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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听证开始前，由书记员核实听证参加人及其委托人的身份，交代注意事项，宣布开庭纪律，并将有关情况向听证人报告。听证开始时，由听证主持人查明听证参加入及其委托入的基本情况，宣布案由和听证人、书记员名单，并告知听证参加入的权利，义务。
（四）听证开始后，在听证人主持下听证按下列顺序进行：1、赔偿请求人陈述申请赔偿的请求及事实与理由；2、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陈述答辩的事实与理由；3，复议机关陈述；4，听证人根据以上陈述与答辩归纳本次听证的焦点或重点；5，听证参加入根据听证人归纳的焦点和重点，围绕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6、听证参加入最后陈述综合意见；7、听证主持人宣布本次听证结束。并宣布拟公开宣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的日期及送达方式；8、最后，由听证参加入阅读听证笔录，并签名或盖章。听证结束后，由听证人写出书面的审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附有关案卷和证明材料，报请赔偿委员会主任提交赔偿委员会审理。对于赔偿委员会认为重大、疑难的案件，必要时由赔偿委员会主任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赔偿委员会必须执行。
二、完善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制度的建议
司法赔偿案件审理引入听证制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效果十分明显。当然，在听证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包括人民法院在内及有关听证参加入对听证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听证程序不够规范，举证不全面，质证不彻底，辩论不到位，公开性不够强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对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要提高对司法赔偿案件实行听证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在司法赔偿案件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是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院整体工作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司法为民，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现实需要。因此，要从思想上消除那种认为赔偿听证是自找麻烦、多此一举和对赔偿听证消极应付、被动畏难的种种不正确观点，从讲政治、讲大局、促发展、保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司法赔偿听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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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历史演进
（一）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立法动向
我国建国之初，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思想上长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人的生命健康不可能用物质来估价，人身的损害只有引起财产上的损失，侵权人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导致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空白。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及其理论基础
1.有关自然人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自然人具有的、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属性所享有的排他性绝对权（而绝非支配权）。此一权利是人之自由与尊严在实证法上的折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规定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侵权责任法》中也规定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人身权通常可以分为人格权与身价权两大类。人格权是以权利人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身份权是特定民事主体而以主体身价上的利益为客体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自然人的人格权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2.有关自然人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身份权指的就是两个权利主体基于一定身份关系所发生之权利。身份权的权利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司法解释中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里的监护权就是基于身份权而产生的，亲属之间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一旦身份权受到伤害，也就伴随着精神利益受到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为身份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这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大进步。
3.有关自然人死亡后其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在传统民法上被认为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自然人死后其亲属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需要维护已死的人格利益，如他人对已死人的人格权等权利进行侵害，已死人的亲属此时的精神容易遭受侵权人的伤害，所以法律应赋予已死人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国司法解释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亲属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4.有关自然人特定财产损坏的精神损害赔偿
传统民法上一直忽视人对物的感情等精神利益的保护。自然人的特定财产对于自然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并且一旦毁损就不能修复，或者修复后就没有原来特殊的意义了。为了弥补物在民法保护上的不足，我国司法解释中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自然人的特定财产权受到侵害时必然会引起精神损害，所以特定财产也属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立法中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精神损害立法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列举主义立法体例，这能帮助权利人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何种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取得精神损害赔偿，也能为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种立法体例比较落后，并不能使受害人在受到精神损害时，就能够得到侵权人的精神赔偿，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仅限于民事侵权部分，而在侵害较为严重的刑事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当事人只能就其中的直接的物质损失提起赔偿要求，而不能向侵害人提起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是我国法制的上的一大缺陷。
（二）对有关民事权利保护也不够完善
1.违约责任的精神损害赔偿 2.特定财产范围的不确定
三、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完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这一社会规范除了注重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等物质性方面的权利，同时也越来越多的注重保护人的精神权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标志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而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又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给予足够的重视，扩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首先，我们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向侵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在许多刑事案件中，特别是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的刑事案件，不仅会给受害人造成财产损失，而且也会给受害人的亲属带来精神上的伤害，有的是终生都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其造成的精神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人格权民事案件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可以对被害人予以慰藉，而且还可以加大侵害人的惩罚力度，防止类似侵害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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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仅仅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3]，我认为不然。诚然，“离婚时，应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分割共同财产，因为即使约定夫妻婚后财产各自所有，仍然有家务补偿，分担子女抚养费等问题，也就是说，个人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并不必然全属于个人，还有可能分出来给子女或者原来的配偶，不应否认，这也算是对个人财产的分割。所以，结论是，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还包括一部分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
此外，债务的清偿、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和损害赔偿也是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各方最终所分得的财产的数量。我国婚姻法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3条，第25条对夫妻债务的清偿进行了规定，确属个人债务的，由个人清偿，共同债务共同连带清偿[5]。婚姻法第37条、第40条、第42条、第46条对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分别作了规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分述。
总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处理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与人民法院处理夫妻财产的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保证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原则——一起，构成了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
2、我国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有了了解后，下面简单探讨一下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是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的存废问题。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简称照顾原则，很多人赞成保留[5]，也有学者主张废除，认为照顾原则没有存在必要[6]。我同意后一种观点，照顾原则应该废除。但与孙若军认为“过错不易确定，照顾原则难以落实”，因而主张废弃该原则不同，本人觉得婚姻法已经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过错方要承担损害赔偿，再保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没有必要。纪要是有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又要在此基础上对另一方进行照顾，也有违公平原则，因为过错者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不应再承受更多的不利。
第二个问题是家务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张素华女士“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一文中有明确论述，即婚姻法第40条家务补偿的限定条件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在此情形下才能要求家务补偿，“如果双方约定仅针对婚前财产,或者约定婚后财产为共同所有的,则不适用该条的规定”[7]。张素华认为这样的限定是不合理的，“该条件的限制使得夫妻一方很难行使家务补偿权”[8]。本人同意这种观点。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并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中也存在着问题，存在着争论。
参考文献：
[1]张素华，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1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3]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p17,2001。
[4]同上，p16。
[5]蒋婉清，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9，2005；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p38,2001；王晓云,析离婚夫妻共同无形财产之股权分割,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28,2006。
[6]孙若军，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学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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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八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1.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2.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三）第十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2.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3.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4.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5.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过窄
1.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损害事实范围较窄，仅赔偿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而对于名誉权、荣誉权所遭受的损害都排除在外。
