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证券公司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2核算工作的集中
集中管理模式下，证券公司的财务部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务管理配套的系统建设为核算的集中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于日常的费用会计计算形成了形式上的独立、本质上的集中，保证了各项资金核算的条理清晰。集中交易和集中清算体系的建立，为财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减少了时间及时性的束缚;三方存管的实现，为客户的资金集中核算创造了条件;集团化财务管理系统的实现，确保了公司内部营业部可以在不同的所处地对各自营业部的数据信息进行及时的查询;报账系统的实施，对凭证传递的距离问题造成的财务核算和资金支付不及时、财务档案传递的成本较高以及档案的丢失风险等问题都可以有效的解决，而且报账系统逐渐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使整个工程自动化、电子化的进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集中管理模式的实施必然会有健全的核算制度，这样在严格的制度要求下，证券公司可以规范化会计工作的一系列内容，对各种费用的支出有详细的报销规定，使一系列财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为财务管理模式的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1.3资金的集中
资金的集中使用，由总的资金调度部门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合理的安排调拨，简化了工作流程，保障了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各部门资金的需求有科学的定额，实行严格的控制。另外，也可以把公司的其他闲散资金进行归纳整合，激活企业的全盘资金，取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这样就可以对资金在使用中出现的缺陷进行及时的资金灵活调配，进行修正。
1.4财务管理职能的集中
公司所有的财务管理职能都集中到公司的财务部，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公司的预决算制定工作更为精确。
2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的实施要点
2.1独立核算和纳税方面
独立核算工作和纳税工作对于公司核算工作的效率以及税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着一定的阻碍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证券公司的营业部还不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从工商和税务的角度来讲却属于独立的核算主体和纳税主体。目前，随着证券公司的活跃发展，在营业网点的设置上逐渐增多，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如果还是按照独立方式来开展核算和纳税工作，则必然会导致工作量的加大，也使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2专业化、线条化的人员分工造成工作量的失衡
在集中管理模式下，财务管理人员基本上采用的管理模式是专业化、线条化的方式，对各种的专业性要求很高，精简了员工结构，在任务量急剧增加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工作的失误，会计核算出现差错。
3证券公司财务管理集中模式的实施
3.1创新财务管理职能，提高专业化水平
现代证券公司中，很多企业缺乏对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知，财务管理职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一方面要从思想意识入手，提高对财务管理的深刻认识，强化其在公司内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对财务管理的职能进行多样化的创新，运用IT技术，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加大对管理的重视，构建以投资资金管理、营运资金管理、成本资金管理、预决算资金管理等为核心职能的新型财务管理体系，从而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
3.2财务管理和业务活动的协调配合
证券公司的业务活动开展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财务部门的配合，财务管理部门要对各项业务的开展有详细的了解，这样可以充分确保会计核算工作的精确完整，使财务信息与业务信息达到对称，实现对会计监督的有效控制，达到财务与业务的协调发展。
3.3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财务管理工作关系着证券公司的良好健康发展，在财务人员的选择上，要进行专业化的考核，选取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的人才，同时在后期的工作中，还要加强定期培训工作，不断完善提高。
篇2
美国是期货市场和期货行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其期货行业结构在原发型期货市场中最具代表性。
1.1.1美国主要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在美国，证券公司主要通过部门或者专业子公司2种方式参与金融期货。一些证券公司通过设立专业子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如美林期货公司、JP摩根期货公司等都是期货专营商。而另一些证券公司，则通过部门参与，如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邦等公司都兼营期货交易（期货兼营商）[1].美国的大多数证券公司都在一些期货交易所取得会员资格，开展经纪、自营两类业务。既客户从事场内期货交易，也为公司特定的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从事自营交易。
1.1.2美国期货市场中介机构。美国《商品交易法》将其期货市场的中介机构划分为业务型、客户开发型以及管理服务型三大类。
第一类：业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期货佣金商FCM（FuturesCommissionMerchant）、场内经纪商FB（FloorBro-ker）以及场内交易商FT（FloorTrader）。FCM是各种期货经纪中介的核心，从其功能来看，与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类似。据统计，在美国期货业协会（NFA）注册的FCM目前共有192家。而根据不同的营运模式，美国的FCM又可以分为3种：一是全能型金融服务公司，如高盛公司、花旗环球金融、美林公司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巨头，期货经纪业仅占其业务的一部分；二是专业的期货经纪公司，以瑞富期货公司（Refco）为典型代表；三是现货公司兼营期货经纪业务，这类公司包括一些大型的现货加工商、仓储商、中间商和出口商等。它们最初涉足期货市场主要是为了套期保值，后来逐渐拓展到期货经纪业务，有些现货公司还下设了专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子公司，例如嘉吉投资者服务公司（CargillInvestorServices）就承担了其母公司的套保业务。此外，型中介还包括FB和FT.FB又称出市经纪人，他们在交易池内替客户或经纪公司执行期货交易指令。FT与FB正好相反，他们在交易池内替自己所属公司做交易。如果是替自己账户做交易，通常称之为自营商（Local）。
第二类：客户开发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有介绍经纪商IB（IntroducingBroker）和经纪业务联系人AP（AssociatedPerson）。硕士论文IB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但一般都以机构的形式存在。它可以开发客户或接受期货期权指令，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且必须通过FCM进行结算。IB又分为独立执业的IB（IIB）和由FCM担保的IB（GIB）。IIB必须维持最低的资本要求，并保存账簿和交易记录。GIB则与FCM签订担保协议，借以免除对IB的资本和记录的法定要求。在NFA注册的IIB目前共有466家，GIB则有1043家。我国尚不存在类似于IIB的期货中介机构，而期货经纪公司在异地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则与GIB颇为相似。在FCM的业务结构中，许多IB的客户量和交易量都远比FCM直接开发的要大，IB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期货业的发展。经纪业务联系人（AP）主要从事所属的FCM、IB等机构的业务开发、客户等工作。他们均以个人形式存在，包括期货经纪公司的账户执行人、销售助理和分店经理等。经纪业务联系人不允许存在双重身份，即不能同时为2个期货经纪机构服务。在NFA注册的经纪业务联系人共有53898人。其中，以账户执行人AE（AccountExecutive）最为典型，他们是FCM的业务代表，是专门为期货经纪公司招揽客户并替客户执行交易和提供市场咨询的人，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内部经纪人的角色类似。
第三类：管理服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商品基金经理CPO（CommodityPoolOperator）、商品交易顾问CTA（Commod-ityTradingAdvisor）等。CPO是指向个人筹集资金组成基金，然后利用这个基金在期货市场上从事投机业，以图获利的个人或组织。CTA可以提供期货交易建议，如管理和指导账户、发表即时评论、热线电话咨询、提供交易系统等，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目前，在NFA注册的CPO有1470家，CTA有790家。
1.2台湾期货市场发展及状况
台湾期货市场属于新兴的期货市场，其发展方式为先行开放国外期货市场，然后再建立国内市场，这与台湾证券市场的开放思路是一样的。台湾市场是新近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兴市场之一，并且由于金融改革历程、投资文化及投资者结构与大陆情况极为相似等原因，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1.2.1台湾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台湾证券公司可以作为期货兼营商，全面的参与期货业务，同时，存在一些期货公司作为期货专营商，提供更为专一的期货服务。截止到2005年10月底，台湾期货市场有专营自营商13家；有他业兼营自营商23家；有专营经纪商23家；他业兼营经纪商17家；交易辅助人75家；结算会员32家[3].台湾的法规规定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部门等形式参与经纪业务，可以通过部门、子公司、交易人身份参与自营业务。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许多期货公司都具有证券公司背景。如，台湾的元大京华，成立专门的期货子公司———元大京华期货公司，从事经纪和自营（1998年增加）业务，同时，元大京华证券公司下的自营部也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同时，经纪部从事期货交易辅助人业务。宝来证券在新金融商品处下设期货自营部，并成立宝来瑞富期货子公司，成为台湾最大的期货商，开展期货、选择权、期货经纪、结算、期货自营等业务。
根据仔细比较分析，台湾不同规模的证券公司在参与形式上，分别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经纪业务方面，大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形式参与（这种子公司多为证券公司为开展期货业务而专设），中小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部门形式参与。自营业务方面，证券公司一般都设有自营部门，但大型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一般也开展自营业务，而中小型证券公司一般没有子公司，或者存在子公司也主要经营经纪业务而不开展自营业务。
1.2.2台湾期货市中介机构。台湾的期货交易商分为期货经纪商和期货自营商。期货经纪商包括期货经纪公司和兼营期货业务的证券商。一般企业法人不能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在台湾的证券行业与期货行业是混业经营，证券商既可以自营期货与期权业务，也可以兼营期货经纪业务。另外，仅证券经纪商可以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证券商兼营期货经纪业务的，不得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期货交易辅助人属期货服务事业，它接受期货商的委托，从事的业务范围包括：招揽期货交易人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商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接受期货交易人期货交易之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期货交易辅助人从事期货交易招揽业务时，必须以委托期货商的名义进行。期货交易辅助人只能接受一家期货商的委任，但期货商可同时委任一家以上的期货交易辅助人[2].台湾地区的期货经纪商主要有4类：一是专营期货经纪商，只受托从事证期局公告的国内外期货期权交易；二是兼营期货商，包括一些本土及外国券商和金融机构；三是期货交易辅助人，主要是一些获许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的证券经纪机构，期货交易辅助业务包括招揽客户、期货商接受客户开户，接受客户的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等；四是复委托公司，就是本土客户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机构，它们将委托单转给境内的国外复委托期货商，然后再转给境外的交易所达成交易。
2我国券商参与模式设计
我国期货业目前交易的期货品种仅限于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尚是一片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推出金融期货势在必行。通过对美国这个成熟市场及台湾新兴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是作为新兴期货市场的内地期货市场，要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券商参与模式可以参考如下几个方面。
2.1加快期货市场法规建设，完善监管与自律管理体系
尽管几乎世界各国在建立期货市场的过程中，都是采取“先建市，后立法”的思路，但香港、台湾的期货市场却是在借鉴美英等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医学论文这样，既可以避免少走弯路，节省“学费”，充分获得后发性利益，同时也可以使期货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规范来发展期货市场。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参考美国的监管模式，我国的监管主体应分为三级，包括国家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交易所监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据此规定，证监会是国家监管主体。在我国，金融期货推出后，如果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允许参与金融期货交易，那么有权力进行监管的行业自律组织将包括期货业协会和证券业协会。而市场及交易监管主体则为交易所。
2.2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形成金字塔型结构
无论是美国、台湾或是其他一些国家，在市场结构方面都反映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减少交易所直接管理的机构数目。主要体现在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的分离以及IB业务的引进等。这种金字塔式的市场结构，有助于控制市场竞争，形成价值链结构管理。这在我国现在强调混业经营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避免行业恶性竞争。
2.2.1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分离。在香港，结算会员和交易会员是明显区分的。而在台湾，虽然没有交易会员这一说法，但从本质上看，参与交易的期货商就相当于交易会员，而期货商并不都是结算会员，因此，在台湾实际上也是交易会员与结算会员分离的模式。
而我国期货市场上，期货公司实际上资质差别很大，但目前不区分交易、结算会员资格，全部经纪公司都是交易所会员，都拥有交易及结算资格。可见，让部分资历较好的交易会员成为结算会员，可以将结算风险进一步过滤，减小了交易所的风险。
此外，我国现在有上海、大连、郑州3家期货交易所，每家交易所对各自的会员分别进行结算。若要到3家交易所同时交易就要结算3次。若能将3家交易所的结算系统统一起来，以交易实体为结算单位，即无论在几家交易所交易只需结算1次，这样既能节省结算费用，又有助于对交易实体进行综合风险的控制。当然，要实现交易所间结算的统一，这在当前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随着市场的发展成熟，也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2.2.2推行IB业务。在台湾、美国等市场上，都有IB或类似的中介层次，并且，在台湾，只有证券公司才可以从事IB业务。这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参与风险，限制资质不达要求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期货参与层次，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参与并分享金融期货业务的机会，还增加了金融期货市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利于开发更多的期货投资者。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一经验，相应地推出IB业务。
2.3证券公司应成为金融期货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
无论是在美国、英国等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台湾、香港等新兴市场，证券公司都是金融期货市场，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特别是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规模较小的现状，更加需要引入更有资金实力、规模更大、管理更好的证券公司参与市场，这对于稳定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证券公司还应该授予更多的选择权。尽管台湾的证券公司都朝着金融控股的模式发展，原本由部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在有了自己的控股期货子公司后，也转为由子公司负责期货经纪业务的模式。但我们注意到，在市场发展初期，至少在法规方面，对证券公司的限制比较少，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期货参与模式，而非强制要求其一定要通过子公司或部门来经营。并且，从台湾的实际交易数据中分析发现，市场自营账户发生的交易量占到整个交易量的45%左右（表1），显示了台湾市场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主导参与机构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这一点是国内股票及期货市场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而基于证券行业相对期货行业绝对强势的国内实际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未来证券公司对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2.4推行“业务牌照”制度，合理控制市场参与者资质和数目
尽管台湾目前有近200家证券公司，但真正参与期货交易的证券公司只有30多家，期货公司也只有20多家。台湾期货交易所已发展了近10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但其参与数量始终在一个较小的比例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金融期货业务并非只是一个统一的业务资格，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业务条件，并且，证券公司等参与者可以针对某项业务有针对性地申请该子业务资格，如股指期货业务资格。
