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数学与艺术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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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分析层，学员可以相互分享各种信息、观点，针对讨论的主题进行描述；
②.深化认识层，学员发现和分析在各种思想、概念或者描述中不致的地方，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③.意义协议，学员通过意义协商，进行知识的群体建构；
④.新观点的检验与修改，学员对新建构的观点进行检验和修改；
⑤.应用新知识，学习者达成一致，应用新建构的知识。总之，虚拟学习资源是建立在云环境下的网络教学平台之上的，可提供给师生们参与网络教与学的活动。通过大家的参与和协作不断地开展网络人际间的互动交流，通过沟通、交流、对话来构建起一个虚拟的学习空间。
1.2联合建设与联合运营资源的问题
联合建设资源与联合运营资源的关键性在于，通过收集课程利用数率，分析学习用户的特征、学习环境与工具，逐步确定教学资源的建设方向，并根据教育机构和运营商的各方优势来明确协作建设的任务，合理地创建优质教学资源和合理的内容结构，以及为联合运营的云平台设计提供有效的依据。网络学习群体的特征和具体问题以上三个问题的提出为艺术教育联合运营平台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使正个服务平台在使用上展现出一种新的学习用户体验方式、新的业务流程和商务运作的新模式。
2艺术教育联合运营云平台的设计理念
艺术教育联合运营云平台是一种新兴的带有商业计算模型，它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各种应用系统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各种信息服务。有利于创新和降低成本，它将带来工作方式、行业方式、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和更多的力量。云计算的战略意义不仅被商界认同，更重要的是被教育界以及社会广泛的认同。当前在教育行业最热的是把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IT技术运用到智慧校园的建设中。其中，居首的云计算是其他几个方面的核心技术基础。因此，教育联合运营平台的建设首先要从云计算技术为切入点，并将大量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进行融合与发展，它是云模式的一种创新。
2.1艺术教育云平台的模型设计
根据艺术教育资源联合运营业务的需要，运用IaaS、PaaS、SaaS的主流技术实现与教育云相关的业务、部署和商务运营。IaaS层主要整合资源，将云中的物理硬件资源和虚拟化资源提供给用户的服务。它是实现技术之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基础资源管理的关键，也是云计算管理平台自动化部署、虚拟机迁移、弹性能力提供、资源监控、资源云调度、业务服务管理和计费度量管理的技术关键。因此，在整个联合运营平台中它结合咨询、安全、网络管理、资源管理规划等功能，提供基础架构服务。为各学习群体提供设施的利用，包括处理、存储、网络和其它基本的计算资源。PaaS层是在云计算基础设施上为用户提供应用软件部署和运行环境的服务。它能够为应用程序的执行弹性地提供所需的资源，并根据用户程序对实际资源的使用收取费用。它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MapReduce计算模型、分布式协同管理技术、集群和平台管理，以及运行托管平台的关键技术。它是联合运营云计算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应用开发者的角度看，PaaS主要提供共享资源的动态调度应用、聚合和共享。如各艺术资源数据库整合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应用信息系统开发平台等。从服务单位的角度看，为能够实现长期的合作和有持续的发展，联合创建单位将开发的应用程序部署到供应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上去，控制运行应用程序的托管环境，不仅可实现云同步、智能搜索、数字版权等功能，更重要的是提高用户的黏性，通过提供易用的开发平台和便利的运行平台，吸引更多的应用程序和用户，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并扩大收益，循环建设。SaaS层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软件系统应用模式，它直接面向最终用户并为其提供优良的软件系统使用体验，以及对用户的身份认证的管理和配置权限的管理。SaaS服务的呈现层、调度层、业务层、数据层技术来实现WEB的应用。互联网上不同需求的学习用户可通过各种设备上客户端界面访问联建单位建立的音乐、美术等艺术资源云平台，并对各学习软件和交互学习系统进行实操使用的体验。
2.2教学资源联合运营的平台组合模型设计
目前，互联网上的艺术信息资源、艺术教学信息资源种类繁多，国营、民企、个人建立的艺术网站已逐步形成了数字产品的艺术产业。根据高教育产学研的战略需求来规划设计联合运营平台，总的设计思路体现为五大模块：网络云环境、门户认证模块、版权管理模块、商务运营模块、艺术信息共建模块。
2.2.1网络云环境基于云环境下的平台设计体现为4个基本特征：共享的艺术资源池、按需的自助式服务、快速的资源调配服务、泛在的网络访问服务。
①共享的艺术资源池：艺术资源共建单位、社会教育机构、服务提供运营商的存储设备、服务器、网络带宽等IT资源池化后，可以分别对不同的需求建设单位实施虚拟化技术和运用租户技术，将共享的资源池向多个单位机构提供服务，根据各单位的需求动态分配不同的物理和虚拟资源。例如：社会教育机构团体、各民间艺术团体、协会需要存储服务，他们不需要知道提供服务的资源确切位置，也不需要进行控制，但可以限定资源存放的抽象位置，比如某所大学或者某个数据中心。
②按需的自助式服务：学习资源需求用户可以单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云服务提供单位计算资源服务（如服务器CPU计算能力、网络存储空间或者在线应用软件等），不需要繁杂的人工交互，只要通过云服务单位提供的简单服务接口自助服务。
