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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操作风险又受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受司法会计鉴定人专业胜任能力的制约，如提请鉴定的问题超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而司法会计鉴定人在受理时未予发现，这将直接导致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内容违法或不科学。二是司法会计鉴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司法会计是一门“综合学科”，作为一名合格的司法会计，必须具备会计学、审计学、证据学、侦查学及相关法律知识，方能胜任该项工作。
三、干预风险是指由于司法会计机构内部、送检机构、当事人等的干预而产生的司法会计风险
鉴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会通过不同方式和方法向鉴定人施压，以此来增加胜诉的可能性。我国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大多都隶属于鉴定机构，各方的干预很有可能会使司法会计鉴定人不能客观、公正出具鉴定意见。因此为司法会计鉴定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是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司法会计风险一旦产生，轻者造成司法会计工作结果不能被采信，重者将直接导致产生错案。控制司法会计风险的主要做法有:
(一)节点控制
一是受理鉴定时的风险控制。
①程序合法，如是否回避等;②鉴定要求不能超出鉴定范围。对超出鉴定范围的，坚决不予受理。
二是接收检材时的风险控制。
对接收的检材不符合鉴定标准的，要坚决不予接收，确保鉴定质量。司法会计鉴定人在鉴定中发现缺少必要的鉴定材料时，应向司法机关提出补充鉴定材料的要求，由诉讼机关或诉讼部门负责收集。
三是备检时的风险控制。
司法会计鉴定范围很广，涉及的鉴定技术标准也很浩繁，司法会计鉴定人在受理鉴定后应当收集和熟悉鉴定技术标准，主要是收集和熟悉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财经法规、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计算公式等，但不能采用类似标准，否则可能导致鉴定意见不科学。
四是初步检验过程中风险控制。
初步检验是司法会计鉴定人通过阅读卷宗，检测检材质量，作出初检结论，并据以制定详细检验论证方案的司法会计鉴定过程。初步检验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检材质量、数量，以此判明检验鉴定的难易程度以及所需增加的非常规检验项目，为制定详细检验论证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是详细检验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司法会计鉴定人应根据检材状况及初步鉴定意见编制详细检验论证的计划，即鉴定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基本方法、技巧和路线、具体的检验分析项目以及各项目的目的和要求等。
六是制作鉴定意见时的风险控制。
①鉴定范围不能超出司法会计鉴定范围;②不能由于文字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书写笔误等原因，导致文书表达错误。
(二)增强司法会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
一是科学评估。接受委托前，司法会计鉴定人必须了解案情和鉴定要求，然后量力而行。经济案件涉及面广、案情错综复杂、影响深远，要求鉴定人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及高超的鉴定技术，鉴定人知彼知己而后量力而行。二是错案追究制度的建立。司法会计鉴定人要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出具鉴定意见，一旦发现违规鉴定、违法犯罪的要坚决予以打击，轻者承担纪律处分重者承担刑事责任，使司法会计鉴定人严守职业操守，客观公正的出具鉴定意见。三是加强司法会计鉴定人的业务培训。
(三)改善司法会计鉴定人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篇2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我国已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缺少制度保障、缺乏操作性。在侦查机关收集运用证据的活动中，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容易遭受不法侵害。比如，我圉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没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承认非法手段所获口供的有效性并加以运用。又如，法律禁止非法搜查，并设立了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则，但与刑讯逼供取证的后果不一样，非法搜查与扣押所获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照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司法救济欠缺
目前，在侦查程序中，公民权利遭受侵害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主要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超期羁押等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但只能向侦查机关的上级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而各级法院对于这利申诉和控告往往不予受理，不会专门针对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法庭审判。
我国目前存在的侦查权控制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方面，但是都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遵循两条思路：以权力控制权力和以权利控制权力。前者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大权力主体米对侦查权施加控制。后者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来抑制违法侦查。由此形成的侦查权控制网络才是全面的。各种控制方式有其合理性，不可偏废。我国目前严重缺少的是审判机关对侦查权的控制。
三、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形式，按照启动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两种：事前令状主义、事后司法审查。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中，也应被看成是司法控制的一种形式。
(一)令状制度
我国目前对于侦查行为的控制没有采取令状制度，比较相似的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权力。所不同的是，签发令状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非法院。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确立令状制度，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令状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大。因为令状制度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制约侦查效率，影响侦查活动顺利开展的副作用。所以笔者建议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对公民人身、财产、自由强制性比较大的侦查措施。
第二，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要严格规范。正因为侦查机关考虑到令状制度影响侦查工作效率，本着侦查工作效率优先的思想，他们都有想方设法绕过令状制度限制的倾向。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令状制度被虚置。所以，为了防止令状制度被虚置，控制无令状侦查行为的泛滥，应该对“紧急情况”进行严格规范，事后对于无令状侦查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密审查。
第三，令状的签发主体应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这主要基于令状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考虑。法院的中立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尚存争议。而且，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问题，反映了目前不理想的警检关系这也使人们质疑检察机关能否胜任签发令状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令状的救济。应对违法令状或者违反令状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排除非法证据。
第五，令状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如下：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申请时，侦查人员列州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理由并附_卜相关的文件。法官接到申请后，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就侦查人员提出的理山予以答辩。必要时，法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官面前，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法官作出是否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并列明决定的理由和具体适用范围。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先行搜查、扣押或逮捕，但是必须在事后尽快地向法官提出申请，以求确认先前的侦查行为合法。
(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侦查权控制的普遍做法。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而且日前国内对该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现对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应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原有：第一，基于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价值，司法审查制度应当在侦查程序充分发挥作用，不应加以限制；第二，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讨论，不少人借鉴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存在于日本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我同目前仍有待引进和普及。而且，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足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界限并不清楚。第三，不用担心司法审查广泛的适用范会影响侦查效率。一方面，令状制度在采取侦查措施之前已经过滤了部分违法侦查行为。所以真正受到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形式可以有书面方式和言词方式两种，以书面方式为主，言词方式为辅。这样司法审查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快速。第四，关于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对强制侦查应采用司法审查，对任意侦查应采用检察监督或者依靠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形式。也就是说，但凡受到检察监督或者内部控制的侦查行为，就不再需要受司法审查了。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是三种不同的监督形式，它们的适用范围都应该是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应该承受这三种监督，当三种监督形式发生冲突时，其中司法审查最具权威性。
所以，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限制司法审查的范田，一则不利于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导致司法审查的适用范问题成为长期的难题。对于司法审查适用的调控，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来灵活变化。
2．司法审查的操作程序
司法审查的申请主体包括：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审查方式：以书面审为主，言词审为辅。当控辩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侦查措施的采取将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应当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言词辩论。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围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1)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是否合法。(2)侦查行为以及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3)对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经过审理后，法官可以作出三类裁决：宣布侦查行为违法或无效；维持侦查行为；变更侦查行为。针对法院裁决，控辩双方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求得进一步的救济。
3．司法审查的主体
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理由：
第一，法院具有裁判的中立性，比较适合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而检察机关虽然说具有客观中立性，但是其与侦查机关具有追诉犯罪的利益一致性，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大不过其追诉犯罪的倾向，否则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职能的弱化。所以由检察机关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去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法官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不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都认同法官的司法审查主体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变化：2001年以前，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很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2001年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官担任司法审查主体是发展趋势。
第三，法院做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会影响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司法审查和审判是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可以进行分工，部分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工作，部分法官负责审判工作。因而这两项工作不容易形成互相干扰，不会造成审前预断。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审判法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被法院同意羁押，那么法官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顾虑而判决其无罪；但是由于同一法院先前的法官己同意羁押，这时候再判决无罪，就会导致法院要承受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靠法官个体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整体独立来支持。:
第四，关于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权。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具有准令状制度的性质，试图通过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对检察权的定位不清。检察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没有清楚界定之前，就让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很有可能变权力制约为行政权强化。目前出现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已经说明，原先权力制约的良好意愿没有实现，反而检察机关在纵容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运作。
