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名师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解读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解读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
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它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体会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它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
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篇2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解读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解读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
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它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体会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它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国家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篇3
以学为中心，不是没有课堂结构安排，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以前的课堂教学，我们更多的是采用教师讲授，学生练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学，才能有效进行指导，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课堂会调整一些教学环节，但更多的是找到了一种“使教师可以少教，学生多学”的方法，安排这样的环节，更多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学，支持学生的学，促进学生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成长。
篇4
在《典论・论文》里最能体现生命意识的就是“文气”说，“文气”说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线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范畴引向文学领域的结果。从目前学术界对“文气”的研究来看，“文气”论可谓是源远流长，基本上贯穿了从先秦到清朝末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致使“文气”说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的说来，中国“文气”说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子学，集大成于魏晋六朝，到唐代时分为古文之“气”和诗文之“气”，宋、明、清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气”论文诗学话语体系。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无不与该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则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汉末魏初以来土地兼并呈现加速的趋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兴的豪强世族手里。这种经济形态与秦汉以来的国家分封制不同，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新型的经济形态。它必然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审美文化等的相应转变。可以说，庄园经济的发展为士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他们不仅追求物质的豪奢享受，同时追求生活的典雅精致与生命的诗意境界。当然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也大多表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担忧和热爱。
“文”与“气”的关系，其实很早已被注意，《论语-泰伯》记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孟子更提出知言与养气，言与辞本质是相同的，况且战国中期以前，言辞是表达个人意志的主要媒介，辞的观念相当于后来文的观念，因此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成为后世论文的主要据点之一。说到“气”就会想到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不过曹丕所说的“气”并没有道德理性上的意义，因为他对“气”的观念并非来自孟子，而是来自汉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气性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诗学范畴，“文气”学说严格地说是从曹丕开始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首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标志着“文气”论的正式产生。在原文中曹丕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这里曹丕强调了文章与作家的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这种“气”是在先天基础上与后天各种环境共同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不能遗传或者传授的东西。文学创作的表现是由作者的才性所决定的，各人的才性有一定的限制，便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所表现的文学艺术形象便有不同。曹丕以音乐演奏为例，说明作者才性与作品体貌的密切关系：在乐曲的速度、节奏等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演奏者才性的差异，所表现的效果便不相同。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作家即使以相同的体裁、题材和方法来写作，他们的作品也会繁复多态，各有不同的面貌，这自然是才性差异所致。曹丕还说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在《左传》、《论衡》里都涉及到“齐地”的地方风俗里有舒缓之气。徐干的《哀别赋》：“秣余马以俟济兮，心恨而不尽。仰深沉之掩蔼兮，重增悲以伤情。”抒发别离的哀伤之情，语气低婉，声音低沉，形成纡徐的风格，与曹丕所谓“齐气”有关。他的诗歌抒发低沉哀婉之情的有《室思》（六首）、《情诗》。其中《圆扇赋》是子桓在《典论・论文》中提及的，他是伟长之赋的代表。原文“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客观地对静态事物作描绘，不带感情的起伏跌宕，给读者是平稳缓和的感觉。“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应和而不壮。”则是子桓对德琏的文风批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衰。……良遇不可值，伸胥路可偕。”前文十八句叙述自己从前行迹之苦及今天幸获知遇的心情。感激之情没有直说，而以“云雨”、“良遇”来暗示恩泽，吞吐低徊是语气和情怀的综合表现，即是“和”。“刘桢壮而不密。”曹丕《与吴质书》曰“公有逸气”，是对刘桢的文气定位，“不密”则是壮里缺乏气的绵密。由《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可观刘桢与曹丕在谯地的欢宴盛景：“金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酒酣后的畅快淋漓，融叙事、抒情于全篇，言辞恳切，情笃意长，喜忧相会，悲凯相催，无不在笔端自然流出。