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名师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解读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解读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
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它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体会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它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
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篇2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解读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解读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
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它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体会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它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篇3
以学为中心，不是没有课堂结构安排，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以前的课堂教学，我们更多的是采用教师讲授，学生练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学，才能有效进行指导，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课堂会调整一些教学环节，但更多的是找到了一种“使教师可以少教，学生多学”的方法，安排这样的环节，更多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学，支持学生的学，促进学生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成长。
篇4
在《典论・论文》里最能体现生命意识的就是“文气”说，“文气”说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线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范畴引向文学领域的结果。从目前学术界对“文气”的研究来看，“文气”论可谓是源远流长，基本上贯穿了从先秦到清朝末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致使“文气”说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的说来，中国“文气”说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子学，集大成于魏晋六朝，到唐代时分为古文之“气”和诗文之“气”，宋、明、清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气”论文诗学话语体系。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无不与该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则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汉末魏初以来土地兼并呈现加速的趋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兴的豪强世族手里。这种经济形态与秦汉以来的国家分封制不同，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新型的经济形态。它必然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审美文化等的相应转变。可以说，庄园经济的发展为士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他们不仅追求物质的豪奢享受，同时追求生活的典雅精致与生命的诗意境界。当然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也大多表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担忧和热爱。
“文”与“气”的关系，其实很早已被注意，《论语-泰伯》记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孟子更提出知言与养气，言与辞本质是相同的，况且战国中期以前，言辞是表达个人意志的主要媒介，辞的观念相当于后来文的观念，因此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成为后世论文的主要据点之一。说到“气”就会想到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不过曹丕所说的“气”并没有道德理性上的意义，因为他对“气”的观念并非来自孟子，而是来自汉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气性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诗学范畴，“文气”学说严格地说是从曹丕开始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首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标志着“文气”论的正式产生。在原文中曹丕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这里曹丕强调了文章与作家的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这种“气”是在先天基础上与后天各种环境共同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不能遗传或者传授的东西。文学创作的表现是由作者的才性所决定的，各人的才性有一定的限制，便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所表现的文学艺术形象便有不同。曹丕以音乐演奏为例，说明作者才性与作品体貌的密切关系：在乐曲的速度、节奏等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演奏者才性的差异，所表现的效果便不相同。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作家即使以相同的体裁、题材和方法来写作，他们的作品也会繁复多态，各有不同的面貌，这自然是才性差异所致。曹丕还说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在《左传》、《论衡》里都涉及到“齐地”的地方风俗里有舒缓之气。徐干的《哀别赋》：“秣余马以俟济兮，心恨而不尽。仰深沉之掩蔼兮，重增悲以伤情。”抒发别离的哀伤之情，语气低婉，声音低沉，形成纡徐的风格，与曹丕所谓“齐气”有关。他的诗歌抒发低沉哀婉之情的有《室思》（六首）、《情诗》。其中《圆扇赋》是子桓在《典论・论文》中提及的，他是伟长之赋的代表。原文“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客观地对静态事物作描绘，不带感情的起伏跌宕，给读者是平稳缓和的感觉。“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应和而不壮。”则是子桓对德琏的文风批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衰。……良遇不可值，伸胥路可偕。”前文十八句叙述自己从前行迹之苦及今天幸获知遇的心情。感激之情没有直说，而以“云雨”、“良遇”来暗示恩泽，吞吐低徊是语气和情怀的综合表现，即是“和”。