同时，香港在2003年以前一直实行单一牌照制度，虽然这种方式不利于企业多元化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这对于市场早期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当市场成熟时，这种业务范围的限制就会抑制公司的发展。职称论文因此，实际上香港业务牌照制度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也是一种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
这对于我国在开放股指期货的初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市场准入一定要逐步放开，先紧后松，才能稳定市场；要是先松后紧，出了问题就容易造成市场混乱。我国之前对期货经营资源控制并不严格，以致目前拥有180多家期货公司，他们可以经营全部期货业务。事实上，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期货公司规模比较小，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等，也导致了一些违规事件的发生。因此，我国期货公司应借鉴台湾模式，朝着做强做大的方向发展，而非仅仅是做多。增资扩股、引入资金实力更强、管理模式更先进的公司为股东、甚至兼并收购等，都会起到整合市场的作用。
3结语
对于股指期货而言，国外有的市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已有市场的情况，不能强套硬搬。比如，我国期货公司数量多，质量差，这就与国外市场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我国期货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参与情况。再如，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客户承受能力有限，若将来股指期货在期货交易所交易，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同时接纳数倍于商品期货的客户交易，如何处理急剧扩大的交易量等。
对我国现实中收购兼并在操作上的繁琐，也决定了一些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在现实中就不太可行。总之，根据股指期货所具有的功能和国外股指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券商参与模式设计几方面的配合。
篇3
1境外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期货的模式借鉴
1.1美国期货市场发展及状况美国是期货市场和期货行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其期货行业结构在原发型期货市场中最具代表性。
1.1.1美国主要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在美国,证券公司主要通过部门或者专业子公司2种方式参与金融期货。一些证券公司通过设立专业子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如美林期货公司、JP摩根期货公司等都是期货专营商。而另一些证券公司,则通过部门参与,如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邦等公司都兼营期货交易(期货兼营商)[1]。
美国的大多数证券公司都在一些期货交易所取得会员资格,开展经纪、自营两类业务。既客户从事场内期货交易,也为公司特定的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从事自营交易。
1.1.2美国期货市场中介机构。美国《商品交易法》将其期货市场的中介机构划分为业务型、客户开发型以及管理服务型三大类。
第一类:业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期货佣金商FCM(FuturesCommissionMerchant)、场内经纪商FB(FloorBro-ker)以及场内交易商FT(FloorTrader)。FCM是各种期货经纪中介的核心,从其功能来看,与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类似。据统计,在美国期货业协会(NFA)注册的FCM目前共有192家。而根据不同的营运模式,美国的FCM又可以分为3种:一是全能型金融服务公司,如高盛公司、花旗环球金融、美林公司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巨头,期货经纪业仅占其业务的一部分;二是专业的期货经纪公司,以瑞富期货公司(Refco)为典型代表;三是现货公司兼营期货经纪业务,这类公司包括一些大型的现货加工商、仓储商、中间商和出口商等。它们最初涉足期货市场主要是为了套期保值,后来逐渐拓展到期货经纪业务,有些现货公司还下设了专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子公司,例如嘉吉投资者服务公司(CargillInvestorServices)就承担了其母公司的套保业务。此外,型中介还包括FB和FT。FB又称出市经纪人,他们在交易池内替客户或经纪公司执行期货交易指令。FT与FB正好相反,他们在交易池内替自己所属公司做交易。如果是替自己账户做交易,通常称之为自营商(Local)。
第二类:客户开发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有介绍经纪商IB(IntroducingBroker)和经纪业务联系人AP(AssociatedPerson)。硕士论文IB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但一般都以机构的形式存在。它可以开发客户或接受期货期权指令,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且必须通过FCM进行结算。IB又分为独立执业的IB(IIB)和由FCM担保的IB(GIB)。IIB必须维持最低的资本要求,并保存账簿和交易记录。GIB则与FCM签订担保协议,借以免除对IB的资本和记录的法定要求。在NFA注册的IIB目前共有466家,GIB则有1043家。我国尚不存在类似于IIB的期货中介机构,而期货经纪公司在异地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则与GIB颇为相似。在FCM的业务结构中,许多IB的客户量和交易量都远比FCM直接开发的要大,IB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期货业的发展。经纪业务联系人(AP)主要从事所属的FCM、IB等机构的业务开发、客户等工作。他们均以个人形式存在,包括期货经纪公司的账户执行人、销售助理和分店经理等。经纪业务联系人不允许存在双重身份,即不能同时为2个期货经纪机构服务。在NFA注册的经纪业务联系人共有53898人。其中,以账户执行人AE(AccountExecutive)最为典型,他们是FCM的业务代表,是专门为期货经纪公司招揽客户并替客户执行交易和提供市场咨询的人,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内部经纪人的角色类似。
第三类:管理服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商品基金经理CPO(CommodityPoolOperator)、商品交易顾问CTA(Commod-ityTradingAdvisor)等。CPO是指向个人筹集资金组成基金,然后利用这个基金在期货市场上从事投机业,以图获利的个人或组织。CTA可以提供期货交易建议,如管理和指导账户、发表即时评论、热线电话咨询、提供交易系统等,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目前,在NFA注册的CPO有1470家,CTA有790家。
1.2台湾期货市场发展及状况台湾期货市场属于新兴的期货市场,其发展方式为先行开放国外期货市场,然后再建立国内市场,这与台湾证券市场的开放思路是一样的。台湾市场是新近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兴市场之一,并且由于金融改革历程、投资文化及投资者结构与大陆情况极为相似等原因,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1.2.1台湾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台湾证券公司可以作为期货兼营商,全面的参与期货业务,同时,存在一些期货公司作为期货专营商,提供更为专一的期货服务。截止到2005年10月底,台湾期货市场有专营自营商13家;有他业兼营自营商23家;有专营经纪商23家;他业兼营经纪商17家;交易辅助人75家;结算会员32家[3]。
台湾的法规规定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部门等形式参与经纪业务,可以通过部门、子公司、交易人身份参与自营业务。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许多期货公司都具有证券公司背景。如,台湾的元大京华,成立专门的期货子公司———元大京华期货公司,从事经纪和自营(1998年增加)业务,同时,元大京华证券公司下的自营部也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同时,经纪部从事期货交易辅助人业务。宝来证券在新金融商品处下设期货自营部,并成立宝来瑞富期货子公司,成为台湾最大的期货商,开展期货、选择权、期货经纪、结算、期货自营等业务。
根据仔细比较分析,台湾不同规模的证券公司在参与形式上,分别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经纪业务方面,大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形式参与(这种子公司多为证券公司为开展期货业务而专设),中小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部门形式参与。自营业务方面,证券公司一般都设有自营部门,但大型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一般也开展自营业务,而中小型证券公司一般没有子公司,或者存在子公司也主要经营经纪业务而不开展自营业务。
1.2.2台湾期货市中介机构。台湾的期货交易商分为期货经纪商和期货自营商。期货经纪商包括期货经纪公司和兼营期货业务的证券商。一般企业法人不能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在台湾的证券行业与期货行业是混业经营,证券商既可以自营期货与期权业务,也可以兼营期货经纪业务。另外,仅证券经纪商可以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证券商兼营期货经纪业务的,不得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期货交易辅助人属期货服务事业,它接受期货商的委托,从事的业务范围包括:招揽期货交易人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商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接受期货交易人期货交易之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期货交易辅助人从事期货交易招揽业务时,必须以委托期货商的名义进行。期货交易辅助人只能接受一家期货商的委任,但期货商可同时委任一家以上的期货交易辅助人[2]。
台湾地区的期货经纪商主要有4类:一是专营期货经纪商,只受托从事证期局公告的国内外期货期权交易;二是兼营期货商,包括一些本土及外国券商和金融机构;三是期货交易辅助人,主要是一些获许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的证券经纪机构,期货交易辅助业务包括招揽客户、期货商接受客户开户,接受客户的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等;四是复委托公司,就是本土客户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机构,它们将委托单转给境内的国外复委托期货商,然后再转给境外的交易所达成交易。
2我国券商参与模式设计
我国期货业目前交易的期货品种仅限于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尚是一片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推出金融期货势在必行。通过对美国这个成熟市场及台湾新兴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是作为新兴期货市场的内地期货市场,要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券商参与模式可以参考如下几个方面。
2.1加快期货市场法规建设,完善监管与自律管理体系
尽管几乎世界各国在建立期货市场的过程中,都是采取“先建市,后立法”的思路,但香港、台湾的期货市场却是在借鉴美英等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医学论文这样,既可以避免少走弯路,节省“学费”,充分获得后发性利益,同时也可以使期货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规范来发展期货市场。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参考美国的监管模式,我国的监管主体应分为三级,包括国家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交易所监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据此规定,证监会是国家监管主体。在我国,金融期货推出后,如果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允许参与金融期货交易,那么有权力进行监管的行业自律组织将包括期货业协会和证券业协会。而市场及交易监管主体则为交易所。
2.2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形成金字塔型结构
无论是美国、台湾或是其他一些国家,在市场结构方面都反映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减少交易所直接管理的机构数目。主要体现在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的分离以及IB业务的引进等。这种金字塔式的市场结构,有助于控制市场竞争,形成价值链结构管理。这在我国现在强调混业经营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避免行业恶性竞争。
2.2.1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分离。在香港,结算会员和交易会员是明显区分的。而在台湾,虽然没有交易会员这一说法,但从本质上看,参与交易的期货商就相当于交易会员,而期货商并不都是结算会员,因此,在台湾实际上也是交易会员与结算会员分离的模式。
而我国期货市场上,期货公司实际上资质差别很大,但目前不区分交易、结算会员资格,全部经纪公司都是交易所会员,都拥有交易及结算资格。可见,让部分资历较好的交易会员成为结算会员,可以将结算风险进一步过滤,减小了交易所的风险。
此外,我国现在有上海、大连、郑州3家期货交易所,每家交易所对各自的会员分别进行结算。若要到3家交易所同时交易就要结算3次。若能将3家交易所的结算系统统一起来,以交易实体为结算单位,即无论在几家交易所交易只需结算1次,这样既能节省结算费用,又有助于对交易实体进行综合风险的控制。当然,要实现交易所间结算的统一,这在当前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随着市场的发展成熟,也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2.2.2推行IB业务。在台湾、美国等市场上,都有IB或类似的中介层次,并且,在台湾,只有证券公司才可以从事IB业务。这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参与风险,限制资质不达要求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期货参与层次,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参与并分享金融期货业务的机会,还增加了金融期货市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利于开发更多的期货投资者。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一经验,相应地推出IB业务。
2.3证券公司应成为金融期货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无论是在美国、英国等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台湾、香港等新兴市场,证券公司都是金融期货市场,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特别是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规模较小的现状,更加需要引入更有资金实力、规模更大、管理更好的证券公司参与市场,这对于稳定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证券公司还应该授予更多的选择权。尽管台湾的证券公司都朝着金融控股的模式发展,原本由部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在有了自己的控股期货子公司后,也转为由子公司负责期货经纪业务的模式。但我们注意到,在市场发展初期,至少在法规方面,对证券公司的限制比较少,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期货参与模式,而非强制要求其一定要通过子公司或部门来经营。并且,从台湾的实际交易数据中分析发现,市场自营账户发生的交易量占到整个交易量的45%左右(表1),显示了台湾市场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主导参与机构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这一点是国内股票及期货市场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而基于证券行业相对期货行业绝对强势的国内实际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未来证券公司对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2.4推行“业务牌照”制度,合理控制市场参与者资质和数目尽管台湾目前有近200家证券公司,但真正参与期货交易的证券公司只有30多家,期货公司也只有20多家。台湾期货交易所已发展了近10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但其参与数量始终在一个较小的比例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金融期货业务并非只是一个统一的业务资格,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业务条件,并且,证券公司等参与者可以针对某项业务有针对性地申请该子业务资格,如股指期货业务资格。
同时,香港在2003年以前一直实行单一牌照制度,虽然这种方式不利于企业多元化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这对于市场早期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当市场成熟时,这种业务范围的限制就会抑制公司的发展。职称论文因此,实际上香港业务牌照制度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也是一种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
这对于我国在开放股指期货的初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市场准入一定要逐步放开,先紧后松,才能稳定市场;要是先松后紧,出了问题就容易造成市场混乱。我国之前对期货经营资源控制并不严格,以致目前拥有180多家期货公司,他们可以经营全部期货业务。事实上,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期货公司规模比较小,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等,也导致了一些违规事件的发生。因此,我国期货公司应借鉴台湾模式,朝着做强做大的方向发展,而非仅仅是做多。增资扩股、引入资金实力更强、管理模式更先进的公司为股东、甚至兼并收购等,都会起到整合市场的作用。
3结语
对于股指期货而言,国外有的市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已有市场的情况,不能强套硬搬。比如,我国期货公司数量多,质量差,这就与国外市场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我国期货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参与情况。再如,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客户承受能力有限,若将来股指期货在期货交易所交易,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同时接纳数倍于商品期货的客户交易,如何处理急剧扩大的交易量等。
对我国现实中收购兼并在操作上的繁琐,也决定了一些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在现实中就不太可行。总之,根据股指期货所具有的功能和国外股指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券商参与模式设计几方面的配合。
篇4
