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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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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经济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就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演变而来。所谓平等性，就是要求人们消除等级观念，树立平等的思想，这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民治政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平等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早期市场交换的等价交换，而我党一直提倡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等价交换原则对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存在某种冲突。一旦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深入到党的思想价值观念中，必然会导致党的价值观发生扭曲，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党内一切民治政治，就会产生讨价还价的现象，以报酬为唯一目标，这将直接导致党的无私奉献精神面临挑战。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如果一切以平等性为原则，那么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也必将讨价还价，使得我党的性质发生扭曲，这无疑会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远大理想和信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一切终点都是以盈利性为主要原则。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个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下的选择，这种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观念，必然会产生拜金主义，为了金钱可以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我党奉行大公无私的精神理念，这种以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必然会对我党的大公无私产生冲击，造成党员同志思想的错位，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
二、新时期市场经济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
（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思想政治工作从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当前，形势发展如火如荼，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挥作用和大有可为的时候。只有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自己，找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才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抛弃姓“社”、姓“资”的传统思想理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八荣八耻”的思想观，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中国梦，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价值理念，树立开拓创新进取的创新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自觉抵制不正当的金钱、美色、权势诱惑，找准自己位置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下，秉承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动摇。
（二）要结合本单位实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文化、思想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将大大增强，政工干部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据本单位实际开展活动，把共性赋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在教育的内容上，要在总的目标的引导下，切实地立足本单位和职工的实际，真正为单位分忧，为职工解愁。因为市场经济可称为谋略经济，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要善于智取，以个性和特色去击败竞争对手，把调动职工积极性并转化为单位经济效益和精神文明需要作为目的。要首先“做单位人，吃单位饭；说单位话，做单位事”，成为单位的“自家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作为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真抓实干，见到效果，那将是一项长抓不懈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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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或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活动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更要求参与审判的法官要以正直无私的态度，以尊重事实和遵守法律为准则，努力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内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司法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党派、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越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
（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平等对待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没有平等对待司法公正便成了空谈。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就必须禁止歧视，反对特权，不允许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权”。
（三）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司法权运行规律的总结。如果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任意干涉司法，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保障。
（四）严格执法。严格执法就是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坚持实体、程序并重的理念，着力在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等方面实现执法、司法的公正。
（五）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为三个层面：司法权中立；司法组织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权是居中裁判性权力。司法权中立，只能居中裁判，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应当在官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和行政权应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态度必须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排除不利于进行准确、公正判断的因素，以法律为准，严格依法办事。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
（六）及时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的。“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这一法律谚语恰当地表明了司法效率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二、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
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的准确认定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实体公正的标准是对事实的真实发现和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它是结果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在处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定审理，以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实现。程序公正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与平等的精神，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同样无从谈起。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是司法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没有程序公正就难以保障实体公正。
在我国，过去重视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这些年来，这种状态有了明显的改观，司法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现阶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重程序不重实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呢？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逃避责任。因为，程序不公正必然要受到监督和追究，而实体的公正与否，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判断，即使实体不公正，只要程序公正也容易推卸责任。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公正是前提，程序不公正就有可能导致实体不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困难群众自救能力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程序公正、忽视实体公正就不可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状况，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矛盾凸显期，法院一直是矛盾映射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造成司法权威下降，人民法院的公信度下降，司法不公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影响司法公正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因素。具体来说,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院管理地方化、行政化，无法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许多国家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它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在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司法活动中吸纳了司法独立原则的一些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干涉。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权、审判权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运行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不但独立于行政，也独立于立法。
实际上，在我国，人民法院及人事的管理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采取一种模式，这使得审判权的独立行使难于落实。法院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使法院不能专司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案件的审判不公。首先法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部门，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地方财政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足额划拨经费，致使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甚至不能展开正常的业务。其次由于在经济上、人事上依赖和受制于地方，法院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每年，法院都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各种非业务性工作，常年被政府抽调的人员也不在少数。这不仅使法官的办案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侵占了有限的办案经费。一方面是审判人员少，审判任务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审判人员不能从事真正的审判业务，形成法官“种了政府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局面。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够合理
从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来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长期以来，实行“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审判管理机制，审与判分离。在我国采取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合议制所形成的判决是以法院名义作出的，与法官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法官个人的责任感无法体现。合议庭即使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议，也被当成疑难案件上报审判委员会加以解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样导致在庭上听取当事人全力陈述意见的法官对案件没有决断权，而有决断权的却不在庭上参与审理，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必须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独立不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时也应指不受内部的干涉。当把一个法官放在决断者的位置上并实行审判公开，才有可能引发法官的公正追求。决断人摆在明处，监督就会变得切实有力，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心理也会更加强烈。从上下级法院关系来看，人民法院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往往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有问题会主动请示上级，上级法院也会主动地对下级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所有这些，必然使司法权产生扭曲、变形，导致其偏离中立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法官素质高低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
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有的法官尽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但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依然不能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还有少数法官虽然业务水平很高，但职业道德不强，对自己要求不严，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枉法裁判、搞权钱交易，破坏了司法公正，这种情况尽管为数甚少，但严重败坏了法官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法院案件数量和难度的不断上升与法官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法官疏于学习，不注重了解和接受先进文化和司法理念，凭老经验、老方法办案;有的法官思维空间狭窄，工作方法简单，难以应付复杂案件;有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民事轻刑事、重实体轻程序、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三、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在一定程序上会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动。如何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如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是中国各级审判机关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科学理念指导司法活动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进一步改进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司法队伍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着力点，是破解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司法活动中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高标准；恪尽职守，公正司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是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要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把司法活动和履行职责行为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以公正的司法活动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存在于部分法官身上的、徇私枉法、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漠视群众利益，冷、横、硬、推等问题必须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司为民、保障人权、服务大局的理念，实体与程序并重，罪刑法定等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守法、护法、用法的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效的法
