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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隐喻与动物词汇狗的众多爱称最常见的当属Fido，其含义为faithful。关于狗，最著名的谚语就是“Loveme，lovemydog”，西方人对狗的宠爱和依赖可见一斑。狗的用途林林总总，gundog“猎狗”、guidedog“导盲犬”、birddog“捕鸟猎犬”、waterdog“善于泅水的狗”、toydog“供小孩玩耍的狗”，此外，还有一些“像狗一样的人”：topdog“优胜者”、underdog“失败者”、slydog“阴坏的家伙”、saddog“放荡的人”、luckydog“幸运儿”、jollydog“快乐的人”、dumbdog“沉默不语的人”、bigdog“大人物”、deaddog“无用的人”。与人一样，狗亦是一日三餐。adogsbreakfast是“匆忙准备的大杂烩”，匪夷所思的是，adogsdinner却是形容女性“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纵使西方人爱狗至深，纵使Everydoghasitsday“风水轮流转”，毕竟还有不幸的狗，生的冷冷清清，toleadadogslife即“过悲惨的生活”，死的凄凄惨惨，todielikeadog即“凄凉地死去”。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马就开始为人类服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马载人运货功不可没。19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最初名为“ironhorse”，功率称为horsepower“马力”。即便如此，马仍在辛勤劳作，toworklikeahorse“做牛做马般地干活”。马沉默不语，却有着和人近似的个性。马有脾气，所以Youcantakeahorsetowaterbutyoucantmakeitdrink．“若非愿意，强迫无济于事”。马很聪明，使得horse－trading“马屁买卖”成为“精明交易”的代名词。马还傲慢，toridethehighhorse表示“举止傲慢”。从17世纪开始，久经沙场的战马被称为warhorse，后来喻指“经验丰富的战将”。oldhorse指的是“老兵、老练的政客”，其含义变得可褒可贬。
3．隐喻与感情词汇爱是什么？它无处不在须臾不离食色男女，无色无味却又无形无貌。可以被感觉却不可被触摸，可以被描述却不可被描绘，可以被颂扬却不可被具象。爱与人们相伴一生，纵然感觉相异表达不同。爱情是人，有其自身的个性、情绪、特点。Loveisblind．爱情是盲目的。Loveneverdies．爱会永生。爱是生物，爱需要时间空间信任，也需要阳光水分养料。Loveisavinethatgrowsintoourhearts．爱情是长在我们心中的藤蔓。Loveislikeabutterfly．Itgoeswhereitpleasesanditpleaseswhereitgoes．爱情就像一只蝴蝶，所到之处将欢乐随身携带。Loveisfrailatbirth，butitgrowsstrongerwithageifitisproperlyfed．最初的爱是脆弱的，可如果悉心呵护，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茁壮成长。爱是火，从干柴烈火到灰飞烟灭，从炙热到冰冷，爱的火焰既能永远熊熊燃烧，也能电光石火昙花一现。Theold－timefireisgone．爱情之火已经熄灭。Loveisafirewhichburnsunseen．爱情是无形燃烧的火焰。爱是营养品，滋润心田，永驻青春。Imstarvedforaffection．我渴望爱情。Hethrivesonlove．他因为爱容光焕发。
4．隐喻与时间词汇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时间都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作为时间的孪生物，空间与其又是不可分割的，可被视为空间范畴的前提。“空间是围绕或高于我们的东西，而时间是永恒流淌在我们身边的东西”［5］，对时间的描述，空间隐喻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时间是有生命的。Timeisabirdforeveronthewing．时间是一只永远飞翔的鸟。Timeisagreatjudge．时间是伟大的法官。Timeisaversatileperformer．Itflies，marcheson，healsallwounds，runsoutandwilltell．时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它能翱翔千里，能阔步前进，能治病救人，能随风消散也能影响深远。Thestreamoftime，whichiscontinuallywashingthedissolublefabricsofotherpoets，passeswithoutinjurybytheadamantofShakespeare．时光之流不停冲刷着其他诗人那些塑像，但在莎士比亚的巨像面前，却擦肩而过，毫发不损。时间是冷若冰霜的。Timeisafilethatwearsandmakesnonoise．光阴如锉，细磨无声。Timeandtidewaitfornoman．岁月不待人。千金易得，岁月难再。Experienceprovesthatmosttimeiswasted，notinhours，butinminutes．实践证明，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分钟一分钟而不是一小时一小时挥霍掉的。Likecoralincectsmultitudinous，theminutesarewhatofourlifeismade．正如无数的珊瑚虫组成珊瑚，我们的人生是分分秒秒构成的。时间是标尺，长短粗细一目了然；是熔炉，同时炼就钢铁和废渣。Lifeismeasuredbythoughtandaction，notbytime．衡量生命的尺度是思想和行动，而不是时间。Timetriesfriendsasfiretriesgold．时间考验朋友，烈火考验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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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用语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的运用十分频繁的。在汉语中根据辈份和亲属关系等分得十分详细清楚，对于无直接亲属关系的年长者也称呼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爷和大妈等。而在日语中更是在这些称呼上加上大量的敬语，以表示亲切和尊敬之意。但我们在小学英语教学时是不可能教授小学生这么多称呼的英语说法，因为事实上英语中对长者的称呼并没有我们文化中那么复杂，而是简单称呼男的为“unele”和女的为“auntie”。但是我们要让小学生了解英语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说法没有汉语中他和她那么简单了。在英语中我们一般称呼他和她可以用“he”和“She”，但还常把男士尊称Mr，未婚女士尊称为MsiS，己婚的尊称为Msr或不明对方是否己婚的可称呼为MS。让小学生了解掌握这些日常称呼用语可以很好的让他们获得对方的好感。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教育的可行性
樊湖[3]在“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谈到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导入中应注意遵循适用性、适度性和阶段性原则。1.适用性原则:指所导入的文化内容必须要和学生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效率。2.适度性原则:指所选的材料的适合程度和教学方法的适合程度。应注意选择代表主流文化的内容，同时兼顾趣味性。3.阶段性原则:主要是指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生理和心理状况，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我们认为分析的相当的恰当和合适，结合小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参照以上原则的内涵在英语课堂教学中课外的情景教学中进行主动地英语文化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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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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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D．A．Swinnty的实验表明，语境是影响词一汇提取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语词词义提取时意义与语境的结合，不能达到对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对语词在语境中的意义正确翻译。
