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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地租式的农业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的税收制度，或者以商品流转额为征税对象征税，或者以生产经营净所得为征税对象征税，或者以企业或居民拥有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征税。我国现行农业税则不然，既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的流转税，也不是按农业生产净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更不是针对农民自有财产征收的财产税。它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用地，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如何，也不论农业生产效益如何，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缴税。而且，农业税在计算中不扣除农民投入的生产成本和自食口粮，连农业简单再生产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实质上，这种农业税就是地租。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这种地租式的农业税缺乏征税的理论根据。
另外，在国家工商税制体系之外，单独对农民开征农业税在国际上实属罕见。这实质是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实行了非国民待遇，形成了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它阻断了社会资源向农业领域的投入，已成为我国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制度障碍，这是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农民税负过高，违反税收公平原则
从流转税税负进行比较，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征收率统一规定最高8.4%，而我国农产品平均商品率只有40%，如果将其换算为进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流转税税负则最高会达到21%，显然要比一般工业商品的增值税负（一般在5%～7%）要高出很多。另外，随着增值税起征点的提高（月销售额2000元~5000元），城镇个体工商户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不缴纳增值税，以此标准来衡量，一般农户根本达不到增值税起征点，都应在免税之列。从所得税税负进行比较，如果将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按应税所得的计算口径扣除其消耗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自身提供的劳务成本计算净收入，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应税所得，则不须纳税。如果从个人所得税税负进行比较，绝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根本达不到每月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不应该纳税。所以城镇职工尽管平均收入是农民的3倍多，很多人还是无须纳税的，而农民则必须人人纳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人均仅有2000余元纯收入的农民根本就不具备纳税的条件，应该停止征收农业税。
3.国内外税收制度的差异，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这一独立面向农业的税种，而是设置统一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制度安排方面，给农业和农民以充分的税收优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由于我国农业税不属规范的商品流转税，对进口的农产品，国家除征收增值税以外，无法再征收相当于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负的某种形式的进口环节税。对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国家除给予农产品增值税退税外，无法将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款退还给农民。这样在农产品进出口制度上打击了本已脆弱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政府目前对农业提供补贴很低的情况下，农业税这种“不予反取”的制度劣势显得尤为突出。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竞争手段之一体现在制度上。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加入WTO谈判中极力讨价还价要争取更大的政府对农业的保护空间，将农产品贸易补贴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最后确定补贴率不大于8.5%。在农业发达国家纷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农业税制度实质上却在不断把我国的农业推向“高价农业”，这样岂不等于给自己设置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障碍吗？
二、目前统一城乡税制的条件尚不成熟
针对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的弊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彻底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取消现行的农业税，构建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是新形势下对农业税收制度改革的客观需要，是解决农村深层次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农业税收发展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上，不仅要看到改革的必然性，而且还要分析其可行性。统一税制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从各国的实践看，统不统一税制，什么时候统一税制，至少应考虑以下几点：一是一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或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征税机关在技术上能否准确核定农民的收支情况；二是农业的经营方式和农民的素质如何，设计的税制和征纳方法能否在实践中适用以及税收征管成本的大小；三是在达到国家政策目的前提下，是利用现有制度资源还是制度变革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笔者认为，目前统一城乡税制的条件尚不成熟，税制改革不宜一步到位。
首先，根据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现在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以上所说的统一城乡税制的“三个条件”；其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的收入已进入一个缓慢的增长阶段，农民应当享受国民待遇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这要求现在对农村的税收政策取向应当主要是“稳中减负”，而不是进行复杂的制度变革；第三，在我国加入WTO后，长期落后的农业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将长期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我们在税收政策上对农业不仅不能“加压”“设障”，而且应当“松绑”“铺路”，对农业和农民确定长期的轻税政策；最后，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农业税制改革不宜急于求成，一刀切，否则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三、中国农业税制改革的现实选择：分两步走
（一）过度性措施：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1.规范税费制度。规范税费制度就是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很高的分配形式，彻底改变农民负担模式，将以“费”为主或“税、费”并重的农民负担模式转变为以税收为主，少量或基本没有收费的模式，确定农业税收在农村分配关系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逐步取消那些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2.加大减免农业税的力度。长期以来，农业税作为国家的财力保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商税收稳步增长，农业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有的经济发达省、市农业税不足税收收入总额的1%，已经具备减免农业税的基础。
3.深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农业税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是必要的选择。其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乡镇行政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其二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应当比照城镇，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由国家来承担和提供。这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确保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稳步取消那些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的基础所在。
（二）目标模式：彻底废除农业税，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
1.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税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进入流通领域的农产品统一课征增值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纳税人为生产销售农林特产的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实行简化的征收方法。对农产品加工、销售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为了解决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中的增值税的转移负担问题，可以采取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在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农业生产环节退还各加工环节的增值税，使农业生产资料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为了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出口农产品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将面临严峻考验，针对WTO允许对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发达国家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以及我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较低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在上述农业增值税政策调整的同时，对出口农产品实行零税率的政策。