第五，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庭来进行司法审查工作。笔者建议，由立案庭法官负责实施司法授权，由司法审查庭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要实现法官独立。因为在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时候，会涉及到先前司法授权正确、合法与否的问题，所以不宜由一个部门同时负责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两项工作。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控制违法侦查行为。目前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缺少立法规定和不具有操作性上。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效果不好。例如，刑事法庭对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或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察机关加以调查，作出说明。而检察机关就刑讯逼供问题给予的“情况说明”往往是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用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材料最后盖着侦查机关的公章。面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最大地发挥其价值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审判程序中运行不好，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将视线放在了解决实体问题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裁决程序违法问题。现在提前到侦查程序中，法官不需要对实体『巧题进行裁决，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第二，在实施令状制度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在发生作用。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全过程。第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越早，其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作用效果就越好。
2．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法官主动排除和辩方申请排除相结合的形式
法官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权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干预。同时，也能够弥补辩方申请排除的不足辩方申请排除有一些不足：一是辩方要有一定的举证能力；二是辩方要意识到其遭受了违法侦查：
三是辩方申请排除程序相对复杂，耗费诉讼时间、诉讼资源。
3．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
篇3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目标、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其核心是要求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负其责，形成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公司的科学管理。从我国企业改革进程中明显可以看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走公司治理之路。而建立内部会计控制是优化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系列文件的相继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化、法制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会计控制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是现代公司制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的基础上，经营者有可能利用私人信息的优势谋取个人利益，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信息量的不同，最终决定了契约各方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使公司的治理结构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各相关利益方，各相关利益方之间存在着不完备和不对等的契约。作为所有者的股东，保留了诸如选择董事和审计师、兼并和发行新股等剩余控制权，除此之外，将契约控制权的绝对部分授予了董事会；董事会保留了雇佣和解雇首席执行官、重大投资等战略性的控制权，将管理权授予了公司的经营者；经营者的经营产生了委托一问题。公司治理要解决的就是在这种多边契约存在的情况下，以效率和公平为基础，对各相关利益方的责、权、利进行相互制衡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设计。
内部会计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单位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近几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开始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也不断完善，相应的法规也不断出台，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扩展为三项基本目标，即：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依赖于企业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因素，而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些宏观因素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基础和依据。
二、公司治理结构下建立和健全内部会计控制的必要性
首先，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够解决股权高度集中和所有者缺位问题。由于历史的因素和所有制结构的影响，我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国有股、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高达65％以上，出现“一股独大”、“一股独尊”的局面，目前，国有股减持方案已经暂停，使得这一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按照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拥有控制权。实际上，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常常被大股东控制和操纵，众多的中小股东很难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参与对企业的控制，这样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出现“形备而实不至”的现象，由于我国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经营者可以凭借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优势，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可以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这样众多的中小股东可以信赖企业的会计信息，他们可以通过买卖股票，淘汰恶意侵害他们利益的公司，实施对公司的间接控制。
其次，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的制衡。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形成特定的委托关系，这样在实践中出现了所谓“所有者会计”和“经营者会计”情况。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他们期望获得真实的会计信息，并据此客观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正确估计其财务状况以进行未来投资决策：他们还希望能够控制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所有者利益方面倾斜，而对于经营者来说，则可能因其不会过多地关心企业长远发展而采取与所有者相反的会计政策，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看重短期经营效益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这种短期利益驱动体现在会计上则为张扬或夸大受托经营成果，掩盖决策失误和经营损失，侵占或者损害所有者利益，企业经营者成了现实的会计控制主体，直接控制着会计信息的生成和利用，而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则主要是通过由经营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来实现的。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有利于双方权力与信息的制衡。
第三，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董事会有效行使控制权。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董事会接受股东大会委托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例如，董事会有权选聘和激励主要经理人员：对全体股东负责和向股东报告公司的经营状况，确保公司的管理行为符合国家法规：进行战略决策：制定政策和制度；履行监督职责等。董事会对股东的诚信，主要表现在向股东们报告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会计信息。所以必须首先建立标准、高效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建立相应的信息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这是董事会行使控制权的保证。董事会要维护股东权益，实现公司经营业绩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重大问题决策的正确性和对经理人员行为的制约。所以，在制定内部会计控制政策和程序时，应该考虑到董事会行使控制权的效果。第四，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保障债权人、职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关系方的利益。债权人、政府、职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公司治理。这些利害相关者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都不能离开会计系统的信息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可以核实财务成果，对不良后果采取措施。例如，债权人通过限制性贷款协议，对借款企业实施监控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依赖于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当企业违背贷款协议，或经营不善时，债权人就会采取干预措施。可见，各利益关系方在参与公司治理时必须依靠健全的内部会计控制。
三、公司治理结构下内部会计控制的构建
(一)内部会计控制构建的依据
内部会计控制的构建，应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内部会计控制理论体系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的法律依据
为《会计法》、《审计法》、《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企业财务通则》以及财政部的四个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等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最近出台或者修改过的，充分体现了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要求。
由于企业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在构建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时，除了依据统一的法律、法规以外，每个企业还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流程、组织机构特点、控制目标以及控制功能的充分发挥建立起适合本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
(二)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设计、执行与监督机构
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执行与监督机构的安排和运行效果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内部会计控制的成效。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层次性，现代企业应建立相互制衡、多层次的内部会计控制体制，这样才能使各项控制措施有制度化、程序化的保证。多层次的现代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是通过明确各方关系人的权利和责任实现的，使得每个群体或个人的行为都处在他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避免出现内部会计控制的“真空地带”，而使控制流于形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应该由具有丰富的会计和管理经验、对企业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或者机构来承担，并广泛征求各机构意见。
——般说来，在内部会计控制的设计与执行方面，会计机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经常担当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政策和程序的设计任务。因此，会计机构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会计机构的独立性是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职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是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时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被有效执行，企业应设置内部审计机构或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系统，加强对本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的漏洞和隐患，修正或改进控制政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期更好地完成内部控制目标。
(三)内部会计控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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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关于人的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可能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地带，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文科知识和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首的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地带。人文社会科学自近代以来就有倾听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好学“习惯”，有时，倾听和学习甚至会带来整个认识纲领意义上的深刻革命，引发是否应当“第二次起航”的大讨论。近代牛顿力学成功后，在人文学中唤起了一波波建立“人的力学”或“人的几何学”的激情；19世纪以来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发展也曾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引发新的方法论借鉴热潮。然而应当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次最新的“自然主义大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次科学的领头雁是神经科学（其主要伙伴是人工智能学）。人文学在过去遇到自然主义冲击时往往躲向“心灵”，而这次脑科学家正是直指心灵的本质，借助突破性的、日新月异的各种神经—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期，新的科学知识革命对人的自我理解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是少许表层扰动，而是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文科学者在热切学习和接受新的方法论，如心智学中的主流派（丘奇兰德、克里克等）；而且，善于学习者甚至在逐步形成崭新的“学科”（不仅拥有自觉的典范解题方法与文献积累，而且拥有专业杂志、专业学会、年会等等外在形式），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管理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雷拉等人倡导的“神经现象学”，它代表了积极结合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佛教内观方法）和新自然主义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纲领。
