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监管资本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监管当局对银行进行资本监管的目的是：当银行面临偿付性危机时，能有足够的资本来缓冲其风险，从而保证银行业的稳定与发展。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资本监管风险承担。
第一种观点认为，提高资本要求会提高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预期收入假说，即较高的资本持有量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入水平，强化银行通过增加高风险资产来弥补损失的动机，所以资本约束是无效的。如Kahane认为，资本监管使得银行的资本成本提高，可能反而会促使它们采用进入高风险和高收益行业的方法来抵消其成本的增加，从而给整个银行的运行带来更大的风险。在Besanko和Kanatas的模型中，资本监管的引入迫使银行进行外源性的股权融资，外部股东侵占了内部股东的利益，这将降低委托监控的激励，银行的资产风险上升而市场价值下降。监管者可能一定程度上填补委托监控的缺失，但较高的信息成本可能使其最终放弃。Blum也认为，对于追求银行资本期权价值最大化的银行，资本监管将带来双重效应：第一阶段趋紧的资本状况将约束银行的冒险行为，但第二阶段的资本约束反而鼓励了银行承担风险。强制资本监管的引入有可能破坏银行自身原有的激励机制。Estrel-1a构建了三阶段动态模型分析新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第一阶段，银行必须满足监管层的最低资本要求;第二阶段，仅仅达标的银行还需进行负债融资以进行风险资产扩张，此时面临市场纪律约束;第三阶段，银行必须接受监管层的监督检查。他分析后认为，资本监管对于那些资本富裕银行是有效的，但资本不足的银行反而会铤而走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资本要求会降低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在险资本假说，即银行资本金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存款保险期权的价值，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因此降低了银行增加资产风险水平的激励。Furlong和Keeley首次将存款保险的期权价值纳入银行的目标函数，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银行来说，不会采取增加风险资产的办法来应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原因是存款保险的边际费用会随着银行杠杠比率的降低而递减，从而资本监管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激励。Boot和Marine(2006)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降低了存款保险隐性补贴，激励所有银行将自身风险内部化。好银行将增加监控投资来降低资产风险，坏银行则是收缩信贷，前者的市场份额增加。长期来看，强化资本监管有利于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激励。Rochet表示，只有当风险权重能够恰当确定时，巴塞尔资本监管能够降低单个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以及银行业的整体风险。Hellmann等在道德风险的动态模型中，认为自由化导致的竞争不利于银行的审慎经营。资本监管的引入，抑制了股东的道德风险，但同时也弱化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而诱使其投机冒险。Repullo和Suarez则认为，资本监管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实现审慎性均衡，并且这种有效性在引入市场纪律后更加显着。Decamps等将Basel Ⅱ下三大支柱的相互作用引入连续时间金融模型，研究发现：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很好地克服道德风险，市场纪律一定程度可以作为第一支柱的替代，允许实施稍低的资本要求。Kopecky和VanHoose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改变了银行的成本收益结构，一方面降低了信贷供给量和提高了贷款利率，同时也导致实施委托监控的银行的均衡市场份额下降了，因此总体信贷质量是否恶化则取决于两者的净效应。Blum认为在Basel Ⅱ下，处于信息劣势的监管者事前甄别和事后惩罚能力有限，而处于信息优势的银行可能过度冒险并且隐藏信息，因此可以考虑引入同样基于风险的动态杠杆比例以增强BaselⅡ的有效性。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资本监管风险承担。
篇2
经济资本的数量额度和管理机制决定了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偏好，通过经济资本在各类风险、各个层面和各种业务之间进行分配。可以清楚地显示不同地区、部门、客户和产品的真实风险水平，实现资本与风险的匹配，防止业务的盲目扩张，从而推动资源分配机制的不断完善。
一、经济资本的含义以及计量
经济资本又称风险资本、风险经济资本，是基于银行全部风险的资本，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银行业务的风险损失分三类：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银行资产损失曲线见图1。
损失概率分布
预期损失(ExpectedI．oss，EL)是指银行从事某项业务所产生的平均损失，计算公式为：EL=AE×LGDXEDF其中：AE为风险敞口；LGD为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EDF为预期违约率。一般以准备金计入银行经营成本或在产品价格中补偿，已不构成真正的风险。灾难性损失发生概率极低，但损失巨大。非预期损失额就等于经济资本。也可将非预期损失称为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的计量是经济资本管理的核心，也是经济资本配置、计算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aAROC)及经济增加值(EVA)的基础。依照现代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经济资本也可相应地分为覆盖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覆盖市场风险的经济资本与覆盖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其计算基本公式为：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一重叠计算的损失从数量上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管理者总是希望银行需要持有的经济资本越少越好，越少的经济资本表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
二、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2006年底开始生效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指出，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的最终保证，应在所有敞口上得到合理配置，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将资本要求与风险度量直接挂钩，这是新资本协议基本框架第二支柱内容的一部分。
(一)样本数据的采集
以某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一地级市分行为例，该银行2002年7月至2007年1月发生的全部公司贷款数据，共有370笔贷款。其中2007年1月31日仍具有余额的贷款227笔，没有余额的贷款143笔(已到期并本息结清)。将具有余额的227笔贷款作为一个组合，计算其非预期损失，其中11笔贷款已到期但本息未全部偿还，作违约处理。我们需要估计在2007年1月31日这一时点各债务人的年违约概率，并在这一时点计量该贷款组合的非预期损失。
(二)违约概率的估计
该银行已建立了客户信用评级系统，根据债务人的信用评级与其年违约概率之间的映射关系，可以分别确定2007年1月31日这一时点各债务人的年违约概率(见表1)。
(三)违约损失率的估计
我们采用该行上一期，即1998年1月至2002年6月的违约损失率38．2461％作为该分行2002年7月至2007年1月发生的公司贷款的预期违约损失率的估计值。按照加权平均的方法进行频带划分并要求每个频带内的贷款笔数不少于10笔，将贷款组合划分为8个频带，计算结果如下(见表2)：
(四)样本数据的分组以及频带的划分
一旦确定了频带，便可估计出各频带内的预期违约个数和预期损失，并计算出贷款组合的违约损失分布。将不同频带内的贷款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整个贷款组合的违约损失分布，使用聚合信用风险模型结合表2的参数，计算得出整个贷款组合损失为1×L的概率P(1oss=n×L)，n=0，1，2……从而得出损失分布图．如图2所示：
根据违约损失分布图计算出贷款组合的预期损失和在置信水平=99．9％下的非预期损失，结果如表3。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置信水平99．9％，计量出该贷款组合应配置的经济资本为12510．7万元。另外，按照预期损失的计算公式：预期损失(EL)=风险敞口(EAD)×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计算出的预期损失为5269．012万元，与表3中的预期损失5339．300万元相差不大，说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三、在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管理上，某些地方的银行就存在着重理论、轻操作，重宣传、轻落实，重推广、轻实践等问题。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关注表内贷款管理，对经济资本的管理幅度不能涵盖银行全部风险；与财务和资产风险的管理衔接性不够；较注重风险资产经济资本的事后定量计量，而不具备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的功能，没有形成对风险资产和资本回报的有效约束机制。
篇3
企业核心人力资本激励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以物质激励为基础。追求物质利益是经济人最本质的特征。其次，要遵循动态激励原则。要根据核心人力资本的时效性对其具体所有者进行及时调整。要建立竞争机制，使优者上，庸者下，保持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活力。再次，要遵循以人为本原则。
第一，物质报酬激励。