（二）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正
“阳光审判”是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依法将司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保障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工作的依法、及时、全面的的公开，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缩短了司法与群众的距离，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实现知情权，另一方面提高了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抵御了不当干预，保证了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增强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道出了司法透明的不可或缺。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法院审判过的案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只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很大程序上是因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案件当事人不了解办案情况。审判公开是判决公正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胜败皆服。法官审案，代表的是国家法律、人民意志，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的内容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不仅便于公众监督法官的言行，而且是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一种好形式，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实行法院垂直管理体制，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
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司法体制管理模式就是司法权力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不受制于任何行政机关，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从现代法治观点来讲，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是违反宪法的立法精神的，理应改革完善。按照管理和管人相结合，有利于法官选任上的优化及提高法官素质的目标出发，法院系统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即由原来的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法院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改变为上级法院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为辅的新体制。
另一方面，突出法官在独立审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克服独立审判原则因缺乏直接的办案主体而难于实现的弊端，并杜绝法院内部那些“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等违背审判规律、独立审判原则的作法，真正使法官成为审理案件、决定案件性质是非的直接裁判者，从而促进法官追求法律价值，提高司法水平，公正司法。这一独立审判原则可以抵制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从而保证了法院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按照法律规定，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同时，这一独立审判原则也并没有使法院脱离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因为，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而且应该是政治领导、理念指导，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通过对法院的人事任免、错案追究等方式实行法定监督。由于法官明确成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就使法官的权、责相一致，有利于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履行错案追究制，从而促进法官严格执法。一句话，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落实和保障，法官不独立法院就不可能独立。法官独立的标志是法官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而不用顾及所谓的“上级旨意”。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不会有法治国家的形成。
首先，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做到政治坚定。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办案指导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做到业务精通。现在当事人上访、缠诉、闹事等事件的发生，深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所造成的。因此法官必须学好法律和法规，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要辅以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等其它形式，大力提高业务素质。第三，法官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形象。具体地说，改进思想作风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进领导作风就是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忠于职守、真抓实干、勤政廉洁”；改进生活作风就是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改进学风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五）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促进法院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因此，我们对之既要坚持，又要对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不断完善，做到扬长避短。首先，应制定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将陪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细化其相关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健全考核激励与制约机制，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人民陪审员队伍；第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陪审能力。人民陪审制度“借鉴了仲裁制度的某些特征，赋予了案件当事人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无疑有助于更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通过让普通民众参加审判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朴素的善恶感、是非观对案件做出判断，扩大了司法民主，监督了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彰显了司法公正，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六）强化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保障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及时有效的矫正司法不公现象，必要加强法院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要加大监督力度，勇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追根求源，严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不断规范和完善现有的党委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方式。当前尤其应当强化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权力，也是人大的一项职责。应当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效力等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程序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除了对裁决结果的公正性监督外，更应当注重司法程序公正性的监督。权力缺乏监督，就会滋生腐败。
注释：
1、王胜俊：《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于2008年3月20日接受《人民法院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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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是基于教师组织管理基础上的，管理力度软弱势必导致学习环境的混乱。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教学时，必须为学生创造一个优良宽松的教学环境。师生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和谐的师生关系能促进学生积极学习。教师的教学用语、行为、态度若是能表达出对学生的期望，学生会感觉到被尊重，从而能认同教师的教诲。初中生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各方面都不够成熟，教师要发挥主导的作用，耐心引导，在课堂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既能够让学生完全放松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来，又能够保持好的教学秩序和进度，还可以将学生的注意力统一集中到学习目标上来，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展开有秩序的思考和课堂讨论活动，从而提高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有效性。
二、精选讨论内容
新课标指出教材的呈现要生动活泼，配以文字和图片，因此在课堂讨论教学时可以使用多媒体展示图片或影视，给学生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如在讲授教科版思想品德九年级《战争与和平》的课题时，可以给学生展示联合国的国徽，讲述其中橄榄枝的含义，揭示出和平的主题，再展示一些贫困地区，如非洲居民的生活状况来暗示发展的主题。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教学内容，不仅可以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能激发学生课堂讨论的兴趣，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课堂讨论要有明确目的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整个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注意每个小组成员的素质是否平衡，即在一个学习小组当中，不仅要有学习优秀的学生，还要有学习困难的后进生。然后，将教学目标以多组探究题的方式成功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究，通过自己的分析、探索和讨论得到问题的答案。同时，教师也不能闲着，要对各小组的探究情况进行了解，帮助一些后进生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难题，成功展开对他们思维的引导及点拨等。
例如在教学教科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下册《基本经济制度》这一主题时，教师可以分层次向学生提出一系列的探究问题：1.我国有哪些经济制度？2.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由哪些重要部分组成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所具备的作用与地位又是怎样的？3.哪一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什么？4.我国目前还有哪些经济形式？具备什么样的作用？5.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其必然性是什么？通过这样的分层指导，问题的研究层层递进，知识要点和教学目的得以明确，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形式、各自的作用地位以及将来的发展走向等，提高了教学效率。
四、教师适时调控
初中学生这个年龄段具有很强的好奇心，爱动，喜欢追根问底，而且有很高的求知欲望。思想品德教师要掌握这些特性，适时调控，充分点燃他们的课堂讨论热情，引导他们主动参与课堂讨论，才能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同时在调控过程中，教师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目的性原则
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教学效果，因此在设计和运用课堂讨论时，应紧扣教学目标，不能为了导入而导入。
（二）兴趣性原则
课堂讨论就是要吸引学生注意力，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因此设计的课堂讨论应力求新颖、生动，迅速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激发其学习兴趣。
（三）适度性原则
问题讨论是为新活动或新课程作好铺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不应在讨论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否则讨论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四）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要求教师熟悉初中全套政治教材，从而把握教材中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能够有效地驾驭教材，在设计讨论问题时，可将上节内容与新课有效衔接。
（五）启发性原则
设计的问题讨论是为了让学生对新知识有强烈的兴趣，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应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五、教师及时总结与评价
很多教师都能在课堂讨论后进行及时的总结与评价。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总结与评价语言上，还应该注意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这里所说的独特性指的是总结与评价的语言要尽量符合各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性格、气质相符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教学方法要因材施教，总结与评价也应该如此，同一种评价对不同性格、气质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与效果。比如那些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基本上都不愿意接受否定的评价，只喜欢教师对他们的肯定的、鼓励性的评价。对于这类学生就要及时地在他们成功的时候给予正面的评价，激励他们对思想品德的学习兴趣。
然而，精心设计课堂的问题讨论，提升思想品德课堂实效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复杂工程，我们教师只有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勇于探索，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方法，精心创设有效的讨论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思想品德课的重要作用才会得以凸显，初中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率才会得以提高。
参考文献
篇5
[5]施林春，陈碧钦，谢从戎.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现状与对策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6]王东莉.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建构[J].教学与研究，2005（2）.