这也从创作实践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对文章的影响，曹丕探索作者才性与作品艺术性的关系，阐明的非常的独到，不过他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周密。第一，综合他对体裁与表现效果、作家和作品两方面的理解，可以看出体貌，一方面是与体裁均调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作家才性的表现。当体貌与体裁均调的时候，它是客观的艺术形象的标准，当体貌与作家的才性结合时，它是主观的艺术形象的表现。而客观和主观的艺术形象的关系曹丕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直接从作家的生理生命、生命状态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入手，对“气”展开了研究，但曹丕和刘勰所论虽然都强调了主体的生命意识对文章创作的影响，却不是从作品生命的角度入手的，直到北齐颜之推，才点到了作品生命力与“气”的关系，他说：“文章当以理智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把文章的构成与人体的构成进行比照，表明了气调是文章的内在力量，文章有了气调就好象人体有筋骨。从此，文章的生命之喻正式成形，“文气”论中所充盈的生命意识也以一种明确、有形的姿态初露头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揭示了文人相轻的这一社会现象，体现出了文体之气的观念，在文中他指出：“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明白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扫除文学鉴赏的一些障碍，进而处理文学批评的问题，但是初期的文学批评很少是以作品文对象的，而曹丕的批评对象也只限于建安七子。曹丕对应、刘桢和孔融三人的批评，同时涉及他们的才性与文章的体貌，而且对人的品味成分比对作品的评价更多。
文章最后一部分指出著书立说，立言不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为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所趋从。这是一种个体生命意识延续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途径，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时光易逝的感伤，所以急于建言立说，而曹丕当然也有这种感触，所以他在《与大理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至于“文章经国之大业”曹丕评价由为高瞻远瞩，曹丕对文章地位的推崇，对建安以后文学蓬勃有极大的启示和影响，而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更为人们广泛接受。（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王利器：5颜氏家训集解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 杨凤琴：试论“文气说”的哲学基础[J]；集宁师专学报.1998年01期
篇5
（1）专业数据。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拥有的，如名称、类别、简介、历史功能、现状功能、所有权、保存状况、施工与材料、工艺、空间布局等等。
（2）空间数据。一方面是指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空间位置描述，如所在点位坐标、范围边界线坐标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属区域位置信息、地址属性、地理编码以及空间拓扑关系信息。
（3）时间数据。主要包括其创造、发现、翻建、维护等相关的时间信息。
（4）专题数据。与当前环境结合，对于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发展变化有一定影响或者关联数据，包括人口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控保紫线数据、基础地图数据、行政区划数据、道路交通数据、旅游数据、园林绿化数据、管网数据、水资源数据等多类数据综合属性信息。
1.2数据分类与编码结合苏州地方特色，将苏州历史文化资源依照分类别、分层次、分区域的原则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大类；对于小类继续细分，数据编码可以有效地实现现实目标对象与计算机语言以及空间属性信息的关联与转换，从而为历史文化专题要素的检索、定位提供支持。因此，根据历史文化资源分类别、分区域、分层次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各要素空间参考、几何形态等空间属性，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编码规则。
1.3数据与共享为了盘活历史文化专题数据、消除“信息孤岛”，在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的基础上，借助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的思想以及WebService技术实现，将数据为通用、开放的Web服务，通过客户端请求与服务端响应的通信方式实现创建会话、权限验证、数据操作、结束会话整个信息交换流程，从而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实现信息的与共享。每一次数据操作服务均由客户端发出一个数据操作服务描述的请求，数据库访问服务器接收到后生成并返回一个响应，该响应中包含数据操作服务结果的XML文档。
2系统建设
利用GIS作为信息载体与表达方式，在建立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搭建档案信息系统，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的整合，形成苏州历史文化“一张图”，实现了图文一体化地展示历史文化档案信息。
2.1系统架构与技术选型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前端采用跨平台、兼容性较好的ASP+Javascript技术，后台服务采用较为成熟的.net、SOA、WebService、XML等技术实现，基于B/S（浏览器/服务器）体系架构，依据多层模型构建系统，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数据、应用与用户三个层次，。数据层：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库与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并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提供数据的交换与信息共享。应用层：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公众查询展示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用户层：主要包括系统使用的相关公众用户、数据管理用户、领导管理层以及提供共享服务的其它单位部门。
2.2功能设计与实现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在应用层面上主要分为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两个部分。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提供了地图浏览、关键字查询、分类别查询、分区域查询、详细信息查询几个功能模块，
2.2.1地图浏览基于“智慧苏州”基础地理信息平台WebGIS二次开发接口实现苏州二三维电子地图、影像地图、社区地图的浏览、缩放、漫游等操作。