“刘桢壮而不密。”曹丕《与吴质书》曰“公有逸气”，是对刘桢的文气定位，“不密”则是壮里缺乏气的绵密。由《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可观刘桢与曹丕在谯地的欢宴盛景：“金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酒酣后的畅快淋漓，融叙事、抒情于全篇，言辞恳切，情笃意长，喜忧相会，悲凯相催，无不在笔端自然流出。这也从创作实践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对文章的影响，曹丕探索作者才性与作品艺术性的关系，阐明的非常的独到，不过他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周密。第一，综合他对体裁与表现效果、作家和作品两方面的理解，可以看出体貌，一方面是与体裁均调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作家才性的表现。当体貌与体裁均调的时候，它是客观的艺术形象的标准，当体貌与作家的才性结合时，它是主观的艺术形象的表现。而客观和主观的艺术形象的关系曹丕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直接从作家的生理生命、生命状态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入手，对“气”展开了研究，但曹丕和刘勰所论虽然都强调了主体的生命意识对文章创作的影响，却不是从作品生命的角度入手的，直到北齐颜之推，才点到了作品生命力与“气”的关系，他说：“文章当以理智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把文章的构成与人体的构成进行比照，表明了气调是文章的内在力量，文章有了气调就好象人体有筋骨。从此，文章的生命之喻正式成形，“文气”论中所充盈的生命意识也以一种明确、有形的姿态初露头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揭示了文人相轻的这一社会现象，体现出了文体之气的观念，在文中他指出：“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明白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扫除文学鉴赏的一些障碍，进而处理文学批评的问题，但是初期的文学批评很少是以作品文对象的，而曹丕的批评对象也只限于建安七子。曹丕对应、刘桢和孔融三人的批评，同时涉及他们的才性与文章的体貌，而且对人的品味成分比对作品的评价更多。
文章最后一部分指出著书立说，立言不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为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所趋从。这是一种个体生命意识延续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途径，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时光易逝的感伤，所以急于建言立说，而曹丕当然也有这种感触，所以他在《与大理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至于“文章经国之大业”曹丕评价由为高瞻远瞩，曹丕对文章地位的推崇，对建安以后文学蓬勃有极大的启示和影响，而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更为人们广泛接受。（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王利器：5颜氏家训集解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 杨凤琴：试论“文气说”的哲学基础[J]；集宁师专学报.1998年01期
篇5
（1）专业数据。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拥有的，如名称、类别、简介、历史功能、现状功能、所有权、保存状况、施工与材料、工艺、空间布局等等。
（2）空间数据。一方面是指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空间位置描述，如所在点位坐标、范围边界线坐标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属区域位置信息、地址属性、地理编码以及空间拓扑关系信息。
（3）时间数据。主要包括其创造、发现、翻建、维护等相关的时间信息。
（4）专题数据。与当前环境结合，对于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发展变化有一定影响或者关联数据，包括人口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控保紫线数据、基础地图数据、行政区划数据、道路交通数据、旅游数据、园林绿化数据、管网数据、水资源数据等多类数据综合属性信息。
1.2数据分类与编码结合苏州地方特色，将苏州历史文化资源依照分类别、分层次、分区域的原则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大类；对于小类继续细分，数据编码可以有效地实现现实目标对象与计算机语言以及空间属性信息的关联与转换，从而为历史文化专题要素的检索、定位提供支持。因此，根据历史文化资源分类别、分区域、分层次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各要素空间参考、几何形态等空间属性，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编码规则。
1.3数据与共享为了盘活历史文化专题数据、消除“信息孤岛”，在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的基础上，借助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的思想以及WebService技术实现，将数据为通用、开放的Web服务，通过客户端请求与服务端响应的通信方式实现创建会话、权限验证、数据操作、结束会话整个信息交换流程，从而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实现信息的与共享。每一次数据操作服务均由客户端发出一个数据操作服务描述的请求，数据库访问服务器接收到后生成并返回一个响应，该响应中包含数据操作服务结果的XML文档。
2系统建设
利用GIS作为信息载体与表达方式，在建立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搭建档案信息系统，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的整合，形成苏州历史文化“一张图”，实现了图文一体化地展示历史文化档案信息。
2.1系统架构与技术选型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前端采用跨平台、兼容性较好的ASP+Javascript技术，后台服务采用较为成熟的.net、SOA、WebService、XML等技术实现，基于B/S（浏览器/服务器）体系架构，依据多层模型构建系统，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数据、应用与用户三个层次，。数据层：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库与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并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提供数据的交换与信息共享。应用层：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公众查询展示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用户层：主要包括系统使用的相关公众用户、数据管理用户、领导管理层以及提供共享服务的其它单位部门。
2.2功能设计与实现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在应用层面上主要分为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两个部分。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提供了地图浏览、关键字查询、分类别查询、分区域查询、详细信息查询几个功能模块，