篇6
Abstract：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relevant texts and images from Dunhuang，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ide of area K7-2 at the Yaoshiyan Grottoes can be identifi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which dates from between the end of the 9th century and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When the illustration was introduced from Dunhuang， a new form was created to facilitate the combination and engraving of different images. This form of propagation was less popular，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popularity of simple stone pillars engraved with the text of the same sutra for the same purpose. Many relics expressing this sutra have been found in caves da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most often function for the underworld salvation of believers. Combination of the newly found illustrations with images of other themes forms an organic whole that encompasses different belief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lives. The co-existence of this illustration with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Ksitigarbha belief designed for underworld salvation suggests that people needed to be saved before and after death so as to achieve a double security of afterlife salvation.
Keywords：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illustration； Yaoshiyan Grottoes at Dayi County； from the 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0th century； Dunhuang； Ksitigarbha belief
药师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大邑县斜源镇盘石村，龛像分布在南北长150米、高约20米的红砂岩崖壁上，现存晚唐至明代造像44龛[1]。K7-2位于造像区北侧，距地面7米。外龛方形，内龛佛帐形（图1）。内龛正壁前雕善跏趺坐于方台上的千手观音一尊，身体两侧浮雕手臂，呈扇形展开，各执法器。方台正面左右各雕一立像。千手观音左右侧下方各雕一跪像，仰首面向观音，双手呈承接状（图2）。外龛右侧存一经幢轮廓。外龛左侧浮雕四层山峦，分两列，每列各雕4组情节[1]39-40（图3―4）。
笔者在参与实地调查时，因该龛位置较高，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以致将外龛左侧这8组情节误认为是观音救难图像[2]。报告出版后，经仔细分析、对比照片和文字描述，确认其表现的应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称《尊胜经》）的内容，是一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简称尊胜变）。药师岩的这铺尊胜变，是除敦煌石窟外的唯一一例，对研究该题材的演变、传播及其所反映的尊胜信仰的内涵都有重要意义。兹撰文对相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 内容释读及年代
《尊胜经》是一部重要的密教经典，前后五译，另有若干单译本和仪轨。诸译本中，以永淳二年（683）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3]。敦煌石窟的尊胜变中，就有描绘该译本的序文内容，可与经文对照的榜题也采用佛陀波利本[4]。本文结合该译本，对药师岩K7-2左侧山峦8组情节分析如后。
情节1 求救帝释
画面左上方一天王倚坐，前方存一像头部轮廓，似面向天王而立。
该画面虽仅存上半部分，但仍可辨别左上方坐像为倚坐，腹前可见战甲上的束带，其形象应该与情节2上方的天王相同。结合经文，情节2表现的应该是善住听闻自己“命将欲尽……受七返畜生身”后，向帝释求救的场景：
（善住）速疾往诣天帝释所，悲啼号哭，惶怖无计，顶礼帝释二足尊已，白帝释言……[3]350
情2 七返畜身
画面右上方一天王着战甲，足穿靴，倚坐山崖上，左手于身前托一塔。前方靠下位置从上至下依次雕狗、猴、鸟和蛇。
该情节比较完整，反映的是帝释听闻善住哭诉后：“入定谛观，即见善住当受七返恶道之身，所谓猪狗野干猕猴蟒蛇鸟鹫等身”的场景[3]350。
情节3 流通受持
画面中央雕二像，相向而立。左侧一身残，似为光头，左手持一物于腹前，似要递与右侧立像。右侧立像头挽髻，双手似置腹前。
该情节则与敦煌第454窟宋代尊胜变左侧条幅画从上至下第2幅内容接近，左侧孕妇受持经卷，对面一男性立像向前伸出一手{1}。但药师岩K7-2的该情节左侧立像为光头，参照情节4中僧人诵陀罗尼撒土令死者生天的场景，该情节的左侧立像应为一僧人，左手递出之物应为《尊胜经》。表现的应是信众从僧人处受持《尊胜经》的场景，对应的经文应是：
若能书写、流通、受持、诵读、听闻、供养，能如是者，一切恶道皆得清净，一切地狱苦恼悉皆消灭。[3]351
情节4 咒骸生天
画面右侧一僧人倚坐，光头，着通肩袈裟，左手托物于身前。前方横卧一具骸骨，骨骼清晰可见。骸骨上方雕一朵祥云，其内雕一结跏趺坐像，头微前低，似看骸骨。
该画面表现僧人左手托土，散于死者尸骸之上，令死者生天的场景：
若人先造一切极重恶业……应堕地狱……畜生阎罗王界……堕饿鬼乃至堕大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3]351{1}
情节5 安塔受持
画面左侧雕方塔，右侧一僧人光头，跪向方塔，双手合十。
表现的应是僧人将《尊胜经》安于塔中供养的情况，对应经文是：
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堵波中……”[3]351
情节6 安幢受持
画面上方一像束髻，着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腹前。左下方雕一经幢。
该画面下方的经幢分两部分。下部为一方形基座，上部所置之物应为宝珠，这种宝珠一般置于幢或塔顶，在同时期的幢、塔形象中比较常见。这里仅用基座及最顶部的宝珠来表现经幢，应由于狭窄空间的限制，而将宝珠刻意拉长，以使整体形态上与现实经幢更加接近。该画面与情节5接近，应是表现将经文书于幢身受持的场景，对应经文见上一个情节。
情节7 地狱救赎
画面左侧雕一门，双扇门扉紧闭。门前一立像，颈戴枷，双手置门上。
地狱救赎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为强调的功能，经文中反复提及。此处门应代指地狱，一人戴枷，双手置门上，应该是作开门状，为从地狱解脱的场景。表现的应是安幢、塔受持之后，罪业消除、地狱救赎的场景，“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污染”[3]351，此处以地狱来表现所有恶道。
情节8 诣佛听法
画面中央二天王束发，着战甲，结跏趺坐，结禅定印。
二天王形象与情节1―2相同。画面表现帝释授陀罗尼与善住，善住“依法受持，一切愿满。应受一切恶道等苦，即得解脱，住菩提道”后，帝释与善住返回佛所，“于佛前立，踊跃欢喜，坐而听法”的场景[3]352。
8组情节，从下至上，比较严格地按照经文内容的发展有序展开。这些情节在敦煌盛唐、宋初的6铺尊胜变（见本文第二部分）中多有体现，仅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药师岩K7-2中的七返畜身、咒骸生天、安塔幢受持、地狱救赎、二天王诣佛听法等情节与经文联系紧密，可视为此经变的标志性画面。据此，该龛左侧浮雕应确定为尊胜变。