2.2.2关键字查询基于要素相关重要属性信息（如名称、地址等）的关键字匹配搜索，实现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3分类别查询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类别属性（如古遗址、古建筑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类别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4分区域查询基于地理位置属性与行政区划属性（如姑苏区、吴中区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区域内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5详细信息查询针对各种查询功能所得到的结果，查看其详细、完整的属性信息，如地址、年代、历史、现状、文字、图片等相关信息。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提供了历史文化档案数据维护更新、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权限维护、系统设置、用户管理与权限分配、系统日志等几个功能模块。通过借助GIS“一张图”的数据综合与展现模式，盘活了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的成果数据，适用于多元化的应用；同时，通过搭建全市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平台，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资料库和专业统计分析平台，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的项目审批、规划管理、政策研究制定等方面提供有力依据；为公众提供一个权威、便捷的信息检索平台；通过完善的维护更新机制实现了对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实时动态的维护与更新。
篇6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篇7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篇8
最早提出中国传统音乐中存在三种七声音阶体系并予以命名的是杨荫浏先生。
杨荫浏在1923年出版的《雅音集》‘序言”中就提出中国古代音阶理论上的第四级虽是增四度，实践中却常常是纯四度。后来，他在1945年发表的《中国音乐史上新旧音阶的相互影响》一文中明确指出前者是古音阶，后者是新音阶。1953年，他已经明确指出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三种七声音阶的体系及其命名。他说：“在音阶具备七音，而同时重视五止声的风气依然相当流行的情况下，由于五音在七音间流转的习惯，最容易产生的音阶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原来的古音阶，一种是新音阶，另一种便是以商音为宫的清商音阶。”在同一书中，清商音阶有时又称为“俗乐音阶”，古音阶有时又称为“雅乐音阶”。1959年，于会泳提出了“自然七声音阶”、“用变徵音七声音阶”、“用闰音七声音阶”这三种称谓。黎英海则提山“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三种名称。1961年，林英使用了“正声音阶”、“下徵音阶”的概念。
1962年，李重光先生出版《音乐基础理论》，采用了黎英海先生提出的“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的名称。由于该书多次再版，发行量很大，在音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黎英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中三种七声音阶的命名成了被音乐界所普遍认同的称谓。赵宋光《论五度相生体系》与夏野《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都使用了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的概念。1990年出版的《基本乐理教程》仍采用这三种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中三种七声音阶的命名提出质疑。1982年，他在《“八音之乐”索隐》一文关于“清商音阶”的注释中指出：“有叫做‘燕乐音阶’的，我以为无论从魏晋的宴飨之乐说，或从隋唐燕乐说，都是兼用各种音阶，古人并未限定在不同用途的音乐中采用不同的音阶，因此以为还是按琴调的传统称呼叫做‘清商音阶’为好。”“现在更可以看出把古音阶‘正声调’称作‘雅乐音阶’的旧说的错误。实际上魏晋以来的雅乐用的是清商音阶徵调式之‘清商音律’，而郑译为雅乐安排的却是新音阶。”“旧说把新音阶‘下徵调’称作‘清乐音阶’也是同样的错误。”“隋前的雅乐主要用清商音阶，旧说却强派它是古音阶；清商乐更以清商音阶为主，偏要说成是新音阶；隋唐‘燕乐’只有狭义概念，其实是雅乐范围的一个伎乐乐部，却说它是俗乐，并把清商音阶派到它的名下。其实乐种和技术上使用什么音阶的问题，哪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呢?”该文指出黎英海先生命名体系的主要错误有：一是把雅乐、清乐、燕乐三个乐种作为三种七声音阶的名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历史上的清商乐所使用的主要音阶是清商音阶(即黎英海所说燕乐音阶)而并非下徵音阶(即黎英海所说清乐音阶)。关于七声音阶的命名，黄先生在文中使用了正声调、下徵调、清商音阶三个名称。1984年，黄先生在《“俨弦管”题外谈》J一文中论及苟勖笛上二调时使用了“正声调”音阶、“下徵调”音阶、“清角之调”(清商音阶)的概念。1986年，黄先生在《中国传统乐学基本理论的若干简要提示》。一文关于“三种音阶的正名问题”一节中，列表归纳有代表性的四套三种音阶名称：
黄先生倾向于采用第一套名称，他认为：“第一套名称，有历史根据，也最合理，缺点是群众知之甚少。”
1992年，黄先生在书信中讲到三种音阶的命名时说：“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的、各省联合的‘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已经会议肯定，废除‘雅乐、清乐、燕乐’作为音阶诸名，改为历史上的原有名称：正声音阶、下祉(原注：这个字是作者为避免‘徵’字多音易生歧义而使用的)音阶、清商音阶。原以‘雅、清、燕’作为音阶名称的提出者(《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的作者黎英海教授)也在会上表示：放弃原曾用过的‘雅、清、燕’之名。虽然，截至目前为止，‘教科书’留下错误名称仍然影响很大，而正确名称却往往不被人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正名’，用于克服对于传统音乐的误解。因为历史上‘雅、清、燕’三种音乐的本来面目都是三种音阶并用的。
篇9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篇10
2.上位机系统。上位机系统由主控制器、串行总线、显示及控制软件等组成。其控制命令或数据由总线发送给分控制器。可将信息进行数码显示、看门狗电路对运行程序进行监视、实时时钟电路对照明灯具进行定时开关控制。
3.下位机系统。下位机系统是以单片机为核心部件及电路组成，在单片机的控制之下，进行数据通信、显示，利用执行电路控制照明灯具开关状态。教室内灯光控制根据自然光的变化、有无人活动、作息时间等实际情况进行自动模糊控制。做到光线暗时开灯、光线亮时关灯、有人时开灯、无人时关灯、工作时间开灯、休息时间关灯合理的工作状态，达到节约用电。
二、硬件电路系统设计
硬件电路系统以单片机为核心器件以及各种接口电路组成，它的特点是：功能强大、运算速度快、体积小、价格低廉、稳定可靠、应用广泛。主要由单片机（AT89C51）、信息采集电路（人体信号、光信号）、时钟电路（DS12887）、执行驱动电路、定时显示电路构成。如图2所示。
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芯片，通过串口与从机通信。从机进行信息采集、传送接收主控制器指令，驱动执行机构。1.主控制器的核心器件是单片机，电路由键盘电路、看门狗电路、通信接口电路、数码显示电路及驱动电路等组成。如图3所示。单片机采用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在嵌入式控制系统中应用较多的一种灵活性高且经济的控制器。2.从机系统由单片机、光信号采样、人体探测器、通信接口和驱动电路组成。单片机采用低档型的AT89C2051单片机作为处理器，利用驱动电路去控制电源开启和照明灯具开关状态。如图4所示。AT89C2051是AT89C51它的一种精简版本，是一种带2K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单片机。在集散控制系统中，用单片机作为从机，主机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由于主控制器与从机制器构成的现场数据采集通信距离较远，为了保证下位机的数据高速、安全的传到上位机，采用总线RS485串行通信比较合理。主机和从机之间可点对点通信，也可点对多通信。但从机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只能通过主机传递数据。如图5所示。光信号采样电路由光信号采集电路和A/D转换电路组成。利用光敏电阻完成光信号采集，再经A/D转换电路、调理电路、单片机处理后，作为控制信号。
根据现场光信号测量精度确定A/D转换电路的位，以保证设计精度要求。如图6所示。设计中采用TLC1549，该芯片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10位串行控制A/D转换芯片。它具有内在的取样和保持电路以及片内系统时钟，输入阻抗高，有较强的抗干扰性。人体信号采集电路采用的核心器件是人体红外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前级配有菲涅尔透镜，后级采用带通放大器和电压比较器。红外传感器配上菲涅尔透镜后会增大探测距离和探测半径。带通放大器的中心频率取1Hz。比较电路由双运算放大器组成。
