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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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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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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__），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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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坛上一般是否应该进行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而它最终只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大学的任务所取的观点来决定。韦伯批评了种种不合时宜的德国教授们在大学课堂的言行，认为“如今的大学生在教室里应当向自己的教师学到的东西，首先是熟练地完成给定的任务的能力；其次，承认事实，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实，然后把关于它们的规定和自己的价值态度区别开来；第三，使自己服从职责，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个人兴趣和其他感受的冲动。”提出在每一项职责任务中，承担任务者应当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属于职责的东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爱与恨。
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指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研究者在涉及社会事实时，应当克制对它公开发表个人见解，韦伯写道：“一个职业‘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的话，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对时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动’。”韦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做学术报告时需要回避价值判断，不借科学研究来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概念。
韦伯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即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所谓价值无涉是指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需要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学界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的郑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间的争辩。
李金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是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在《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写道：“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如在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主张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决拒斥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
郑杭生教授对“价值无涉”立场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中写道：“‘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郑杭生教授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代替“价值中立”。他在《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与那位批评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学性，在坚持科学性上我丝毫也不亚于他；分歧在于科学性能否通过所谓‘价值中立’来达到。我认为通过所谓‘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来，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
在我看来，对“价值无涉”我们应该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认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彻底地抛弃。“价值无涉”原则在韦伯那里是一种原则，而非方法。是以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的，这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态度。因此，我认为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大学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价值判断、发表其主观性的评论。以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老师的思想，使大学课堂充满活力、学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课堂讨论，增加其知识，开阔其视野。
参考文献：
篇5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6
毕业论文写作或科研创新项目工作，不是写教科书，不是写文献综述，而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是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北京高校非工科类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价方案(试行)》对毕业论文提出三个评价基元。第一评价基元，是评价选题质量，要求选题体现本学科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中对知识能力结构的基本要求，选题要能够解决本专业的某个理论、方法或应用研究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第二评价基元，是评价综合运用知识、文献、研究方法和手段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评价基元，是评价论文或设计项目在解决问题等方面的理论价值或实际价值。《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分标准》对毕业论选题提出了科学性、创新性、应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对科学方法的运用提出了论证充分、论据确凿和逻辑性的要求，对论文的写作和文献引用等也都提出了符合现行科学论文标准的要求。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毕业后在各种岗位上会面临接受领导和客户交给的工作委托，撰写调研报告、写计划书和专题研究报告等。所有这些委托都向我们培养的学生提出发现问题及其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挑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基本的科学素养，是高等学校应当给予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或科研创新项目活动就是这种重要的给予之一。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或科研创新项目的活动，是直接尝试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发现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更是直接尝试锻炼和展现自己科学素养能力的极好机会。
学生毕业论文或科研创新项目的活动也是反映学校教学和科研管理水平和教师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在检查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评语中可以看到，一些教师对学生的选题判断有误，把写教科书的选题、写文献综述的选题、把超出自己专业能力的选题，都作为合格甚至优秀的选题批准开题，甚至成绩也评为优秀；一些评语不能判断毕业论文在立论、分析、写作和文献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评语抽象笼统，优缺点缺位等等。这种现象不仅在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中存在，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中也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还很严重。这些都反映了教师本身有待于改进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管理层有待改善对论文评阅环节的控制。当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完成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实际上也折射了我们在指导学生培养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和整体管理能力上的缺陷。教师阅读和评论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是培养目标所要求的职业责任所必需之外，还有两个有利于教师的“利己主义”理由：一是，检查和锻炼、提高我们自己发现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阅学生论文中所得到提高的这些能力，不仅有助于教师之间的学术批评与讨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校外其他部门委托的各种评阅工作。二是，学生选题的多样性、资料和证明的方式多样性也为指导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指导和评阅学生的论文实际也是我们从学生那里获得新知识的过程和好机会。
篇7
关键词： 韦伯；韦伯热；社会科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Key words： Weber；Weber hot；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religious sociology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81-03
0 引言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著述。他在社会学界声名显赫，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称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
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不但通晓多个国家语言，而且著述涉及各个研究领域。正如科塞说评价的那样，“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1]韦伯开创的“理解社会学”使其分析和认识的深度达到了绝对深刻。也就是说，他不仅在学术的广度这个面上具有百科全书性，在认知的深度上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所以，科塞又评价道：“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介入许多事物，从斗争脱身时常常身上带伤，有时甚至被打垮。但是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这对下几代的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是一份丰富的财宝。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果和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2]。
自韦伯作品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以来，韦伯便开始为英语世界学者广为关注。随后全球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研究韦伯的“热潮”，甚至，韦伯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了绕不开的人物。即使在今天，韦伯仍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常常发问：为何动辄韦伯，为何开口就马克思・韦伯？可以说，韦伯作品震撼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经久不衰。“韦伯热”起于何时？就社会学角度而言，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基本维度研究“韦伯热”？“韦伯热”的背后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1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1.1 “韦伯热”的三个阶段
韦伯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由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翻译和介绍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英语世界。这构成了后来各地兴起“韦伯热”的渊源。此前，韦伯很少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了解，甚至在“二战”之前，韦伯的影响也不甚大，其学术影响也是有限的。