药师岩K7-2的第1―2组情节，表现故事的起因是善住求救帝释，帝释入定谛观，见善住即将七返畜身。第3组情节表现僧人传授《尊胜经》。第4组情节，则表现受持《尊胜经》而获得的功德。第5―6组情节，则说明受持此陀罗尼的两种方法――安陀罗尼于塔、幢中。第7组表现地狱解脱，其人物形象不再是光头的僧人，而与第6、8组一致，均束发。第8组表现的是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亦均束发。从情节发展及形象推测，第6组可能是善住受持陀罗尼法的场景，第7组表现的则是善住受持完毕，以出地狱来表现“即得解脱住菩提道”[3]352。整个画面布局有序，逻辑清晰。
药师岩K7-2内龛雕千手观音，左右侧对称浮雕尊胜变和经幢，三者无打破关系，显系有规划地同时开凿。这种倚坐、左右侧手臂呈扇形展开和台座左右侧雕出饿鬼、贫儿的千手观音造像，多发现在四川地区的五代造像中。如川东的安岳庵堂寺[5]、圆觉洞[6]、菩萨湾[7]和大足北山佛湾[8]都有此种造像。庵堂寺K10有“天复七年”（907）的造像题记，北山佛湾K218、K235、K243、K273等龛，也均位于北山佛湾的五代造像区域内。
报告认为该龛的开凿年代应在9世纪末至10世纪中期，下限在宋初[1]184，即唐末五代宋初这个阶段内，结合上述分析，是比较恰当的。
二 大邑药师岩与敦煌莫高窟尊胜变之比较
除药师岩K7-2外，目前发现的尊胜变均在莫高窟，共7铺，绘制在第23窟和第31窟覆斗顶东披、第55窟和第454窟北壁、第103窟和217窟南壁、第156窟前室窟顶西披。其中，第55窟和第455窟的2铺有佛陀波利本《尊胜经》的榜题，确为尊胜变无疑，均为宋初的作品[9]。第23、31、103、217窟的4铺为盛唐作品，但一直被认为是法华变，近年有学者识别出其均应为尊胜变{1}。第156窟的1铺{2}则绘制于晚唐。
在包括药师岩K7-2在内的盛唐至宋初的8铺尊胜变中，以莫高窟盛唐的4铺场景最宏大，情节最完整，在画面构成及具体情节的表现上也都比较接近。以保存最完好的第217窟尊胜变为例，画面顶部一般描绘三十三天宫殿，表现善住夜半闻声、求救帝释等情节。画面中心表现佛说法场景，帝释从天降至说法现场。底部及两侧又有若干情节表现帝释谛观善住七返畜身、堕于地狱、生于贫贱家而无两目的场景；安《尊胜经》于幢、高山、高楼及塔中的种种受持法门；尸骸生天、闻经祛病、月满增寿、天神护卫、生于大姓婆罗门家或豪贵最胜家等功德以及经文最后部分的佛祖为善住摩顶受记、善住与帝释听法等情节。第217窟及第103窟的两铺还描绘出了佛陀波利本《尊胜经》的序文记载的佛陀波利寻访五台山回国取经中土翻译入五台山不出的内容（图5）。
晚唐第156窟尊胜变虽残损较严重，仅存右下角部分画面，但保留与盛唐时期尊胜变相同的将经卷供养于高楼与经幢顶部的经架上的场景，绘制的位置亦位于经变下方，其构图应是继承了盛唐同类经变中心为说法图，周围穿插小画面的形式[10]（图6）。
盛、晚唐尊胜变的这种以佛说法为中心的布局，在宋初的第55窟与第454窟两铺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4]7-18，但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第55窟一铺上方依旧描绘出三十三天及帝释、善住，但省略了大部分发生在天宫的情节；画面中心的佛说法场景保留了帝释向佛求救的情节，又将原本在绘于佛说法两侧的帝释奉持陀罗尼法还天和善住、帝释诣佛所共同听法的情节绘制在佛说法场景之中（图7）。第454窟的佛说法场景中，帝释向佛求救，善住、帝释共同听法的情节与第55窟基本一致，但在原应描绘三十三天的位置，绘制的内容与经文无关，经变的下部描绘的12组情节亦与经文毫无关系[4]11-16。
此一时期尊胜变最大的变化在于，主要以条幅画的形式来表现《尊胜经》的故事情节。第55窟及第454窟两铺在三十三天及佛说法两侧均有条幅画，各12组情节。药师岩K7-2的各组情节雕刻在一呈幢形的山形上，山形中部有一凸棱将左右分开，实际也是条幅画的形式。这3铺尊胜变条幅画的具体内容虽各有异同，但各情节在盛唐就已经出现，故应是在继承前盛唐传统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
第55窟及第454窟两铺的条幅画更注重表现受持的法门及功德，这可能因为在画面顶部及中央已经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条幅画没必要再作交代。而药师岩K7-2没有描绘出天宫及佛说法场景，为达到用有限的画面完整呈现整个故事情节的效果，在中间部分着重表现最重要的受持功德及法门外，在开始和结尾雕刻善住求救于帝释和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的情节，使故事发展脉络得以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3―5组情节中，首次以僧人作为传播《尊胜经》和实践各种受持方法的主体，更符合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而第3―5组情节表现佛祖讲授的受持功德与法门，与故事情节发展无涉，但第6―7组情节中表现受持方法与功德的载体，由僧人变为善住，使得画面回到故事发展的节点――帝释还本天，授予善住，善住依法受持即得解脱，这既是对第1、2组情节的呼应，更直接引出最后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的情节。无论是整体布局、具体情节选择，还是各情节的表现方式，都是创作者在深入理解经文基础之上的创新，可以说，药师岩K7-2的尊胜变是此一时期该题材新的表现形式，它既降低了该经变开凿的难度，又使其易于和其他题材进行组合。
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条幅画的布局方式，还是具体情节的表现方式，都反映了其与敦煌尊胜变的密切联系。在唐末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1}与敦煌的佛教艺术交流十分密切，前者此阶段流行的主要题材，在敦煌壁画、纸绢画中均能找到，且体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如有学者通过对比，认为大足石刻就受到敦煌的影响[11]。藏经洞还发现刻印于四川的历书及佛经的印本[12-13]，部分卷子的题记带有四川方音的现象[14]。尊胜变首先于盛唐出现在敦煌，晚唐至宋初亦有少量发现，传承情况比较清楚。在此阶段四川和敦煌佛教艺术密切交流的背景下，尊胜变传入蜀地，并且为了开凿的方便而变化出新的形式是不难理解的，但如敦煌地区的情况一样，该题材传入后，并未流行开来。
三 经幢代替经变――尊胜变消亡过程试探
盛唐至宋初，近300年内，尊胜变仅在敦煌和四川地区发现8铺，这种情况与佛陀波利本《尊胜经》在7世纪下半叶译出后即广为流传的情况不符。这可能与传播《尊胜经》的另一d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尊胜幢）的流行相关。
《尊胜经》中明确提到立幢供养的方法，“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高山或高楼上，乃至安置@堵波中……”[3]351经文虽提到除经幢外，另有高山、高楼及@堵波（塔）亦可作为供养的载体，但毫无疑问，对经幢的重视程度是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这可能与经幢更易于建造有关。有学者收录考古发现及历代文献中著录的经幢，唐代400余件，五代近100件，两宋240余件，辽金元近400件[1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尊胜幢，并且，这只是保存至今和文献著录的数量，实际数量应该更多，可见唐代以来建幢风气之盛。
尊胜变与尊胜幢均是《尊胜经》经文的表现形式，宣扬经文内容的功能是一致的。但经幢较之有着复杂故事情节的经变画的绘制、雕刻，要简便、低廉很多。并且，《尊胜经》提到，尊胜幢的影子映身，或幢上尘埃落在人身上，即可不受恶道之苦，获得福报的方式极其简单。再者，“于四衢道造@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归依礼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剩真是佛子持法栋梁”[3]351。供养尊胜幢、塔的地点要求，是人口聚集的交通要道，这决定了尊胜经幢地点选择上有很大灵活性，包括石窟、寺院、通衢大道、墓旁或墓中，塔内或者塔侧，甚至家中均可[16]，能够吸引更多信众参与。
文献记载，尊胜幢上刻的经、咒，往往被人制成拓片。如元和八年（813）那罗延经幢就提到“大唐元和八年……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幢，打本散施，同愿受持”[17]。打本散施，即是指以此幢之经文拓片散发传布，可知经幢也以此种方式来传播《尊胜经》[16]46-47。咸通七年（866）河南县黄顺仪为其女造尊胜幢又说，“《佛顶尊胜陀罗尼》，东都先福寺西律院玉石幢本”[18]，表明此幢用的是先福寺的拓本。这说明通过拓印经幢上刻经来传播《尊胜经》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总之，建造尊胜幢来供养经、咒，成本低廉、供养简便，同时对传播《尊胜经》也比较有效，是只能够创作于寺院或石窟的尊胜变无法企及的。
