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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政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官方政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下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自从钉住汇率制崩溃以来，许多国家转向以监测通胀为目标的浮动汇率制近年来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明显减少反映了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汇率波动更有弹回性改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经使汇率波动到通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货币失谐已减少，这也减少了货币贬值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职能削减和产量的急剧缩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为浮动制有其优点，它能防止汇率高估，也可以帮助稳定资本流
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对干预的依靠显得日趋减少，但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对汇率的波动性听之任之干预会部分地反映一国和地区保持对其宏观经济或金融稳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货币的忽然贬值是随通胀上升紧跟而来的，这就要求提高通胀的目标新兴外汇市场也更倾向赌博式的单方决策和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会受制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与此相应，许多国家把外汇市场深度缺失当作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外部平衡在浮动制下该会更缺少关注但是实际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汇储备量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上，央行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外汇储备量许多央行试图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开始的，其他的一些试图减少增长或储备水平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指导干预工具的标准和选择，调节外汇储备量：汇率影响市场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如控制通胀维持竞争或维护金融稳定性然而，干预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随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各国央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通过干预支持其固定汇率制，更有可能作为“做市者”的角色，为欠发达的汇市提供流动性因而，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为了防止市场过度辐射或者减慢汇率调整速度，同时，在金融压力下提供流动性，还有就是控制外汇储备量，或者为积累干预所需的硬通货，或者为减少运输成本而减少储备等
三外汇市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
据IMF道，2001年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将近有82%的干预是针对现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另外，在对不同外汇干预方法的调查中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即对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则相反实际上，央行不时地关注透明度问题是为了减少它们对汇率的影响当存在投机性攻击的风险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时，央行大多会考虑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预Canales-Krijlenko的调查表明将近半数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央行在干预时并不公开对外公布干预时金融工具的选择是现货外汇交易，而远期衍生物和货币间债务工具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数市场中，央行通常用电话与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过经纪人服务机构与经纪人顾客直接交易这种情况下，经纪人所喊的价即为央行所接受的价，或者调整价格以刺激做市者触到该价格在许多国家，电子经纪商与做市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都要求央行公开在市场上进行假如短时间内不能对参与者公开，则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方法如与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机构，然后与做市者进行交易，在特定价格限制下，使交易达到特定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据主导交易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市场上所用的技术，尤其对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选择的最大流动性的技术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大多数央行表明偏好“匿名”，这也表明在非市场交易中他们有时将直接与大公司进行交易当外汇储备量增加不影响汇率时，需要频繁的但小规模干预;若影响汇率时，则需要大的而非频繁的干预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所部署的技术和方法很明显比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干预方法要广泛的多这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过拍卖出售期货合约;外汇债务单位或指数化作为补充工具的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干预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对大规模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且最具流动变现的部分的现货交易
四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外汇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央行作为市场供求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处于市场的中心地位，不管政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动无条件的承担被动的外汇市场干预是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实现的，由此导致了被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其供需，会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外汇市场的出清转变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被动参与外汇买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央行的调控集中在外汇即期市场，外汇同业拆借市场和远期等交易手段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后者却不会像即期交易那样导致本外币的直接转化，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很小，可减少稳定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冲突另外，我国央行的冲销干预手段持续时间长干预规模大，在进行外汇干预时稳定汇率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大外汇市场的规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关的配套制度
