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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全国各地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最丰富的是山东、苏北地区。而在山东、苏北地区，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种类最多，式样也最全。目前，对济宁、枣庄地区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而综合考察山东或全国画像石雕刻技法的论述中，引用的资料却无不以济宁、枣庄地区为重点。纵观的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六种：
（一）、阴线刻。不管石面光滑或粗糙，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多数还在物象轮廓内施刻麻点、虚线或鳞纹，以突出物象质感。例如邹城龙水，枣庄大洼、滕州岗头、兖州农机学校等画像石。也有少数画像石线刻物象内不再刻点、线、纹，例如薛城南常乡画像石和邹城龙水的部分画面。
（二）、凹面线刻。物象轮廓内雕成凹面，物象轮廓用阴线刻成。嘉祥五老洼、邹城师专、济宁师专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物象外石面有的光滑，有的则刻成竖线纹。
（三）、减地平面线刻。物象轮廓外减地（有深有浅），凸出的物象轮廓平面上再刻阴线或用朱线墨线勾绘，表现物象细部。如嘉祥宋山、邹城野店、梁山后集、泗水陈村、滕州西户口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其中又因对减地方式、深浅和对物像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分为下列四种：
1、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
2、铲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轮廓外减地留下不规则的铲印。
3、深剔地平面线刻：和上述2者不同的是，以上两者凿纹与铲纹极浅。而此技法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较深，一般来说约有1到2公分。图像较密集，轮廓外面积也较小。
4、剔地平面线刻：指在图像的轮廓外剔地，而在图像内部细部上，施以朱、墨线条表现，不加刀刻。
（四）浅浮雕。物象轮廓以外减地，物象凸出呈弧面，在物象上按需要刻出不同的弧面，以表现物体各部位的立体效果，有些细部或再施阴线处理。微山两城、邹城郭里、滕州东寺院、台儿庄李庄等地，皆出土过此类画像石。
（五）、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
（六）、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如安丘墓中柱的人物像。
因素。
济宁、枣庄的画像石雕刻技法基本涵盖了我国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所见种类，而在此区域中又以济宁嘉祥和枣庄滕州的画像石最为精彩。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是我国的艺术之宝，多次被收录历史文献之中。
二、嘉祥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及艺术特色：
嘉祥汉画像石以其精美的雕刻闻名于世，特别是以武梁祠的最为突出。纵观嘉祥地区画像石其雕刻技法主要有四类：
（一）、减地平面阴线刻。这种雕刻技法在嘉祥地区使用的较为广泛。嘉祥武梁祠、宋山、齐山、甸子、南武山等地，都出土过这种画像石。以武梁祠、宋山一批居多。嘉祥地区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石主要是凿纹减地平面线刻。
在制作时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凿纹一般采用较为细密的竖凿纹（徐村有斜纹处理），凿纹一般较浅，图像突出的幅度不大。在图像的刻画上外轮廓线清晰严谨，用线婉转流畅，视觉上较为突出，与皮影和剪纸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作者的雕刻技法精湛娴熟。画像石的创作虽然以刀作笔，以石为纸。但工匠们对线条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需要，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或粗壮有力，在坚硬的石块上创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历史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图便是来源于嘉祥武梁祠的汉画像。
（二）、凹面阴线刻。嘉祥五老洼、吴家村、花林村、刘村洪福院、蔡氏园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用此刻法，其中五老洼较有代表性。此种技法图像的雕刻低于平面，制作时先将石头用竖阴阳刻线加工，再在石面上画上图像，然后把图像部分减低于石面，图像的细部一般用阴刻线表现。嘉祥所见的减地较浅，视觉上感觉像是阴模，给观者一种错觉，作者自认为不如图像突出平面的形式感强。这也是画像石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平面浅浮雕。宋山第二批有一例。此种技法是在减地平面刻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与减地平面刻相比减地更深一些，一般1－2公分左右，在突起的部分作者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把突起的形体轮廓的边线处理成弧形。此种技法在表现上加进了浮雕的雕刻技法，形体饱满生动，视觉效果也更加突出。宋山所见的一石减地较浅，弧面起伏不大，有减地平面线刻的影子，估计是两种技法转型时期之作。
（四）、平面阴线刻。此种技法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石面打磨光滑平整，然后直接用阴线刻出图像。嘉祥仅见红山一石是阴线刻。这种形式在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是绘画性最强的一种。
四种雕刻技法中，阴线刻是以刀，用线条表现物象内容，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雕凿的线条，肯定比描绘的线条要简单、拙朴，若在轮廓内补以麻点或虚线，物象便被凸现出来。对表现物象来说，这种做法比单施阴线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在粗糙的石面上，物象内外都是斑斑点点，即使这样做，效果也不是很好。于是，工匠们使用类似绘画中线条轮廓内填彩的做法，将物象轮廓雕成凹平面；或者将物象轮廓外的地子减去，视觉效果就比单纯的阴线刻要醒目、强烈得多。
减地平面阴线刻和凹面阴线刻在形式上比单纯的阴线刻更进一层，是阴线刻向浮雕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两种技法所刻的图像的轮廓线和细部的线条刻画的非常流畅纤细，技巧灵活娴熟，表现也夸张大胆，能够很生动的表现刻画对象的形象特点。这两种技法是嘉祥地区出现较多的表现形式，也是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的的典范。
浅浮雕技法当是借鉴了圆雕工艺之法，它将减地平面线刻发展成弧面，弧面取代了外轮廓线，因此立体感更加强烈。在雕刻工艺上，这与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有本质的不同。前三者是以线为主的平面表现，而此是以面为主的立体表现。西汉文、景至武帝末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皆为阴线刻。线条朴拙，甚至有些塞滞之感。物象内或有麻点，但都是粗糙不规矩。画像内容也单调，多为树、房、璧纹一类的图案。很显然，这时的画像石艺术还处在孕育期。
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种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重要
30年代时，滕固在《南阳汉画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就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做了根本区别。他说：“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是属于这一类。”这种分类看似简单，却是抓住了实质。
三、嘉祥汉画像石的发展趋势和区域性特征