语言界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随着语言的发展，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透到语词选择和定型的各个环节，语词的特定音义是一个民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语词的翻译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语言文化环境，文化语境包含的诸多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直接影响着语词的翻译。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本文将探讨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对语词翻译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翻译。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中“tomeetone’s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十九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八”在汉语中是现今最受人们喜爱的数额——因为其发音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eight''''’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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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篇6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篇7
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的结合，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Samovar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有关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有很多。根据Samovar的观点，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是人为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非语言交际涉及文化、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运用范围广泛，其语义也很复杂。非语言行为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含义，孤立地理解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
关于非语言交际的涵盖范围，其分类方法有很多。胡文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非语言行为大致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以及人体部分动作所提供的交际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而环境语则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等。前两类可称为非语言行为，而后两类则指非语言手段。
二、非语言交际与文化
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是密不可分的。许多非语言行为都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的非语言交际的形成和效果往往都是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文化和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行为都是代代相传和后天习得的，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某一社会共同的习惯。在非语言交际中，有关文化的表达方式异常丰富，以至于文化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非语言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语言方面的因素。Birdwistell认为，没有一种表现行为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上的遗传或天生的。因此，通过非语言方式表达的一些情感都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Samovar认为，通过了解某一文化的非语言表现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探寻人们的举止态度;通过非语言行为模式可以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对非语言行为的研究可以排除狭隘的文化优越感。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更为严重，因为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由此可见，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破译信息是显而易见的。
1.体态语中的文化差异
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与动作，它是用以同外界交流感情的全身或部分身体的反射性或非反射性动作。它包括身体语言、手势语、态势语和体语等。体态语和有声语言一样，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在体触行为方面，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得尤为突出。不少美国学者将英美文化列为非体触文化。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非常敏感，人们不才惯相互拥挤，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在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尤其是同性之间如拉手、勾肩搭背等行为都被视为禁忌。而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近距离体触并不属于异常现象，人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亲密、温暖的表现，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性朋友之间的体触都被认为是非常正常、完全可以接受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2.副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副语言又称伴随语言，它一般指伴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副语言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对沉默的不同态度。Hall曾把“沉默”作为他划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东亚文化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属于高语境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信息往往是通过手势、对空间的利用甚至沉默来传递的，因此对信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语言行为以外的语境。在中英交往中，英语国家的人对中国人经常采取的沉默态度很不习惯。西方有的学者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甚至认为东方人的沉默态度是对交际对方的蔑视或侮辱。而中国人却很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具有丰富的含义。恰到如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
3.客体语中的文化差异
客体语言指人工用品，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衣饰、家具等。这些物品具备双重功能:实用性与交际性。以交际角度来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东西方文化对嗅觉信息的感受也不一样。中国人适应人身体的自然气味，中国人很少习惯使用香水;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这种人体的自然气味是很难接受的。因而无论男女都注重对身体气味的掩饰，都习惯每天使用香水。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注意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身体气味，即身体气味的文化差异，不能从本民族的喜好出发去厌恶、反感外族文化的生活习惯。
4.环境语中的文化差异
环境语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环境指的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信号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能展示文化特性。
篇8
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些缩略词汇，用几个字母代替一些长的词汇。像MBA、NBA、CAD等在汉语中都是一些很长的文字，表达的方式也很复杂，英语单词也是很复杂的词汇，利用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的形式，避免了发音和书写的繁琐性，词语表述也更加清晰，像这样的词汇使用效率非常高。另外英语中还存在一些直译与音译的形式，也属于对中国汉语的的冲击。例如，汉语中将刚刚步入大一的学生成为新鲜人。英语中成为freshman，这单词已经遍布了我国很多地区。还有关于“秀”这个词，采用了show的音译，被翻译成演出或者表演。这个词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词语。做秀、秀服、脱口秀、生活秀都是从show衍生出来的。在日常的交流中也有很多像mygod、Hi等英文都已经代替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口头语，这种形式属于半英文半汉语的形式，对汉语产生了一种冲击。因为，汉语有形容这种形式的语言，但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分析，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形式，影响了汉语的发展过程，使那些原本的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受到一定的影响，逐渐从人们的眼中消失，本身影响了汉语的发展，是一种很严重的冲击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值得改变的问题。