由神经科学发展领头的自然科学新进展对人文学科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全面铺开上述的“神经××学”，还是会激起像维科、斯诺、狄尔泰、柏林等人曾强调的科学与人文学的激烈冲突？这是所有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人类自身。所谓“文化强国”或“文化大国”，不可能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漠然无视。更何况这不仅涉及理论家的论辩，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应用前景。通过日益完善的“读心术”、脑区实时扫描、精神疾病遗传基础等新技术，神经科学的发展难道不会很快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论境遇（human condition）吗？
对此“大问题”，国外学界关心较早，不仅有专门探讨的论文，而且有面向大众的“启蒙”。其中一个典例是荷兰皇家脑科学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狄克?斯瓦伯（D.F.Swaab）所写的《我即我脑》一书。该书立足于神经科学实验的最新发展，系统全面地对意识的本质、自由意志、宗教的本质、司法的有效性、生命的价值等提出了大量挑战性看法。斯瓦伯教授在西方和中国的演讲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热烈争论，甚至进入2012年全荷兰高中毕业考试（“高考”）的考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相关学者认为，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深入推动跨学科研究进程的讨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期文章直面所谓心智学乃至人学的“难问题”——心智的本质、人的本质、心身关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机械论与目的论等。斯瓦伯教授及其脑科学的同行们在主题文章中的观点旗帜鲜明： 心智是脑神经系统的产物，其性质与荷尔蒙是大脑的产物没有两样，所以是客观的。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概念没有任何独立地位；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参见包爱民、罗建红、［荷兰］狄克?斯瓦伯《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17页。。他的观点在人文学者的回应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哲学学者李恒威认为，“我即我脑”的命题涉及心—身关系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不澄清与之相关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就难以完全理解描述“人之现象”的种种概念，如物质、心智、意识、自由、价值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认为人类描述意识的两个范畴是视角变换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应性的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参见李恒威《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28页。。历史学者孙仲、张文喜则认为：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并不能证明心智被大脑完全决定；在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有意义的描述中，“脑主体”（cerebral subject）没有意义，必须以人为本位；自由是人类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参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936页。。
可以看到，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观点，但我们欢迎争议，欢迎交锋，因为真理在讨论中才会日益显明。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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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进行了第一个资产评佑项目开始我国的资产评佑迄今已有13年的历史了。在这13年的历程中，中国的评佑行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初创阶段。现在的中国资产评佑行业已在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建立了协会组织，评佑机构达391多家，注册评估师1.4万名及从业人员6万多名。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与国际接轨的行业自律管理框架体系和执业规范，评佑服务范围扩展到为所有经济主体的产权变动，抵钾担保、投资决策等多种经济行为服务。评佑行业的法制建设从单一的政府法规发展到政府法规和行业法规相结合的法规体系。
一、我国资产评估业存在的问魔
1、资产评佑行业管理上条块分别，多头管理。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评佑管理的部门主要有三家:财政部、建设郁、国土资源部。评佑资格也相对应地有三种，即资产评枯师、房地产评枯师、土地枯价师。现行资产评枯行业管理的局面严重阻碍了资产评枯业的健康发展。从政府各个部门看，是企业迫于各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威，不得不跨请多个评佑机构进行评估，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加大了企业评估成本;从经济运行过程看，导致了经济活动宏观管理中严重的无政府性和行政低效率;从全国范围看，出现了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使得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威在部门权利之争中被大大削弱。
2.法律调控力度不够。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法挽已有300多项，它们的颁布实施对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出于部门法规过多.导致立法质全的下降，法律的权威性不够，特别是法规间的冲突，使得管理混乱。例知，仅就资产评佑管理机构、资产评佑资格证书管理的就有多个文件分别予以规定，造成多部门制定资产评佑管理办法、多部门审批资产评佑资格、以行业或系统层层设资产评佑机构、以部门的管理职能强行争夺评佑项目、自行确认评佑结果的状况。给资产评佑管理带来了混乱，使资产评佑管理工作缺乏统一挽范。
3.资产评佑塞础理论薄弱。由于我国资产评佑业起步较晚，发展初期，更注重评佑方法具体运用，对具体评估方法和参数选取等问题讨论研究较多，而对评估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严重滞后，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评估理论体系，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严重影响了统一评佑准则的制定。
4.尚未形成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体制。美国在1989年就通过了专门的立法，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资产评佑管理体系。英国致力于统一评佑行业组织和评佑标准建设，并把这些标准努力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早已在许多国家推行，并一已取得良好的效果。而我国资产评佑业虽然逐步取得发展，但目前仍然存在着生无序、混乱”的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评佑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往往制约和限制被评佑单位自由选择评佑机构，形成行业垄断和地方封锁，这一状况影响了评佑机构的公平竞争，一些专业评枯机构和评佑人员甚至采用一些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严重违背独立、客观、奋正的基本原则。
5.评佑标准不统一。我国资产评佑方法和评佑标准仍处于借鉴、研究、探讨之中，由于资产评估管理体制不健全，分头制定各自行业特殊需要的资产评估标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评佑行业技术标准透明度低，阻碍非本部门系统机构进入该领域;各评佑机构拄往只采用本行业制定的方法、参数和标准，很难与其他部门沟通，增加了执业风险;随着资产评佑业务的增加，评佑过程中的各种纠纷也会随之增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佑具体资产缺乏统一标准，使当事人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也给司法调节裁决增加了难度。建立科学严密的行业评枯标准是资产评估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6.评佑后续教育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资产评佑师的后续教育是评估行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的资产评佑师后续教育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在教育体系、形式、内容及实施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不能取得应有效果和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展我国资产评估业的对策
1.完善资产评佑法制，统一立法管理。我国资产评估立法现状与评佑业迅速发展的要求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国家应尽快修改《国有资产评佑管理办法》，打破所有制局限，制定资产评佑行业统一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法》，(资产评估管理法》，制定资产评佑基本准则、职业道德准则、质童控制准贝明和后续教育准则，并列共同构成中国资产评佑准则的棺架，进而制定评佑具体准则，实现全行业统一管理，即由现在的多部门分散管理，走向政府统一部门管理。
2加强评佑理论与方法研究。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资产评佑行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评佑理论与方法能够及时地指导评佑实践，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前于评佑实践。而我国的资产评估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的。资产评枯理论滞后于评估卖践，评佑理论发展的迟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评估实践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评佑业的现状，提高资产评佑的质，必须从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入手。
3.建立一套完善的资产评枯质控制系统。我国旧前对资产评佑往拄衡重于事后控制，知对评佑机构的年鉴、评仿出现问题时对机构和人员的处罚等。这种事后的控制对于提高整个评枯行业的质是非常必要的，但如何不让问题出现，防患于未然是现代控制论所强调的。因此，应当将资产评佑活动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建立一套从国家评佑协会、地方评佑协会到资产评佑机构、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从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到事后控制的一套完整的质控制体系。
4.加强资产评佑机构自身建设，建立一套全面的质童控制体系。建立和完善资产评佑机构的质童控制体系是保证评佑业务质量的关健，合格的质控制体系应贯穿于整个项目管理;工作，重点是在评佑过程的控制方面，即项目的计划、组织、协调、监控的始终。
项目的计划阶段是评佑质控制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评估机构首先应详细了解评估项目的基本情况，对评估项目的风险程度做出合理的判断。其次应当拟仃一套较为详尽的资产评佑方案，对评佑的事项做出整体安排，包括评佑方法的选用、人员分工的安排、时间进度计划、可能发生的风险等，良好的评枯方案走保证评佑质的前提，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应重点做好与项目负责人的双向沟通，充分发挥项目负责人在评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完善评估工作底稿加强对评估人员的质量监赞和控制。在项目的报告阶段，应建立完善的内邵审核制度，通过三级审核，把好评佑工作过程的最后一道关。
5增强资产评估人员的质和风险意识。评佑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牢固树立质量惫识和风险意识，时于没有能力完成的项目，不应接受;付于没有经过现场勘察、分析的项目不能出具评估报告;在评佑具体项目时，应当严格按照评估准列币挽范执业，认真撰写工作底稿和评枯报告，充分利用评枯报告中的“重要事项说明”等项内客，合理挽进风险。
6提高资产评枯人员业务素质。中国资产评佑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资产评估行业相比，诞生的时间拉，起步比较晚，且行业组成人员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提高评佑人员的业务水平是提高资产评估质童的关健。针对我国评佑人员的现状，应当加强评枯人员的后续教育，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资产评估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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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主体管理方式共存
按照最初对公共行政的设定的定义来看，其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即政府，立法和司法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的开展，都要由具有社会公共权威的机构担任，而此机构便是政府。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弊端，比如机构人员滥用权力、内部腐败，直接影响到活动效率。而且从过去的管理情况来看，政府机构确实存在不足之处，如管理方法单一，导致难以有突破性进步。同时，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民的权力意识日益强化，都迫使公共行政的主体和管理模式发生变化。主要是指私主体的参与，从下面两种管理模式展开分析。
（一）自治管理
我国自古是政府专权式国家，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权力过于集中，时间一久必然出现问题。以公共事务管理为例，以前完全由行政机构掌控负责，自治式管理则是非行政机构参与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当然，这种非行政机构也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比如合法、有自身的管理章程、有一定影响力等。美国和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上世纪30年代时，美国的社会组织就开始插手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些教会组织、街坊组织等。我国政府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组织的自治权难以实现。
现今，计划经济体制早已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形式和利益主体愈发多元化，很多利益主体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政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需要掌握一定的权力，在这种大趋势下，政府也不得逐步放权。而这些利益主体以各种社会行业组织为主，包括足球协会、律师协会等，在公共事务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目前发展形势，今后会有更多的非行政机构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与政府共同掌权，分享行政资源。在我国，政府分权正是实现民主的关键一步，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近些年来，国内的社会自治组织数量不断增多，涉及各行各业，如体育、教育、服务、文化、科技、法律咨询等都包括在内，总数量已超过50万。如果此数量继续增长，显然能从侧面反映出社会自治的拓展空间较大。
（二）合作管理
还有一种管理模式，即合作式管理，公共行政和私人主体联合，在达成统一目标的前提下共同完成任务。当然，这种私人参与的机制，需要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且要明确各自职责，合理分工，实际事务管理中，以行政目标为导向，双方默契配合。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设定大都属于这种合作式管理模式，而且已实行多年，但在我国才刚刚开始。
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生产资料和资源都归政府所有，政府是掌控管理权的绝对主体，决不允许私人参与。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剧，政府被迫放权，虽然外交权和军事权仍有政府掌控，但其他领域都出现了私人参与的痕迹，公私合作现象愈发常见。其合作形式也多样化，比如行政任务的外包，有利于政府转移工作重心，同时为公民参与管理创造了机会。
（三）对行政法学产生的影响
以上两种模式的演变足以证明，行政机构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权力逐步被分解，越来越多的主体加入，权力日益多元化。为适应这种变化，行政法学在研究公共行政时，理论方面也要有所改变，比如行政主体的定义与之前不尽不同，相关制度也要更新。
