业创新机制缺乏，加上对环境竞争力认识薄弱，导致纺织贸易原有的价格竞争力被不断削弱、甚至优势不再。近年来，理论界关于“入世”及2005年取消纺织品配额后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影响、相关产业政策调整等的研究较多，但涉及纺织贸易与环境竞争力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却少之甚少。面对席卷而来的绿色浪潮，纺织业界缺乏足够的敏锐性，对于生态纺织的概念、纺织生态标准等尚处于被挤压和被动接受的状态，纺织行业环境创新机制创立明显滞后。环境竞争力的缺乏，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弱化了价格竞争力，使纺织贸易原有的竞争优势被不断削弱、甚至优势不再。
西方挥舞环境竞争力利刃构筑“绿色壁垒”，不仅使我国纺织品贸易面临“自囿壁垒”和“它设壁垒”，原有的价格优势也会成为西方实施“反倾销”的借口。一直以来，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明显的价格优势，然而面对愈来愈多的“绿色贸易壁垒”，我国纺织品贸易正在慢慢地丧失原有的比较优势，而且由于环境竞争力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的价格竞争力与非价格竞争力成为欧美发达国家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出口的借口及包袱。
纺织经济外部性效应突出，环境成本高企，使经济效益与环境竞争力形成“减耗循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纺织企业提升环境竞争力还缺乏最基本的技术保障。《OEKO纺织品标准100》对纺织成品布或服装中苯乙烯的含量要求不超过5PPB，而我国企业受技术条件限制甚至还难于检测和控制PPB级的物质。同时，由于设备陈旧、环保及工艺技术落后、措施不得力，纺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效应愈发突出，这样，不仅纺织行业环境竞争力水平得不到提高，还将导致外部社会成本的上升，形成环境竞争力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互相减耗的恶性循环。
绿色开发能力不足，绿色营销渠道不畅，环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不能贯穿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当前我国研发和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环保纺织品的能力不足,政府和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绿色纺织品生产、销售、消费者偏好等市场信息网络，绿色营销活动严重滞后。
纺织企业“绿色管理”不得要领，环境认证意识淡薄，加上我国现有环保法规及标准欠完善、不匹配，制约了纺织环境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促进“无配额”纺织贸易的对策建议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企业既要继续增强价格竞争力，更要注重提升环境竞争力。
充分认识到提高纺织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和完善我国纺织环境标志制度。首先应参照OEKO-TEXSTANDARD100等欧美标准，加紧制定出与纺织行业配套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应主动与那些实施了环境标志而又对产品环境问题特别重视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联系，吸收并借鉴其先进经验，对不能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纺织标准体系进行改进与完善，力求与国际标准靠拢并接轨，实现双边或多边环境标志的相互认可，力促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走向世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有保有压”的战术安排为纺织企业提升环境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应鼓励和引导纺织企业实现由传统型向环保型的转制，给予环保纺织类企业一定的出口倾斜政策；通过发放一定额度的环保补贴，降低环保纺织品的单位成本；可在纺织行业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和绿色激励基金，提供减税减负、低息贷款等财政货币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方面，支持环保型纺织企业的污染整治、生产线的改造以及环保纺织品的开发、研制等工作。
加强并完善纺织行业协会和环境组织的监管、服务职能，可在协会中建立纺织行业环保信息中心，关注《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最新进展，及时研究环保标准的国际动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为纺织企业提供咨询指导服务，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尝试建立“环境成本内在化”制度安排，将纺织行业单纯为环保的“末端控制”转变成为提升行业整体环境竞争力的“过程管理”。有效降解“外部性效应”是提升纺织环境竞争力的制度保障，有必要界定环境资产的所有权，对环境资产进行合理定价，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以成本压力推动纺织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纺织企业自身应该树立环保观念，积极研发绿色纺织品和生态服装，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绿色纺织”发展战略。纺织企业应在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经营理念等方面向“绿色”靠拢，在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包装、运输、销售及回收处理等各环节注意环境问题，将环境因素视作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制高点；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及相关认证工作，将“先污染后处理”的模式转变为“零污染生产”模式；实施“绿色营销”，结合价格竞争力，将纺织行业比较优势转变成综合优势，为企业赢得长远发展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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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全球化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印证了环境污染无国界的说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许多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发起了国际性环保运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标准，成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国际范围内的环保。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3.环境贸易壁垒。
3.1产生背景。
近年来，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各国政府进行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措施，倡导绿色消费，制定了分门别类的环境贸易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绿色法规法律，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发挥其作用[1]。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国际贸易手段正向法规化和国际化同步迈进[2]。
3.2概念及特征。
环境贸易壁垒又称绿色壁垒，是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环境贸易壁垒具有如下特征：(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3]。
3.3内容和形式。
3.3.1环境技术标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均以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较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进而轻易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3.2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保标准、指标或规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以向消费者证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极小。环境标志易构成潜在的贸易歧视和现实的贸易冲突，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且对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起到贸易壁垒作用。
3.3.3绿色包装制度。
绿色包装制度是指规范商品包装(物)，包装材料要符合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易于回收使用或自然分解、不违反环境要求的有关包装方面的法律、规章。
3.3.4绿色补贴。
指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财税上补贴出口企业，或在出口产品成本中补贴保护环境与资源消耗的成本，或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较低的环境标准，以使产品明显低于进口国同类产品价格，影响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招致进口国采取反绿色补贴的措施。
3.3.5卫生检验制度。
《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规定的有关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检疫的国际标准，其中规定成员国人畜事务为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动植物携带疾病的伤害，有权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
3.3.6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
绿色关税指进口国以环保和人类健康为由，对其认定的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的进口产品，除了缴纳正常的关税外，格外加征的环境进口附加税。市场准入指进口国以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以及违反有关的国际环境公约或国内环境法律、规章而采取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措施。
3.3.7环境贸易制裁。