盛唐时期，《尊胜经》信仰流传不久，尊胜幢亦处于刚开始流行的阶段，故此时期尊胜变作为《尊胜经》的传播载体，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尊胜变在此一时期出现最多，绘制最精。进入中晚唐，尤其是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敕令“天下僧尼诵佛顶尊胜陀罗尼，限一月日诵令精熟。仍仰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所诵遍数进来”[19]之后，尊胜信仰得以全面性地推广至各地寺院，特别是处于僻远地区的寺院僧尼和信徒[16]35，此诏令更使“中唐以后至宋，尊胜陀罗尼经幢，建立极盛，遗石于今不少”[20]。建造简便、低廉、易供养的尊胜幢大量出现，使尊胜变存在空间被严重地挤压，以至盛唐以后的200余年间，仅出现4铺，宋初以后，不见此类图像的流传。
事实上，自盛唐以来，尊胜变数量由多变少，规模由大变小，情节由繁变简，甚至出现第454窟尊胜变下部12个毫不相干的画面及药师岩K7-2极度简易的尊胜变的情况，与当时社会尊胜信仰昌盛事实相悖。这已经表明盛唐以后对尊胜变不甚重视的实际情况。在盛唐4铺尊胜变中，安幢受持一般与安于高山、高楼受持并列出现，并未特别重视。但五代至宋初的3铺，在为数不多的情节中，均有建幢供养，第54窟左侧条幅画6个情节中，有4个都出现经幢，已经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了对安幢受持的逐渐推崇。唐末五代宋初的四川地区石窟中大量建造尊胜幢，而非尊胜变，也说明尊胜变在石窟艺术中被逐渐放弃的事实。同时，药师岩K7-2左侧尊胜变各情节所在的山崖的整体形态，与同时期的经幢是比较接近的，似乎是有意识表现尊胜变就是雕刻在经幢上。基于上述原因，宋初以后，尊胜幢完全替代了尊胜变。
四 从石窟材料看四川地区 唐末五代宋初的尊胜信仰
包括药师岩K7-2在内，唐末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石窟中与尊胜信仰相关的遗存可分为两类，包括与其他造像组合出现的尊胜幢、尊胜变、尊胜咒{1}和单独出现的尊胜幢或尊胜咒（表1）。遗存数量丰富，分布广泛，反映出尊胜信仰在此时期的四川地区影响力之大。
毫无疑问，地狱救赎在《尊胜经》中反复提及，是该经宣扬的最主要功能，也是其流传影响深远的最重要原因。如在众多建幢记中，都将此功能作为建幢的主要诉求，晚唐开始流行的刻有《尊胜经》或尊胜咒的墓幢，也主要基于这个原因。以至后世认为“禳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21]，可见其影响深远。
药师岩K7-2中尊胜变与千手观音图像的组合，在石窟中虽仅一例，但千手观音信仰与尊胜信仰的结合，此时已经比较普遍。一般的做法是将伽梵达摩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简称《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咒语即《大悲咒》[22]，与《尊胜经》或尊胜咒同刻于幢身，数量众多，多建于墓旁或寺院内。这种做法十分流行，以至该时期许多经幢直接被称之为“尊胜大悲幢”[15]165-168[16]74-75。
如此看来，药师岩K7-2右侧的经幢，很可能就是同时体现尊胜信仰与千手观音信仰的尊胜大悲幢，是对左侧千手观音和尊胜变所反映的两种信仰结合的集中体现。该龛千手观音和尊胜变的组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后，除尊胜大悲幢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较之石窟造像，尊胜大悲幢的建立无疑更加简便、低廉，这可能也是导致这种造像组合在石窟中少见的重要原因。
千手观音在密教中地位尊崇，经轨众多，宣扬千手观音的功能，可谓无所不包，千手观音已然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神o。但在这些无所不包的功能中，《大悲心陀罗尼经》中提到的“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无疑是最受重视的，这也是该经流传深远的《大悲咒》的最主要功能。但相关图像在四川地区石窟中没有发现，在敦煌石窟盛唐至元代70余铺千手观音图像中，亦仅4铺[23]。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千手观音正大手的功能相关，《大悲心陀罗尼经》在细数奉持《大悲咒》种种功德后，对千手观音42臂正大手的功能一一列出，与诵持《大悲咒》的作用没什么差别[23]72。并且补充说“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粗略说少耳”，表明其余千手功能的总和，要远远超过诵持《大悲咒》所获得的“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已经有了正大手及千手，则“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就没必要再重复表现。
从经文内容看，“得十五种善生”更多是对来世的一种美好憧憬，前述诸多尊胜大悲幢多为墓幢，刻《大悲咒》的目的，应该就在于为亡者祈福，以便来世“得十五种善生”。北宋李恕所造经幢就明确提到刻《尊胜咒》和《大悲咒》芍种溆锏牟煌功能，“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心真言”“除罪”是《尊胜咒》的功效，为亡者来世“集福”，则是《大悲咒》的作用。
“不受十五种恶死”的内容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24]中的十二难有许多相同之处，救难是显教观音的最主要功能，密教的千手观音也应当如此，故才会在经典中着重强调。
前述石窟中千手观音正大手的雕刻，其功能就已经包括“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药师岩K7-2中的千手观音像亦应具备这种功能，得善生是对来生的期盼，免恶死则是现世关照。尊胜变是在现世与来生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当时地狱信仰盛行的情况下，只有当人“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当得清净之身“后，方能免堕恶道、来世得到福报。尊胜大悲幢是两种信仰的结合，更是对二者各自功能的加强。药师岩K7-2千手观音、尊胜变、尊胜大悲幢的组合，就是一个考虑到现世免恶死死后不堕地狱来生得福报的整体。
这种综合现世与来生的考虑，还体现在安岳圆觉洞K33中十六罗汉与尊胜咒[6]395-400的组合中（图8）。该龛十六罗汉分上下两排，中央壁面刻尊胜咒。据研究，包括圆觉洞K33在内的四川地区十六罗汉造像，是根据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开凿的[25]。该经以弥勒信仰为基础，为佛祖涅之后，常住世间的十六罗汉被赋予了“与诸施主作真福田，另彼施者得大果报”的使命[26]。经文宣扬的内容，在同样位于圆觉洞的K69十六罗汉龛造像记中也得到一定的体现：“此所谓人弘善愿，云必从之，况慧心依佛，不报以福佑，则何彰于圣旨（？）矣……十六大阿罗汉住世行缘，诱众入道……子孙受菩提之上果，先灵生净土之域中……中丞之寿永春松，中丞之阖宅长幼，灾难消除。”[6]439表明像主对福报、长寿、消灾等现世利益的祈求，以及对往生净土的期待。如此，十六罗汉与尊胜咒组合出现，也构成了一个类似药师岩K7-2这种现世、死后及来生三个阶段均有保障的整体。
除此之外，大足北山佛湾K279、K281中药师、尊胜幢和地藏的组合[8]111-115（图9），亦属于此种情况。药师偏重于考虑获取现世利益，最看重其治病功能，地藏及尊胜幢则充分考虑死后地狱救赎的问题。同时，供养药师佛和陀罗尼经幢也能达成往生净土的愿望。功德主对整铺造像有通盘考虑，整铺造像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7]。
晚唐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地狱信仰盛行，人们出于对地狱的恐惧，在石窟雕凿了大量与地狱信仰相关的地藏、地藏十王、地藏十王及地狱变等造像。地藏菩萨是地狱的主宰，如此众多反映地藏信仰的造像表明，信众的地狱救赎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且“从解决地狱问题的角度看，地藏信仰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7]390，那么同样是地狱救赎的尊胜信仰的载体――尊胜咒、尊胜变和尊胜幢为什么较多地进入石窟，甚至与地藏信仰相关造像组合出现呢？一方面，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仅需尊胜幢“幢影映身”或“幢尘沾身”即可从恶道解脱这样简便的受持方法有关。同时，四川地区造像多以摩崖造像的方式建在较高的山崖上，这是将《尊胜经》要求的将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两种受持方式上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虽然二者地狱救赎的目的一致，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有较大差别。地藏菩萨的拯救需要地藏亲自参与，是在信众死后于地狱进行的。而尊胜信仰仅需生前建幢，通过幢影映身或幢尘落身等极其简便的供养方式，在信众生前即可消除罪业，死后不受恶道之苦。二者拯救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不同。可以推测，在地狱信仰广泛流传的背景下，信众为达到死后免堕地狱的目的，既大量雕造地藏信仰相关造像，保证死后若堕入地狱能够得到救赎，同时又建造同样以地狱救赎为目的的尊胜咒、尊胜变和尊胜幢，在生前将自己的罪业消除，避免死后堕入地狱的风险，可谓“双重保障”。