2002年以前，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处置属于个案，被处置的证券公司主要包括万国证券和君安证券，另外，还有几家高风险的证券兼营机构被处置。证券公司因重大违规行为受到处置的事件更多地发生在2002年8月以后。2001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公司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证券行业连续几年出现全行业亏损，证券公司多年积累起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加大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力度。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提出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原则、近期和远期目标，当年处置了12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至2006年7月，不足四年时间就处置了34家高风险证券公司，可见风险处置力度之大。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几种主要模式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存在着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问题。但证券公司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其经营失败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其市场退出与一般的生产企业相比具有特殊性。所以，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都会采取与一般生产企业不同的模式。总的来看，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的处置模式主要取决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程度及其对市场及社会的影响程度，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破产清算、行政处罚和接管等模式。
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的国情：我国证券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政策保护；证券公司数量多而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证券公司对风险没有清醒认识，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因此，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和程序必须适合我国国情，才能真正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监管机构首先要求高风险证券公司进行自救，对于不愿自救或难以自救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采取强制处置措施令其退出市场。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停业整顿、撤销或责令关闭、行政接管、破产等模式。
一、政府救助模式
规模大的证券公司倒闭可能会重创证券市场，甚至会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直至影响社会安定。一般来讲，政府对出现危机的证券公司进行救助主要是对暂时出现困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证券公司，通过注资、贷款等方式帮助其渡过难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证券公司可以永远受到政府保护，如果已到了无法救助的地步，大证券公司也同样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2005年6月以前，我国央行对证券公司的救助主要以再贷款形式进行，如对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的再贷款。后来央行救助证券公司的思路有所改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的注资模式取代了央行的再贷款。对于被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划分为需要国家救助的重组类证券公司，由汇金公司或者建银投资出面，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注资，进行阶段性的市场化财务重组。同时，央行还给承担清算关闭证券公司后续工作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运营资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汇金公司、建银投资分别对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南方证券等数家证券公司进行救助。
此外，由于我国证券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公司的救助除了采取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同的央行注资、再贷款等措施外，还采用更换管理层、主导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等行政手段。
二、并购重组模式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并购重组是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一种常用方式。目前，在我国大多数证券公司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并购重组也成为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这也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一批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关闭、托管，以中信证券等优质证券公司、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等银行系公司及以瑞银集团等外资系为代表的三大力量在我国证券业的并购重组中起着主导作用。
中信证券是优质证券公司的一个典型代表，力图通过兼并将自己做大做强。近年来，中信证券频频收购重组证券公司，曾收购万通证券和金通证券，又联手建银投资重组华夏证券等。中信证券还曾要约收购广发证券，虽然未果，但仍有进步意义。一系列大规模的重组行动使中信证券的证券业务得到迅速扩张，力量不断壮大。海通证券、长江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证券等创新类证券公司也加快了并购重组速度，通过托管、吸收、兼并问题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和证券营业部等优质资产，进行低成本扩张。
从2005年开始，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在我国证券公司重组和证券业整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主导力量。汇金公司通过注资、重组等手段控股了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一线证券公司；建银投资通过建立新证券公司受让老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和相关资产的方式，参与重组了南方证券、华夏证券，通过注资控股了若干家证券公司。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知名的外资金融机构对于国内证券公司重组都兴趣浓厚，积极参与，其中，瑞士银行集团（UBS，简称“瑞银集团”）收购北京证券20%股权。北京证券重组模式是外资重组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的第一例，到目前为止也是惟一的一例，表明我国证券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正在深化，同时对外资进入我国证券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停业整顿模式
停业整顿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一般意义的停业整顿是企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责令被监管企业停止对外营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纠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由于证券公司业务特别是经纪业务不间断的特殊性，证券公司被停业整顿并不一定丧失其法人格或业务资格。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实施停业整顿通常是针对投行、咨询、受托理财等业务，证券经纪业务通常继续进行，客户的正常交易不受影响。如2002年9月9日，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工作组公告，指出：“停业整顿期间，大连公司下属的证券营业部由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继续经营。”2003年4月3日，证监会关闭了处于停业整顿中的大连证券。
四、撤销或责令关闭模式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规定，“撤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证券法》中仅有撤销业务许可的概念，对证券公司则使用关闭的概念。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撤销和责令关闭的内涵是一致的。目前仅鞍山证券被证监会于2002年8月9日宣布撤销，当时的依据是《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因为鞍山证券是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机构。
与停业整顿不同，责令关闭必然导致证券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并且具有法律依据，《公司法》和《证券法》中都有相关规定。
自2002年8月以来，对于问题严重的证券公司如鞍山证券、大连证券、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大鹏证券、南方证券、汉唐证券、昆仑证券、武汉证券、闽发证券等20多家证券公司先后被取消业务资格，并被撤销或责令关闭。
五、行政接管模式
行政接管是指当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时，由监管当局以及政府强制性接管其经营管理的政府行为，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业务经营机构实施的强制性行政干预措施。行政接管的典型案例是南方证券被证监会和地方政府联手行政接管。2004年1月2日，证监会、深圳市政府联合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并派驻行政接管组进驻南方证券，全面负责南方证券的日常经营管理。
由于南方证券规模巨大，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证券公司有实力托管南方证券，而且南方证券的风险底数不清，如果直接关闭南方证券，又会对市场产生较大震动。如何处置南方证券这样巨无霸型的证券公司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因此，监管部门最终选择了行政接管的方式。
六、破产模式
对高风险证券公司采用停业整顿和责令关闭的处置模式都可能引发证券公司破产，而证券公司破产又涉及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与普通企业破产在受理条件和清算程序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大鹏证券是第一家通过破产方式退出市场的证券公司。
大鹏证券风险处置的步骤是：先将其经纪业务托管给长江证券，而后责令大鹏证券关闭并处理其证券类资产，组织行政清算组全面接管公司。在厘清大鹏证券资产状况的同时，妥善安置其员工，处理好个人债权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相关事项。最后步入法律程序，申请破产。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因挪用巨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被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2006年1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大鹏证券破产还债。
通过司法程序破产对大鹏证券进行风险处置是一次积极探索，标志着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已开始步入法制化、市场化轨道。
2006年8月16日，南方证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深圳市中级法院宣告南方证券破产还债。
除以上六种主要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外，还有一些其他模式，如转实业公司模式、取消证券业务许可模式和外资捐赠模式等。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都非常重视。经过长期探索，他们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且行之有效的处置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经验，主要包括建立相对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基于资本充足性的证券公司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用多种化、市场化的处置方式以及配套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等。
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自2002年开始的对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系列适应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实际的规则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跟不上，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置过程中的行政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过多行政干预加大了处置成本和道德风险等。
一、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规定分散于《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自营业务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专门法规。近年来被撤销、关闭以及被托管的高风险证券公司公告中均没有指出其具体的违法行为和适用的法律条款。而且，相关规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很不完善。
有关证券公司停业整顿、撤销或关闭等风险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得到法律的确认，但相关规定十分简单、粗略，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下，一些概念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例如，责令关闭和撤销是否为同一概念？有待法律明确界定。
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形成一套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立法相当完备，基本上包括了证券公司退出的各个环节，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提高风险处置效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行政化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
在我国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实践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使用更多的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而境外成熟市场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时主要依赖市场化手段。
由于没有证券公司破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对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处置方式的选择上，监管部门只能动用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即只能选择撤销、关闭等行政破产的处置方式，而无法采用破产法中的和解程序、重整程序，使本来有希望通过和解、重整获得新生的问题证券公司失去了重组的机会。政府在证券公司的并购和重组中过度保护，管得太多太细。我国规模日盛的证券公司兼并、重组体现出行业发展的行政化、官僚化和特权化倾向[8]。一些地方证券公司遭遇生存困境时，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将省（市）内的机构重组以解危难。1996年，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财政鼎力挽救，将万国证券并入申银证券之中；1999年同样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并成为具有37亿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产生的历史较短，在《企业破产法(试行)》、《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制定任何条款来规范对证券公司的行政接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能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透明度不高。
行政垄断权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特定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由我国证券行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和背景决定的。
三、过多行政干预成本高昂，助长证券公司道德风险
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上一直起着“最后保护人”的作用，通过提供再贷款来填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缺口。自2002年8月以来，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过程中，央行先后向鞍山证券发放40多亿元再贷款，向新华证券发放14.5亿元再贷款，向南方证券提供80多亿元再贷款，向辽宁证券提供40亿元再贷款……据统计，央行向近20家被关闭或托管的证券公司提供的再贷款资金达数百亿元。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再贷款已无收回希望，最后买单的将是中央财政——由全民承担证券公司违规经营的后果，这不仅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而且还助长了证券公司的道德风险。
政府干预下的证券公司并购重组也付也了高昂成本。为了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的合并，上海市政府注入18亿元资产，其中现金14亿元。而当年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的合并究竟耗费了地方财政多少纳税人的金钱无从知晓，也不知道申银证券究竟从万国那里接受了多少坏帐。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的第一次证券公司合并却助长了中国证券公司作为官办企业尤其是官办金融企业的道德风险[5]。
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对证券公司的重组模式比简单的行政注资是一个进步，但汇金公司用于重组和救助的资金来源、获得渠道并没有明确披露。汇金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帮助央行行使金融稳定的职能，如果不加限制地参与证券公司救助，可能会在客观上助长证券公司投机冒险动机和不承担投机失败责任的风气。
