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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2.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二、科学评价，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1.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机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论评价与具体操作相结合。建立评价机制包含两种类型：理论评价主要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原理入手，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资源利用的节约程度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评价偏重于研究区域的实用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评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二是经济和资源环境指标相结合。循环经济更加强调资源的节约和高效率利用。因此，从“3r”准则出发，设定三个类指标，建立评价机制：(1)减量投入指标、污染减量排放指标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旨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减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环境质量。(2)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旨在评价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济总量上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3)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则是利用各项环境质量指数，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2.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应考虑五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包括人均GDP（绿色GDP），低能耗、高产出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工业废弃物和垃圾为生产原料的循环类型企业产值，循环经济增加值（指循环经济部门总产出扣除总消耗后所创造的新增价值）。这一评价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二是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应包括单位GDP能耗，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单位GDP耗水量、耗电量等。用以表明单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减量排放指标。主要包括废气排放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工业烟尘达标排放率等。主要说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四是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率、回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率等，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应包括环保投资指数,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空气质量指数,绿色能源占总能源比例,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投入和保护情况。
三、完善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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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2.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观念、建立完善评价机制和循环体系。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评价机制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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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1.2经济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理论是在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并由他的学生庇古(A．C．Pigon)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把它具体化即A对B提供劳务时，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但A未从收益人处获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表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其活动过程中对他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且他人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称为外部不经济性。庇古与马歇尔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从“产权界定”入手，探讨了外部性的治理，从事博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则从“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入手研究外部性,在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许多人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并据此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途径,形成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用不可分割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用非竞争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认为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是非竞争性[3]。
1.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外部性，绿色建筑产生的节能和环保就是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的例证。由于建筑业是高耗能的行业，据有关统计：大约有一半的温室效应气体来自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建筑物的建造以及运行管理有关的能源消耗。建设活动还加剧了其他问题，如酸雨增加、臭氧层破坏等。根据欧洲的有关数据，建设活动引起的环境负担占总环境负担的15％～45％。在英国制造和运输建筑材料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总能耗的20％-40％。整个欧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约有1／2用于建筑的运行，另外25％用于交通[4]。这些能源大部分来源于日益减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油，而且这样的能源消耗模式已不太可能持续很多代。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可见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具备外部经济性，由于许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
本文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绿色建筑的经济性，指出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如何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这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绿色建筑外部性分析
生产者采用了绿色建筑的方案，增加初始成本的投资，开发商按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造节能建筑必然要增加成本。据测算，大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要增加100元左右，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过提高住宅的销售价格，最终由购买者来承担。目前，提高房价必将增加开发商的风险．在我国城市房价日益上涨，总趋势又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任何建筑成本。消费者作为住宅销售的最终需求方，由于缺乏节能意识，又没有购买比一般建筑价格高10%以上的节能住宅的迫切需求，因此建造节能住宅很难成为开发商的自觉行为。
虽然采用绿色建筑带给了生产者一定的收益，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了环境，为后代和同代人了节约了能源，但是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不会因此向他支付报酬，按目前的能源价格水平，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收回，如此长的投资回收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在建筑节能这个领域，存在用户对建筑节能改造或投入的投资收益预期小于节能所增加的投入，而节能增加的投入必然小于社会获得的综合效益，如建筑能耗的节约、环境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使人们对于长期以后发生的能源消耗费用不会重视。对于个人而言，他承担了绿色建筑的社会成本，其他人得到了绿色建筑的外部效益，但是其个人没有得到全部的收益。这就是绿色建筑的外部性问题，这是绿色建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绿色建筑仅仅靠市场机制难于推动的原因。
下面进一步来说明绿色建筑的外部性：