三、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部分由主控制程序、子控制程序和中断程序组成。由软件来定义灯具开关、亮度调节、定时控制、人机交换及串行通信等硬件功能。应用结构化方法设计。如图7所示。
1.照明启停程序设计启停教室的照明控制过程是由主控制器向分控制器发出启停指令，通过串行通信或无线通信来传输相应启停指令，可完成全部启停和单独启停控制。全部启停控制程序，通过主控制器上设计的开关按钮来完成照明灯具全部启停，通过串行通信传输全部启停指令，由P3、P7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全部灯具的启停。单独启停控制程序，启停某一单独教室的照明灯具，是由主控制器向某分控制器发出启停指令，实现单独启停照明。主控制器先向分控制器发送地址信息，被叫分控制器回送本控制地址信息，主控制器得到响应后再向被叫分控制器发送数据，执行相应命令。
2.照明定时控制程序设计照明控制系统中的时钟芯片是DS12887，主机和从机之间采用串口的通信方式进行时钟设定，从机按设定的时间控制照明灯具的启停。全部定时控制程序。全部定时控制是由主控制器向所有分控制器发送地址信息，分控制器接收时间数据并写入存储器中，再由分控制器发出设定时间命令，控制电路执行定时启停照明灯具。单独定时控制程序，单独定时控制是由主控制器发送某一分控制器地址，被叫分控制器响应主控制器，接收主控制器发送来的时间数据并写入存储器，由被叫分控制器发出设定时间命令，驱动电路执行开关照明灯具。
篇11
1.1现场场容、场貌布置。
1.1.1现场布置图必须根据场地实际合理地进行布置，设施设备按现场布置图规定设置堆放，并随施工基础、结构、装饰等不同阶段进行场地布置和调整。
1.1.2道路与场地道路畅通、平坦、整洁，用混凝土浇捣，不乱堆乱放，无散落物；建筑物周围应浇捣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洁；场地平整不积水，无散落的杂物及散物；场地排水成系统，并畅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须集中堆放，及时处理。凡市区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2.5m的围墙，围墙两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内容。
1.1.3班组落手清班组必须做好操作落手清，随作随清，物尽其用。在施工作业时，应有防止尘土飞扬、泥浆洒漏、污水外流、车辆沾带泥土运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检查评分考核，成绩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类、集成堆放成方，底脚边用边清。砌体料归类成垛，堆放整齐，碎砖料随用随清，无底脚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标准，布局合理、安全、整洁，灰不外溢，渣不乱倒。
1.1.5周转设备施工设施设备、大模、砖央等，集中堆放整齐。大模板成对放稳，角度正确。钢模板及零配件、脚手扣件分类分规格，集中存放。竹木杂料，分类堆放、规则成方，不散不乱，不作它用。
1.1.6水泥库袋装、散装不混放，分清标号，堆放整齐，目能成数。有制度，有规定，专人管理，限额发放，分类插标挂牌，记载齐全而正确，牌物账相符。库容整洁，无“上漏下渗”。
1.1.7构配件及特殊材料统一堆放混凝土构件分类、分型、分规格堆放整齐，楞木垫头上下对齐稳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过12块）。钢材、成型钢筋，分类集中堆放，整齐成线。钢木门窗框扇、木制品分别按规格堆放整齐，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铁件分类集中，分格不乱，堆放整齐。特殊材料（包括安装、装演、装饰、保温及甲供、自购）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强管理，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1.2生活卫生:①生活卫生应纳人工地总体规划，落实卫生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落实责任制。②施工现场须设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盖加配杯子，有消毒设备。②工地有男女厕所，有便溺设施，落实专人管理，保持清洁无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窃措施，保持室内清洁。⑤工地设简易浴室，保证供水，保持清洁。⑥现场落实消灭蚊蝇孪生承包措施，与承包单位签订检查监督约定，保证措施落实。⑦生活垃圾必须随时处理或集中加以遮挡，妥善处理，保持场容整洁。
2文明施工检查措施
2.1检查时间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每周对施工现场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检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牵头组织公司各职能部门（质安部门、劳资部门、材料部门、动力部门等）每月对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2.2检查内容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执行情况。
2.3检查依据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细则”。
2.4检查方法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除此之外，还应不定期地进行抽查。每次抽查，应针对上一次检查出的不足之处作重点检查，检查是否认真地作了相应的整流改。对于屡次整改不合格的，应当进行相应的惩戒。检查采用评分的方法，实行百分制记分。每次检查应认真作好记录，指出其不足之处，并限其责任人整改合格，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组及公司文明施工检查团应落实整改的情况。
篇12
1概述
1．1概念与功能
数字签名是防止他人对传输的文件进行破坏．以及确定发信人的身份的手段该技术在数据单元上附加数据，或对数据单元进行秘密变换．这种数据和变换允许数据单元的接收者用以确认数据单元来源和数据单元的完整性，从而达到保护数据，防止被人进行伪造的目的。简单说来，数字签名是指用密码算法，对待发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生成一段数据摘要信息附在原文上一起发送，接受方对其进行验证，判断原文真伪其签名思想是签名只能南一个人(个体)创建，但可以被任何人校验．
数字签名技术可以解决数据的否认、伪造、篡改及冒充等问题，满足上述要求的数字签名技术有如下主要功能：(1)发送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发送的签名；(2)接收者能够核实发送者发送的签名；(3)接收者不能伪造发送者的签名；(4)接收者不能对发送者的原文进行篡改；(5)数据交换中的某一用户不能冒充另一用户作为发送者或接收者
1．2数字签名与传统手写签名差别
(1)签署文件方面：一个手写签名是所签文件的物理部分，而数字签名不是，所以要使用其他的办法将数字签名与所签文件“绑定”。
(2)验证方面：一个手写签名是通过和一个真实的手写签名相比较来验证的而数字签名是通过一个公开的验证算法来验证：
(3)签名的复制：一个手写签名不容易被复制，因为复制品通常比较容易被鉴别来：而数字签名很容易被复制，因为一个文件的数字签名的复制品和原文件是一样的：所以要使用数字时问戳等特殊的技术避免数字签名的重复使用。
(4)手书签名是模拟的，且因人而异。数字签名是0和1的数字串，因人和消息而异。
一个安全有效的签名方案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签名的有效性；2)除了合法的签名者外，其他人伪造签名是困难的；3)对一个消息的签名不可复制为另一个消息的签名；4)签名的消息不可被篡改，一旦被篡改，则任何人都可以发现消息与签名的不一致；5)签名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的签名。
安全的数字签名实现的条件：发方必须向收方提供足够的非保密信息，以便使其能验证消息的签名，但又不能泄露用于产生签名的机密信息，以防止他人伪造签名。此外，还有赖于仔细设计的通信协议：
2原理
数字签名有两种：一种是对整体消息的签名，一种是对压缩消息的签名。每一种又可分为两个子类：一类是确定性(Deterministi)数字签名，其明文与密文是一一对应的，它对特定消息的签名不变化；一类是随机化的(Randomized)或概率式数字签名。
目前的数字签名技术大多是建立在公共密钥体制的基础上，其工作原理是：