二、服务控制论的形成和制度构建
关于行政与法的关系，应该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行政法既要具备控制功能，又要具备服务功能。前者作为公共事物管理管理的基础手段存在，后者则是归宿。我国正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社会发展，在政府加强控制的同时，对其服务者的角色更为期待，这是大势所趋。在这种环境下，服务应该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第一要义，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重点方向，强调自由、公平等现代社会价值。控制和限制、控权等词不同，控制是本着“民权至上”的服务理念，由人民群众对行政进行动态监控，适度控制政府权力的运行，以免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
（一）服务型政府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行政和计划经济体制，在现代化发展中积弊甚多，所以要实行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新形势下，政府同样具有宏观调控等功能，但除了保安维稳，很多公共事务领域都不应再过多地干预，为服务行政的形成创造了契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服务行业兴起，并成为我国重要的第三产业。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多，速度更快，思想观念日益现代化，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今天，人们更需要各种形式的服务，对政府的要求也在改变，维持社会秩序已成为基本要求，新增的要求更侧重于过去政府专属的公共服务领域。这就对政府的职能发出了挑战，统治型政府显然不是现代民众所需要的，他们更向往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大趋势下，我国政府也正在适应这种转变。
2005年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目标之一，2011年提出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由传统的管制逐步过渡为服务。这几年来，政府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更为重视。不只是宏观方面，微观层面也有许多具体的行为。2009年将公民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水准权纳入人权范畴，表明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途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次年，国家颁布了《社会保险法》，以立法的形式，表达了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期，食品安全、劳动、就业等领域也相继立法，服务型政府又向前迈进一步。其实，国内提出的刚柔并济管理方式与此也有着密切关联。刚性管理强调的是秩序行政，柔性管理则暗指服务行政。
（二）对行政法学产生的影响
服务行政既是国家改革、公民权利意识逐步提升的结果，也是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的需求。行政法学主要研究的是行政法，以及与行政相关的社会关系，包括公共行政在内。如今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发生变化，行政法学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有所变化，研究范畴也应对应调整，涉及行政过程规制、公共职能配置等多个领域。总之，法律要保证理论和实际的相对应，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力度的加大，服务行政作为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新行政行为方式的出现
从前面分析不难发现，传统的公共行政方式较为单一，即行政行为在过去特定社会环境下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在服务行政迅速发展的今天，单一的行政行为已不能再满足当前要求，其垄断地位已经结束，更多的非权力行为方式加入其中，并开始发挥自身作用。以下主要从两点予以分析：
（一）非强制性的行为方式
在政府集权的年代，政府是掌握权力的唯一主体，公共行政以强制行为为主，决策后，相对人必须服从。如果不配合甚至反抗，政府有权采用强制性措施。显然，这种方法并不可取。事实上也是如此，强制使用权力时，经常会使得双方矛盾激化，任其发展对双方均产生负面作用。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对强制性措施加以限制，即通过利益诱导，协商、谈判促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甚至在行政指导不合理时，相对人可以不配合，并对其提出意见。这种改变更能体现民主，也有利于拉近双方关系，减少彼此矛盾，相信在未来的公共行政中，其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双方性的行为方式
正因为传统公共行政中政府集权，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不允许相对人提意见，几乎是单向命令，而忽视了与相对人交流沟通。这种单向行为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政府权力，但在目前社会明显不完全适用，已经很难满足公众需求，反而会引起更多对抗。在此背景下，一种新方式即双方方式形成，强调双方沟通，政府要广开言路，积极聆听相对人的反馈意见。以行政合同为例，虽然行政机关仍享有诸多体现强制性因素的行政优益权，如合同履行的监督权、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优益权，但毕竟是在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的，与传统单方方式相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对行政法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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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行政收费依法行政
引言
行政收费并非法律术语，而是一个法学理论术语。目前通说认为：行政收费是国家机关向特定对象实施特定管理，提供特定服务强制收取相应对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①。因此行政收费也可称为政府收费，在我国，与行政收费相关且已被立法确认的概念是行政性及事业性收费。1982年辽宁省物价局首先使用了行政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的概念，并为1987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所确认。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88)价涉字278号《关于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行政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加强社会、经济、技术管理所收取的费用。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社会或个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②无论怎样定义行政收费，事实上都是对管理相对人财产的一种直接处分和变相剥夺，对相对人来说并不亚于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随着行政处罚法的出台，至少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了规制，行政收费却至今还没有相应的比较高层次的法律出台，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行政收费的泛滥，不仅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作为一个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国家，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加入WTO后，WTO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影响是空前的，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理念在更新我们的原有的观念，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政府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规制，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法治的视角解读行政收费存在的问题，进而为行政收费找出一条法治路径。
一、行政收费的法治资源匮乏
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依法行政，英国法学家威德说过：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行政收费作为一项与相对人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行政行为，自然应当奉行行政法治的原则，而当我们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各种不同的行政收费行为加以解剖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法治资源的匮乏。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收费的依据混乱。行政收费其实质是对相对人的财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从这一结果来看，它与行政处罚并无多大区别，但法律对行政处罚有着严格的规范，而行政收费在我国的行政法规至今还没有针对性的规范，更不用说是法律了。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政府收费大都实行法律保留，有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的决定》中把大量本应由立法机关的权限授权给行政机关，至今这个授权决定也没有被宣布废止。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得以而为之，那么现在这种解释就不免显得苍白。这种做法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行政收费的混乱，只要有管理权的主体都自己制定规范性的收费文件，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红头文件都在作为收费的依据，这种实体规范的的多主体低层次造成了各地区各部门往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争相给自己设定收费权及项目和标准，使有关行政收费的规章和非规范性文件泛滥。对这种现象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说“如果在控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之权，行政机关则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这样，主要立法者成为行政机关，而不是国会。”③授权行政机关确定行政收费的权力，这实质上就是政府机关自我赋权，而所收之费，也就是政府凭借权力向相对人实施的掠夺。严重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第二，行政收费程序存在重大缺陷。行政程序在法治行政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学习和研究行政法的人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行政程序这些实现行政法目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没有正当的程序，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行政管理者也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我国由于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程序法的建设始终跟不上法治建设的需要，这种现象在行政收费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行政处罚和税收相比，行政收费的随意性相对较大，所依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大都比较粗糙，存在许多程序瑕疵：
1.行政收费的设定缺乏民主性
从法理上讲，立法应当充分吸纳和体现民意，而不能单方面决定，尤其是为公民设定义务的立法过程中，公众相对人的参与应成为一项原则，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我国《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政会等多种形式。”在立法上为公众参与行政收费设定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就现实而言，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制度设计公众的意见很难进入决策者的视线。行政主体在设定行政收费时，往往很少征求相对方(行政收费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虽说现在听政似乎也很流行，但听政在某些人眼中无非是聋子的耳朵，一种摆设而已。比如一些价格听政会，你根本就不用猜，结果肯定是价格上调，价格听成了价格上涨的代名词。个中原因很多，但听政程序不完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主化只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制度等于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任其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民自觉守法，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法律。”④2.有关行政收费的规定不透明
收费的法律依据不公开、不透明，很多的收费权所依据的是行政机关内部文件和规定，有的甚至是已经被废止的内部规定仍在作为收费依据使用。在很多情况下缴费的人根本不清楚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更搞不清楚他们缴纳的这些费用有多少是真正交给了国家，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所谓的交费项目上。面对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公民、法人等行政相对人往往无从知晓，不知道哪些是属于合理收费，哪些属于违法收费。行政收费项目的废止或收费标准的变更也缺乏公开性。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信息公开逐渐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要求，美国于1966年和1976年分别制定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前者规定除几种特殊情况外，政府文件必须公开；后者则对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公开作了具体规定。公开原则是政府活动公开化的体现，是公民参政权的延伸，如果行政主体以并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文件规定为依据征收费用，显然违反了政府公开原则，也是与WTO规则相悖的。
3.行政收费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行政收费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才能防止被异化。在对行政收费的监督制约方面，至少还存在这么两个问题，一是对执行收费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监督，也有利于防止执法腐败。我认为一套规范、完整的行政收费程序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点：①表明身份，说明收费理由，出示收费许可证；②实行“定、收”分离制度，通过指定的金融机构来统一收取行政收费以减少腐败贪污现象；③相对人填写收费登记卡；④收费主体填写统一、法定的收费收据；⑤收费主体告知相对人不服该收费的救济途径。二是收费的使用缺少监督，支出极为混乱。由于征收的资金没有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使得部分资金游离于预算外，坐收坐支。有的把行政性收费变成了脱离预算监督脱离审计监督的第二财政，致使大部分资金留在机关的“小金库”里，收入不入帐，支出不记帐，几乎成为行政机关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而且收费监控、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收费混乱的原因之一。现有的监督体制下，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混淆，导致监督作用难以发挥。按照控制论要求，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应当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否则，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审查自己，必然导致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二、行政收费的法治进路