由于证券公司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当证券公司陷入危机时，政府对危机证券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救助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即使使濒临破产的证券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生存下来，但这些公司却永远成长不起来。而且，证券公司将应承担的风险完全转移到政府身上，道德风险的积聚最终将转化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远低于收益，促使证券公司为追逐一己私利的最大化铤而走险，过度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或者违规经营，导致证券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进行的各种干预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其基本行为准则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充分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
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政策建议
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建立了市场化的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并不断完善。相比较而言，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为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相关立法
为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规范运行，迫切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即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机制，使证券公司的退出有法可依，也使管理层的干预建立在法律与市场的基础之上，这是做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根本。
应尽快出台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密切相关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明确证券监管部门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权力和行政执法程序，指导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开展。
应制定《金融机构托管接管法》，对托管和接管证券公司的实施方案、退出托管接管的方案选择，托管接管中各利益方的权益保障以及托管接管的程序、期限、后果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减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做法，降低随意性。
应尽快制定《公司并购法》，在其中对证券公司的并购做出具体规定，同时完善《公司法》中对公司收购的规定，为证券公司之间的收购提供更具体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形成一个完善的并购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成对现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破产法》的修订，对证券公司的撤销关闭作专门规定，或者制定《证券经营机构撤销条例》，对证券公司停业整顿、责令关闭等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建议在《破产法》中针对证券公司破产做出特别规定，或者直接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使证券公司破产有法可依。
应研究修订《刑法》相关条款，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并积极探索建立金融特别法庭和金融仲裁机构。
此外，要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做法，尽快制定《证券投资者保护条例》，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法律保护。
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从我国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看，在证券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后，缺乏对控股股东及其高管人员追究责任的规定，也缺乏对有关人员追究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证券公司处置中的个人法律责任，以实际控制人为主线，全方位地追究有关责任人（尤其是自然人）的法律责任，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是逐步建立健全防范证券业风险的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加强监督，实行高管问责制。公司高管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负有重大责任，其职业道德、业务素质、遵规守法意识对公司的依法合规经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公司的责任追究如果不能同时落实为高管人员的个人责任，其惩戒和约束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因此，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相对于严厉处罚查处证券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尤其是追究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
其次，在日常监管中，应逐步构建“以责任监管为核心”的证券机构监管体系。可以借鉴香港证监会的做法，推行高管及从业人员“公示”机制，将高管及从业人员任职资格的取得、丧失和变动情况，尤其是处罚情况，在网站、报纸等媒体进行持续性地公布，将高管人员置于包括广大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监督之下，增强高管人员的自我约束意识，建立社会监督体系，防止高管及从业人员“东家违规，西家就职”的现象。
再次，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一经发现立即查处，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针对责任人过错的轻重对其进行相应处罚，责任人过错严重，已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三、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政府对证券公司监管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和违规处罚措施建立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和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监管和证券公司的创新与发展并不矛盾，相反，监管应为证券公司创新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各国（地区）的经验来看，宽松的监管环境对证券公司创新至关重要。政府在证券公司管理中的职能是制定法律法规等游戏规则，监督规则的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则的证券公司进行处罚。政府是证券市场的裁判，不应参与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管理。从证券监管角度讲，政府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既要防止监管缺位，又要避免监管过度。
而在我国，证券的发行、定价、上市交易等等各环节一直由政府行政主导，证券公司只是充当一个配角。近几年来，我国整个证券行业面临生存危机，表面上看是违规经营问题，而实际上导致证券公司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制度设计中对证券公司的定位存在问题，没有通过制度安排为证券公司提供业务创新的机制，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存在监管过度问题。
因此，为规范我国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应减少行政干预，为证券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减少证券发行审核以及交易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并不是弱化和否定政府的监管职能，而是让政府回到裁判的位置，使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组织创新、业务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四、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2005年9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起来。作为证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立将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取代“券商谢幕，政府买单”的行政关闭模式，有利于建立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的长效机制，促进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形成。各国（地区）建立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但由于我国相关制度缺失、资金缺乏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短期内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加以完善。
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应充当自律监管体系的补充，充分发挥对证券公司风险的监控作用，加强对会员公司财务状况的监控，当发现某证券公司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应向证监会进行汇报和提出处置建议。对于有希望扭转的证券公司，帮助其重新安排组织经营，甚至给予资金援助；对于无法挽救的证券公司，则通过法院对其宣布破产，负责制定财产接管人，全面清理证券公司资产，并保障投资者利益，充分发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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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分业管理体制下，证券公司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承担着证券市场的中介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证券公司通过为买方寻找卖方、为卖方寻找买方，充当筹资者和投资者的中介，起到市场组织者的作用。在专业化分工水平日渐加深的情况下，这一功能渐渐成为证券公司独有的功能，并构成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风险管理的功能。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由于虚拟经济的发展，风险管理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且必须交由专门部门来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客户的特点，提供不同的收益工具和解决方案，成为金融业的一项专门能力和专业技能。证券公司通过开发不同的产品和提供金融工具，适应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偏好，为客户提供风险保护，逐渐成为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从目前的状况看，我国证券公司的功能还主要处于较为低级的提供“通道”的阶段，充当投资者和筹资者的中介、优化资本配置等实质性市场功能及风险管理功能的发挥严重不足。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系统，起点很高，一开始就建立了功能强大、效率很高的电子交易系统。而证券公司为“买方寻找卖方、为卖方寻找买方”这一交易中介的功能却弱化了，只剩下为投资者提供交易网络终端这一部分功能。随着网上交易的发展，这一终端很容易由其他经济部门来提供，来自IT行业的竞争及以“银证通”为代表的商业银行的加入，严重威胁到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从发行市场看，在非市场化的发行条件下，卖股票成了最容易的事情，证券公司的竞争力则主要体现为“发行通道”的多少。通道功能强而市场功能弱，导致我国证券公司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
为此，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创新的方向应该是培植实质性市场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进而逐步形成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产品结构单一，还没有提供可供组合及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在风险管理业务方面的创新，还只能停留在小规模试验阶段，如推出一些债券组合、基金组合等风险收益明显不同于股票的产品。目前创新的重点是围绕着实质性市场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证券公司作为连接筹资者和投资者的中介和市场组织者的作用。比如大力加强营销功能，突出研究和投资咨询能力，深化经纪业务；深化投资银行业务，从传统的以发行为主转向以收购兼并等为主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投资银行业务；转变资产管理业务的经营模式，把过去作为变相的自营或变相融资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恢复其本来属性，真正作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在对客户进行“量身定制”式投资服务、实现服务个性化的同时，大力开展投资组合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满足具有不同风险、收益偏好投资者的需要。
重在还其法人能力
证券公司创新，核心问题是要还证券公司以正常的法人能力，在对现有法律没有大的突破的情况下，扩大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拓宽融资渠道，放开对外投资的限制，以增强证券公司的行为能力。
拓宽融资渠道，增强业务运作能力。从国际经验看，由于投资银行参与的活动有大量的资金需求，所以，融资手段的多样性与持续性是投资银行发挥其功能的前提。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投资银行普遍具有很高的负债权益比，像美林、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一般都在95%左右，它们的融资手段也很多，上市、发债、中长期贷款、短期借贷等都是可供投资银行选择的融资方式。
目前，国内证券公司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为防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受到很大限制，私募增资扩股是证券公司筹集中长期资金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证券公司收益率较低，增资扩股的难度越来越大，且单纯以增资扩股的形式筹集资金，导致证券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影响资本运作效率。从2002年末的数据看，国内证券公司扣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后，总体资产负债率不到60%，至于中信、海通、光大等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其资产负债率更低，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在短期融资渠道方面，虽然有国债回购、短期拆借、质押贷款等几种选择，但因受到诸多限制，均无法满足证券公司的需要。
资金来源缺乏，直接影响证券公司开展业务和抗风险的能力。可以考虑允许证券公司更大规模地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允许证券公司以自有的房产、外汇等资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逐步拓展质押品范围，适当的时机开放银行对证券公司的信用放款；可以为券商的创新业务提供金融支持，如由商业银行为企业重组并购提供贷款等；允许证券公司发债，条件成熟时证券公司可以上市融资等，以拓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增强其业务运作能力。
适当放开对综合类证券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扩大证券公司业务范围。《证券法》规定综合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业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在实践中，监管部门由于担心证券公司的经营风险导致社会风险，对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仍然限制得很死，实业投资、风险投资等被明令禁止，证券公司对外投资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篇6
一、海外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研究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
制”。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
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
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1、自有资本的筹集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3、业务职能的设定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
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一是将用于融资融券抵押的证券与自营帐户中的其他证券分开管理。为此证券公司应另外建立融资交易帐户，将所有抵押证券置于该帐户中，并规定证券公司在偿还债务之前不得挪用。二是建立规范的融资融券合同。使合同双方在签署融资融券合约时，就能确认证券的所有权和抵押品的管理权，然后由证券公司和交易所根据合同执行冻结、解冻和变现清偿的职能。防止出现目前市场中证券公司违规向客户融资所带来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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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上市途径有两种：一是借壳，一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在股市活跃的上市环境下，企业一般都是通过直接IPO方式上市，在股市低迷、直接上市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买壳上市成为部分证券公司上市的捷径。借壳或是IPO，这两种方式在时间周期、交易成本、操作程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对一些符合条件的优质证券公司来说，IPO应作为其首选，这不仅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使企业形象得到大大提升，而且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对那些短期内无法达到IPO财务指标要求，或在券商IPO潮的竞争中优势不明显的券商，借壳是其尽快实现上市目标的较好选择。这主要是因为IPO的门槛较高，例如持续三年盈利等，由于证券市场的波动起伏比较大，使得多数证券公司很难保持赢利的连续性。与IPO相比较，借壳上市的优势在于耗时短，只要重组方案得到双方认可，获批以后，证券公司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因此，借壳上市成为当前证券公司上市所选择的捷径。