2.2.1地图浏览基于“智慧苏州”基础地理信息平台WebGIS二次开发接口实现苏州二三维电子地图、影像地图、社区地图的浏览、缩放、漫游等操作。
2.2.2关键字查询基于要素相关重要属性信息（如名称、地址等）的关键字匹配搜索，实现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3分类别查询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类别属性（如古遗址、古建筑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类别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4分区域查询基于地理位置属性与行政区划属性（如姑苏区、吴中区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区域内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5详细信息查询针对各种查询功能所得到的结果，查看其详细、完整的属性信息，如地址、年代、历史、现状、文字、图片等相关信息。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提供了历史文化档案数据维护更新、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权限维护、系统设置、用户管理与权限分配、系统日志等几个功能模块。通过借助GIS“一张图”的数据综合与展现模式，盘活了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的成果数据，适用于多元化的应用；同时，通过搭建全市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平台，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资料库和专业统计分析平台，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的项目审批、规划管理、政策研究制定等方面提供有力依据；为公众提供一个权威、便捷的信息检索平台；通过完善的维护更新机制实现了对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实时动态的维护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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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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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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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中国传统音乐中存在三种七声音阶体系并予以命名的是杨荫浏先生。
杨荫浏在1923年出版的《雅音集》‘序言”中就提出中国古代音阶理论上的第四级虽是增四度，实践中却常常是纯四度。后来，他在1945年发表的《中国音乐史上新旧音阶的相互影响》一文中明确指出前者是古音阶，后者是新音阶。1953年，他已经明确指出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三种七声音阶的体系及其命名。他说：“在音阶具备七音，而同时重视五止声的风气依然相当流行的情况下，由于五音在七音间流转的习惯，最容易产生的音阶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原来的古音阶，一种是新音阶，另一种便是以商音为宫的清商音阶。”在同一书中，清商音阶有时又称为“俗乐音阶”，古音阶有时又称为“雅乐音阶”。1959年，于会泳提出了“自然七声音阶”、“用变徵音七声音阶”、“用闰音七声音阶”这三种称谓。黎英海则提山“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三种名称。1961年，林英使用了“正声音阶”、“下徵音阶”的概念。
1962年，李重光先生出版《音乐基础理论》，采用了黎英海先生提出的“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的名称。由于该书多次再版，发行量很大，在音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黎英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中三种七声音阶的命名成了被音乐界所普遍认同的称谓。赵宋光《论五度相生体系》与夏野《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都使用了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的概念。1990年出版的《基本乐理教程》仍采用这三种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中三种七声音阶的命名提出质疑。1982年，他在《“八音之乐”索隐》一文关于“清商音阶”的注释中指出：“有叫做‘燕乐音阶’的，我以为无论从魏晋的宴飨之乐说，或从隋唐燕乐说，都是兼用各种音阶，古人并未限定在不同用途的音乐中采用不同的音阶，因此以为还是按琴调的传统称呼叫做‘清商音阶’为好。”“现在更可以看出把古音阶‘正声调’称作‘雅乐音阶’的旧说的错误。实际上魏晋以来的雅乐用的是清商音阶徵调式之‘清商音律’，而郑译为雅乐安排的却是新音阶。”“旧说把新音阶‘下徵调’称作‘清乐音阶’也是同样的错误。”“隋前的雅乐主要用清商音阶，旧说却强派它是古音阶；清商乐更以清商音阶为主，偏要说成是新音阶；隋唐‘燕乐’只有狭义概念，其实是雅乐范围的一个伎乐乐部，却说它是俗乐，并把清商音阶派到它的名下。其实乐种和技术上使用什么音阶的问题，哪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呢?”该文指出黎英海先生命名体系的主要错误有：一是把雅乐、清乐、燕乐三个乐种作为三种七声音阶的名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历史上的清商乐所使用的主要音阶是清商音阶(即黎英海所说燕乐音阶)而并非下徵音阶(即黎英海所说清乐音阶)。关于七声音阶的命名，黄先生在文中使用了正声调、下徵调、清商音阶三个名称。1984年，黄先生在《“俨弦管”题外谈》J一文中论及苟勖笛上二调时使用了“正声调”音阶、“下徵调”音阶、“清角之调”(清商音阶)的概念。1986年，黄先生在《中国传统乐学基本理论的若干简要提示》。一文关于“三种音阶的正名问题”一节中，列表归纳有代表性的四套三种音阶名称：
黄先生倾向于采用第一套名称，他认为：“第一套名称，有历史根据，也最合理，缺点是群众知之甚少。”
1992年，黄先生在书信中讲到三种音阶的命名时说：“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的、各省联合的‘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已经会议肯定，废除‘雅乐、清乐、燕乐’作为音阶诸名，改为历史上的原有名称：正声音阶、下祉(原注：这个字是作者为避免‘徵’字多音易生歧义而使用的)音阶、清商音阶。原以‘雅、清、燕’作为音阶名称的提出者(《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的作者黎英海教授)也在会上表示：放弃原曾用过的‘雅、清、燕’之名。虽然，截至目前为止，‘教科书’留下错误名称仍然影响很大，而正确名称却往往不被人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正名’，用于克服对于传统音乐的误解。因为历史上‘雅、清、燕’三种音乐的本来面目都是三种音阶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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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暖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