行政收费作为交换公共部门所提供的特别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支付，其存在有其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收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不可缺少的一种收入形式，但我们也必须把它归置在法治的框架内，针对当前行政收费所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符合现代法治观念的行政收费制度，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明确和严格行政收费的设定主体。今后应当明确主要行政收费必须由法律和法规来规定，规章和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行政收费，从而彻底改变行政收费主要由行政机关设定的状况，从源头上遏止行政机关随意收费，超标收费，借收费创收的可能性。至于规章是否享有创设行政收费的权力，笔者认为即使给予规章创设行政收费的权力，也应将其严格限定在创设一定数额的行政收费之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则坚决不允许其创设行政收费；在有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细化规定不可超过上位法关于收费的条件、种类、幅度的规定。
第二，早日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目前法律对收费的规范处于严重缺失状态，不但修改相关法律极为迫切，制定一部收费基本法更是刻不容缓。”⑤笔者认为如果目前尚感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行政收费法典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话，也可以考虑采取制定“行政收费法通则”的过度办法。“通则”中规定行政收费的原则和行政收费的一般条件以及运用的范围，借此统一各类行政收费的立法、设定活动，以及为司法机关和行政准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的收费行为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标准。待实践中积累了充足的经验时，再将“通则”上升为法律。
第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往对行政收费采取的内部监督实施的办法经时间证明具有很大的缺陷，基本上不能使行政主体乱收费得到有效的控制，为此，必须在严格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行政收费的外部监督机制。在此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即不管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只要违反体现正当程序或自然正义要求的行政程序，即可导致整个行为无效，当事人就可拒交费用，从而在事前就起到了一个监管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完善行政收费的救济制度，通过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给予相对人充分的救济，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收费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行政收费是否有法定依据，审查行政收费是否越权、是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使收费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取得国家赔偿，从而是相对人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
注释
①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②崔红.我国行政收费的法律特征及分类[J].经济法，2004(12).
篇8
Key words： entropy model；power supply enterprise；social responsibility；evalu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7-0128-03
0 引言
随着社会责任和生态经济运动的发展，美国在上世纪开始尝试推行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并要求所有跨国公司的供货商接受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2004年6月国际标准化组织也着手开发适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组织指南标准，并于2010年10月正式出台，从而实现社会责任的国际规范化。与此同时，自2006年以来，我国的社会责任规范推行进程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全社会参与、全面加速和中心扩散的特征。2006年，我国在《公司法》中首次引入“社会责任”的概念，2008年国资委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社会责任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当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使人们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2008年11月同志在APEC会议上提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由此可见，未来的企业不仅仅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人”，而更要应为维护社会利益、生态循环以及服务员工、客户、商业合作伙伴的“公仆”，与社会、环境、员工、股东等共同构筑和谐的生态循环，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高排放、高污染的供电企业，其碳排放居各行业之首，在和谐生态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本文结合供电企业的特征，剖析供电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通过建立测评体系，以期客观考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促进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完善。
1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与问题
供电行业作为基础能源和生活日用服务行业，事关千家万户，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像国家电网、华能、大唐电力、华电、中电投等供电企业都是典型的中央大型企业，承担着重要的环境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承担着带头模范责任。基于此，虽然供电行业尤为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效卓越。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百强企业社会责任排名中，国家电网以第55位的优异成绩入围。同样，在胡润2008年社会责任五十强排名中，国有企业21家，民营企业17家，外资企业12家，其中，电力企业占两家，分别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而国家电网的排名升至第一位。在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中电力企业更是“慷慨解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典范。
在社会责任披露的探索实践中，2006年国家电网了我国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第一个探索性的打开交流窗户，架起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向社会客观展示公司价值观与长远追求以及具体的行动。而后国家电网又又制定了我国首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南，率先建立了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成为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工5026000的国内首家观察员企业和专家成员企业。2009年电网、电力行业在我国百强企业社会责任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社会责任履行排名前五位中电力行业占3个，分别是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及中国华能集团。
然而，在美好的串串“光环”背后，我们还应反思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不足：一是国家电网公司的社会责任评价在指标、内容平衡性及结构方面缺乏规范化，而且多数报告存在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投机想象，显然这种“作弊”行为降低了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排名的可取性；二是供电企业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有待提高，在我国500强企业前十强的经济效益排名中，国家电网的经济效益相对落后，且包含其凭借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回报所带来的利润“水分”。三是，安全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每年各地不断发生的、各种原因造成的电网事故，结构薄弱、安全性能和可靠性差的供电网络难以满足终极消费者的电力需求。四是电价制定和电力政策的落实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何能为消费者输配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是供电企业最大的挑战，更不用漏洞百出的说供电服务。
基于上述分析，很必要构建一套科学的供电企业社会责任测评体系，以便及时考评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寻找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问题和不足，对推动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完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的理论模型
基于社会责任理论，企业不再奉行“股东至上”的管理模式，而是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到公司治理模式中，从源头抓起，贯彻 “和谐发展”这一最基本的要求，突出产业循环的生态重构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和谐双赢，即国际上普遍认同的CSR理念：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还要建立相关的社会责任机制并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伦理责任、法律责任与环境责任。
从供电企业产业价值循环链的角度，从资源流入至电流流出的整个产业循环实质上是由投资者、供应商、消费者、环境承受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社区、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复杂资源配置系统。社会责任的履行贯穿整个产业循环，换句话说这些利益相关者是社会责任的承载体，供电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决定其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保障程度。供电企业以物质循环为核心的产业链循环和以“权利保障”为核心的社会责任履行系统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企业良心发展的生态系统。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笔者构建如图1的“五位一体”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的理论模型，以此阐述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概念框架。居中的闭环椭圆与左右两端的资源流入产出图描述的是企业的产业运营循环，这是每个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起点，企业的运营管理也是社会责任的组织载体。因此，为保证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应建立责任治理机制、责任履行推进机制、责任沟通机制。椭圆模型的四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终极绩效。具体包括四方面：一是市场责任。企业作为经济型组织，其核心是为市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取得较好的经营绩效是其和谐发展的基石，其间的市场责任包括价值链和谐责任和股东责任等，其核心体现是保证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拒绝虚假广告；对合作伙伴诚信、公平；及时归还债款；创造优秀的企业业绩回报股东；二是伦理责任。伦理责任强调供电企业应大力支持社区建设，广泛参与慈善事业，努力提高员工的薪酬和福利，保障员工的切身利益等。伦理责任的履行体现企业的主管崇高素质，属于最高层次的责任；三是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政府。遵纪守法、照章纳税、接受政府监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底线。同时企业紧跟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等保持一致。四是生态责任。生态责任强调企业应承担起对应的环境维护责任，倡导并实践节能生产和清洁生产，努力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3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构建
3.1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指标构建是解决“评价什么”、“评价方式”的问题，鉴于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企业在设计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3.1.1 目标导向原则 相关性强调社会责任履行评价应具有目标一致性，即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改善以服务于战略目标、经营目标、社会价值目标和合法目标等诸目标的保证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的和宗旨，并非束缚企业行为或掠夺企业资源，而是引导和监督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和维护“长效双向共赢”，促进产业链生态化、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纪律机制。为适应供电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目标需要，在指标选择时要在不违背“重点突出原则”的前提下，对于社会责任履行普遍做得好的方面可以适当减少指标，而将重点放在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领域，根据目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对企业单个或整体目标造成的影响程度来确定需要评价的重点责任履行单元、履行环节按关键性原则进行排序，着重考评关键性议题，并通过实施适时动态调整使分析过程及结果对问题的不确定性变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3.1.2 平衡性原则 企业的产业链是由投资者、供应商、消费者、环境承受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社区、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集合，且其对企业的贡献和诉求的“量和质”各有差异。因此，在指标的构建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和诉求，设计指标平衡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即理论模型中描述的各责任板块的平衡，并通过合理的权责考虑客观合理科学的考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同时，考虑到社会责任评价成本和评价的目标一致性，社会责任评价过程中也需关注评价经济性和效益性的平衡。
3.1.3 敏感性原则 敏感性原则要求指标值的差异能有效反应该对应要素是变好还是变坏的趋势，指标应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鉴于此，指标构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其一是好的敏感度对应的是严格的概念区分，即指标和评价内涵要明确具体，从而增强指标的可操作性；其二是评价指标之间完全独立，不存在信息重叠，在不影响评价结果的情况下，指标数量越少越好，代表性越强越好。
3.1.4 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原则要求供电企业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内容应能完整滴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影响，各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其评价结果评估判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最终服务于决策。
除上面所述原则外，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还需结合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公平理论、权力理论、道义论等诸多理论，也增强供电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价的基础理论支撑。
3.2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构建 结合《DZCSR3000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对社会责任总体目标的要求、供电企业“五位一体”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型及运营流程中各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关系，笔者分别设计社会责任履行这一整体层面目标与市场产业链责任、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和责任管理等“五位一体”的社会责任准则层分类指标。不同分类指标进一步细分若干指标层子指标。在表1中，笔者将进一步设计典型代表指标将社会责任评价具体化。