2.在财产损害中，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只有直接损失才给予赔偿，对可得利益的损失不予赔偿。 “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哪些属于直接损失，哪些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致使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
3.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大部分是列举式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赔偿案件中，通常认为只有法律列举的国家才承担责任，没有列举的则不承担责任。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只能按照《民法通则》要求赔偿，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司法实践中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途径解决纠纷。
（二）缺乏对抽象国家行为损害赔偿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对抽象国家行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国家诉讼法》也未将其列入受案范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对其进行赔偿。但在实际生活中，抽象国家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把抽象国家行为排除在外，就可能出现国家机关规避法律，采用抽象国家行为实施违法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缺乏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规定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种救济方式，实践中难以操作，对受害人来说只起到安慰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新《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国家立法却没有相应内容，公民在面对国家机关侵权时，对自己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
如：被媒体关注广州“处女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少女进行威胁、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其承认有行为，这对受害人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最终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该赔偿金怎能弥补精神上的伤害？但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把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三、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设与思考
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增加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国家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国家赔偿，应当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
（二）将财产损害中的间接损失纳入国家损害赔偿范围直接损失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损失，即违法国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必然联系，直接损失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国家应予赔偿。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重。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论文格式德国的赔偿范围包括：积极财产损失、消极财产损失、非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由于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难以精确计算，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间接损失。
（三）将抽象国家行为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抽象国家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具有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国家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将抽象国家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实际上，抽象国家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上浮导致人们受到的损害。笔者认为，对抽象国家行为造成的损害能否给予赔偿，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判断：首先，该抽象国家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抽象国家行为造成的损害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并没有排除赔偿的可能性；最后，损害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就此遭受的损害请求赔偿。
（四）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国家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一方面，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在民事赔偿领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公民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扩展到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和隐私权等方面，而且提出的索赔数额越来越高，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民事赔偿领域的这种做法，对于国家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的，而非主导性，目的在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同时可以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式。法官应根据案情来自由裁量，在一个最高额之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避免受害人以精神损害为由，以营利为目的漫天要价。
（五）将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公有公共设施指国家设置并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供公共目的使用的有体物，包括公共桥梁、道路、公园、水道、隧道等设施。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扩大，公共设施与日俱增，因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而遭受损害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公有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可在功能上引导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体现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和“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即应赔偿”的法治精神，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国家国家机关增强责任心。
（六）提高国家赔偿标准，保证国家赔偿费用
1.提高赔偿的整体费用
国家赔偿标准各国有所不同，主要有：第一惩戒性原则，指不仅要赔偿受害方蒙受的所有损失，还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支付惩罚性的费用。第二补偿性原则，指国家侵权方要赔偿受害方的实际损失，使受害方的权益恢复到侵害前的状态。第三抚慰性原则，即国家侵权方仅对受害方作象征性的抚慰。我国国家赔偿采用的是抚慰性原则，体现了国家赔偿制度初创和过渡期的特征。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根据补偿性原则，对特定损害增加赔偿金；同时依据受害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确定赔偿金额2.落实国家赔偿费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国家赔偿基金来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另一方面鼓励赔偿机关，特别是高风险赔偿机关投保。若发生侵权损害案件，受害人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索赔。美国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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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大大增强。而近几年来，《食品安全法》的适时出台，使人们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权利保障有法可依。该法颁布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依据第96条之规定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的案例。笔者所在的法院也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章某在某药店购买“黑倍王”产品1整盒（其中包括8小盒），合计价格为 960元，外包装显示该产品的批准文号为：×食准字号×号，标识的产品成分包括锁阳人参、当归、首乌等。购买后不久，章某起诉至法院，认为按照批准文号，其购买的产品应为食品，根据《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和《卫生部关于普通食品中有关原料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函〔2009〕326号）的规定，人参、当归可用于保健食品原料，但不能作为食品原料，因此其购买的产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28条关于禁止生产经营食品规定中的第一项即“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而药店销售明知该产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进行销售，故章某要求药店退还价款的同时，按照《食品安全法》第96条之规定承担十倍价款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章某购买该产品后，未经使用即诉至法院，并未造成实际的人身、财产损害，章某是否可以要求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十倍赔偿义务对于药店来说是否显失公平？这些问题的思考，将《食品安全法》中有关惩罚性赔偿制度带入了笔者的视野。
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之争和实践发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可见赔偿制度是民事责任之一。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合同义务或者法定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以一方当事人（加害人）补偿对另一方当事人（受害人）的损害为主要目的。这是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决定的，民法调整平等的、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加害方对造成受害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的目的是使受害方权利到回复到未受侵害之前，因此这种赔偿是补偿性质的。诚如学者所说的：“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因民事行为而遭受损失，受害人享有的救济权仅限于补偿性质，能够确保受害人不会因为获赔太少而得不到完全救济，也避免受害人因为获赔太多而得到不当的利益。
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由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一种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最早出现于《汉漠拉比法典》，后发展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兴盛于美国。直至今日，惩罚性赔偿制度仍在美国的侵权法领域广泛应用，发挥着平衡利益、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
我国民事立法历来虽深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但同时也始终对英美法系采取包容的态度。尽管《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是以恢复原状这一救济手段为基准的，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已散见部分单行法或司法解释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等相关规定。
2009年12月26日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首次引入了侵权法领域，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从单行法的赔付率规定到《侵权责任法》的明文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作为民事责任方式之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不可否认的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有利于缓解现代社会中大规模侵权行为的负面影响，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学者们讨论的产物，其必要性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需要而确立，其重要性则将随着人们认知的深入而接受。鉴于在法律实践中，受害方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而惩罚性赔偿不仅从物质上对受害人进行了补偿，而且还从经济上对加害人进行责罚，具有补偿、惩罚和预防功能，而赔偿额的估算难度只是实际操作的困难，而非原则性问题，只要某一项违法行为被确定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操作的困难不应成为反对的理由。我国立法已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探讨作出了明确回应，因此如何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实现从理论意义到现实作用的转化，应该是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今后的共同课题。
三、对《食品安全法》第96条“十倍赔偿”规定的思考
回到文初的案例，章某是否有权要求药店承担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被告药店辩称：（一）原告章某不是正常的消费者，在购买时导购人员已经做了购买合理数量的建议（正常的购买量为1小盒），但原告章某执意要求购买整盒，这个数量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使用需求，原告章某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索赔；（二）药店具有合法的食品售卖资质，同时在进货时，对涉案产品做了足够的审查，比如要求商提高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商自身的资质文件，作为销售者已经履行了进货查验的职责，不存在明知的主观过错；（三）原告章某在购买涉案产品后并未使用，并未造成其人身、财产损失，而且原告章某也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产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因此原告章某无权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进行索赔。这些答辩意见能否成立？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首先应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
