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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雕塑艺术在商周时期仍依附于建筑及工艺美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雕刻工艺须遵循严格的“周礼”,从而使设计品出现了规范化、统一化的面貌,但工匠艺术家对雕塑艺术的特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追求“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最为突出,被学者称为“诸家之纲领”,人们的思想暂时得以解放,包括雕塑在内的各门类艺术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面貌。
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成书于此时,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由此可查当时从属于手工业的雕塑艺术并不是无规矩可循的。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虽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且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被贯彻实行,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宽厚谦和的文化底蕴。
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继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的到来。至此,影响中国人最为深远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确立,在各自发展完善的同时又相互作用,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最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精神面貌和审美意愿的雕塑艺术。
2.雕塑艺术的多样性及雕塑艺术教育的发展
雕塑艺术在古代的中国并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匮乏。战国时期曾侯乙青铜尊盘使用失蜡法铸造,其雕镂装饰极尽繁缛之能事,成为诸侯间不惜动用兵力争夺的一件国之重器;又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神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再如东汉青铜奔马,其凝聚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是我国雕塑艺术中的一件瑰宝,也是举世罕见的塑铸杰作;同为东汉时期的说唱陶俑则表现出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气息,充分流露出劳动人民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诙谐,堪称中外雕塑史上罕见的传神佳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从事雕塑艺术的多为工匠艺人,而没有居统治地位的阶层直接参与,也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美术教育是隐含于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当中的,而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又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局限性,如《论语》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的论述,这就使其审美观附在了等级观念之下。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各种建筑、器具逐渐实现了设计与施工的分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大量兴建,逐渐促成了相应的工匠美术教育形制,再到宋代建立宫廷画院,这就产生了质的飞跃。
篇2