按照苏国勋的归纳，“韦伯热”包括三个历史阶段。除了帕森斯将韦伯的思想引入美国后掀起的第一波“韦伯热”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韦伯热”反馈回德国，于70至80年代出现的“韦伯复兴”热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场旨在恢复韦伯思想本来面目、深入阐发其学说精义的潮流，其重点一直是纠正帕森斯对韦伯的曲解和附会，重构韦伯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阐发韦伯[3]。在此意义而言，没有帕森斯，包括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韦伯的“帕森斯化”，也就不会有“韦伯热”，至少“韦伯热”将会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需要，西方的学术作品开始被引进翻译成中文。而当韦伯作品翻译进中国之始，社会学界即掀起了“韦伯热”。 苏国勋认为，韦伯的思想正是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开来的。1987 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问世，韦伯的学术思想才开始为中国读者所了解。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韦伯研究热潮开始东渐[4]。这是“韦伯热”的第三种形态。
1.2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韦伯热”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现象，而是几乎遍及全球、发生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韦伯研究专家苏国勋所阐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韦伯热’出现于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论”[5]。笔者认为，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可以作为解读“韦伯热”的两个基本维度。
1.2.1 研究方法论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其理解社会学基础上阐发的。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他的方法论就是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浓缩为三篇论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7]。韦伯方法论的精髓基本上都在这三篇精炼的论文中体现出来。首先是作为概念工具的“理想类型”。我们知道，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其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而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韦伯认为没有一种科学系统能够重视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无限多样的具体现象。全部科学都包含抽象，也包含选择。然而社会科学家在挑选概念工具时很容易落入一种困境。如果他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他就容易丢掉现象的特征。相反，如果他使用历史学家的传统概念，把现象孤立化、特殊化，他就无法把这一现象同相关现象进行比较。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就是要避免落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8]。后来，“理想类型”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分析模型而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韦伯还通过理想类型这个分析工具、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9]，将统治的类型划分为合理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10]。其次，是提出了价值中立或曰价值无涉与和价值相关原则。这两大原则至今仍被学界广泛讨论。
1.2.2 宗教社会学
韦伯一生都处于学术创作中。在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著述等身”来源于其从不间断的学术思考。也许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思考使其能够跨越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国家进而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比较研究。比如，1912年，他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这一问题出发，第一次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 这一支配其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走向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韦伯对新教伦理以及后来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以及未完稿的伊斯兰教的研究构成了其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热”的内核。而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亚洲掀起“韦伯热”的基本内容。
在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之前，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为学界广泛熟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韦伯还是另辟蹊径从与马克思分析基础完全相反的视角做了分析和研究。韦伯是通过精神因素（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研究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在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11]。他通过比较福格和富兰克林的话语体系认为，福格的话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12]。“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3]。他认为，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禁欲观”和“职业感”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主要是通过宗教的视角分析）与该民族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作韦伯后期学术研究的基本旨趣。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鸣。
韦伯对中国宗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后续研究。韦伯比较了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世俗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与佛教形式更加鲜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世俗及其秩序和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4]。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5]。与清教徒相比，中国的，无论是在官方的国家祭奠方面，还是在道教这方面，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16]。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17]。而清教主义代表一种与儒教截然相反地理性地对待世界的类型[18]。“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视为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19]。这构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木主义的客观原因。韦伯在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后说，“这种无情的、宗教上系统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义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有助于创造优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人的‘精神’，而这种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儒教适应现世的生活方式虽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内地被决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却是由内到外地被决定的。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以现代经济的职业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20]。
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和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恰恰是相对的。但是，学术上的分歧并不代表韦伯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否定。事实上，韦伯是非常肯定马克思的。包姆加凳在《马克思・韦伯：行动角色》一书中曾援引韦伯对其慕尼黑的一个学生所说的话：“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你才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开创的。”[21]
2 “韦伯热”的背后
2.1 对“韦伯热”的简单述评
韦伯的思想是一个体系，通过肢解的方式将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分开往往会断章取义。但韦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单门独户”的――事实上，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对韦伯的理解都是通过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通过韦伯的各个专门问题的翻译和研究进而达到对整个韦伯的认识的。这也是韦伯的学术著述与众不同之处之一。
在“韦伯热”的研究中，对韦伯学术的毕恭毕敬偏多，但对韦伯的批判少之又少。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不可能毫无破绽。如果不管具体的时空环境，只是生搬硬套韦伯的观点，那么既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韦伯”的曲解。事实上，因为特定的时空背景，韦伯的学术见解中也是有瑕疵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说明了传统的儒教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很多学者呼吁，应该挖掘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促进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
2.2 韦伯命题与环境问题――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韦伯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释，则是现代化理论的发轫，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22]。
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教义的世俗版本[23]。而清教徒的“天职观”事实上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提供了精神动力。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消费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consumption）的根源[24]。所以，韦伯命题和当前环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3 结论和讨论
韦伯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律、宗教、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而且，仿佛韦伯的任何讲演都会对学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即使在社会学领域，韦伯的研究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宗教社会学以外，韦伯关于法律社会学、统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现在似乎都已经成为经典。所以，“韦伯热”也不是韦伯在某一个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热”，在某种程度上“韦伯热”已经如同其学术研究那样，形成了一个体系。而本文仅仅是就社会学领域的“韦伯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两个方面进行侧重分析，力图通过这两个基本的维度对“韦伯热”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而要深入和全面地理解韦伯，深刻地阐释“韦伯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就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的研究兴趣而言，可以预言的是，“韦伯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届时，“韦伯热”会有更多的维度。
参考文献：
[1][2][8][21]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J]. 社会，2007（5）.
[5]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R].中华读书报，1998-4-15.