如图1所示：P是成本价格，供给曲线MC与社会收益MSR相交于点A，与内部成本曲线MPR相交于B，Q1是市场均衡产量，这个产量不是市场最优产量，供给曲线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相交点，Q2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最优的。
在市场自由运作的条件下，生产者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会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非绿色建筑，这对个人而言是有利的，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绿色建筑的数量不是最优的。
3解决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分析，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具有外部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性本质就是私人成本社会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建筑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的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那么外部不经济性如何消除呢？一般两种途径：一种是财政补贴，另外一种是税收，前者是主要针对绿色建筑，目的是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后者则是主要针对非绿色建筑，目的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
（1）财政补贴
由于生产绿色建筑产品存在外部经济性，可以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图1所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R)位于边际生产者的内部收益曲线(MPR)之上，市场产量小于社会最优产量即Q1小于Q2，为了鼓励企业多生产，就需要给予补贴，单位产量的补贴大小为图1中的线段AC所表示的数量。通过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影响绿色建筑的价格，吸引和引导用户购买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往往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上比较"铺张"，可以对其建筑密度和高度进行补贴。
（2）税收政策
通过政策性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个人征税，用这部分抵消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补偿，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或后代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例如对非绿色建筑要征收能源税，其税额等于比绿色建筑多消耗能源的费用。用图2说明。
如图2所示，设生产非绿色建筑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图中横轴为非绿色建筑产量，纵轴为产品成本价格，MPC为不考虑外部不经济影响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为考虑外部不经济的边际社会成本，D1D2为需求曲线。如果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时，MPC与D1D2交于A点，相应产量为Q1，价格P1，此时显然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因为成本曲线中并不反映社会成本真实值。如果对消费者征税收t，则D1D2下降至D3位置，与MPS交于C点，相应产量为Q2，价格P3，由图5可知P3=P2-t，即P2=P3+t，那么产品以P2价格出售,其中t为税收,从图可看出这部分即由于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而增加的部分成本，用来进行补偿。图中，如果对生产者征以t的税收，那么其成本曲线也由MPC位置上升至MSC位置，与D1D2交于B点，产量Q2，价格P2，P2=P3+t，其中t为税收用来补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
4结语
外部性理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外部性问题不但引发了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建筑高耗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能源，因此需要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内部化，同时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以促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秀华，杨春虹，刘鹰岚.绿色建筑与建筑设计[J]建筑生态，2004,16:76-77.
篇4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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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篇6
何谓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范”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应该看到，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存在，也不能将这个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刻意强调“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而不从一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偏概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采用的替代国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国家，其生产同类产品所花成本也应相近。但是该原则忽略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当时，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给世人留下了“非市场经济”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第一，从价格体制看，经过1992年的价格体制改革和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过去高度集中和国家垄断的价格体制制度已经被打破，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体和私营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从政府宏观管理上看，政府已经逐步向企业放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随着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吸收外资的成果十分显著。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美国《财富》杂志上5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在中国投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实现互接互补，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接轨。
因此，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不顾客观事实，认定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不是单纯经济的问题那么简单，牵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唯一的对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维持着单极化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这一局面不再稳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认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甚至开始恐慌。“中国”泛起，尤其在中国入世后，美国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作为向中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国内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寻求另一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为不二之选。“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惯用的手法，除了经济，中美在不少其他问题上都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不仅美国，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当欧盟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给予俄罗斯时，言外之意世贸组织规则不仅仅是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政治游戏规则。谙熟中俄经济构成的人士都了解，两国之前的经济形态何其相似，且从具体指标上比较，更早起步的中国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1998年，欧盟贸易政策调整时，中国和俄罗斯是一起被摘掉纯粹“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的。另有东欧一些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依旧没有被给予这一应得的地位，显失公平。
虽然美、欧两大经济体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大致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华盛顿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代表在6月3日发言时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使中国在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导致美国的工厂自2001年以来失去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据他们统计，从200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增长了52%。其实众所周知，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说到底是本国生产成本太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或中国低价倾销，纯属是为自己开脱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目前，美国制造业80%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