1.东西塔及其雕刻概述:东西塔位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左右两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塔相距约200m。东塔名镇国塔(见图1),高48.27m;西塔名仁寿塔(见图2),高45.06m。西塔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228年)至嘉熙元年(1237年)间,为花岗石仿木八角形攒尖顶空心楼阁式建筑,塔身分为外壁、外走廊、内回廊、塔心柱等部分,层层收分,塔内中心为石砌八角形塔心柱,外为回廊,塔心以横梁、斗拱与塔的外墙相连结。东塔建造时间比西塔晚10年,建筑构造与西塔基本相同。东西塔从整体造型到营造结构设计缜密、工程浩大,反映了13世纪闽南乃至福建地区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东西塔每层嵌有佛教人物浮雕16尊,两塔共160尊,在须弥座上还有佛传图40幅、花卉鸟兽图48幅以及负塔侏儒16尊,这些雕刻使东西塔犹如一幅佛国的缩影,反映了佛教发展概况与佛教义理规制。虽然东西塔雕刻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但由于泉州地处中国东南部,中原文化传入需一定的时间,因此文化发展速度较慢,所以还保留了部分唐代雕塑圆满、雄浑、大气的风格特征,同时又兼具宋代秀婉、细腻的特点。东西塔塔身雕刻的丰富与壮观在同时代我国其他古塔上是少见的。南宋时期,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已接近尾声,所以东西塔雕刻可以认为是对我国佛教石雕艺术新的传承与发展。
2.瑞云塔及其雕刻概述:瑞云塔(见图3)始建于明万历34年(1606年),是福清人万历首辅叶向高之子符丞叶成学和知县凌汉聊募捐兴建,并由名匠李邦达负责设计与施工,最终于万历43年(1615年)完成,前后历经10年。瑞云塔建筑样式美观,造型挺拔,雕刻精湛,外观线条和谐,是典型的中国南方风格的楼阁式石塔,堪称明代石塔的瑰宝,196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瑞云塔为仿木构楼阁式空心塔,平面正八角形,共7层,高34.6m,由基座、塔身、塔盖和塔刹等4部分组成,塔身外设走廊,每层有腰檐,外形力求仿木构造,突出斗拱、梁柱等各种构件的作用与特点,逐层略有收分,整体造型笔直,古朴典雅。瑞云塔塔身自下而上布满了400余幅精美的雕刻,有佛、菩萨、罗汉、高僧、金刚、飞天、力士、麒麟、狮、奔马、玉兔、鹿、猴、花卉、树木、山水等形象。瑞云塔不仅外壁雕满了浮雕,而且塔内也有雕刻,每层塔心室内均设有佛龛,左右两边雕有菩萨、罗汉等像,甚至在每层台阶通道的顶部还刻有观音造像,堪称明代石雕的精品。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艺术虽创造于不同时代,相距达350余年,但均代表了当时民间雕刻工艺的最高水平,作为塔,它们之间有不少相同点,但也有许多差异之处。
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的对比
由于东西塔是由僧人主持建造的,具有浓厚的佛教义理和妙胜的含义,其中东塔代表东方娑婆世界,西塔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东西塔的雕刻内容紧密结合佛教的主题思想。东塔雕刻以佛教修行的5种境界即五乘为标准,从第一层到第五层依次为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与佛乘,并按照人物之间“性类相近,相应对称”的关系,每两尊一对排列在塔门和佛龛两边,形成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佛教人物图,表现了东方娑婆世界的佛教精神。西塔代表的极乐世界提倡众生平等,因此,人物排列没有东塔如此分明的等级次序,而是相互穿插,每一层均有佛、菩萨、罗汉和高僧像。瑞云塔是由当地官员倡议建造的,具有佛塔和风水塔的双重功能,因此,雕刻在内容和排列上比较自由,不仅有佛、菩萨、罗汉、僧人等人物,还出现了大量与佛教关系不大的雕刻题材。通过对比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题材的差异性,可以窥见古塔雕刻艺术演变的状况。
1.佛菩萨造像的对比