[6][9][10]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20] 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篇8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研究是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和途径，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分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在继承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而进行融合与发展，形成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复杂，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既促进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文以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2006～2008年所刊载论文为数据源，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试图总结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准确、充分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个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对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废，方法研究是学科研究内容的一部分。［1 ］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紧接着乔好勤先生在该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2 ］运用统计方法对《图书馆学通讯》等三种专业刊物1980～198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层次说法，即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随后出现了有关图书馆学方法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图书情报方法论》。［3 ］
从宏观上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基本得到认同。对一般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的探讨，也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具体的技术层次，中间层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层次，最高层则是哲学层次。［4 ］图书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引进和移植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于图书馆研究，可分为：信息获取方法（主要指调查法、统计法、试验法和历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论、新三论等）。［5 ］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探讨的文章很多，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普遍认为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另外从研究的性质来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方法。随着对此研究的深入，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会不断地得到完善。
3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取了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作为调查对象，具体统计了2006年~2008年间各期刊学术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小部分数据来源于各期刊主页。在数据统计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资料类文章，如征文通知、会议通知等（见表1）。
4数据统计分析
本文总共统计了8159篇学术论文，通过对所选的各篇学术论文，逐篇分析其篇名，个别文章查阅了摘要、正文等详细信息，根据各科学研究方法的含义，归纳每篇论文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方法归纳为15小类（见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难准确判断，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从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论文合计总数（8273篇）大于调查的论文总数（8159篇）。在计算各类研究方法的论文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数时，是除以调查总数（8159篇），所以百分数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论分析法
运用理论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归纳与概念推理类研究，以及思辨类的学术论文。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论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共29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5.593%，理论分析法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运用主要受到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影响，图书馆学从目前来看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且人文色彩比较浓厚；我国图书馆界也有重理论的现象，这与国外主要以定量方法为主、重应用有很大不同。随着其它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变化，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多样化。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过渡的过程，图书馆学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
（2）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
在调查的学术论文中，运用操作实验法的共有830篇，占到总数的10.173%。这类论文主要研究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系统开发设计、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组织等。随着图书情报工作环境、研究对象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关于技术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调查研究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调查是获取原始数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图书馆学研究中主要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网络来收集数据资料。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一共745篇，占总数的9.131%，调查方法的运用在调查数据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说明研究更贴近实际问题。
（3）实例分析法、历史方法
实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体的实例来介绍经验或说明问题，论文中主要是以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或科研院所图书馆、国外有名的图书馆等为例子进行分析，对于其它图书馆的建设、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起到了借鉴作用。
历史方法主要用于论述关于图书馆事业史、人物评价、文献学、目录学等内容的论文，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专门开辟了关于图书馆事业史、文献学的专栏，历史方法的论文在调查论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
系统方法主要是用系统的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这种方法对我们认识研究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有的文章不能明显地看出是运用了系统方法，但是系统方法贯穿于观察问题的整个过程。管理学方法是将管理学的方法移植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图书馆在机构建设、运营方面都要运用到管理学的知识方法。
（5）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
数理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理方法的学术论文有3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726%。数学方法的运用，也说明图书馆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定量地揭示研究对象，随着本学科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方法将继续普遍化。
文献计量学方法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文献量、作者数、词汇数等的定量化研究。调查的论文中运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调查论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较低。文献计量学方法也应用于其它学科研究，从CNKI数据库中我们以“文献计量”为题名，可以粗略地检索到6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很多其它学科研究。
比较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相关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比较，揭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
经济分析法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当中，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营销、资源共享效率评价、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的经费问题、资源服务的经营模式等等。
（6）控制论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
明显运用控制论方法的论文很少，调查中只有79篇。占到总数的0.968%。但是控制论的思想在很多论文中都有所体现。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在所调查的论文中，明确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总数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为图书情报学科的一种专门方法，运用也很广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为题名可以检索到1200多篇论文。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传播学领域，是一种客观的量化方法，是从大量样本进行特征识别的系统方法，具有统计性，是一种从公开资料中萃取情报的重要方法。因为它是新方法，统计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专利分析方法、社会网络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传播学方法、医学理论方法等等。