《食品安全法》出台后，各地出现的索赔诉讼中，原告不再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退还货款及支付一倍赔偿金，而是直接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主张十倍赔偿金。本文所举的案例中的原告即是这种情况，当时他在多个法院同时起诉类似的案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的规定催生了相当一部分类似当初以知假买假为手段获取高额经济利益的职业索赔者。
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关于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知假买假者是否有权获得“退一赔一”救济，至今仍是司法实务界未统一的问题。有一种反对打假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观点是，认为“退一赔一”仅限于经营者存在“欺诈”的情形，该欺诈行为由经营者的故意和消费者的行为达成一致而构成，而在知假买假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不是因经营者的欺诈而做出，因此不成立“欺诈”的前提条件，所以打假者无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赔。然而，《食品安全法》中并无对欺诈要件的规定。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广东省龙岗区人民法院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打假”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有权依据《食品安全法》提起诉讼并要求十倍赔偿。鉴于食品安全关于民生基本，在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交易条件下，我们又面临政府监管资源稀缺及监管效果甚微的现实尴尬，因此不妨给予这些职业索赔者法律层面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捍卫食品安全的非主流力量之一，这样的做法在现阶段也许更可行。
（二）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和认定问题
任何成为标准的规范应当是统一的、唯一的、确定的，否则会让监管者和执行者无所适从。《食品安全法》第21条、第24条、第25条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也就是说，在没有国家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法律并不禁止企业针对自己制定低于国家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也就无法避免企业制定的标准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企业自身制定的标准也纳入整个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禁让人担忧。
同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可见，食品监管呈现多头管理的局面，卫生、农业、质监、工商等多个职能部门都被委以监管的重任。虽然《食品安全法》第22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事实上，卫生、农业、质监、工商各种关于食品安全的标准并不统一，那么在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以及由谁判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显然会成为执法人员的困惑。而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来判断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并确定食品安全标准认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使第96条赔偿责任的适用有据可依。而行政机关作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者，能以专业的优势作出权威的判断，因此未来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建议设置行政认定前置程序，即先由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认定后，再处理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问题。
（三）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前提问题
广东省龙岗区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为，从《食品安全法》第96条内容的逻辑结构看，十倍赔偿金是在损害赔偿基础上产生的惩罚性赔偿，并非单独适用的赔偿标准。也就是说，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上要以生产者、销售者造成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后果而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我们暂且不论立法的本意如何，但是如果惩罚性赔偿要以发生损害后果而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对那些已经购买、适用食品，尚未遭受损害后果，但已经有证据证明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人来说，也就无法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救济，这是否有违《食品安全法》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初衷？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本身已经超越了补偿实际损失的传统民事责任理论，前文已述现阶段有必要肯定职业索赔者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将发生损害后果而承担赔偿责任作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将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职业索赔者获取合法的“不当得利”，也更符合《食品安全法》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的立法目的。
（四）惩罚性赔偿的基准和自由裁量权问题
《食品安全法》采取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同的立法原则，即直接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赔付比率，这样的规定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却也存在过于简单机械、缺乏弹性的问题。十倍赔偿，乍一看视乎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及威慑不法生产者和销售者，但实际上，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在越廉价的商品中越严重。食品作为终端生活消费品，其价款往往非常低廉，比如购买一瓶普通饮料，仅需花费3-5元，如果诉至法院，即使不考虑诉讼风险，因此耗费的交通费用、通讯费用及时间、精力等隐性损失之总和也远远高于其能获赔的十倍价款，而对于不法经营者来说，这样的十倍赔偿也未必能阻止其对高额利润的追求。
惩罚性赔偿制度蓬勃发展的美国，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该制度。原则上的浮动限额制度因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断攀高的赔偿数额而受到生产者的质疑和诟病，也使不少学者开始思考并推动限制赔偿数额。如今，美国普遍采用比例性原则，也就是说使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之间保持某种合理的比例关系，同时为了防止法官和陪审团滥用裁量权，许多州通过立法来限制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惩罚性赔偿应以损害后果为基准，这样有助于受害人综合考量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积极性，真正发挥“十倍赔偿”规定的惩罚、遏制和预防功能。同时，法官应享有在赔付比率上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对实际损失、主观过错、社会效果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然后确定赔偿数额，以实现当事人之间分配权利义务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五）销售者“明知”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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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旅客运输指的是经由水路运送旅客的一种方式。按照航区的不同，水路旅客运输可分为海上旅客运输和内河旅客运输。海上旅客运输根据运送区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国际海上旅客运输和国内海上旅客运输[1]，国内海上旅客运输又称为沿海旅客运输。免费论文。
水路运输的巨大风险性，客观上要求法律建立一套与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损害赔偿制度相区别的特别赔偿制度，对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予以限制，以达到给予从事海上运输承运人以保护的特殊目的，促进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因此，对承运人赔偿责任予以限制，早己成为世界范围内通行的一种特殊的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水路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适用不统一，责任限额过低且因航区的不同数额不同，旅客国籍不同限额也不同等问题。本文拟从承运人对于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制来审视我国关于水路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制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水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现状
对于水路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制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很不一致，同样是水路旅客运输，由于航区的不同以及旅客国籍的不同，导致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也不一样，有的责任限额很高，有的却很低，甚至有的承运人根本不能享受责任限制。对于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外国旅客可以请求的数额远远高于中国人可以请求的最高额……这些规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1、国际海上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制
我国《海商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除了承运人的责任限额外，对国际和国内海上旅客运输统一适用。但在承运人赔偿限额上，区分国际海上旅客运输和沿海旅客运输，采用不同的限额。其中，我国《海商法》中的国际海上旅客运输的限额规定与《雅典公约》1976年议定书基本上一致：对旅客的人身伤亡，每名旅客不超过46666特别提款权，承运人和旅客还可以书面约定高于以上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2、沿海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制
虽然沿海旅客运输合同受《海商法》的调整，但是对国内沿海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1993年交通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中作了特殊规定，远远低于国际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每名旅客不超过40000元人民币，承运人的赔偿总额不超过2100万人民币。该限额不仅远远低于《雅典公约》1990年议定书中的限额，而且低于我国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己经不再适应我国现在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而有待提高。[2]
3、内河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制
我国内河旅客运输不属于《海商法》第五章的调整对象，受《合同法》和《水路旅客运输规则》的调整，其中《水路旅客运输规则》中的承运人的责任基础与《海商法》一致，但是没有对承运人责任限制进行规定，所以事实上我国内河及其他可航水域中旅客运输承运人在发生旅客人身伤亡或行李灭失损坏时，要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承运人都享受责任限额，只有内河及其他水路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是唯一无法享受责任限制的，这不利于保护承运人的利益。
二、我国水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存在的问题
从现行法律规定及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将目前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一下几个方面：
1、我国现有的立法关于海上运输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过低，将承运人责任限额区分了国际海上旅客运输和沿海旅客运输而规定不同的限额，从而致使旅客仅仅因乘坐船舶的不同而可能获得的赔偿额差异巨大。免费论文。国际海上旅客运输的限额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雅典公约》1990年议定书的标准。而沿海旅客运输则更低，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赔付的最高额为40000元人民币，从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上和物价上涨的指数上，该数额显然过低，已不适应在经济发展下，对旅客人身权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3]
2、海上旅客运输中，承运人对中国旅客和外国旅客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海上涉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承运人对于海上涉外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是每人80万元人民币，而对于非涉外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根据《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的限制规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分别为46666特别提款权、4万元人民币。
3、内河旅客运输同样具有风险，但承运人没有责任限制，挫伤了内河运输承运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内河运输业的发展。属于水上旅客运输的内河运输，因不是海上旅客运输，不受《海商法》的调整，在内河运输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亡或行李灭失或损坏，不论旅客以承运人违反合同义务或侵犯其人身、财产权要求其赔偿损失，均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承运人对旅客的人身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要全部赔偿，不存在责任限额的问题，该规定使内河的承运人承担了较重的责任。而内河旅客运输同样有着与海上旅客运输“高风险和高投人”的特点，也需要同样的保护。