指对违反国际环保、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保护公约等，而导致环境污染、野生动植物多样性缺失的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制裁措施。
4.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4.1对我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影响。
我国外贸出口市场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出口份额约占80%，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成员，现已从环保立法阶段转向了环保执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技术标准比较高，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苛刻的环境标准，这将使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面临着缩小的危险。
4.2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国际上针对工业品贸易、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品和投资等提出了环境方面的规范，而这些贸易为我国外贸中比重较大的出口贸易，若发达国家对这些类的产品进口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其产生的环境贸易壁垒，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
4.3对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和企业效益的影响。
环境贸易壁垒的制定影响着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乃至报废处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要求其过程为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我国企业缺乏资金，环保技术落后，为了达到进口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得不增加有关环保的检验、测试、认证和签订等手续并支付相关费用，还需对产品外观装潢、出口标签和商品广告做大幅度的调整，这势必将增加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使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4.4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而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与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其中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抵制来自于区域以外的产品案例甚多，这样便形成了只有发达国家存在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自由贸易区，使我国无法介入。
4.5实例。
4.5.1包装行业。
2006年1月开始执行的环境包装制品的回收率要达到85%以上这条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包装行业冲击很大。我国的一次性餐具因没有绿色标准而被禁止出口欧美市场，许多商品出口欧美还要支付高额的包装废弃物处理费用等。
4.5.2家电行业。
国际贸易中我国家电产品进口关税被削减，国内产品的价格优势降低，国外品牌在质量上的优势添补了价格上的差异，从而对我国家电产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上海2006年8月份小家电出口欧盟呈明显下降趋势，在欧盟实施《废旧电子电气设备回收指令》后，上海小家电出口量降低到当年的最低水平。又如欧盟实施的《生态设计指令》的技术壁垒，进而对电气电子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到回收利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突出了严格的环保要求，这也将对我国相关产品出口构成较大的影响。
4.5.3纺织服装工业。
纺织服装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也是外向依存度较高的行业，我国加入WTO后，该行业受惠较大，但受环境贸易壁垒的影响，我国纺织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据案例了解，因服装没有达到生态纺织品标准而被处以罚款或被迫回销等情况常有发生。例如欧盟有关国家通过的OKO-TES100纺织品环保标准，就对进口服装的甲醛、重金属、防腐剂等100多种有害物质含量进行限制，这些规定对中国服装出口形成了技术性的环境贸易壁垒。
4.5.4农业。
我国是农业大国，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较大的也是农业，我国农产品出口现存问题很多，主要是国内动植物疫情、农畜药残留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涉及到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技术贸易壁垒有40多项，其中涉及出口问题的有17项，80%的出口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实施了肯定列表制后，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量大幅下滑，因该项检测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的制度涵盖了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以及54 782个限量标准。而各项标准大约是现行全部规定的3~5倍，且限量指标更为严格。这份名单涵盖了大部分我国的输日农产品。
4.5.5化学工业。
国际贸易中对化学工业中的化学产品与医药产品的出口有较严格的规定，此类产品的出口主要受到对危险化学品分类管理、严格的化学品管理、对进口新化学品的管理、对农药的管理、对合成洗涤剂的管理等规定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很早就开始限制和禁止中草药的进口，进口药品到美国必须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而我国国内单项品种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的生产厂家仅有20多个企业，直接影响了该行业产品出口。
4.6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贸易中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经济发展，因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也只有在其中方可解决;二是经济发展过程必须考虑到来自环境与生态资源的支持与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是在于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只有良好的贸易和环境政策才可促使环境资源有效的配置，使环境与贸易互惠互利。
5.对策与建议。
5.1提高环保意识，完善环保立法。
5.1.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环保意识，树立绿色观念。
环境贸易壁垒多由发达国家制定，作用于发展中国家，这种行为能够保证全球经济良性的持续发展。为了我国外贸事业与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对全民进行生态知识和环保的普及宣传，使其认识到环境质量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积极地推进环保事业。
此外，我国应树立正确的绿色观念，引导大众的绿色消费，为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开拓空间。尤其是我国的企业应投身到环保潮流中，积极自我完善，加强环境方面的技术研发，以在环保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打破环境贸易壁垒的局限[5]。
5.1.2加强环保立法完善环境法制体系。
我国近年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法律、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律及多项环保法规和标准，基本上形成了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构成的法规体系。随着环保问题的升温及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化，我国应加强环保立法与环境法制体系的修改和完善，并加大执法力度，为外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5.1.3加强国际环保法规的研究和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
国际贸易的环境贸易壁垒种类繁多，涉及环保立法分门别类，我国应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外贸环境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了解主要贸易国的环保法规、技术与标准，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贸易中的摩擦产生。
此外，作为WTO的成员，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有利于我国突破各种形式的环境贸易壁垒[6]。
5.2积极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将环保纳入外贸发展战略。
环保产业的发展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的污染防治能力，为其产品能够冲破环境贸易壁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还应制定适应形势的技术标准与规定，将管理纳入法律规程，并开展消除环境贸易壁垒影响的战略谋划，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推行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5.3促进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行企业清洁生产。
环境成本包括开发、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和处理商品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所需费用，为减少与企业经营有关的影响，外贸企业可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市场价格之内，使环境资源成本内部化，这样可实现贸易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生产和出口，有利于环保和公平竞争，并消除了环境所造成的贸易障碍，使企业从根本上能够逾越环境贸易壁垒。
清洁生产有利于克服企业管理中生产与环保相脱离的问题，促使企业的技改具有针对性，即成为实施环境管理体系重要的基础。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在资源利用上提高市场竞争力，接轨国际以便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突破环境贸易壁垒创造条件。