5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5.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根据表2数据，我们可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实例析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控制论方法，百分比总共占到61.62%；第二类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百分比总共占到26.584%。从数量来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还很小，这是由于理论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对于图书馆学的科学研究，目前来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对于具体问题，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点，用哪种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其理论分析就显得没有深度和广度。随着学科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发展的趋势。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已经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等。定量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更精细、更科学，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学科的发展。［6 ］
5.2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与网络信息、信息系统等有关的技术性研究论文数量会不断增多。在表2中，操作实验法所占比例为10.17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技术的发展还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实现工具。［7 ］研究这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以网页形式的网络调查、用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软件（如QQ）的调查、［8 ］电子邮件调查等，这些都为更好地完成调查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搜索引擎的运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务器记录和保存了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过程，这种数据称为使用记录（transaction log），使用记录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另外，计算机还可以辅助研究者进行定性数据分析等。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产生了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链接分析方法，这都是现代信息技术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5.3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学方法、数理方法、经济学方法、内容分析法等都属于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这些都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移植了许多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在学科的发展中，一方面要具有从其它学科吸收养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为其它学科提供养分。随着图书馆学科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者会大量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其融入本学科研究之中，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来为研究服务。
5.4实证方法的应用
调查研究法、实例分析法就属于实证性研究方法，从表2中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来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实证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获取研究对象客观数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考察研究对象各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它是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通过实际数据分析，连接了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水平、学术地位的提升。
总之，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有适用的条件。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将成为图书馆学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利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复杂的研究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是多元化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与互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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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 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的简述
教学设计处在教育技术学的核心位置,其研究是否成熟可以作为教育技术学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然而其理论研究仍存在许多困惑和误区,一些研究者常常将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来作为教学设计的研究方法,用学习理论研究方法来推衍教学设计理论研究方法,一些研究常出现“偏”、“错”、“越”的状态,而且有的研究者分不清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将二者等同,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
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哲学取向和原则,它关注的不是某一具体研究方法,而是对指导现有研究方法运用的理论体系的反思。[1]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科学方法论,包括培根的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笛卡儿的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以及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方法。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2]三者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教学设计方法论是指导教学设计研究的思想体系,其演变受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它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类方法论作为其支撑:一是理性主义教学设计观,即科学主义教学设计,主要是以客观主义的决定论为基本原则,以可预测和线性为基本特点,强调教育教学的规律性,强调知识的明确表征以及教学设计研究体系的规则化和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二是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观,即后现代主义教学设计观,主要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肯定了人的意志、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以及人的本能冲动,强调知识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根据教学情境进行反思、诠释、批判、行动、共同构建、实践、欣赏和进行艺术化的工作。由于超文本技术及网络技术开放性的特点能很好地实现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的思想,所以后现代主义对教学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科学主义教学设计与人文主义教学设计都各自把握了教学过程的一个方面,要么看到教学的规律性,要么只关注教学过程的复杂性,二者对教学过程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从两级走向多级是教学设计方法论选择的必然。然而面对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应该从哪些方法上进行选择?什么方法是最适宜的?下文将给以建议和对策。
二 教学设计研究问题的取向
对于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的探讨,只有在明确教学设计研究取向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或“避重就轻”。教学设计从产生至今,研究取向正在逐步发生着变化,研究这些取向发生的变化,以及研究它的现状和方向,对于合理选择教学设计的研究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学设计在我国研究的20多年中,对于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的阐述,杨开城先生的研究比较详尽。他认为,教学设计研究取向大致可分为两种:基于教学策略要素或教学模式(以下简称基于策略/模式的教学设计)和基于学习活动的教学设计。[3]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要素间关系上,基于教学策略/模式的研究取向将教学方法、教学媒体、教学组织形式等要素看作是并列关系。而基于学习活动的教学设计的研究取向认为学习活动是达到学习目标的最核心的方法性要素,学习活动、学习环境和知识传递这些方法性要素形成了明显的层次和从属关系。
陶丹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学设计》一文中,根据1994――2007年的文献分析,教学设计的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三类:(1)本体论研究:“概念,含义,定位”、“历史,新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方法论”、“模式,模型,框架”和“设计原则”五类研究;(2)理论基础研究:“理论基础,基本理论,设计观”的研究;(3)应用研究:“课件、网站、课程等设计方法”和“应用中具体问题解决”两类研究。在这三种研究中,本体论研究大约占53%,理论研究占26%,应用研究占21%。[4]可见研究者通常放在本体论和理论基础研究上,而应用实践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只是将教学设计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而不会真正发挥其价值。另外,很多教学设计的研究者经常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状态,因此对于文献所分析的内容并不能完全说明教学设计应研究的内容。那么教学设计应研究什么?我们需从其根源进行探讨。
加涅说,教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促进人类有效学习”,这就决定了教学设计的研究应源于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应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最终体现。[5]美国教育研究理事会经过多年的研究将大量的教育研究问题归纳为相互关联的三类形式的问题[6]:描述性问题――正在发生什么(理论和描述性研究)?因果性问题――是否有系统性的影响作用(因果效应研究)?过程性或机制性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或是如何发生的(因果机制的探寻)?这三类问题的顺序也正好反映了一项研究的大致发展次序及其相互联系。
教学设计研究要解决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促进老师的“教”来提高学生的“学”。依据教育研究问题的三类形式和教学设计中的关键概念,我们可以用如下表格来描述教学设计中的研究问题。
三 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般来讲,教学设计在研究时需使用的方法为三种: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与专门研究方法。本文探讨的是一般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即研究“质”“量”问题。概括来讲,质性研究通常用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来探讨意义解释类的问题,量的研究是通过问卷、实验、测量、统计等方法来检验可概括的理论假设。两者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有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非常复杂而充满意义的,而且意义的解释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必须通过研究者的主观参与才能理解。后者认为,人世间的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系,通过数据分析能够相对精确的揭示这些关系,并能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7]显然前者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来揭示意义的多重性和情境性,后者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才能用量化的方式对现象进行因果关系的计算。