4、旅客诉因的选择可能导致承运人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对于旅客的人身伤亡，如果选择违约之诉，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可以援引相应的责任限制；如果选择侵权之诉，对于涉外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承运人可以援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海上涉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在每人80万元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非涉外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承运人则无权援引任何责任限制，致使赔偿责任制度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承运人的保护极为不利。
三、针对上述问题的法律对策与完善建议
针对我国水路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结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最新发展，尤其是《雅典公约》的最新修订，又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维持国际海上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适当提高沿海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保留二者的差异。
国际社会对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限额有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考虑到海上客运企业的承受能力，笔者认为我国《海商法》目前对于国际海上旅客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还不适宜提高到国际水平，应当维持现状。但是关于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确实过低，不利于保护旅客的合法权益，而且在国内的各种运输方式下承运人的赔偿额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提高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限额势在必行。当然，至于如何提高限额，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学者主张，将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限额提高到《海商法》第五章国际海上旅客运输中承运人责任限额的一半为宜。[4]笔者赞同这一主张。免费论文。
2、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涉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消除涉外海上旅客运输中承运人责任限额不统一的法律现状。
我国《海商法》第117条规定了国际海土旅客运输中承运人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或行李灭失或损坏的赔偿最高额，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海上人身伤亡的规定中，亦涉及到承运人对每位请求人赔付8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限额，两个规定的存在，导致了两者间赔偿限额的不同，并由此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烦扰。国际海上旅客人身伤亡显然属于涉外海上人身伤亡，如果旅客以侵权起诉承运人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结果不符合《海商法》规定的承运人对每位旅客责任限制的立法精神。而1992年7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此问题上与《海商法》相抵触是显而易见的，应当予以废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涉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于1992年颁布，性质上属于法院的司法解释，《海商法》1993年颁布，属于法律。无论从法律位阶效力层次上，还是从实践效力层次上，《海商法》的效力都在司法解释的效力之上。所以《海商法》颁布之后，上述司法解释应当予以废止。
3、建立内河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将其责任限额与沿海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限额统一起来。
有学者建议将《海商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到与海相通的内河运输[5]，也有学者认为，从《海商法》调整的地理范围应当指的是海上，可以延伸到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但是其前提应当是江海直达运输，如果仅仅是内河或湖泊运输，就不应当受《海商法》的调整[6]，而是应当制定单独的法律予以调整，改变由行政法规调整的现状。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国际海上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尚不能与国际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限额相统一的情况下，可以将内河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限制与沿海运输的责任限制统一起来，这样既可以简化法律适用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较好的保护承运人和旅客的合法权益。
4、增加相关规定，以避免旅客以侵权诉承运人而绕开《海商法》第五章所规定的承运人的责任限制的规定，导致承运人无限制的赔偿责任。
《海商法》第58条很好地解决了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因侵权诉讼而导致丧失责任限制权利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旅客运输中，完全可以借鉴58条的规定，在《海商法》第五章中也加进类似的一条，即“就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所涉及的旅客人身伤亡或者行李、自带行李的灭失或损坏，对承运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是依据合同或者依据侵权行为，承运人均有权本章的抗辩事由和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向承运人的受雇人、人提起的诉讼，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人证明其行为是在受雇期间或者受委托的范围内，适用前款的规定。”目的在于强调旅客不论以什么诉因起诉承运人，亦即不论是依据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还是依据侵权行为，承运人皆可援引《海商法》第五章规定的承运人的责任限制。
* [作者简介] 丁海芹，女，1982年10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海商法。丁海燕：女，1978年10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盐城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
[1] 张可心，海上旅客运输法律制度和立法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2年.
[2] 李凌潇，《国内水路旅客运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6年.
[3] 李志文，《<雅典公约>的最新发展以及对我国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的影响》，载于《海商法年刊(2002年)》，22页。
[4] 同3。
[5] 司玉琢，胡正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334页。
篇7
二、法官造法在精神损失赔偿中的作用
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抚慰金”的国家（德国）还是没有作明文规定的国家（日本、法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都是通过司法实务创造性运作实现的，精神损害的内涵也是随着司法实务的改变而变化的。（注：于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精神损害赔偿》第251页。）
（一）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指法律上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之初，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限于生命、身体、自由等具体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并不明确，及至一般人格权与财产权也成为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时候，人们开始考虑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指向的是一种无形损害，据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才得以建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展是精神损害赔偿客体确立的前提，而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展是通过法官造法来实现的。
1.从具体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人格损害请求权的确立与人格权的类型化是同时进行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规定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权利种类上欠缺名誉权等人格权。二战以后，饱受纳粹侵害之苦的德国人开始意识到人格权保护的意义，逐渐对其加以重视，客观上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科学的发达，人格遭受侵害的便宜度也大大增强，因而民法典中人格权条款的欠缺也日显其弊。于是，法官通过具体判例创设了一般人格权制度。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所享有的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格权的各种属性和联系的抽象。如在“人参案”中肯认了一般人格权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在本件判决中，原告系某大学国际法教授，自韩国带回人参供同事甲教授研究。甲教授发表研究成果，感谢原告的协助。某通俗科学杂志报道原告为欧洲有名的人参专家。被告制造药物，在广告中引述原告为人参专家，肯定人参具有增强性能力的作用。原告以人格权被侵害为理由，请求抚慰金，判决以德国基本法为依据支持了原告的主张。（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大部分学者十分支持法院创设一般人格权的判决，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larenz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概括广泛性，不适用于作为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制度规定。因为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条第一项，对于侵权行为作个别规定，也即划定明显的界限，在标的上有一定范围，其权利内容易于认识。（注：施启扬《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载郑玉波编《民法总则论文选集》第378页。）这种以一般人格权的概括广泛性及不确定性为理由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创设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一般人格权可以说是一种渊源权，由此引导出各种具体的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已经成为德国判决的依据，由其发展而来的。可以获得抚慰金救济的具体人格权有肖像权、谈话的权利、名誉权、秘密权、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尊重个人感情的权利等。可见，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确立拓宽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人格权制度也因此而完善起来了，法官造法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从人身权到财产权。
关于财产权的侵害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各国立法上基本上采取否认的态度，惟有日本立法例外，（日本民法第710条规定，除了损害他人身体自由，名誉情形之外，行为人损害他人财产权情形的，若产生财产以外的损害，还应赔偿。）有学者认为：这种旧观念（否认说）应该有所改变，在精神利益受到日益保护的今天，立法应考虑在那些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予以精神抚慰金。（注：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例如，对于特殊财产的损害，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是普遍存在的，如法国判例上对狗之被害，亦许其所有人请求赔偿非财产上的损害，即为其例。此案中，原告名贵的短腿钢毛犬遭被告狼犬咬死，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被害动物具有重大感情利益，除判决给购买新犬费用1400法朗外，另给损害赔偿2000法朗（注：施启扬《关于侵害人格权时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制度的修正意见》载于郑玉波编《民法总则论文选集》第394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发生骨灰盒丢失赔偿案，颇具典型性。此案中，青山殡仪馆将原告兄弟的骨灰丢失致使寄存期满后不能归还骨灰，因此原告认为青山殡仪馆给原告等死者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据此要求1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第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总之，财产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大部分也是通过法官创造的规则。财产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证明了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是交叉的，侵害财产权既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物质损害，也可能同时给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体就不仅限于人格权的损害了，而是扩大到无形损害领域，由此可见，法官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涵，在该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立法所不及的作用。
（二）损害事实发生的推定
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没有一定的物理形态，受害者在事实上很难举证，如固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很难获得救济，其结果必然使人格权利制度形同虚设。所以，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法官有权以法律手段来推定损害是否发生而无须当事人证明，但法官必须依据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作出判断。如在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第68-70页。）法院认为：“被告在事故发生时尚未成年，身心发育正常，烧伤造成的片状疤痕对其容貌产生了明显影响，并使之劳动能力部分受限，严重妨碍了他的学习、生活和健康。烧伤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伤痛，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这里就运用了法官推定损害发生的规则。这一方法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法国法院在1961年11月24日的一项判决中指出“儿子的死亡，即使不去证明已经给他的父亲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害，或已经导致父亲的生存条件受到了破坏，或者父亲根本就没有提出此种权利上的主张，儿子的死亡会导致父亲精神上的痛苦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构成了应该予以赔偿的理由。”在英美法中，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审理也是不需受害人举证的，只要受害人提出刊登了侵害名誉的书面文件，侵权行为即告成立。（注：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的赔偿》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据此，法官对于损害事实的有无也要进行自由裁量，这是一般案件中所没有的，同样也说明了法官造法有使该制度发生实际效果的作用。