尽管薪酬是一种外部激励因素，但在当前它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激励方式。因为薪酬提供的物质生活保障，不仅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产生更高层次需求和追求的基础。一个能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核心人力资本并激励他们不断开发自己潜能的薪酬系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薪酬分配的公平性。人们的公平感与不公平感是通过投入(贡献)与产出(报酬)的比较而产生。管理者为了保证薪酬系统的公平性应遵循三条原则：薪酬反映核心人才的价值；薪酬反映工作的价值；薪酬反映工作的绩效。
二是薪酬水平的竞争性。要使薪酬具有竞争性，并不是薪酬越高越好，薪酬的竞争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企业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差别，决定了薪酬的竞争性对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内涵。企业一方面想通过较高的薪酬吸引足够的人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减少人力资本成本。由于吸引优秀的人才还受企业文化、名气、员工发展机会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所谓有竞争性的薪酬水平应该是保证吸引足够所需优秀员工的最恰当的薪酬水平。
三是薪酬设汁的动态性。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科学的薪酬制度只是相对的，环境的变化和组织的发展要求对薪酬体系予以相应的凋整，薪酬体系要具有动态性。
现在国际上对核心人力资本的薪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工资、奖金、期权和股权、津贴、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等。期权和股权这种剩余索取权激励是使核心人力资本获得合约固定支付之外的货币收益。这种激励立足于企业和经营者双方的长远利益，通过共同利益使经营者行为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剩余索取权激励的中心环节是设计立足长远激励的薪酬体系。
核心人力资本被激励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而且还要受个人做出的努力和获得报酬的概率的影响。核心人力资本的业绩由个体被激励的程度、个体的情况(能力及对工作的认识)与外部环境、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所决定。工作业绩可以带来内在报酬储如成就感)和外在报酬(诸如工作条件)，所以要达到激励目标就要对管理型人力资本业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报酬的依据。若管理型人力资本获得的报酬(itr)与他们想取得的公平报酬一致时，将会给员工带来满足感，由于需求得到满足，员工便会产生新的需求。若RP和RE不一致，就不能使员工需求得到满足，这时组织就要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做相应的调整。由此可见企业必须将努力一业绩一报酬一满足这个连锁过程(波特一劳勒综合激励模型)贯彻到管理型人力资本的激励过程中去，以促进他们积极行为的良性循环。
第二，企业文化环境激励。
核心人力资本的道德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企业文化氛围是推行人力资本管理的”软”环境。这种”软”环境其实并不软，更不可或缺。没有它，其他激励方式都是无水之鱼。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核心人力资本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其所有者和投资者具有较大的精神期望效用。美国和日本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不可忽视社会文化氛围对核心人力资本激励的积极作用。现代社会强调人的能力的巨大差异性和受益方式的差异性。人的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认能力差异及分工不同的基础上，西方文化强调，正因为人的能力不同，分工不一样，所以，人们在企业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的收益是资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是劳动的收益，而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收益。劳动收益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资本收益之间的差距则可以是巨大的，更是远远高于劳动收益。因此，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企业中，员工的总体收益差距是ioo多倍，欧美国家的差距是200多倍。承认这种差距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承认资本收益的合法性。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才能不断提升核心人力资本的地位，实现对核心人力资本的激励。
第三，职业道德与精神激励。
篇4
1.2对成本管理的认识不太明确
在对建筑工程的项目进行成本管理时，各个部门需要担起的责任不是很清晰，往往企业做出的规定，项目管理的部门一定要先进行预算再去实行，但是一般情况下却是一边进行施工一边进行预算。而且该项目管理部门之中的预算人员往往存在工作欠缺责任心或者是工作不负责任的状况，使得财务、统计、合同或者一些材料等等部门的工作出现了偏离，或者是仅仅预算这一项没有进行核算。有很多的项目经济一直没有获得认真地分析，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些有关的对策或建议；故而，使得项目的盈亏只能够在结算上面看到一些反映，但是对它的原因却没办法分辨清楚。还有一部分管理者依旧被传统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自身具备的成本管理意识也是比较薄弱的，往往欠缺在责任、法律、经济方面的意识以及合同的观念等等。
1.3各个部门的责任还无法贯彻落实
建筑企业没有实现健全的权责利益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成本管理制度。在预算部门之中，其成本的预测以及计划的职能，亦或是财务部门实行的成本核算等等，这一些部门往往都是各自为政的，其责任以及权利都没有做到明确的划分，导致其在处理成本管理的有关问题之时，比较容易产生人人均等的权利，或者是义务均分的局面。各个职能部门自身的责任无法获得落实。故而，对于上面的各种状况做出认真地分析，对此实行相关的措施，以便该建筑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
2.对建筑工程项目进行强化成本管理的建议
2.1确保规范合理的项目成本管理制度
整个建筑企业一定要建成统一、规范合理、责权利相互结合在一起的项目成本管理制度，而且该体制必须是在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指导之下形成的。在整个施工项目之中，其经理部门一直是被看作建筑工程项目进行成本管理的主体的，它是把项目经理当作主要的独立实体来看的。故而，对每个部门和它的员工实行的工作范围及其职责，都要做出明确的划分，进一步实行必要的权力，确保它在整个工作之中能够发挥出其职能的效用，进一步落实每一阶层，继而分级负责，确保整个建筑工程项目实行的成本管理能够渐渐地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进一步确保责权利并存管理。
2.2强化对成本核算的有效监管力度
自来水建筑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核算部门一定要能够发挥出自身的职能，进一步挖掘出潜在的实力，有效地调动整体核算人员进行工作的积极性，确保对建筑工程项目进行管理的人员能够准确地认识到施工的成本管理在整个项目管理之中的关键地位，这不仅仅要重视该工程自身的进度与质量，还必须要重视项目工程成本的核算管理，而对于当下的成本核算员也要实行管理制度的有效改革，进一步鼓励那些核算人员进行竞争上岗，把成本核算员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工程项目合理地区分开，确保能够建构科学合理的项目成本管理体系。
2.3加强健全成本管理的合同条款
在整个建筑工程的项目之中，每一类的经济活动都是依据合同的协议有效展开的。一旦该工程项目自身的合同条款不太严格，就很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故而一定要制订出紧密的合同条款，其关键的条件有以下几点:第一，一定要有专业又能够精通经济合同法规知识的有效管理员工。第二，进一步强化经济合同管理者自身的工作态度，第三，进一步制订出恰当的合同规格。
篇5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银行存在超资本金到位比例放款情况
目前,各银行机构对项目资本金到位时间的要求上,一般分为两种:一是资本金到位额度与贷款到位比例保持一致;二是资本金在贷款之前全额到位。但在具体操作中,对“资本金和贷款发放同比例到位”这一要求的把握尺度不一。有的银行要求项目资本金到位比例达到多少,贷款才能按比例投放多少;有的银行则允许贷款可以先行投放,只要确保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资本金达到相应比例即可,其中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在项目无资本金的情况下,贷款已全额发放。虽然此类银行均表示,对项目贷款实行专户管理,通过支付审批控制贷款与资本金同比例使用,但是资金账户的使用情况能否有效监控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资本金来源审查难度较大
在资本金来源与到位情况的真实性认定方面,有效信息资源匮乏,信息渠道单一,对有资质中介机构的有效信息无法全面掌握,较难确认资本金出资的真实性。特别是对于大型企业和项目,资本金较大,资金往来频繁,资金来源渠道广且在账户间经常流转,致使在日常的项目审查中很难判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有多大比例来源于自有资金,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只能依据企业提供的相关凭证和财务数据加以辅证。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对项目贷款管理的经验较少,行业信息的积累不足,专业的项目评估人才还很缺乏,项目贷款的评审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不高,在项目资本金来源审查和认定方面难度更大。
(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项目贷款管理水平较差