2.取消农业税，统一实行所得税制度。将按常年产量征收的农业税，改按农业净所得征收所得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所得税制度，允许将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等各项农业生产投入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中扣除，仅对农业净所得征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所得税延伸到农业其难点是如何客观、科学地核定农民的年收入所得，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所得税的设计应采用“粗放”的过度性做法，将起征点定得高一些，如核定年收入人均在2000元~3000元以上的开始纳税，为了适应当前农民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所得税运行的初期，其纳税环节可以选择在采购或加工环节征收，其征收方法可以采取核定征收的方法。
总之，作为税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税的改革有其特殊性，既要横向比较又要纵向分析，不仅要看到改革的必然性，而且还要分析其可行性，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稳步进行。
参考文献：
篇2
一、当前农产品收购企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虚增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数量。有的企业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时搜自提高购进价格，或增加购进数量，扩大抵扣金额，多抵增值税。在调查中发现有3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提高价格或虚开数量的问题。
1.2项目镇写不全。有的企业在开具收购凭证时不填“计量单位”、“收购数量”和“单价”、有的不填“收购单位名称”和“验货员”栏。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不实。企业为能抵扣税款，就虚拟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业务数量多，而且大部分为现金交易，因而税务机关在核查收购凭证时也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销售的，对收购凭证的真实性难以掌握。
1.3拉自扩大抵扣范围。有些企业为了隐藏真实经营状况对一些不该开具收购凭证的购进货物行为，或根本不属于农副产品收购范围的开支，如运费、差旅费、加工费、其他劳务，甚至连部分工资支出都用非法填开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出。这样既可以多抵扣进项税，又能少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影响其利润核算。这种偷税的手段很隐蔽，且查证难度大。如某皮草有限公司把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染色费开进农产品收购凭证中、以抵扣增值税进项。还有企业将32万元的工资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付，并进行了增值税抵扣。
1.4收购凭证开具时间上不娩范。有的企业利用提前或滞后开具发票的方式，来调节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达到减少当期应纳税款的目的。某裘皮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一次开具了160万元的农产品收购凭证，在当月及以后月份，按每月销售额陆续进行增值税抵扣。
1.5把收购凭证作为调节税负的工具。有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将农产品收购发票开给收购对象，而是于期末根据当期的生产成本倒挤收购凭证金额，并自行填开，人为调节产品成本率，以达到多抵扣税款的目的。
1.6免税农产品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梢售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通过中间载体购人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应大于直接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的比重。这在以农产品加工行业的企业和从事农产品零售的商贸企业中反映尤为突出，当前部分行业收购企业较少直接从农户收购农产品，其进货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存在个体流动商贩直接上门送货现象。原因是企业直接收购农产品，耗时费力成本高，同时农户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很少送货上门。因此，简单灵活、货物周转快、投入少、费用低的个体商贩应运而生，成为农户和企业之间联系不可缺少的桥梁。由于他们季节性强，无固定经营场所，税务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形成一批无证业户，无发票开具。二是存在从经营企业购进和异地调拨现象。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作为农产品加工行业出口企业，由于国内需求有限，产品主要供应出口，企接到大宗定单时难以及时组织货源并保证产品规格和质量，只能采取从其他企业调拨或异地调拨的形式，调拨企业有时不开具销售发票。
二、问题的症结
2.1收的凭证功能异化、例弱了增值枕的管理。一是使农产品收购凭证成为增值税抵扣凭证，削弱了增值税通过专用发票环环相联、互相制约的优点;二是虚开、多开现象的出现，留下很大的管理漏洞。一方面造成收购企业擅自扩大抵扣范围，另一方面造成无证户偷逃增值税。一些企业从农产品经营单位购进农业产品时，为了扩大抵扣额，一般不向对方索取发票，而是自行开具“收购凭证不仅造成收购企业扩大收购凭证使用范围违规抵扣进项税，而且给经营单位进行账外经营提供了便利，造成企业小金库的存在。
2.2虎开收的凭证畏抽增位祝税基。由于收购凭证是收购单位即用票单位自行填开，自行申报抵扣，因此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存在虚开、多开及调整当期应纳税款的现象，同时税务机关对其开具填用方面缺乏有力的监控制度，这为不法分子藉此偷税提供了可趁之机。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诸如凭身份证抵扣、本人签字等管理措施，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虚拟一个销售方易如反掌，而税务机关由于时间、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要想核实每一笔“收购业务专用发票”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太现实的，特别是外埠收购业务。因此。从目前对企业“收购凭证”的征管状况来看，税务机关的监管力度是非常薄弱的，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
三、加吸对农产晶收购企业税收管理的措施
3.1加强税收政策的宜传、培训。少数企业漏报、少报销售收人，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税收政策，收购凭证、运费发票的不合理抵扣，也是由于法制观念不强、税收政策掌握不严造成的.因此，加强对纳税人，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李前和事后的政策宜传、培训、辅导，让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正确执行税收政策，进行日纳双方的沟通已成为当务之急。
3.2严格一般纳枕人收劝凭征使用资格的审批制度。税务机关应从各个方面对申请使用收购凭证的企业进行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确保使用收购凭证资格的审批不流于形式。同时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和检查工作，对账簿不齐全，会计核算不健全，特别是库存农产品的原始资料不记录或记录不完整的，一律不得领购和使用收购凭证，已领购使用的，停止供应并收回收购凭证。
3.3改进农产品收的凭证的抵扣条件和方式。改购进扣税法为实耗扣税法。将计提的农产品进项税额列人“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企业在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时，按实际耗用或销售的农产品成本，以及规定的扣除率，计算出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将这部分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从“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转人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实行实耗扣税法可以有效控制虚假申报，纳税人只要不作销售，其库存商品(产品)就无法减少，进项税就不能抵扣，避免了纳税人一方面抵扣税款，另一方面又不计提销项税的双向逃税行为。
篇3
我国加人wto以后、为扶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税收调节职能，国家税务总局在2002年把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业产品抵扣税率由原来的10%提高到13%，增加了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随着一般纳税人对农产品收购凭证需求量的增大，其税收、财务管理方面问题日渐突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收购企业的税收管理和监督。
1当前农产品收购企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虚增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数量。有的企业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时搜自提高购进价格，或增加购进数量，扩大抵扣金额，多抵增值税。在调查中发现有3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提高价格或虚开数量的问题。
1. 2项目镇写不全。有的企业在开具收购凭证时不填“计量单位”、“收购数量”和“单价”、有的不填“收购单位名称”和“验货员”栏。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不实。企业为能抵扣税款，就虚拟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业务数量多，而且大部分为现金交易，因而税务机关在核查收购凭证时也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销售的，对收购凭证的真实性难以掌握。
1. 3拉自扩大抵扣范围。有些企业为了隐藏真实经营状况对一些不该开具收购凭证的购进货物行为，或根本不属于农副产品收购范围的开支，如运费、差旅费、加工费、其他劳务，甚至连部分工资支出都用非法填开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出。这样既可以多抵扣进项税，又能少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影响其利润核算。这种偷税的手段很隐蔽，且查证难度大。如某皮草有限公司把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染色费开进农产品收购凭证中、以抵扣增值税进项。还有企业将32万元的工资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付，并进行了增值税抵扣。
1. 4收购凭证开具时间上不娩范。有的企业利用提前或滞后开具发票的方式，来调节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达到减少当期应纳税款的目的。某裘皮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一次开具了160万元的农产品收购凭证，在当月及以后月份，按每月销售额陆续进行增值税抵扣。
1. 5把收购凭证作为调节税负的工具。有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将农产品收购发票开给收购对象，而是于期末根据当期的生产成本倒挤收购凭证金额，并自行填开，人为调节产品成本率，以达到多抵扣税款的目的。