（一）发展趋势：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画像石数量大增，内容也丰富起来。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并施麻点或虚线，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前者如邹城南落陵画像石，线条生动、洗练而准确，麻点和虚线的衬刻讲究位置和视觉效果；后者如金乡香城堌堆、济宁师专、微山岛沟南村画像石，凹面较浅，而且很少再衬刻阴线，物象比例也有些失调。
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物象比例适当，尤其注意表现动物、人物的姿态和动作，嘉祥五老洼画像石是其代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阴线刻，例如邹城师专画像石，内容布局、物象比例与同类题材的凹面线刻极似，只是没有凹入剔平物象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减地平面线刻开始使用，微山两城、台儿庄邳庄、滕州大郭都曾有出土。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减地较浅且不光滑，物象上的阴线也较简单。
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线刻、凹面线刻单独出现的不多，与其它刻法配合使用的作品还存在着。减地平面线刻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本阶段的主要刻法之一。它与阴线的配合，不单是在凸起的物象内，物象外也经常配以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胡须、车马的绳索或武器的细部。此类作品以嘉祥齐山、宋山所出及武氏祠作品为典型。本阶段新出现的另一种基本刻法是浅浮雕，数量最多，技艺也最精湛，邹城郭里、微山两城、滕州龙阳店等地常见此种刻法。浅浮雕常配以线刻来表现细部，邹城大故村出土的两块画像石，浅浮雕的大树下，人物手持的弓箭就用线刻来表现。这一多种技艺配合雕凿的方法，更加充分地把物体展示出来，达到了单种技法难以表现的艺术效果。由
此可见，嘉祥地区的汉画像石最早可追溯道昭、宣时期至西汉末，由嘉祥洪山一石的阴线刻发可知，但也存在时间偏后的可能性，因为阴线刻法到后期都有使用的记录。东汉早期嘉祥的汉画像进一步的发展，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技法上也逐渐成熟。东汉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刻法即为凹面阴线刻，嘉祥的五老洼士其代表之作。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宋山第二批的部分画像石。嘉祥武氏祠、齐山及宋山一批的画像石应该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汉画像已经达到辉煌时期，嘉祥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刻法比较全面各种技法都有出现，但减地平面线刻较为突出。到东汉晚期汉画像的雕刻技法有进一步发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继出现，而这几种技法目前在嘉祥地区却没有大量出现，由此可以猜想或许嘉祥此时的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减退，豪强地主或达官贵人在嘉祥的地位下降，以至于在汉画像上没能体现出来。
（二）区域性特征：嘉祥周边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作风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除画面的构图风格外，主要是雕刻技法的不同。以微山湖为界，湖之西，嘉祥—济宁区盛行凹面线刻和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除见于喻屯城南张出土的一批外，别处皆未发现。减地平面线刻与浅浮雕技法共存，这里人大概不喜欢把物象的凸面凿成弧面。
湖之东，两城—邹城及曲阜城区，西汉时流行线刻，东汉初盛行凹面线刻，兼有线刻，东汉中晚期盛行浅浮雕。嘉祥常见的减地平面线刻，这里很少有。曲阜旧县出土的几块减地平面线刻作品，作风不仅与嘉祥迥异，与其它小区也不一样，一眼便能看出，此乃临沂地区东汉中、晚期常见的风格。
由此从嘉祥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中可以略窥一斑，能构简单推断出嘉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佐证。
注释：《嘉祥汉画像石》朱锡禄山东美术出版社
篇2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于1967年提出了会话当中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即人们在谈话过程中是遵守一定原则的,即“使你所说的话,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公认目标或方向”。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合作原则,格赖斯引入了下面四条准则:1.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①使你的话语如(交谈的当前目的)所要求的那样信息充分,②不要使你的话语比所要求的信息更充分。2.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设法使你的话语真实①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要有关联。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要清晰①避免含混不清,②避免歧义,③要简练(避免冗长),④要有序。[1]
虽然合作原则是由美国哲学家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解释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下面这段相声就可以证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在交际中同样普遍遵循合作原则。
两个相声演员在台上打赌看其中一个人能否在五句话内坚持答非所问。
甲:你早,吃饭了?
乙:今天天气很好。
甲:天气好准备上哪儿去玩?
乙:世界上战争年年有。
甲:哪又打起来了?
乙:今年西瓜丰收。
甲:西瓜要买无籽的。
乙:大学入学考试都能开卷吗?
甲:第几句了?
乙:第五句。[2]
尽管答者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回答了所问。可见,使用汉语的人们在交际中也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各民族在使用中对它的理解却存在差异,而这正是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文化价值取向对合作原则使用的影响
价值观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特有的对于什么是好的一种显露或隐含的观念,它影响着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表达出来,并因此影响着人们的交际方式。“文化价值取向”是用于研究价值观和交际之间的概念,指的是“人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的方式”。[3]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有四种模式,笔者在此主要运用其中两种模式来研究文化价值取向对合作原则使用的影响。
1.霍尔模式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通过将不同文化划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来表明不同文化在交际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他认为在高语境文化中交流信息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需要清楚地进行传达。低语境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需要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在高语境文化中,如中国等亚洲国家,人们在经历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可以借助很多其他方式来提供信息,比如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等。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具有较低的同质性,因此人们期望在交流中通过语言传达大多数信息,而语境和参与者方面只包含极少的信息。例如下面这段对话。
工人:“厂长,大家提议放两天假。”
厂长:“哦?”