在项目贷款管理上,大型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相对较好,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信社管理比较混乱。主要体现在:一是没有制定相关的项目贷款管理制度。对项目贷款管理缺乏认识,对项目资本金比例、项目资本金到位时间、项目资本金来源认定以及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真实性认定方面没有明确要求。二是制度执行不力,管理混乱。部分中小银行虽然制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管理办法,但是没有按此办法执行,在实际操作中将项目贷款视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三是项目资本金比例标准执行随意性较大。如某地方金融机构发放的公路改造项目,对项目资本金比例按照“省级政府不低于10%,地(市)级不低于15%,县级不低于20%”要求,执行15%的资本金比例。但2009年国务院新调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中明确要求,公路项目贷款资本金比例要达到25%,因此存在10%的资本金缺口。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管理难度较大
为贯彻落实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战略决策,各级政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下,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领域的投融资力度,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大量增加。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实施和进度加快,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在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和预算内安排等方式增加资本金出资的情况下,资本金的需求仍存在缺口。因此,对部分银行支持的贷款项目在落实资本金同比例到位相关规定上增加了难度,不仅影响了项目的顺利实施,也不利于银行进行有效的信贷风险管理。同时,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企业关联方众多,资金裙带关系复杂,财务管理缺乏规范性、透明性,增加了对其授信评估以及贷后管理的难度。大部分政府平台类贷款企业采用多头融资形式,从多家金融机构及多级财政部门进行融资,银行只能对本行发放贷款的专用账户进行监管,项目资本金投入的金额也只能依靠借款企业提供的资金投向单据进行判定,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资本金性质确定和管理难度均很大。目前,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较大,贷款大都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担保或融资平台公司互为担保,抵押物多为政府财产、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项目本身效益较低,还款来源依赖财政资金程度较高,政府财政偿债能力不容乐观。
二、加强对项目资本金管理的建议
(一)进一步细化法律法规,加强可操作的政策指导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制度,对企业自有资金做进一步界定;对通过理财信托、发行债券、大桥贷款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应在制度上明确是否可以作为项目资本金;对各行业、类型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要求进一步细化;对1996年的《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中》的公益性投资项目不实行资本金制度的规定,监管部门应给予进一步明确等,以清除各银行机构在实际操作中的模糊地带。
(二)各银行机构要不断加强项目资本金管理,防范风险
各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并对资本金进行有效监管。一是要对资本金的来源进行认真、审慎地调查和审验;二是加强对资本金比例的管理,严格执行资本金的最低比例要求,不得随意降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三是加强对资本金落实情况的监督,在信贷资金投放的同时要确保项目资本金与信贷资金同时间同比例的投放到位;四是加强对项目资本金真实性的核实,杜绝以“融资”替代“自有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特别是各地方金融机构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规定,以及银监会《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尽快出台本行项目贷款的操作流程和实施细则,严格对项目贷款以及项目资本金的监督和管理。
(三)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的风险防控
一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估,建立一套完备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评估体系,做到真正了解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对外融资情况,摸清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率、治理机制、偿债能力、贷款抵押担保落实问题等。二是建议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方便各家银行掌握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防止过度授信、多头授信。三是积极推进银团贷款。建议监管部门对银行同业间的银团贷款和联合贷款业务加强指导,加强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实现同业间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分担风险。
参考文献:
1、王学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风险及其审查[J].中国房地产评估师,2004(5).
2、我国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资本金制度改革研究[J].新金融,2006(4).
篇6
一、资源管理新概念：核心人力资本
一些经济学家在探究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何以比要素投入增长更快的原因时，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等，是现代收入增长的日益重要的源泉。这个认识一般化后，人力资本理论就将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来，把人的健康、体力、技能和知识等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它构成未来收入增长的源泉。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革命。在我国，人力资源的概念已得到认同，但对人力资本的概念，特别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管理却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认识。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人力资源是一个数量概念，指在劳动活动中运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侧重于对生产过程中所投入人力的量化描述。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但人力资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个质量概念，它反映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是指通过资本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源要成为人力资本得经过一定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过程需要初始投资和教育以及培训等。其次，在使用上，对于人力资源，人们多考虑其可获得性与拥有；而对于人力资本，就应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
一般认为，国际竞争实际上是企业竞争，企业竞争力源于包括企业全体员工在内的人力资本。然而更深一步看，有专家指出，现代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依靠企业中的“核心人力资本”。所谓核心人力资本，是指企业中的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这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创新，在于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度。传统管理思维认为，追求企业技术创新就会保证企业成功。然而，新经济下的市场运行与商品竞争，技术创新还必须与市场相结合，才能不断开拓出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因此，技术与市场创新两个层面上的核心人力资本，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二、核心人力资本引发的管理制度革命
近年来，核心人力资本已引起知名企业普遍的高度重视，在管理上对“核心人力资本”也更加突出。从国际经验来看，核心人力资本管理作为制度安排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产权制度调整
“资本”的产权，如同其他“物”的产权特性一样，是指那些可以投到生产过程中生利的“物品”的权利，即资本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等。但人力资本产权具有几点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①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个人。机器可以搬来搬去，厂房可以东拆西建，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但人力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个人。②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当产权受损到一定地步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时为零。③人力资本具有主动性，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这正是些特征决定了在人力资本管理上必须有创新。