首先，应当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波动完善外汇账户治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积极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这样才可能使中心银行摆脱在外汇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汇远期货币互换等交易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开发和培育新的调控工具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主体的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国际上已经有利用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对付游资冲击的先例，而且干预外汇及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我国应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Canales-Kriljenko，JI：“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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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缺少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市场营销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规范。随着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了诸多问题。随着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营销手段衍生品，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而通信是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对于每个客户都是息息相关的，非法的营销手段不仅造成客户经济上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市场营销系统的紊乱。所以，只有加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建立完善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的法律法规，才能促进通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2.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滞后，管理机制缺失
当今社会通信行业飞速发展的趋势下，通信行业的发展理念需要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吻合，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通信行业中市场营销手段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销是技术质量的要求、是服务质量的要求，落后的营销手段降低了企业的品牌质量，不利于客户群体的扩充。同时通信行业三大巨头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存在着一地多系统交叉竞争的现象，通信行业的系统之间的差异性有着相似之处，管理机制的缺失，导致通信行业在这一方面很难进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的滞后和管理机制缺失，严重阻碍了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2.3通信行业售后服务不到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通信行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通信行业的三大通信运营商拥有者数字可观的客户群，所以客户群的维护是一重大课题。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需要产业链条的维护，通信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使通信行业不得不全面发展自身体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服务上。产品售后服务的不足，导致客户群对企业服务的不满，影响着客户对通信企业的信任，信任是通信行业市场发展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誉度使企业得到客户群的良好口碑，并能有效扩充客户群体。而较差的信誉，导致企业口碑的下降，客户群流失，严重的可以导致通信企业的倒闭。所以说，通信行业售后服务的不到位，影响着通信行业的正常市场营销的有序进行。
3.完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措施
3.1健全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当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方面，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正是因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序管理，严重制约了通信行业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可以净化市场营销手段，对不法经营分子进行有力的打击，并且进行严厉的处罚以示警戒，同时可以对诚实守信的通信企业进行奖励，为通信行业的营销的良性循环做好基础准备。井然有序的发展环境，才能促进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3.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多样化，管理机制统一化
我国通信行业营销市场的发展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拓展通信行业市场的多样性，营销手段不断更新，才能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首先，我国通信市场的重点转向娱乐业务的发展。将娱乐业务作为现代通信行业的重点业务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娱乐事业的不断发展，其客户群体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其次同时通信行业的营销手段也应注重品牌效应，通过良性竞争的循环，通信行业不断的体自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进而来实现通信行业的品牌价值，提高通信行业运营商的经济效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中管理机制的统一，对通信行业起到了综合管理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通信行业间的良性竞争，减少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加强了各通信企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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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燕 单位：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由于农信社为员工规定了贷款营销任务，部分员工为了完成任务不顾贷款风险、不问贷款去向、不讲贷款规则，较为盲目地将资金贷给客户。只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忽视了农信社的集体利益，不利于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营销机制不健全农信社受到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并没真正地考虑如何从开拓市场进行营销，所以没有形成较为健全的市场营销机制。主要体现在运行、监督、鼓励等机制方面。在农信社内部形成了无竞争、无动力的工作氛围，不利于激励员工积极努力地工作、创新及开拓。营销手段落后，经营产品单一农信社的营销手段往往局限于室内广告、微笑服务等形式，没有深层次地考虑如何制定营销策划，创造不同以往的营销手段。在经营产品方面也没有开拓出新的产品，难以满足市场与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树立正确的市场营销观念随着我国金融和体制的改革，农信社传统的经营阵地和客户群体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经营的需求。在金融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农信社应当积极引进市场营销机制，树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要求的营销观念。转变传统“坐等上门”的观念和作风，充分认识到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开展营销策略，才能保持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在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建设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首先，几经改革形成的多级法人机制并不适合农信社积极开展市场营销策略的需要。农信社应当加快构建市场营销体制的脚步，尽快建立一个满足市场变化要求的机制，为开展市场营销提供良好的条件。其次，争取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金融机构得到更多优惠政策，例如结算渠道、票据兑换等方面。然后，政府应当减少不正当的行政干预行为，积极落实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农信社的市场经营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最后，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追讨部分企业和村集体拖延还款行为，降低市场营销风险和经济损失。为农信社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明确以“三农”为主体的市场定位农信社市场定位，应以“三农”为主体，分三个步骤明确产品定位、明确品牌定位及明确公司定位。(1)产品定位的目的是让消费者一旦产生类似需求就会联想到该种产品，将产品形象定位在客户心里，以便区别其他金融机构产品。(2)品牌定位是在产品定位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它实现品牌价值。农信社应当围绕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来确立自身品牌定位，便于区别其他金融机构以大额贷款、重视商业贷款等品牌定位。(3)农信社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企业，需要确定企业定位，确定企业形象。