③快速的资源调配服务：在各建设单位业务需求计算资源增大或减少的时候，系统能够快速地提供可扩展或自动释放资源空间的IT资源服务。云计算系统还可以通过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测、控制和报告，自动地对计算资源进行管理、统计、优化和透明的计费服务。
④泛在的网络访问服务：资源使用用户可以通过桌面计算机、笔记本、平板计算机或智能通讯工具等便捷的终端设备，都可以按照标准的访问机制，通过广泛的互联网来获取云计算的服务。
2.2.2门户认证模块构建联合运营门户平台和统一身份认证，整合各联合单位的用户信息和身份认证规范，实现门户的单点登录，并为学习用户群体公众利益,支持用户对数字内容的合理使用,是本平台应该解决的问题。
2.2.4商务运营模块教学资源联合单位、网络IT资源运营商、基金会、产学研单位进行商务合作，根据平台上不同的应用、第三方软件的实用效果，以及平台上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有针对性地平衡和改进教育成本收益，大力降低联合单位实施建设的成本。例如：可以开设原创作品预约系统、演出预约系统、艺术品网拍系统、广告制作预约系统等。
2.2.5艺术信息共建模块集各联合共建单位，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和资源优势，分别对以下的各艺术服务区进行优质资源的建设。
①艺术信息服务区:文化艺术资讯服务（演出信息、艺术培训信息、艺术讲座、艺术会展、文娱视频）针对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优质艺术信息进行在线咨询服务；文化特色服务（艺术创意、传承文化、民间艺宝）等民族特色的资源进行信息和搜索服务。
②国际艺术资源展示区：将世界各地的多门类的优质艺术资源进行搜集、归类和收藏。根据世界地域划分和艺术资源类别划分，为学习用户提供快速的搜寻服务。例如：MusicOnline、Smithsonian、RenaiassanceMasses等。
③国内艺术资源展示区：将国内各艺术教学机构、艺术团体的共建资源库、自建资源库采用虚拟技术和云技术进行网络在线、远程的教学活动。例如：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学院等在线教育资源及特色数据库。
④社会文化服务区：民间自建的各艺术团体、各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名人创建的资源进行网络传播。⑤社交区：以实名制注册的艺术社交网络。建立一个以SNS、FACEBOOK为核心技术的艺术沟通交流的网站。可针对不同的群体，提供平台技术服务，学习内容专业，分享平台，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该交流工具可根据学习者的各种学术观点和观注点来细分成各种独立的圈子。技术架构如下：
①社交区的系统全部是由开源软件构建的。使用Nginx做前端接入，resin做容器，Memcached做通用cache,Oracle做数据库，使用Linux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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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总是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讲，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有压抑感，时间一长，便会对这门课失去兴趣。相反，教师如果适度、适时地使用一些风趣的语言，便会打破沉闷的局面，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当然，必须注意将幽默与耍贫嘴区别开来，要让学生在笑声中领悟知识的丰富，不能为幽默而幽默，更不能用幽默去挖苦学生，如果有意或无意地贬损了学生人格，那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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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灵魂，追求高效课堂是每个语文教师的永恒追求。在和谐的情境中，让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在争论中启发，激发创新思维，课堂才能生成新的成果，实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认真地去研读文本，看看文本讲了什么，是怎么讲的。站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教学《詹天佑》一课时，教师以“你认为詹天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教学难点统领课堂，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
（1）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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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每一部文学作品,有它诞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