据抽样调查，国际上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所拥有的产权数量，已经达到了企业总产权数量的38％左右。“核心人力资本”已经与货币资本一样，进入企业股权，参与更大份额的知识资本分配。也就是说在企业制度安排中，不仅仅是出货币资本者拥有产权，出人力资本的也拥有产权，并且人力资本产权的比率已相当高。道理其实很简单，作为资本，人力资本也应同货币资本一样得到产权收益，这种产权收益就不仅仅是工资（因为工资只是劳动的报酬），而必须有工资以外的资本产权收益。基于此，西方国家在考虑人力资本的回报形式时就建立了相应的人力资本的薪酬制度，虽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薪酬体系，但目前，从产权制度上对于核心人力资本用得较多且最有激励意义的是采取股票期权的办法。
所谓股票期权是指在本公司工作的最大的功效在于从制度上长期保留和吸引优秀的高级人才（核心人力资本）。同时把企业支付给高级人才的现金水平控制在最低的水平，由于股票的期权性质，使企业牢牢控制高级人才的日益积累起来的庞大资产，使得他们在"金手铐"下积极努力工作。年薪支付的现金额越大，企业长久的安全性就越受威胁，长期奖励计划占报酬的比重越高，企业高级人才自身价值风险就越高。
（二）法人治理结构的变革
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是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国际先进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完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是完善企业中货币资本与“核心人力资本”的关系，即出资人与技术创新者和经理人的关系。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制度安排的重要要素，已登上了社会经济的历史舞台。西方国家CEO（首席执行官）的产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CEO是总经理加上50％的董事长，他虽然不是企业的出资人（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但是由他来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拍板。CEO的形成解决了董事会在经营方面的一个严重缺陷，即：在现代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条件下，出资人往往没有能力判断企业的投资方向。为了避免董事会投资决策失误的问题，需要职业经理人来确定投资方向，防止经营失误，因而在董事会并没有能力保证投资决策正确的条件下，与其完善董事会，还不如将经营活动全部交给人力资本。对CEO进行约束的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人员主要是社会上在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及各种产业方面的知名人士，这些人显然也不是出资人，而是属于人力资本范畴。与战略决策委员会相对应的是还出现了一个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更不是出资人，而且在企业中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但是独立董事的投票权和出资人的投票权是一样重要的。独立董事往往是经济与法律等方面的权威人士，也是人力资本。
从CEO、战略决策委员会、独立董事的产生可以看出，核心人力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地加强了，出资人的权利仅仅表现在产权利益回报上。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在保证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条件下，可以独立地经营企业，并不是只有日常经营权。可见，人力资本的产生特别是核心人力资本已经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大调整，我国在法人治理结构调整方面应着重思考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也会走入误区。
（三）企业文化的调整
有人研究过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些案例,发现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对企业文化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人力资本真正运作是与核心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任何一个企业想在世界搞一种垄断，必须依靠核心技术，我有这个技术，你没有，我有就可以垄断。你要打破垄断就必须尝试更高的核心技术，这种核心技术的产生是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共同运作的结果。推动企业发展的力量已经不是原来讲的一般的工人，而是核心人力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种核心生产力的产生必然引起企业文化的重大变更。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和社会道德是同一
个范畴，是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主要依靠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企业制度失效的时候就要靠企业文化的约束。国外企业非常注重在企业文化上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思想上认同人力资本。正因为如此，现在国外企业文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强调等级制。在强调等级制中，首先是强调人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人的能力有差异导致了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认能力大小不同及分工不同的基础上，西方企业文化强调：正因为人的能力不一样，分工不一样，所以人们在企业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样，收益水平差距很大是正常的。有的人的收益是资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就是劳动的收益，收益差距有时高达几百倍。如亚洲国家企业中的人们的总体收益差距是100多倍，欧美国家的差距是200多倍。西方企业的企业文化所强调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核心人力资本在企业文化方面的激励，这种激励导致了企业文化内容的重大调整。我们国家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结果一搞人力资本持股，就搞成新的“大锅饭”----员工持股，因为人力资本在这里没有理念上的支持，我们现在还没有有利于人力资本特别是核心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企业文化。
以上三种制度安排是人力资本在整个社会运转过程在国际上所反映出来的新动向.我们国企今后的改革有必要仔细思考和研究这些动向，如果我们的国企改革或者是民营企业发展不注意人力资本的存在，尤其是新生产力的作用,在企业的产权制度设计、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方面不做根本性的调整和改革，我们企业要创造核心竞争力是将很难的。
三、对加强我国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的几点建议
1、人力资源管理从后院走向前台
目前国企人力资源管理仍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职能多为工资分配方案的制定和人员调配、晋升、培训等，尚未完全按照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员工包括管理层作为统一的规划，更未能制定出符合国家政策的选择、培训、任用、激励等规定，以达到尽可能利用人的创造力，增加企业及社会财富的目的。传统的人事管理存在很多弊端，使我国企业人员很难做到人事相宜：①企业行为政府化。潜意识中政治气氛浓厚，重名而不重实；②企业领导更换频繁，导致企业行为明显短期化，只重眼前利益，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则是中长期规划。国企领导较少考虑到战略、文化层次，即使制定了战略目标，也不能保证它在下一任内的延续性，相应地企业更缺乏支持战略实现的长期人力资源规划；③人力资源在国有企业尚处于理念传播阶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引进，又较普遍地模仿照搬西方经验，只是简单地嫁接一些技术工具和工作程序，忽视或没有意识到与民族性、文化传统、行业特征及企业具体情况的结合；④企业文化建设范围狭窄，内容陈旧，对员工的凝聚力微弱。多数企业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还很肤浅，也没有明确的价值观。
由于人事配置手段落后，形不成合理流动的优化配置机制，以致企业的人事安排往往是因人设岗。因此，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极需转变职能，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由职位管理向整体性开发管理转变，由常规性人才管理向战略性人才开发转变，由静态管理变为动态管理，通过生涯管理、人事研究、追求工作生活品质等，为企业使用人才注入活力。
2、建立核心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目前我国在企业产权方面尚未建立人力资本概念，对一个企业来说谁出资谁就拥有产权，这套制度显然无法安排、解决人力资本的问题。我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总是搞不好?恐怕得从产权制度上找原因。一方面由于老板缺位（企业产权名存实虚），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利益不紧密相关，缺乏把企业办好的最基本的利益冲动。另一方面，有的经营者非常出色，但是却没有承认他们人力资本的价值，仅仅给点工资，更谈不上使他们拥有企业的产权。这样极易导致部分人心理失衡，于是出现所谓的"59岁现象”及大量在职消费。民营企业也一样，如果出资人仅仅强调自己的收益，没有看到企业真正的人力资本收益，这个企业最终也做不大.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应该注重处理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处理不好，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缺乏活力。
在现代国际竞争中，企业家群体等核心人力资本是我国经济的财富。我们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在提高他们自身素质的同时，必须尽快制定和建立健全企业家激励机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人才研究专家建议实行核心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一是技术成果入股制度，不再具体规定技术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而由市场决定。也就是说由技术持有者与资金持有者根据成果的研究成本、转化成本、市场前景等因素确定。二是对技术与管理骨干（即核心人力资本）实行持股制或股票期权制。近来在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用股票期权等“金手链”扣住人才、提供给人才未来企业被兼并、破产等风险保障“黄金降落伞”拴住人才等，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3、重视人力资本市场化运作