东塔的佛菩萨雕刻严格遵照五乘来排列,第四层与第五层分别代表菩萨乘与佛乘,因此,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宝华菩萨、地藏菩萨等均在第四层,而第五层则为圆佛、通佛、三藏佛,以及释迦牟尼佛。西塔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从二至五层,均有菩萨造像,如第二层的香积菩萨、妙音菩萨,第三层的无名菩萨,第四层的观世音菩萨、相信菩萨、光明菩萨、月光菩萨,以及第五层的清凉菩萨、宝昙华菩萨等。这些佛菩萨像都位于塔壁上,形象高大,刻画生动。瑞云塔佛菩萨像所处的位置相比东西塔较为隐蔽,如塔第一层塔壁除塔门外,其余七个面每一面塔壁佛龛上方有并列5尊结跏跌座的佛像,7面共35尊,但体量较小,动态统一,刻画简洁。二至七层塔壁外面,并没有佛菩萨像,只是在每层塔心室正中的佛龛内安放佛像,而只有第三层塔心室佛龛两边各有1尊普贤菩萨骑象雕像与文殊菩萨骑狮像。另外,每层通往上一层的石阶上方,分别雕有1小尊观世音菩萨像。总之,瑞云塔的佛菩萨造像相比其他雕刻数量少,体积较小,造型变化简单,均位于较次要的地方。可以看出,造塔者无意强调这些佛菩萨圣像,只起了点缀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东西塔雕刻十分突出佛菩萨形象的威严,而瑞云塔的佛菩萨像更像是其他雕刻的配景,这说明东西塔更加注重佛教意蕴的缔造与渲染,而瑞云塔的佛教气氛相对较弱。
2.高僧、罗汉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高僧、罗汉造像的位置是遵照佛教中的规范顺序排列的。东塔第二、三层分别是声闻乘和缘觉乘。因此高僧、罗汉等像均集中在这两层,其中,寒山、拾得、丰干、法显、玄奘、宝志、慧思、道宣以及布袋和尚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高僧都出现在第二层,代表他们的是声闻乘,而阿难、迦叶、普化、长眉、佛图澄、目连尊者等代表缘觉乘,均位于第三层。代表西方净土的西塔则各层塔壁都有高僧和罗汉形象,如第一层的普化和尚,第二层的寒山、拾得,第三层的目连尊者,第四层的唐三藏,第五层的香严大师,其中西塔第二层上的香积菩萨头戴七宝冠,项后有圆光,弯眉秀目,身穿天衣,脚踏莲花,左手执一只香炉,右手将檀香放入香炉里,而第三层的迦叶摩藤尊者圆光头顶,大耳穿环,面部丰满,身穿袈裟,左手施智慧印放胸前,右手执扇。东西塔的高僧、罗汉造型均较端庄严肃,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包含宗教意蕴。瑞云塔每层塔壁都有许多高僧、罗汉造像,数量比佛菩萨像更多,排列顺序较为自由。第一层塔壁佛龛两边,刻有2幅高僧、罗汉像,但面积都不大。第二层至第七层塔壁和佛龛两边的高僧、罗汉像是瑞云塔雕刻中较为突出的塑像,每尊高僧、罗汉像刻画得十分生动幽默,突出人物动态和表情,性格鲜明,特别是第四层塔壁的一幅罗汉穿鞋造像,滑稽有趣,塔的第二层至第五层佛龛上、下方,还有一些高僧、罗汉造像。这些高僧、罗汉的动态比较活跃,如第五层佛龛下的一幅浮雕,伏虎罗汉坐在老虎背上,而另一名僧人用双手抓住老虎的尾巴,似乎不舍罗汉离去,想留下他继续讲经说法,而在同一层的另一幅图中,一名高僧骑在马上,前有一名和尚牵着马绳,后还有一名和尚挑着扁担和行李,这幅图应该是描写西行取经的故事。第六层还有一幅高僧行脚图,中间2名僧人带着斗笠,双脚踩在云彩之上,左右两边各有一名侍者背着行李,显得风尘仆仆。这几幅雕刻作品充满了生活情趣,更像是将寻常百姓的生活形态加以提炼与夸张,人物动态有着世俗化印记。总体看来,东西塔高僧、罗汉造像颇为严肃,具有宗教神秘感和威严感,而瑞云塔高僧、罗汉从动态到表情都比较活泼,更加具有社会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趋向世俗化特征。
3.神将、金刚等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还有许多神将、金刚等造像。东塔第一层代表人天乘,因此神将和金刚像最多,如东、西、南、北方四大金刚神,还有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他们全都武士装束,威风凛凛,如东塔塔壁西北面的西方广目天王,武将打扮,头戴宝冠,大耳穿环,额上有净天眼,表情严肃,身披盔甲,彩带飞舞,狮蛮腰带,脚穿战袍,双手抱拳夹住金刚杵,而南方金刚神头戴宝冠,上身赤膊,锦带缠绕,面露怒相,手执金刚杵,赤脚套镯,具有古印度武将的风格特征。东西塔上的这些神将和金刚造像,作为护法神,全都孔武有力,威风八面,有着不可一世的气概,体现了佛教的崇高地位和宗教尊严。瑞云塔只有在每层塔门的两边立有神将形象,7个塔门共12尊,这些神将是瑞云塔雕刻中最高大的塑像,其中第一层塔门两边的神将,面含微笑、披坚执锐,神采奕奕,一手执剑,一手放在胸前,有着明代武将的衣着特征。比较东西塔与瑞云塔神将等的造型,瑞云塔神将显得温文尔雅,贴近百姓的生活,明显是借鉴当时武将的形象,远没有东西塔神将来得威武和严肃,而是有着文人的气质,更具亲和感。东西塔和瑞云塔须弥座八转角还有八尊负塔侏儒力士,他们都矮矮墩墩,几乎都是单腿跪地。两座塔的侏儒力士造型动态基本相同,只是东西塔侏儒力士的手脚更加粗壮。唯一明显不同的是,瑞云塔有两尊力士用手拿着海螺拼命地吹着,仿佛在用号令指挥其他力士们努力托住高大的石塔,而同样西塔也有力士在吹口哨,但只是把2个手指放在嘴里吹,逼真地反映了福清当地海边渔民自然悠闲的生活场景。东西塔里面的人物具有写实性特征,每个人物都反映了一个佛教故事,传递着深刻的佛教哲理,如童子求偈、青衣献花、忍辱仙人等佛本生故事,而瑞云塔的一些人物造像,少了几分宗教意味,却多了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调,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