此一时期川渝石窟中开凿的尊胜咒、尊胜幢及尊胜变，可能就是出于这种生前即需灭罪，以免死后堕入恶道的考虑。大足北山佛湾K279、K281，安岳红恩寺K1、K5及广元皇泽寺K6、K7中，出现的尊胜幢与地藏、尊胜幢与六道的组合（图10），更反映出信众出于对地狱的恐惧，需要这种“双重保障”来得到更强的心理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北山佛湾两龛中，尊胜幢居中，地藏与药师变分居两侧。皇泽寺也是尊胜幢居中，六道分布两侧。红恩寺尊胜幢位于大龛的中央，地藏龛位于其左上方。这似乎表明，在这种“双重保障”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尊胜信仰更被重视。对信众来说，死后的世界毕竟无法掌控，生前就最大限度地消除罪业，无疑是一种更主动、可靠的作法，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也更强烈。
综上所述，可知在唐末五代宋初，信众造像活动对现世、死后、来生有着通盘的考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采用更加主动的方式来解决信众最为恐惧的地狱问题。这些都表明此一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从中古前期、中期的宗教狂热逐渐向晚唐五代以降的理性和现实过渡，民众的佛教心理逐渐走向成熟[6]395。
五 结 语
通过图像与经文的对照，可以确认药师岩K7-2为尊胜变，其年代应在9世纪末至10世纪中期。尊胜变自盛唐出现以来，由多变少，由繁变减，药师岩尊胜变应是该经变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形式之一，它在布局及具体情节上一定程度继承了莫高窟该经变盛唐以来的传统，又有大量的创新，是该经变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功能相同、供养简便的尊胜幢的大量流行，是导致该经变数量较少的原因所在。唐末五代川渝地区大量与尊胜信仰有关的遗存，包括尊胜幢、尊胜变、尊胜咒等，其中单独出现的部分，无疑最看重《尊胜经》的地狱救赎功能。而与其他造像组合出现的情况，则是出于生前死后来生各个阶段不同需求的考虑。与反映地藏信仰同时出现，则是出于生前、死后地狱救赎“双重保障”的需要，而在地狱救赎中，对尊胜信仰更加倚重，表明此一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更加理性与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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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有力保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组织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一）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一致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两者的目的进行分析，企业文化建设是通过软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理论教育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的方面具有一致性。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内涵不同
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理论教育活动促进员工政治觉悟的提高，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企业文化建设是通过培训与管理工作培养员工的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管理性与经济性。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对员工的思想、观念、态度等进行影响，从而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强调的是企业长期形成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强调的是企业理性的文化概念。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比，企业文化建设更加的具体与个性化。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企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借鉴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方法与经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实现相互融合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三、思想政治工作核心价值作用的发挥措施
（一）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管理
在企业文化中，“人”与“人的作用”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企业的“三高”，即高效率、高效能与高效益，而实现“三高”最为关键的就是企业员工。只有每个员工都将创新、质量与服务视为职业风尚，才能够实现企业与员工目标的一致，促进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该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方面的协调，为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要求之间的相互结合，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指导思想与激励手段，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管理。
（二）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管理的相互结合
篇8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篇9
近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范式建构、田野调研等问题已成为业界专家议论的焦点。他们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求得统一，但还是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区域神灵信仰研究上更是如此。