5.4加强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认证等对企业是非强制性的，但其具有公正性的特点，企业申请认证有利于企业利益和效率的提高，应重视并加强此类的认证。
5.5严禁洋垃圾的流入。
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和道德法制观念的缺乏，我国曾发生多起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物质的事情，这严重的违背了《巴塞尔公约》等规定，还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我国应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产品入境。
5.6充分发挥绿色营销作用。
环保意识与市场营销观念共同形成了绿色市场营销观念，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倾向，使绿色营销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体现。绿色营销在营销策略上讲究绿色化的组合，在产品策略、促销策略、渠道策略和价格策略方面都体现了很强的绿色特性。我国绿色营销发展具有极大的潜质，我国出口企业应借鉴国际绿色营销战略，以开辟增强竞争力的新途径，从而打破环境贸易壁垒。
5.7注意国际动态，打破环境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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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争
国际贸易的开展对环境保护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自由贸易论者与环境保护论者两派观点。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自由贸易论者
自由贸易论者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认为世界经济的改善应依赖于个人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个人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追求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在对待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上，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有益于环境的改善，他们的论证依据如下：(1)贸易自由化能促进经济繁荣，增加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2)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产生；(3)贸易自由化促使环保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在自由贸易者看来，贸易制度本身不存在不利于环境的因素，而是由于环境政策设计不当造成了贸易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紧张，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与自由贸易并不矛盾。环境保护论者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他们对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的实质理解有误，但阻碍自由贸易必将带来全球福利水平的下降。
(二)环境保护论者
环境保护论者关注整个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强调整个人的共同利益，其中包含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个人有时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环境保护论者认为：(1)贸易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增加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存在越境污染时，自由贸易也使其他国家的环境恶化；(2)贸易规则凌驾于环境政策目标之上，会导致环境标准降低。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在污染产业会具有竞争优势，因而促使要素流动到污染成本支出较低的这些国家，使其成为污染的避风港；(3)危险品国际贸易会危害环境，废物进口国比出口国在废物处理与储存方面更不具有优势，废物出口使这些国家没有动力去制定环境政策来减少废物产生；(4)贸易需要运输，这将增加能源使用，从而破坏环境。所以，环境保护者认为要强化贸易成员国制定环境政策的权利，并主张制定相应的国际环境协议及限制性贸易措施来处理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
两派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上的观点迥异，这是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在涉及到环境问题的国际贸易过程中，经济学者对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环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其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二、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环境保护必将影响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学术界对环境保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设。
(一)“环境竞次理论”
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哀”的发生过程，其逻辑基础是“囚徒困境”，即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为避免遭受竞争损害，国家之间会竞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二)“污染避难所假说”
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两国或多国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实行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较低。由于具有较高环境政策强度和高环境标准国家的高污染企业较高的环境成本，这些企业会倾向于将高污染行业投资到较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从而造成污染产业在不同环境标准国家间的转移。
(三)”波特假说”
波特等人认为，短期内，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长期内，由于环境压力的刺激，企业在进行环境投资改造的同时，会改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环境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减少疾病的发生，这些积极因素有利于降低环境因素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这些理论假设提供了解释环境保护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分析框架，对构建计量模型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三、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GrossmanandKrueger(1991)最早对国际贸易中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后来的学者们多用他们的分析方法研究贸易的环境效应，并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一)三种效应的界定
1．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源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比较优势分析中将环境因素包含进来，是指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得以全球范围内进行，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于一国环境来说，如果出口部门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进口生产部门，那么该国将从扩大的出口中获得正的结构效应；反之，如果进口生产部门的平均污染程度高于出口部门生产活动，则该国将从规模缩小的出口中获得负的结构效应。这样，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使得污染产业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重新配置，将污染问题从“清结”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到具有比较劣势的国家。
2．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在生产活动的污染系数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条件下，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扩大了经济规模，从而增加了污染环境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规模效应使得国际贸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清洁环境的偏好增加，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购买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促进生产厂商对清洁生产过程的投资，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被应用于生产，降低了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因此，在不存在“政策失灵”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将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法规，降低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促使环境质量的改善。