质性研究不同于定性研究,它们的共同是“解释阐释的”,即都对研究现象进行意义解释。但是不同的是,质性研究还要求是“实证的”,不完全是“思辨的”,即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有实地调查和一手资料的支持。质性研究的规范、系统、相对精确是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对量的研究过于泛滥之后,不仅对实证有明确要求,而且在研究程序、方法、技巧以及“效度”“信度”和“研究伦理”等问题上逐步科学化。可以说,质性研究是“后科学的”,是发生在科学主义之后的。
对教学设计研究中的方法选择,不同研究者主张不一。很多时候,针对同样的现象,不同研究者视角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研究问题并使用不同的方法。许多研究者认为,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等同于没说。因为“质量”研究从其本源上来讲所遵循的理论范式、研究程序、操作技术、价值取向都有着本质区别,所针对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另外,很多研究都是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综合起来使用,这对于解决问题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要树立清晰的方法体系,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最好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取向,这样才使得研究准确有价值。
基于上文探讨的教学设计的研究问题的取向,以及教学设计本体论性质和各类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一般研究方法)的性质,我们可以用表2来描述教学设计的方法。本文讨论的目的,不是确定教学设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内容来明确自己研究方法的属性和选择。教学设计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个领域主要的研究范式为:实证主义、解释主义与批判理论。量化研究属于“实证主义”,质性研究属于“解释主义”,而行动研究属于“批判理论”。“质”“量”研究都属于“学术导向”,目的是求真,了解和理解事情“是什么”,而行动研究属于实践导向,目的是求善,探讨的是“应该是什么”。在我们教学设计的研究过程中,“质”、“量”研究历来是研究者所崇拜的取向,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在近几年,行动研究受到教学设计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行动研究将是教学设计的“第三条道路”,它以反思为基础,认为行动中的知识很难用语言来解释,只能在具体环境和问题解决中才能了解到行动者的“真实想法”。但是行动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因其在研究中可采用量化,也可采用质性方法。但在教学设计行动研究中,大部分人用的仍是量化研究,比如何克抗的《信息技术环境下问题解决教学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质性研究将更适合于教学设计的行动研究,因为质性研究强调反思,符合行动者在研究中反思并及时进行调整的要求;质性研究还有对大样本和严格实验的要求,对行动者更便利;质性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用在行动研究中,还能纠正一些弊端,如研究者的研究内容脱离实际等。
本文关于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的探讨,笔者认为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对教学设计研究内容的概括不够细致,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选择缺乏实证等,仅仅是依据理论及文献,笔者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在教学设计的方法研究中有更多的学者可以参与进来,使得教学设计这个桥梁学科能够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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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420篇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文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388篇，比例高达92.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19篇，约占4.6%;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13篇，约占3.1%(见下表)。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而言，总体还处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偏重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少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对二手文献以及翻译文本的解读基础上，同质化研究较多。这说明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不成熟，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1.经验总结法居首位，实用主义倾向较为明显
经验总结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近20年来，使用经验总结法的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在43.5%~60.4%之间波动(见图1)，平均占论文总数的51.9%(见表)。这些研究成果题名大多包含启示借鉴思考探析等词汇。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经验总结法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取向和应用性特点--立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获取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吸收借鉴相关的理论和经验，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质言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借鉴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实践为落脚点。这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受借鉴模式自身的束缚，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其自身的知识特性;同任何应用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研究离不开学术性指导，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外国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介绍及学习，鲜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思考与探索，这使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方法论指导和方法自觉。
2.传统思辨方法仍占优势
思辨法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比例为32.1%,居第二位(见表)，如果对经验总结类文章进行细分，其中多数论文均具有思辨的成分，即使是划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文章，也渗透着思辨法的身影。由于学界传统的学术训练以思辨为主，因此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和采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尚难有较大突破。有学者在总结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认为，运用归纳的理论化方法进行体系建构,在这一致思路径下，多数学者立足文献证据，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梳理、介绍和阐释以及对各国实践经验、规律、趋势的调查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对象、方法等抽象概念的认识.通过逻辑推理的思辨研究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倚重的方法，但如果研究者只乞灵于逻辑思辨，忽视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对现象形成的脉络、根源和背景的实证研究，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始采行
自1994年以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文章在每个时间段仅有零星数篇，总共只有19篇，所占比例为4.6%(见表)，但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经验总结、思辨、历史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调查和实地考察。即使在19篇量化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通过文本研究、已有数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现象。通过对量化研究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调查研究的作者大都来自高校，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国外某一院校通过短期的参观考察开展学术活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得到新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书本和网络来进行，必须深入到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中参观调查、感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化的研究。当下很多学者提倡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应用还非常少，共有13篇(3.1%)，其中12篇文章为个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2]《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3]《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4]
虽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但是也开始逐渐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呈现增长趋势。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以服务于研究目的为原则。部分研究者除了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以外，同时引用了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方法的采用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耦合。
4.历史研究尚显不足