(1)签名：发方将原文用哈希算法求得数字摘要，用签名私钥对数字摘要加密得数字签名，将原文与数字签名一起发送给接受方。
签名体制=(M，S，K，v)，其中M：明文空间，S：签名的集合，K：密钥空间，V：证实函数的值域，由真、伪组成。
签名算法：对每一m∈M和每一k∈K，易于计算对m的签名s=Sigk(M)∈S
签名算法或签名密钥是秘密的，只有签名人掌握。
(2)验证：收方验证签名时，用发方公钥解密数字签名，得出数字摘要；收方将原文采用同样哈希算法又得一新的数字摘要，将两个数字摘要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匹配，说明经签名的电子文件传输成功。
验证算法：
Verk(S，M)∈{真，伪}={0，l1
3基于身份的数字签名
3．1优势
1984年Shamir提出基于身份的加密、签名、认证的设想，其中身份可以是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系统中每个用户都有一个身份，用户的公钥就是用户的身份，或者是可以通过一个公开的算法根据用户的身份可以容易地计算出来，而私钥则是由可信中心统一生成。在基于身份的密码系统中，任意两个用户都可以安全通信，不需要交换公钥证书，不必保存公钥证书列表，也不必使用在线的第三方，只需一个可信的密钥发行中心为每个第一次接入系统的用户分配一个对应其公钥的私钥就可以了。基于身份的密码系统不存在传统CA颁发证书所带来的存储和管理开销问题。
3．2形式化定义
基于身份的数字签名由以下4个算法组成，
Setup(系统初始化)：输入一个安全参数k，输出系统参数param、和系统私钥mk，该算法由密钥产生机构PKG运行，最后PKG公开params，保存mk。Extract(用户密钥生成)：输入params、mk和用户的身份ID，输出用户的私钥diD，该算法由PKG完成，PKG用安全的信道将diD返回给用户。Sign(签名)：输入一个安全参数r、params、diD以及消息M，输出对}肖息M的签名盯，该算法由用户实现。Verify(验证)：输入params、签名人身份ID、消息m和签名，输出签名验证结果1或0，代表真和伪，该算法由签名的验证者完成。其中，签名算法和验证算法与一般签名方案形式相同。
4数字签名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4．1意义
数字签名的过程和政务公文的加密／解密过程虽然都使用公开密钥体系，但实现的过程正好相反，使用的密钥对也各不相同。数字签名使用的是发送方的密钥对，发送方用自己的私钥进行加密，接收方用发送方的公钥进行解密。这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即任何拥有发送方公钥的人都可以验证数字签名的正确性。政务公文的加密／解密则使用接收方的密钥对，这是多对一的关系，即任何知道接收方公钥的人都可以向接收方发送加密公文，只有唯一拥有接收方私钥的人才能对公文解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常一个用户拥有两个密钥对，一个密钥对用来对数字签名进行加密，解密；另一个密钥对用来对公文进行加密懈密，这种方式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
4．2形式
4．2．1个人单独签名
由于政务公文的文件相对来说都比较大，所以一般需要先对所要传输的原文进行加密压缩后形成一个文件摘要，然后对这个文件摘要进行数字签名。一般由两个阶段组成：对原文的数字签名和对数字签名的验证。
(1)对原文的数字签名
先采用单向散列哈希算法对所要传输的政务公文x进行加密计算和压缩，推算出一个文件摘要z。然后，公文的发送方用自己的私钥SKA对其加密后形成数字签名Y，并将该数字签名附在所要传送的政务公文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包(X+Y)。再用接收方的公钥PKB对该信息包进行加密后，通过网络传输给接收方。
(2)对数字签名的验证
接收方收到该信息包后，首先用自己的私钥SKB对整个信息包进行解密，得到两部分信息：数字签名部分Y和政务公文原文部分x；其次，接收方利用发送方的公钥PKA对数字签名部分进行解密，得到一个文件摘要Z；接着，接收方也采用单向散列哈希算法对所收到的政务公文原文部分进行加密压缩，推算出另外一个文件摘要z1。由于原文的任何改动都会使推算出的文件摘要发生变化，所以只要比较两个文件摘要z和z1就可以知道公文在传输途中是否被篡改以及公文的来源所在。如果两个文件摘要相同，那么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并且说明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破坏。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报文的鉴别。
篇13
魏明伦有关“斗室文娱”时代的说法，将戏剧的衰落归因于电视这一新兴娱乐形式的崛起，进而，又将戏剧危机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类似的看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幸赖魏先生用“斗室文娱”这种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错误并不因此而改变。
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并且试图探究中国戏剧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根源。我无法认同将电视(或者更粗陋地称之为“影视”)的兴起、乃至于所谓的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中国戏剧的危机是不是特别严重，其二，中国人的电视机和可看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判断，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严重到中国这样的地步。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纽约的百老汇近几十年一直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百老汇的戏剧并不全是商业化的音乐剧)，如果魏明伦觉得这算是个特例，那么我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魏明伦是认可的——澳大利亚的戏剧就不像中国那样困难。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至于后一个判断，我想我们都不会傻到以为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缺少电视机或者缺少可看的电视节目。
在晚近的十来年里，电视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的冲击，是人们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于改变人们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电视也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只不过是人们借以传达艺术、娱乐与知识的一个方便的通道。无疑，电视的迅猛发展确实对许多行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说它是戏剧危机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我们看到，同样是在中国，同样有可能受到电视影响的其它行业，并没有都遭遇到戏剧这样严重的危机。作为一种最快捷与具象的新闻传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对报纸构成明显威胁，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有效手段，它对纸媒介的出版业也似乎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在电视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报纸行业和出版行业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长。与电视相似的其它行业也是一样，网络的发展既没有影响到电视业，也不像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对报纸和出版业形成冲击，就像唱片、磁带和CD业的崛起并没有影响到音乐会一样。