“民间信仰”由日本学者婶崎正治于1897年率先提出，随后像掘一郎、冈田谦、滨岛敦俊等做了较多研究。西方汉学界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华裔学者杨庆堑，随后像欧大年、弗里德曼、王斯福等也多有涉猎。国内的研究源于清末民初的“封建迷信”批判，而真正把它当作科学进行研究的，自顾领刚先生于1920年代对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调查开始，之后像柳治微、林耀华等都有涉及川。当前内地的学者像乌丙安、赵世瑜、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铭铭、汪毅夫、林国平、王日根、行龙、叶涛、朱海滨等也给以较多关注，当然像台湾的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也建树颇多。一是得益于清末以降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的学术影响，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民生的改善、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的自觉等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目前对它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王健认为，以往研究侧重于信仰与形式、信仰与社区发展，而没有从社会整体角度做更深层挖掘川。范正义提及，以往的研究局限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而忽略区域与全国的空间张力。张英魁说到，民间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并且在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形式两个层面都存在着冲突现象。王守恩则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考察，缺少更深层次历史内涵的挖掘和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另外，陈勤建指出，大多论者只注意其信仰的层面，缺乏它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周振鹤强调，多数民间信仰研究者往往只注重社会经济因素而较少关注政治因素。滨岛敦俊提到，必须立足于掌握各个地域的历史、社会特性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各地神灵的由来、特征、变迁等。
由此而知，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它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着重对它发生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秩序也就是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两方面作简单介绍。
二、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探讨
“内在理路(innerlogic)”最早是由余英时先生提及，并以此作为他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指出，近来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在外缘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们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它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只能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者学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人‘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总的来看，余先生所说的“内在理路”是旨在对清代思想史发展脉络把握时要善于发现它内部所固有的线索条理。
那么作为反映普通百姓思想意识、生活态度的民间信仰是否也有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呢?如果有，又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就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它植根于我国独有的文化生态—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以及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二是它在当前社会已达到一种“文化自觉”，以期获得“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生态才能孕育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民间信仰，而一旦民间信仰在今天达到一种“自觉”状态，它便具有了蔚为大观之势。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明治维新”来说，清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负担太重，后来经过一系列变革，纵然丢掉了许多不适宜的东西，但是华人心底最深处的思想即文化传统却依然保留至今，并成为广大民众言行举止的心理支撑。比如安土重迁、尚农重农心理，敬天保民、天人合一思想，中庸之说、大道自然观念，和同、宗法尚礼情节等等。正是由于它们的传承，才逐渐演变出名目繁多的神灵信仰，进而成为广大民众普遍遵从的生活态度。像福建、台湾等地普遍信奉的妈祖、保生大帝，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对碧霞元君、玉皇大帝(俗称老天爷)等的信仰。其中对“弘仁普济、福佑群生”的“天妃”妈祖的信仰和对“育化万物、始生乾坤”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信仰都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主生思想”的切实体现。再就是现如今城乡间在举办红白喜事或者修路建房架桥时，一般事先都要请风水先生看“好”，以便在良辰吉日进行等。细究一下会发现，这种种心态和行为都是可以从我国几千年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依托和根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迷信成分，不过这种向善、保民、遵从天道自然的信仰理念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所以一定要正视它们的存在，把有利于民生的精华发扬光大，违背民意糟粕则坚决祛除。
从“理路”视角了解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后，我们再从“秩序”方面作相关认识。
秩序，《新华字典》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状况”。而《说文解字》说到:“秩，积也”;“序，东西墙也”。它们所表达的总体意思都为“多而有序”。另外，如翻阅有关思想史论著就会发现，很多学者都把它视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史华兹指出先秦思想家的共同文化取向是“秩序优位权(primacyoforder)”概念，弗洛伊德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秩序情节”，潘乃德(RuthBenedict)则强调中国文化的形貌由“追求秩序”这个主题统合起来，张德胜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大抵沿着“秩序”这条主脉铺开，而葛兆光认为战国时代思想史上“秩序”是一个很中心的话题。从他们的论断来看，思想(泛指正统)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相辅相成、表里如一。
篇10
1990年代中期读本科时，我阅读的有关中国法律史论著中，俞老师的《儒家法思想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印象最深刻。这本书中，俞老师提出儒家法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法，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和法治的对立，礼不能比附为自然法，最早公布成文法不是“铸刑鼎”，孔子也并非是反对成文法等新观点。由于站在法哲学的高度并且论证严密，该书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澄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连《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儒学》等都发表书评予以推介。听陈涛教授说，西政80年代出了两个“圣人”，一是研究孔圣人思想的俞荣根，一是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的蒋庆。
通过阅读《通论》和之后出版的《道统与法统》，我虽未和俞老师谋面，但已非常仰慕其学术成就，知道他由于对儒家法思想开拓性的研究以及一系列富有创见性观点，在法学界和儒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成为西政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学者。