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35篇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论文总量的8.3%(见表)。从图2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法所占比重偏低，历年来波动幅度也较大，最低为4.7%,最高为11.0%.历史研究法应用较少，侧面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性和文化性关注不足。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探索本质和规律。历史与现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历史研究法的缺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解与阐释，若脱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忽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高峰、傅安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状况，以及中德、中美德育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5]一文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西方德育的历史主题，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美国品格教育所蕴含理念的借鉴和反思;《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6]一文梳理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发展、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历史研究法可以用来反思既定理论，避免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从何而来;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前瞻
研究方法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健全程度与理论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向。通过对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研究方法为利器，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
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
多元整合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平衡，以改变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失衡的状况。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合。打破某一种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消解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为既定的研究目标择取最佳研究方法，扩大研究方法的库存，并致力于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在科学的整合作用下也能相得益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反思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把握，摒弃单一的传统研究取向，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2.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踟蹰不前。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以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应用为落脚点无可厚非，但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必将制约其向纵深处发展。学科的发展诉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研究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思考。只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才能让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很好地服务于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实现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超越，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有效的研究训练就难以做到准确、合理运用研究方法。高校是硕、博士的主要培养单位，也是高级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尤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意识，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后备人才。
3.注重对历史文化的观照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描述和引介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多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单纯依赖文献资料进行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隔离的，被研究者成为同质化的、悄无声息的客体。由于缺乏相互的交往与对话，难以产生对被研究者内在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洞察、理解和反思。研究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有必要以历史的视角，兼顾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照。相比借鉴,我们更强调理解,提倡细致深入地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等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地考察，且充分考虑其流变性特征，[7]唯有如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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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民族志与影视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特定的一组人群。
Hymes (1982) 认为民族志旨在讨论和了解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模式等。它是一种质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描事件或事物、访谈及文献研究等。同时，它也是一种解释性的方法，根据现象解释、挖掘内在的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影视民族志是以电影或各种视频为模板，用观察、记录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共同探究其中的教学和文化等有理论价值的东西。Sarah (2003) 认为影视民族志是通过保留影像和视觉记录等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研究者通过看、听和感觉现象，诸如通过电影，可以探索内在的语言和文化。所有的电影、照片及艺术作品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随人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在变化。因此Sarah (2003) 认为为了能够理解这些产物，我们有必要使用影视民族志。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描述性分析方法。Ball (2001) 认为它用来描述文化现象并使这种现象具体化和细致化。它的运用可拓宽对文化及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研究内容。它是一种更多地被运用来挖掘影视作品中隐性文化和与教育相关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它深受教育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应有它的价值舞台。
二、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主要论文选题来源
笔者通过给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及新华学院的新手英语教师（教龄在5年之
内）发放调查问卷及从统计调查数据来看，大体上，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论文选题会从以下三个方向入手。
㈠ 从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入手
在现阶段，大部分大学新手英语教师在选题写作时，都会围绕英语学科教学的某个点，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或值得推广的做法的文章。这部分文章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强，但论文题目和内容都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常出现的论文题目如《对提高***的几点认识》等。此类论文比较普遍。
㈡ 从书评和读后感入手
一部分专修文学的大学英语教师更善于搜集各种文学作品或别人的书评来
分析，当作启发和借鉴。他们挖掘作者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或作品留给后世影响等。有时，当读完一部作品，读者需要撰写读后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作者可以利用作品、书评等各种来源撰写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文章，但此类文章多数缺乏新意，实用价值不高。
㈢ 从原有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写更深更广的题目
一些英语教师在原有的作品或论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作品或论文的内涵，引申其内在的有价值的理论部分或显为人知的知识，如《海明威的研究》等。探索此类题目需要教师阅读大量的书籍并有长时间的知识的累积，这无疑给新手教师的写作增加了难度。
以上是根据调查所得的三种基本写作来源，除此之外，笔者想要探究一种新的科研思路，帮助大学新手英语教师从事科研创新。
三、影视民族志在科研创新上的应用
创新是一切科研成果的核心价值，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主要追求。大学英语教
师需要有创新的思路，撰写有创意、有价值的论文。为此，影视民族志为新手教师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撰写模式。影视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过程，其具体操作过程有：
㈠ 实证性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们应重点搜集证据，诸如有意义，值得讨论和探究的英文电影等。观看此类电影界定需要探索的问题，如在电影《窈窕淑女》中，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影片发现其中的一些口语教学方法或理论等。界定问题之后，就需要搜集记录数据解决问题。在记录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多次观看整部电影或电影片段并记录电影中相关人物的对话，场景等。这些记录被视为第一手资料，用作证明"猜测论点"的证据。随后，整理统计分析证据，撰写"猜测论点"，完成这一阶段的实证性研究。
㈡ 文献研究
实证性研究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做文献研究，搜集大量与"猜测论点"相关的文献，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论点"或填补未知论点，做到论点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引用影片中的对话、场景等作为论据说明以此达到论文的客观性。
影视民族志是一种有别于其它的研究方法。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将可以开拓新思路，从多个视角更为客观地研究教学及中西文化等问题。在电影中研究教学和文化，其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为现实教学服务，从而获取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相信在将来，更多的大学英语教师会通过使用影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并为英语界做出不少的贡献。
*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课题项目，编号为10XH09
参考文献：
[1] Ball, M.(2001).Remarks on Visual Compete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ractice: The Visual Availability of Culture [J]. Image-based Research. 131-145.
[2] Brown & Gillian (1990).Cultural Valu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J]. ELT.44,1,17.