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
篇10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篇11
1.1现场场容、场貌布置。
1.1.1现场布置图必须根据场地实际合理地进行布置，设施设备按现场布置图规定设置堆放，并随施工基础、结构、装饰等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1.1.2道路与场地道路畅通、平坦、整洁，用混凝土浇捣，不乱堆乱放，无散落物；建筑物周围应浇捣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洁；场地平整不积水，无散落的杂物及散物；场地排水成系统，并畅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及时处理。凡市区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2.5m的围墙，围墙两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内容。
1.1.3班组落手清班组必须做好操作落手清，随作随清，物尽其用。在施工作业时，应有防止尘土飞扬、泥浆洒漏、污水外流、车辆沾带泥土运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分考核，成绩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类、集成堆放成方，底脚边用边清。砌体料归类成垛，堆放整齐，碎砖料随用随清，无底脚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标准，布局合理、安全、整洁，灰不外溢，渣不乱倒。
1.1.5周转设备施工设施设备、大模、砖央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板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乱，不作它用。
1.1.6水泥库袋装、散装不混放，分清标号，堆放整齐，目能成数。有制度，有规定，专人管理，限额发放，分类插标挂牌，记载齐全而正确，牌物账相符。库容整洁，无“上漏下渗”。
1.1.7构配件及特殊材料统一堆放混凝土构件分类、分型、分规格堆放整齐，楞木垫头上下对齐稳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过12块）。钢材、成型钢筋，分类集中堆放，整齐成线。钢木门窗框扇、木制品分别按规格堆放整齐，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铁件分类集中，分格不乱，堆放整齐。特殊材料（包括安装、装演、装饰、保温及甲供、自购）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强管理，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1.2生活卫生:①生活卫生应纳人工地总体规划，落实卫生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落实责任制。②施工现场须设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盖加配杯子，有消毒设备。②工地有男女厕所，有便溺设施，落实专人管理，保持清洁无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窃措施，保持室内清洁。⑤工地设简易浴室，保证供水，保持清洁。⑥现场落实消灭蚊蝇孪生承包措施，与承包单位签订检查监督约定，保证措施落实。⑦生活垃圾必须随时处理或集中加以遮挡，妥善处理，保持场容整洁。
2文明施工检查措施
2.1检查时间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每周对施工现场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检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牵头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质安部门、劳资部门、材料部门、动力部门等）每月对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2.2检查内容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执行情况。
2.3检查依据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2.4检查方法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除此之外，还应不定期地进行抽查。每次抽查，应针对上一次检查出的不足之处作重点检查，检查是否认真地作了相应的整流改。对于屡次整改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惩戒。检查采用评分的方法，实行百分制记分。每次检查应认真作好记录，指出其不足之处，并限其责任人整改合格，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落实整改的情况。
篇12
古树名木是我国的活文物，比一般的观赏树木价值高，为一般树木所不可比拟的。但由于树龄大、树体生长势逐渐衰弱、根生长力减退、死枝数目增多、抗逆性差、极易遭受不良因素的影响，或遭受人为破坏直至死亡，导致古树名木数量急剧减少。为此，对古树名木的管理工作要认真细致，为古树名木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1保护古树名木的措施
1.1保护生态环境古树一般在某一环境生活了千百年，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不要随便搬迁，也不应在古树周围修建房屋、挖土、倾倒垃圾、污水等。
1.2抵御自然灾害古树一般树身高大，雷雨时极易遭雷击，因此，在较高大的古树上要安装避雷针，以免雷电击伤树木。对树木空朽、树冠生长不均衡、有偏重现象的树木，应在树干一定部位撑三角架进行保护。此外，应定期检查树木的生长情况，及时截去枯枝，保持树冠的完整性。
1.3广泛宣传保护古树名木的重要性由于古树名木分布广泛、树种多，光靠业务部门的保护和管理是不够的，应大力宣传保护古树名木的重要性，大力宣传古树名木的生态、科研、旅游、观赏和文化价值，提高公众爱护、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对古树名木进行监管和保护。提高广大群众对古树名木的知情权、监督权和保护权，使保护古树、珍爱绿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4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古树名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及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保护古树名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因地制宜制定本地的有关古树名木的规章制度。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各种破坏古树名木的违法活动，使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1.5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资金支持保护古树名木是一项社会性公益事业，各级公共财政应当把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等工作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或设立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基金，吸纳民间和社会公众资金，作为保护古树名木的有关费用。同时，鼓励单位和个人认养古树名木和资助古树名木的养护以及开展冠名保护等活动。
1.6普查建档管理部门要查清当地的古树名木，实行编号挂牌，时时对号巡查古树名木的有关情况。
1.7设立栅栏为了防止人为撞伤和刻伤树皮，保持土壤的疏松透气性，在古树周围应设立栅栏隔离游人，避免践踏，同时在古树周围一定范围内不得铺水泥路面。