4 基于“熵模型”的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数模型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数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增强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杜绝人为的数学建模对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信息含量的影响，在此笔者借助于 “熵模型”的综合指数原理。采用“熵”来测度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非直接相关的各社会责任履行指标数据值进行处理，使各具体指标所蕴含的信息能够通过若干个社会责任履行指标加以反映，并确定出子系统的值，最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社会责任履行指数汇总值。“熵模型”能利用自身“熵权系数”对指标进行赋权，既有利于避免主观随意性引起的赋权风险，也有利于降低样本之间因行业或业务结构的差异导致数据不可比的风险，便于增大样本空间进而增强测度模型的适用性。
第一步：构建初始矩阵。假设与供电企业社会责任状况同类可比的企业集a=（s1，s2，…，sm），指标集b=（s1，s2，…，sm），有m家同类型可比企业对应于上述n个社会责任履行指数评价指标的指标值，便构成如下的社会责任评价初始矩阵X*，即：
5 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数的评价与应用
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基于熵模型的综合指数汇算得到目标供电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综合指数值。一方面， 利用综合指数值综合反映供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判断和测度供电企业的良性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决策和公众了解行业和企业发展现状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并有利于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责任履行指数的计算能及时监测供电企业发展的变化趋势，全面反映企业运行状态的变化趋势，起到良好的预警作用，进而及时采取调控手段，优化管理行为、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使供电企业发展在安全区域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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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进路；价值立场；法律修辞方法；谋篇布局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 2015) 03 -0002-15
陈金钊教授近来通过其一系列的论文及专著（以下分别简称为陈文和陈著）提出了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体系。这种法律修辞理论不仅意味着对新修辞学的内在构造及其价值立场独特的学术改造，而且也构成了我国目前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如何建构的一种规范主义思考。它既可以为法律修辞学提供合法性的科学范式，使法治与法律修辞的可辩驳性得以良好的协调，又能为法律修辞学建构出规范性的论辩前提理论。但从整个理论体系的视角观察，“把法律作为修辞”也难以回避其根深蒂固的内在缺陷和限度，它在分析性修辞学和法律论辩理论理论进路上的混乱，其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种价值立场间的冲突和张力以及孱弱的法律修辞方法、残缺的法律修辞“谋篇布局”，决定或注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暂时仍无法形成完整或真正的法律修辞理论。
一、理论进路的混乱
陈文在构筑“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体系时并未坚守理论进路的一致性和体系性，它对“把法律作为修辞”概念的界定经常游弋在“法律话语”和法律论辩之间，因而导致了该理论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脉络和理论体系。
在法律话语意义上，“把法律作为修辞”致力于研究法律词语、概念或术语的运用规则和技巧，其旨在确立一种维护法律权威、恰当使用法律的思维方式”，实现“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它认为，“把法律作为修辞”不是重述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准确地、灵活地运用法律语词表达法律思维。法律不仅是规范体系、原理体系，而且还是语言概念体系。其中，各种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学原理、法律方法都属于法律词语体系的要素。“把法律作为修辞”并不仅研究这些法律词语的意义，而是研究它们在法律思维中的运用。在法律话语上，“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站在法治的立场通过释放法律体系的隐含能量把上述各种法律词语作为法律思维的
关键词 ，证立所有的判决，建构、证成、描述所需的各种法律命题。同时，法律人要根据相应的法律词语来定性、评价、描述各种案件事实。在修辞学的分类上，此种意义上的“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实质性修辞( the material rhetoric)，实质性修辞意指语言事实本身，即事件的可理解的描述以及人类“以言达义”的条件。陈文认为法律词语的运用本身即法律修辞。陈文在这种法律修辞定义的基础上采取的是分析修辞学的理论进路。分析修辞学与其他修辞学区别之处在于，它致力于分析具有修辞特征的复杂语言体系，试图通过自我批判的前问题（die selbstkritische Vorfrage）获取修辞学的知识论基础。Ballweg认为，实用法学兼具实践智慧的慎思特征和法律科学的科学特征，它作为一种控制论模式可为法律决定和法律证成提供各种权威的教义学意见。实用法学具有各种精确区分的教义学语言( die dogmatische Sprache)，这种教义学语言能够同时关照外部体系的严格性和内部体系的灵活性。法官在裁决上的法律约束和论证负担，要求他们须在有限的庭审时间内找到大家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教义学语言作为修辞论据，而不允许进行法哲学和法律科学的无限反思和认知。在法律分析修辞学中，法教义学语言对法律裁判的证立不涉及认知，而只有达致理解的功能，但它却能确保法律的本质主义和本体论以及法律制度化的可讨论性。这源于，法教义学作为一种不受质疑的、体系化的观点组织，它本身的语言即是一种本体化的言说方式，它能够储存并调换“主体对符号的关系”和“主体对事物的关系”对法律体系的各种影响，并能通过“观点思维”的理解和解释功能使法律裁判保持对修辞情景变化的敏感性。
在陈文语境中，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专业术语、构成要件等法学原理、法律方法等构成的法律语言是一种典型的法教义学语言。这些教义学语言可为法律修辞提供权威的、不得轻易挑战的修辞性意见，能促成当事人间信任的产生，还会便于论辩者间法律关系的分析和修辞立场的选择，并能使人们掌握、熟悉一种真正的裁判语言。尽管这些法律话语并不拒斥对修辞语境、个案正义和法律价值以及社会关系等的考量和关注，但它们的教义学属性和一般性特征要求它们在法律修辞中必须重新弥合法律在个案中的“碎片化”，修辞语境等的考量只是为了开启它们在案件事实评价上的理解和描述功能。
与此相对，法律论辩意义上的“把法律作为修辞”意味着“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因此，其对解决疑难案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要求考虑个案的情景因素，而且还要求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把法律之理讲清楚。在与其他法律方法的关系上，法律修辞本身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式，在法律方法的适用顺位上，“把法律作为修辞”须以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为基础和前提。根据“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谋篇布局”，法律修辞只有实现与其他法律方法的整体性协调或综合性运用才能满足法律裁判的融贯性要求。为了解决法律论辩的可废止性和“多解”问题，“把法律作为修辞”不能简单地根据概念、规范进行推理，而必须根据个案的语境选择使用相应的修辞论辩方法。因此，它的多种适用形式都包含着创造性因素。在修辞学的理论进路上，作为法律论辩的“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典型的实践性修辞( Practical rhetoric)，实践性修辞事关我们在实质性修辞之前如何根据各种修辞技巧和论辩经验进行有效的说服、理解、争论和下决定。
古典法律修辞学、以新修辞学为主流的当代法律修辞学都属于实践性修辞学，在它们压倒性的理念史传统中，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对法律事物尽可能客观的理解，而是试图通过法律修辞论证的实践技术操作性地影响其法律听众。实践性修辞学意义上的法律修辞学仅能在法律主体的论辩关系中发生，其关注的也是与既定的事理结构毫无关涉的法律论辩者之间在个案中的法律言谈和争辩，它除追求法律听众对论辩过程和修辞结论的赞同和合意外别无它求。因此，这引发了法律修辞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紧张性关系。但是，新法律修辞学并非就无法解决“法律约束”的问题，法律修辞作为“法律人的修辞艺术”必须回溯到法律体系自身的规范性要素内发明论题、寻找论据和建构图式。最近的法律修辞学为了平衡“符合事理”、客观性、法教义学、法治与法律修辞之间的冲突关系，对传统的法律修辞学理论进行了各种重构性改造。这些最新的法律修辞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听众或听众的合意在法律论辩中的构成性意义，它们不再是修辞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同时，它们将法律修辞学嵌入到法律体系自身以寻求法律修辞的某种规范化重构。它们更加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权威对论辩正确性或合理性的知识论意义。
为给法律修辞学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效力基础，它们对法律修辞的前提或起点进行了各种分析和分类，如有内容的前提／无内容的前提（Pramissen mit oder ohne Inhalt）、客观前提／操作性前提（Sachpramissen und operative Pramissen）、无形式的前提／形式化的前提(form-freie und formalisierte Pramissen)以及描述性前提／评价性前提(beschreibende und bewertendePramissen)，并认为，制定法是法律修辞的完全前提，法教义学是法律修辞的操作性前提；在法律修辞的论证上，它们不但将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和解释规则作为法律修辞的基本手段，而且还描述和构造了实现修辞逻各斯的各种逻辑性工具(Instrumente des thetorischen Logos)，如修辞论证的合理“布局”(Dispositio)、定义、三段论、矛盾律、命题演算法、类比推论、反面推论和正面推论以及其他理性化方式，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本身也被作为了法律修辞方泫和法律修辞图式。同时，它们还论述了一些在法律修辞中容易出现的本体论谬误(Die ontologischen Fehlschlusse)，如前提短缺、前提间的自相矛盾、语义性错误、语用性错误。与这些法律修辞学的新近发展不谋而合的是，陈文对法律论辩意义上“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更多地强调了法律本身的要素在法律修辞中的重要性，反对以法律外规则否定法律在论辩中的有效性。尽管陈文承认具体的修辞语境对法律修辞的重要性，但认为法律修辞并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对案件的思考必须坚定维护捍卫法治。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修辞必须以讲法说理的方式承认法律的效力，在法律思维过程中恰当运用法律。陈文对法律修辞与其他法律方法关系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意地迎合了法律修辞学在理性化和合理化上的不懈努力。
尽管如上所述，陈文对两种意义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论述可分别契合分析性修辞学和实质性修辞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但陈文在其理论体系的构造中始终没有对其做出清晰的界分，一方面它将法律修辞定义为构造法律话语的“法律词语的运用规则”，而另一方面又将法律修辞作为疑难案件中的法律论辩主体之间的论辩。这种混乱或模糊的理论进路忽视了分析性法律修辞学与作为论辩术的法律修辞学在本体论、法律认知、正确性标准和法教义学等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如果不对这些对立性的理论立场和知识论进行分析性的处理和离析便很难形成融贯性的理论构造。更关键的是，各种类型的法律词语①难以具备法律修辞前提或法律修辞方法的论辩功能，即使依照正确的方法用尽所有的法律词语也难以有效地解决法律修辞的争辩焦点和论辩难题。这两种理论进路的可能冲突和抵牾是陈文在修辞学进路上的凌乱和模糊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二、价值立场间的冲撞
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体系中，法律修辞的价值立场可析分为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陈文认为，在这三种价值立场之间可以做一种融贯主义的调和，并为它们间的可能冲突设定了规范主义的价值顺位。然而，“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在这三种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融贯主义立场以及为它们设定的价值顺位并不能消解它们之间固有的冲突，它对这三种价值立场的模糊界定以及对其关系的“粗糙化处理”可能会导致它们之间发生更大范围的冲撞。
首先，合法性是“把法律作为修辞”首要的价值立场。在修辞学的属性上，“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典型的“规范修辞学”，它旨在于确立一种维护法律权威、恰当使用法律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律修辞中，道德、政治、人情等因素不能轻易突破法的一般性。相反，必须“增大法律本身作为修辞的说服力”，以法律的名义维护正义，捍卫法律意义的安全性。法律作为规范体系、原理体系和语言概念体系对法律修辞必须展现出“整体性魅力”，无论是明确的和整体的法律，还是含糊的和局部的法律都可以做为法律修辞的论据。除了通过挖掘法律体系的可能意义以担保法律修辞的合法性外，若实现法律要素对法律修辞最大程度的约束，“把法律作为修辞”还需要遵守基本的逻辑规则。
合法性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在类型学上，合法性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即正当性或正统性(legitimitat)和合法律性(legalitat)，前者属于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法理学上的概念，侧重于根据内在的价值体系评判、谋划事物的应然状态，而后者属于典型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概念，意指行为或事物合乎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状态。根据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析框架，合法性又可以划分为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在商谈理论看来，内在于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无法通过既有的合法性方案获得解决，而只有借助理想言谈情景下的商谈程序才能实现真正的合法性。于是，程序合法性（Prozedurale Legitimitat）或沟通合法性又成为了合法性另一重要的维度。根据“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关于合法性的前后论述及其整体的理论脉络，陈文意义上的合法性属于学界论述的实质合法性①。在法律的思维模式上，陈文倡导“超越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从“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相结合的角度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并认为“法律不仅是法律概念体系、原理体系，还包括法律价值体系。”
其次，法律命题的可接受性是“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可接受性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具有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不同的进路。在经验主义上，可接受性指作为个体的判决听众对判决在心理上的认同和认可，而在规范主义上，可接受性是指理想听众或普遍听众基于正当化的理由对判决最终结果的信服。在陈文语境中，可接受性主要采取的是规范主义进路。陈文认为，只要满足法律修辞的合法性，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法律修辞要用更准确的法律语词构建法律，排除不可接受的结论。但这只对那些“讲道理懂法律的人”才有效。所以，可接受性在更大范围内的实现依赖于法律修辞对司法公正尤其是个案正义的满足程度。同时，“法律修辞是以听众为核心的实践论辩与论证”，这决定了法律修辞者必须努力说服或劝服案件当事人和“更为广义的听众”，只有在日常思维和法律思维之间进行某种方式的转换，用自然语言进行论辩，并以论证和论辩的方式获取法律判断，才能实现法律修辞更强的可接受性。不过，“把法律作为修辞”作为修辞者“有意识、有目的的思维建构”，它的听众主要是“专门学科的解释共同体”。