买壳和IPO作为两种上市途径各有利弊。对证券公司来说，是选择IPO还是买壳有以下因素的考虑。一是公司的股权结构。部分公司的股东过于分散，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低，这不利于形成股东一致意见及要面对股权稀释所带来的问题，这类企业适合做IPO。二是自身的赢利状况。对部分出现亏损的公司来说，一些证券公司的赢利极不稳定，特别是自营证券对赢利的冲击，经常出现大亏大赢的局面，因此这些公司无法达到实行IPO的要求，只能借壳。
(一)证券公司借壳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上市时间较快。借壳上市尽管也有主管部门的“前置性审批”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但由于管理层鼓励上市公司推进实质性重组，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审核程序较具弹性，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较IPO上市的相对要低。正因为如此，借壳上市只要选择较干净的壳资源，通常就能在6至12个月内实现上市，有利于把握牛市融资时机。二是有利于保守证券公司的商业秘密。借壳上市无需向社会公开公司的各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企业的隐蔽性，有利于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
2、不利方面。一是买壳成本很难把握。在买壳过程中很难做到消息的保密，而一旦消息泄露，买壳目标二级市场的价格就会扶摇直上，这无疑将加大买壳成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多数证券公司不得不放弃壳资源。二是壳公司的财务重组存在风险。壳资源的隐性负债、对外担保和关联交易等问题往往在重组时不易被发现。一旦证券公司在买壳过程中稍有不慎陷入到壳公司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其财务重组的风险就非常巨大，以证券公司目前的资产水平来说还很难抵御这种风险。三是中国证监会对借壳上市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往要求必须是创新类或规范类证券公司，拟借壳公司必须股价未出现异动等。不过有些条件很难满足，特别是在股价异动方面。借壳过程中要接触中介、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等，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市场对证券公司借壳题材又炒得很热，一有消息传，股价立马上涨；而证监会又明确表示股价异动就很难批准，这样一来，证券公司买壳上市的积极性将会受到很大打击。四是存在融资失败的风险。很多公司借壳上市后未必能马上融资。如果证券公司借壳上市后经营业绩未能实质改观，则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融不了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募集资金量较大。通常IPO发行量为发行后总股本的30％左右，发行市盈率为20倍左右，募集资金一步到位且数量较大。二是融资成本较低。从成本角度看，通过IPO融资的成本比借壳的融资成本较低。三是可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公开发行上市使广大公众成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公司通过新闻，媒体信息活动等手段，将公司概况，公司战略和公司业绩推介给大家，使公司为更多的人所知。证券分析师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对公司证券的分析也会起到广告与促销的作用。四是IPO上市对企业的连续赢利能力、风险控制和治理结构都有严格的要求。能够通过IPO上市的证券公司，其经营理念、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都要比一般公司高一筹，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上市后能马上融到资金，净资本实力能够得到补充，因此具有更强的发展实力。
2、不利方面。一是上市周期较长。IPO上市需经过改制、辅导、审核、发行等过程，相对时间周期较长。另外，证券公司的赢利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即使上市辅导工作完成，一旦公司因市场波动原因经营不善、产生亏损，通常要花费3年的时间。二是审核程序严格。证监会严格要求拟上市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审核程序较严格，大多数公司很难通过。
比较买壳上市和IPO，后者的要求更加严格、难度也更大，但IPO上市对企业的连续赢利能力、风险控制和治理结构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认为，通过IPO上市的企业比借壳上市的企业更有竞争力。
二、证券公司买壳与IPO上市的成本比较
(一)买壳的成本
借壳上市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买壳的支出。买壳支出是买壳方向股权出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格，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占最大比例。由于财政部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因此，每股净资产成为上市公司转让定价的普遍标尺。二是买壳过程中支付的其它费用。指证券公司买壳上市过程中聘请证券公司、会计师和律师所发生的财务顾问费、法律顾问费用、财务费用、上市宣传费等。三是折价向壳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成本。并购公司买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取得增发配股权，而壳公司往往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因此，需要向壳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以提升业绩，实际上是买壳方对壳公司的利润输出，是买壳的一大成本。买壳方注入壳公司优质资产的折价金额为：买壳方注入壳公司优质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壳公司对该资产实际折股金额。四是整合成本。主要包括对壳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理成本，人员安置成本，两企业合并后的磨合成本。
(二)IPO所发生的费用
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所发生的费用主要有承销费、发行费、律师、会计师等中间费用。据统计，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上市公司IPO所发生的费用如表1，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IPO的费用率平均为6.5％。
(三)借壳上市与IPO上市证券公司的成本比较
IPO上市的成本计算比较简单，主要包括承销费、发行费、律师、会计师等中间费用，平均费率在6.5％左右，表面上看，高于借壳后再融资的成本，但证券公司借壳上市的成本除再融资成本外，还有买壳成本、资产注入成本、整合成本等，与IPO比较，借壳上市的成本不但数目繁多，而且各种成本相加费用明显偏高。近年来，我国不少证券公司想尽快上市，但短期内无法满足IPO的连续盈利的要求，而借壳上市门槛较低，上市途径便捷，借壳上市成本尽管较高，但众多急需增加资本金的证券公司也愿意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
三、借壳上市与IPO上市证券公司的绩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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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证券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信用风险。
近年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不得小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因借款者无法履约而划为不良资产，该银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减少了34.8%，比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指证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地卖出或将该工具转手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包括不能对头寸进行冲抵或套期保值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损失6亿美元的案例加以说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长投资于按揭保证债务工具，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风险而在华尔街被称为“有毒垃圾”。当利率猛升时，这些债务工具的交易停止，因为没有交易对手，Askin公司无法以接近当初购买的价格脱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贷款给Askin公司从事上述交易也损失了2550万美元。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或缺乏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持而引致的财务损失，具体包括：1.操作结算风险，由于定价、交易指令、结算和交易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损失；2.技术风险，由于技术局限或硬件方面的问题，使公司不能有效、准确地搜集、处理和传输信息所导致的损失；3.公司内部失控风险，由于超过风险限额而未被觉察、越权交易、交易部门或后台部门的欺诈（例如账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业务操作技能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原因而造成的风险。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实行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并且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进行严格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由于管理不善，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的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账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银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区分开来。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风险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主要包括：完整的账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交易职能和后台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就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
1993年，所罗门公司的财务部门及其独立审计师安达信事务所报告，核对公司实际总分类账中存在一些差异。为了加强内部控制，所罗门公司于年中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检查，以确保总分类账准确无误，并具备适当的核对程序。这次详细的财务检查发现了大量无凭证的余额，需列入1994年3.03亿美元盈利的税前费用。随后，该公司改进了核对和控制程序。由于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1996年1月所罗门公司发现了来自计算错误的期权头寸的交易损失。交易员运用了不正确的波动值来掩盖交易损失。公司的内部控制架构，包括由风险管理部门实施的常规抽查，发现了这些差异，并将损失降低到1500万美元。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LawRisk)来自交易一方不能对另一方履行合约的可能性，是指因不能执行的合约或因合约一方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法律风险包括合约潜在的非法性以及对手无权签订合约的可能性。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大型证券公司因其业务性质和业务范围而面临着大量的法律诉讼风险。
例如，英国在Hazell与Hammersmith&Fulham一案的判决中规定（1991年），地方政府进行互换交易属于越权行为，因此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一规定使得银行在违约互换合约上损失大约10亿美元。而Hazell公司的法律顾问层不断保证，互换合约是合法的、可以执行的，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法律澄清的必要性。
奥兰治县在对美林公司的控告中指出，美林公司应该知道合约违反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条款，因此提出，该县签订的衍生工具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要求美林公司赔偿因越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SystemRisk)是指：1.因单个公司倒闭、单个市场或结算系统混乱而在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的情形；2.引发整个市场运行困难的投资者“信心危机”。系统风险包括因单个公司或单个市场的波动触发连片或整个市场崩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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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债权人保护之强化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债权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信用，不履行债务就是不讲信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而逃废债务的行为比较普遍，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破产责任制度、对欺诈破产和虚假破产的惩戒机制等，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遏制各种逃废债的行为的发生，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信用。
(三)有利于金融资产优化配置
证券公司作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经营失败时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证券公司的破产法律规制明确了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机制，改变了证券公司经营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做法。一方面，对那些已经符合破产条件的证券公司来说，不对其进行破产宣告，允许其继续借银行的钱或把投资者的钱用于各项支出，实际上就是容忍其继续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破产法律制度的内容并不限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相反，还有重整、和解等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使陷于经营困境的证券公司暂时免受债权人的追讨，获得复苏的机会，从而最终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建立证券公司破产法律制度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破产法的贯彻执行将使证券公司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证券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能给证券市场一个正确的信号，一个稳定的预期，有助于畸形心态的矫正。如果所有的利益主体没有明确的预期，他们会企图在混乱的市场中通过错误的手段攫取利润，让社会承担高昂的转轨成本。
二、证券公司的破产原因
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对于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公司破产案件的条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对此确定了一个基本政策，基本上是“两个同意”和“五个完”。“两个同意”即破产申请经证监会同意、破产受理经最高法院同意。“五个完”即个人债权债务清偿完、资产和账册清理移交完、证券类业务处置完、保证金缺口补完、员工安置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包括必须有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赃款赃物的处置方案要妥当等。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受理的高门槛标准，不利于证券公司走市场化的破产程序。笔者认为，只要符合《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破产原因，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证券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就应受理。
三、证券公司破产的申请人分析
(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新《破产法》第7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或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的申请。新《破产法》第134条赋予证监会破产申请权。我国证券公司大多数是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做的不好，因此当证券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债权人未必知情，如果此时证券公司作为债务人不申请破产，就有可能使客户和债权人遭受重大的损失。为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由证监会提出破产申请是必要的。
(二)债权人
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破产申请人资格的问题，有关国家的立法例设有最低债权额的限制。债权人所享有的无担保债权额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否则不能提出破产申请。在英国，此项标准为750英镑。以英国法为蓝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立法，也实行了最低债权额标准，其中：美国为5000美元；德国则直接剥夺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破产申请权，商业银行的破产申请必须由联邦金融监管局提出；而日本、英国等国的监管当局被赋予破产申请人资格。
笔者认为，根据新《破产法》，证券公司的债权人应该享有破产申请权。《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19条的规定“证券公司债权人依法向法院申请证券公司破产的，证券公司必须在得知该事实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证监会。”这也说明证券公司的债权人申请破产无需取得证监会的同意。事实上，根据新《破产法》，证监会可以在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后申请破产重整，以实现对证券公司破产的监督管理。但由于证券公司对应众多的自然人债权人，如债权人均可提出破产申请会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在国务院制定《金融机构破产管理办法》时，应根据证券业的特殊性，参照国外立法，对普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从债权数额大小上给予必要的限制。
(三)证券公司