3.经济发展导致出现英语向汉语冲击的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多经济的内容都已经和世界接轨，经济领域受到英语的影响。例如，汉语中血拼这个词，就是英语中的shopping；关于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等都是一种冲击的现象。一些GNP、big/large-capstock、list、cookthebook、baddebt都是一些国内经济形式术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外来语言入侵的现象很糟糕，他们都很担心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化。提出了关于纯正汉语的说法，对防止语言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目前的形式看，相关人员一般都不会考虑这些内容。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汉语存在大量的英文词汇，但是从汉语语言词汇量出发，英语在其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其中占有很小的比例。从人员理解能力这个方面出发，很多人的水平不高，不能理解一些内容。如果能理解也只是理解一些浅层次的内容，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不会接受这种冲击。因此，从一个侧面分析，英语虽然对这些内容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接受的人群少，因此可以说这种想象对汉语的影响很小，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篇9
从传统意义上讲，生态学属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但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人们逐渐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从而导致了许多学科的生态学化。这样，生态学的原理就被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领域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艺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生态语言学认为，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
外生态系统的前3个子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合称为自在环境系统，人群系统称为自为环境系统(如图)。自为环境系统处于自在环境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是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能动结构。一方面，它从自在环境系统中摄取能量信息，同时自身也不断产生新信息，而且把吸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输入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人群系统又运用语言系统传播信息功能，反作用于人群自身，重新调整能量信息在人群的不同层次、不同集团中的分布，不断推动人群的进步。
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能动性。语言系统一旦在某一文化结构中形成，该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的各层次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同时，语言系统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系统不断与各环境因素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系统某一环节出现了故障，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会受到破坏。
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规律。语言工作者可以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为语言的运用确立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规范。语言规范化就是根据语言发展的各方面标准，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用法固定下来，加以推广；把那些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妥善地加以处理，以使语言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维持自己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稳定。为达到语言生态的这一“理想状态”，各国使用者都在努力推行本国或本民族语言的共同语，如汉民族推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汉语普通话，英吉利民族推行以伦敦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英吉利共同语，意大利民族推行以多斯岗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意大利共同语等，目的都是使语言实现良性循环。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等种种原因，藏语形成了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藏文据传是公元7世纪前叶，吐蕃王朝的第三十三代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图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图弥·桑布扎返藏后统一、规范原始藏文而形成的。随着藏文的推广使用，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博学多才之士，他们撰写了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从数量上说，仅次于汉文典籍。这些文献涵括了语言文字、宗教经典、历史文献、逻辑哲学、天文历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然而，面对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藏语文的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藏语与汉语、英语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汉语普通话的作用日益增大，英语的学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藏语文的使用和学习受到了巨大冲击，藏语文的社会功能有弱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些藏族群众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藏族年轻人也从眼前的利益出发(如考试、升学、就业等)而忽视母语的学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母语危机”。
濒危语言现象全球存在，同时濒危语言问题也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1992年国际语言学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语言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被定为这次年会的主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语言转用、语言濒危现象进行研究，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一些刊物发表了有关濒危语言的论文。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语言，而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在不断减少，很多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威胁。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在有一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了53种语言，但根据民族语文工作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实际上不少于100种，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13很少，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31不到千人，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13超过千人的语言，也并不表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语言由于外部或内部的种种原因而消亡了，这些语言后来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历史舞台上有过重大表演的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后来也无影无踪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世界上的语言多达6000多种，一些消亡了，就让它消亡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看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