三、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应对之策
（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早与国际接轨，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根本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
（二）继续通过政府层面的高层谈判，争取其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此项办法是通过他国的确认从而间接实现“市场经济地位”，即使说，如果可以实现各个突破，那么入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当然失效了。
（三）加强对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有关市场经济条件法律法规的研究。透彻研究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也要认真研究进口方主管当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价格比较标准和程序性的规定，仔细研究相关案例和裁决是否符合WTO规则，以维护我出口产品在遭受相关的反倾销投诉时的应有权利。
（四）帮助受调查企业积极提出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的抗辩，并使这种帮助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当企业被诉反倾销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积极应诉。一方面，当需要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证明失败时，不得不面对要由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应诉企业亦应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并对原告提出的进口国倾销机构所选择的替代国表示异议。
参考文献
[1]刘嵩、熊春萍，《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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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一）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目前，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同时，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出现回落，保持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压力凸显。物价上升的性质比较复杂，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相交织，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交织，国内国外因素相交织，总量膨胀和结构转型相交织。
（二）投资过热，消费相对不足
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59.8%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50.0%。这几年，我国政府对投资实行有保有压，并强调扩大内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投资增长一再反弹，内需扩大相对乏力，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将来又会变成生产能力，有可能使得1997年开始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重复出现。近几年，我国不仅投资增长过快，而且经常在一段时间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2003年、2004年、2005年投资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和建材等产业，2006年投资集中在化工产业，出现了一波波的投资“潮涌现象”。
（三）人民币连续升值
人民币连续升值将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企业的盈利空间，使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加剧某些国内领域的竞争。一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厂家会加入国内市场竞争的行列，使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惨烈。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某些企业就可能倒闭。人民币升值还可能造成某些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如果食品、服装、文化用品、日用百货等出口商品有40%～60%转移到国内市场，必然造成某些商品一定时期内的供过于求；将加剧就业压力，特别是会导致许多农民工失去工作。
（四）流动性过剩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通常指经济层面资金充裕，银行信贷投放冲动较强。流动性过剩使经济从过快向过热转化。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实际需求，其结果必然导致物价的上涨，过剩的流动性冲击的不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等同样也会受到冲击，结构性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可能转化为全面通胀，商业银行信贷、财务风险逐步集聚，隐含较大金融风险。流动性过剩引起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十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楼价的上涨，严重损害了国民的福利；股市产生的财富再分配，加剧财富占有的不公；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会对居民就业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
二、经济问题对策的思考
（一）政府对付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升的长期对策
首先，应该是建立价格基金，对低收入阶层发放物价补贴。其次，要大力促进短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快增长；要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的感觉也明显不同，承受能力则更不同。三是严格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公众全面客观看待和分析物价上涨的形势，以稳定通胀预期。四是抑制公共服务品（如教育、医疗）和垄断型产品或服务的“搭车”涨价。（二）对于投资过热要严格控制信贷投放
在信贷调控上，要根据国家产业和区域政策，有保有压，要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要加强对国际游资流入的管理。财政政策则可适度扩张，重在优化结构，特别是对灾区重建以及低收入群体补贴等方面可加大支出力度。对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等方面的投资给予更大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针对内需增长面临的压力，重点保持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要采取适当措施稳定住房和汽车消费，避免这两大消费热点出现过度下滑。努力扩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引导社会投资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尤其是旅游消费成本，如降低旅游景点门票费，降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水平。
对于消费相对不足问题。如果经由中小企业的发展，多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收入分配，应当能够提高消费倾向，使投资的比例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也应修改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实行优惠政策的依据，改为根据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三）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培育相对均衡汇率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协调国际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缓解“双顺差”的市场解决途径，也是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开放培育资本市场。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基于外汇紧缺时期，结售汇外汇管理体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有积极作用，确保国家有效掌握外汇资源。
同时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协调。首先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使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逐步融为一体。同时，调整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密切联系，在当前出口贸易激增和外商投资数量扩大的背景下，内外资一视同仁“两税合一”成为大势所趋。