(二)环境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活动对环境的最终影响是三种效应综合影响的结果，对这三种效应的分解有利于人们明确哪种效应在起作用及其作用效果的大小。Copeland和Taylor(1994)研究了南北国家间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在征收不同税率污染税的前提下，污染工业将向南方国家转移，结构效应使北方国家的污染减轻而南方国家的污染加重；国际贸易促进经济活动扩张，规模效应降低了两类国家的环境水平；收入的增加和两国政府提高污染税税率的行为降低了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技术效应发挥着作用。如果对清洁环境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理论上说，技术效应有可能抵消规模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是，对南方国家来说，较低的环境标准使它们在污染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也因为它们较低的环境标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会超过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因此，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刘力(2005)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效应作了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研究结果将贸易的环境效应解释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收入效应、产品效应和法规效应六个方面，其产品效应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指与产品性质相关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产品效应与技术效应密切相关，贸易产品本身或其生产技术若是环境友好的，该产品的贸易带来正的环境效应；另一方面，如果贸易增加了有害物质的国际扩散，或贸易产品是濒危物种，就会对环境产生负面效应。
四、政策建议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虽未达成有实质约束力的协议，但此次峰会所激起的各界对环境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成功。合理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不仅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为达到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当前与长期来看，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建立起完善的国际贸易体系与环境保护体系。
(一)加强对发展中及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根据1990年Grossman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环境污染指数同人均收人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环境状况逐渐恶化；当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对环境服务的消费，且已具备了改进生产工艺的技术和资金，能够对降低环境污染指数有所作为。南方国家的人均收人远低于北方国家，当北方国家已对减少环境污染采取措施时，南方国家却在担心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关注不是特别强烈，南方国家也普遍缺少改进生产工艺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全球环境质量的提高需要发达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二)加强南北环境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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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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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进口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进口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外国污染废物，即洋垃圾进口现象。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工业化国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企图向我国出口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废旧物资的事件。我国对“洋垃圾”的关注始于1993年10月，当时南京1288吨韩国化学废物进口案震惊了全国。几年来，广东、福建、江苏、江西等省的口岸陆续发现一些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加工废塑料和其他废物为名，从国外进口夹杂大量污秽物、细菌、病毒的垃圾。
引进技术、资金带来的环境问题。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同国家环境标准差异的存在，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纷纷向环境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不少国家利用出口资金、技术之便，将大量的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例如，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在我国沿海地区投资兴建了75家生产泡沫塑料、灭火剂、制冷剂的企业，而这些产品中相当多的化学成分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所禁止或限制的物质。
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策略
深入认识和明确把握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摆正位置，权衡利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走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增强环保观念意识
“经济腾飞，环保欠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已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但仍然存在当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又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情况。为此，迫切需要树立环保意识，重视环境因素。第一，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进行全民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的普及教育，使保护环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第二，提高各级政府、企业的环保意识，倡导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例如，江苏的无锡市2001年对该市新上的19个工业、房地产项目因为“环境影响评价”无法过关而予以否决。第三，在我国消费者中普及绿色观念，引导绿色消费，为我国的绿色产业发展开拓空间。第四，重视环境因素对贸易的影响，破除“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廉价”的错误观念。
完善法规政策
强化完善环境贸易法规我国目前已制订了《环境保护法》等6部环保法律和《森林法》等9部资源保护法律。另外，其他已经制定的与贸易有关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措施也达18项。应该说，我国已经建立起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框架。但是，我国目前不少法规还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难免大打折扣。现在急需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制定一套完善的、便于操作的、适合于我国国情又与国际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办法，通过切实的贯彻实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健全完善环境制度第一，完善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有关控制、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和。我国的环境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过低。在我国19278项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此外，国外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落后，周期也长”（薛荣久，2002）。为此，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提高环境标准，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尤为重要。第二，积极开展ISO14000国际认证。我国于1996年开始引入ISO14000标准，并颁布了国家标准，开始在国内企业中开展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但是我国能够获得认证的企业却为数不多。对此，我国应当积极关注ISO14000标准的修改、推广过程，将已颁布的标准结合国情等同化为我国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认证工作，推动企业跨越绿色环境壁垒，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
培育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我国的绿色环保产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现已初具规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小、结构单一；技术基础薄弱、质量难以保证；配套设施缺乏、市场化程度低。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绿色环保产业，必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支持作用。首先，制定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在深入分析环保市场前景和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定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其次，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完善产业管理体系。第三，建立绿色环保产业风险投资机制。绿色环保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正外部性、公益性、非直接经济效益等特征。政府应尽快建立绿色环保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开辟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渠道。