工人:“这个月的生产任务不但提前完成了,而且产量比上个月还多了一倍。”
厂长:“哦。”
工人:“那您是同意了。太好了,谢谢厂长。”
这段对话看似违反了数量准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厂长仅仅说了两个同样的字,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但我们看了以后却并没有产生任何疑惑。但对汉语了解不深的人势必会一头雾水。这是因为虽然只是将一个“哦”字重复了两遍,但却用了不同的语调。第一个“哦”用疑问的语气显然是在询问原因,而第二个则是用了赞同的语气,所以工人才马上心领神会。
除此之外,以汉语为代表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在交流方式上常常比较隐晦、间接和含蓄,比如,汉语在表达反对别人意见时,很少直接说“不行”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而通常用“我再考虑考虑”、“商量商量再说”、“稍候再给你答复”等表达方式。中国人认为这虽然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但却遵循了礼貌原则,避免直接反驳使会话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交流方式常常比较直接和坦率。正是这些区别导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一些话语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别。如:
甲:“时候不早了,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乙:“那多不好呦。”
对于这段常用的对话,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会有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理解。“那多不好呦。”只是一句客套话,它的言外之意是接受了邀请,高语境文化认为不使用客套话的交流方式是不礼貌的。然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比如美国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好”是在拒绝他们的邀请,否则就违背了质量准则。可见高低文化语境之间存在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否则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交流者在交流时很容易产生误解。
2.霍夫斯泰模式
海尔特・霍夫斯泰,是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社会人文学博士。他于1968年和1972年,在IBM员工中做了两次研究,并调查了其中的11.6万人。在大量的调查数据中,霍夫斯泰教授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通过统计确定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男性/女性这四个维度可以用于区分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其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对权力距离的态度两方面最能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其对合作原则的影响,并能解释造成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一些原因。
(1)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霍夫斯泰于1998年提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概念。在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中,人们强调自我为中心和个人的成就,每个人对他的私人财产、思想、观点、著作都有自己的权利,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而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要服从集体,集体内部强调和谐友好。所以,相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来说,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更关心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这在言语的表达中可以表现出来。英美国家是典型的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更注重集体的利益,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4]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日常会话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比如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招呼时也常说:“Where are you going?”(你要去哪?)在遇到外国朋友时会关切地说:“It’s getting cold.Take more clothes with you.”(天冷了,多穿些衣服。)虽然这些话在我们看来是再平常不过了,但来自英美国家的人们却认为这违反了关联准则,会感觉很不自在,甚至是对他们个人行为的干涉。说这些话的人很显然是要表达对对方的关心,然而对于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这种特殊的会话含义的。
(2)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把权力距离分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而英美国家属于典型的低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里,领导与下属或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是垂直的,人们在与长辈或领导进行交流时要表达出对对方的尊重,而与晚辈或下级交流时要表达出关爱或是权威。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里,社会关系相对来讲要平行些,人们强调突出个性。
中国自古就强调:“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下面是一个发生在南唐时期的例子:当时赋税繁重,京城地区又遭旱灾,人民叫苦连天。一天,烈祖在北苑饮宴,对群臣说:“外地都下雨了,只是都城却不下雨,怎么回事呢?”申渐应道:“雨不敢入城,是怕抽税而已。”烈祖大笑,马上下令除掉重税(《古今谭概―微词》)。可见申渐作为臣子,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雨不敢入城,是怕抽税而已。”很显然违反了质量准则,烈祖当然明白他是在暗指赋税沉重。然而经申渐这样一说,不仅使语言变得幽默文雅容易被接受,而且不会损害“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他直接说当今赋税繁重,京城地区又遭旱灾,已经民不聊生了,这样是不易被接受的,而且也容易遭到“上级”的责备甚至是惩罚。
这种思想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依然能够体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汉语当中出现了许多违反质量原则的自谦语。如:
领导:“你儿子干得很不错。”
父亲:“犬子无能,还望多指教。”
很显然,“犬子无能”是违反质量原则的,但这样说既是自谦,又是表达对儿子上级的尊重。这显然和英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自英美国家的人们在与上级甚至是长辈谈话时就可以直呼其名,而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往往又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2]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英文交流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教师不仅要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而且要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等材料,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教师应鼓励学生多与外教交流,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作为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也应提高发掘语言中文化因素的意识。真正使自己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具有感觉的敏锐性、理解的科学性和处理的自觉性,从而顺利地进行交际活动。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篇3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立轴，高182厘米，宽127厘米，于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画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图，共有15幅图。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榜题，说明所画内容。《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国内现存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由敦煌《父母恩重经》经文演变而来。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父母哺乳养育之恩深重，子女仅以无怨心报之是不够的; 其二，子女报父母之恩，就是要让他们去除愚昧、悭贪，增长智慧和乐善好施的佛性，使父母得到善报和解脱; 其三，一切信众，僧徒诸子，都应奉行这种法教，造作福田。
佛教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十大恩德，分别为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尽恩、为造恶业恩、运行忆念恩和究竟怜悯恩。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倡导众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恪尽孝道。内容多有佛教色彩，但却有一定的现实教化意义。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前提。儒家经典《孝经》中有一句话：“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儒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道，天性。”而且，儒家的孝道思想，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不孝是绝对不能为中国统治者所容的。为了消解人们对佛教缺乏孝道的攻击，佛教僧徒便努力在佛教经典里挖掘阐述孝道的思想资源，如西晋时期的《盂兰盆经》，就极力宣扬应该全力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但是，佛教毕竟没有系统论述孝道的经典，中土僧人只好通过伪造经典来阐释孝道学说，以向世人表明佛教也重人伦、讲孝道。《父母恩重经》就是佛教自身努力调和儒、佛思想，特别是自觉与儒家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中“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思想，显然与儒家的孝道达到了一致。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并没有很快获得迅速传播。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真正获得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调适结果，关系到其在中国的生死存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对这一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开始变通，结合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自觉改造佛教学说，尽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
佛教要真正生存并取得发展，首先要取得皇权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刚开始对佛教的传播保持警惕态度，如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每每心存顾虑：“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面对如此现实的强硬政治阻力，佛教高僧总以佛法和儒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来极力说服最高统治者。史载：“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 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意即如果佛教宣扬的道义和儒家思想不一致，就要焚毁佛经、取缔佛教。在这危急时刻，康僧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才去除了孙皓对佛教的顾虑，从而使佛教获得合法生存地位。