由于证券公司属于进入机构，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证券公司的设立、变更、退出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因此，证券公司在出现破产原因时，可以提出申请，但必须取得其主管部门证监会的批准。
四、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适用
破产清算程序是把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收集、整理和变卖，然后把所有财产或财产变现后的收益全部分配给债权人的程序。从此，除去不受执行的财产以外，债务人将不再拥有任何财产。简言之，债务人将一切从头开始。为了顺利实现行政处置与司法破产之间的对接，有效保护广大债权人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加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算程序的目的是为债务人身陷债务绝境时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使证券公司顺利地退出市场。
由于我国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管理办法尚未制定，目前证券公司破产主要按照新《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实践操作过程中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有一些政策要求。国务院制定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该条例在现有破产程序之外确立了一套针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谓撤销是指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应予撤销。金融机构被撤销时，由人民银行、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股东的代表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清算组向人民银行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清算期间，清算组可以将清算事务委托给人民银行指定的金融机构(托管机构)办理，托管费用列入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算费用。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首先用于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财产用于清偿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债务。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明确规定只适用于人民银行(现在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关闭(撤销)程序虽然可以比照或者类推，但毕竟缺乏依据。第二，既然是“撤销”，那么只能由监管部门启动相关程序，证券公司、客户或其他债权人均无权启动，因此，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破产清算程序。新《破产法》在第十章共有18条专门规定了“破产清算”。
五、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保护措施
近几年，对进入风险处置的证券公司，我国司法机关在破产受理前采取了“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三中止”政策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在一定期限内，对以风险处置阶段证券公司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这一措施在金融风险处置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债权人的利益也造成一定的损害，在实践中引起了不少争议。新《破产法》在对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予以确立的同时，将“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第134条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这一规定对证券公司的前期风险处置和与破产程序接轨至关重要。
六、破产清算与偿付
国务院在规定证券公司破产清偿顺序时应确立劣后于一般债权的特别债权。如母公司对子公司资本投入不足，或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行为中有欺诈等不当或违法行为时，当子公司破产时，母公司应该次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受偿。同时，笔者认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可扩大至公司的关联公司及特殊第三人，即对破产公司的控制股东、关联企业以及特殊第三人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债权人，虽然允许他们申报债权并参加财产分配，但法院要将其债权劣后于破产企业的其他普通债权人清偿，除非上述主体举证证明了其债权是基于公平交易或其他合法、公平原因产生的。
2005年8月30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公司的职责包括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采取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对债权人予以偿付；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发现证券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议，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纠正机制。实践中，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已参与到问题证券公司的退出中，一般在证券公司破产受理前基本完成个人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工作，正常客户经纪业务转至其他公司，客户在破产前已得到保护。如2006年2月24日下午，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和证监会的20多位托管人员组成的队伍，对中国科技证券位于全国的23家营业部宣布了公司被托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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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第一，证券公司筹集资金后，首先要在交易所保留一定的交易保证金，上交所是上一个交易季度末的交易量的10%，深交所是上一个交易季度末的交易量的20%.第二，证券公司为了正常的运转，还要保留一定的清算备付金。根据多年来的运转情况，这个比例定为上一个交易季度末的10%是比较合适的。
第三，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证券公司的固定资产以营业网点和电子设备居多，其电子设备数量大、品种多、更新换代速度快，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才能满足经营的需要。
第四，用于自营业务。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是指证券公司用自己的名义和资金进行证券的买进和卖出，以获取证券买卖差价为目的的证券业务。一般来说，资金规模应视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规模大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设置。资金规模大，具有抗风险能力强，自营业务规模大，头寸调度方便，盈利规模也可能增大等优点。但若其中的自有资金达不到规定的比例，则：一是有违规风险；二是在证券价格下跌时，很容易吞没本金，造成巨大亏损。因此，对于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资金管理主要是运用分析预测、制定经营战略、制定计划、实施与调节、成果跟踪、信息反馈等管理工具，使资金达到最适规模，以实现证券公司自营的投资战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获取尽可能大的资金利润率。
第五，承销。承销是指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接受证券发行人的委托，在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利用自己的良好信誉和销售渠道将拟发行证券发售出去，并因此收取一定比例承销费用的一系列活动。由于目前我国的股票发行项目都实行承销商余额包销制，包销条件由承销协议具体约定。在这种承销条件下，主承销商所承担的风险实质上是对未售出的股票依据承销协议承担全部购买的责任。由于我国新股发行仍然供不应求，新股发售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
第六，项目融资。这是指证券公司在承销某股票时对该企业的某一个项目进行技术性、商业性和经济效益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后，根据预测的收入、项目的需要、投资者的需求条件及风险等因素，设计出适用于该项目的融资方案，并依靠未来的项目资产和现金流量予以偿还。在管理上，项目融资涉及到一个新的独立的经济（法定）实体，并且据认为这个实体的技术性、商业性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是可行的。债务的偿还要尽可能与项目计划的现金流量相一致，而且以项目资产作为担保。如有必要，要由购方、供方或其他第三方来加强保证。融资方案（计划）的构成复杂，且法律文件繁多。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为保证项目融资的顺利进行，要达成一个严格的而又有保障的协议。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进行细致评估，特别强调现金流量、足够的债务保证金及所有成本的可靠性和一致性，这种估价的目的在于证实项目的风险性。但由于市场变化、政策变化等原因造成股票发行项目比预期的时间推迟，从而使发行人无法及时偿还项目融资款；或者发行人募集资金量比预期的少，无法全额偿还项目融资款；更有甚者，股票发行计划被否决，发行人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偿还项目融资款，都会造成承销商的资金被占用。
由于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资金来源期限短、成本高，难以长期占用，上述资金被占用，造成证券公司的资产难以变现或在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变现，将使证券公司面临流动性风险。
第七，经纪业务。指证券公司客户买卖有价证券的业务，这主要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职责。因此对该项资金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公司的经营设施，扩充二级市场经营网点，增设和搬迁营业网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布局均衡的经纪业务网络；而营业网点规模的扩充要视资金的规模来决定。二是保证清算的时效性。有时清算银行在汇款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导致清算资金在途时间延长，影响了及时清算或回笼，有可能在交易所透支或影响客户使用资金。在实际工作中，证券公司应建立“大额汇款跟踪制度”，保证清算顺利进行。
第八，基金业务。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并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并将投资收益按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的一种间接投资方式。证券公司开展基金管理业务，主要是筹建以公司为主发起人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获得投资收益。
二、资金筹集
证券公司要进行经营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本。在我国，对证券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不同情况有如下规定：对设有分支机构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其最低实收资本金为3亿人民币；省、市级证券公司，其最低实收资本金为5000万人民币；分公司及驻外办事处，其最低实收资本金为1000万人民币；营业部最低实收资本金为500万人民币。投入资本是所有者向公司投入的无需偿还的、长期周转使用的资金，所有者凭借投入资本而具有经营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就我国目前证券公司组织形式来看，有国有独资证券公司、股份制证券公司（它又分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之分。
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筹集资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1.增资扩股。这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原有股东组成及持股比例不变基础上增加原有股东出资额；二是吸收新的股东进来，股东持股比例格局改变，达到增资扩股目的。从提高证券公司素质出发，在保证股权相对集中，决策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股权应尽可能分散化，多吸收有实力的新股东，此为我国现阶段证券公司融资的主渠道。
对于增资扩股的管理，首先是根据整个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确定资本金的最适度规模，对股东未来的收益进行财务预测，制作招股说明书，制作认股书。在吸纳的方式上可以创新，例如发行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或通过股票互换、兼并重组等等。
2.同业拆借。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规定证券公司可有条件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同业拆借操作简便易行，交易量大，从短期来看，证券公司可满足临时性周转需要；从中期来看，证券公司可以通过每周操作、以新还旧，由单纯的短期资金来源转变为中短期融资，满足证券公司业务周期不断延长的需求。
3.信贷融资。根据《证券法》规定，银行资金不可违规流入股市，只要证券公司手续合法、用途得当，金融监管部门同意，银行资金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股市。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2月24日下发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由于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程序比较复杂，从立项申请、资信调查、逐级上报、审批下达、证券冻结到资金拨付，周期比较长，而且自营证券涉及到证券公司的行业机密，因此此项融资用得较多的则是证券公司将承销项目中包销的余股进行质押贷款。
4.证券公司上市。证券公司通过发行上市进行股权融资已是全球性趋势。《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也指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证券公司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上市融资不仅可以使证券公司获取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扩充资本实力，也有助于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经营的规范化。具体上市方式可采取证券公司整体上市，保持公司整体经营的延续性；也可将内部公司分拆上市，关键取决于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另外，还有发行债券、组建证券金融公司等渠道，在我国尚未涉及，不—一详述。
5.客户资金。就目前我国证券公司业务来看，买卖业务是其一项主要的业务。由于我国证券交易资金清算的特点，投资者买卖证券必须选择证券公司并在该公司开立买卖证券资金专户。故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客户买卖证券的资金是证券公司的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证券公司客户资金余额少则几千万、多则上百亿。目前支付客户利息时为活期利率，而证券公司存入银行是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前者利率低，后者利率高。证券公司可获得中间的利差收益。客户资金中还有一部分是委托理财资金，即客户把自有资金委托给证券公司进行管理以获取收益，证券公司则可获得管理费和大宗交易手续费。因此，加强客户资金的管理，对于维护投资者利益，保障证券公司的正常运营以及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应注意：（1）坚持分账管理的原则。由于证券公司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分属不同所有者，因此，在资金管理中必须坚持分账核算、分账管理原则。（2）建立定期对账制度，以保证客户资金、公司资金安全。对账包括资金总账与客户资金总账、自有资金情况进行核对，客户资金总账与客户资金明细账进行核对等。（3）对委托理财资金的操作，应力求稳健，把保证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
6.结算资金。由于深交所、上交所均采用法人结算模式，指由证券公司以法人名义集中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资金清算交收帐户，其所属证券营业部的证券交易的清算交收均通过此帐户办理。目前，清算交收的时间为T＋1日，即交易所根据T日的交易数据与当日非交易数据进行资金清算，产生每一证券经营机构T＋1日结算头寸账户余额。结算头寸表现为借万余额即为证券公司透支，表现为贷方余额即证券公司有头寸余额可用。证券公司可充分利用这一天的清算时间，尤其是申购新股时，多则上百亿资金，少则几十亿资金，申购新股当日客户的资金将被锁定，证券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当日放在交易所也会立即被锁定，如次日再划拨清算则可获得一天的利息，如按金融机构存款利率2.07%计算，10个亿一天可多获得5.75万元。因此，在管理上应坚持及时将交易所账户上的资金调出，充分利用T＋1日的清算方式。
篇11
一、加强证券公司内部审计是经济稳健发展的迫切需要
证券公司属于高风险行业。近几年，中国证券公司已出现透支挪用资金、法人投资者以个人名义炒股、编报虚假申报材料、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一些违法、违规行为。2002年以前，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处置还属于个案，2002年8月以后，由于市场低迷，证券公司连续几年出现全行业亏损，多年积累起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因重大违规行为受到处置的证券公司数量急剧上升。到2006年7月，不足4年时间就有34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处置，证券公司面临行业建立以来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在证券违法犯罪案件中，证券经营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超过半数，显示在证券公司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的同时，自身的内部控制有待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4月23日，国务院总理签发国务院522、523号令，《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21世纪国内证券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在重新“洗牌”中经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既是监管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证券公司不能回避的责任。《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第133条规定，“证券公司应设立监督检查部门或岗位，独立履行合规检查、财务稽核、业务稽核、风险控制等监督检查职能；负责提出内部控制缺陷的改进建议并敦促有关责任单位及时改进。”约束、自律作为证券公司获得良好信誉的前提，也是券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操胜券的法宝。证券公司内部审计是对公司经营活动全过程进行的监督，目的是防范风险，纠正违规，加强内部控制，保障证券公司健康发展。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对于公司的规范经营负有重要责任，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程度直接影响证券公司的长期生存与稳健发展。因此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已成证券公司当务之急。