建立绿色贸易制度第一，调整出口产业结构。从长远看，要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节约能源、低污染的产业。在短期产业结构无法迅速升级的状况下，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大前提，重新评估我国以前大力提倡的各种出口导向产业：对于出口份额较大的高污染产业施加必要的压力；对于绿色环保产业，从贸易方面给予支持。第二，严格进口产业的环境审查，坚决抵制“洋垃圾”。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进口的“洋垃圾”从1990年的9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1750万吨，对我国的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作用。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明确进口商品的环境标准，加强进口商品的管理、审查、检测，坚决杜绝危险、有毒的废旧物质进口。
加强国际合作方面
篇10
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有许多。从社会层面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从经济层面看，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不能正确地为环境资产定价，进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环境资源具有很强的非独占性，如空气、水、公海的鱼类等，无人需要为其承担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贸易和环境会发生相互影响。
(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
1.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规模变化，通常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在生产活动污染系数一定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贸易的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是负的，即对环境是有害的。
2.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产生于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即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产品。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和规模，提高了各国的消费水平。对于一国的环境而言，如果扩大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竞争部门，则该国的结构效应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
3.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体现了产业生产技术的改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政府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法规，以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
(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
首先，各国制定的环境法规和国际环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如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生产、工艺、材料、品质和成分的含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使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贸易的作用。但同时，严格的环境措施也可能给贸易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出口企业在达到较高的环境标准后，由于领先于其它的竞争者，则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如近年来欧盟实施的环保标签的认证，使很多得到认证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拿到了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通行证。
其次，各国政府实施的绿色补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方允许政府对环境保护提供绿色补贴或环境支持。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落后，资金匮乏，在利用此规定对生产者提供补贴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由于各国环境标准不一致，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有意识地将一些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由于外来投资而加剧恶化。
当然，贸易和环境之所以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没有充分重视环境问题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二、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5779亿美元，不仅出口数量大，而且增速惊人，这种高速增长拉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出口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贸易出口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给我国的环境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的比重，2009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94.7%，初级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是5.25%，尽管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但它也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了我国。本文所说的环境成本是指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些都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环境成本更高，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具有优势的多是那些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那些对环境污染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则较低。目前，我国出口比重最大的五个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交通运输与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而这五个工业部门正是污染密集型行业。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几个行业产品出口量越大，对我国环境的危害越大。
其次，从出口企业结构来看，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18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55.9%，外资企业对中国外贸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必须承认，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不一致，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新厂址的所在地。据统计，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将25%的资金投向了污染型产业，如近来社会反响极大的大连PX项目的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外商还将本国淘汰的、污染环境严重、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投资的名义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境造成了更坏的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出口贸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方式在所有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由于在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成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同时一些洋垃圾也打着中间产品的旗号进入到我国，这些都加剧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更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三、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要实现良性发展，确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走出口贸易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提升整体环保水平。
从全球来看，发展国际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各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不断升级，由此引起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国际环境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参与环保的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本国环境专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开发环保产品，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适用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升本国环保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上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发达国家歧视和限制的保护条款，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环保水平，联合起来同发达国家谈判，共同为取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而努力。政府要努力促进国家间生态标志和其他环境标准的互认，协助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通过ISO14001认证。