（三）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与法官造法
如何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也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佟柔教授早就指出：“对于人格权被侵犯而赔偿损失，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数额如何掌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问题有待于有关机关作出有权解释。（注：佟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疑难问题解答》（第一辑），第44页。）总的来说，各国评价精神损害的标准基本上都是通过判例的积累和归纳得出的。例如，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上，法国依照案件的种类来确定精神损害程度的等级，基本上是通过判例的积累和归纳得出的。至于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法国采用分类计算法，首先要将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再依项目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赔偿数额，然后把各项结果相加，得出总的赔偿数额。英国、比利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得计算有了依据。并且，法院的判例中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往往具有例示作用或立法的作用，如西德联邦法院提出的”无特殊理由，同类案件裁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得超过以往的判例“的原则，在各国的审判实践中具有明显的代表性。（注：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的赔偿》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应当说，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用法律方法予以法定，所以，这也是法官造法作用的一个领域。
三、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法官造法的方式
（一）国外的实践
1.依据宪法演进法律的方式
德国联邦法院与德国以德国基本法（宪法）为依据协力创设了一般人格权，并以宪法作为请求抚慰金的规范基础。法官造法采取了援用宪法的途径，突破了德国民法第253条的限制规定，使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在上述人参案中，联邦法院认为：德国民法第253条规定为：对于财产损害以外的损害，只限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始得请求金钱赔偿，乃基于当时的法律思潮和社会情形。德国基本法明定人格应受尊重，现行民法规定对人格权的保护未臻周全，不符合宪法价值体系，人格权被侵害，主要是发生非财产上的损害，不以相当金钱赔偿之，就放弃了保护人格权的最有效的保护手段。（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该判决已成为有一定约束力的判例。通过这一判例德国最终完成了法官依据宪法演进法律的过程。
2.通过法律解释演进法律的方式
法官处理案件时，采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方法，演绎法是贯彻平等原则的防止恣意擅断的有效工具。三段论的第一步为找法活动，又称寻找请求权的规范基础，找法活动包含两项作业：（1）、法律解释；（2）、法律补充。法律解释是探求拟适用法律规定的规范意旨，使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具体化的作业。（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在概念法学时代，法律解释必须探求立法者的主观意思，一切解释均应以立法者意思为依归，不惜牺牲妥当性价值，自由法学时代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并承认法律有漏洞，法官应发挥其能动性补充法律，自由法学时代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并承认法律有漏洞，法官应发挥其能动性补充法律，自由法学是概念法学的另一极端，强调了创造性，而忽视了法的稳定性。经过修正的自由法学以利益法学的面貌出现，兼顾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价值，充分肯定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同时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拘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总之，法官适用法律系解释法律时发挥了法官造法的功能，用美国学者弗兰克（j·france）常引用的话讲：谁对于法律的解释得有绝对的权威，则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都是真正的立法者，而写下或口述该法律的人则非是。（注：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7页。）法律解释是精神损害赔偿领域法官造法的途径之一。现代人权运动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但《法国民法典》并无人格权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全是通过判例建立起来的。而判例的建立又是通过法官对《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扩大解释，该条规定：因行为过失侵害他人者，负赔偿此项损害之责。对于损害一词，法条并未进一步规定，学术界与实务界均认为应包括财产上的损害与非财产上的损害在内。这样一来，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的权利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甚至因契约关系引起的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以获得赔偿，如法国法院就承认不依一定方式为女明星做广告并排名于海报上，旅客被迫搭乘货车等情形，可以获得抚慰金。德国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设过程中除了依据宪法演进法律以外，也运用了法律解释的方式。如德国法院在1958年的骑士案件运用了“类推第847关于自由”的规定的方法判决案件，在这里，法律解释的实质既是法官造法的工具，又是法官造法获得免责的正当程序。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创造了许多新的权利样态，如死者名誉权、生活安宁权、物质性人格权、法人建筑物形象权、信用权、财产权等，法官造法活动较为活跃，法官造法的方式主要采取法律解释与直接创造法律的方式。
1.法官造法的方式
（1）通过法律解释演进法律的方式
如在王忠泰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物上错印电话号码致其受电话骚扰损害案中，（注：《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法官是以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作为判案依据的，在解释学上采用了目的性扩张解释的方法。所谓目的性扩张，指为贯彻法律规范宗旨，将本不为该法律条文所涵案型，包括于该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之内。衡量法律目的或基本思想，系争法条文义涵盖之案型种类显属过狭，而不是贯彻其规范宗旨，遂依规范宗旨将本应包括尚未包括在内的案型，纳入系争法条之适用范围。（注：黄建辉《法律类推适用》1988年版。）民法通则第120条仅规定了名誉权等四种权利，对于一般人格权也没有规定，在体系上存在法律漏洞，实践中，该法条引用率最高，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甚至将隐私权这一类型亦列入名誉权范畴。（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尤其名誉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几乎代替了一般人格权的地位，由于上述法律漏洞的存在，法律解释的法官造法性尤为突出。
（2）直接创造法律的方式
在我国台湾立法上某些身份权之具体类型，即是通过判例加以确认的。例如，与有夫之妇通奸，该丈夫是否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台湾立法上并无规定，亦是通过判例加以确认的，1969年台上字第1347号判决称：妻与人通奸，其丈夫个人之人格权或名誉，固不能因此而认为被侵害，但不问或和奸，均属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人，且足以破坏其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使其精神上感受痛苦，第195条第1项所列侵害之客体，系例示规定。此外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亦为应受法律保护之法益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通奸，实有侵害被上诉人夫妻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致其精神受有痛苦，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仍得请求上诉人赔偿相当之金额。（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本案中，法官超越了立法，创造了婚姻幸福权这一权利形态。身份权本质上也是无形的精神性权利，作为一种绝对权，是完全可能成为侵权客体的。侵权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也是无形的，如上述的配偶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受到了侵害。侵害身份权的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转承的即损害后果是通过社会或第三人的评价作用的。鉴于此，如果人格权的受害人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身份权的受害人不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呢？基于这一理念，法官通过直接创造法律的方式发展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大陆也有类似的司法实践，如在上述贾国宇案件中，法院认为：烧伤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伤痛，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我国《民法通则》虽规定了物质性人格权，但并没有相应的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的四种权利全部为精神性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如健康权，生命权）受到损害时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上并无依据。所以，有学者认为“本案的判决，为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及于侵害物质性人格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注：张晓军《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赔偿之救济与目的性扩张-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评释》载《民商法论丛》第10卷。）本案的判决依据为《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笔者认为其法律依据实属牵强，实际上乃是法官直接创造了法律。
2.评析
传统上的比较研究，多采取所谓的法条比较，偏重分析各个立法例的异同，然此种比较仅属基础研究，必须落实到法律的解释适用，尤其是判例，探讨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在判例的比较研究，常可发现各国（地区）条文规定不同，但解释适用结果却属相同；或条文虽同，但结论互异。此涉及到立法体系结构，法律文化和社会发展。就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法官造法的方式的比较而言，我们不得不将之建立在判例比较的基础上。
我国现有的判例没有致力于一般人格权的构建。一般人格权的构建，使法官造法有法可依，间接的有规则的演进法律，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立法，是避免法官直接创造法律有效工具。所以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处于不统一的境地，哪些权利应该救济，应该救济的数额是多少全靠法官的勇气或个人的喜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体仍没有定位在无形损害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
从法院判决的效力而言，法官创造的法律与立法机关的立法不可同日而语，但法院的某些判决一定程度上也对类似案件的审理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如上述贾国宇案件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上，由于公报上的案例均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严格审定，虽然“并非英美法系的判例，法院不能引用它们。但是他们仍然起着指导示范的作用，同类案件实际均可照办”（注：〔日〕加藤一郎《民法和环境法的诸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司法解释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但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上法院判例起不到示范的作用。
法官直接创造法律往往会破坏法的稳定性，使人们对法律的可预期性信念丧失。所以，法官造法途径应规范化在法无明文。但又需要予以救济的领域内，法官应首先使解释现有的法律规定，如现行法律厥如，或通过解释现有法律无法使受害人获得合理之救济，则应通过直接援引宪法规范的法官造法的途径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来演进法律。我国宪法第37条与第38条分别规定了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不可侵犯，法官完全可以以此为根据创造一般人格权制度。
四、法官造法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作用机制或空间
1.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特殊性质
为什么法官的作用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如此之大呢？其原因有三：
（1）损害无形性。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首先要确定赔偿范围，而要确定赔偿范围，所要考虑的事实主要是损害事实的存在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因精神损害的无形性，所以，赔偿客体与数额明显具有较大的伸缩度，同样情况的案件处理结果不同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法官造法的机制很容易运行；