《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前期帝王对《孝经》的提倡直接关联。唐朝前期，统治者大体上执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佛、道二教并行提倡的宗教政策，但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又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唐太宗对佛、道二教基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既提倡佛教，也尊崇老子和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佛教徒也通过伪造《大云经》神化武则天而受到赏识，于是，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唐玄宗时期，对儒、释、道三教都加强了提倡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儒学和道教的偏重，对《孝经》一书的提倡，更成为唐玄宗时期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我、无常，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为了抛掉这种痛苦，就必须放弃世俗生活，进行修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重天命，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在道德理想方面，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这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成为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当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父母恩重经》是对佛的信仰，是虔诚而纯洁的，它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 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众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父母恩重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总之，《父母恩重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有着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沟通儒、释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它见证了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为更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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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篇5
大众文化是现代商品社会中以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文化形态。①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变迁的时代,是一个大众文化主导文化消费的时代,大众文化的全民性、参与性、世俗性以及对快乐的追求,使其处处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鄂西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地丛林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几乎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土家族人民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封闭的土家族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对于鄂西土家族人民来说不再陌生,因而土家族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受到了广泛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正面影响
(一)大众文化以强大的解构功能打破了土家族地区僵化的文化格局
与西方不同,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普通民众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并没有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化一样彻底地完成启蒙和现代化作用。而大众文化以其多元性和开放性打破了僵化的文化格局,对封建文化的余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解构。②这种冲击和解构同样影响着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是以“仁”为核心的理性结构,它处处以“礼”制约人的情感欲求。大众文化的适时出现,使人们从僵化的封建文化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大众文化以对感性、世俗欲望的肯定和满足,把人们所具有的感性力量释放了出来,它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土家儿女的心中,打破了他们心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
(二)大众文化打破了土家族人民甘于贫穷、盲目服从命运安排的落后思想
大众文化向土家儿女讲述的是通过努力每个人都会走向成功、走向富裕的神话,传达给土家族儿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思想极大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于受封建思想束缚几百年的土家儿女来说,大众文化具有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禁锢、实现生命欲望的积极意义。在大众文化这种强大的解构和吞噬功能下,生活在21世纪的土家族人民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与过去封闭状态下的土家族人民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大众文化推动了土家族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
大众文化为人们积极投向市场经济大潮提供了精神上的有效指导和舆论支持。土家族特定民俗民间文化反映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传统精神,随着这些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消亡状态的产生,土家族的文艺工作者也做出了与时代接轨的文化保护活动,实现了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1994年,长期生活在长阳土家族山乡的文艺工作者陈洪,以土家婚俗为素材创作了摸灰、骂媒、织锦、背山、哭嫁、甩筷、穿鞋、抢床共八章大型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由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后,荣获了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 奖,并在北京、上海、香港、厦门、兰州、苏州、深圳等地演出180余场。③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文化人覃发池还通过改革创新土家族民间古老的“跳丧舞”,发展了一种群众自娱性的集体广场舞蹈“巴山舞”。它不仅没有使传统的“跳丧”习俗消亡,反而使这种具有土家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和传承。
二、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
(一)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时尚性的外表,商业社会的物质利益原则、消费原则、交换原则已经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价值的结合使大众文化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因此,以往相对稳定、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步步紧逼,走向逐步流失的尴尬境地。当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唱着“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的时候,曾经打动了无数土家儿女的“满园竹子挑一根,百人里头挑一人,爱穿爱戴我不选,爱姐勤快又聪明……”的情歌却丧失了“市场”。除此之外,吸引着族人团聚的悠悠哭嫁歌被西洋乐器演奏出的婚礼进行曲所取代;生子打喜时的花鼓戏也被流行歌曲逐出了土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昔日丰富着土家人民生活、表达着土家儿女缠绵绵的情义的传统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所充斥,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根基。如今,只有在地区文化馆、民俗文化村等文化事业单位的商业性表演活动中,才能较完整地看到土家族传统民俗民间文化活动。
(二)大众文化的涌入使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丧失了民族特色
土家族是一个与汉族毗邻而居的民族,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就受到了汉族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男女“以歌为媒”的自由婚姻变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今天,虽然土家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婚姻自由,但是以往极富民族特色的“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等婚俗也都被人们所淡忘、忽略。土家族姑娘们舍弃了美丽的西兰卡普,穿上了公主裙、吊带衫;小伙子们也换上了西装,穿上了皮鞋。不可否认,这些现象证明了土家族人民逐步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富裕。然而,传统民俗民间文化虽然不够纯粹,但仍部分保留着本族人民的根本精神,它质朴、通俗、自然、单纯,不追求个人风格的刻意表达,重在反映富有活力的民间群体生活。而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尽管时时揣想着大众,试图以此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但它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④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目的的特征,更使告别了传统生活方式,走向了富裕的土家族人民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消费大众文化的产品,以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这也就迫使曾让历代土家族人民引以为荣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消亡。
三、土家族民间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大众文化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各个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化之中。对民俗民间文化而言,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民俗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纵向上不断自我更新、横向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动态进化过程。一方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化为自身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被外来文化所移植、消解和同化。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总是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只有保存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更好地阐释本民族的优秀历史和特性。