(二)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
为了提高公众对各种消费品和其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的认识，帮助消费者了解消费品生产商在改善其产品和生产设施的环保性能方面所做的工作，政府应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对环保有益的消费品，针对像个人护理产品、家居清洁剂、汽车修理用化学品、非农业用杀虫剂、非工业用胶黏剂和密封剂、气雾型喷漆、建筑用涂层等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消费进行指导，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促使企业放弃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达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目的。
(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长期粗放式、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在外贸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获得很大的贸易利益，相反却付出了资源流失与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因此，要缓解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冲突，首先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而技术进步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根本途径。国家可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运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
(四)加强保护国内环境，鼓励发展环保产品。
在积极遵守国际上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保护我国的自然环境、资源及人民、动植物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为此，需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贸易措施体系，合理规划我国的环境发展。要关注其他国家在我国以投资的方式转移的污染企业、废物作为资源进口等问题，同时要提高我国进口产品的检测标准，认真对我国的贸易政策进行环境评估，进一步完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处理好保护环境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关系。
同时要对相关的出口企业，施行环境准入制度，通过设立较高环境和资源耗用标准及进一步扩大出口征税范围等措施，减少新增产能，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应予以关闭。同时也可将污染企业的信息公诸于众，通过公布环保黑名单等形式，使国外进口商获知污染企业的不良行为，停止进口其产品。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国内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良好的环境形象，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
篇11
若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察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世界贸易的基石即关贸总协定(GATT)。GATT作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贸易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其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是GATT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其他制度的基础，指导着一切贸易措施。
GATT1994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的环境关税制度，其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于任何输入产品随时征收税费，其中(a)项规定，一国可以征收“与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按本协定第3条第2款征收的国内税相当的费用”。可见，GATT1994允许其成员根据征收关税，但必须是基于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计划，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特别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关税。因而，环境关税符合WTO的原则，是以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它需要进出口双方的合作，是相互的，完全不同于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关税。
当然，征收环境关税不可避免地提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消费者支付更多一点的费用，这样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不公正，但可以消除发展的不公平现状，并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差别责任。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陷入了“贫穷—加剧污染、出卖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正承受着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退化的代价。补偿这些损失一直是国际发展的目标，环境关税作为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结束由发展中国家支付的不公开的非官方补偿。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结构效应、贸易优势效应和贸易歧视效应。
(一)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促使人们改变对国际贸易商品的需求，在选择商品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无害的产品，从而使该类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环境关税也会约束一些会产生外部性的产业贸易歧视效应，影响商品贸易的发展，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跨国污染、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和再配置，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二)贸易优势效应
为实现环境关税而推行的各种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的转移。现在各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基本上都是在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确定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理论，其比较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会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甚至会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要素来说，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资源的禀赋与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这就使资源相对丰富或环境容量较大的国家更能保有比较优势。当然，即使是环境关税下的贸易竞争优势所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环境成本问题，贸易的发生与否最终还要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最大消费需求这一经济效率原则下来决定。
(三)贸易歧视效应
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而隐含歧视性。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环保条件和偏好各不相同，而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一般说来，环境关税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偏好。各国的有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影响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国外厂商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我国在环境关税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使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经受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也面临着来自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积极参与磋商和制定WTO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扩大在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遏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关税上的合作，协调在环境关税上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共同对付一些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阻止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不正当转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体现着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环境关税的发展将会引发一场关税制度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迄今为止，我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我国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我国应从现在做起，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还应注意根据环境关税的主要特征和贸易效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构建我国的环境关税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篇12