篇8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着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着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着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着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着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着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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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的年度报告显示，我国近几年来发生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字：“难”、“新”、“广”。“难”体现在由于现行法律对一些微观的法律行为的界定不够明确，致使疑难案件的比重呈上涨趋势；“新”体现在新型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层出不穷，为法官审判工作带来理念和技术上的双重挑战；同时在市场经济下，权利人为维护自身巨额市场利益，对现行的立法提出了空前强烈的权利保护诉求。“广”体现在案件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使得一系列“涉外案件的裁判规则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司法实践的直接根据是国家现行的法律规范，因此，从社会需求出发，在知识产权立法上进行改良，引进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保障，才能在保护文化产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产权主体之间的共赢与利益平衡。
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现行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有其固有的不足之处
对于知识产权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我国法律采取的是补偿性赔偿原则，即“填平原则”。具体表现为：首先参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在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参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在前两者均不能确定时，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这样的计算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实际损失数额计算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更容易随着时间、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法官确定的实际损害数额难以精确地对应实际价值，有可能导致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填不平”。
二是权利人举证难度高。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具有成本低，收益大，隐蔽性强的特点。举证上的困难造成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全面的保护。
三是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并不一定与权利人的损失相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往往受社会环境，经营水平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其违法所得并不能代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而且侵权产品的价格往往大大低于原产品的价格，所以违法所得有可能远低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四是法律规定赔偿的上限数额较低。例如著作权法和商标法规定的赔偿数额上限均为50万元人民币；而专利法规定的上限是100万元人民币。这对于动辄上百万诉讼标的额的案件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另外，“法律行为始终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博弈，当作出某种行为的成本大于其所预期的收益时，这种行为将受到抑制”。这样的规定等于为违法成本设定了上限，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某些侵权行为的发生。
可见，在现行补偿性赔偿原则的规范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救济面临的举证困难、权利易受损害的脆弱性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惩罚性赔偿更倾向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它的引入，能够对补偿性赔偿进行有益的补充。
二、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上的设置
（一）立法前的宏观考量
1.立法的价值取向
“立法是法的价值整合的初始阶段”，在知识产权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应解决的是价值取向问题，明确法在运行过程中应追求怎样的社会效果，价值位阶应如何排列。
需要考虑的价值因素之一是正义。惩戒性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天然功能，通过对恶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惩罚不当行为，以期合法权益得以正义保护的社会功效。
二是秩序。鉴于知识产权案件取证较难的境况，司法实践中因对方举证困难而逃避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必定成为市场秩序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加大违法成本，提升法律的威严，减少违法现象的发生，以达到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的经济秩序目的。
三是效率。以法定倍数或数字的形式规范惩罚性赔偿数额，减少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能够较为有效地统一判案标准，追求审判的效率的提升。同时，惩罚性赔偿给予行为人足够的权利保障，能够降低知识产权法律活动的风险，追求文化交流、市场交易的效率提升。
2.社会的适应程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应为社会所接纳，且不产生弊端”。惩罚性赔偿的纳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利益保护的天平更偏向于受害人。这一改变对市场秩序的规制和权利人的利益保护无疑是好的，但应把握尺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们对法律精神理解由浅入深的过程。否则，过重的惩罚有可能会遏制经济实力较弱的企业或个人的生存空间，用药过猛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不应超越社会的适应性，应随着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认可度的提高而循序渐进。
（二）设置时的具体事项
1.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
在民事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是对赔偿责任人最严厉的财产性惩罚。因而要精确限定其适用，避免打击范围过于广泛，使得行为人在知识经济活动中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因此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侵权行为，除了应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外，还至少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加害人具有较强的主观恶性，主观心态应为故意。有一些学者认为重大过失也应该包含在适用条件中，而笔者认为，重大过失虽属于过错的范畴，但是本身不具有强烈的恶性，行为的可谴责性相对较低，不应成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需要故意或者过失才承担侵权责任。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应严苛于普通侵权行为，“一般过失”引发的加害行为不应在惩罚性赔偿的考量之中。
第二，受害人主张。根据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利自由支配和处置自己的诉讼权利。在案件的审判中，法院应是中立而被动的。如果原告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要求，法院原则上应不予追究。
第三，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领域更应将法律奉为最高准则。鉴于将惩罚性赔偿纳入我国知识产权是一个新的构想与尝试，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于个案中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即使行为人具有前两个条件，也不应适用。此处对法官的裁量权做了必要的限制，即不得对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任意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样做能够防止判案标准不一造成不公正的判决，也能够在各项配套制度并未真正完善建立之时，简化判案的程序，同时减少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随意性。
2.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此处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哪些因素，二是规定赔偿数额应采取怎样的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理论上通常将行为人加害时的主观心态、手段的恶劣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严重性作为综合考虑的对象。一般来讲，行为人心态与行为的恶性程度直接影响其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而进入法的实施阶段后，则应该考虑更多的实际因素。一是加害人赔偿能力问题。惩罚性赔偿本已超出法院依照证据认定的受害人所受的损失范围，是受害人额外得到的赔偿。其主要目的是对不当行为人进行惩罚和教育，而不是对其进行压制和打击。如果不考虑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对于个人，有可能使其正常的生活需求无法满足；对于企业，则有经营破产的危险。因此，出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要坚持适度原则，应把赔偿能力作为考察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再犯”问题，即多次实施同类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加害人。鉴于侵权行为的频率较高，通常持续一定时间，有着较为稳定的侵权收益，对权利人的利益产生连续的侵害，因而可谴责性更大，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加重其惩罚性赔偿责任。
对于第二个问题：对于惩罚性赔偿有三种规定方式可以参考，一是以具体数值的形式规定；二是以赔偿额幅度的形式规定；三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倍数或百分率的形式规定。国际上多采用倍数或百分率的规定方法，直接体现出权利人损失和加害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正相关关系，适用较为简便，也省却法官自由裁量的时间和精力，体现法的效率价值。笔者认为，第三种计算方式最能够体现赔偿的惩罚性，体现惩罚性赔偿惩戒的作用，然而结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发展情况，倍数的赔偿过于严厉，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第二种规定适当的赔偿额度的方式更宜被采纳，作为较为平缓的过度。
（三）实施后的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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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陆法系国家排斥惩罚性赔偿的主因是其一直坚持传统的公私法职能划分，认为惩罚性赔偿保护的法益应属公法范围，私法的功能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强调补偿性，不具惩罚性，只是对受害一方的权利给予相应补偿和救济。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演化，公私法的划分界限渐趋模糊，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公私交融的现象逐渐被承认和接受，特别是经济法、社会法等新兴法律部门的诞生，公私界限进一步模糊，因此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开始将惩罚性赔偿纳入本国法律，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
与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一直采用只赔偿因原因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实际赔偿原则，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释放的商品市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外部性、法律体制本身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商品市场充斥着大量违法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公正，不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影响了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随着日本、台湾地区等对惩罚性赔偿态度的承认，我国立法者也开始思考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我国法律的可能性。终于，1993年10月1日颁布，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消法》打破了我国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该法第49条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除了赔偿消费者所受损失，还要求增加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分别对生产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缺陷产品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商品房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框架。
二、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原则的一脉相承性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摒弃传统民商法的形式公平和形式平等，更加追求实质公平，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学科，经济法原则是经济法的指导思想，最能体现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前文所述的《消法》、《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都属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也是经济法坚持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社会本位、经济公平原则的体现。
（一） 惩罚性赔偿的建立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资源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资源在统一大市场内在生产和再生产环节均实现最好最合理的调配。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缺陷产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危害市场竞争秩序，违法经营者通过市场违法行为降低成本，谋取巨额利润，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也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合法经营者不是在价值规律统一调配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中“自由”死亡，而是无力面对违法经营者的“优势竞争”而退出市场。这扰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有被最合理的分配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浪费了相当的生产资料，是市场负外部性的表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提高了违法成本，威慑了拟从事该类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也是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和鼓励，充分发挥了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补偿与鼓励的制度功能，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 惩罚性赔偿不是完全市场自由的产物，是经济法上国家公权力介入商品市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的重要体现