(二)土家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流行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必须本着与其他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精神。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要采取“和而不同”的观点,主动吸取和融合大众文化,但是不能动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也应发展和创新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发扬光大,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前途,乃至民族的地位。要保持民族自身的存续和兴旺,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创新,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①吴加才:《论大众文化的特征》,《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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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设施活动为基础，既具有表层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形态，又具有隐含其中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意蕴。[1]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基础设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文化发展政策将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议题应当被置于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背景之中。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维度
首先，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转变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呼唤公共行政的转向，并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2]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当将公平、民主和服务的最大的满意度作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标追求。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信息来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的效率，并通过互动的模式来鼓励市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此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的长期的沟通，形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以设计和提供理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其次，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全新理论框架。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战略现实。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实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层面反映了客观需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取决于农村社会层面的良性协调。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关农民群体的深刻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居民应当在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中影响决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建构的基本追求。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维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权利，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也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此外，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社会，农村人口占多数，而且城乡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无法通过市场环境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
其次，从公民权利来看，作为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必须被同等对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均衡的为整个社会所享有，这意味着每个农村社区的居民都应同其他社区的成员一样，对于公共文化资源有同样的享用机会，并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群众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当着力思考农村社会的根本现实和问题，这样才能不断的打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别和不均衡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而这也正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口与难点所在。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构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战略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及农民的主体责任和角色的转变。
然而，就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来说，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应当从战略的视角进行统筹和规划。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下，政府必须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时了解并响应公民需求。与此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公共服务的方式、评价和判断标准等，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公民来决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导者登哈特夫妇所强调的：“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驾驭社会。”[3]在此语境下，公共利益就应当是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动准则就应当是服务于公众。因而，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服务也就成了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政府应当树立前瞻性的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确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亮.论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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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篇8
1 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
随着旅游产业市场国际化、经营集约化、产品品牌化的发展，以享受异域文化资源、感知异域文化差异、体验异域文化氛围的文化旅游已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1 民族生存习俗文化
突出农耕稻作文化，婚恋、嫁娶文化等。歌唱舞蹈是年轻人传情表达爱慕之意的方式。每年一次的传统跳月盛会，是苗族人民传承下来的优秀的自主婚姻文化的体现，一般定在仲春季节举行，盛会上青年男女，唱歌跳舞，各选所欢，以成婚姻。
1.2 民族艺术文化
民族艺术文化包括湘西歌舞艺术和建筑艺术，如苗家流行猴儿鼓，舞蹈配合乐器，流传至今的有花鼓舞，接龙舞、跳鼓堂舞，摆手舞以及芦笙舞等等。突出湘西建筑艺术的有苗族的“吊脚楼”，考古学称之为“栏杆建筑”，依山傍水，屋后靠山，楼前有河，前低后高，楼外有阳台，楼上雕刻有花窗，窗棂雕花千姿百态，有“双凤朝阳”、“喜鹊恋梅”、“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等图案，吊脚楼结构美观大方，古朴而秀雅，给苗乡山寨增添了美姿丽容。
1.3 民族文化
湘西的民族文化包括湘西的少数民族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文化、巫鬼文化、土司文化、蛊术文化。
1.4 民族节日文化
湘西的民族节日文化有土家赶年节，苗族的四月八、赶秋节、六月六苗歌节、赶边场等
1.5 民俗体育竞技文化
湘西的民族体育竞技文化有上刀梯、下油锅、吃玻璃、啃磁盘等绝技绝活，还有武术、龙舟、八人秋千、玩龙灯、舞狮、鼓舞、三棋、斗鸡等地方传统项目。
1.6 历史文化
湘西突出的历史文化有古遗址文化，包括秦简遗址、保靖万年前的归石器时代遗址、唐代崖墓和战国古墓等；以及历史名城名镇文化，例如，王村。
通过对以上民族文化精髓挖掘，突出湘西文化的“原产地域”概念，从而烘托“大湘西神秘之旅”和“大湘西生态旅游生态文化品牌”的文化魅力。
2 湘西民族资源旅游价值
2.1 湘西的自然资源旅游价值
湘西的生态资源之“美”，很大程度上在于秀丽的山水树木和丰富的物产。一是林木的数量和种类，湘西有大量的维管束植物，经济林、药材林、果木林、用材林，乔木，裸子植物等，除了较为常见的植物种类，湘西还种植了近500多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如银杏、香楠、水杉、珙桐等。二是植物种类和数量，湘西拥有的动物资源占到全湖南省的80%左右，并保有如娃娃鱼、华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逾160多种。三是水资源，包括澧、酉、沅、武四大水系，以及其分散的千余条河流小溪。四是就丰富的矿产而言，拥有六十余种地下矿藏，和锰、汞等重金属。
2.2 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旅游价值
湘西民族文化是在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基础上，融合楚巴文化和汉文化的精华，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和延续性，湘西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和差异性之上，还带有与相邻区域文化所相似的共同点。因此，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上具备吸引游客和大力开发的优势。
2.3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
目前，湘西拥有凤凰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张家界森林公园等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泸溪沅水风景名胜区等5个省级风景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耶古城遗址等五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熊希龄故居、天王庙、三潭书院等10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拥有世界遗产地1；风景名胜区4；自然保护区4；森林公园13地质公园4，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2国家历史名城1。由此可见，湘西的旅游资源开发价值非常大。
3 湘西旅游发展的建议