2古树名木的复壮措施
2.1去枯弱枝、促发新壮枝对萌芽力和成枝力强的树种，当树冠枝条衰弱枯梢时，用回缩修剪截去枯弱枝更新，修剪后应加强肥水管理，以促发新壮枝，形成茂盛的树冠。对于萌蘖能力强的树种，当树木地上部分死亡后，根颈处仍能萌发健壮的根蘖枝时，可对死亡或濒临死亡而无法抢救的古树干截除，由根蘖枝进行更新。
2.2桥接对树势衰弱的古树，可采用桥接法使之恢复生机。具体做法：在需桥接的古树周围均匀种植2~3株同种幼树，幼树生长旺盛后，将幼树枝条桥接在古树树干上，即将树干一定高度处皮部切开，将幼树枝削成楔形插入古树皮部，用绳子扎紧，愈合后，由于幼树根系的吸收作用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古树体内的水分和养分状况，对恢复古树的长势有较好的效果。
2.3松土、培土在生长季节进行多次中耕松土，冬季进行深翻，施有机肥料，以改善土壤的结构及透气性。即对树冠投影范围内进行40cm以上的中耕松土，不能深耕的，通过松土结合客土（可用沙土、腐叶土、大粪、锯末等和少量化肥均匀混合）覆盖保护根系。对树木根基水土流失地域用种植土填埋，厚度40cm以上，以树根全部埋入土中为准，填土范围一般不少于树冠投影面积，并在四周建挡土墙。同时用活力素或生根粉配水浇根部，加快新根系萌发和生长。2.4加强肥水管理由于古树年老，生长势弱，根系吸收能力差，故施肥时不能施大肥、浓肥；同时应开设盲沟排除积水，以保持土壤中有适当的空气含量。或在树冠投影范围的缓坡地带挖水平沟，筑成截留雨水的土坝，遇天旱要进行人工担水入沟，以满足古树名木对水分的需要。
2.5病虫害防治古树因树势衰弱，抗逆能力差，常易遭受病虫的侵害，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
2.6补洞、治伤衰老的古树加上人为的损伤，病菌的侵袭，使木质部腐烂蛀空，造成大小不等的树洞，对树木生长影响很大，因此要及时填补。填补时先刮去腐烂的木质，用硫酸铜或硫磺粉消毒，然后在空洞内壁涂水柏油防腐剂，为了恢复和提高观赏价值，表面用1∶2的水泥、黄沙加色粉面，按树木皮色、皮纹进行装饰。
篇13
魏明伦有关“斗室文娱”时代的说法，将戏剧的衰落归因于电视这一新兴娱乐形式的崛起，进而，又将戏剧危机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类似的看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幸赖魏先生用“斗室文娱”这种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错误并不因此而改变。
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并且试图探究中国戏剧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根源。我无法认同将电视(或者更粗陋地称之为“影视”)的兴起、乃至于所谓的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中国戏剧的危机是不是特别严重，其二，中国人的电视机和可看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判断，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严重到中国这样的地步。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纽约的百老汇近几十年一直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百老汇的戏剧并不全是商业化的音乐剧)，如果魏明伦觉得这算是个特例，那么我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魏明伦是认可的——澳大利亚的戏剧就不像中国那样困难。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至于后一个判断，我想我们都不会傻到以为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缺少电视机或者缺少可看的电视节目。
在晚近的十来年里，电视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的冲击，是人们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于改变人们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电视也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只不过是人们借以传达艺术、娱乐与知识的一个方便的通道。无疑，电视的迅猛发展确实对许多行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说它是戏剧危机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我们看到，同样是在中国，同样有可能受到电视影响的其它行业，并没有都遭遇到戏剧这样严重的危机。作为一种最快捷与具象的新闻传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对报纸构成明显威胁，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有效手段，它对纸媒介的出版业也似乎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在电视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报纸行业和出版行业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长。与电视相似的其它行业也是一样，网络的发展既没有影响到电视业，也不像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对报纸和出版业形成冲击，就像唱片、磁带和CD业的崛起并没有影响到音乐会一样。
再说一遍，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虽然有可能对人们欣赏艺术与娱乐的方式产生影响，使得一部分人改变去剧场欣赏戏剧的习惯，但是它也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传播工具，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欣赏戏剧表演，从而成为培养戏剧观众的有效途径，并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欢戏剧而进入剧场。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流行音乐的发展正与电视台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关，人们并没有因为在电视里经常欣赏流行音乐而拒绝去音乐会，相反，假如不是因为通过电视这种新颖的传播手段，流行音乐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痴迷的观众。
其实中国戏剧的“危机说”早在1983年前后就开始出现，当时电视机还远未进入普通的中国人家庭。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向普通家庭普及，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就达到了非常之高的覆盖率；未几，有线电视的大发展，使得一般家庭能够选择的电视频道从很少的两三个增加到数十个；然后是1996年前后VCD和DVD相继进入家庭，1998年以后互联网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基本上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然而同样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些新兴的文化娱乐方式对戏剧产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从1994年以后，正值VCD的普及与网络从无到有并日渐盛行之时，戏剧演出反而表现出已经走到谷底之后的微弱复苏之迹象。因此，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恐怕更不能用以说明中国戏剧的处境。