国家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进行的一种理性调控，其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对市场放任自流，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是绝对自由的，要求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守夜人”角色，而随着西方经济危机以及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得到越来越多学者专家认同，其可以弥补市场自由的不足和缺陷，与市场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惩罚性赔偿制度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完全的市场自由，一定程度介入市场，通过对市场中的违法行为主体施以经济上的倍额罚款和心理预期恐吓，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违法者的监管，从而达到纠正市场失灵、适度干预市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宏观调控目的。
（三） 惩罚性赔偿践行着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即以社会为本，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体现了经济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是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其他特殊利益，而是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考虑双方的实质平等，将在传统民商法处于形式平等意义上的弱势当事人予以倾斜保护。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打击违法市场行为，吓阻将发生的类似市场行为，站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本位的高度，保护消费者、市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争取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提升，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践行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原则。
（四） 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的经济公平原则相生相息
经济公平与经济民主一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原则之一，追求市场主体能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平衡。违法市场主体通过欺诈、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手段，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背弃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精神和社会责任，违背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进而在市场活动中付出比别人更低的成本，获得比别人更高的利润，是对经济公平原则的最直接践踏。经济法公平理念视野下的消费者诉讼主管部门，通过代表人诉讼的形式追究违法生产者的责任，解除单个消费者因诉讼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捍卫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公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正是对践踏市场公平尤其是经济公平行为的有力回击，保证了经济公平的底线。
三、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经济法意义上的思考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但作为一项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站在经济法的角度，对以下几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适用前提问题
补偿性赔偿是传统民商法项下的原则，其强调双方的平等，解决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遵循“有损害必有赔偿，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其主要在于弥补受害人因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补偿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法调整范围下注重实质平等理念的体现，因为不法行为带来的不仅仅只有财产损失，还有精神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伤害。目前我国的《消法》等法律中虽然对惩罚性赔偿作出了规定，但在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存在争议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且赔偿面比较窄，《消法》中只能是故意欺诈，而重大过失等被排除在外，笔者建议在今后修订中对此加以重视，以避免带来司法过程中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和其他问题，不利于实现实质公平、真正的公平。
（二） 赔偿标准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不在于补偿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而在于惩罚违法行为，以恐吓、阻止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违法行为，但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标准规定偏低，惩罚性仍显不足。《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计算标准为价款，赔偿数额为两倍，经营者按照消费者的消费金额除给予一倍的损害补偿外，另赔偿同样数额的惩罚性赔款，实际为一倍赔偿。且其计算的标准是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而非消费者受到的实际损失的倍额罚款，比如消费者某A受欺诈而购买了10斤单价为2元/斤的面条，按此规定最多只能获得40元的赔偿，即使按照《产品质量法》中的10倍赔偿标准也只能赔偿200元，而受害者在诉讼过程中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律师费恐怕也不止200元，所以实践中很多消费者怠于行使或者不愿走诉讼程序，甚至愿意走上访等非诉讼方式寻求权利救济。反观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依本法所提之诉讼，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据此，台湾地区的计算标准为损害额而非价款，倍数为三倍且不包括本数，甚至过失致害的情况下消费者也能获得一倍赔偿。对比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大陆地区对惩罚性赔偿的力度还远远不足，这也是我国惩罚性赔偿陷入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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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新《公司法》规定了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相似的内容，但这种规定尚不成熟，存有漏洞，况且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本身只是一个抽象意义的概念，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因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而给其他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得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促使控股股东较好地履行诚信义务。
1我国建立与完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现实依据
1．1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最大特点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的比例相当大．200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统计表明，国家拥有股份高达5O．273，而各种已流通股份总计也不过占30．38．由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其代表的不是全体股东利益而是大股东的利益．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甚至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包装旗下的上市公司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诸如将劣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迫使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大量关联交易等，导致上市公司最终成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如国际大厦大股东将上市公司募集和借贷的3．7亿元资金，借给关联的另一家企业，投入预期效益低下的世贸广场酒店项目．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了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6。
1．2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
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是控股股东最为常用的手法．其中的共同特点都是控股股东利其控股地位违背诚信义务，把上市公司作为赚钱、融资的工具，套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掏空上市公司，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以上种种弊端都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控股股东违背诚信义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还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畏．因此，建立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规范控股股东的弪营行为，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现象，在对其治理的过程中虽然通过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但由于其立法层次过低，而且在实践中对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处罚过轻，缺乏相应的威慑力量．因此，应当从控股股东的实际行为出发，把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公司法》中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其内容，并建立加强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后的责任机制．
2惩罚性赔偿原则解析
2．1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法理分析
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变化，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侵权法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单独适用过错原则到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并用的转化，无论在哪一个时刻都不能发挥侵权法对潜在侵权人的潜在侵权行为的遏制与预防功能，其所达到的社会威慑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对由于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有3种功能，即复原之功能、预防之功能、惩罚性之功能．对因侵权行为l而受损的人的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又分为两种，即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相比而言，事前预防无疑为更优的选择．因为，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受损的人予以补偿只能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修正，并不能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通过事前预防的方式在事前就对侵权行为予以抑制，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更能够将侵权行为防患于未然，减少损害的发生．补偿为满足受害人利益的最低目的，抑制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目的，两者共存，相得益彰_7]．事实上，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刑法当中，民事法律中也有惩罚的功能一引．日本学者田中英夫、朱内绍夫也认为，把侵权行为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制度来把握，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使民事责任发挥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功能，引进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十分必要．山岛宗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刑事罚未充分发挥其对性的非法行为的抑制、预防功能，而且过多的适用刑事罚会产生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等问题，应尽量避免过多适用，提倡在非财产损害中加入惩罚或制裁，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的抑制损害的再发生．所以，学者们在论述民事责任的功能时不应再仅限于补偿，而应兼顾惩罚，当然补偿仍是其核心．
2．2现行公司法引进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必要性
事实上，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侵害中小股东的事件屡屡发生，2003年1月，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会议披露：两部门联合组织、历时7个多月的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检查发现，全国共有676家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现象．此状况足以说明我国《公司法》在防范控股股东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不足，尽管新公司法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赔偿责任，但还应在《公司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是补偿损害，而是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人，重在预防不法行为．当然，在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严格遵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原则——适度威慑原则．