3.1 开发湘西旅游资源与产品
湘西旅游开发的核心是围绕开发旅游和建设旅游生产力以及旅游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品为基础，以资源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新为灵魂，变旅游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在注重规模的同时，注重产品的创新，要出绝品、精品和特品。湘西旅游资源与产品开发，要根据总体规划，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突出资源特色，确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思路。
湘西旅游资源的开发最终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旅游产品是湘西直接进入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综合。建设旅游产品是湘西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争取在旅游产品的创新、升级、换代和优化方面取得突破。
3.2 湘西旅游品牌建设
“大湘西旅游圈”要想成为大三峡旅游产品中的佼佼者，就必须实施品牌战略，打造出具有湘西本土特色的名牌旅游产品和优秀旅游目的地。依照湘西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品质，可以考虑打民俗风情品牌、世界遗产品牌、历史文化品牌等。在旅游产品开发上，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优势资源开发名牌旅游产品，把旅游业发展为优势产业，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3 湘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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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校园墙壁文化，就是建设美好的物质环境，美好的校园墙壁文化，会给学生创造温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让传统的民族文化气息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地方，突显出我们黑土地北大荒的发展与情怀。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要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让墙壁“说话”，就是利用学校所有墙壁因素去陶冶感染学生，使学校的墙壁成为一幅有“主体的画”，将墙壁打造成一首“无声的诗”，融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目的。
真正的校园墙壁文化价值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上。因此，我们必须着力于精神力量的源头，比如我们先着眼于师生求知欲与学习兴趣的激发，注重学生进取创新精神的培养、感恩意识的激发、吃苦耐劳的品德养成等，这些因素，彰显了校园墙壁文化的精神魅力，极大地丰富了校园墙壁文化精神内涵，反映北大荒现代人内心诉求，校园墙壁文化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了学校的育人价值及社会作用。
二、从作品表象到时效内涵的挖掘
校园墙壁文化是新时期黑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到这里，我们就像徜徉在艺术的殿堂。校园墙壁文化是学校“特色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它可以令人赏心悦目，让学生更加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提高全体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弘扬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它能够引导和启发着学生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学校的墙壁文化，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教育氛围，给学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了熏陶升华的作用。
1.将黑土地北大荒的垦荒史融入墙壁文化教育篇章
黑土地学校墙壁文化主题还以大荒建设为表现力，首先是表现昨天的北大荒，我们倡导学生用稚嫩的泥塑作品，生动反映第一代拓荒人勤劳质朴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教育学生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用泥作为原料，取材于我们北大荒的黄黏土，师生动手用北大荒的泥土捏制泥塑，会使他们对开垦北大荒的艰苦奋斗精神，有深刻的理解。
为纪念老前辈的伟大贡献，应该组织“泥塑”兴趣小组，用“泥塑”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先辈们的伟大业绩，教育在校学生深刻理解先辈们开垦大荒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强化“泥塑”校本课程的基础上，更强化了承继大荒奋发向上的大荒精神。
2.挖掘黑土地北大荒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
我们建议利用校本课剪纸活动小组，活动时间作画，使他们坚持不懈，精益求精，学生们会用生动的剪纸艺术展示了广大官兵及其他建设者建设北大荒的动人场景；展现了等下乡青年建设农垦的火烈年代。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荒人在黑土地上无私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我们倡导学生作品应展现在北大荒开垦建设里程中，广大复员官兵及其他建设者献了青春献子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大荒带来了科技、文化，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气息，相继涌现出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上海知青金训华等战天斗地、可歌可泣英模人物，以及感动大荒、感动黑土地北大荒的众多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这样，既可以锻炼提高学生们的创作能力，又能教育后人秉承先辈的垦荒志向。
3.宣扬几代黑土地垦荒者的无私情怀
十多年来，我们利用校本课程版画活动小组的活动时间，探讨着用“北大荒版画”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北大荒的美丽繁华的今夕。“北大荒版画”是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的艺术课程，积累了较多的反映北大荒巨变的各类师生版画作品，从而更充分、更生动表现出今日的北大荒荒魂！。
我们把展现了崭新的北大荒，碧浪万顷良田汤汤的情景，那些现代化卫星导航的大型农机机群大面积作业，开创了中国农业历史上的现代化文明史，航化播种、施肥、喷药程度居全国第一，北大荒变身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粮食储备基地。星罗棋布的社区高楼林立，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作品生活展现在墙体上，突出表现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现代化的大荒农业正在腾飞这一主题！
一桩桩场景，一件件作品教育和激励着黑土地北大荒的传人，鼓励他们勇敢地发扬“不干人后，勇于开拓”的精神，鼓励学生们勤俭节约再创业，克服万难勇当先。
4.在中国梦的前提下放飞学生们的梦想
拥有梦想远洋。在中国梦的感召下，黑土地的学子们憧憬着未来，不懈追梦。他们承继大荒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充满能量驶向远方……于数据网络全覆盖的校园中，我们新建的海绵画课外活动小组，用新创的“海绵画”的艺术形式梦想他（她）们未来的北大荒、梦想未来的黑土地更美丽、更富饶。
作为大荒的传人，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熏陶，他们未来必将领起大荒的使命，是垦区率先进入全球农业的全智能时代；今日的校园学子，放飞着他们的梦想；作为未来的黑土地的主人，他们必将继承前辈的精神，引领黑土地，引领北大荒。
三、利用校园墙壁文化创造美术育德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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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庄园化
庄园立足于自然村落，没有人口聚居就难以成为庄园。而在一个村庄中，房屋、土地、人口是主要的构成因素。庄园结构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土地和人口的结合。没有土地，人民无以为生；没有人民，土地不得耕种。土地又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
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量，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同时，庄园经济有助于保护区域农产品的经济优势，能够统筹人力、科技、政策等资源，让农民们树立“依山靠山富于山，依水靠水富于水”的意识。切实的保护好环境，避免农村盲目发展其他产业带来的巨大污染的问题。自营地中的果园、菜圃之类可能为篱笆或栅栏所圈围，但耕地多以条田的形式散布于村庄的几块大田之中，而很少连成一片。虽然，自营地所占耕地多数是较为肥沃的土地，但集体共耕的原则使之与农民的份地交错分布。
庄园经济有助于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以前的农民都是单纯的出售农产品，有附加值的很少，更别说全球眼光了。庄园经济通过严密的组织，通过宣传、策划、加工、营销，把简单的农产品变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品牌产品，有效地遏制了“谷贱伤农”。
2、城市园林化
城市园林化或称城镇园林化，即要在城镇所辖范围内实现园林化的任务。怎样有效解决好城市的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城市郊区的科学规划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环节。这里应该成为一个缓冲带，城市的设计上就应该以园林化为主，对入驻企业实行严格要求。主要以低污染低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高科技农林生产企业，各大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为主。
2.1、城市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污染严重、无生命设施过多导致热岛效应严重
市民生活、工作于“水泥钢铁牢笼”中，环境嘈杂紊乱，失去生态平衡。在文态方面，既缺乏高品位民族文化内涵，又日益感受庸俗低劣文化之压力。
2.2、开放园林景观
国内皇家园林、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广场绿地与绝大多数寺庙和文人园林，早已开放，游人如鲫。故城镇园林绿化仍亟待大发展，并达到美化、香化、彩化。
2.3、在城市园林化中，既要解决城市生态问题，又要提高文态建设质量
城市大园林要发挥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游憩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等综合的效益，使城乡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兼得其利，获取双丰收。
3、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一政策制度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城乡居民机会不均等和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问题。我国需要创造条件尽快取消对农村居民的各种非国民待遇的政策规定，取消现存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有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律环境。还需要健全农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龙头工商企业与农户合作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资金短缺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繁荣农村经济，首先需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需要探索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改变我国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转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但是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特别需要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要保持城乡这一复杂巨系统的高效率运转，必须要强调和重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外部系统间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城乡间人口的合理流动，将会促进城乡间人才、科技、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从而繁荣城乡经济。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城市—乡村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城乡复合系统发展的需要，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成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系统工程。