1. 6免税农产品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梢售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通过中间载体购人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应大于直接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的比重。这在以农产品加工行业的企业和从事农产品零售的商贸企业中反映尤为突出，当前部分行业收购企业较少直接从农户收购农产品，其进货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存在个体流动商贩直接上门送货现象。原因是企业直接收购农产品，耗时费力成本高，同时农户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很少送货上门。因此，简单灵活、货物周转快、投入少、费用低的个体商贩应运而生，成为农户和企业之间联系不可缺少的桥梁。由于他们季节性强，无固定经营场所，税务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形成一批无证业户，无发票开具。二是存在从经营企业购进和异地调拨现象。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作为农产品加工行业出口企业，由于国内需求有限，产品主要供应出口，企接到大宗定单时难以及时组织货源并保证产品规格和质量，只能采取从其他企业调拨或异地调拨的形式，调拨企业有时不开具销售发票。
2问题的症结
2. 1收的凭证功能异化、例弱了增值枕的管理。一是使农产品收购凭证成为增值税抵扣凭证，削弱了增值税通过专用发票环环相联、互相制约的优点;二是虚开、多开现象的出现，留下很大的管理漏洞。一方面造成收购企业擅自扩大抵扣范围，另一方面造成无证户偷逃增值税。一些企业从农产品经营单位购进农业产品时，为了扩大抵扣额，一般不向对方索取发票，而是自行开具“收购凭证不仅造成收购企业扩大收购凭证使用范围违规抵扣进项税，而且给经营单位进行账外经营提供了便利，造成企业小金库的存在。
2. 2虎开收的凭证畏抽增位祝税基。由于收购凭证是收购单位即用票单位自行填开，自行申报抵扣，因此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存在虚开、多开及调整当期应纳税款的现象，同时税务机关对其开具填用方面缺乏有力的监控制度，这为不法分子藉此偷税提供了可趁之机。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诸如凭身份证抵扣、本人签字等管理措施，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虚拟一个销售方易如反掌，
而税务机关由于时间、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要想核实每一笔“收购业务专用发票”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太现实的，特别是外埠收购业务。因此。从目前对企业“收购凭证”的征管状况来看，税务机关的监管力度是非常薄弱的，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
3加吸对农产晶收购企业税收管理的措施
3. 1加强税收政策的宜传、培训。少数企业漏报、少报销售收人，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税收政策，收购凭证、运费发票的不合理抵扣，也是由于法制观念不强、税收政策掌握不严造成的.因此，加强对纳税人，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李前和事后的政策宜传、培训、辅导，让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正确执行税收政策，进行日纳双方的沟通已成为当务之急.
3. 2严格一般纳枕人收劝凭征使用资格的审批制度。税务机关应从各个方面对申请使用收购凭证的企业进行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确保使用收购凭证资格的审批不流于形式。同时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和检查工作，对账簿不齐全，会计核算不健全，特别是库存农产品的原始资料不记录或记录不完整的，一律不得领购和使用收购凭证，已领购使用的，停止供应并收回收购凭证。
3. 3改进农产品收的凭证的抵扣条件和方式。改购进扣税法为实耗扣税法。将计提的农产品进项税额列人“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企业在抵扣农产品进 项税额时，按实际耗用或销售的农产品成本，以及规定的扣除率，计算出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将这部分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从“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转人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实行实耗扣税法可以有效控制虚假申报，纳税人只要不作销售，其库存商品(产品)就无法减少，进项税就不能抵扣，避免了纳税人一方面抵扣税款，另一方面又不计提销项税的双向逃税行为。
3. 4修定《农业产品征祝范围注释》，对不含枕的农产品不允许抵扣。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也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发展，大部分农产品均进行了工业性的深加工，以前农产品收购凭证的虚拟抵扣制度客观上使应该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业不办理登记，使大量税款流失，为税收征管带来了漏洞。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国家政策应是在广泛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基础上，以金税工程为主线，真正实现增值税的“凭票抵扣”制度，由市场规则来调节市场运行，而不是以税收的让步来保证某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确需支持的，可采取转移支付手段予以补贴。
3. 5加强对企业收购农产品数童及进出仓的检查与管理。
篇4
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现行税收政策和管理体制
（一）城乡二元制的财税体制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1．城乡二元税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使存在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仍然保留了牧业税和对烟叶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城乡二元税收制度并未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终结，“搭车收费”的基础仍然存在，农民的非税负担仍有反弹的可能。
2．城乡二元公共产品分配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税的取消，并不等于农民不承担税收负担。首先农民作为消费者，仍然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如表一所示，2006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三大流转税分别为5192.75亿元、6197.47亿元、7076.08亿元和9063.90亿元。
表一：2006-2008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流转税情况表单位：亿元
年份
农村居民消费
居民总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占总消费比（%）
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
消费税三大流转税合计
作为消费者农村居民负担的流转税
2006
21106.7
80476.9
26.23
19799.21
5192.75
2007
23912.6
93602.9
25.55
24259.23
6197.47
2008
27206.4
108392.2
25.10
28191.6
7076.08
2009
40210.0
125343.0
篇5
一、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调整、创新，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以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该体系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财政农业绝对两周增加，相对量趋于下降。表现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二是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1．财政支持对象不合理；2．农业内部支持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农业投入体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渠道较多，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面、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重复投入等问题，这种投入体制使整体目标不明确，有限的资金无法形成合力。四是财政支农力度小一些。这必然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到农业的均衡发展。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必须立足稳定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这两个主要目标，不仅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增长幅度，体现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向农村倾斜；而且要合理确定支出重点，优化支出结构，有效配嚣公共财政资源。
(一)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展望
1．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
加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公共财政与WTO框架相适应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
2．建立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
积极推进支农资金的，积极创新财政支持和民办公主的机制，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3．着力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财政体制和方式改革试点范围，完善县乡财政收入体系，加强县乡财政管理。
4．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是：强化城乡税收协调，公平城乡税负，规范和统一城乡税收管理体制，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农民与工商业、城市居民适用税制的完全统一。在税收政策上体现对“三农”的扶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创造良好的水质环境，为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投入。转贴于
(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1．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2．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要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