从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影子,有人说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精华。文学作品将这个时代最有特色最深刻的思想以文字的形式展现给世人。读者在读的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那个时代。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英语翻译是,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作品中的话直白的翻译过来,真正的译者需要做到的是把这部文学作品的文化翻译过来。我们翻译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为了这部文学作品的文化,因此我们翻译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翻译就是为了学习他国的优秀的文化。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都是国家的文化象征,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将英语转化成汉语,他所需要的是译者透视英语文学的文化内涵进行文学的视角转换。
2.中外文学作品背后文化存在的差异文化的差异
首先体现在一个国家的语言艺术上,语言的不同见证了文化的差异。文学作品是语言的精髓,是时代的缩影。文化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地域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影响着语言的表达方式,中外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写照,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认知。比如在进行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在诗词方面就显得太过于直白,中国诗词的精髓是英语远远无法超越的境界,当然在进行讲英语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其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更深层次的透视文学作品的延伸力。其次引起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发展历程,因此文学作品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受特殊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呈现不同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最为突出。中外文学作品都有其精彩之处,再将英语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的时候需要注意英语的表达习惯。比如在汉语中我们大多使用第一人称,以“人”做主语,而英语中主要是物做主语,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主语的转换才能体会到语言的延伸力。有些汉语是直白的将英语翻译了过来。如,可乐,汉堡。这也是考虑到英语的文化色彩。
3.透视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语言艺术文化
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首先体现在语言艺术方面,语言翻译的实质就是文化的之间的交流借鉴和促进学习。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家的文化内涵,借鉴他国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艺术。语言是一门艺术,翻译也是一门艺术。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掌握它的文化角度转换的技巧,将英语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通过翻译传达出来,因此要注意的是要把这部文学作品的精髓也就是它的神传达出来。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广义的是指将他的整部作品的内容整体概括出来,侠义的是透过作品中人物行为动作的细节将作品的精神传达出来,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在翻译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将文学作品的精神烘托刻画出来。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它的语言特色,它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的风格,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透视这个时代的整体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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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比喻、对偶、排比、拟人、反复、夸张、顶真、互文、摹状等修辞格，对于这一点，大家应该很重视，也很清楚该怎样做，我就不再赘述。其实我们语文老师还可以从相声、小品、快板、演讲、辩论、旁白、解说词等这些重语言表达的艺术门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语言艺术水平。
2.多种句型句式的运用。语文教学语言句式应富于变化，灵活多样，绝不能一成不变，单调乏味。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主动句、被动句、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反问句、长句、短句等等，都可以运用。如要求学生齐读课文时，教师可能会经常说：“同学们一起读！”偶尔这样说无可厚非，但一直用这种固定的习惯句式就不好，可以换成“来，一起读，一、二！”“我们一起读，开始！”“预备起，开始！”等等，长句变短句，就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如：学生回答问题时虽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还是答错了，教师这时就不要说：“你的答案是错的！”“你简直是胡说！”而最好说：“是这样吗？再想想？”“我不太同意你的意见，再思考思考？”这样把感叹句变成疑问句，句式不同，语气不同，表达效果也不同。