明确企业定位，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客户对产品定位和品牌定位的认识，加深对金融产品的印象。在“三步走”定位策略的影响下，农信社占领和巩固农村市场，保住已有市场份额和客户目标群，并积极开拓新的客户群体和业务领域。实施以开发新产品为主的产品营销策略金融产品作为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农信社必须创造新颖独特的产品来吸引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利用现代金融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开办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争取目标客户群体，扩大市场占有率。创新金融产品是否能够被客户认识、接受和喜欢，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促销策略。因为它是产品策略能够实现的有效保证。通过卓有成效的市场营销活动，向客户推荐新产品，做好销售后的服务工作，以取得客户的信任。建立完善的人才策略在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竞争时代，竞争核心之一就是人才。农信社根据自身业务的需要来培养和招聘各种营销人才，以改善人员知识结构，积极提高员工素质和竞争意识。在运行、监督、管理和鼓励等方面建立比较完善的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才能不断地拓宽业务领域，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建立属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个企业自身独有的，明显强于同类企业的，不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复制的特殊优势。农信社要想巩固已有市场，防止被其他同类机构和产品吞噬市场份额，就必须通过产品、服务、品牌、形象、人员等，展示自身不同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新风貌、新实力，充分凸现出比较优势。
在市场经济大的背景环境下，农信社面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要想在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定需要充分引进市场营销策略，改变传统营销策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巩固已有农村市场和客户群体，积极开拓新型金融产品，配置各种营销人才，才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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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根据市场营销职业活动顺序和工作性质的相似性,把市场营销岗位群分为市场调查类、营销策划类、产品销售类、客户服务类等四个岗位类别,然后将市场分析技术、市场营销策划、推销与谈判、门店销售与管理、客户拓展与维护确定为核心课程。
2.完善的项目实施体系
该校建立了清晰的项目化教学体系。以市场分析技术为例,该课程共分为7个学习任务(步骤):制定市场调查方案确定市场调查方法设计市场调查问卷组织实施市场调查整理分析调查资料预测市场发展趋势提交市场调查结果。在三个项目的完成过程中贯穿、学习、巩固这些学习任务,这三个项目分别是项目一消费者调查与分析,项目二竞争产品调查与分析,项目三零售终端调查与分析。项目、任务、课时安排及科学的项目评价指标细则构成了本门课程完善的教学体系。
3.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实践教学条件
该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团队根据项目化教学的需要,自编校本教材,制作相关网络资源,同时聘请合作企业管理人员为兼职教师,定期为学生授课。此外,校内营销策划实训室、农产品与农资实训室、传化、物美、国美、三彩等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在项目化教学设计及课外实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职市场营销专业项目化教学实施的策略
与高职相比,中职在生源质量、师资力量、区域优势、政策支持等各方面都有较大差距。但中职与高职同属职业教育,对于高职项目化教学的成果,中职可取其发展理念,结合当地实际,创出本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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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增加了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量，而且对市场营销人才的实践创新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中的市场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当把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技术水准当做教学任务的主要工作目标。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市场营销人才竞争越发激烈，这为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市场营销专业教学过程中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保证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实践创新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重大的推动意义，促进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创新型教学模式在市场营销专业内的运用于改进可为高职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提供案例典范，推动创新型教学教学模式的全面推广普及，提升我国高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实践人才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三、创新性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坚持理论教授和实际教授并重的教学心态，学生则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并重的学习心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严格树立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增加理论积累的教学理念。优化教材教学内容，教师根据自己的市场调研结果向学生们介绍经验，定期开设社会实践课，带领学生走进生产企业，实地进行市场考察，增加学生们的实践机会。聘请有名望的市场营销专家来学校讲学，传授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让学生们得到切身体会。学生关于市场营销方面的疑问可以向专家请教，积极向专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获得专家的悉心指导。在进行多方面实践教学的同时，也不能丢掉理论知识的基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操作的能力，保障理论知识学有所用。
(二)采用灵活多变的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地探索新型的教学手段，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化、生动化和直观化，教学方式的创新会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在实践创新教学中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个人的理论基础和兴趣爱好，让学生在市场营销实践中自由发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运用多媒体信息网络技术，综合使用图片、文本、声音、视频软件向学生教授课程，通过加强课堂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合作能力。充分利用广阔的网络资源加强市场营销方面的信息提供，在网上进行市场营销经验交流，集思广益，促进学生职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创新教学环节中加入自主创业实践训练板块，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的职业能力，为今后学生自主创业打下坚实基础，拓展学生的就业发展空间。主要可以开展自主创业设计、自主创业调研、公益营销实战及自主创业实践等活动。
(三)教学成果评估体现行业特色的差异
传统的学生学习成绩考试通常只是根据一张试卷来评判学生的学习成果，太过片面，不能够现实学生真实的素质。应该把综合素质的评定作为学生学习成果的可靠标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阶段性理论学习成果和实践学习成果评价，重点进行分行业特色教学成果评定，比如建筑市场营销、服装市场营销和饮酒市场营销等。对学生对各个行业的市场现状包括基本知识、行业动态、发展趋势等的掌握和理解进行考核，对学生的市场营销社会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评估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
(四)中外合作办学