是资本就必须关注其效益和增值性，资本增值不是靠政府行为能实现的，而是在市场中去实现。目前，在中国4000多万干部中，企业干部近1500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技术创新群休是重要的资本，但由于大多数经营者都是由行政任命所垄断，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用人之道，在一种并不良好的环境中以低成本利用着高价值的人才，因而经营者缺乏职业经营者的理性。鉴于此，在我国的人力资本运作中如在选用和更换企业经营管理者，或者企业进行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应该引入市场机制。
篇7
近些年，“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金融体系已经从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简单金融体系演变为以银行为主导的复杂金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贷款在信用创造中的地位正在显著下降，“银行的影子”和“影子银行”的地位正在显著上升，而“银行的影子”依然是金融创新的主导。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M2/GDP 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更需要警惕这种上升背后的信用膨胀、高杠杆和系统性风险。
毫无疑问，与高的M2/GDP 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相比，信用膨胀导致的总杠杆率的上升更加令人担心。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如是，依然陷入泥沼中的欧元区也如是。从2005 年到2009 年欧元区危机触发，“欧猪五国”的杠杆率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这与德国杠杆率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我国总体的杠杆率仅与危机前的德国接近，尚低于危机前的“欧猪五国”，但从历史比较看，我国的杠杆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贷款/资本形成在2009 年已达70%，远超亚洲金融危机前的52%。如果不考虑其中可能存在的统计误差，意味着2009 年的投资中，经济总体的自有资本金只有30%。同期，贷款/增加值在2009 年为35%，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21%。
篇8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2]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著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著，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2]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3]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4]。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抵御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未来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2]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篇9
随着经济发展，交通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出行时对出租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在打车软件兴起之前，出租车司机和打车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这一背景下，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打车软件应运而生。常用的打车软件有滴滴出行、优步Uber、易道用车等，这些软件大大提高了打车效率，实现了司机和乘客的双赢。但近年来，这些软件推出了“专车”与“快车”服务，它们凭借服务质量好、叫车时间快、费用少等优势颇受乘客青睐。然而这些车并非都属合法运营，很多推出“专车”的公司采用挂靠的方式规避交通部门的规范管理，即并不购买车辆，在与正规汽车租赁公司合作的同时，以私家车“挂靠”租赁公司的方式，招募私家车加入，一些本是“黑车”的车主，通过“挂靠”第三方租赁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借机“洗白”身份，这给出租车市场和交通监管部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二、相关文献回顾
我国打车软件正式地兴起并普及运用仅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2008年打车软件刚兴起时，运营商对乘客和司机实行了诸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等公司纷纷斥资血拼以占领市场，引起了无序的竞争，这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关注。自此与打车软件相关的论文层出不穷，有分析打车软件运营前景的、有对打车软件经营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的、也有对政府监管提出切实建议的等等。继烧钱竞争之后，“专车”成为出租车市场又一竞争热点，滴滴、神州及Uber等各大巨头纷纷进入，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紧跟时代变化。2015年5月7日，《人民日报》用几乎一整版的篇幅报道和评论“专车”服务，首次引述专家建议：在鼓励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在预约出租汽车许可中，允许移动互联网企业整合个体司机”。专家学者不仅对专车运营之路进行了系统的探究，而且对“专车”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国外，抵制私家车靠边打车软件也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例如，2015年，欧洲多国出租车司机在旅游中心和商业区举行罢工，敦促政府制定严格政策限制打车软件Uber，因为其兴起使得大量私家车进入出租车行业，影响了正规出租车司机的正常运营和收入。国外学术界在一定高度和特定环境下探究了打车软件行走困境、分析了互联网专车、提出规范打车市场。
三、理论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
打车软件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帕累托改进”。我国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自由尤为重要，依据《资本论》观点，自由的市场必须是信息对称、完全竞争、产权明晰、意思自治的。打车软件的发展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打车者能与出租车司机直接沟通，减少了不必要的时间等成本；二是打车者可以自主选择车辆，充分实行意识自治，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从这一层面说，打车软件及 “专车”的出现，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从中获益，属“公共优品”，具有正外部性，有利于达到“帕累托最优”。
（二）公平运营
专车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秩序，引发了打车市场的不公平。2015年的第一周，沈阳、青岛、南京三座城市分别发生不同程度的出租车停运事件，这样的情绪还在许多城市的出租车从业者中蔓延。出租车司机们将主要诉求集中在了打车软件上的专车上，称私家车依靠打车软件非法运营抢占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使得正规的出租车司机陷入困境。非出租运营车辆利用“专车”叫车软件参与租赁运营是违规违法的，目前只有出租车才具备运营资质。
（三）法律空隙
虚拟网络和虚拟运营商是近年来的“新宠儿”，以前我们多把视野放在了实体经济的规范和管理上，对于手机互联网终端的规范性远远不够。例如打车软件的“专车”服务，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钻了法律的空子。虽然近期，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严禁私家车利用打车软件从事营运，倡导把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对专车的管理中来。但我们在立法和执法中仍无经验可循，需自己开创一套对非运营业务的车辆从事经营业务展开集中整治的办法。
四、Y论与建议
（一）对于政府
北京市政府应出台订立更多关于规范打车软件和规范车辆“非法营运”的政策措施，给打车软件中的“专车”和“快车”定性，将之与“黑车”或是正规出租车区别开，让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对“专车”的治理中去，对已经被查处的私家车相关打车软件公司展开调查，联合公安、工商部门，对非运营业务的车辆从事经营业务展开集中的整治。另外，可从国外做法中汲取管理经验，以保证市场公平运营，协调各方利益，且对于这一产业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出台一些标准，如准入标准和理赔标准等，并给予相应的市场扶持，使这个行业向着正规方向发展。
（二）对于打车软件运营商
合法营运，坚决执行只有车价超过20万元的中高档私家车才有资格加入运营行列，这能相对的减少司机的犯罪率，提高乘客出行的安全性，且驾龄和车龄以及第三者责任险金额都必须达到一定要求，才能为其贴上“专车”标签。打车软件运营商应把眼光放得长远些，不要只顾一时的金钱利益而丧失信誉，应积极应对国家对于“专车”的监管，积极配合交通部门调查，提高透明度，加快自我整肃，建立一套完善、合规的专车运营模式。
（三）对于出租车行业
对出租车司机而言，最首要的是改善服务态度，防止再出现拒载的情况，在一些方面向“专车”司机学习，提高在乘客心中的声誉，以此赢得乘客的青睐。其次，可以用法律手段维权，对于一些私家车靠边打车软件即黑车形成的“专车”进行举报。对出租车公司而言，应适当减轻出租车司机缴纳的份子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出租车司机负担，让其重新在打车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吉波.大城市出租车需求对策及经营管理模式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4.