结束语
通过两化一统的建设，城乡结合更加紧密，唇齿相依。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全面协调，也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长期、和谐、健康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高度发达，鸟语花香的美好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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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内涵
价值取向是指在原有价值观的基础上，主体在进行各种矛盾、冲突处理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态度及价值倾向。价值取向是被个体所认同的，内化在人格和行为内部的思想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体评价事物、唤起态度以及指引和调节行为的产生，对于主体自身、主体之间以及其他主体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价值取向分为人们有关最终目标理想实现的信念和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和方法的看法两种。多元化是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之一，可以从经济取向、政治取向、社会取向、理论取向、审美取向和宗教取向等诸多方向对人类的价值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
就语文教育来看，语文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是对学生语言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因此，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人文价值、工具价值两大类，一方面强调学生对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另一方面强调学生的理解、感悟、想象、创新等能力。在新的课程标准下，现代教育教学体制要求语文教材的编制必须遵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征从多个角度关注对学生技能和情感的全面教育。
二、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重要性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已逐渐成为各学科改革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中，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多元化，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对于现代教育教学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
语文教育是我国教育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内容。作为一门语言学科，语文具有专业性和技能性特征，有着明显的独立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语文因其语言的特点，与其他学科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将直接造成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使得学生在单纯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其理解力和想象力都有所提升，有利于其他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
（二）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语文教学是我国的国语教育，在每个阶段的学生教育工作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关系着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近年来，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给语文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表现在人文精神上，得到了传统语文教材单一价值取向所不能实现的目标。
（三）有利于新课程改革的深化
我国现代教育体制新课程改革要求，要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革，强调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养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教育体制对于语文教育的新要求，有利于现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有利于新课程改革的深化。
（四）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我国教学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环境下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的传统语文教育来说，单一的技能性培养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其局限性势必会给学生成长造成不良影响。语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人文精神，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表现
语文教材价值取向是对语文教育内容中的教学目标实现其指导和规范作用的观念理论，其多元化是对语文教学目标的拓展和丰富，使得学生能力得到综合培养和全面提高，更加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语文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必须严格进行价值取向的研究定位，实现语文教材价值取向多元化对语文教育水平的有效提高。当前，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中心取向
我国语文课程的目的在于社会本体，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根据社会要求来确定，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掌握社会的知识和规范，从而使个体社会化，并为社会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与社会不和谐而造成的孤独感构成了社会中心取向的价值理念。
（二）人与自然和谐取向
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要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取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使用价值，同时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语文教育中反应现代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取向。
（三）重视传统文化取向
在语文教育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价值取向下语文教材的编写，是为了提高学生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增强文化意识，从而弘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
（四）对人生的体验思考取向
生命教育就是进行关于生命现象、体验、理解、感悟的教育，其在语文教材编写中的体现，树立了学生的生命意识，提升了学生的生命境界，这是语文人文性的具体体现。
（五）语言应用取向
语言应用是语文教育的本质目标。在语文教材中，课后的“读一读，写一写”强调的是对字、词的朗读及拼写能力。而研讨与练习主要是对句子、段落及课文思想与主题的把握。
四、结语
受我国教育不断发展和教育投资及受益主体多元化的影响，教育课程知识体系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就语文教材的编制来说，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极大地反映了对学生人文价值的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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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中，视觉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优秀的视觉形象会成为一届成功奥运会的重要标志。往往奥运会结束后，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通常所说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指运用平面设计或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对奥林匹克理念与行为的全面反映和艺术性表达，这只是狭义概念的界定。而广义概念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社会公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奥林匹克的理念、行为及设计传达符号，是经过思维与情感的整理与分析而形成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总体评价和整体印象。因此，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的造型艺术，小到奥林匹克标志、徽章、徽记、奖牌、吉祥物、招贴画、火炬，大到奥运场馆、奥运公园等，奥林匹克的视觉形象范围广泛，形态丰富，影响巨大。
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关注较多且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是王军博士。她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书中着重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成因、规律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和艺术与设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是，因其研究重点的划限把奥林匹克视觉形象仅仅界定为二维的平面视觉形象的范围，而对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三维乃至四维的建筑场馆视觉形象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基于“鸟巢”的视觉形象，以建筑的视觉认知和视觉感受为视角，分析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在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视觉形象是通过传播发挥其功能的。“鸟巢”的视觉形象具有直观的识别性和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传播。其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奥运前、奥运中和奥运后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鸟巢”的标志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历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除了满足奥运会竞赛的需要外，都力求以艺术美感及文化风格，成为举办城市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时代标志和视觉形象。