既然电视的发展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是世界性现象，而世界各地戏剧的困境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那么，要寻找中国戏剧陷入危机的原因，就需要在中国戏剧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戏剧现状，比如说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非洲人的戏剧现状做一番对比，找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显然不能从电视上找到，所谓电视的冲击很难成为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同样，中国目前文化娱乐行业的多样化仅仅处于一种水平很低的雏形时期，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程度，不仅远远不能和工业化国家相比，甚至还远远比不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要说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仅仅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丰富多样性，戏剧就因此衰落了，那也未免太小看了戏剧的力量。
实际上，除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戏剧面临的困难原因并不在于电视的崛起以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以外，在中国内部，不同剧团的境遇也有极大差异。要说现在不是戏剧的
黄金时代，我倒也没有异议，但要说中国只有大城市有戏剧，“县乡一级很多地方就没有戏剧了”，完全不是事实。一方面是大量国营剧团生存十分困难，却有数倍于此的民营剧团活跃在演出市场，尤其是在县乡一级的演出市场。我跟踪研究民间剧团多年，清楚地知道东南沿海一带县乡一级戏剧演出的盛况；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营剧团，既有部分能够常年演出并且得到相当好的收益，也有超过12%全年一场不演出的剧团，而这样的剧团大城市有，地县也有。没错，中国戏剧真正奇怪的现象就在于有那么多常年不演出的“剧团”，以及那么多几乎不演出或很少演出、一演出就要赔本的剧团，当人们说中国戏剧的危机的困境时，我猜主要是就这些剧团而言的，而这些剧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大环境，而在于体制。
关于体制
魏明伦文章另一个主要观点涉及到剧团的体制，他认为戏剧危机的根本不是体制问题。理由是戏剧界在“进入市场机制和构成文化产业”方面“实践多年而收效甚微”。
确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部一直希望能够启动剧团体制改革，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一轮剧团体制改革的努力。然而二十年以后回头再看，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多年努力，戏剧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而言之，就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在进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造的同时，中国的戏剧表演团体的国家化程度却逆向而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同时，剧团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回顾历史，从1949年到1963年，文化部在多数时间一直明确反对给予剧团以政府补贴，并且一直强调剧团必须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企业；但是之后的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抓住戏剧市场最为繁荣的1980年前后这一难得的机遇，适时促进剧团的企业化，反而兴办了大量新的国营剧团和将大量集体所有制剧团转为国营，并且沿袭了限制民间戏剧表演团体自由发展的政策，由此埋下了戏剧危机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体制对演出市场的适应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以前。它给戏剧带来的隐患，决非文化部门有关剧团体制改革的小修小补政策所能够消除。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凡是国营剧团就一定与市场无缘，一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目标。体制问题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国家化的体制往往不是剧团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它主要是通过一些次生效应对剧团产生影响的，比如它导致剧团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冲突时很容易倾向于选择前者，或者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上很难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实施等等，它很容易诱发这样一些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弊端，导致剧团在艺术生产上渐渐背离市场，以及因人事的纷争而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创作、演出甚至生存。正因为此，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某些偶然的、个别的特殊原因，即使不经过体制上的质的改变，这些问题仍然有可能得到局部的解决，然而这种个别的成功经验，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往往无法向所有剧团推广。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每年都可以找到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剧团和剧目，然而，一则这样的成功经常是由于突破了体制瓶颈的结果，二则这些成功的个案假如不是真正在体制上有所创新，它就既难以持久，也无法成为范例，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同我在其它文章里曾经提及的那样，当我们说到中国戏剧存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时，实际上指的是国营剧团的危机。而且，由于体制的原因，最优秀的戏剧表演人才几乎完全被国营剧团所垄断，致使专业化戏剧教育的成果不能令整个戏剧领域受惠，戏剧领域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空间小到不能再小，也就决定了国营剧团的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戏剧领域。正是由于戏剧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还在后退，才导致了丛生的危机。