（二）音美所谓“音美”，就是指语文教学语言的节奏美，音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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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学生的心灵都是一片亟待发掘的情感世界，而“情”就是打开学生心灵世界的金钥匙。可以说，“情” 给语文课堂赋予了新的内涵，是语文教学的生命。要使小学语文教学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锻炼，让师生情感行走在语文天地间，让语文课堂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一、让点化渲染成为推波助澜的媒介
语言既是教师从事课堂教学的工具和载体，又是文章的血肉。语言的“点化”如同中国画之“渲染”技法，能激绪，创设情境，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与体验，从而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叶圣陶先生曾言：“……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 可见，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的描述，是点化激情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如《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文，开头就勾勒出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名作《纤夫》的画面。在教学时，可这样导入课文，课件展示《纤夫》挂图后，并做深情的渲染：这篇课文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地方，前苏联的伏尔加河畔。在很多年以前，船上还没有安上蒸汽机，在没有风或者顶风的时候，因为不能前行，只有靠岸上的人背着纤绳向前拽行。这背纤的人就是纤夫。船行几十里，几百里，船夫就日夜不停地一步一步地沿着河岸背几十里，几百里，就这样长年累月的背呀，背呀……读这篇课文，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曲，接着哼几句沉重的号子，动情的语言渲染和低沉的曲调，可以使学生一下子浮想联翩，有身临其境之感。
二、让合理想象成为渐入情境的捷径
叶老也说过：“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这一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其实，他所强调的就是想象，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他的创造力就强，就能把已占有的知识重新组合，幻想出前所未有的形象或创造种种新形象。
运用合理的想象可以激活语言刺激，加深阅读印象。教学中，只有善于在有限的课堂内展开无限的想象，那么学生才会因为身临其境最终受到感染，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当然，想象的类型及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作为教师，首先强调的是“遵路入境”，抓住课文的描写，诱导想象，引导学生感受情境。如上《草原》一文对草原的描写，可以引导学生合理想象。首先要学生抓住“一碧千里”、“无边的绿毯”、“轻轻流人云际”等短语，想象草原辽阔的特点，对草原获得整体印象；然后，提示学生根据“一碧千里”中的“碧”、“无边的绿毯”中的“绿”、“绿色渲染”、“翠流”等词句，想象草原无边的绿色；接下，诱导学生抓住羊群像“绣上了白色的大花”、“四面都有小丘”，因而“并不茫茫”、“小丘的线条那么柔美”，以突出草原的美丽，让学生想象。最后让学生把草原的这几个特点联系起来想象，学生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完美的草原图画:辽阔与美丽。教者趁兴问学生：“如果你此刻就在草原上，你会低吟一首什么样的小诗呢？”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了，都想尝试着当一回小诗人，情绪也就被激发起来了。
三、让理解感悟成为启迪心智的钥匙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把审美称作“充满敏感的观照”。在阅读观照中深刻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内核，才能获得审美，情感愉悦。感觉到了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所以教者要独具慧眼，在关键处，层层启发，披文以入境；在疑难处，启疑导思，化难为易；于无疑难处生疑，化平谈为神奇。
小语教材《月光曲》中，贝多芬为盲姑娘弹完一首曲子，还要再弹一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疑点，也是一个难点，人们多采用“激动”说和“知音”说，参考书上就说“他在此遇到了知音，很激动，因而弹了一首又一首。”说贝多芬激动，倒是事实，诚如文中所言，那位盲姑娘不仅酷爱音乐，而且还蛮在行；说他是因为遇到了知音，由此激动而想再弹一首，理解未免肤浅甚至谬误了。教师在此激疑设问：“贝多芬再弹一首是由于遇到知音吗?”必会把学生思维引向深入。其实，贝多芬的乐曲、演奏享誉世界，知音可谓多矣，何至于在此遇到知音而激动呢？我们应该抓住“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这句话来理解。贝多芬从姑娘的神态和语言中感到，这位盲姑娘不仅爱音乐，而且懂音乐，也看到她“爱听”自己的演奏，为使盲姑娘得到最大的满足，他便想为她再弹一首，以满足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的强烈愿望。你看，这样理解，不就使学生感受到同贝多芬的真实情感、美好心灵了吗?