（四）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储蓄与消费、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均衡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实施对国民收入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储蓄与消费、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均衡是治理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性、战略性举措。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按价值规律办事，合理确定劳动力价格，通过政策、法律等措施保障劳动者利益；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环节，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扶持力度，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体系，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率；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流动性吸纳和消化能力。加快股权分置改革步伐，实现上市公司的股票全流通目标；完善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和基础性设施建设，降低风险，方便流通；加强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减少甚至取消对经济的直接投入，从投资财政转向公共财政；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大检查、指导力度，督促商业银行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指导商业银行均衡投放信贷，营造良好的外部生存和发展环境。加大对外资企业和非法流入的境外资金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提高对流动性的管理水平，监督商业银行控制信贷风险，降低资金短缺地区的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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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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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全市村级支出情况分别为3.82亿元、4.0亿元和4.71亿元，村均42.5万元、44.5万元和52.4万元，村级负担日益加重，少数村甚至入不敷出。一是公益事业建设负担很重。村庄环境整治、垃圾集中处理、河道清淤、道路硬化、绿化美化、便民惠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村级投入大量的资金。2012年全市村级在环境整治和修建道路上共支出4.08亿元，村均支出45万元，是村级支出的大项。二是社会保障性支出逐年增多。如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供养等，都要村级承担一定的资金，人口较多的村每年需要承担10万-20万元左右。三是非生产性开支居高不下。主要是管理费用、报刊征订、办公经费和办公条件改善等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推进后，农村居民正逐步向市民角色转变，但政府公共财政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覆盖到农村。村级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整治等仍需要村级大量投入。一是严禁各种形式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取消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达标检查活动，减少村级无实质性意义的费用开支。二是村级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严禁举债进行非生产性投入，严禁各级平调、移用村级所拥有的资金和资产，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决杜绝村级新增不良债务。三是尽力减少村级负担范围，本应由各级政府承担的项目，不能转嫁到村级头上；进一步加强对规范村级负担的督查，对市以下增加村级负担的各项规定要进行全面清理。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举措减轻村级负担，确保正常运转。
三、内部管理问题
从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和运营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其管理主体基本上由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集体资源、固定资产承包租赁合同不规范；财务管理执行公开透明度不到位；村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理财意识不强，开支随意性较大；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变动频繁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实存在。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新机制，利用现代化网络，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逐步实现“三资”管理制度化、运营规范化、决策民主化、手段信息化，提高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运行监督，执行预决算制度、财务审批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村会计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通过加强管理、抑制非正常开支来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二是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主体。对鱼塘、经济林、荒山、荒坡等资源发包以及集体资产租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标经营，确保集体收益稳步增长。三是加强民主监督。农村集体“三资”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一律实行民主决策，村民主理财小组要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广泛开展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执行好干部责任审计、干部离任审计和专项审计等制度。四是加强信息化监管。发挥好“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作用，进一步亮明集体“三资”家底，透明“三资”运作，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状况实行业务管理、过程监控、查询分析和动态预警，有力保障农村集体“三资”保值增值和安全运行，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改革放活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征地和拆迁使村级资产性、资源性收入大幅减少。如何抓住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城市，让股份合作经济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金）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村级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新课题。一是大胆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社区股份合作社，鼓励组建以镇为单位的股份合作联社，联合经营，增加收益；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积极鼓励村集体以资产投入、设施投入和服务等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增加收益；发展劳务合作社，在发展合作社同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互助合作，组织开展村集体之间的合作生产和联合经营，在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方面服务的同时，增加村集体服务性收入。二是加快探索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集体资产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公开拍卖、招标、招租、发包等市场运作方式，有效配置农村集体资产、合作社股权等，规范村级集体经营性、资源性、非经营性资产的购置、处置和交易等行为。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升级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推动涉及农村集体和农业生产领域中相关的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交易，对各类农村生产要素发挥集聚与整合、信息披露、价格发现、规范交易行为等市场功能，为各类农村生产要素交易和各类涉农企业市场化融资提供服务，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实现农村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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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产性支出比例小，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许多村用于生产经营的支出不多，非生产性支出比例大，特别是报刊订阅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等开支多，造成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1.4存在不合理支出，削弱了集体经济一是有关部门向村级集体摊配各种赞助、捐赠；二是许多村不按规定支付慰问费、奖励金、活动费等；三是个别村用村财垫付社会抚养费；四是个别村滥发补贴、福利，报销商业保险费等；五是完不成征兵、综治、殡改、卫生等任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截留扣发。
1.5没有化债计划，债权债务管理不力许多村既没有对债权进行有效追讨，也没有合理制定偿还到期债务计划，造成债权和债务连年累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1.6集体产权不明确，难以发挥大的效益没有对村级集体资产资源所有权进行界定，村级集体资产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无法融资。没有完善的资产资源评估制度，产权转移时，没有合理确定价格，无法保值增值。
2发展思路