最后，“把法律作为修辞”还追求法律修辞合理性。合理性同样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根据与语境的关联程度，合理性可分为普遍意义的合理性( rationality)和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前者要求的理由具有普遍性，与规范性的和超越性的理性相连，因此是一个具有规范内容的概念。而后者不要求具有超越情境的普遍性，仅要求在一定的语境中被接受。同时，依据达致合理性的路径，合理性可分为个体主义路径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义路径的合理性。前者表现为实践推理，通过从个体的层面分析理由的普遍性和语境依赖的差异来实现合理性。后者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将合理性的判断标准、理由的普遍性和语境依赖的差异建立在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之上。
陈文认为，“根据法律的思考”与“案件个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求，在法律修辞中必须适当地融入价值、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质性内容，“追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把法律作为修辞”负载了很多实质主义的说理成分。我们不能仅根据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的分析来获取法律与案件的协调，我们需要在案件语境中重新思考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法律的可废止性以及法律浯词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在法律修辞中必须对各种相关的情景要素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而且“一切适合推动对现实调整问题与裁判问题的论辩的、换言之适合引导对其具体问题的正反论证的实质观点或者修辞论辩”都应该进入法律修辞的言谈之中。因此，“把法律作为修辞”所持的合理性立场属于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
陈文在这三种价值立场间关系的处理上持一种融贯主义的调和立场，并为它们间的可能冲突设定了规范主义的价值顺位。“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认为，合法性、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皆并非法律修辞的唯一考量因素，“法官的决策不仅仅是法律的，而且应该是正义的和可接受的。”在法律修辞中，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一般不会构成冲突关系，其中，“合法和合理在多数场景下是重合的”，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通过其合法性来实现。同时，“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也为它们之间的冲突设定了如下的价值顺位：第一，若合法性与合理性发生冲突，司法裁判首先根据法律进行说服，“道德的、政治的、人情的因素等不能轻易干扰法律的安全性”，为了更全面地把法律和道理的一致性说清楚，我们才需要进一步证成合理性。法律论辩的
关键词 和最终落脚点是法律语词，道德、政治、人情等只应在法律修辞的过程中出现。第二，陈文认为，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以通过合法性和司法论辩的公平性来实现，后来又认为，在法律可废止的情况下只有把实质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法律修辞的恰当性与可接受性。
但是，这三种价值立场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语境中难以获得陈文所设想的融贯状态。首先，只有在法律商谈或法律论辩的框架下，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才有可能实现“结合”，因为它们都诉诸于商谈程序或论辩规则，追求论辩层面的法律真理。质言之，只有程序合法性或沟通合法性、合理的可接受性或规范主义进路的合理性、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或交互主义路径的合理性才属于同一理论层面上的价值立场。实质合法性与语境意义上的合理性均是脱离法律论辩的价值立场，一个属于法律的“有效性”，另一个属于法律的“事实性”，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甚至必要的张力。
其次，“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合法性是为了扩大和增强法律体系内的要素在法律修辞中的论据效力和说理功能，而合理性是为了保证法律体系外的实质要素进入法律修辞的可能性，使法律修辞对修辞语境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敏感性。但是，两者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交叉的”。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体系中，构筑合法性的法律要素不但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即“外部体系”，而且包括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即“内部体系”。根据合理性的价值标准，进入法律修辞的实质性论据既包括伦理性的论据，如价值、道德和文化要素，也包括功利性的论据，如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其中，伦理性论据与“内部体系”的关系若不借助“承认规则”或相应的论辩规则根本难以理清。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陈文为合法性和合理性设定的价值顺位的意义。
而且，“内部体系”的法律要素并不能被“发现”，它们的“多解”状态、更强的可废止性以及其间频繁的冲突决定了它们只能被“诠释”、“建构”、“具体化”或“权衡”。在进入法律论辩之前，它们不能自动形成可被参照和遵守的“闭合体系”。这也决定了在法律修辞的开始和中间过程中合法性立场本身的弱化以及合法性初步优先于合理性的“客观不能”。
再次，在商谈的分类上，“把法律作为修辞”属于运用性商谈(Anwendungsdiskurse)。在运用性商谈中，规范的情景相关性无法事先预见，而只有将论辩的语境与可运用的规范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地判定规范的情景恰当性。陈文为合法性与合理性安排的价值位序明显属于论证性商谈层面的规则，它是从修辞具体的情景依赖性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它只对非常典型的标准情形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而对未来非典型的情形它难以提供确定性的指引。
最后，可接受性与合法性和合理性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撞。在陈文中，与合法性与合理性相对，可接受性主要是通过作为专业听众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认同来实现的，而且它也可以通过判决的合法性和个案正义等“正当化理由”来实现。因此，陈文意义上的可接受性是一种基于法律论辩的合理的可接受性(the rational acceptability) 。因此，可接受性与独白性质的实质合法性具有不同的理论路径，尽管各种法律体系要素有助于法律修辞可接受性的达成，但它们无法在法律商谈的层面上相互转化或支持。同样，可接受性与合理性也无法在法律论辩的过程中直接“沟通”，由于合理性的语境性、经验主义特征可接受性与合理性甚至会发生无法回避的冲突。所以，可接受性既无法通过法律修辞的实质合法性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法律修辞语境性的合理性来落实，而只有在理性的商谈程序中才有机会达成。
三、孱弱的法律修辞方法
法律修辞学的关键在于为争议点的解决和法律论辩的进行提供规范性的修辞方法或修辞图式。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价值立场及其上述理论进路相应，陈文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构造过程中也论述了各种所谓的“法律修辞方法”。经过相应的体系化梳理，这些“法律修辞方法”可做如下归整：
（一）法律人的修辞须用法律词语或“法言法语”作为
关键词 ，所有判决的证立、案件事实和法律行为的描述、定性和评价以及事实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确立都需要根据法律词语或“法言法语”进行。法律词语的运用除了遵循语法的基本规律外，还应遵循修辞的一般规律以及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二）法律修辞不仅是法律思维中的遣词造句，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的重点并非司法过程中所有的语言运用，而在于根据修辞规则、解释规则与逻辑规则恰当运用法律术语或概念；法律词语运用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论证、论辩以及与各种关系的平衡；（三）“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把法律作为论据，用法律进行说服，在论辩中通过规则和程序形成判断，其具体包括：把法律概念作为
关键词 ，把合法、违法当成基本的说服手段，把具体的法律规范当成说服论辩的论据；（四）“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释放法律的隐含能量，法律知识、构成要件、法律关系等法学原理是“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前见性基础和法律说理的工具；（五）法律方法、技术是法律修辞的基本说服工具，法律修辞的进行需要法律逻辑方法、法律修辞方法、法律论证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等的综合运用和相互配合，单一的法律方法难以决定案件的命运，而且需对法律方法论进行划界，准确地适用法律方法；（六）法律修辞还需考虑待决案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语境因素，法律修辞的进行需要语言学、法学、逻辑学和修辞学以及社会学等的综合或协同运用。法律修辞绝非法律的机械运用，道德、价值、社会关系等实质内容经常会融人法律论辩，法律人也不能拒斥它们进入法律论辩；（七）“把法律作为修辞”需要平抑政治话语和道德言辞对法律修辞的过度影响，政治言辞和道德言辞须经过认真的论证或论辩才能进入法律判断而不能被绝对化，它们在法律修辞中只起矫正的作用；（八）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注意法治区隔的意义，在理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基础上讲法说理。
陈文虽然提出了上述各种规范性的“法律修辞方法”，这些方法本身也旨在纠正法律修辞学对修辞语境和听众要素的过度依赖，但这些“法律修辞方法”却难以作为或转化为真正的法律修辞方法或法律修辞图式。首先，不管是以法律词语证立判决、描述、定性和评价案件事实和法律行为还是以“法言法语”判断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都是对法律实证主义、规范法学或法教义学的一种重复和强调。即便如陈文随后补充指出的那样，法律词语的运用需要遵循“法律修辞的一般规律”，法律修辞主要是一种“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但究竟何为“法律修辞的一般规律”和“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陈文却始终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论述和交代。
其次，释放法律在法律修辞过程中的“隐含能量”，把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法律知识等作为法律修辞的论据、前见性基础或法律说理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可以转化为法律修辞的论辩前提或论辩起点理论，但其只是是关于修辞论据或前提的指导性原则，并不具备可作为修辞方法直接适用的内在特质。在修辞前提的分类上，尽管法律概念是一种完全的前提，法学原理、法律知识作为关于有效法的法律学说和教义性知识，具有根本的教义学属性可构成一种特殊的操作性前提。但是，法律概念并非皆为分类概念，其中的类型概念、价值开放的法律概念(value-open legal concepts)、法律原型范畴或功能性概念在其“概念边缘”或“中立语义域”上只具有部分的语义界限，它们的适用会带来或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或可废止性。若不按照相应的词义推论规则对它们展开“语言分析性商谈”，这些法律概念并不能径直作为论辩前提或法律论据适用。否则，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语义相关性或语用相干性便无法完全确立。同时，构成要件、法律关系、犯罪论体系和请求权体系等法学原理、法律知识尽管作为“广义的法律”具有相当的融贯性、确定性、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但这些教义学功能会由于法教义学体系本身的可辩驳性而只能在部分意义上被维护。法律知识和法学原理作为修辞论据或修辞前提并不能完全解决法律论辩的争议点甚至有时会引发法律修辞更大范围的可辩驳性。因此，在法律修辞方法上，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学原理、法律知识作为法律修辞的论据或论辩前提都具有自己固有的局限性，陈文既没有正视这些潜在的问题也未厘清它们之间在修辞论据或修辞前提上的性质差别、适用顺位关系。
再次，尽管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反面推论、类比推论和正面推论等这些经典的法律方法可以作为法律修辞的“基本工且”或论证方式，但因传统法律方法论在理论预设上的“独白”特点，法律解释学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解决各方法间的效力冲突以及各方法间的选择和排序问题，法律续造自身的证立问题若不借助法律论证理论同样也得不到解决，这些传统的法律方法只有根据法律修辞的语境和听众的信服反应转化为或重构为法律修辞学特殊的推论图式和相应的法律修辞图式或法律修辞方法，如历史论证、目的论证、体系论证、矛盾论证、相似性论证、心理学论证、经济论证等，在法律修辞中它们才能具有真正的方法论意义。在法律修辞中，“单一的法律方法难以决定案件的命运”，法律修辞方法须与法律逻辑方法、法律论证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等相互配合或协同运用，这本身就是法律论证之融贯性或“整体协调性”的要求而非法律修辞自身的方法性原则。
最后，在法律修辞过程中关注和考量个案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语境因素，并将道德、价值、社会关系等实质内容融人法律修辞之中，这只不过是对法律修辞之“问题性思维”或“情景关联性”的一种强调。几乎所有的法律裁判基本上都无法由制定法单独决定而必须借助某些预先存在的实质性内容才能获得证成。在法律修辞的论辩中，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实质交错关系，但如何在保持两者胶着状态的前提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反思性均衡”并最终理性地证立修辞结论，这是法律修辞学最棘手的问题或最大的难题。因此，政治言辞和道德言辞等作为法律外要素进入法律修辞必须经过认真的论证或论辩是一种正确的理性化道路。但是，这种论证或论辩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具有哪些规则和程序，才是最为关键的法律修辞方法问题。法律修辞学作为一种“有根据的言谈”理论（Theorie vom begrLindenden Reden）在修辞论辩上只有遵守规范性论证理论在外部证成或证立性商谈(Begrundungsdiskurse)上所设定的各种论证规则，且在外部语境要素(die AuBerungssituation)和法律体系要素间进行某种融贯性商谈(Koharenzdiskurs)，才能有效地解决外部语境要素(die AuBerungssituation)介入修辞的适当性问题。
尽管法治与民主以及法治的各种“区隔”，如合法与非法、胜诉方与败诉方、人格与财产、公共性与隐私性、主权与人权、国内法与国际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力与权利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区隔对某些法律修辞图式的进行具有一定的指引意义，但这些抽象性的、哲学性的“一般法律学说”作为法律修辞方法的意义极其有限，它们难以消解上述各种实质性内容在法律修辞中的“过度影响”。至于“实质法治的方法”（如价值衡量、利益衡量、外部证成、实质推理和社会学解释）与“形式法治的方法”（如文义解释、三段论推理、体系解释、语法解释和内部证成）的划界，虽说对法律方法论体系的类型化整理具有相当的参照性意义，但在法律论辩中其几乎不可能承载任何修辞方法的功能。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紧张关系在法律修辞中可以更具体地转化为“问题性思维”和“体系性思维”或法教义学与修辞语境的冲突，它们各自麾下的各种法律方法彼此间的竞合关系和适用顺位根据程序性法律论证理论可得到更加细致的并切合个案语境的“规定”。因此，“实质法治的方法”与“形式法治的方法”的区隔在法律修辞中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的方法论功能完全可以由上述其他修辞方法更好地替代。
四、残缺的“谋篇布局”理论
法律修辞学的谋篇布局或布局( Arrangement，Die Dispositio)源于古典修辞学之“修辞五艺”或修辞法则(The Canons of Rhetoric)中的布局(dispositio)。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修辞布局分为“序论”、“提出陈述”、“说服论证”和“结束语”四个部分。后来拉丁语修辞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对修辞语篇的结构进行了更详尽的划分，认为修辞布局由引言、陈述、提纲、论证、反驳和结语六个部分构成。西塞罗认为修辞者在修辞布局时不仅需要依据特定的顺序，而且需要按照问题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主观判断对论辩素材做出灵活的取舍和安排。修辞布局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对开题发现的各种论题、论据或其它论证素材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取舍，使它们以最恰当的顺序和方式呈现在听众面前，从而确保论证对听众最大可能的说服。修辞布局也对修辞的分析性和生成性目的(analytical and generativepurposes)具有重要意义，即为论辩的批判和修辞教育提供相应的模板和模式。在现代修辞学理论中，修辞布局理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它不再仅是演讲中所观察到的顺序或规则，而是涉及到所有类型的论辩尤其是更大规模的论辩在安排或排序中所有的考虑事项。修辞布局被简化为四个部分：引言、陈述、论证和结语。Corbertt认为，在进行修辞布局时应注意以下因素：第一，语篇的种类，语篇属于法律、政治议论还是道德宣讲？第二，主题的性质，论辩的主题是科学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第三，修辞者的个人特质，包括修辞者的个性特征、道德观念、世界观、自身的禀赋和局限；第四，受众的特点，即受众的年龄、社会阶层、政治团体、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当时的情绪等。