四、让朗读表演成为激感的催化剂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语言学习的真谛。好文章不读不知其美。只有经过反复朗读，方能读出其中的味道，读出其中的含义。朗读能整体把握课文，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语音、文词、句子进行品味与琢磨，于不知不觉中把握教材所传递的感情信息，成为激发学生情感的催化剂。
如《桂林山水》是一首流动的诗，一幅凝固的画，而贯穿于美景、美文之中的是作者被祖国壮丽山河的美所激荡起来的情感。一位特级教师就是通过师生精彩的朗读完成的，效果出奇的好。教者通过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让学生整体感受桂林山水的美，初步感悟作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思想感情。然后引导学生多读，边读边体会，想象课文所描绘的情景，仿佛在跟随作者游览，一起观赏桂林的山水。为帮助学生进入意境，教者还展示课件，播放舒缓的音乐来渲染情境，学生心中的美感渐渐被激发起来。中间，还通过精彩的范读，把学生带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的美景之中。为了使学生的朗读入情入境并提高学生朗读水平，教者还可做一些必要的朗读技巧的指点。比如讲漓江水、桂林山特点的几个句子，把“真静、真清、真绿、真奇、真秀、真险”等词加以强调，同时注意读准这些词后缀的语气词的音变。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从这个高度看，“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最深层的意义正是呼唤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教育，不是要改造人，而是要使人成为按他的本性应该成为的样子；教育教学活动，说到底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活动。小学语文教学就是用饱含喜怒哀乐的激情，去点燃学生心中的诗意，激活学生的思维，张扬学生的个性，让语文课堂活起来。当然，情的运用是否恰当，则要看能否将学生心灵的火花点燃起来。
参考文献：
[1]雷玲．小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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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证明，教师在提问环节如果能够完成连续的提问，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如果问题得以以有序地方式进行有效提问，那么就能够使学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另一方面，连续的提问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同时也会让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一个更深层次的互动。由此可见，教师如果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提问顺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要真正完成这一具有完整意义的连续提问，教师就必须注重两大问题：问题的重点以及问题的层次。换句话说，教师必须完成一个具备目的性的，有核心的连续发问。当然，这一核心问题的存在价值并不是让学生形成客观的记忆，而是帮助教师逐步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内容的回忆和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以认真的态度精心设计核心问题，同时要保证问题求解的有序性。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核心问题必须与教学目标相一致，并能够达到激发学生思维和讨论欲望的目的。把握问题切入点 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环节时，应当准确把握问题的切入点。这就需要教师对课堂的节奏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而要达到这种精确把握，教师可以丰富设计问题的方法。
其一，设计生活情境问题。例如，在学习《加减法》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体育课上，小明发现自己的前面有6个人，而自己的后面有4个人，那么请问小明所在的这一竖排一共有几个人？在学习《乘法分配律》时，教师可以同样以设置情境的方式，让学生理解乘法分配的规律。具体的情境内容如下：“有学生a、b一同去看望教师c，（a+b）*c，然后这两个学生分别同教师握手可以得到：ac+bc，那么请问教师c握两次手的做法正确吗？如果学生a先伸手，教师c却先于学生b握手，即结果是a+bc，那么请问教师的这种做法对吗？结果很显然，在后一个情境当中，教师c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并用式子表示出来。对于初学乘法分配律的小学生来讲，其意义和结果都是很难掌握的，但是通过教师对这一式子进行情境的加工设置之后，很显然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分配的“内涵”。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贴近学生生活，又在学生理解范围之内的情境问题设置，不仅能够简化教师讲解的任务，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对乘法分配律形成完整的认识。
其二，以教材知识为切入重点。在传统的数学课堂上，教师陷入了提问的误区，在这种误区之内，教师过于频繁地向学生发出提问，不仅让学生产生过度的紧张而形成排斥心理，同时可能因为问题过多和过杂，让学生对于章节内容的学习形不成主次印象，造成课堂的无重点。而且，高密度的提问，会造成教师成为课堂的完全主导，而学生却成为被动的回答，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学生的思维势必受到激发的限制。因此，教师必须掌握好问题的提问数量。尤其是，在知识日益增长的今天，教师必须有一个问题提问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实际上就是教材。教师可以以逆向思维的方式，让学生明确自己需要掌握到的重点。这样教师才能够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学生对知识的消化。丰富问题特性 任何一个问题的设置都必须具备鲜明的特点，这既是小学数学课堂提问中语言艺术的要求，同时也是让学生对问题印象深刻的必然。因此，教师要想提升问题的效能，就应当丰富所设置问题的特性。一般来讲，问题可以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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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启发性。
在每一堂课的教学中如果都能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将起着重要作用。那种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不能培养能力，自然也无艺术性可言。有两位教师教《燕子飞回来了》这一课中“飞过”一词，就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教学观。“飞过”一词在课文中出现三次，词义却不一样。前一位教师在教学中直接点出了三个“飞过”，不仅告诉学生分别是什么意思，而且进行板书，这是让学生“伸伸手，接果子”，学生成了知识的容器，后果往往是“消化不良”。后一位教师所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当课文第一次出现“飞过”时，稍微点拨了一下，“这个词在课文中出现了三次，你们阅读时注意了没有？找出来，结合句子思考一下，它们的意思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让学生“跳一跳，摘果子”，将能力的培养渗透其中，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启发式教学离不开课堂提问，但学生不经思考就能回答出来，决不是启发式教学。教学是一种艺术，艺术最讲究分寸。因此，对课堂提问必须精心设计，不仅要在备课时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客观的预测，还要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这需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教学艺术。