实际上，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德国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洪保特(humboldt)说：“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可以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或者是对世界认识和把握的某种“偏好”。比如，藏民族倾向于形象思维，表现在构词上常常是“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如词语somang(梳子)，直译为“多齿”；ngolta(镜子)，直译为“看脸的”；shingbe(棉花)，直译为“树上的羊毛”；vgokhrid(领导)，直译为“牵头”等。又如，藏语的基本句式是“主一宾一动”，它与行为的先后次序不完全一致，如calagnyos(东西买)，bodyigvbri(藏文写)，dpechavdon(书读)等，这种语言结构，反映出藏族人民更看重结果、强调行为的施事对象这一特点。“假定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人类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泥潭。语言一多，就可以防止这种危险，因为语言多，就等于认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多，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教授也指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能力，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在语言中凝聚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财富，最主要的部分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母语与其他文化成分和谐地构成民族文化的总体，这就是语言的文化价值。语言的文化特质，使其对于一个民族尤为重要，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丧失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一种思维方式，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语言生态共生的关系角度来看，多语种的和谐发展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正如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语言中心的米凯尔·克劳斯所说：“多种语言并存有诸多好处，例如保存了某种语言，就可以将其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科学知识传给下一代。在现代医学知识里。不少是从使用动植物的传统治疗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当地的动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无从得到了。”
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同时又保持母语的活力，可行之道便是推行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引导人们在母语之外，学习和掌握另一种语言。中国人学习英语，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学习民族语，都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双语化”是当前突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掌握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在我国，实行双语制有其合理性。第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千百年来，汉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有着悠久历史，双语现象由来已久。第二，从双语、双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学习一种文化，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双语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在双语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吸收、融汇并传播两种文化。因此双语教育既担负着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又担负着吸取人类所有先进科学文化，用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重任。
当然双语教学必须主次分明，母语教学应放在首要地位。对藏族来说，藏语是母语，藏文是本民族的文字，藏语和藏文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腾飞的翅膀。一般来说，母语是开发民族智力的资源，是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工具，是学习先进文化的先导。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以母语为教学工具的专家会议上指出：“母语是入门教育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于维持一个土著集团的文化，母语教育是最好的向导和工具。”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严学窘也指出：“母语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继承文化的最好工具，是促进人民参加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标志，是消灭文盲、愚昧、歧视和贫困的有力斗争武器。”人的一生，通常都离不开母语，母语一般是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它记载了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智慧、知识和经验，其思维方式为人们所熟悉。实践证明，学校教育采用与学生思维一致的母语以及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进行教学，不仅顺应了思维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学生智力的进一步开发与提高，而且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掌握。
当然，一个民族的发展，单靠母语教育是不够的，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媒介(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的传播，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和语言必将受到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既要学习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要掌握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而学习他们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双语教学的实质，就在于文化之间的互动、借鉴和吸收，对外民族语言的学习，其目的是对外民族文化有用成分的吸收、引进和消化。
由于各民族双语发展进程不统一、文化背景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等特点，双语教学的类型也有不同。在四川省的彝藏地区，中小学校主要实行了两种模式的双语教学计划：第一种是以民族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旨在既能继承、弘扬和发展本民族传统语言与文化，又能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从而更有利于直接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信息。第二种是以汉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旨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使本民族学生不因学习主体民族语言文字而失去或降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尽管两种模式方法各异，效果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把学生培养成民(语)汉(语)兼通的双语人，既能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