在经济全球化逐渐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进行中外合作办学很有必要。校方应主动联系国外高等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部门，创办市场营销学习交流班，加强中外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联系，不断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得到优化，并在实际的合作操作中锻炼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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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型人才涌现中肩负着重要责任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若要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没有“应当承担的过失”，[3]则既要有相应地责任意识或目标追求行动，还要有相应地责任能力或目标达成效果。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创新型人才涌现难的原因之一来自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自身，没有能够大规模、大批量地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素质的人才（准人才）。一项基于用人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调查研究显示，超过50%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创新精神不甚满意。[4]就此而言，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首先受到来自于创新型人才涌现的需求压力，需要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5]譬如，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而大力开展教育教学体制和机制改革，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以及教学管理、教学激励、教学保障等教学资源配置、教学制度文化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效率提高和效益提升方面的发展。[6]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不仅受到来自于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一般性需求压力，而且还受到来自于作为创新型人才使用主体（单位）的人才市场（用人单位）现实的具体性需求压力。人才市场在广义上指的是包括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组成的供给方和用人单位组成的需求方在内的人才交易的场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7]人才市场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特殊的条件状况，而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存有特殊需求。能否考虑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种实际需求，直接影响着后者对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培养的（准）创新型人才的接收、认可及使用状况，最终影响到创新型人才能否涌现的结果状况。就此来说，人才市场状况对于高等教育所提出的现实需求，构成了后者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8]正是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人才市场现实需求，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就不能是关起门来孤立式的自我改革和发展，而要是服从并服务于人才市场需求的开放式的改革和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对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关系进行反思，并着力开展各类学术性、实践性的教学改革。[9]正视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人才市场现实需求，意味着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及时关注和了解人才市场的现实状况，准确理解和把握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适应和满足人才市场实际需求。譬如，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目标而着眼于现实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之数量、结构、质量，基于动态地预测管理而进行必要的适时调整，达到合适的教育规模、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合需的教育质量。
三、人才市场支持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路径
诚然，创新型人才涌现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又适应人才市场现实需求的改革和发展。然而，高等教育因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譬如信息交流上的相对封闭性，信息获取上的相对被动性，以及改革时间上的滞后性和发展成果上的后发性等，使得仅单方面依赖高等教育适应人才市场，结果往往是难以保证其对人才市场现实需求的满足度和满意度。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反过来又需要人才市场的支持。惟有获得后者的必要而充分的支持，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人才市场的现实需求。就创新型人才培养而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并且可能获得的人才市场支持，有四个基本路径：一是及时地方向性引导。即人才市场以及作为其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已有人才的使用情况，向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及时表明自身对于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总体性需求状况），提供明确的市场预期需求信息，以便引导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方向及方式方法。固然，从逻辑上来说，应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从包括人才市场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出发，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供需关系进行调查，在大量和系统的数据积累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措施，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但从实现来看，由于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首要衡量指标是毕业生就业状况（包括就业数量和质量），而人才市场并没有及时提供前者所需的相关信息，致使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也正因如此，迫使“中国许多大学聘请第三方机构每年对本校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就业能力跟踪研究，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和使用评价进行跟踪研究，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需求方信息和培养质量反馈。”[10]二是尽量地匹配性接收。即作为人才市场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招聘和接收按照创造性模式培养而具有创造性潜能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特别是在招聘过程中，要明确亮出并始终坚守这一基本标准而非替代以其它标准。进而在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专业相关性等方面，尽可能予以照顾。同时，作为人才流动的交易场所或从事人才流动开发配置服务的组织机构，人才市场在为高等院校毕业生充分合理地择业、就业和创业以及可能出现的再择业、再就业，或者说在人才的有效进入、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等方面，应提供有力、有效的组织保障、制度保护和机制保证。对于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来说，改善其毕业生就业状况（首要的就是保障其就业率），正是人才市场（用人单位）对其最明确的肯定和首要的支持。三是充分地创造性使用。即作为人才市场主体的用人单位尽可能地按照创新型人才的特点去使用，敢于并善于充分使用，鼓励和支持其创造性工作，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潜能，助力其取得创造性业绩成果，从而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毕业生能够从潜在的、可能的创新性人才转变为现实的、真正的创新性人才。在此方面，钱学森本人即是一个成功典例，[11]“两弹一星”的功臣群体和航天工程的科研团队即是两个鲜活群例。这是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最终证明、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效用支持。但从实际来看，一项对于2011届大学毕业生工作半年后的大规模调查显示，他们认为自己刚毕业时实际拥有的创新能力水平仅为50%，但与其初始岗位工作所要求水平相比的满足度为81%，这表明用人单位所提供给新进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的创新性要求是比较低的。[12]因而，这种充分使用或是创造性地“放手使用”，扬长避短，使得人尽其能，才尽其用，或是创造性“手脚并用”，取长补短，使其边干边学，干中成才。