4.动物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的动物造像基本处于配景位置。东塔须弥座上的佛传故事雕刻,包括佛本生故事、佛本行故事、佛教比喻故事等共40幅,由于故事的需要,往往会出现马、龙、象、兔、羊、猪、鸟、狮、蛇、鹿、虎、鼠等动物,但这些动物只是作为配景出现。可以看出,东西塔的动物除了双狮戏球和二龙抢珠中的狮子与龙等少数动物是瑞兽,其余的大都具有佛教故事中的比喻含义,如“三兽渡河”中的兔、马、象,只是用来比喻声闻、缘觉、如来三乘行法的深浅。“丘井狂象”里的大象是比喻人生无常,黑白双鼠比喻黑夜与白昼,四条毒蛇比喻地、水、火、风,而“薄荷示迹”中的猪则是菩萨为救度畜生道众生的化身。瑞云塔的动物形象有龙、凤凰、狮、麒麟、马、鹿、鹤、猴、兔、金翅鸟、喜鹊等,均为常见的瑞兽,具有吉祥的象征含义。塔雕中如麒麟嬉戏、双狮戏球、白马奔腾、麋鹿踏青等,无不体现造塔之人祈求幸福、平安的心理。麒麟作为神兽,来自天上;石狮是权力与威武的象征;马是雄壮、力量的象征,代表了民族生命力和进取精神;鹿是天庭瑶光星散开时生成的瑞兽,与神仙、仙鹤、灵芝、松柏在一起,布福增寿,保佑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昌盛繁荣,而且“鹿”与官员俸禄的“禄”同音,代表了永享禄寿,加官进爵,这也反映了倡建瑞云塔官员们浓厚的儒家思想。另外,鹤是长生不老的仙禽,在我国民俗中,鹤与长寿永生、羽化升仙、平安祥和等寓意相伴随,含有道学思想,而“猴”读音同“侯”,有封侯的含义。东西塔动物雕刻更多是作为配景,虽然也出现不少动物,但几乎都是出现在佛传故事,不是主要形象,而是蕴含深刻的佛教哲理内涵,宣传教义成分更浓;而瑞云塔的各种动物雕刻往往作为主体形象出现,编具祈福之意。与东西塔相比,瑞云塔上的这些瑞兽蕴意更为丰富,不仅含有某些佛教内涵,还兼具儒家、道教以及民间风俗的含义,赋有喜庆、吉祥的象征性,寄托了当时官民的美好希望。
5.植物、山水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的植物与山水雕刻几乎也是作为主体雕刻的配景。东塔的40幅佛传故事中众多的植物和山水图像皆是为了衬托佛教故事,如“玉象剃塔”里的花卉、“雪山苦行”中的树根、“童子求偈”和“田主放鹦”中的树木、“萨诃朝塔”中的山石等,这些植物和山水遵照现实主义的风格,造型风格写实。相比较而言,西塔须弥座和踏道两旁象眼板上的花卉图案还算较明显,造型完整,但与整座石塔雕刻相比,也是处次要地位。瑞云塔的一些植物与山水却是作为主要形象来表现的。如第三、四层塔壁佛龛下方的大型莲花图像,工匠们改变了原有中国传统莲花纹样严谨的装饰特征,模仿国画的造型风格,以浪漫主义的曲线来表现,虽然西塔石阶踏道边也有类似的莲花图案,但画面比较拥挤,缺少瑞云塔莲花的灵动感。瑞云塔三层塔壁的兰花造型飘逸灵动,清雅潇洒,几瓣兰叶向左右伸展开来,显得雄健刚劲,花朵在绿叶间绽放,风韵清丽,幽香清远,显然借鉴了国画中的兰花图,婷婷袅袅非常可爱,令游客从中品味到毛笔一波三折的韵味,感叹古代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在塔的同一层外壁上还有图案,开着硕大的花朵,姿态优美,在风中昂首挺胸立着,令人肃然起敬。瑞云塔第三、四两层上的假山造型也颇为奇特,表面纹理纵横,姿态奇特竣削,曲折圆润,通灵剔透,具有苏州园林中太湖石“瘦、皱、漏、透”的审美特征。塔上雕山石在许多塔中也有出现,但雕刻太湖石在我国古塔中却极其少见,在福建300余座古塔中也绝无仅有,颇具生活气息,反映了福清当地文人墨客向往抒情悠闲的生活情趣。总之,瑞云塔植物和山水形象比东西塔的更加飘逸,更具有明代文人画的风格特征。而东西塔的植物、山水形象只是佛教故事里的配景,并不代表宗教和哲学含义,相较之下,瑞云塔的山水植物所具有的文人气息与民风民俗特色,更多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福清地方文人士大夫和民众普遍的审美情趣。
东西塔与瑞云塔建造的不同历史背景
综上所述像,瑞云塔雕刻不同于东西塔,佛菩萨圣像明显减少,更贴近民间的罗汉、动物、植物、山水等造像和图案增多,且风格鲜明,集中地体现了福清民风、民情、民性。同样作为塔,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出现的这些异同点,究其因,与它们不同的建造背景有一定关系。
1.东西塔建造背景