3．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只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I’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4．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然后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5．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篇6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有效税率分为边际有效税率和平均有效税率，前者是指边际税基所承担的有效税率，后者等于税收收入与相应税基的比值。相对于法定税率和宏观税负，有效税率更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结构要素所承担的税负水平。按照征税对象的不同，本文将税收收入分为资本收入税收、劳动收入税收和消费支出税收。将分别计算资本、劳动和消费的有效税率，并用三种有效税率进行实证分析。
一、税收的归类
（一）资本税收。对资本征收的税收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中都有所体现。对资本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契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应计入对资本征收的部分。
（二）劳动收入税收。劳动收入是劳动者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收包括农业税、牧业税、社会保险基金和来自于劳动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虽然没有采用税收的形式，但是国际上一般将其作为税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的计算。
（三）消费支出税收。本文的消费支出税收是指以消费品或消费行为为征收依据的税收的总称，包括特别消费税、农业特产税、集市交易税、筵席税、盐税、屠宰税、关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中对消费征收的部分和消费税。
二、对部分税种的处理
（一）流转税的处理。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它同1994年前的产品税、营业税都属于部分对资本收入征收（如对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征收的增值税），部分对消费支出征收（如对最终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改为流通领域的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应视为完全对资本征收。因此，对于流转税的整理方法，本文参照刘溶沧、马拴友（2002）的方法，按照最终消费率即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例核算增值税和营业税对消费支出征收的部分，并与消费税合并计入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计算公式为：1994年前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最终消费率；1994年后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增值税×最终消费率＋消费税。同理，1994年前对资本征收的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本形成率；1994年后对资本征收的流转税＝增值税×资本形成率＋营业税。
（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由于个人所得税一部分针对劳动收入征收，如工资、薪金所得，一部分针对资本收入征收，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因此需要将个人所得税在劳动和资本收入间进行分配。本文按照城市家庭收入中工薪收入与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将个人所得税分为劳动收入的税收和资本收入的税收两部分。
（三）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的处理。《中国统计年鉴》将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统计为农业各税。而在中国现行税制中，农业税、牧业税属于农业税类，由于农牧业从业者主要是通过投入劳动获得产出，因此作为对劳动收入征税；农业特产税也属于农业税类，但主要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征税，因此作为对消费支出征税；契税属于财产税类，耕地占用税属于资源税类，将耕地视为资产的一种，因此将契税和耕地占用税计入对资本收入征收的税收。
（四）关税的处理。Mendoza（1994）就曾指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时，由于许多产品依赖于进口，应将关税纳入有效税率的核算体系。关税属于流转税类，是海关机构对进出我国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税收。关税的征收涉及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和消费结构，在本文的核算中，将关税计入对消费支出征收的税收。
三、资本、劳动总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的核算方法
（一）资本总收入。由于缺少直接的统计项目，对资本收入的核算较为复杂，本文采用以下核算方法：资本总收入＝营业盈余－企业亏损补贴＋资本税收。1994～2006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计算而得；1985～1993年（营业盈余－企业亏损补贴）数据根据刘溶沧、马拴友（2002）论文中的数据 （资本收入－资本征税）计算。
（二）劳动总收入。劳动总收入等于劳动税收与税后劳动报酬之和。由于税后劳动报酬在1990年前缺乏年鉴数据，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劳动收入：1985～1998年劳动收入根据刘溶沧、马拴友（2002）所提供的劳动报酬加上劳动税收计算；1999～2003年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劳动报酬合计而得。
（三）消费支出。消费支出用最终消费表示。最终消费指常住单位从国内和国外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前面的核算方法，计算出资本总收入、劳动总收入和总的消费支出。然后，按照上述各种税收的归类，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资本、劳动和消费有效税率：
图1给出了三种有效税率变化趋势图。（图1）从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有效税率中，资本有效税率最高，而且与另外两种有效税率相差比较悬殊。资本有效税率在1986年达到最大值为35.6%，在其他年份有较大的波动，但总体水平一直在20%以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资本有效税率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OECD国家资本有效税率平均只有22%，G7国家平均为24.4%，欧盟成员国平均为21.2%。图1表明，我国劳动有效税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85～2003年一直低于消费有效税率，在三种有效税率中处于最低水平，而从2004年开始高于消费有效税率，说明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税收在总税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5～2005年消费有效税率在平稳中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下降的比较明显，说明目前我国消费有效税率的水平比较低，消费税收还有一定的增税空间。同时，通过三种有效税率比较分析也说明，我国的税制改革应注重结构性减税，降低资本的有效税率，适度提高劳动和消费的有效税率。
四、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我们在Milesi-Ferretti，Gian Maria and Nouriel Roubini（1995）给出的框架下研究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考虑一个两部门的经济，第一个部门生产物质资本，第二个部门生产人力资本。设K表示物资资本，L表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是规模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v和u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投入比例。设物质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啄。人力资本是一个非市场性的活动，也采用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且设人力资本的折旧与物质资本的折旧相同，也为?啄，则有：
其中：xt和zt分别是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比例。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Ct和Gt分别是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
假定家庭同质，并且永远存续，其终生效用以下列效用函数表示：
其中：p是时间偏好率，l是闲暇时间。假定即时效用函数采用固定跨期替代弹性形式：
当消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以相同的增长率?酌增长，要素配置u，v，z保持不变时，经济达到均衡增长路径。
Milesi-Ferretti，Gian Maria and Nouriel Roubini（1995）在一些假设条件下（此处从略）得出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
以上分析表明三种税率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资本收益率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五、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Bleaney等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是非扭曲性税收，利用非扭曲性税收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扭曲性税收则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averi和abellini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资本税和消费税。刘溶沧、马拴友（2002）发现我国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影响劳动供给，最终效应是不妨碍或弱促进经济增长。
人均产出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投资大小。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样本期间：1985～2006年）：
其中，gpgdp表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ktax、ctaxr、ltaxr分别表示由（1）、（2）、（3）式计算的资本有效税率、消费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ifr为投资率，open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开放程度。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有效税率和劳动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并且劳动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于资本有效税率的影响。而消费有效税率倾向于对经济增长率有正的影响，但不显著。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芝倩.资本、劳动收入、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测算.税务研究，2006.4.