再说一遍，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虽然有可能对人们欣赏艺术与娱乐的方式产生影响，使得一部分人改变去剧场欣赏戏剧的习惯，但是它也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传播工具，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欣赏戏剧表演，从而成为培养戏剧观众的有效途径，并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欢戏剧而进入剧场。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流行音乐的发展正与电视台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关，人们并没有因为在电视里经常欣赏流行音乐而拒绝去音乐会，相反，假如不是因为通过电视这种新颖的传播手段，流行音乐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痴迷的观众。
其实中国戏剧的“危机说”早在1983年前后就开始出现，当时电视机还远未进入普通的中国人家庭。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向普通家庭普及，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就达到了非常之高的覆盖率；未几，有线电视的大发展，使得一般家庭能够选择的电视频道从很少的两三个增加到数十个；然后是1996年前后VCD和DVD相继进入家庭，1998年以后互联网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基本上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然而同样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些新兴的文化娱乐方式对戏剧产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从1994年以后，正值VCD的普及与网络从无到有并日渐盛行之时，戏剧演出反而表现出已经走到谷底之后的微弱复苏之迹象。因此，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恐怕更不能用以说明中国戏剧的处境。
既然电视的发展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是世界性现象，而世界各地戏剧的困境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那么，要寻找中国戏剧陷入危机的原因，就需要在中国戏剧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戏剧现状，比如说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非洲人的戏剧现状做一番对比，找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显然不能从电视上找到，所谓电视的冲击很难成为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同样，中国目前文化娱乐行业的多样化仅仅处于一种水平很低的雏形时期，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程度，不仅远远不能和工业化国家相比，甚至还远远比不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要说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仅仅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丰富多样性，戏剧就因此衰落了，那也未免太小看了戏剧的力量。
实际上，除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戏剧面临的困难原因并不在于电视的崛起以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以外，在中国内部，不同剧团的境遇也有极大差异。要说现在不是戏剧的
黄金时代，我倒也没有异议，但要说中国只有大城市有戏剧，“县乡一级很多地方就没有戏剧了”，完全不是事实。一方面是大量国营剧团生存十分困难，却有数倍于此的民营剧团活跃在演出市场，尤其是在县乡一级的演出市场。我跟踪研究民间剧团多年，清楚地知道东南沿海一带县乡一级戏剧演出的盛况；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营剧团，既有部分能够常年演出并且得到相当好的收益，也有超过12%全年一场不演出的剧团，而这样的剧团大城市有，地县也有。没错，中国戏剧真正奇怪的现象就在于有那么多常年不演出的“剧团”，以及那么多几乎不演出或很少演出、一演出就要赔本的剧团，当人们说中国戏剧的危机的困境时，我猜主要是就这些剧团而言的，而这些剧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大环境，而在于体制。
关于体制
魏明伦文章另一个主要观点涉及到剧团的体制，他认为戏剧危机的根本不是体制问题。理由是戏剧界在“进入市场机制和构成文化产业”方面“实践多年而收效甚微”。
确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部一直希望能够启动剧团体制改革，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一轮剧团体制改革的努力。然而二十年以后回头再看，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多年努力，戏剧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而言之，就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在进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造的同时，中国的戏剧表演团体的国家化程度却逆向而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同时，剧团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回顾历史，从1949年到1963年，文化部在多数时间一直明确反对给予剧团以政府补贴，并且一直强调剧团必须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企业；但是之后的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抓住戏剧市场最为繁荣的1980年前后这一难得的机遇，适时促进剧团的企业化，反而兴办了大量新的国营剧团和将大量集体所有制剧团转为国营，并且沿袭了限制民间戏剧表演团体自由发展的政策，由此埋下了戏剧危机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体制对演出市场的适应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以前。它给戏剧带来的隐患，决非文化部门有关剧团体制改革的小修小补政策所能够消除。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凡是国营剧团就一定与市场无缘，一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目标。体制问题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国家化的体制往往不是剧团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它主要是通过一些次生效应对剧团产生影响的，比如它导致剧团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冲突时很容易倾向于选择前者，或者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上很难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实施等等，它很容易诱发这样一些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弊端，导致剧团在艺术生产上渐渐背离市场，以及因人事的纷争而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创作、演出甚至生存。正因为此，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某些偶然的、个别的特殊原因，即使不经过体制上的质的改变，这些问题仍然有可能得到局部的解决，然而这种个别的成功经验，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往往无法向所有剧团推广。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每年都可以找到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剧团和剧目，然而，一则这样的成功经常是由于突破了体制瓶颈的结果，二则这些成功的个案假如不是真正在体制上有所创新，它就既难以持久，也无法成为范例，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同我在其它文章里曾经提及的那样，当我们说到中国戏剧存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时，实际上指的是国营剧团的危机。而且，由于体制的原因，最优秀的戏剧表演人才几乎完全被国营剧团所垄断，致使专业化戏剧教育的成果不能令整个戏剧领域受惠，戏剧领域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空间小到不能再小，也就决定了国营剧团的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戏剧领域。正是由于戏剧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还在后退，才导致了丛生的危机。