我国佛教在隋唐是鼎盛时期,但由于唐末五代中原地区战乱,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中原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帝王们多热心佛教。宋代福建的佛教寺院数量为全国之冠,泉州佛教也呈上升趋势。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当宋初,山川社稷不能具坛,而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此时是泉州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众多寺院和僧人们拥有巨大的财力,佛教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当时泉州地区寺院多达170多座。原本东西塔是在唐通年间和五代后梁贞明时建造的木塔,因被火烧毁,后又建成砖塔。到了1228年,僧自证先将西塔改建成石塔,之后,东塔也改用石材。建塔期间,虽然有官员与民众参与,但主要还是由僧人来主持与设计,如僧本洪、僧法权、僧天赐等都曾主持建塔工程,因此东西塔完全按照佛教的仪轨进行雕刻,故其更多地体现了佛教的思想与观念,极具佛学含义。另一方面,东西塔的建造,体现了泉州佛教最兴旺的黄金时期,表明当时佛教已深深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东西塔的建造,可以说是南宋泉州佛教极盛的标志。
2.瑞云塔建造背景
明代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缓慢,已经失去唐宋时期的繁荣,而且由于佛教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此时的佛教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中,与民风民俗进一步协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由于当时风水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大量建造风水塔,较少有建如东西塔那样纯粹的大型佛塔,而瑞云塔建造的动因首要就是要建座风水塔。瑞云塔的建造,是为求得国家兴盛,人民富足,渴望改变风水,改善居住环境,宣扬儒家尊君孝道的思想,且还有“镇邪”之用[3]。瑞云塔是由一班福清当地儒生倡建的。儒生们热衷于科举取仕,求取功名,建造风水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此,瑞云塔众多的雕刻,除了与佛教有关联的佛菩萨圣像、高僧、罗汉、莲花、狮子、龙凤、飞天、力士等外,还出现了许多与儒学、道学以及民俗有关的其他形象,如马、鹿、鹤、猴、兔、喜鹊等。瑞云塔雕刻艺术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思想与民俗特征,融合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包含了人的品格以及对人生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建筑作品,将神圣世界同现世生活联系起来,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和谐圆满的精神追求,体现了明代佛塔不断世俗化的文化特征。从瑞云塔的雕刻中可以体会到,它的造型样式与表现手法均已突破了佛教仪轨的制约,体现工匠们的创意思维,反映了佛塔中国化的特色。瑞云塔雕刻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理想的向往,也表明了建造者具备福建民间艺术海纳百川、接纳多种文化思想的胸怀,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现实的生活气息,尤其是把明代士大夫及民众的思想、情感、观念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东西塔与瑞云塔的雕刻艺术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
古塔雕刻艺术演变的文化学意义
1.反映了福建古塔雕刻艺术的历史沿革