若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察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世界贸易的基石即关贸总协定(GATT)。GATT作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贸易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其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是GATT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其他制度的基础,指导着一切贸易措施。
GATT1994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的环境关税制度,其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于任何输入产品随时征收税费,其中(a)项规定,一国可以征收“与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按本协定第3条第2款征收的国内税相当的费用”。可见,GATT1994允许其成员根据主权征收关税,但必须是基于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计划,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特别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关税。因而,环境关税符合WTO的原则,是以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它需要进出口双方的合作,是相互的,完全不同于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关税。
当然,征收环境关税不可避免地提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消费者支付更多一点的费用,这样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不公正,但可以消除发展的不公平现状,并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差别责任。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陷入了“贫穷—加剧污染、出卖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正承受着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退化的代价。补偿这些损失一直是国际发展的目标,环境关税作为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结束由发展中国家支付的不公开的非官方补偿。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结构效应、贸易优势效应和贸易歧视效应。
(一)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促使人们改变对国际贸易商品的需求,在选择商品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无害的产品,从而使该类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环境关税也会约束一些会产生外部性的产业贸易歧视效应,影响商品贸易的发展,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跨国污染、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和再配置,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二)贸易优势效应
为实现环境关税而推行的各种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的转移。现在各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基本上都是在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确定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理论,其比较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会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甚至会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要素来说,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资源的禀赋与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这就使资源相对丰富或环境容量较大的国家更能保有比较优势。当然,即使是环境关税下的贸易竞争优势所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环境成本问题,贸易的发生与否最终还要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最大消费需求这一经济效率原则下来决定。
(三)贸易歧视效应
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而隐含歧视性。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环保条件和偏好各不相同,而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一般说来,环境关税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偏好。各国的有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影响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国外厂商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我国在环境关税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使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经受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也面临着来自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积极参与磋商和制定WTO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扩大在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遏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关税上的合作,协调在环境关税上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共同对付一些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阻止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不正当转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体现着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环境关税的发展将会引发一场关税制度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迄今为止,我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我国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我国应从现在做起,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还应注意根据环境关税的主要特征和贸易效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构建我国的环境关税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篇13
ErnstandKim(2001)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productionnetwork)”这一概念,在文中它们提到全球生产网络不但带来产品的转移同时伴随着知识扩散。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是中间品贸易,而加工贸易正是中间品贸易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基本上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有低附加值、无自我品牌、缺乏自我创新等特点。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是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网络内部的自我提升和外部产业、政策环境的引导促进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自我提升,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依靠生产网络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作用。JayBarney(1996)在文章中提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工贸易中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及技术外溢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由于加工贸易的投资方需要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占领产品的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方会主动提供一部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刘志彪、刘晓昶(2001)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生产链会不断向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延伸,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总结经验和积累知识,从而达到产业优化与升级的目的。PerterJ(2004)在文章中论述到加工贸易方式可以将东道国与投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由此,通过技术和市场的不断渗透和溢出,东道国企业可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营销网络,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Grossman和Helpman(2005)认为,同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既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水平有关,也和制度环境有关。刘德学等(2006)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层级主体特别是领导厂商之所以能够占据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价值链环节,是因为他们控制着相关的“稀有资产”,这些稀有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加工企业要想取得网络主体地位及其所从事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就必须逐步获得或创造这种“稀有资产”,而这一过程可借助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得以实现。