其实只要把相关艺术门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知道戏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样是剧场演出，流行音乐会可能是市场情况最好的，交响乐的演出市场也在复苏，而戏剧以及国营歌舞团的剧场演出最为困难；同样可以大量复制，电视与电影的情况更是有天壤之别，就在电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业却滑到了不可思议的低谷。导致某些艺术门类相对比较正常而电影与戏剧却相对比较困难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由于像流行音乐与电视这些行业，从一开始就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无论是投资方式、运营方式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始终遵循着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所有发展迅速的行业，都是在市场化方面有所作为的行业。只有死守着僵化的旧体制的戏剧与电影业，才在文化娱乐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远远地落后于时代。
至于戏剧能不能市场化，戏剧演出有没有商业价值的问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魏明伦以戏剧必须通过直接的演出赢利说明戏剧“商品价值不高”，毫无依据。魏明伦很正确地批评那些一谈到戏剧命运就“爱走两个极端”，“或者万寿无疆，或者寿终正寝”的观点，指出“在鼎盛与消亡之间，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但魏明伦并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与商品的“一本万利”与“万本万利”之间，同样“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戏剧从来就是直接面向观众演出的娱乐方式，但同样是演出，不同的“本”所获的“利”，也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见得就不能让优秀的演艺人员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确实，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业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艺术品被平面化地大量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方式。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原创的作品仍然是支撑着艺术市场的核心与支柱。因为艺术并不是罗卜青菜，在艺术市场里，作品“商品价值”的高低完全不能以数量计算，更不由其可否大量复制决定。复制品确实能占领一部分市场，尤其是它会对一部分低端市场形成很大冲击，但是艺术的演出，尤其是高水平演 出的价值，决不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的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所能够相比的。在仅靠演戏能不能成为大富豪这件事上，我和魏明伦的看法没有多大差别，但不能成为大富豪也不等于就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或“最多有一些微利”，只要有好的市场机制，优秀的演艺人员未见得不能进入高收入阶层。事实上除了中国的国营剧团里那些还被体制拴死了的演艺人员以外，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中国)，还是那些先行一步选择了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之价值的演艺人员，只要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善于市场化运作，收入都相当可观。他们的那一“本”，虽然未必获得了“万利”，至少可以说“获利匪浅”。
当然，由于面临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和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强烈冲击，身处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戏剧，确实需要寻找适应新的挑战的手段。但是，假如我们确实想找到这样的手段，那只能顺着适应演出市场这个方向去探索，而且，我相信只要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适合于中国戏剧走的光明道路。
说“养”
说到市场机制，魏明伦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养”戏剧。魏明伦的文章特别说到戏剧总是要靠人养的，“即使是在戏剧的黄金时代，戏剧也是要靠人养活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而已，政府、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在国外的情况也相仿。”
如果用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养”，这话并不错，但要从这样的角度看，靠人养的远远不止于戏剧，世界经济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之后，你大可以说所有人都是靠别人养的，比如说饭店老板和厨师都是靠食客养的，电视机厂的厂长和员工是靠买电视机的人养的，当年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把城市居民看成是农村的农民养活的(所以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既然演员不种地不产粮，当然可以说是靠人养的。然而养和养不一样，不同社会制度的养也不一样，此养决非彼养。假如是通过戏剧表演以换取相应的报酬，包括得到“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支付的报酬，靠自己的技艺与创造性劳动得到社会的回报，虽然也可以说是养，但那毕竟与包二奶式的养不一样——包二奶式的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依靠被养者的专业技能换取报酬，而是、或主要是通过对主人曲意逢迎和撒娇邀宠的方式为生，而且被养者在人格上失去了起码的独立性，只能“从属于”主人或主人的事业。
不错，就像现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剧团也会要求政府与财团赞助一样，在过去的时代，戏剧除了商业性演出获得的报酬之外，也往往得到外界的资助。以往也有对戏剧有兴趣而愿意养戏班的富豪、军阀，而且我们也知道被养的戏班难免会遇上有这样那样的怪癖的富豪或者军阀。比如说骑五军的军长马步青驻守甘肃武威时就养了个叫民乐社的秦腔戏班，每次看戏时都要下属的军法处、参谋处等处的处长陪同并让他们给戏班打赏，而马步青的特殊癖好则是喜欢让舞台上同时出现双生双旦，比如演《白蛇传》，要两个白娘子和两个许仙同时上场；有时兴起，会要求戏班在一出戏里多打几个花脸，类似于现在的戏曲晚会。既然戏班是他养的，表演上也就不能不照顾到他的癖好，满足他的特殊要求。但这种癖好毕竟是偶然现象，而且这样的养，一则很少对戏班的表演剧目与风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会老让戏班创作演出一些歌颂自己的剧目；二则这样的养，并不会改变剧团本身以戏剧演出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经营性质。因此，戏剧表演团体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养着，也还能基本上保证艺术上的自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养重在养戏而不是养人，决不会像国营剧团那样，政府主管部门与演职员双方都被一种僵化的体制束缚着，演职员一旦被招进剧团就定了终身，不管演不演戏，能不能演戏都可以由主人养着且必须由主人养着。