3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解析
3．1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概述
所谓的举证责任分配，就是要确定在当事人之间应该有谁承担因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学说肇始于古罗马法，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可以把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分为3种：(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举证责任免除和举证责任倒置两部分．其分别体现于《证据规定》第九条和第四条．(3)人民法院关于调查证据的规则，包括由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和法院主动调查证据两种．如《证据规定》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四条．
由上可知，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仅仅适用于法律限定的几种特殊情形．此种限定有点保守，我们应该在对控股股东违反其诚信义务的诉讼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控股股东负担就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只有控股股东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时才能予以免，当然作为提讼的主体，原告仍需负担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因控股股东的行为所致．
3．2控股股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解析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产生于德国，原联邦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I968审理的一起因鸡瘟而引起的产品责任案中，首先运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免除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药品的制作属于高难度技术性范畴，为一般人所不能为者，况且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被告的掌控之中，让普通的原告承担证明其药品的性能是否合格以及瘟疫是否由其药品所引发的事实则过于苛刻、不合常理．所以，该案的法官就判定由药品的生产者即被告承担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被告因举证不能，遂败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修正规则，其产生的依据就在于发生的事实本身．因为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被告的行为所致，而事实的的经过则只有被告最为清楚，他是事实的惟一见证人；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这～事实所引起，无从得知事实发生的原因，所以，该事实本身就已证明被告对该事实的发生存有过失，被告也就理当对此承担起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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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质损失而言，众所周知，民法理论上的物质损失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说。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的减损，又称实际损失；所谓间接损失，是指预期得到的利益的减损，即失去将来能够增加的利益，又称可得利益损失。对于直接损失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实践中认识比较一致，只是在要不要把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作为诉讼标的的问题上存有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所获得的财物，如盗窃、贪污所取得财物，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前者只能依法追缴。另一种意见则主张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失去的财物，也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加以处理。前一种意见多年以来一直被司法实践所认可，司法实践中90％以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对自然人的身体进行伤害的犯罪案件，而将盗窃、抢夺、诈骗等案件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从法理来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害失去其财物，应属《刑诉法》七十七条规定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因此，立法上允许被害人就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也应告知被害人有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刑法》六十四条已明确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法院在就刑事部分作出判决时，均按照此规定对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财物作出了处理，好像被害人希望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达到的诉讼目标已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实现，故再将其纳入民事赔偿范围，以单列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已无实际意义。
但是司法实践中普片存在以下几种状况：
其一、是犯罪分子已将非法财物挥霍掉了，司法机关依职权无法追缴，被害人因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实际保护出现了救济真空。
其二、是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存在被告人非法所得财物以外的损失问题，如被告人因盗窃被害人的财物将其防盗设施破坏而造成的损失。对于间接损失，不少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间接损失不应计入，实际上只要损失与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就应该计入，当然这必须有前提条件，即是这种情形的发生应该是必然状态而不是或然状态，即是基于一般常识能够肯定发生的而不应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就“犯罪行为”的内涵来说，将间接损失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范围才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利益。
其三、是精神损失赔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司法解释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之外。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济，而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被害人由于民事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但是根据（法释[2002]17号）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又一次剥夺了刑事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
由于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不同的规定，实践中造成了同一侵权行为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例如：2006年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害人死亡了，被害人的亲属将民事赔偿部分在民事审判庭起诉其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院支持；有的判决甚至造成侵权行为越严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越轻，被害人所获得的赔偿越少的怪现象。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行为大得多，若不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笔者认为应当将精神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其理由为：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失的原因主要是1979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群众收入少，刑事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能力尚较差，更谈不上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的实行因社会经济不发达而受到限制。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社会经济基础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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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产分割指对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广义的财产分割不仅仅指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也包括对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的分割和夫妻债务的分担。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制度应当包括广义的夫妻财产的分割制度，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清偿的规定，同时还包括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损害赔偿的规定，即婚姻法所有关于夫妻双方之间财产分配和影响财产分配事项的规定。这些有关财产分配的规定相互结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
关于财产的分割，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有形财产的含义基本上没有争议，关键是无形财产。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收益，当然也应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分割，其他的无形财产还有股权,债券,票据,保险等，这些也没有争议。还有人认为谋生技能也算是财产[1]，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就未免有些牵强。谋生技能作为一种劳动能力，它依附于人身，并且很难用金钱衡量，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的观点，劳动力是没有价值的[2]，它只会在劳动中创造价值。所以，把谋生技能也作为财产进行分割，是对财产范围的不恰当的扩大。
很多人认为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仅仅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3]，我认为不然。诚然，“离婚时，应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分割共同财产，因为即使约定夫妻婚后财产各自所有，仍然有家务补偿，分担子女抚养费等问题，也就是说，个人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并不必然全属于个人，还有可能分出来给子女或者原来的配偶，不应否认，这也算是对个人财产的分割。所以，结论是，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还包括一部分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
此外，债务的清偿、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和损害赔偿也是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各方最终所分得的财产的数量。我国婚姻法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3条，第25条对夫妻债务的清偿进行了规定，确属个人债务的，由个人清偿，共同债务共同连带清偿[5]。婚姻法第37条、第40条、第42条、第46条对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分别作了规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分述。
总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处理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与人民法院处理夫妻财产的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保证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原则——一起，构成了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
三、我国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有了了解后，下面简单探讨一下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是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的存废问题。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简称照顾原则，很多人赞成保留[5]，也有学者主张废除，认为照顾原则没有存在必要[6]。我同意后一种观点，照顾原则应该废除。但与孙若军认为“过错不易确定，照顾原则难以落实”，因而主张废弃该原则不同，本人觉得婚姻法已经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过错方要承担损害赔偿，再保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没有必要。纪要是有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又要在此基础上对另一方进行照顾，也有违公平原则，因为过错者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不应再承受更多的不利。
第二个问题是家务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张素华女士“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一文中有明确论述，即婚姻法第40条家务补偿的限定条件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在此情形下才能要求家务补偿，“如果双方约定仅针对婚前财产,或者约定婚后财产为共同所有的,则不适用该条的规定”[7]。张素华认为这样的限定是不合理的，“该条件的限制使得夫妻一方很难行使家务补偿权”[8]。本人同意这种观点。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并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中也存在着问题，存在着争论。
参考文献：
[1]张素华，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1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3]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p17,2001。
[4]同上，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