篇12
物理学是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其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所言：学习物理学，就是要学习怎样由未知进到已知的科学求知方法，就是要学习如何尝试和纠错，就是要学习一种普遍的自由探索的创造精神。大学物理课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传统的理工科物理必修课为了培养研究和应用型人才，是为理工科学生后续课程学习打基础，所以很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应用性”，并且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采用统一闭卷考试。受此制约，物理学教育的育人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针对非理工科学生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来弥补普通物理教育的不足。大学物理选修课对体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特别对提高非理工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起着重要作用。
一、大学物理选修课教学目标
大学物理选修课程教学内容并不是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的缩减，不能把大学物理选修课程体系当作理工科物理体系的缩影。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力图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物理学的基本内容，即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培养学生独立探求知识的探索精神；提供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开拓视野，让学生了解物理学前沿；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物理基础；了解物理学与社会、环境、能源等方面的关系，物理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有什么贡献与影响；了解科学家创造性的工作特点和研究方法，获得科学方法论的教益与启迪。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针对这一目标，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应通过身边的物理、生活中的物理以及工程技术中的物理直到最新科学动向(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反物质世界等)导入物理基础知识，应强调：
1、定性与半定量，对计算能力要求不高[2]
由于非理工科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高，因此为了让此类学生对表现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有明确直认识，应采取定性、半定量及适度的定量方法来阐述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规律。注重教学内容中的语言描述，降低物理学科中的定量要求，给出清晰的和较宽阔的物理图像、科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并注意将研究方法、思维方法渗透其中，以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领会了方法。[1]
2、增加物理学史的讲授，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物理原理和物理概念
每一个物理概念、每一条物理定律的形成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少不了物理学家的科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历史行程。回顾这些物理概念、物理定律的逐渐建立的历史过程，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概念的内涵，正确运用物理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3、从哲学角度考察物理学的思想根基古代物理学的理论形态实质上是自然哲学，它是未分化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把自然界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认识它。从16世纪起，自然科学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物理学开始了它的近展时期。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物理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辨证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客观的东西都是永恒的运动和变化的，它从不把自身的理论当做一部不变结论的汇集，而看做是同样必然地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这样的思想贯穿在物理学里，如：物理规律是普适的、场是运动变化着的、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能流是有方向的等等。
4、物理学方法论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物理学家对物质世界的物理现象和事实进行科学实验和科学思维，在建立物理概念、揭示物理规律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研究物理学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从而产生了物理学方法论的科学。物理学的方法论是介于哲学原理和物理学理论之间，对物理学探索和物理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普适原理。课程中应向学生介绍研究物理学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观察和实验、科学的抽象、理想实验的方法、类比的方法、假说和模型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数学公理化的方法等等，培养学生多维化、系统化和信息化的科学思维方式。
5、内容广而新
覆盖面要广，除了介绍物理现象、物理规律的产生、发展、应用，更要阐明物理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物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物理规律在生产实践、生活实际和科技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量扩大，知识更新速度快。物理学在近生了重大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科学，并在实践中获得了重要应用。因此课程要充分体现近代物理学的内容以及当今某些物理前沿内容及其重大应用，以便学生对最新的物理学理论、应用及科技发展动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1、教学方式
大学物理选修课不是进行系统的物理学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而是从欣赏的角度，以科普的形式，力求轻松、有趣，侧重身边物理、生活中的物理及趣味物理，以消除学生的恐惧心理，这样学生渐入状态，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会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在教学安排上，可以不强求系统性，不严格遵循物理学发展的顺序，而是根据一些起源于物理学、现在已渗透到各学科甚至人文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如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物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地球系统、环境科学等。[3]
大学物理选修课的主要对象是非理工科学生，不需要讲授繁琐的理论推导过程，故传统的“边板书、边讲授”的方法不适用，而应尽量多地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4]。教师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阅读文献，收集和制作课件、图片、flas、音像影视资料，做到音像图文并茂、生动直观、引人入胜地传递教学信息，以便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方式
与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的理工科物理不同，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不采用解题、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而可以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让学生查找文献撰写专题论文；撰写读书报告、课程心得体会；由学生独立完成演示实验或自我设计探索性实验；甚至分组研讨某些物理问题或口试答辩等等[5]。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和最成熟的自然科学。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要求课程结构要趋向综合化，文理要相互渗透。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弥补普通理工科物理教育的不足，对非理工科学生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具有启迪思维、萌生感悟、提供思想方法、树立创新精神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促进作用。【参考文献】
[1]徐婕，詹士昌，杨建宋.加强文科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180-184.
[2]周雨青.东南大学文科物理教学改革的反思[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2):89-92.
篇13
一、相关背景
(一)概念阐释与理论实证的概念界定
实证与阐释二分对立是指社会科学中思潮、传统或范式的不同流派。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类似自然学科的研究框架,研究者把人看作外部的研究对象,利用建立的理论和模式对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基于事实与研究者的观察。阐释主义的研究更加依赖被研究者对其自身行为和情况进行的解释,因此阐释性研究者试图进入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通常采用定性的方法和归纳法。
理论实证主要是指通过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理论用假说演绎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过程。概念阐释方法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和归纳法对某一概念进行描述。
(二)近期国内外旅游研究方法进展
现代旅游发源于西方,西方国家比较注重旅游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实证研究。相比之下,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时常抱怨国内很多发表的论文结论不知道从何而来。这便是国内对旅游研究方法缺少科学探究的结果。不可否认,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中国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差距。谢彦君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陆林通过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虽然国内的旅游研究综述文献已不少见,但专门对旅游研究方法作细致分析的却不多。
国内学者对近年《旅游学刊》发表的400多篇论文进行整理后,分析出中国旅游研究方法现状: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为定性研究,且主要处于传统定性阶段(即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作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具体方法大多运用理性分析,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野外考察获取资料。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成熟,现代定性方法(即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所占比例还相当小,资料来源虽有扩展(如网络、报刊资源),但仍不够广泛,观察法、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应用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在这五年内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研究不断趋于规范化,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学术研究规范接轨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缺乏规范性。