篇10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21世纪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见仁见智地提出了许多理论与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和构建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追求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不是农民式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朴素理想，也不是传统计划时期高度管制下缺乏活力的“整齐划一和秩序井然”。而是和谐与活力、和谐与发展的统一，是一个动态、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求得和谐，在和谐中实现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发展与和谐的均衡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发展与繁荣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是近3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等于市场体制的完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更表现在市场落后和市场制度缺损现象的广泛存在，利益失衡的背后，是市场均衡机制的欠缺，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才能解决。市场制度固然包括许多方面，但关键是产权制度，产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产权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市场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求产权制度的完善，产权的确立和有效运作，不仅能极大地焕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一、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1.产权稀释。产权稀释就是权利所体现的价值实现程度低，其真实价值没有得到现实体现，其原因或是国家保护不力，或是自身的弱势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中国社会，产权稀释的典型表现为劳动力产权，这在农民工和外来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产权“残缺”。所谓产权“残缺”是指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资源的收益权相分离的状态。按照巴泽尔的解释，就是指对产权施加的约束绕过价格机制而分配资源。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就是典型的产权“残缺”的表现。
3.产权的过度保护。与产权稀释和“产权残缺”不同的是产权的过度保护。所谓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某产权主体排他性的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进入壁垒和政策倾斜等。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形成行政性垄断，目前在我国的石油、石化、电力、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就是如此。
4.产权的“虚置”与“虚化”。所谓的产权“虚置”是指该资产有名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者，但该所有权却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产权主体不能行使其产权，包括选聘人，进行资产交易和处置，这就是产权虚置。在国有企业行使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上至各部委的主管局，下至各公司、各厂矿的经理，都是人，而且链条较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所有者或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各级人，又如何监管。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拉大，最后资不低债。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的“虚化”过程。因此，虚置和“虚化”构成一个因果链条，事实上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印证了这种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财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贫富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完善市场机制创造社会繁荣的基础，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完善产权制度呢?
三、产权制度完善的政府职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仅靠市场和个人是不能完善的，必须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而界定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完善财产权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职能。奥尔森指出：“为实现所有来自贸易的收益，就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护稳定。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社会将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界定产权、保护交易、保障契约的履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是打击侵权越界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工具。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着力要解决的是：
1.要切实保障劳动力产权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外来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亚当·斯密曾说过：“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达1.3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亿，共约2.5亿人。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在他们身上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一人数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如果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与素质，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他们身上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与活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将有力地推进社会发展与繁荣进步。保护农民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事关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事关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夯实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大问题。
2.真正赋予农民集体以完整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包括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对于农民的宅基地，自有房屋，政府也可以进行丈量、界定、确认并颁发相应的所有权证。这种所有权证和城市房产证一样可以交易、抵押、置换。这样为农民进城务工、置产、创办企业、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便利。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活起来，让蕴藏在几亿农民中的创业热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可以想象，其对市场容量的拓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过，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让农民以及沉淀在农民手中的资产动起来吧!汇入社会财富创造的洪流中，这比任何一项惠农政策的作用都要巨大。
3.关于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其中的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应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尽管国务院2005年4月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但各部委、各地方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应尽快制订，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些部门提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便形成有效的竞争。俗话说，竞争是最好的监管。对于其中的非盈利和准公共产品则要形成完善和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以便遏制其日益上升的高收入、高福利，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
4.对国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深入一步的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改国有为民营)总的方向和趋势是必然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是改制的公正性问题，即国企改革与改制的公正、透明与确保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更为重要是国有土地、矿产、水、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矿产资源为例，现行体制是根据矿产的种类，储量及重要性由不同级的政府具体管辖，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应企业法人进行开采、经营。这种经营、开采许可一般为无偿取得，这里的无偿不是不花费成本，只是这种成本不是体现为国库收入，原住民的合理补偿，开采后的自然生态的恢复等。而是体现为审批部门的公关费用和权力租金，只是这种权力租不透明罢了。这从各地的官煤勾结中可见一斑。这种开采权和经营权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官员调整，政策变动等)，在不确定的预期下必然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矿难频发等。解决的办法是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登记、评估、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真正的所有者。在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原住民的权益，划分一部分资源权益由他们持有。这不仅有利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资源保护和利用。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自然资源的转让、拍卖来确立相应的开采和经营者。在自然资源及产权的转让资金中要合理补偿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损失并预留开采后自然生态的恢复资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缓解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浪费、腐败、生态破坏以及对原住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构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引领我们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要完善市制度仅靠市场自身的演进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时间也将是漫长的。必须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正如总书记所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面，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坚定了人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澄清了有关改革的一些模糊认识，为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必将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盛世中华。
参考文献：
[1][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篇11
问题管理：国外关于危机防范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模型是“问题管理”，它是由专门的机构负责针对企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发现、分析和论证，并以消除问题为宗旨，以达到化危机于无形的一种管理系统。
（一）问题管理的概念：许多组织虽然制定了许多管理制度，但总其不到多大效果。其实不是制度不灵，而是制定制度必须针对组织的实际问题，现场管理的核心是问题管理（managementbyproblem.向称MBP），即运用持续不断地提出问题的方法进而循序渐进解决问题的管理模型。这就需要组织领导者建立一种机制，即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把组织最致命、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加以解决。
优势：1.可以防患于未然及早解决可能演变为危机的问题和阻碍组织发展的问题；
2.可以打通部门之间或管理专业之间的鸿沟。
问题管理是现代西方公共关关系发展中产生的新职能，他力求尽早确认可能影响组织的潜在或萌芽中的各种问题，然后动员并协调组织的一切资源，对组织现有问题、潜在问题、采取必要的行动，从战略上来影响这些问题的发展，因此，问题管理代表了一种超前行动的战略。著名“问题管理”专家，用友集团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喻文益博士认为问题管理最重要的特征在于：
第一、它是在拓展全体员工的思维深度，而不是对现状不闻不问；
第二、它是由经理人士和其他管理人员执行的管理变成了全员管理；