[2]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1.
[3]刘初旺.我国消费、劳动和资本有效税率估计及其国际比较.财经论丛，2004.4.
[4]BleaneyMichael.Gemmell Norman and Kneller Richard.Testing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Public Expenditure，Taxation，and Growth over the Long Run，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Vol.34.
篇7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老龄化步伐日益加快。目前，全国农村老年人口近6000万．老年人口正以每年3．2％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5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到4．12亿，这些老年人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而农村家庭规模的逐步小型化使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负担更为沉重。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3．4837亿户，家庭总人口为11．9839人，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44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数3．96人减少了0．52人。换言之，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一对夫妻平均要赡养4个老人，抚养1个或2个孩子，因此传统的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方式难以应对农村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与负担。
2．农村人口流动频繁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推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相互之问的情感沟通和交流相对疏远，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方面的照料和经济方面的帮助相对减少，老年人起居、饮食、医疗、娱乐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关心与照顾，这也就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基础受到了冲击。同时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传统的勤俭持家和敬老养老的伦理道德习俗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农村老人生育防老的梦想被打破，企求生儿育女以保证老年时完全依靠儿女提供生活照顾的养老设计变成失望，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陷于实际的困境之中。
3．农村医疗问题突出 随着农村的实施，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受到冲击，许多农村合作医疗机制解体。农民尤其是农村老人看病难、买药难、住院难成为农村医疗的主要问题。据调查显示：农民生病因无钱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85年的4％上升到1999年的24％，在贫困地区，农民患病未就医的达到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89．2％；因无钱支付医药费，农村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一般占贫困户的30％一40％，有的地方高达60％以上。而农村老人又是农村生病群体中的高发对象，因此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对农村老人的就医爱莫能助。
4．农村贫困形势严峻 根据我国政府2000年划定的贫困线标准(人均收入635元)，我国农村仍有400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相对城区来说，农村相对贫困是普遍存在的，农村家庭养老与城区社会养老的差距更大。因农村家庭贫困，要完全依靠家庭养老必然导致农村老人在经济和物质生活方面陷入困境；同时，把农村养老责任完全推给农村家庭承担，而国家和社会不承担任何对农村老人的关爱和救助责任，无疑有悖于国家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能与道义。
5．农村老年人需求层次提高 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村老人们除了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和满足，其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有所提高。农村老人渴望得到更多的社会需要方面的满足，如感情需求表现为老有所爱、老有所为；发展需求表现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亲、老有所学、老有所美；价值需求表现为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归宿需求表现为老有善终。然而在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中，由于农村老人经济方面的不独立，完全依靠儿女的照顾，在经济、感情、社会交往等方面常常受到儿女的过多干涉，因而无法获得更高标准和多方面的需要的满足，更谈不上完全自由地追求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享受。
二、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制度，保障农村老年人能按月领取到或多或少的生活补助或退休金，享受到合作医疗等诸多好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现阶段农村家庭的生活负担。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扶贫济困。
2．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计划生育工作却与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思想产生一定的冲突。我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在某些地区执行得不甚顺利，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养儿防老仍然是一种现实需求。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能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靠等问题，“有助于减轻农民的养儿防老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
3．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 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有利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农村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金作为生活资金的来源，减轻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有利于解放土地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同时，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有利于户籍制度变迁。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区别的户籍制度变迁就因为土地问题而难以得到更有效的推行，农业户口与分得的田土相挂钩，较多农民即使不在农村生活或工作，也不愿意放弃在农村的土地。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老年时的生活保障问题和退休后土地转让的各种顾虑，促进了户籍制度变迁，也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4．有利于实现国家对农村老人的社会关怀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的是家庭养老或亲情养老，国家和社会对农村老年人口没有承担直接或实质的责任与义务，许多地方农村老人七、八十岁时也必须为国家缴纳“终身”农业税，而没有实现减免。高龄老人早已丧失劳动能力，整个经济来源全靠家庭成员提供，每年还要与青壮年一样缴纳各种税费，实在不堪重负，既不通情，也不达理，让人难于理解。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老年人给予必要的生活援助与扶持，不管投入的资源有多少，至少还是实现了政府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关怀，以及对农村老年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建设的主要途径
1．加快户籍制度变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 加快户籍制度变迁，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性障碍，打破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封闭格局，允许农村人口合理、稳定、有序流动，通过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稳固的资金来源。尽可能地降低户口迁移限制，实行身份登记制度，免去其在农村未种责任田的部分农业税，使外出人员变成真正的“城里人”，防止回流农村，真正减少农村人口，加快人口城市化。
篇8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全面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篇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保护环境迫在眉睫。然而，生态税的研究在我国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局限及缺乏对国际上税收实践的跟踪研究；更重要的是生态税作为一种环保政策，由于在其执行过程中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①]，从而使其环保效果大打折扣。因而，本文将对我国生态税制度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建立更完善生态税制度，使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一、生态税概述
生态税是指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向所有因其生产和消费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纳税人而课征的税收。生态税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不是非常严重时，国家的一般税收制度体系中存在“非意识性的环保税收措施”[1]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更谈不上重视。因此，税收还不能被有意识地作为一种实现特定环保目标的经济手段。但是，在税收制度体系中，某些规定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作用。比如说，仅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将某些污染项目纳入到征税范围；第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征某些生态税种阶段。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连发生的较为严重的污染事故使经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纷纷着手制定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法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手段，主要是开征各种污染税；第三阶段，20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全面、系统的“绿色税制改革”[2]阶段。随着人们对环保认识的提高，环保措施开始从注重“末端治理”转向“全程防治”。与此相适应，以OECD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也开始从简单的征收污染税转向全面、系统地调整税制，以体现税收的整体环保要求。
二、我国生态税现状
为了抑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开征了某些与环保有关的税种，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费政策，但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
（一）现行税制中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税种和税费政策
这些税种和税费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3] [4]：
1.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具有直接或间接意义的税种。主要是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虽不直接或并不完全针对环境保护，但对环境保护也有积极作用。
2.有利于环保的各项税收优惠措施。增值税中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废旧物资回收、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产品等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环保取向更加清晰；消费税环保用意明显（见图1[②]），对小汽车、摩托车的重新分类和税率调整体现了按污染程度设计税负（税率）的环保新理念；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减免税。
图1 2002-2007年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税种征收额趋势图