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人才市场）在人才的使用培训、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要有一整套适应于创新性人才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四是主动地反哺性同馈。即人才市场及其主体用人单位基于既有的人才使用评价和未来的人才使用需求，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合情化建议，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积极建议还是消极建议，只要是出于真诚、真实的善意，对于后者都意味着一种正向的支持。进一步而言，围绕创造性人才培养乃至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人才市场特别是用人单位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支持，譬如提供实习、实训、实践的机会，共建实习、实训、实践的基地，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培养（训）和合作研究，则是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的最直接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式启动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及其载体“协同创新中心”在全国部分高校的成立和运行，已经展示了部分可行的实践路径并提供了初步成功的实践例证。
四、人才养用一体化：人才市场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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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变得空前脆弱，来自于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遗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在应付其成员国的货币与支付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显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援助也总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紧缩性调整方案。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在不确定性日趋显著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承受着高昂的代价。
政策含义
针对以上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无疑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利益进行了近乎完美的阐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却不断地表明，资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事实上，资本过度流入不仅可能引起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审慎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可能更为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投资一般与实体经济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伴随着进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这类资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证券资本流入和银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资本的过度流入，因而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中，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总比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从鼓励资本流入、扩大利用外资，以及减少资本外逃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解除资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利于资本的流入，因为它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国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并且出现了资本流入与外汇储备同时快速增长的局面，那么，适当限制资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将成为更为可取的政策选择。因为这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进而减缓官方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同时，在一国存有大量官方储备情况下，减少资本流出限制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该国的海外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既有利于提高国民利益（因为私人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通常会高于官方储备的收益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篇8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观点，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宏观政策，以便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如果整个经济不稳定，银行、信贷和税制等金融与法律基础不健全，保险业就不可能稳健发展。同时，还必须在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和维持健全的保险市场所必需的措施。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只有当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保险业只有已颇具备竞争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时，保险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整体稳定。
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急需进行改革，但必须看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制度的调整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此外，保险监管框架也必须经常进行调整，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观念和市场需求。
应当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关于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制订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制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要想实现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制订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的优势，特别应当在谨慎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之上允许外国保险机构的进入。
关于法律环境。建立良好的保险制度，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保险立法的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商法、民法、公司法、税法和银行法等。也就是说，应当培育一种法律环境，通过这些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做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参考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制订相关制度尽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也应当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情况，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这些制度加以调整。保险监督当局要持续行使监管职责，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审慎监管规章和标准。这些规章和标准应当客观、统一、透明，以使被监管者和经营者都能够熟练掌握使用。
关于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一些对保险企业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企业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企业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
关于信息披露和数据库建设。获得充分的保险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和有关方面作出判断和决策的前提，应当逐步提高所披露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非常必要。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保险监管机构也应当建立可靠的监管数据库。