西政精神吸引青年学子去深造
2003年我在复旦法学院进修法律史研究生课程。王志强教授拿出一本俞老师刚刚赠送他的新书《景凡文存》让我阅读。这是俞老师为其已故恩师杨景凡先生编的文集。景凡先生晚年拿着放大镜阅读了中西方大量的经典著作，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稿，但因为作者视力原因，很多文字难以辨识。杨先生故去后，俞老师接手这些手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放下自己的学术著述，夜以继日地整理校勘这些文字，在导师逝世一周年之际印制了《景凡文存》。
通过阅读《景凡文存》，我从仰慕俞老师，进而了解到“西政精神”。俞老师将西政的学风学统总结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厚德爱才、重情重义、师生亲如父母子女、相敬如知己朋友；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学术宽容精神；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学风等。2004年我以朝圣者的心情去西政攻读硕士学位，并且进入张永和教授、梅传强教授门下读硕士，这和俞老师以及西政精神的感召、引领有很大关系。
在西政，我有幸通过俞门同学的引荐，踏入俞老师给博士生开设的法律思想史课堂，完整地旁听了他一学期的课程。俞老师研究孔子，也实践孔子的教学方法。他的授课主要是讨论启发式的：学生畅所欲言，他一一提示、评点，回答学生提问。有一次他还把课堂搬到南山植物园，带学生一起在植物园里品茗读书。在教学上，他十分重视原典的研读，强调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主张读史应史论兼顾、考史品人、酌古斟今。
永远“在岗”的学者
以前通过阅读著作只能了解到平面化的俞老师。在课堂和课下交流中，我则观察和体悟到这位睿智长者所传承的文化之“道”。
我见到俞老师的时候，他已从社科院任上退休，担任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人大常委会驻会委员。听先生说，他自己意愿本是想到政协任职（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政协不用坐班，可以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但是，组织上最终把他放在人大法制委的重要岗位。作为一个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领导干部，俞老师服从安排，兢兢业业的工作五年，为重庆地方立法尽了一个老法学家的微薄之力。
由于立法工作非常繁杂，他的精力被分割为两部分：工作时间主要是在人大，业余时间在西政带博士。所以，他在完成两份工作（但领一份工资）的同时，精力所限，只好放弃部分学术上的既有规划。在《道统与法统》中，他提到自己座右铭的改变：六十岁以前“尽人事而知天命”，是为“人能弘道，道法自然”；六十岁以后，“学会放弃，完善自我”。我想就是这个客观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理解俞老师所谓的“学会放弃”，是他实际用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其实，十年来在传承古今中西法文化方面，他从来没有放弃作为一名著名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就我阅读所及，近十年俞老师的论著，不仅成果丰硕，而且质量上乘。我粗略统计，他十年间仅就达到近百篇。出版三部独著：《文化与法文化》《从儒家之法出发――俞荣根讲演录》《应天理 顺人情――儒家法文化》。他还主编或合著三部专著：《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寻求法的传统》，并且主编《天宪》《法鉴》等学术集刊。
俞老师在关于中华法系、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法文化、法律国学、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律古籍文献整理等均有独创性的贡献。他的论著由于立意深远，高屋建瓴，视域纵横中外，既重视理论建构和经典思想的发微，也重视考据和微观实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老一辈学者，他重视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对自己早年一些观点的论点提法进行更新，论据进行补充。例如，对于古代法是否有确定性的问题，他就三次修改自己的论文，最终提出罪刑法定和罪刑非法定和合这个观点。近年来，俞老师强调要寻找中国古代法的“自我”，对礼法问题应深入研究，应当摈弃对传统法“古而有之”和“万事不如人”两种错误的认识思维。针对论文选题碎片化和边缘化的问题，他呼吁中青年学者要集中研究中华法系主干线上的关键问题（他形象称为“进入主干，逐鹿中原”）。这些观点都颇有见地，得到了学界共鸣。
俞荣根教授不仅继续深化、总结自己儒家法文化的研究，近十年来他还结合自己本职工作还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因为他在地方立法和人大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真情投入，所以在立法后评估、立法听证、立法助理、地方人大制度建设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不少心得和成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地方立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最近，在俞老师的七十寿宴上，蒋海松博士（现为湖南大学教师）用俞老师多本著作名称连缀而成一首寿联，表达对其著作等身的敬仰。上联侧重介绍他在“立言”方面的贡献：“从儒家之法出发，艰难开拓，论孔子，成通论，修大典，传道统，国学通览，增彩四千年中华法苑。”（融入《从儒家之法出发》《艰难的开拓――的法思想与法实践》《论孔子》《儒家法思想通论》《中华大典》《道统与法统》《国学通览》《中华法苑四千年》等书）下联侧重他在“立功”方面的贡献：“向传统之法寻求，耕耘不辍，秉天宪，评立法，谱渝史，播文化，儒言治世，无悔七十载壮丽人生！”（融入《寻求法的传统》《天宪》《地方人大立法后评估制度研究》《当代重庆简史》《文化与法文化》《儒言治世――儒学的治国之术》等书及俞老师的笔名“耘耕”）
俞老师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敏锐把握与深刻洞察学界动态，和他对事业的热爱与勤奋是分不开的。在2010年主持校订《中华大典》时，他亲自带头晚上加班到深夜。在治学方面，他为学生和中青年学者做出了表率。
传承儒者为学为人之“道”
重视传承，反映到俞老师与老一辈学者、友人的交往、情谊上。他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告诉学生们如何对待老师、如何与学界朋友交往。诚如北航赵明教授所说，孔子和儒家法文化传统，在先生多年精湛的研究中，已经潜入他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精神血脉。他的言行让年轻人不同程度地领会到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仁爱，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忠孝。他除了为杨景凡教授编订《景凡文存》，在张警教授八十寿诞时，他还主持整理出版张先生多年未能出版的《〈晋刑法志〉注》手稿。林向荣教授去世时，俞老师以《西政君子》一文，记录下一个真正学人和教育家的伟大人格形象，通过林先生的人格形象以载“道”、以传“道”。台湾黄静嘉教授、南京大学钱大群等同道出版新著，他挤出时间撰写书评予以推介。
俞老师重视传承，还反映到他对学生的热爱，讲台的钟情上。《从儒家之法出发――俞荣根讲演录》记录了俞老师近年来在西政乃至全国各种讲坛上的风采。校园刊物《法论》向俞老师约稿，他专门写了长篇回忆录《一个老研的回忆》，详细记叙西政最早一届研究生学习的点滴往事。蒋海松博士读研期间经常组织的研究生学术活动，有时邀请俞老师参加，先生总是慨而应允。
篇11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黙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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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篇1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