二、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现状与问题
目前，证券公司普遍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但内部审计工作现状与其重要性并不相适应，内部审计还远没发挥其应有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计范围有限，未覆盖到各部门、各环节。证券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实施全方位审计，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审计范围并没有覆盖各部门、各环节。例如，有的证券公司只注重对营业部和分支机构业务活动的合规性、合法性的监督，而未涉及到对公司总部的重点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审计，如投资部、资产管理部、财务部等。有的证券公司虽然开展了针对这些部门的审计，但在审计实施及出具审计报告时有所顾忌，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总体来说，内部审计部门代表公司对下属营业部的稽核审计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对总部其他同级部门或投资部等重要部门实施审计则有一定难度。
(二)内部审计重视财务、淡化管理。证券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在运转过程中极易发生各种风险，近年以来被处置的高风险证券公司数量之多史无前例。而我国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大多将主要精力放在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及监督上，审计的对象主要是会计报表、账簿、凭证及相关资料，内部审计的职责集中在“查错防弊”上，很少对公司管理做出分析、评价和提出管理建议。事实上，证券公司发生或产生错误与舞弊等问题不限于财务部门，更多的是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也并不仅限于“查错防弊”。把审计重点局限于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不利于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的作用。
(三)重事后检查，轻事前、事中控制。内部审计部门在事后监督检查，主要是财务数据的检查方面比较到位，而在事前和事中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事后检查只能发现已经发生的问题，而如何防微杜渐、亡羊补牢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严格来说，制定、执行制度并不是内部审计部门的主要工作，但内部审计人员由于工作的关系，可以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有机会了解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提出合理的建议。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证券公司内部审计重在事后发现问题，忽视了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或不安全隐患的防范与分析，对于事前、事中控制的关注远远不够。
(四)内部审计技术落后，审计效率不高。综合治理后，证券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业务种类不断增加，证券公司内部审计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而部分证券公司审计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场审计方式。证券公司规模扩大后，高素质的内部审计人员数量不足以及财力、物力的限制，使得内部审计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甚至会影响到审计报告的及时性。现有审计手段远不能适应业务活动的节奏和风险控制的要求，审计效率不高，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监督评价和提供增值服务的作用。三、影响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制约因素
(一)内部审计部门缺少应有的独立性。独立性是内部审计的灵魂，也是内部审计工作的必要条件。内部审计人员只有具备应有的独立性，才能客观地实施审计，才能作出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评价。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在《内部审计职业实务标准》中，对内部审计机构的组织地位作了明确规定，核心内容有3条：内部审计机构应置于组织内部的较高层次，内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其隶属关系和领导层次的高低，领导层次越高，独立性和权威性越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应直接向组织内的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报告工作，从而保证内部审计活动的实施；内部审计活动不受其他职能部门或个人的干扰。同时，按照规定证券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对董事会负责，独立于证券公司其他部门，对公司所有部门、所有环节实施监督。实际工作中，内部审计部门虽然名义上归董事会领导，与内部其他部门处于基本平级的地位，内部审计人员的绩效考核与晋升等还要受制于公司其他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独立性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二)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的认识急需深入。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重新修订并已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内部审计职业实务标准》，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项为了增加价值和改善运营所进行的独立的、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运用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及公司治理过程的有效性，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新定义中突出内部审计的“咨询”、“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及公司治理”功能。这种内部审计不同于传统的“监督导向型”内部审计，而被称之为“服务导向型”内部审计。从现实来看，证券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多是在实践中摸索和成长起来的，内部审计的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的认识不够全面。在审计过程中，内部审计部门往往重监督评价，轻控制和服务。主要审计力量集中在财务数据的事后检查方面，对于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不够重视。在为公司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发挥服务职能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非现场稽核手段应用不够充分。证券公司目前内部审计手段还比较落后，基本上采用现场稽核方式。综合治理完成后，证券公司数量减少，规模扩大，营业网点不断增加，证券公司内部审计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传统审计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近年来，证券公司逐渐建立了集中的交易监控系统和集中的财务监控系统，通过将交易监控和财务监控连通运作，实现了交易数据和财务数据的互相核对。环境的改变为非现场稽核审计的实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非现场稽核手段应用不充分影响了内部审计的效率和效果。非现场稽核成为了证券公司在现阶段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四)内部审计人员素质较低，复合型人才匮乏。目前，我国大部分证券公司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准入标准和考核机制，内部审计人员的岗位要求不明确，难以保证内部审计队伍的素质。内部审计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工作，内部审计人员不仅要通晓财会知识、审计理论、法律知识，还必须掌握电脑知识，并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当前相当一部分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电脑知识，业务知识面较窄，加上日常工作相当繁忙，缺乏专业培训，专业能力下降，不适应新形势下内部审计工作任务要求的需要。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复合型人才，影响了内部审计作用的有效发挥。
四、改进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措施
(一)提高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只有独立于其他职能部门，并在证券公司内部位于比较高的层次，才能确保内部审计意见、结论和建议的公正、客观、权威和有效，真正发挥公司最高决策层的参谋和助手作用。为保证证券公司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仅是名义上，实质上内部审计机构也要置于董事会或监事会领导下，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直接对董事会或监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免，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的评价与考核，要直接由董事会或监会事决定。内部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工作项目计划、人员计划及财务预算要提交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备案。内部审计机构每年一次或在必要时多次向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二)全面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与权威性。内部审计作为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反馈系统的核心，客观上要求内部审计为公司提供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咨询活动，其目的是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经营。如果内部审计仍局限于传统的财务审计，就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内部审计的工作重点必须从传统的“查错防弊”转向为公司内部的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内部审计的职责应从审查和监督向评价与咨询方面拓展，其作业范围不应当局限于财务领域，而应扩展到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
(三)充分利用非现场稽核审计手段。限于现场审计的成本、人力等方面的制约，现场审计和检查的频率不可能很高，一般一年一次或者更长，这种频率目前无法满足风险管理的要求。随着证券公司各项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提高，内部审计部门可以通过采集被审计单位柜台系统、财务系统、日常监控系统以及被审计单位历年审计的历史数据等信息，借助内部网络查询、筛选、记录、分析等，对被审单位实施非现场稽核审计。覆盖全面的公司内部网络，可为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证券公司营业部开展非现场稽核审计创造条件。
利用信息系统手段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非现场稽核。首先，可以利用各种监控系统作为现场审计的辅助手段。在实施审计之前，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网络，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情况进行事先分析，确定审计重点，这将大大节约现场审计的时间，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其次，可以利用内部网络以及各监控系统进行专项稽核审计，对于业务和财务的一些专项检查，不必亲自到现场审计，通过各内部系统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数据和资料。另外，根据内部审计需要，一切可以在非现场审计的数据和非数据信息都可以根据需要纳入非现场审计系统。
(四)建设德能兼优的高素质内部审计队伍。首先，要制订内部审计人员任职资格标准。内部审计人员在思想上，要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恪守客观、公正、廉洁的原则；在专业上，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熟悉证券知识和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操作流程，掌握金融法规政策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熟练运用电脑的基本技能。在能力上，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以便于跟公司各部门及分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其次，要改善内部审计人员结构。由于内部审计领域的扩展和审计层次的提升，原来单纯的财务人员结构已不能适应内部审计工作的需要。内部审计部门不仅需要财务会计专门人才，也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因此，必须要配备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水平较高的企业管理、经济法律、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多元化的内部审计队伍。再次，还要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后续培训工作，使内部审计人员及时更新知识，掌握新的技能和方法。重视和加强包括会计、审计在内的各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内部审计人员具有较为广博、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其能适应和处理不同类型业务及复杂问题，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为实施非现场稽核以及远程审计的需要，尤其要加强审计人员计算机知识与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水平，培养一支具有一定的业务审计水平，又掌握计算机审计等技术的复合型审计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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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婧，现代内部审计主要方法的运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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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领域，每天都涉及数以万亿的投资额。如此巨大的资本在证券公司内部运转，使证券公司成为管理风险高发的企业。因此，在证券公司发展的早期，内部审计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内部风险控制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主要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
一、财务审计阶段
证券公司发展之初，内部审计的目的是确定雇员是否遵循财务和会计制度，是否存在舞弊或其他不道德行为。内部审计只不过是外部审计工作的一种延续，在公司的管理体系中仅仅承担非常有限的责任。并且内部审计工作人员隶属于会计部门，工作内容局限于财务报表审查。虽然，这一阶段内部审计仅仅针对公司财务，但却在证券公司资产安全，以及未来内部控制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经营审计阶段
随着世界范围内企业内部审计的发展，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也从会计部门独立出来，并且内部审计也开始涉及经营方面的问题。内部审计师的工作，对于帮助业务部门提高赢利能力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三、管理审计阶段
内部审计发展到当代，使其工作关注的问题逐渐增多，职能逐渐扩大，在证券公司内的地位显著提高。内部审计发展为对证券公司中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独立评价，以确定是否遵循了公认的方针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是否有效和经济的使用了资源，是否正在实现公司的目标。这样内部审计成为证券公司管理的延伸，发展为管理审计。
四、风险导向的综合审计阶段
现在，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除了涉及到公司的管理，还关注组织治理。而组织治理正是由以往的静态的命令控制模式变为对不断变化的经营风险的适应。内部审计，变得更加关注风险管理，注重组织经营的未来前景。而且，已经将变化的风险管理模式整合进入内部审计程序。风险导向的综合审计和管理审计成为现代证券公司最重要的两种审计形式。
我国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是国家为强化审计监督体系和健全自我约束机制，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与国外证券公司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大致相当，但却是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展到管理审计和风险导向的现代审计阶段的。由于缺少历史经历的积累，以及跳跃是发展造成内部审计内涵的缺失，我国证券公司在内部审计方面与国外证券公司相比，在独立性、审计方式、审计手段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机构，是在证券业发展初期，根据政府要求建立的，并不是根据公司内部需求建立起来的，其机构独立性普遍较差。多数证券公司，内部审计机构隶属于某实权部门，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无论从层次、地位和独立性来讲，都是不够的，并且审计范围也相对狭小。在审计方式上，相当部分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基本是采取被动式审计。被审计部门在审计过程中积极性不够，或多或少地存在抵触审计的行为，导致内部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处于对立状态，关系比较紧张。这也导致了，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在审计手段上，现代电子信息及通信技术还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审计工作对电子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应用还不够，许多审计还停留在传统手工查账的基础上，在新技术面前有些无所适从。况且，计算机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传统审计技术又主要适用于手工会计信息系统，因此很多问题不易发现。审计手段落后，不但增加了审计难度，而且效率低，准确率差，严重影响了审计作用的发挥。