其实只要把相关艺术门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知道戏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样是剧场演出，流行音乐会可能是市场情况最好的，交响乐的演出市场也在复苏，而戏剧以及国营歌舞团的剧场演出最为困难；同样可以大量复制，电视与电影的情况更是有天壤之别，就在电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业却滑到了不可思议的低谷。导致某些艺术门类相对比较正常而电影与戏剧却相对比较困难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由于像流行音乐与电视这些行业，从一开始就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无论是投资方式、运营方式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始终遵循着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所有发展迅速的行业，都是在市场化方面有所作为的行业。只有死守着僵化的旧体制的戏剧与电影业，才在文化娱乐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远远地落后于时代。
至于戏剧能不能市场化，戏剧演出有没有商业价值的问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魏明伦以戏剧必须通过直接的演出赢利说明戏剧“商品价值不高”，毫无依据。魏明伦很正确地批评那些一谈到戏剧命运就“爱走两个极端”，“或者万寿无疆，或者寿终正寝”的观点，指出“在鼎盛与消亡之间，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但魏明伦并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与商品的“一本万利”与“万本万利”之间，同样“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戏剧从来就是直接面向观众演出的娱乐方式，但同样是演出，不同的“本”所获的“利”，也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见得就不能让优秀的演艺人员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确实，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业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艺术品被平面化地大量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方式。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原创的作品仍然是支撑着艺术市场的核心与支柱。因为艺术并不是罗卜青菜，在艺术市场里，作品“商品价值”的高低完全不能以数量计算，更不由其可否大量复制决定。复制品确实能占领一部分市场，尤其是它会对一部分低端市场形成很大冲击，但是艺术的演出，尤其是高水平演 出的价值，决不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的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所能够相比的。在仅靠演戏能不能成为大富豪这件事上，我和魏明伦的看法没有多大差别，但不能成为大富豪也不等于就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或“最多有一些微利”，只要有好的市场机制，优秀的演艺人员未见得不能进入高收入阶层。事实上除了中国的国营剧团里那些还被体制拴死了的演艺人员以外，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中国)，还是那些先行一步选择了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之价值的演艺人员，只要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善于市场化运作，收入都相当可观。他们的那一“本”，虽然未必获得了“万利”，至少可以说“获利匪浅”。
当然，由于面临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和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强烈冲击，身处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戏剧，确实需要寻找适应新的挑战的手段。但是，假如我们确实想找到这样的手段，那只能顺着适应演出市场这个方向去探索，而且，我相信只要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适合于中国戏剧走的光明道路。
说“养”
说到市场机制，魏明伦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养”戏剧。魏明伦的文章特别说到戏剧总是要靠人养的，“即使是在戏剧的黄金时代，戏剧也是要靠人养活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而已，政府、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在国外的情况也相仿。”
如果用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养”，这话并不错，但要从这样的角度看，靠人养的远远不止于戏剧，世界经济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之后，你大可以说所有人都是靠别人养的，比如说饭店老板和厨师都是靠食客养的，电视机厂的厂长和员工是靠买电视机的人养的，当年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把城市居民看成是农村的农民养活的(所以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既然演员不种地不产粮，当然可以说是靠人养的。然而养和养不一样，不同社会制度的养也不一样，此养决非彼养。假如是通过戏剧表演以换取相应的报酬，包括得到“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支付的报酬，靠自己的技艺与创造性劳动得到社会的回报，虽然也可以说是养，但那毕竟与包二奶式的养不一样——包二奶式的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依靠被养者的专业技能换取报酬，而是、或主要是通过对主人曲意逢迎和撒娇邀宠的方式为生，而且被养者在人格上失去了起码的独立性，只能“从属于”主人或主人的事业。
不错，就像现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剧团也会要求政府与财团赞助一样，在过去的时代，戏剧除了商业性演出获得的报酬之外，也往往得到外界的资助。以往也有对戏剧有兴趣而愿意养戏班的富豪、军阀，而且我们也知道被养的戏班难免会遇上有这样那样的怪癖的富豪或者军阀。比如说骑五军的军长马步青驻守甘肃武威时就养了个叫民乐社的秦腔戏班，每次看戏时都要下属的军法处、参谋处等处的处长陪同并让他们给戏班打赏，而马步青的特殊癖好则是喜欢让舞台上同时出现双生双旦，比如演《白蛇传》，要两个白娘子和两个许仙同时上场；有时兴起，会要求戏班在一出戏里多打几个花脸，类似于现在的戏曲晚会。既然戏班是他养的，表演上也就不能不照顾到他的癖好，满足他的特殊要求。但这种癖好毕竟是偶然现象，而且这样的养，一则很少对戏班的表演剧目与风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会老让戏班创作演出一些歌颂自己的剧目；二则这样的养，并不会改变剧团本身以戏剧演出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经营性质。因此，戏剧表演团体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养着，也还能基本上保证艺术上的自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养重在养戏而不是养人，决不会像国营剧团那样，政府主管部门与演职员双方都被一种僵化的体制束缚着，演职员一旦被招进剧团就定了终身，不管演不演戏，能不能演戏都可以由主人养着且必须由主人养着。
我不同意某些地方政府让戏剧和剧团“自生自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多年僵化的体制遗留下的问题，政府有义务给予解决，而且对于那些濒危剧种，政府也有责任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这些角度看，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政府还不能完全放弃“养”戏剧的责任。但是，说到底，政府以及社会养的必须是戏剧艺术而不是那些被目前僵化的体制束缚在剧团里的具体的人，政府对戏剧艺术的资助形式必须有大的变化，必须探索与寻找符合市场机制的资助方式。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有再多的钱，也养不活、养不火戏剧，既不能保证戏剧艺术本身的传承与提高，也不能帮助剧团重新获得在演出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好戏”