应当建立一个高效能的保险监管机构
只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履行职责的保险监管机构，保险法规以及可靠的信息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保险监管机构至少应当拥有以下职权：发放保险许可证；按照法律和规章，实施统一监管；依法取得相关信息；能够采取紧急措施，对不执行监管建议和指令的保险机构实施处罚。保险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和被监管机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权力和资源，追求明确的目标；监管人员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应当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45源，以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工作效率；有能力并拥有足够的资源与国内外其他管理机构合作并交换信息，从而支持统一的监督。监督机构应当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或保险单位，如政府各部门、税务部门或保险保证基金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作计划，以便正确履行所赋予的职责。应当鼓励保险业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通过业务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限制有害行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原则和组织（包括专业团体），对公共监督机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监管机构有必要对这些自律安排进行仔细检查，以便确保其能够真正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
应当形成一套审慎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开展保险业务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专门的经验、科学的管理和长远的经营战略。因此，在多数国家，对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开展业务的机构必须进行登记注册，这是一种法定要求。实际上，登记注册是一种重要的监管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可以阻止较差的保险机构进入保险市场。只有这样，保险监管机构才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止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预防措施上，而不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处理陷入困境的保险机构。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登记注册控制不严，资金不足、管理不力的保险机构就会进入保险市场，随后它难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认真把关，监管机构应审查申请者的业务规划，资本金来源的性质和充足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合适，管理和内部控制是否健全等等。
即使是在控制较好的保险市场中，保险机构也有可能会出现资金困难，最终导致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因此，监管机构必须有一套采取补救措施的机制，一旦个别机构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应当能够有秩序地退出市场。在保险法规中对此类问题应有明确规定，包括对陷入困境的佝险机构的管理问题，如确认保险机构无力偿还债务的标准、通过重组恢复偿债能力的条件、可以利用的补救措施、撤销许可证等。实践证明，如果迟迟不采取措施，就会大大增加解决危机的成本，因此必须事先确定采取补救措施的程序和具体的办法。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也应当拥有足够的自，以便能够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各种新的问题。
应当对保险机构实施持续性的监管
监管机构应当对保险机构在整个营业期间内进行不间断的监督检查，检查的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技术和财务等诸多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首先确保保险机构遵守各项法定市场行为规则，如履行对被保险人的合同义务，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篇9
在证券市场早期,市场总规模有限,新股发行可能会带来市场指数的变化,所以本文着重研究1995年后的新股发行对市场指数的影响。1995年到2000年共有681次IPO,接近所有IPO的七成半,本文将这681次IPO作为研究样本。在这681次IPO中,集资规模最小的为3300万元(0736),集资规模最大的为78.46亿元(600019)。发行市盈率最低的为8.25倍(600870),发行市盈率最高的为88.69倍(0993)。681次IPO的集资规模和发行市盈率的分布情况请参见表2。
在1995年至2000年间共72个月中,IPO频率最高的月份是1997年5月,这个月有40家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另外有10个月份,没有一家公司发行新股。这10个月中有7个月是在1995年,另外1个月是在1998年,2个月是在2000年。其他大多数月份IPO次数少于20次,低于8次的有31个月,9到20次之间有24个月。有7个月的IPO次数超过了20次,全都集中在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之间。
如果按照集资规模划分,单月IPO集资规模最大的是2000年11月,这个月由于有宝钢和民生银行招股,虽然IPO家数只有18家,集资规模却达到201.53亿元。月度IPO集资规模超过60亿元的,共有12个月；30亿元到60亿元之间的有21个月；低于30亿元的有29个月。另外,有10个月由于没有新股上市,集资规模为0。
二、假设
假设一:不同集资规模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是否不同?大盘股是否会导致市场指数下跌?本文将681次IPO集资规模排序,排在前68位的为一组,后68位的为一组。前68位的集资规模都在7亿元以上,称为大盘组,后68位的集资规模都小于1亿元,称为小盘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二:发行市盈率不同的IPO,对市场指数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将681次IPO发行市盈率排序,排在前68位的为一组,后68位的为一组。前68位的发行市盈率都在28倍以上,称为高价组,后68位的发行市盈率小于14倍,称为低价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三:在大盘处于高位和低位时,IPO是否会对市场指数带来不同的影响?本文将每个新股刊登招股说明书当日的市场综合指数,减去1994年年底的市场指数,再除以1994年年底的市场指数,得到各个新股发行时市场指数的相对水平。然后根据该数值的排序,分别从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挑选出排在前34位的共68只新股,作为高位发行组。同样挑选出排序在后面的68只新股,作为低位发行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四:不同发行频率的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是否不同?本文用两种方法衡量发行频率。第一种方法用发行次数的频率,将月度发行次数最高的3个月作为一组,称为高频组。该组每月发行次数几乎都在30次以上,共有102次IPO。将月度发行次数低于7次的月份的IPO作为一组,称为低频组。该组共有20个月份,78次IPO。第二种方法用月度集资规模指标,将月度集资规模最高的三个月作为高频组,该组每月集资规模都在116亿元以上,共有93次IPO。将月度集资规模低于24.5亿元的作为低频组,该组共有18个月,共有95次IPO。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五:在不同的新股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是否不同?从1999年起,发行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因此本文将1999年作为标准,1999年以前的474次IPO作为旧发行制度组,1999年后的207次IPO作为新发行制度组。通过检验两种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比较方法
本文主要检验新股发行对市场指数的短期影响,因为单次IPO对市场指数的长期影响应该是比较微弱的,所以本文考察刊登新股招股说明书后一周内5个交易日的市场指数变化。本文假设市场指数短期内的走势服从带有短期趋势的随机行走模型,即:(t＝1,2,3,4,5)其中,为刊登招股说明书后5天的市场指数回报,是一个白噪音序列,是市场指数回报的短期趋势,在这里用刊登招股说明书前5个交易日市场指数回报的均值替代。
根据该假设,应该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同样的,也应该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因此,通过检验IPO后的的分布,可以判断IPO对市场指数短期走势的影响。如果IPO对后市带来系统性一致影响,那么IPO后的的分布会有显著的变化。同样的,对于两组不同的IPO,那么应该服从t分布,其中分别为两个子样本包含的样本数量,分别为两个子样本的估算方差,分别为两个子样本累积超额收益的均值。通过检验它们之间CAR的差异是否显著,可以判断据以分组的因素是否对市场指数带来显著影响。
四、结果
1、总体样本中IPO对市场指数的短期影响