如果把福建古塔建造年代以元代为界限,比较元代之前的塔雕刻和元代之后的塔雕刻,就会发现许多古塔存在着类似于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之间的差异性。元代之前(包括元代)的塔,如唐大中2年(848年)的连江仙塔、五代闽国永隆3年(941年)的福州乌山崇妙保圣坚牢塔、五代的仙游天中万寿塔、北宋元丰5年(1082年)的涌泉寺千佛陶塔、北宋政和7年(1117年)的长乐三峰寺塔、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的福清龙江祝圣塔,元至元2年(1336年)的石狮六胜塔等,均是典型的佛塔,塔上的雕刻虽然已有某些世俗化倾向,但主要还是体现了佛教的教理。元代之后的塔,如明万历16年(1588年)的连江含光塔、明万历31年(1603年)的福清鳌江宝塔、明万历年间的莆田雁塔、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的马尾罗星塔、清道光11年(1831年)的永泰联圭塔等的雕刻,则有着明显的儒、释、道以及当地民风民俗文化特征。因此,通过比较东西塔和瑞云塔的雕刻艺术,就能窥见福建古塔雕刻艺术的演变历程,进而反映出中国古塔的演变过程。
2.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演变
我国佛教文化在魏晋时期已初具规模,南北朝时趋于兴盛,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而宋代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佛教开始衰落,并逐步世俗化,佛教思想与民间信仰相互结合,成为明代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自此,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民族宗教,对社会心理和民族习俗都起了深刻的影响。可以发现,古塔雕刻内容是随着佛教文化发展的历程而演变,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题材的差异性,正反映了这种变化。
3.反映了中国不同时代人文思想追求与艺术取向
古塔雕刻题材的变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唐宋时期,佛塔还具有较为纯粹的佛教功能与佛学内涵。宋代以后,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禅宗得到快速发展,它所提倡的“平常心是道”的观念,使原本威严、神圣、高深的佛学逐渐进入普通、平常的世俗生活,淡化了佛教高不可攀的神秘气氛。随着佛教在我国不断地中国化与世俗化,也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儒学与道教学说的融合,佛塔以及雕刻已逐渐由单纯的佛教功能,演变成具有儒、释、道及民间传统思想观念的建筑了,表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世俗化的趋向。从泉州东西塔雕刻到福清瑞云塔雕刻题材的演变过程,也正是佛教日趋世俗化的过程,是中国既有的民族意识将佛教文化消融吸纳过程的一个侧面反映,体现了不同时代人文思想的追求,也决定了艺术的取向,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趋势。
篇3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的徽州就在现在的安徽省南部,主要分布于安徽宏村,西递,江西婺源一带,处在三省交界处。徽雕应用于建筑装饰上,装饰性风格具有浓烈的文化地方特色。徽雕主要有用于祠堂庙宇,园林民居的装饰的表现上,还用于室内家具的室内用品。我经常带学生去安徽江西写生考察,逐渐了解了徽雕这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
徽州的“三雕”主要指木雕、砖雕、石雕,徽雕之所以昌盛,有他的必然的原因。首先徽州山林地区,盛产木材。尤其是各种木材很多,取材很方便,所以他们大量的应用于家庭院落的装修装饰,例如室内的屏风,日常使用的桌子、椅子、床、书架、书房。再次石雕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就是因为这地方黟县地处山中,周围有大量的的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叫做“黟县青”被广泛用于村子的建设建筑中,这种石头有它的独特的艺术价值,经过打磨之后,会出漂亮的线条纹理,不仅石质坚硬,而且易于雕刻,所以被大量应用。还有就是因为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回到家乡,他们用大量的财力来修建祠堂,建立自己宗族,以显示豪华富贵的家庭背景和显赫的地位。他们用了大量的财力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能工巧匠,使得他们的雕刻技艺在大量的实践中不断炉火纯青,独秀一枝。最后徽州此地山清水秀,在黄山脚下,皇室家族的带动和提携,加上先人的智慧古训,走出一条耕读并举,亦商亦儒,以商养儒的路子,出现大量的仕途,商道都非常通达的历史名人、达官上卿,他们赚了钱,发达了又回家乡开学堂,教育后代,他们的发展同步也带动了此地的文化发展,徽雕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形成的,其渊源于宋代,到明代清末极为昌盛。