3.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措施。如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和车辆购置税等。
4.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若干行政规费。主要包括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排污费目前由环保部门征收，收费项目包括污水、废弃、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超标噪声。某些环保规费具有税收特征。
从构成比例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种只占总税种的22%[5]，相对于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二）现行生态税效果分析
从绝对额分析，与环境有关的资源税、消费税等各主要税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近6年的数据来看（见表），2007年的绝对数额比2002年增加了2353.9元；但从相对额分析，这五种税的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却从2002年的10.14%下降到了2007年的8.24%（如图2）。比重的下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环境质量的改善使税基相应缩小，另一种是因为绿色税制的发展滞后于经济，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5]。就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而言，明显是属于后一种的。也就是说，我国生态税在这几年相对而言萎缩了。鉴于我国环境状况的严峻性，加快生态税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
表 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税种征收额占税收比重[③]（单位：万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资源税
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
合计
税收总收入
生态税占税收比重（%）
75.1
172.5
470.9
76.8
28.9
1724.2
16996.6
10.14
83.1
1221.7
550
91.6
32.2
1978.6
20466.1
9.67
99.1
1550.5
674
106.2
35.6
2465.4
25718
9.58
142.6
1634.4
796
137.3
38.9
2749.1
30865.8
8.9
207.2
1885.7
940.2
176.9
49.9
3259.9
37636.3
8.66
261.3
2206.8
1156.3
385.5
68.2
篇11
一、我国县乡财政困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并存
虽然增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广开渠道、多方筹资，实行一定的政策倾斜，也可尝试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依然只能是县乡政府。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县乡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县乡一级政权的财政收支矛盾相当尖锐，主要表现为工资欠发、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等，县乡财政多维持在“吃饭”的水平上，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据推算，目前中国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余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许正中，2004)。乡镇负债规模庞大，来源复杂，债务利息高，累积时间长，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形势极为严峻。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镇实行由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市的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保障，并列入财政预算；而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来说，政府投入很少，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和农村道路常年失修，农村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均十分落后，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自筹制度取消，县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来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县乡财政更显困难，无力提供农村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施和落实，以农业为主的县乡财政失去了其主要收入来源，县乡财政尤其是大部分乡镇财政更加困难。
我国县乡一级政府和财政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尤其在当前“三农”问题日益凸出、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县乡一级财政，实现县乡财政解困，增强其服务农村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是财政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应从现行财政体制的内在弊端着手，找出当前县乡财政困难的体制原因，以明确县乡财政解困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缺陷
1994年形成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比财政包干制是一个进步，但远不是一种成熟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还存在较为明显的非规范性和过渡性质，其固有的内在体制缺陷直接导致了当前县乡财政的困难，也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改善。
1．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少法律规范，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存在矛盾。由于行政垂直集权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缺少法律保障，导致政府间财政关系极不稳定、极不规范，而基层政府在责、权、利的分配上则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的体制，极易导致各级政府“上收财权”与“下放事权”的机会主义行为。事实上，我国各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层层“抓大集中”，将大税种、大税源抓到手中，到了基层财政也就基本没有大税可分，税种杂而收入规模小，造成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同时，上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事权下放”，加重了基层的财政负担。
2．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侧重“收入”的划分而缺乏对于各级政府事权责任的清晰界定。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划分，但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则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导致各级政府间事权责任不清乃至于相互推诿，而基层县乡财政尤其是乡镇财政则不合理地承担了过多过重的事权责任。目前，县乡财政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财政承担的事权负担，比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等。无论是根据财政分权的“受益”原则，还是参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这些事项都应划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或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大部分责任。而在我国却都压到了基层财政头上，由此形成县乡财政的困难局面。同时，也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人中，乡镇财政负担78％左右，县级财政负担约9％，省级财政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陈纪瑜、赵合云，2004)。如能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到中央和省级财政，仅此一项便将大大减轻县乡财政的支出负担，也将更有利于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财力保障和长远发展。
3．省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是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分税制改革后，按照中央对省的体制模式，各地在省内建立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直接制约了基层财政获取必要财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省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总量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运行困难的问题。二是转移支付形式以税收返还、专项拨款为主，这两种形式在财力分配上都有利于富裕地区，不利于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三是各省通过“因素法”分配财力的资金非常有限，无法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间实现财力均等化。
三、改革我国财政体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步伐，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职责范围和收入，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是加强县乡财政、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保障。 转贴于
1．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政府的多级供给体制。其中，县乡政府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基础环节，直接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产品。而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作为供给主体的各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依据这一原则，诸如环境保护、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项支出应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负责管理，县乡政府承担具体事务；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的支出应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县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主要承担本辖区范围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和本区域内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责任。这种政府间职责的划分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以杜绝上级政府下放事权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增加县乡财政的负担。
2．大力培植以财产税为主体税源的县级财政税收体系。县级财政缺乏大宗、稳定的主体税源，是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省以下政府大宗收入是营业税，而从前景看，应注意发展不动产税，逐步形成省级以营业税为财源支柱、县级以财产税为财源支柱的格局。不动产税是最适合基层地方政府掌握的税种，是非常稳定的税源，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优化投资环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每隔3年至5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地方政府的财源就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而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财源的培养便非常吻合，这正适应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导向。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渐把不动产税调整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来征收，同时考虑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几年一次重评税基。这样，不动产税就会逐渐随经济发展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支柱性的重要税源(贾康，白景明，2003)，从而缓解基层政府的财力困境，为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保障。