“鸟巢”以体量巨大、多维的视觉形象，恰似一座由建筑变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雕塑”作品.为北京奥运会树立了一座独特的标志，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鸟巢”是一座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奥运场馆。其视觉形象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鸟巢”形象完美纯净，外观即为建筑的结构，立面与结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各个结构元素之间相互支撑，主体建筑以钢结构析架成“鸟巢”结构，空间呈巨型马鞍椭圆形。它地势略微隆起，如同巨大的容器。高低起伏、波动的基座缓和了容器的体量，而且给了它戏剧化的弧形外观。“鸟巢”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镂空的手法和陶瓷的纹路，色彩灿烂而热烈，与现代先进的钢结构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鸟巢”以其艺术性与功能性的高度结合，在满足奥运会体育场馆所有功能和技术要求的同时，空间效果既新颖别致，又简洁典雅，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和艺术表达，从而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创造了独特的窗口和平台。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木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的举办，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建造在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上的“鸟巢”，以其富有东、西方智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育建筑和独特的视觉形象，给世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由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文化以一句格言和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为人们所熟知，“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宗旨的高度概括。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强调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
奥林匹克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以西方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竞争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个人的单主体性思想。而集中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华文化精神，其思想精髓是和谐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互主体性思想，突出的是一个“和”字。在“鸟巢”的各种文化活动及其赛事，不仅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且赋予了“更真、更善、更美”的新的内涵，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精神。
奥运会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奥运会中的体育建筑设施特别是主体育场则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载体。“鸟巢”使奥运会这一盛大的的世界性节日，成为喜庆而欢乐、自由而和谐的场所，续写了奥林匹克文化的新篇章。
二、“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
建筑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鸟巢”以其时间的“流动性”，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线”的传播。传播是一种传达、交流、联络的方式，以各种符号的信息意义，通过传播的过程和渠道，产生传播的效果和作用，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鸟巢”作为建筑艺术所构成的综合媒介的存在具有传播功能。
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及其过程。
其一：国家体育场方案的征集与设计。“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在设计方案征集阶段就已经开始。“鸟巢”是第一个进人建筑设计程序的北京奥运场馆设施。
2002年10月25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第二奥运会组委会授权，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面向全球征集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经过资格预审和正式竞赛两个阶段，截至2002年11月20日，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日木、加拿大、瑞士、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4家设计单位进人正式的方案竞赛。
2003年3月18日，在参与竞赛的全球13家建筑设计公司及设计联合体的13个设计方案中，评审委员会选举出3个优秀方案。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推选“鸟巢”方案为重点实施方案。同时，为征求公众意见，竞赛组织单位又将全部13个设计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展出。展出历时6天，征得观众投票6000余张。表现出观众与评委在相当程度上的认同。
最后，经决策部门认真研究，“鸟巢”最终被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这个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方案，从中外13个竞赛方案中胜出，被评委以压倒多数票选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并获得公众广泛好评。
以上国家体育场方案“鸟巢”征集过程和数据说明，由于国家体育场采用全球招标，经过征集方案、中外专家评审、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
“鸟巢”是中国改革开放理念的具体体现，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的中国融人国际大家庭的全球化姿态，体现了2008年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
其二：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递。本届奥运会火炬传递的终极目标是“鸟巢”。火炬传递是奥运会的前奏，是仅次于奥运会木身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在奥运会主体育场圣火燃烧之前，火炬传递也在践行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使命。
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以“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境外在五大洲(国家、地区)的21个城市，境内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传递，并抵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传递时间为130天，传递总里程约13.7万。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路线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生机勃勃的建设成就以及13亿人民的精神面貌。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成为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在传递活动中，传递了友谊与和平的信息，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点燃了人们对奥运会的激情。
三、“鸟巢”的空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场所
在“鸟巢”举力、的本届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是奥运会期间最隆重的仪式，也是全球最盛大的节日。奥运期间，作为木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全世界的眼光聚集在“鸟巢”。如果说“鸟巢”的设计和火炬的传递呈现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过程和前奏，那么，奥运会期间在“鸟巢”的开、闭幕式及其多个赛事，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主要场所和舞台。在“鸟巢”建筑这座凝固音乐的空间里，它更加直接地发挥着作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开幕式为例，在“鸟巢”的大型文艺表演为全世界奉献了精彩的视觉盛宴。宏大的场面之中，以古典的中国画卷为整个表演的背景，通过炫目的舞台设计，巧妙的段落衔接，演员精准的诊释和演绎，高度浓缩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到书法、昆曲、京剧、国画，从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代“星空”，以史为经，以璀璨的文化遗产为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焰火组成的巨型“足印”，沿着北京古老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天安门到“鸟巢”，象征了古老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足迹，寓意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鸟巢”成为人们的精神向往之地，成为木届奥运会的象征，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舞台。
“鸟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延续载体。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和后奥运时代的到来，“鸟巢”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使命也已经结束。奥运会后这里将成为人们广泛参与文化体育、健身购物、餐饮娱乐、旅游展览等综合性活动的大型场所，并成为具有地标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其功能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建筑物体依然会在原址保留并继续发挥作用。据新华网的报道，进入2009年春节黄金周以来，“鸟巢”“水立方”等一批新北京标志性建筑成为奥运会后旅游观光的亮点。据统计，春节假期共有约8万名游客参观了这些奥运景点。
“鸟巢”是北京奥运会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本届奥运会渐渐远离我们而去，“鸟巢”却如同一座纪念碑，以它特有的存在方式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其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它也将继续传播与延续着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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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
“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
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
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
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描述：“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韩非子·难一》有记载：“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
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谕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