但随着证券公司内部对内部审计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与国外在审计手段方面的差距正不断减小，特别是审计人员对网络化、信息化的审计手段的掌握，内部审计部门地位的提升，都使得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我国证券公司内部审计是在跟踪国外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现代化的审计方法上，特别是现代化的管理审计，还要对国外证券公司的实践状况作诸多借鉴。
在世界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中，开展管理审计并取得显著成果的有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在证券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不受行政干预，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保证了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在美国和英国，审计部门还保有独立的人事雇佣的权利，使得大量的非审计专业人员加入到证券公司内部管理审计的队伍中去，这些具有经济、管理、统计学背景的工作人员能综合审计过程中各种问题。在美国，内部审计部门为各个计划项目事先设定优先级，建立所谓“问题领域”的清单，清单内容将会随时间和需要不断变化，然后将最终存在的问题在报告中向总审计师或主管内部审计的副总经理汇报。上述这些发达国家证券公司在内部审计方面的实践都值得我国证券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思考、借鉴和运用。
内部审计已经成为证券公司防范内部风险，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金融投资不断发展的今天，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开放，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已经引起国内证券公司的足够重视。国内证券公司在内部审计的手段、方式、制度方面都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通过对国外证券公司近年来内部审计发展趋势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内部审计未来的发展之路。
首先，内部审计网络化，内审机构地位提高。内部审计技术和内部审计制度的发展是内部审计发展最直接的表现。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内部审计造成巨大的冲击。目前，在内部审计工作中组建安全、高效、合法的网络系统，选择合适的设备、网络、数据库、管理软件成为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网络技术的完善，内部审计工作人员在网络中的权限也不断提高，发展为可以直接远程查看任何部门的网络文件，这将大大提高内审机构的地位，并且促使在公司组织结构中的地位也有相应的提升，成为一个直接向董事会负责的独立评价机构。
其次，内部审计领域扩展，内容趋向综合。世界范围内金融投资交流的增强，使得证券公司的经营内容、分权管理关系更加复杂。为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证券公司迫切需要对影响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的一切因素都进行深入分析、客观评价和严密控制。这就要求内审部门顺应潮流，突破传统的审计范畴，进一步深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广阔领域开展审计工作，以协助管理层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鉴于西方国家证券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发展趋势的深入、广泛性，综合审计、管理审计、“5E”（经济、效率、效果、合理、环境）审计等成为内部审计的新形式，并形成了“内部审计活动范围就是公司总裁所关注的问题”的现代内部审计思想。内部审计的领域和内容都扩展到非常广泛的范围。
再次，审计观念改变，被审计部门参与性增强。随着内部审计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对内部审计的观念也逐渐变化。特别是在我国，由行政干预建立起的内部审计体系正在瓦解，而发展为公司根据自身需要，自身特点建立一套合适的内部审计系统，并且出于风险控制意识的深入，各业务部门已主动参与到内部审计当中来。特别是内部审计外包化的趋势，更明显的表现了对内部审计的主动性、参与性的增强。
进入21世纪，国内证券公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将在重新“洗牌”中经受严峻的挑战。约束、自律是证券公司获得良好信誉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券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内证券公司要加强内部审计，重视内部审计。要做到，审计查证力求“透”、审计处理力求“实”、审计反映力求“准”的原则。希望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一批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的现资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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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仅仅从公司经营状况的角度，证券公司的破产与其他公司并无实质性区别，在财产破产的分配上根据相关的破产法律进行即可。但是，从证券公司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证券公司破产对其个人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造成投资者普遍丧失信心，诱发系统性风险。
一、建立证券公司破产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完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完整的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包括多种退出方式，而破产退出方式是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破产就是彻底退出市场，对于极为敏感的金融业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这就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破产总是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才实施。我国证券公司退出市场的方式近些年主要是行政性关闭等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化的破产方式。当然也有一些案例是在行政性关闭后走向破产的，但总的来说是行政主导型的模式。行政性关闭后，出了问题，人们往往还会去找政府，希望政府施以援手。政府若不解决，部分债权人可能会静坐、游行，现在还能看到这种现象存在。特别是一些未经许可的非法基金、非法证券公司、非法证券营业部被行政性关闭后，客户损失了钱就找政府，使政府因此应接不暇。另一方面，行政性关闭随意性很强，法律法规又跟不上，行政手段与司法发生争议时是否有效也很难说。这些矛盾告诉我们，必须尽快发挥证券公司破产在证券公司退出机制中的应有功能，改变以行政性关闭为主的处理方式，转向以市场化的破产方式为主的模式，其前提条件则是建立健全我国证券公司破产法律制度。
(二)有利于债权人保护之强化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债权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信用，不履行债务就是不讲信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而逃废债务的行为比较普遍，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破产责任制度、对欺诈破产和虚假破产的惩戒机制等，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遏制各种逃废债的行为的发生，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信用。
(三)有利于金融资产优化配置
证券公司作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经营失败时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证券公司的破产法律规制明确了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机制，改变了证券公司经营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做法。一方面，对那些已经符合破产条件的证券公司来说，不对其进行破产宣告，允许其继续借银行的钱或把投资者的钱用于各项支出，实际上就是容忍其继续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破产法律制度的内容并不限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相反，还有重整、和解等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使陷于经营困境的证券公司暂时免受债权人的追讨，获得复苏的机会，从而最终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建立证券公司破产法律制度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破产法的贯彻执行将使证券公司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证券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能给证券市场一个正确的信号，一个稳定的预期，有助于畸形心态的矫正。如果所有的利益主体没有明确的预期，他们会企图在混乱的市场中通过错误的手段攫取利润，让社会承担高昂的转轨成本。
二、证券公司的破产原因
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对于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公司破产案件的条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对此确定了一个基本政策，基本上是“两个同意”和“五个完”。“两个同意”即破产申请经证监会同意、破产受理经最高法院同意。“五个完”即个人债权债务清偿完、资产和账册清理移交完、证券类业务处置完、保证金缺口补完、员工安置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包括必须有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赃款赃物的处置方案要妥当等。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受理的高门槛标准，不利于证券公司走市场化的破产程序。笔者认为，只要符合《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破产原因，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证券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就应受理。
三、证券公司破产的申请人分析
(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新《破产法》第7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或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的申请。新《破产法》第134条赋予证监会破产申请权。我国证券公司大多数是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做的不好，因此当证券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债权人未必知情，如果此时证券公司作为债务人不申请破产，就有可能使客户和债权人遭受重大的损失。为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由证监会提出破产申请是必要的。
(二)债权人
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破产申请人资格的问题，有关国家的立法例设有最低债权额的限制。债权人所享有的无担保债权额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否则不能提出破产申请。在英国，此项标准为750英镑。以英国法为蓝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立法，也实行了最低债权额标准，其中：美国为5000美元；德国则直接剥夺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破产申请权，商业银行的破产申请必须由联邦金融监管局提出；而日本、英国等国的监管当局被赋予破产申请人资格。
笔者认为，根据新《破产法》，证券公司的债权人应该享有破产申请权。《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19条的规定“证券公司债权人依法向法院申请证券公司破产的，证券公司必须在得知该事实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证监会。”这也说明证券公司的债权人申请破产无需取得证监会的同意。事实上，根据新《破产法》，证监会可以在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后申请破产重整，以实现对证券公司破产的监督管理。但由于证券公司对应众多的自然人债权人，如债权人均可提出破产申请会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在国务院制定《金融机构破产管理办法》时，应根据证券业的特殊性，参照国外立法，对普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从债权数额大小上给予必要的限制。
(三)证券公司
由于证券公司属于进入机构，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证券公司的设立、变更、退出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因此，证券公司在出现破产原因时，可以提出申请，但必须取得其主管部门证监会的批准。
四、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适用
破产清算程序是把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收集、整理和变卖，然后把所有财产或财产变现后的收益全部分配给债权人的程序。从此，除去不受执行的财产以外，债务人将不再拥有任何财产。简言之，债务人将一切从头开始。为了顺利实现行政处置与司法破产之间的对接，有效保护广大债权人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加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算程序的目的是为债务人身陷债务绝境时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使证券公司顺利地退出市场。
由于我国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管理办法尚未制定，目前证券公司破产主要按照新《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实践操作过程中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有一些政策要求。国务院制定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该条例在现有破产程序之外确立了一套针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谓撤销是指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应予撤销。金融机构被撤销时，由人民银行、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股东的代表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清算组向人民银行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清算期间，清算组可以将清算事务委托给人民银行指定的金融机构(托管机构)办理，托管费用列入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算费用。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首先用于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财产用于清偿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债务。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明确规定只适用于人民银行(现在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关闭(撤销)程序虽然可以比照或者类推，但毕竟缺乏依据。第二，既然是“撤销”，那么只能由监管部门启动相关程序，证券公司、客户或其他债权人均无权启动，因此，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破产清算程序。新《破产法》在第十章共有18条专门规定了“破产清算”。
五、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保护措施
近几年，对进入风险处置的证券公司，我国司法机关在破产受理前采取了“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三中止”政策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在一定期限内，对以风险处置阶段证券公司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这一措施在金融风险处置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债权人的利益也造成一定的损害，在实践中引起了不少争议。新《破产法》在对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予以确立的同时，将“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第134条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这一规定对证券公司的前期风险处置和与破产程序接轨至关重要。
六、破产清算与偿付
国务院在规定证券公司破产清偿顺序时应确立劣后于一般债权的特别债权。如母公司对子公司资本投入不足，或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行为中有欺诈等不当或违法行为时，当子公司破产时，母公司应该次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受偿。同时，笔者认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可扩大至公司的关联公司及特殊第三人，即对破产公司的控制股东、关联企业以及特殊第三人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债权人，虽然允许他们申报债权并参加财产分配，但法院要将其债权劣后于破产企业的其他普通债权人清偿，除非上述主体举证证明了其债权是基于公平交易或其他合法、公平原因产生的。
2005年8月30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公司的职责包括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采取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对债权人予以偿付；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发现证券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议，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纠正机制。实践中，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已参与到问题证券公司的退出中，一般在证券公司破产受理前基本完成个人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工作，正常客户经纪业务转至其他公司，客户在破产前已得到保护。如2006年2月24日下午，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和证监会的20多位托管人员组成的队伍，对中国科技证券位于全国的23家营业部宣布了公司被托管的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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