3．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简并转移支付制度形式，规范专项拨款，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进一步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力度。1994年以来建立起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基础教育等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在各省内部也未实现“均等”。因此，应进一步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确立均等化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进一步调整不合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将调整“既得利益”的资金用于均等化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强中央、省对下的调控力度，进一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三是建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专项性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在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上的社会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四是建立稳定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资金分配要高度重视解决县级财政困境问题。
4．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和方式。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这难免会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现象。在建设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是非常重要的。要实行乡、村两级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收支情况。此外，根据公共财政学说的一般理论，很多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采用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方式提供。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可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起以财政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比如，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通过产权界定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有助于将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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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家虎．财政合理分权与县乡财政解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9)．
[6]陈纪瑜，赵合云．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基层财政体制亟待创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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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税收遵从度的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企业自身纳税意识不强、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多种因素。以下介绍影响税收遵从度的主要因素：
税务机关在执行税务政策时采取不同的执行标准，纳税人选择不遵从策略。如果税务机关在落实征管制度时，没有统一的标准，执行的弹性过大，那么纳税人出于自利原则就会选择纳税不遵从。因为纳税人诚心实意缴税，最后却换来不公平的税负分配，那么主动纳税的纳税人会觉得自己在吃亏，长此以往，其纳税积极性大减，最终会选择纳税不遵从政策。
当前的税收制度繁杂，纳税人在纳税遵从上出现懈怠情绪。税法条文繁杂，纳税公式计算繁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遵从的程度。当纳税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能适应繁杂的法律条文和计算公式时，纳税人就会选择税法不遵从。在实际工作的情况是，即使是专业的财务人员和税务人员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知识去应对繁杂的税法知识。，他们也不可能100%做到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裁决。于是，在税法实际工作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税法不遵从行为发现不了，而一些税法遵从的人却被否决。
我国纳税人税法意识薄弱，税务机关税法宣传力度不强。纳税人税法遵从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纳税人要懂得税法，要了解自己生产经营的主业应该缴纳哪种税款，例如，建筑行业和文化体育业进行增值税的缴纳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纳税人的税法知识大多来源于税法宣传，但是目前税务机关人员不足、时间不够分配、精力上也难以负荷，所以税法宣传工作停留在表面工作之上。宣传力度根本就不够。税务机关宣传工作有时候还会起到反效果，让纳税人觉得征纳之间权利不对等，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纳税人接受税法宣传的意愿和主动性大大降低，纳税人甚至在纳税工作中选择不遵从。
利用税收政策提高纳税遵从度
首先，税务机关要加大宣传，税务机关要根据纳税人的主营业务和和行业规模以及行业的属性进行针对性的纳税宣传，在纳税宣传之中要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和税收法律法规，进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税法宣传。例如，地县级税务局可以根据当地农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农业税收政策的宣传和教育，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会谈。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国内经济受到严重波及的时候，要向纳税人进行税企一心、共渡难关的思想教育，税务机关要做到上门服务，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在纳税中遇到的困难。税务宣传的媒介有很多种，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甚至是路牌广告的形式进行税务宣传，使纳税人能够多个渠道、多个角度的了解到税务咨询并自觉遵守税法的规定。
其次，税务机关要优化自身的服务。征纳双方的距离感通常来源于税务机关服务质量较差、太多比较恶劣。所以，为了拉近征纳双方之间的距离，税务机关要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税务干部要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所急所想，并化作实际行动帮助纳税人完成纳税工作，那么纳税人纳税积极性就会提高，对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亲切感会提高，双方之间的距离感就减少很多。例如，在企业纳税中遇到不了解的问题时，税务人员要认真讲解，不要厌烦，让纳税人知道自己的经营行业应该缴什么税，自己的生产经营规模适用什么样的税率或者是否有税收优惠。长此以往，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自然就提高了。
与此同时，税务机关要提升执法力度，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减少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让纳税人相信税务机关执法是公正的、严肃的。税务机关在工作时要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性，只有做到专业，才能在人民中获得信任和支持，得到人民的支撑。
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要学会纳税筹划，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政策以及税务机关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定界限，以及企业所得税中关于小型微利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的相关规定，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基础上，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税款缴纳政策。税收筹划一定要注重合法性的问题，简单的来说，税收筹划就是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活动和事务安排，最终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的活动。纳税人要做到对经营活动和个人事物的安排具有合法性，就需要对税法相关法律法规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税收筹划活动中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在不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下所进行的纳税筹划活动都是合法的。
税法只规定了税收的要素，即纳税主体、征税的对象、税率、税基和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税法难以管辖到税基的具体数额上来。这样，纳税人就可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事项来减少税基数额，从而进行纳税筹划。纳税人具体的筹划方式有税负转嫁、缩小税基和延迟纳税等。税收的筹划是为了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安排，这是税收筹划和逃避税收征管之间的本质区别。逃避税收征管一般发生在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之后，在其应纳税款已经完全明确的情况下，进行有意识的逃避税款缴纳的行为。
税收的筹划的目的是减少税负、降低纳税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纳税人会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统筹安排，在多个纳税方案中选择税额最低的方案。如前文所述，纳税人会采取税负转嫁、延迟纳税、减少税基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纳税额，同时纳税人也要时刻关注税收的减免规定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税负转嫁是将税收负担转移出去的方案，由于企业不是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所以可以通过抵扣的方式将资金回流回来。纳税延迟是在纳税总额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选择纳税时间在后的纳税方案，用以提高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减少企业的资金利息支出，为企业节约支出金额。但是，纳税人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纳税筹划和逃税避税的区别和分界线，保证纳税筹划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
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还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不能只关注一种或者几种税赋税款额度的高低，而是要将所负担的税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纳税人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一种税赋税款额度的减少引起其他税赋税款额度的增加，一个时期内税款额度的减少引起其他时期税款额度的增加。所以，纳税人在税收筹划中要把眼光放远放长，要以纳税人长期整体税收的减少作为纳税筹划的根本目标。此外，纳税人纳税筹划还要掌握这样的原则：税收筹划使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不能以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为代价。如果企业应纳税款减少了，但是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降低了，那么从本质上来说，纳税人的纳税筹划失败了。
[1]阮 静.从税收文化看税收遵从度的提升[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07
[2]蒋国荣.以税法认知度促进税法遵从度[J].局长论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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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the mechanism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得到切实减轻,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税费减少,原先主要以农业税为资金支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填补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真空以及如何完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值得探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问题