我们首先看木雕,其主要应用于房屋的建构和装饰,古代大多数采用木质结构建,门窗床多采用了雕刻艺术,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家庭地位。主要体现在门楼、窗户的装饰图案的地方。下面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其艺术特点,刻在门上窗上的木雕形象大多线条流畅,圆润饱满,十分干净利索。线条组织和疏密节奏飞舞流动。造型上笨拙可爱,夸张变形突出特点,简洁概括突出特征。外形很整,神情自然传神,动作表情表达十分到位。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左顾右盼,形成经典的模式。木雕的雕刻题材,有人物,走兽,花鸟,鱼虫,楼台亭阁等。其中有很多独特的动物,例如鹿,牛羊,蝙蝠,蟾蜍,喜鹊都进行了典型的概括,很具有代表性。另外还包括一些植物,如莲花,,梅花,也进行了经典的概括特征,十分明显。木雕形象同时都进行了点、线、面的平面化的处理,极具有现代感。木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经常用比喻的手法或者暗示的寓意,例如仙桃代表长寿;莲花和芦笙放在一起表示连生贵子;石榴暗示多子多福;把铜钱和蝙蝠放在一块以为福寿双全;瓶子里插了一把扇子就是说平生要积善累德;一个小孩儿手指天空代表指日高升;三宝方天画戟代表连升三级。木雕在安徽徽州一带起到了一种日常教育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理学教育,尤其是对于幼学启蒙十分重要。有些在题材上如渔樵耕读,福禄寿喜,一些内容上都从书里提取出来,忠孝结义,富贵吉祥,仙人菩萨,无所不包。有些讲了一个一个的故事,有些是直接把书籍里边的故事刻出来以教育后人,各种形象的雕刻都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美好的愿望的,如五子登科,平步青云,百子图,官拜公卿,福禄双收。都是对人生幸福的完美的天伦之乐的向往。木雕的雕刻十分细腻繁复,讲究艺术美,有的讲究镂空的效果,镂空的层次很多,题材都在不同平面上内部中空,层次分明雕刻艺术十分高超。雕刻完之后,为了保护木雕,也是为了获得最美的效果,木雕表面又多用油漆彩绘,使得颜色鲜亮明快,内部的形象多用金色或金箔描绘,金灿灿的光彩艳丽显得有富贵之气。木雕主要采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于流畅的线条,简洁古朴的造型,强调了对称及富有装饰的现代趣味,徽州的木雕雕刻风格朴实粗旷,平面突出。一直到明清后期,雕刻艺术日益繁荣,家家户户都都采用木雕来装饰室内家居。
第二种是砖雕,主要应用于门头上面,门槛,起到装饰作用。显示门第的不同,家族显贵的作用。雕刻方法十分突出形象,大都是浮雕,凸显出砖面之上,一般是左右对称成双成对的形象,镶嵌在大门门头之上,大多是吉祥瑞兽,大象,蟾蜍,钱币,麒麟送子,莲花,宝鼎出祥云,蝙蝠成双对,而且砖的外形也不是完全方形的,大多是小扇形,菱形的。这样砖雕十分灵动柔美,砖雕各种形象的表现也十分精细流畅,形象中的各种装饰纹案,装饰感十分强烈,而且有着美好的寓意。形象造型笨拙,有福气之感。构图采用平面并行排列,形象都处在同一平面上。这样和门头飞檐组合起来,使得门面很有气派,格局不凡。
第三种是石雕。石雕的代表一就是在西递宏村镶嵌在墙上的石窗楼窗,很多有圆的、扇形的、菱形的比比皆是。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梅兰竹菊图,吉祥瑞兽等等。还应用于其他的地方,如房屋的台柱门楼,起到装饰作用。石雕多是小型动物石雕,造型朴实,神态自然,大多是小狮子或麒麟。二就是牌坊,更具有代表性,是皇帝赐给功臣表彰大臣的,歌功颂德,雕刻艺术价值更是精湛,西递的胡文光的牌坊最具有代表性。胡文光在明代嘉庆年间,中状元后来皇帝批准在他家乡建了这座功德牌坊。以表彰他在当官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善事。胡文光的牌坊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是牌坊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牌坊上雕刻的吉祥瑞兽,牌坊上有四个大柱子,柱子下端都雕刻石雕大狮子,狮子刻的非常栩栩如生,是完整的雕塑,大狮子和小狮子嬉戏打闹。牌坊中部刻有仙鹤麒麟瑞兽,在牌坊上部刻有天官赐福,仙人石雕,牌坊有大量镂空石雕,极尽繁复,一般多为透雕,还有圆雕、线雕等与各种技法的并用,可称为石雕中的精品。
篇4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