2.1加强培训引导，提高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意识一要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加强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二要组织参观学习，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观摩、学习；三要完善考评机制，号召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经营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2.2严格执行规定，减少村集体各种不必要的支出一要制定详细的年度收支计划，杜绝不合理支出，严控非生产性支出；二要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堵塞管理漏洞；三要强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超限额支出要经过村“两委”、成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四要定期公布账目，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收支清楚，干部清廉。
2.3认真清产核资，保证村级收入稳中向好一要清理集体债权，认真履行经济合同，及时催收租金、承包金，逾期违约的，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二要对留归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只能用于发展生产，不能用光、分光；三要有计划偿还到期债务，对实质上不属于村级集体的债务进行剔除，确保不再产生新的债务。
2.4充分挖掘潜力，发挥资金资产资源最大的效益一要充分利用资金，发展项目，增加收益。对闲置和荒废的资产资源，要通过改造、流转、拍卖等处理，实现经济效益；二要对价值被低估或不合理利用或承包中显失公平的，要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增加集体资产资源收益；三要对其他占用的资产资源，要加强管理，充分利用，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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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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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对国内典型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以下四点体会：一是带头人作用。带头人的个人追求、驾驭能力、市场意识等综合能力，往往决定了同样的村队实现不一样的发展。建立优秀带头人脱颖而出的机制，搭建便于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研究对带头人实施有效监督考评的办法是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二是政府支持。各种帮扶政策，产业方向引导，难点问题破解以及市场信息方面，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应以市场化为前提，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尤其针对不稳定或基础薄弱的村，积极探索村队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功能剥离后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办法。三是公司治理。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有企业类似，容易出现所有者“虚位”和经营者“错位”的问题。村级集体经济改制后，要实现企业高效运营和有效监管，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就必须建立科学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框架。四是产业选择。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很重要，如果项目选错了，不仅丧失了发展机遇，而且容易降低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同时，村级集体经济从起步到壮大的过程，也必然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安于现状或转型失误，就会被市场淘汰，改革开放出名的小岗村，今天常常出现在负面案例中。因此，产业选择的方法研究，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天津市东丽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路径
天津市东丽区村集体经济发展结合经济向高端转型、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实际情况，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市场为牵引优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配置，通过五条路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一）物业经济鼓励和引导拥有一定数量厂房、楼宇、公建资源的村队发展物业经济。通过厂房、楼宇等载体出租取得租赁性收入，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物业服务能力，完善载体配套功能，提高资源性资产利用附加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载体租赁到配套服务，从单体楼宇到园区、综合体项目，努力实现物业经济更高层级的发展。
（二）服务型经济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有一定资金基础的村队发展服务型经济。通过组建社区物业、家政服务、绿化养护等技术门槛低、劳动用工量大的服务性公司，有效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相关服务产业。从区域内服务向区域周边服务延伸，从本区服务向全市服务拓展，从常规服务向专业服务升级，使服务型经济成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资本经营鼓励和引导有闲置资金或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村队发展资本经营。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公建补偿款、征地补偿款、集体经济收益投资低风险、稳健型的金融理财产品，投资政府投融资平台，入股华明村镇银行，购置科技楼宇、商业设施，投资本区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科技企业，获得稳定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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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环境分析湖南省的科研和教育资源是比较丰富的，省内的农业科研及农业教育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善了，这为湖南区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目前，湖南全省共拥有中科院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湖南农科院等263个农业科研机构，其中，仅仅省级的农、牧、渔类的独立科研机构就有18个，拥有约2000名科研技术人员，聚集着袁隆平、官春云、刘荡、王克林等众多知名农业科技专家，几千名教学科研人员创造并积累了一大批居全国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培育出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农业专业人才。
（四）政策环境分析首先，将特色农业列为全省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发展实施项目，并直接由省府规划了优质水稻基地县、优质玉米县和优质蔬菜基地县等的科技示范基地，还在江永、泸溪、湘潭、祁东等地开发香柚、优质枣、优质柑、湘莲、黄花等特色农产品。其次，已制定了全省的无公害特色农产品开发的“十二五”规划，并明确要重点加强发展无公害蔬菜、水果、茶叶、水稻、畜禽等产品的生产开发，建设了100多个重点无公害标准化农产品示范基地，并在全省进行大量生产无公害类型的农产品，这可见湖南省政府对特色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二、湖南省农业特色化的对策
（一）依靠品牌企业带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特色农业产品实现价值的载体是品牌的建立，而提升产品质量和推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都是产品品牌建设的有效手段。面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各种变化，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进行的农业产业转移中可以依靠质量好、品牌好的地区转移。相对于农业产业化，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就更加针对市场的需求和更加专业化的地域生产，这些在农业科技和产品品质的提升，并进一步去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更具优势，更加容易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这也是特色农业产业转移所需要的。通过产业转移形成一定特色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保障了特色农产品投入产出和资本转化，更加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湖南省已经有金健米业、油中王、童胖子酱板鸭、益阳松花皮蛋、东江鱼集团、益阳普华纺织有限公司等著名品牌企业。可以依靠这些企业，在它们的带动下形成集科研、种植、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特色农业产业链。
（二）借助政府的引导进行特色农业区域集聚化布局政府、农民和企业是农业产业发展的三大主体，它们在农业发展中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进行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对政府而言，首先是要提供促进特色农业发展的政策与适合的市场制度环境，对比给予特色农产品的加工税收政策优惠，并开通相关的绿色运输通道等。其次要深化特色农业的融资渠道，改变比较单一的投资模式，可以去吸引和借助银行资金和社会各种风险投资资金去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一条以政府为引导，特色农业的发展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最后要重点扶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村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的这些政策是特色农业进行区域集聚化产业转移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