1.1、农业税取消与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弱化
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除了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有较雄厚的财力来支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外, 在广大农村工业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税源基础比较薄弱,必然导致“吃饭财政”的出现。税费改革前,通过制度外财政筹集的资金毕竟还能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取消农业税之后, 乡镇和村民自治组织收入急剧减少,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2、“一事一议”制度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从2000 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和“两工”,代之以“一事一议”。然而“一事一议”规定的数额较少,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的重大资金之间存在缺口。比如村村通工程国家每公里只下拨10万元,而市场价则超过二十万,这个缺口主要由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填补,通过一事一议很显然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村大宗公共产品的供给。另外如果“一事一议”不按程序和规定实施,很可能成为变相向农民乱收费增加农民负担的工具。【1】
1.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缺失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和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域性的公共产品、村社内的公共产品。辖区受益理论也说明各级政府应该负责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然而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两元割据体制,使农村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公共产品纳入全国财政支出体系,而农村却主要靠制度外自筹资金提供,主要资源源源不断的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与维护上来,三农投入却很少【2】 。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不够,地方政府供给能力低下,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职责不清,实际负担绝大多部分公共产品供给的县乡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又不对称,农民在公共产品方面显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
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
2.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
各级政府没有明确的分工,农村公共产品分层提供机制没有建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权责划分不明晰、交叉重叠严重,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缺位或错位,实际上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却转移事权,交由基层政府提供,并且没有提供资金支持,导致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统一。这样就会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一些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
2.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农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相适应,效益低下。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与农民群众的需求相契合。但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政绩和利益, 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往往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项目、形象工程,如乡镇广场, 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周期长的大项目,如义务教育;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物品如上级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道路修建和电网改造, 而不愿提供农民群众热切需要的新品种以及农业技术。这种决策方式不但浪费资源并且与实际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想脱离,对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2.3、供给主体单一化,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没有引入私人资本,导致供给效率与质量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无法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多样性的要求。现行体制下,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 并且在整个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的大背景下,政府把主要的资金投向城市,导致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物品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群众对公共物品多样性、高质量的要求。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探讨
3.1、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要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突出各级政府的责任,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合作
3.1.1、建议国家最好尽快制定一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或法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义务范围【3】。
(1)、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是中央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比如中央政府应对国防、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海关、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民兵训练、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公平分配、货币政策等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履行职责。当然其中有些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操作可以由基层代为负责,如计划生育工作、民兵训练、义务教育等,但资金应当是中央财政本着公平的原则下拨。改变现在一些本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由资金匮乏的基层政府负责的情况,理顺事权与财权的关系。
(2)、省、地区、市、县等各地方政府的任务和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是:本区域内气象预报、消防、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区域性农牧业病虫害及疫病防治体系,等,本区域内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村道路交通、农村医疗卫生、农村职业教育、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农技推广、排水设施等等。当然,分工不是说没有合作,省级政府可以和中央共同负责农村基础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等。各地方政府也有配合中央政府兴建与本地有关的各种大型建设项目的资金配套职责。
(3)、乡镇政府的职能需要重新定位,主要是减少其不该负责的事权。改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况,把一个全能的基层政府改革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本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抓。乡镇政府应负责本乡镇范围内民事纠纷处理、农村正常秩序的维护、小型水利灌溉、饮水、乡村道路建设、村社医疗、当地治安、农业技术指导、良种培育、市场开发、提供供求信息、农村福利院等各种公共产品的供给。
3.1.2、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纳入公共财政体制【4】。
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物品全部纳入预算支出范围,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资。改变过去利用“剪刀差”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做法,“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并纳入国家预算,并且确保每年的投入量不低于中央政府预算及各级政府预算的10%,使广大的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3.1.3、改革地方政府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政绩考核趋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核标准,其中又以GDP为准要标准,这一定程度上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得不到重视,因此应该加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考核标准中的权重,同时可以采用“一票否决”,只要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各项指标不达标则坚决不能升迁。
3.1.4、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领导的直选制度。
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 通过落实真正的“村民自治”, 推行“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等活动,使村社内部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村民决定。 同时, 为了使县、乡镇、村干部真正为民办事, 真心为广大农民谋福利, 真心实意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必须有序推行乡镇领导直选制度,只有当乡镇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他们才会真心真意替老百姓办实事,将农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纳入到决策中来【5】,使供给与需求趋向一致。
3.2、积极引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增加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3.2.1、 政府与市场的合作
(1)政府业务合同出租
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权通过合同出租的方式转给企业,再由政府出价购买,如由私营部门修建水利设施、农村道路,科技服务公司向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政府根据市场价格购买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
(2)补贴制度
政府不再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向某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定的补贴,由后者来生产产品和服务。补贴的形式有资金、免税、低息贷款、提供贷款担保等【6】。政府对那些愿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及贷款优惠,激励私人部门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当中。
3.2.2、村民自治组织与市场的合作
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先进经验实行“一国有企业一村”的合作模式,对口支援,拓宽资金渠道,实现技术资金与农村实际发展需要的恰当结合,企业同时也可以扩大自己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赢得消费者良好的口碑,当然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援助农村。
参考文献:
[1] 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思考.甘肃农业,2006,(2):90
[2] 孙辉.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探析.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0,(2):93
[3] 黄丽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4: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