篇10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篇11
看到学生们也由衷地钦佩苏轼的文思、文笔，笔者灵机一动，组织学生回想自己某个触动于月色的瞬间，记叙一下那日的事件、时间、地点、朋友，用比喻的手法来描摹一下月光。很快地，一名成绩普通的女生写出了自己平日里透过宿舍窗户瞭望月光的感受，说月亮像一个三棱镜，即使自己很普通，也要折射出温馨、明亮的月光。读写结合，多数教师多应用在现代文的阅读课堂上，有了这一节课的尝试，笔者想告诉大家，在文言文解读中巧妙练笔无疑是教法改革的一方沃土。
二、激活一种态度，在文言文教学中升华情感
篇12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的英国杂志《现代研究》中，此后国外学者纷纷对此表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教育模式，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语言文化教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如苏向丽的文章《跨文化交际中多元互动的语言文化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5年第4期)、吴奕绚的文章《外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因素》(《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都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化教学的定义，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化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而没有深入到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语言文化教学的课堂模式等具体环节。为此，笔者将借助Patrick的“文化体验”这一概念，从实践层面来分析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以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体验的互动性关系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先在1918年英国杂志《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上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二语教育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语国家及其人民的文化生活。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者Brooks倡导在二语教学中应该融入文化元素。
随后，一大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例如，Nostrand所提出的“自然发生模式”，其中包含六大范畴：文化、社会、冲突、生态与技术、个体以及跨文化环境。Hammerly强调了文化教学中的人文与情感维度，Damen(1987)则把文化教学称为语言教学的“第五维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Robinson(1985)提出了“文化的多面性”的设想，强调语言教学应注重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与“心理变化”，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化教学使外语学习者具有多面性的文化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
从以上这些研究观点中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教学中的两大核心要素：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关联，首先，文化体验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样是体验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这其中涵盖了包括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会受到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语言学习不仅仅只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语言教育不应仅仅之专注于技能训练，同时还要融进某种文化批判因素，总而言之，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是认知者在语言认知过程中同时发生且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认知实践过程。
反之，文化体验同时也会促进语言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流畅交流，这种交流能力不仅取决于学习者对该语言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水平，而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可以说，文化学习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习应用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只有从事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尊重并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了解与欣赏本国及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并了解世界为一整体的地球村，培养相互依赖、互信互助的世界观和语言学习观。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真正实现和目的语国家的人之间有效无障碍的交流。
二、语言文化学习的实践构成因素
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联，我们建议在语言教学课堂中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在一起，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具体实践形式如下：
1.以西方文化最为语言载体，首先改变英语教学的学习素材单一、枯燥、陈旧等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材料中增加时下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学生语言学习中的文化敏感度，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培养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化观。
2.以文化情景表演作为锻炼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融入到情景表演之中，可以使学生获得不同文化碰撞的直接体验，在感受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3.文化主题讨论，通过对相关文化主题资料的整理和搜集，锻炼学生自主阅读理解能力，通过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等形式一方面促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改变传统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主动参与到语言教学的过程当中，变被动接受式学习方式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方式。
4.通过结合传统试卷测试和课堂口语测试，书面表达测试等多种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力和效果，进一步激励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提高英语学习效果，真正实现英语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总结来看，文化语言教学涉及到语言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在教学理念上，文化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核心所在，将其贯穿于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加大语言学习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语言文化教学的重点所在，在传统交际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促进外语教学效力的提高。
三、文化体验与语言教学的反思
篇13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