“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尽管主张应根据法律进行论辩，但也反对简单地根据法律进行修辞，认为“把法律作为修辞”作为一种系统的修辞行为应注重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由于法律思维的复杂性，在对当事人说服的过程中，法律修辞者应通过甄别各种观点的争辩，找出最能解决问题的、最具说服力或最具“分量”的关键环节和
关键词 ，对整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统筹考虑，并对根据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利益衡量、法律关系分析等方法得出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协调。“谋篇布局”决定了，我们在法律修辞中不能容易否认某一判断的正确性，而须寻找能被其旨在说服的听众接受的最优说辞，在法律修辞过程中，任何规则和程序都不能被忽视。法律修辞的整体结构要求不能仅通过单调的逻辑分析来阐释事实的法律意义，而需要结合案件的修辞语境并通过衡量当事人的具体诉求、法律体系的融贯性要求、法律受众的社会心理、法律权威等来寻求和“发明”相应的修辞起点，设计合理的修辞格局，以构造出各方当事人都可接受和理解的修辞
关键词 和修辞表达‘引。
“把法律作为修辞”并非简单地根据法律的思考，也不是基于概念和规范的简单推理，而是一个融贯的体系性构造。我们需要“从案件所涉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所处的‘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出发，而不能仅将某一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修辞的唯一或最终依据、理由”。同时，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还要求摆脱对法律概念和规范的机械适用，在具体的修辞语境中运用更加细腻的思维超越法律的概括性，以增加说理讲法的深度。“把法律作为修辞”虽关注案件的枝梢末叶，并寻找能被接受的最优说辞对当事人进行劝导，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是法律性的，在劝导过程中，各种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都不能被忽视，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应被置于更为宏大的法治思维之中，把各种看似是矛盾的判断放在一起进行优化选择，以克服根据法律思维的简单化倾向。
“把法律作为修辞”提出的上述“谋篇布局”虽然也可归入法律修辞布局的范畴，但它难以构成修辞布局的完整形态，而是一种残缺的并具有内在缺陷的“谋篇布局”。完全的法律修辞布局由引言、陈述、论证和结语四个部分构成。“引言”是修辞布局的第一步。“引言”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受众走进某个语篇，告知其该语篇的观点和主题，并让听众对接下来的论证产生初步的信任。修辞者在“引言”的布局上应运用相应的策略或方法。Richard Whately总结了五种关于“引言”布局的方案：第一，设问性的开头，即激起听众对语篇的好奇心和了解的兴趣；第二，诡论式的开头，即提出与普遍认可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并指出它的合理性；第三，矫正式的开头，即明确地告之听众自己将要主张的观点；第四，铺垫式的开头，即向听众说明自己将以一种不同一般的方式论辩，并解释这么做的原因；第五，叙事性开头，即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唤起听众的听讲愿望。
“陈述”是修辞布局的第二步。“陈述”在修辞上的作用是为听众充分提供其理解论证语境所需的信息。在“陈述”部分，除了总结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修辞者还可以着意介绍接下来将要支持或反驳的观点。“陈述”并非对事实的简单和枯燥列举，它本身是一种有力的说服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对某些事实的故意强调或有意忽略形成相应的论证效果。在所有的语篇类型中，“陈述”对于法律修辞显得尤其重要。在庭审中，辩护律师通常会在程式化的开场白之后随即进入事实陈述阶段，把案件的基本事实一一列举出来，他们经常通过使用特定的语言或对特定事实的强调或忽略来帮助他们的案件和当事人。“陈述”的长短取决于全部语篇的长短和主题的难易，如果主题复杂，语篇较长，那么“陈述”也应同比例地加长。昆提利安认为，“陈述”的篇幅应根据具体的修辞语境调整到刚刚好(just enough)的状态：在合适的地方开始陈述；略去所有不相关的细节；剔除看似相关、但无助于受众理解的枝节。
“论证”是修辞布局的第三步，也是整个修辞布局的主体部分，它具有阐述主题、实现修辞目的的功能。修辞者在开题阶段所发现和搜集到的论辩素材通过“论证”将得到有序的整理和编排，因此，修辞者若想有效地实现其修辞行为的目的必须进行合理的“论证”布局。在结构上，“论证”一般由两部分构成，即证明（Beweisfuhrung）和反驳(Erwiderung)。“论证”的合理构造和布局要求修辞者遵守特定的规范论证规则并使用特定的反驳技术，如前提的预防技术、分别针对描述性前提和评价性前提的反驳。
在证明阶段，具体论据间的排列共有三种顺序：逐渐增强的顺序，即从最弱的论据开始逐步提出最强的论据；逐渐减弱的顺序，即最强的论据开始逐步提出最弱的论据；基督教派的顺序(the Nestorian order)，即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出最强的论据，而把其余的论据留在中间。有些修辞学家建议，在议论性的文体中，最好从较弱的论据开始，层层推进，最后提出最有力的论据。这样当论证结束时，修辞者的论辩仍会在听众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一开始便抛出最强的论据，以至于在最后只能提出最弱的论据，那么论证的力度便会深受影响，这也会反过来影响听众对修辞者论证的信任。但佩雷尔曼认为，这三种论证顺序都有各自的不足，并没有独立于听众不变的论证顺序，所有的论证安排都应该满足修辞对听众的说服目的，每一论证需要在其最有影响力的时候被提出。
在法律修辞中，我们所有的论辩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对手或一个隐性的对立面。若将这些对手的相反主张或潜在的对立论据完全置之不理，而只顾树立自己的观点，则很难说服听众。如果对手或相对人已通过相应的修辞行为使自己的观点被听众接受，那么修辞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驳斥对方的观点，再论证自己的主张，否则听众根本就不会接受修辞者的论证，无论它是否正确。即使对方的观点根据无法成立，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之后，修辞者也需要反驳对方的主张。至于具体选择何种反驳方法，需要修辞者根据个案的修辞语境做出选择-55 ´。
“结语”是修辞布局的第四步。这一步骤具有如下功能：总结主要的论点；帮助听众记住演讲；呼吁听众采取特定的行动；清楚地结束演讲；以一个肯定的基调结束。为了更有效地和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论点，亚里士多德建议修辞者应按照如下四个原则安排“结语”：第一，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听众对修辞者的好感，并巩固和强化听众对相对人的反感；第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在语篇的各个部分提出的论点和论据；第三，进一步调动听众的情感；第四，简要地总结语篇各个部分所列举的事实和提出的观点，结束全篇。同时，若有需要“结语”还应在对语篇“重述”的基础上提升和扩展论辩的主题和结论。“结语”的篇幅须与整个语篇的长度相称，但一般情况下“结语”要尽量简短。
根据上述完整的修辞布局结构，“把法律作为修辞”所提出的各种“谋篇布局”并非完整的修辞布局形态，它仅属于修辞“论证”阶段的布局，而忽视或放弃了“引言”、“陈述”和“结语”这三种修辞布局要素，它们都是完整的法律修辞布局不可或缺的步骤。因此，陈文和陈著所总结的法律修辞的“谋篇布局”注定只是一种残缺的修辞布局，它无法充分挖掘和发挥修辞布局的全部功能和修辞意义。这种论述的“片面”其实无可厚非。但即便如此，“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为修辞论证所建构的这些“谋篇布局”也不太可能发挥其“论证”布局的功效。
尽管它极力主张通过“甄别各种观点的争辩”、结合案件的修辞语境“衡量当事人的具体诉求、法律体系的融贯性要求、法律受众的社会心理、法律权威等”以及对各种法律方法的合理协调来找出最能解决问题的、最具说服力的修辞起点、关键论证和“
关键词 ”以及合理的修辞格局。但这仅是提出了修辞布局的目标和理想，至于通过什么的方法、以什么样的方式构造修辞起点、找出最具说服力的修辞方法，以及以什么样的论证顺序安排和组织各种法律修辞方法才能最有效地说服、打动法律听众，“把法律作为修辞”反而对此语焉不详，没有任何交代。法律论辩的事实争议点和法律争议点会引发多种相互支持或对抗的论证图式在法律修辞中被论辩双方抛出或提出，但案件核心的争议点、论辩前提体系和修辞者的修辞策略、修辞计划以及最终说服听众的目的都会指引修辞者选择线性的论证结构( Lineare Argumen-tation)还是辩证的论证结构(Dialektische Argumentation)[58]，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修辞者最终选择什么样的论证顺序，即逐渐增强的顺序、逐渐减弱的论证顺序还是基督教派的顺序。法律修辞的对话或商谈结构决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根本不可能进行“概念和规范的简单推理”或“法律概念和规范的机械适用”。
法律修辞的语境性及其与体系性思维、法教义学的复杂纠葛也注定了，法律修辞必须在“具体的修辞语境中运用更加细腻的思维超越法律的概括性”，单一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也难以成为“法律修辞的唯一或最终依据、理由”。这样的要求也许对中国当下判决书修辞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纠偏”或“诊断”意义。但此种“布局”只是法律修辞理论的“题中之义”或直接引申。在正面意义它缺乏方法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
法律修辞的对话或商谈结构也意味着所有的法律修辞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相对人或一个隐性的对立面，这些相对人作为法律听众不会仅在接受者的意义上消极地任凭修辞者展示或表述自己的各种论证。在法律修辞的论证布局上，修辞者不能“只顾树立自己的观点”而完全将相对人的相反主张或潜在的对立论据置之不理。如果论辩相对人已通过相应的修辞行为对自己的论辩做出了对抗性反应，修辞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对相对人的反对论证进行反驳，然后再论证自己的论点，否则修辞者的论证不管是否正确，都不能有效地使听众产生“信服”。即使对方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之后，修辞者也需要反驳对方的主张。在法律修辞学中，修辞者对相对人的反驳需要遵循特定的反驳技术，其中对论辩前提的反驳，对描述性论述的反驳以及对评价性论述的反驳都有各自的特定形式，而且它们之间的反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至于具体选择何种反驳方法，需要修辞者根据个案的修辞语境做出选择。“反驳”在“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谋篇布局”中是完全缺席的，这导致了其所努力建构的修辞布局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有内在缺陷和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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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
[31]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J].求是学刊，2012，(3)；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陈金钊，把法律作为修辞——我要给你讲法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32]陈金钊，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33]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C.F.Muller, Juristischer Verlag, 2006, S.50.
[34] See Aleksander Peczenik,ATheory of Legal Doctrine, Ratio Juris, 14, 2001.
[35]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Auslegun,g, Begrun,dun,g, Subsum,tion.,R.V. Decker´s Verlag,1997．S.101—232.
[36] Vgl. Carolin Weirauch, Juristische Rhetorik, Logos Berlin, Aufl.,2004, S.21 - 27.
[37] Vgl. Hans-Joachim Koch, Helmut Rtl[3mann, Juristische Begrun,dungslehre: Ein,e Einjuhrung讥Grun,dprob-leme der Rechtswissen,scha[-t,C.H, Beck, 1982, S.257 -261.
[38]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Auslegung, Begru:ndun.g, Subsum,tion.,R.V.Deckers Verlag,1997 ,S. 222 - 232.
[39] See Eveline T.Feteris, 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Ljica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Springer, 1999, pp.54 -55.
[40] Vgl. Agnes Launhardt, Topik und Rhetorische Rechtstheorie Eine Untersuchun,g zu Rezeption, un,d ReLevan,z der Rechtstheorie Theodor Viehwegs,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Juristischen Fakultat der Heinrich-Heine-Universitat Dusseldorf, 2005,S.184 - 187.
[41]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修辞学[M].三联书店，1991.9 ,13.
[42]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m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278.
[43] Cicero, De Oratore,Books I,E.W. Sutton,H. Rackham(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31.
[44] Gideon O.Burton, The Forest of Rhetoric: silva thetoricae,“Silva Rhetoricae”,rhetoric. byu. edu
[45]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rrersity Press,1990, p.278.
[46]陈金钊．法治思维及其法律修辞方法[M].法律出版社，2014. 368 ,380.
[47] Richard Whately, Elements of Rhetoric:Comprisin,g an, An,alysis of the Laws of Moral Eviden,ce an,d of Persua-sion, SIU Press, 2010, pp. 142 - 172.
[48]篮纯，修辞学：理论和实践[M].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2010. 170 ,167.
[49] Brett&Kate McKay, Classical Rhetoric 101:The Five Canon,s of Rhetoric-Arrangement, February 26, 2011, Manly Knowledge.
[50]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299.
[51] 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Huthig Jehle Rehm,4.,neubearbei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2006,S．315 - 324.
[52] CH. Perelman, The Realm of Rhetoric, 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1982,p.148.
[53]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p.300 -301.
[54] CH. Perelman, The Realm of Rhetoric, 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1982,p.149.
[55]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2.
[56] Chapter l:The Canon,s of Rhetoric, pp. 25 - 26, catalogue. pearsoned. co. uk/assets/hip/gb/…/0205943586. pdf.
[57] Corbertt,E.P.J,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