总体而言,国内旅游研究方法还是以概念阐释为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根结在于国内旅游开展较晚。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情况下,依然以概念阐释的传统定性方法为主,缺乏规范性成为必然结果。在国外的旅游研究方法中,尤其是美国学者受经济学实证方法广泛应用的影响,使其在方法论上常以科学的理论框架做依托,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在国外的进展与其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理论实证方法的优越性以及在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应用比较
休闲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这给开展休闲与旅游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中,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一)旅游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
对于旅游研究方法的探讨,理论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更多体现在对研究方法进行方法论上的界定,对科学研究与社会研究进行甄别,对研究类型进行考究。其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包括研究过程要素的界定和方法论范畴适用性的探讨。国内学者在理论体系构造中则较为匮乏。
研究项目计划制定以及准备研究提案的过程包括九个要素,分别是选题、查阅资料、设计概念框架、确定研究问题、列出信息需求清单、确定研究策略、获得道德认同、进行研究、报告成果。
在这九个要素中,概念框架的设计与获得道德认同是国内旅游研究学者在进行旅游研究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概念框架的形成可以说是任何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具难度的部分,它同时也是很多研究中最脆弱的一个因素。一个概念框架的设计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最重要线索和研究过程中理论体系的依托。迈尔斯和休伯曼是这样描述概念框架的:“概念框架,它要么以图示的方式,要么以叙述的方式,来解释将要进行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的要素、结构或变数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由作者假设出来的关系。概念框架可以是简单基本的,也可以是精心构建的,可以是论述性的或是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或是因果关系型的。”尤其对于还没有科学体系的旅游学科在研究其相关问题是概念框架的设计就更为重要。
获得道德认同是被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剽窃、不尊重研究对象个人权利的现象比比皆是。研究道德的普遍原则包括:第一,研究对象不应受到任何伤害;第二,研究对象应是自愿参加研究的;第三,研究对象应该是在被告知基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加该研究。这些研究的伦理问题很值得旅游研究人员借鉴。
(二)旅游研究方法的范畴探讨
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分的后者。对于旅游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它的方法论:旅游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目前的旅游研究方法依附于其他成熟学科所使用的方法体系。旅游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跨学科的二分对立研究方法在旅游学研究方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三)旅游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
1.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通常是以书面形式即文献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文献综述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献在研究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旅游研究以吴必虎、保继刚等学者最先开始应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并被广泛借鉴。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具有时空性,没有在时间轴上的连续研究就不可能寻找出旅游学科的根本性问题。文献综述为理论实证研究寻找出发点,为求真提供了一条线索。
2.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
现今,旅游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大众行为。这种大众行为加之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与生俱来的时空特性,使新数据的总体容量过大,样本的不稳定性而导致误差偏大,从而使在研究宏观旅游体系时搜集新的数据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相关旅游宏观体系问题的研究上间接数据的应用和如何应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以英国与澳大利亚为例,其常用的间接数据类型包括国民休闲情况调查、旅游观光业调查、经济状况调查、人口普查、管理数据以及文档资料。在我国可用于旅游研究的间接数据主要有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政务网中的旅游相关统计资料、国民经济统计分析、人口普查、管理组织的数据、文档资料以及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旅游卫星账户等。
国内的旅游研究采用的数据以间接数据为主要研究基础,但是国内统计尤其是政府统计数据较为严重的失真性往往令旅游研究学者甚为顿足,由单一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对其信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3.观察法的实证应用
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观察法常常被忽略,但由于其综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产生较为全面的数据,使其在研究微观旅游组织或局域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中可以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国外学者对观察法的种类以及其适用场合及观察法程序的十个步骤较为认同的阐述:选择观察景区,选择观察点,选择观察时段,连续观察还是抽样观察,查数频率,确定观察对象,把观察景区分成多个观察区域,记录观察信息,进行观察,分析数据。
观察法是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不常见的方法,但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良好特性,对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中。
4.定性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传统的定性方法主要是指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做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即为概念阐释的方法。并注意定性研究时标准化、精确化等问题,尽量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的文章归为现代定性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在对旅游进行研究过程中实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定性方法,并使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作为辅助研究工具。用计算机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国内旅游研究中极为少见。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还处在传统的定性方法上,以概念性的、阐释的方法为主。
5.定量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定量研究法是指根据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情况分为基础统计分析(均数、频数、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复杂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国外学者在对旅游研究过程中,将定量研究法与实证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常用计算机软件作为辅助工具,较最常见的是SPSS定量数据分析软件。而国内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实用主要是这几年地理学者对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评价或评定系统,相对来说对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为欠缺。
旅游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还需要充分利用旅游统计数据并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实证的方法。旅游研究本身需要旅游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而旅游研究科学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需要准确的旅游统计数据。
现在的旅游研究、规划、策划,都缺乏科学、有效和充足的数据支撑,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和经济分析不足,这与我国的旅游统计工作和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身的先天不足紧密相关。尽管如此,定量的统计分析仍是实证分析法的根本,旅游研究应该注重定量研究的方法。
三、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从概念阐释到理论实证
目前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和理论实证两种方法,前者主要以传统定性研究为依托,后者主要是现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贯穿这两种方法的实证分析包括文献综述、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观察法等。
传统定性的概念阐释方法在认识问题初始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但这种方法在国内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只会让国内旅游研究在探讨何为旅游等概念过程中陷入僵局。我们应该做的是跳出概念阐释这种方法的束缚,规范旅游学科概念,建立完善的旅游理论体系。提出假设,通过设立指标、数据搜集和计量分析,证实或者证伪旅游中发现的问题。旅游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深入实践,研究依托实践,在对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时候,在量变没有达到质变的度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才可能使学界透过现象的迷雾,探寻旅游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对旅游实践有一定的帮助。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旅游活动和旅游学术研究的良好互动,旅游研究也才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旅游学科才会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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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8～82.
[5]保继刚. 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J].旅游学刊,2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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