681次IPO平均对市场指数5天后的累计影响不断增加,到第5天达到-0.39%,因此总体来看,过去6年IPO对市场指数短期走势带来了微略的负面影响。但是,各期累积超额收益的t检验值均不显著,这种负面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分组检验结果
(1)大盘组与小盘组的差异
无论是大盘组,还是小盘组,都对市场指数带来了负面影响。大盘组发行公告后5天对市场指数产生的累积影响为-1.13%,而小盘组的累积影响则达到-2.18%。尽管两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是两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t检验值仅为0.63。
出乎意料的是,小盘组对市场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大盘组,这可能与本文的分组方法有关。因为样本期间内,单个新股的集资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小盘组68次IPO全部集中在1998年以前,而大盘股68次IPO绝大多数集中在1998年以后。为了回避这种分组方法的影响,本文采取另一种分组方法,即分别在各年度中选取集资规模最大和最小的IPO,组成大盘组和小盘组,检验两组市场影响的差异。
分年度分组的结果显示,大盘组和小盘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也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大盘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7%,小盘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1.5%,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0.5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判断,IPO集资规模的不同并没有导致市场表现的差异。
(2)高价组与低价组的差异
高价组与低价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有所不同,高价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82%,低价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21%,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05,显著性水平接近90%。可以判断,高价组和低价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市场指数会对IPO发行市盈率做出不同的反应。
(3)发行时机的差异
市场处于高位时发行的IPO,在公布招股说明书后5天内,对市场走势累积有-1.33%的负面影响,而在市场处于低位时发行的IPO,对市场的走势几乎没有影响。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40,显著性水平接近95%,表明不同的发行时机对市场影响的差异十分显著。
(4)发行频率的差异
按照月度集资规模划分,高频组和低频组对市场走势的短期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只有0.86。按照月度IPO家数来分组,高频组与低频组对市场走势的短期影响也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只有0.36。由此可以判断,发行频率对市场指数的短期走势没有影响。
(5)发行制度的差异
新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的累积影响为-1.08%。而旧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的影响不到1‰,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42,显著性水平接近95%。这表明,在1999年发行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后,IPO对市场的短期走势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有关图表显示了市值配售发行方法的市场影响,市值配售组5天累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为0.23%,非市值配售组对市场走势的5天累积影响达到-1.33%。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59,显著性水平接近95%。这表明市值配售发行方法对市场短期走势的影响要显著地小于其他发行方法。
五、回归分析结果
上述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受发行市盈率、发行时机和发行制度的改革因素的影响,发行节奏和集资规模的影响不大。然而,对发行市盈率、发行时机和发行制度改革三组序列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组序列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市场处于高位时,IPO的发行市盈率也偏高,反之,发行市盈率则偏低；发行制度改革前,发行市盈率和市场指数水平都偏低,发行制度改革后,发行市盈率和市场指数水平都偏高。这种相关关系会直接影响前面的分组检验结果。
为了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5年至1998年的IPO作为子样本。在这一时期内,由于采用固定市盈率发行,绝大多数新股的发行市盈率都在15倍左右,所以子样本中发行时机和发行市盈率两组序列没有相关性。本文将每次IPO后5天累积超额收益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两个因素对其回归。由于子样本是包括沪深两市4年的混合数据(PanelData),在这里采用固定组差异模型,回归方程如附注1所示。其中,和是虚拟变量,当IPO在深圳发行时取1,取0,反之,则相反。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发行时机和发行市盈率两个因素,在控制了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时,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都会决定IPO对市场冲击的力度。
将上述子样本扩大至总体样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发行制度改革因素,考察在控制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因素后,发行制度改革是否仍然存在影响。回归方程如附注2所示。其中发行制度改革为虚拟变量,IPO时间在1999年前,该变量取0,否则取1。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发行制度改革因素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发行制度改革之所以会影响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并不是因为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发行制度改革后市场指数和发行市盈率同时也大大提高,导致发行制度改革后IPO对市场冲击的力度加大了。
表1:929次首次公开发行的年度分布1
年份IPO数量所占比例（%）
1992年以前232.46
1992年505.35
1993年13414.35
1994年414.39
1995年151.82
1996年17018.2
1997年18720.02
1998年10210.92
1999年9210.17
2000年11512.31
注1：计算IPO的时间以刊登招股说明书的时间为准。
表2:95年以来IPO集资规模和发行市盈率分布特征
最小值90%中值10%最大值均值
水平值1水平值1
集资规模（亿元）0.330.912.637.0778.463.77
发行市盈率（倍）8.2513.251529.0988.6918.27
注1：90%水平值是指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排在第90%的位置上的值。在这里样本总量为681,即排在第614位的值。10%水平值的含义相同,即排在第68位的值。
表三
变量系数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度
SHENZHEN.156.0801.942.053
SHANGHAI.123.0791.559.120
发行时市场指数水平-1.936E-02.007-2.652.008
LN发行市盈率-4.412E-02.029-1.507.132
表四
变量系数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度
SHENZHEN1.382E-02.036.385.700
SHANGHAI-1.157E-02.037-.314.754
发行时市场指数水平-1.604E-02.006-2.748.006
LN发行市盈率5.815E-03.014.416.677
发行制度改革6.373E-03.010.623.534
篇10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篇11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篇12
一、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数量上的滞后。目前我国市场营销人才的供给存在着较大缺口。以商业行业为例，2007年末我国规模以上商业产业活动单位为350.6万家。若按一家企业有一名本科营销或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来计算，就需350.6万人。而我国这类专业的累计毕业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我国市场营销人才的供需矛盾可见一斑。