第三、它造成了一种危机意识，人们不仅要对自身的岗位提问题，还可以读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管理和其他方面提问题。
第四、它将问题的发现变成一种经常性的行动和制度，而不是一时兴起的冷热病；
第五、它将由管理者进行的管理降到了办公、生产、营销、后勤等第一线的前沿，使管理的层次扁平化了。
第六、问题管理强化了所有领导和普通员工的权责意识，培养了责任心。
第七、人们常常位子深的学识与见识所局限，为思维定势所左右，为体能惰性所埋没，问题管理力促超越自我，给组织带来活力，又极大地降低了风险等。
许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开始尝试用问题管理来指导日常管理工作，在这个领域中非营利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公共问题管理就是在公共问题发展到危机之前，公共权力主体做出决策，改变公共问题的发展进程，维护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二、对非营利组织含义，作用和其特点介绍
（一）非营利组织的含义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的非政府系统社会组织。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都致力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且在权益保护、慈善救济、扶贫发展、社区服务经济中介等领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职能作用，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已经发展成为解决社会公共管理问题的又一基本组织形式。传统意义上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公共事务领域扮演着主要角色，甚至被认为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负责人。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多样化和社会公共事务复杂化方向发展，政府在公共事务处理上处于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中。
（二）非营利组织特点
非营利性特征评价由于非营利组织存在的自身特殊性质，在评价时就要求这类组织在活动中，首先要体现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即组织对社会公益性活动的贡献。在评价中主要考察其收入的用途、履行服务社会的承诺和效率、提品的公益性等。但是非营利组织是接受社会上的资助，依靠这部分财力生存下去，在我国中如何利用好这类服务组织也成为了一个难题，在此从几个方面论述非营利组织的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有：
1．非营利组织的透明性比较强
特别是问题管理的实效性，对处理问题的机构的效率要求很高，作为问题通常的处理机关政府组织，由于机构人员的臃肿和区域管理的特性，使得其效率很差。相对于政府机构的层级机制和人员众多现象，非营利组织对社会问题的反映速度比较快，这会帮助政府监管那些事发比较突然的事件。在国外，很多重大事故以后，许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都活跃在第一线，把社会的捐赠、善款交道灾民手中，这可以减小政府对善款的处理，增加对问题处理的速度，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时刻，没有比高效处理问题更能体现政府对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
并且实效性这在社会问题处理方面，又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不可能监管到社会各个层面，这就需要政府以外的组织帮助政府，对一些问题的监视，及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把问题遏止在摇篮之中，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很多不必要地损失。
2．非营利组织的专业性比较强
一些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可能要求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是每个社会领域的专家，在这方面，非营利组织中的专家力量就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问题只有政府部门处理，这无形中会加大问题处理的难度，造成很多不必要地损失。也会增加问题处理的成本。
3.非营利组织的透明性比较强
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处理，例如，对社会善款的处理，政府部门不便公之于众的，而非营利组织是不同的，此类组织创立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大众的。如果社会善款的处理由此类组织处理，会增加社会共性力，这也符合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公开、透明的原则。我国政府部门只是监督此类组织对这些善款处理的情况，这也无形中腾出很多精力处理必须由政府处理的政策、方针方面的事情。
4.非营利组织的贴近社会性比较强
社会问题酝酿，发生和处理，直接的被授予对象都是普通的老百姓，非营利组织中成员他们很多是当地人很多问题也都经历过，这对找到问题的源头和分析事件发生有很重要作用。而且他们相比较官员们会更加贴近老百姓，了解百姓的急需的东西，这对安抚群众有很大帮助，也有利于事件的防范和处理。
同时，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着很多劣势，这从两个方面论述：
1．非营利组织的财力问题
非营利组织的财力大部分来自社会企业的捐助，或某个企业家，他们当初建立这种慈善组织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例如，在全世界都有很高声誉的国际红十字会，它的创始人只不过是帮助在二战中受伤的战士，一直发展到现在。
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如何使这类组织生存下去，如果它们的资金出现问题，其还如何帮助别人呢。
2.非营利组织的监督问题
作为一个组织，它如何处理捐助上来的善款？这成为摆在所有非营利组织面前的一个难题。例如，以某个人的名义，号召成立起来的组织，捐款人如何知道此项捐助会怎样使用呢？这在国外，例如教堂的慈善活动，政府部门很少插手，可是有专门机构控制。但是在我国对此类组织的监督还不够完善，应该加大对其财务，设备和人员的检查力度，防止不必要的问题发生。
三、社会问题管理处理中非营利组织作用
社会问题管理是社会公众的共同期望不能转化为现实，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遭受威胁，社会发展受到影响。社会问题管理的概念在国外已经十几年的历史，但是此类事件在中国也有所发生，例如，中国一月份南部的特大雪灾，导致很多在外打工、上学、旅游、公干的人都不能及时回家。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们可以尽量的预防，相比灾难后的危机管理和灾后处理，预防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社会问题处理的实效性、专业性、透明性和社会性都比较强，这也有利于我国政府在防御和处理此类问题的成本，这也便于政府有更多精力处理其他问题，提高其处理问题的效率。
作为国家政权机关和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社会问题管理中起主导作用。但是由于其结构和权利的局限，往往会造成高成本、资源汲取能力约束、基层动员能力欠缺以及政策执行盲区等“政府失灵”问题。社会问题管理领域“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同时存在，为非营利组织介入提供了契机。与政府部门相比，非营利组织在众多领域且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等特征，以其对民众需求的敏感而能及时的发现社会问题及不稳定因素;非营利组织多是开放式、网络式的志愿组织，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之一就是直接联系社会公众，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能配合政府落实应对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三部门介入社会问题管理是基于志愿精神而不是行政权力，因而能更多的考虑受害者的具体需要，更加及时的动员公益资源开展相关的救助活动。
与企业不同，非营利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nondistributionconsraint)，所谓“非分配约束”，是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个人，包括组织成员、管理人员、理事等，净收入必须完全保留，完全用于为组织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如里贾纳·E·赫茨琳杰所说“，与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承担着更多的义务，却少了许多企业难以摆脱的增加利润的需要，因而不会像企业那样在服务质量方面打折扣。”也就是说第三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与政府价值取向一致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属于“准公共部门”，这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较赢利企业有更充分的动力和立场介入社会问题管理。
四、总结
总之，社会问题管理是社会工作实践中新出现的一项职能，同时把非营利组织引入社会问题的防范和处理，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外十分重视社会问题管理工作，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研究和参考国外社会问题管理的理论和经验，对增强我国对各种社会问题防范能力，提高对管理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如何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随着其慢慢加入处理社会问题的行列，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这不是仅仅是政府的问题，也社会各个阶层和其本身的问题，并且此类问题也关系着其能否很好发展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贾西津，非政府组织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DB/OL]，，2006-02-07
[2]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篇1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在实践中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其联系在于，二者都可以凭以换取一定的经济收益。从会计学角度看，二者的区别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人力资源的支出（例如劳动力的支出）通常作为商品的制造成本或管理成本在税前列支，并以“应付工资”的形式在负债类科目中记录，表现为企业对员工的债务，每月或每周以现金或转帐的形式冲抵债务，表示一个周期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力交易行为结束。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的形式，与土地、设备、资金并列，“人力资本”的出资方式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中较为普遍。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所有者权益，其所有者有权凭以参与期末利润分配，有些学者称之为所有者剩余的索取。
如果说人力资源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自然人，那么工资就是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是凝聚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的货币表现。人力资源资本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配置，实现价值增值，不具有增值价值的人力资源不称其人力资本，其结果终究为市场所淘汰。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是交易的对象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并且交易的双方都认为具有增值的潜力，潜力的大小通过交易价格体现出来。因此，如果不是出于投机的目的，交易后为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价值，就必须对其进行再投资，为了增加一个人的生产能力而进行的投资就被称为“人力资本化”。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如某音像公司推出某位歌手之前，通常对对歌手本人进行包装，然后再推向市场；足球场上俱乐部总是注意购买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作为培养对象，待其成熟以后再租借或转让。
二、人力资源为什么要向人力资本转化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资本论》中已阐明：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诀在于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今天我们看来，剥削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劳资双方认可的，或者说工人自愿的把自己的一部分价值让渡给资本家，因为他们认为资本家能更有效的使用这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还有一种情况是非情愿的，即资本家用强制或欺骗的手段占有工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无论哪种情况，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个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另一个是用于改善自己和工人的生活质量。这两种欲望不仅刺激着资本家阶层努力工作，也刺激了工薪阶层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需求。因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他们的欲望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外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工人对于事业和物质的追求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既然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事业和物质的追求欲望，又有谁不愿意拥有更多的资本呢？
可以说是人的事业心和对物质的追求提出了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需求。
三、企业中层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需求