我不同意某些地方政府让戏剧和剧团“自生自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多年僵化的体制遗留下的问题，政府有义务给予解决，而且对于那些濒危剧种，政府也有责任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这些角度看，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政府还不能完全放弃“养”戏剧的责任。但是，说到底，政府以及社会养的必须是戏剧艺术而不是那些被目前僵化的体制束缚在剧团里的具体的人，政府对戏剧艺术的资助形式必须有大的变化，必须探索与寻找符合市场机制的资助方式。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有再多的钱，也养不活、养不火戏剧，既不能保证戏剧艺术本身的传承与提高，也不能帮助剧团重新获得在演出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好戏”
魏明伦的文章指出，“当代戏剧的特征是观众稀少。不是没好戏，而是戏再好，也少有观众上门。”
我有保留地同意魏明伦有关戏剧危机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戏剧观众少，不完全是戏剧的水平问题”的看法，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戏剧目前面临的最关键或最迫切的并不是创作领域的问题，而是传播手段的问题。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尤其是拥有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一宝库、拥有无数优秀的演艺人员，却缺乏在目前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品与名角介绍给大众的途径与手段，这是戏剧在电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面前打了败仗的主要原因。确实，戏剧界很不善于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为戏剧的市场化运作开路，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好好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辈艺人和剧场经理、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小剧场话剧的制作人学习。
当然，作品方面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说现在“不是没好戏”的时候，这“好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把哪些戏看成是“好戏”。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戏剧家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主管部门的指导从事创作，却丧失了追踪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演出的本领，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用管理作家和画家的方式管理剧团，在强调“出人出戏”的观念指导下，重创作轻演出，不是为演出而创作，反倒经常是为创作而演出，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越来越显疏离状态。因此，当我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时，所依据的并不是观众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心里常常想着观众的编导，他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所依据的也只能是想象中的观众的趣味，未必真正切合与普通观众的爱好。比如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戏剧家们曾经很轻率地把那些所谓有“创新”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的“创新”纯粹是无意义的瞎胡闹，也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戏剧家们非常简单化地把某些表现了貌似深刻的“哲理”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所谓的“哲理”是别人早已经说烂了的陈词滥调。20世纪50年代初欧阳山尊主政广东戏剧工作时提出的“好睇有益”的口号，就遭到多次批判；假如用魏明伦文章里所用的“文娱”这个词来衡量，几十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主要是在向着“文”的方向发展，而在“娱”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像魏明伦写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易胆大》这样文、娱兼长的剧本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承认，戏剧既需要“娱”，也需要“文”，真正有深度的好作品未必一定是普通观众喜欢的作品，审美欣赏上的梯阶是存在的，但是，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乃至艺术业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必须以绝大多数虽然不一定最优秀、却非常之符合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的作品为支撑。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剧之所以发展迅猛，就是由于有一大批被魏明伦视为“陈旧不堪”、却深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在支撑着。假如这门艺术只剩下一些专家们说“好”、却不能为普通观众接受的作品，那么这门艺术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套用的说法，艺术确实需要不断发展提高，但是“提高，应该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更何况近几十年里得到圈内专家们认可的那些“好”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大比例确实称得上“好戏”，还需要重新评价。专家有专家的视角，观众有观众的爱好，审美的丰富性正赖此而得到保证。然而当戏剧与演出市场渐行渐远，观众通过演出市场上的自由选择体现出来的审美偏好对戏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时，戏剧就越来越变成为少数戏剧家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形与卡拉OK最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公众检验和评价，即使再荒腔走板的演唱也尽可以自我陶醉。在这样的背景下奢谈什么“人材辈出，好戏连台”，就显得有些可笑。
其实，正如魏明伦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戏剧没有市场，却有赛场”的怪现象确实在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存在。但魏明伦没有看到，“没有市场”正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戏剧赛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市场”，失去了市场这个重要的维度，戏剧家们只能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这惟一的途径以确认自己的艺术水平与价值，一个戏是不是“好戏”，也只能完全由各种戏剧节的评委们来判定。戏剧家们越是完全依赖于赛场，各种各样的戏剧比赛的弊病就越是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颇似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而在那些演出市场比较健康的地区，对那些比较适应演出市场的剧团而言，戏剧比赛的负面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它之推动戏剧健康发展、帮助剧团与演艺人员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