在分析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外部影响因素时,学者们分析因素的焦点基本上集中于劳动力禀赋、技术、外资企业的战略和目标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上。如庞大同(2001)在文章中提出,要促进加工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应从优化配套环境,制定发展战略,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建立出口加工区等几方面入手。潘悦(2002)动态考察和调研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分布和产品性质,指出中国加工贸易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换代的阶段,中国的加工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之从前已有了显著提升。BoyLüthje(2004)在以IT产业为例论述全球生产网络和中国的产业升级时认为,除企业内部工资和工作标准等因素外,经济、产业的状况和外商投资政策也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
综合已有的研究观点,本文认为外部环境的作用只是辅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根本在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转变和提升。要达到这一目标,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以及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将是关键;政策环境也将从外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提供引导和支持。
2加工贸易出口升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升级取决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服务联系成本、环境因素等。然而内部和外部环境这两方面是否对于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有显性影响,需要实证的检验。
针对中国加工贸易的现状,本文选取了加工贸易增值率作为衡量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指标。依照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所处网络层级越高,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因此增值率可以综合反映加工贸易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状况。
加工贸易增殖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
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衡量上,本文选择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亿元)作为衡量标准。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指标由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亿元)来代替。
外部环境方面,邮政电信业产值(亿元)将作为服务联系成本的衡量指标。
数据选取自1992-2007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实证分析所用计量软件为SPSS10.0和EVIEWS5.0。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1992年至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研发)同邮政电信业产值(邮电)三个变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做变量转换来解决共线性问题。
通过SPSS软件的因子工具,确定各个变量权重可得:
表1主成份分析法各变量权重
由上表中可看出回归变量的T值分别为-3.341和5.292,在1%的显著水平下T检验通过。调整后R2=0.659,方程拟合度较好。回归方程为:
增殖率=-0.731+0.131LN(0.911*FDI+0.980*研发+0.981*邮电)(2)
根据以上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电信业产值与江苏省加工贸易出口结构比的变化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对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影响效应均为正。由此可见,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同自主创新、研发与知识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有密切的联系。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投入和加工贸易出口增殖率(Y)之间可能存在的时间上的滞后关系,利用计量软件对两个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3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由相伴概率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FDI不是增殖率(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而不拒绝“增值率(Y)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因此,从2阶滞后的情况来看,FDI的增加是加工贸易增殖率上涨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
3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策略
加工贸易出口的产业升级源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要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入手。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首先在企业层面上,要鼓励企业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在生产经营中进行学习积累和自主创新,提高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其次外部环境方面,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加工贸易的发展,为企业的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可以借助于以下策略与渠道加以改进和提高。
3.1加强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多种渠道,包括市场竞争、技术示范、人员流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等。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竞争市场,打破垄断和改变原有的市场结构,提高企业效率;制订相关政策来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信息的传递;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利用机制,鼓励有外资企业工作背景的高层次人才进入内资企业,由此会把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文化带给内资企业;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开发和生产,通过生产链上下游的联系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传递到内资企业。
3.2提高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
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同样影响着技术溢出的效果。具体可以采用的方法为:(1)制订相应的促进政策,鼓励内资企业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展合作项目,联合培训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鼓励内资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各种重大科技活动,承担部分研究工作,加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沟通。(2)充分利用高校的研究优势,鼓励国内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及员工的培训合作,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支持能力,从而达到更好地吸收技术外溢的目的。
3.3鼓励技术自主创新和开发
加大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推动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员工培训,推动加工贸易的更快升级。同时要努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发展,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扶持性政策。在制定加工贸易政策时,可以采用将高新技术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区别对待的方法,利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刘晓昶.垂直专业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生产模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0).
[2]庞大同.深圳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考及建议[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1).
[3]潘悦.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