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就是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人力资本被排除在外。可是在我国企业实践当中，当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时，很多决策者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企业发展，关键还是解决人才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熬过了初创期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生存危机，而进入企业职能分工更加细化、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来为企业整章建制出谋划策的时候，人力资源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集中体现在：如何吸引企业所需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何消除企业内部人才之间由于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发挥他们的专长。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企业决策者必须要解决的。这就使得激励机制问题上升为公司治理的范畴。
然而，当前我国学者在应用西方现代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我国企业实践中人力资源资本化问题的时候，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所有者剩余分配问题讲的多，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所有者剩余分配问题讲的少；对于加强企业家等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统一讲的多（例如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奖金、股票、期权等），对企业中层知识与决策权的统一讲的少；在企业内部，决策者对发挥中层管理人员自觉性和主动性讲的多，对在企业内部建立针对提高中层管理干部管理水平的科学的宏观和微观激励机制却讲的少。事实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职责，普遍在外部工作环境相对恶劣的条件下担负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所谓“既动手，又动脑”；通常情况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只要“动脑”去考虑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而基层工作人员只要“动手”执行一些操作性的事务就可以了。据最近对山东省30家大型民营企业5个主要职能部门（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生产、技术）的调查结果显示，96%的企业中层认为工作压力过大，工作得不到上下级的支持，工作推动阻力过大；88%的企业高层也认为企业中最辛苦的是中层。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投资与培养问题也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四、企业中层实现人力资源资本化条件
实践证明，企业中层的工作是维系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是联系企业战略与战术实施的关键环节，企业中层干部的自我完善和来自企业的培养相结合是企业中层完成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跨越、实现企业与个人发展双赢的根本途径。
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首先应当具备企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所具备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和能力是对企业有价值的资源，这些知识和能力来源于社会的教育。无论是初次进入企业工作的学生，还是跳槽的老员工，这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是需要个人在进入企业之前要做的工作。根据现代不完全合约理论，当一个人还没有和企业签订工作契约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还不能转化为资本。[1]因此，这个阶段只能是人力资源的储备阶段。教育在这个阶段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学校被动地接受知识还是通过社会实践主动地去获取知识，提高技能都是一种接受教育的形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通过教育形成人力资源并最终形成人力资本而产生的经济增长。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对于大多数立志成为职业管理者的人来说，对教育的长期投资符合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价值观。据统计，目前我国70%以上的企业中层干部都具有大专学历，或接受过高等教育，就受教育的时间和花费金钱来说，他们都远远超过基层员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以使劳动者提高生产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学毕业可以提高300%。虽然教育不一定能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富翁，但教育可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工作者。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以备未来之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或者积累不够丰厚，人就不可能保证持续的成为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本。
（二）企业中层管理者进入企业后应当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
这里所说的“社会”首先是指企业内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显示了学术界对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的重视，深化了舒尔茨教授关于人力资本理论中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按照普特南的定义: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科尔曼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指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动。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2]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詹姆斯・科尔曼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它包括家庭结构、共享规范、规则体系等。[4]中国学者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是社会的组织关系构成的群体作用的结果，也是基于社会交往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关系作用的结果。[5]总之，中外学者都提出了在人力资本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实践中，企业决策者特别鼓励部门之间、团队之间、个人之间进行积极主动的沟通，客观上要求减少通过组织正式沟通渠道传递信息所带来的成本。社会是系统的社会，企业也是一个由各职能单元组成的系统，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只有学会系统思考，在关注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注意考虑同其他部门的协同，这样思维更全面客观，工作执行起来也就更有助于避免人为阻碍。
可以说，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和补充，更强调了人力资本的系统性和社会性，从群体、团体、社会更广泛的层次上阐述了个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企业应当从哪些方面培养人才，这契合了我国当代企业发展的进程，对指导我国企业实践，改进和提升企业中层管理水平，提升员工个人的人力资本，最终实现向高层次管理人员的角色转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赋予中层管理人员与其知识相适应的决策权
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论及决策权时，关注的焦点是企业固定资产出资者和货币资产出资者或者以某项专利权出资的股东或者具有高层管理经验的高层管理者这个层面，而企业中层的决策权分配问题只是从属地位。从我国现代企业改革的现状来看，可以理解。然而现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企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中层管理者，他们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直接影响着高层改革的效率和效果。事实是企业中层知识与决策权严重失衡，企业中层普遍不具备诸如本部门直接下属的人事任免权、绩效考量权以及财务分配权，尤其是在民营企业，甚至某些高层管理者也不具备这些权力。根据知识与决策权匹配的关系理论，同一层次的知识与决策权匹配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企业中层决策权的缺失使团队优化组合成为一种理想而不能付诸于行动。结果导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合伙制团队通常缺乏效率。”[6]也就是说，监督人与团队之间的层次距离越大，“隔靴搔痒”的可能性越大，监管效率低下导致员工工作产生侥幸心理从而降低工作效率。既然承认知识是一种资本（与员工签订合约），那么这种知识的持有者本人就应对其拥有所有权，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决策权，为什么同样的原理在高层管理者是适用的，到了中层就不适用了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农教授在他的论文“权威关系的形成与企业性质”中论证了权威关系在初始配置过程中资本雇佣了劳动的观点。[7]这一结论揭示了企业中层知识与决策权不匹配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还没有建立类似高层管理者的利益分配机制，加之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企业中层管理者的知识与决策权无法匹配，客观上形成了“穷者恒穷、富者恒富，企业中层无法实现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跨越”的局面。
当然，实现西方知识与决策权的统一理论的提出是有社会基础的。美国企业中的集权管理模式是在推行工作标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企业中的分权模式是在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美国和日本国内均具有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这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8]而我国企业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法律还不健全，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市场还未形成，国际高新技术进入壁垒一时难以攻破，这些都制约着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企业中层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顺利过渡。但切实可行的措施是：在实践中给予中层管理者一定的考察期，一旦人选合适，就应果断得授予其相应的决策权，促使其完成本职责范围内的人员优化组合，明确本部门的工作目标、工作流程、岗位规划、绩效奖惩，最终实现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收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刘汉民合约、资本结构与控制权的配置J理论学刊2003(5)
[2] 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田凯・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J社会科学研究2001(1)
[4]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篇13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参考文献
[美]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2013，《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2013，《理解金融危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彤玉、崔学东、刘凤义，201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乔治・索罗斯，2013，《危机与变革：索罗斯的金融逻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2015，《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报告》。
刘骏民，1998，《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李扬、黄金老，1999，《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杨琳，2002，《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美]大卫・科茨，2008，《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红旗文稿》，第13期。
刘凤义、沈文玮，2009，《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第2期。
[美]保罗・克鲁格曼，2008，《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
[美]罗伯特・布伦特，2002，《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本杰明・弗里德曼，2009，《金融业繁荣的代价》，《金融时报（中文网）》，9月2日。
魏后凯，2009，《金融危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区域经济》，第4期。
姜鸿，2009，《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应对策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仲大军，2009，《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策略的几点思考》，《开放导报》，第1期。
杨民刚，2005，《经济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刘俊奇，201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危机》，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美]保罗・克鲁格曼、商容，2006，《经济风暴的征兆》，《中国企业家》，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