魏明伦的文章指出，“当代戏剧的特征是观众稀少。不是没好戏，而是戏再好，也少有观众上门。”
我有保留地同意魏明伦有关戏剧危机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戏剧观众少，不完全是戏剧的水平问题”的看法，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戏剧目前面临的最关键或最迫切的并不是创作领域的问题，而是传播手段的问题。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尤其是拥有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一宝库、拥有无数优秀的演艺人员，却缺乏在目前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品与名角介绍给大众的途径与手段，这是戏剧在电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面前打了败仗的主要原因。确实，戏剧界很不善于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为戏剧的市场化运作开路，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好好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辈艺人和剧场经理、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小剧场话剧的制作人学习。
当然，作品方面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说现在“不是没好戏”的时候，这“好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把哪些戏看成是“好戏”。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戏剧家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主管部门的指导从事创作，却丧失了追踪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演出的本领，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用管理作家和画家的方式管理剧团，在强调“出人出戏”的观念指导下，重创作轻演出，不是为演出而创作，反倒经常是为创作而演出，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越来越显疏离状态。因此，当我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时，所依据的并不是观众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心里常常想着观众的编导，他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所依据的也只能是想象中的观众的趣味，未必真正切合与普通观众的爱好。比如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戏剧家们曾经很轻率地把那些所谓有“创新”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的“创新”纯粹是无意义的瞎胡闹，也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戏剧家们非常简单化地把某些表现了貌似深刻的“哲理”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所谓的“哲理”是别人早已经说烂了的陈词滥调。20世纪50年代初欧阳山尊主政广东戏剧工作时提出的“好睇有益”的口号，就遭到多次批判；假如用魏明伦文章里所用的“文娱”这个词来衡量，几十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主要是在向着“文”的方向发展，而在“娱”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像魏明伦写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易胆大》这样文、娱兼长的剧本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承认，戏剧既需要“娱”，也需要“文”，真正有深度的好作品未必一定是普通观众喜欢的作品，审美欣赏上的梯阶是存在的，但是，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乃至艺术业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必须以绝大多数虽然不一定最优秀、却非常之符合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的作品为支撑。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剧之所以发展迅猛，就是由于有一大批被魏明伦视为“陈旧不堪”、却深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在支撑着。假如这门艺术只剩下一些专家们说“好”、却不能为普通观众接受的作品，那么这门艺术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套用的说法，艺术确实需要不断发展提高，但是“提高，应该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更何况近几十年里得到圈内专家们认可的那些“好”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大比例确实称得上“好戏”，还需要重新评价。专家有专家的视角，观众有观众的爱好，审美的丰富性正赖此而得到保证。然而当戏剧与演出市场渐行渐远，观众通过演出市场上的自由选择体现出来的审美偏好对戏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时，戏剧就越来越变成为少数戏剧家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形与卡拉OK最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公众检验和评价，即使再荒腔走板的演唱也尽可以自我陶醉。在这样的背景下奢谈什么“人材辈出，好戏连台”，就显得有些可笑。
其实，正如魏明伦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戏剧没有市场，却有赛场”的怪现象确实在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存在。但魏明伦没有看到，“没有市场”正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戏剧赛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市场”，失去了市场这个重要的维度，戏剧家们只能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这惟一的途径以确认自己的艺术水平与价值，一个戏是不是“好戏”，也只能完全由各种戏剧节的评委们来判定。戏剧家们越是完全依赖于赛场，各种各样的戏剧比赛的弊病就越是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颇似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而在那些演出市场比较健康的地区，对那些比较适应演出市场的剧团而言，戏剧比赛的负面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它之推动戏剧健康发展、帮助剧团与演艺人员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