2.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严重。主要表现为:过去的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完整性和系统化，特别是强调每一门课程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实际上，各学校内部的课程由多个系部共同承担，而且各系部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沟通较少，结果造成了有些内容多门课程都讲，重复严重；另外有些内容任课教师认为应由其他教师讲，结果是谁也没讲；同时重复的内容还可能存在各门课程中说法不一的问题，造成学生学习知识的困难和对某些知识理解的混乱。(2)课程缺乏先进性和前瞻性。需要补充大量的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由于新知识没有得到快速的补充，毕业生认为学到的知识到了工作单位用不上；用人单位认为大学学习的某些知识还不如实践应用中的知识先进、适用，造成了学与用的脱节。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强烈要求在体系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3.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市场营销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但要求学生掌握深厚的营销理论，更要求学生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目前，我国市场营销的教学还处于灌输理论的阶段，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营销实践。这既阻碍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未能使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锻炼。正好与发达国家重视能力、淡化理论从而更加适应企业需要的营销人才培养方式相反。
4.实践环节的设置层面过低，课外培养环节不规范。从目前国内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看，认识实习、市场调查等巩固学生知识的环节过多，而学生动手实践或进行营销策划等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综合性实践环节过少。加之实习实践环节中实习实践基地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实习实践流于形式。另外，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角度看，课外的一切活动和环境对学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而目前各院校都忽视了文化氛围的教育意义，对课外培养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精心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忽略了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工作。
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路
1.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调动教与学双方积极性。创新能力实质就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市场营销专业要努力培养学生科学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构筑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只有以创新的精神、创新的途径与创新的举措，才能推进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教育不断跃上新台阶。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传统的应试教育是以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为基本出发点，以知识的记忆和复现为基本目标的一种教育模式。应试教育把教学过程理解为主要是知识的传授和积累过程，以知识掌握的数量和精确性作为评价的标准，并形成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根本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可以在课程上只讲重点、难点、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自主学习，通过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主动思维的积极性。另外，在实践环节及课外培养计划的安排上都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2.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倡导互动式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改革传统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培养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每个学生得到全面而具有个性的发展。首先，应改变长期以来盛行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要倡导互动式的教学方式，要给学生留有自己思考的时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品质。其次，要真正确立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新教育的学生观，要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自主精神，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第三，要克服重理论、轻实践，重视课堂教学、轻视现场实践的观念，提倡崇尚实践、善于实践的教学观念。通过重视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来推进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培养教育创新，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篇13
外资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要深入了解外资银行近几年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我们首先应对外资银行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考察．有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1年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从192家增长到383家，总资产分别从3330．5亿美元增长到21500亿美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分别为1．50%和1．90%．由此可见，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和总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张，税后利润和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不良贷款率较中资银行低，基本面健康，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已经成为了我国信贷市场上一个重要力量．
外资银行对我国信贷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数据的收集和实证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国内信贷是有影响的，但影响不是太显著;对国内企业信贷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同的时期外资银行对企业信贷的影响不同．
1模型的设定
根据Greenwald和Stieglitz(1990)提出的、信贷约束下的标准信贷模型，本文通过改造得到如下计量模型具体形式EC表示企业信贷，数据上近似于金融机构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CAP为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额，DEP为金融机构吸收的各种存款之和，FBC为外资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总量，TC为存款性公司提供的国内信贷总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本文采用中国金融年鉴(2002—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2．1—2011．1)的近70个样本数据，针对6个自变量2个因变量进行研究分析，得到下文将要分析的实证结果．
2回归方程分析
为验证外资银行提供的信贷对我国信贷总量和企业信贷的影响，本文运用Eviews7．0，并分别以CAP/GDP、DEP/GDP、DEF/GDP等为自变量，TC/GDP、EC/GDP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下表是企业信贷主要影响因素的Eviews输出结果在对企业信贷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发现，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99，F值为1709．22，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佳，各变量对模型整体影响显著，模型和各个参数的选择合理．除了外资银行信贷的一次项的t值为－2．66外，其他各解释变量的t值都接近2，同时外资银行信贷的一次项系数为负(－6．90)，即外资银行信贷与企业信贷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外资信贷的二次项则与其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对本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时发现，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由此外，资银行信贷对中国企业信贷规模存在很大的影响，且影响的形式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