作业设计的艺术性。
作业的目的，在于巩固、消化、运用所学的知识，并使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组织好学生的作业，对发展智力、培养创造才能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如何布置学生作业的问题上，比较普遍存在两个弊端，一是数量多，学生负担重；二是纯知识的机械性的作业多，不利于能力的培养。我们应该从知识与能力的结合上设计好学生的作业，一般说来，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灵活性。
很多字词如果只是让学生读几遍、抄几遍，就没有多大作用，应该根据词语特点进行各有侧重的训练，有的重在读准字音，有的重在比较中掌握字形词义，有的重在理解中运用等。阶段性。小学有低、中、高三个阶段，一个学期也有初期、期中、期末三个阶段。作业设计也应有阶段性，不要总是“老面孔”，要有变化和发展。综合性。语文教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基本功训练，作业设计也要相应地体现综合性。单一性的训练，不利于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
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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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的方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教学只是照本宣读，对于有些与学生的心理、生理年龄所能理解的内容有较大差距的课文内容时，容易把语文课堂变成枯燥乏味的说教课，使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然而，借助影视作品的导入会使得课堂的开始就能形成一种愉悦的课堂气氛，激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语文的效率。
1.话剧扮演，亲历其境，促进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影视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冲击力，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掌握以及记忆。在课堂上，老师可以选择和课文紧密相关的影视作品来为学生播放，或让学生扮演剧中的主人公，模仿作者笔下所描述的人物神态、动作，从而让观看的学生以及演出的学生都能融于其中。如由学生表演《杨修之死》，一节课的时间演下来，同学们就能清楚地明白杨修之死的真正原因，而不用逐字逐句的去斟酌去猜测。让学生用心演过一遍，亲历其境，如同已经历过主角的悲喜人生，其之深刻比背诵个上千遍还来得有效。通过影视作品导入，学生能较容易解决课文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促进并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影视作品的人物形象，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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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篇13
节奏感和韵律感，共同存在于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中。音乐被称为声音的艺术，也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和情感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特质。音乐艺术以时间为载体，以节奏为基础，音高的变化为律动，旋律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来塑造音乐形象。在音乐进行中，节奏与旋律成为音乐表现的核心，对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是由两个节奏和旋律感不同的结构因素组成。第一主题是短暂、急促的节奏和音调，象征着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性格。第二主题虽然由第一主题引申而来，但旋律悠长抒情，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对立的因素中展开和发展，使音乐具有更鲜明的特点。
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则是通过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尽管这种语言是通过文字记录而成，但它同时也是可以朗读的，可以运用有声的语言完成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民间口头文学就是最好的例子。对文字的运用，字句的长短，造成不同的节奏感。叙述方式的运用，修辞方法的选择，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韵律感，也是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诗歌的风格尤为突出。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借由诗句的长短变化，朗诵时节奏、断句的处理，经由听觉抵达听者的内心，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韵律感油然而生，并由此产生的特定艺术氛围。
（二）意境塑造与想象空间
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文学艺术，对作品的意境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都有着相同的要求。音乐艺术作为时间的艺术，它以流动的旋律，架构于特定的曲式结构，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呈现。正如叔本华所说：音乐是活的时间，音乐所揭示的正是那个“由生命活动本身标示的时间。这个时间便是音乐的首要或基本的幻象；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一个有机体的生命结构所具有的逻辑式样进行的”。在特定的音乐结构里感知音乐的同时，在流动的音符中感知音乐所指向、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开启我们的想象空间，把瞬间的音乐体验转化为情感的体验和对情感的想象，从而与音乐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中，也存在着时间性。例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在作品结构上，以及他们的内容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张力、矛盾的冲突、解决等等，决定了文学艺术的时间性。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由作品的客观表达方式唤起我们对作品意境的想象，进入一个由作者构建而成、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的情感体验。
（三）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
情感与内涵，是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它们演绎的最终目的。正如康斯坦丁诺夫所说：“感情的方面进入所有艺术作品的内容，无一例外，它不仅是内容必备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们通过各自特有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艺术载体，既表达感情，又传达感情。文学与音乐，它们的作品无一例外的渗透着感情内容。一部小说当中，无论是描写、叙述还是对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感情内容，诗歌中的每一句都是感情的抒发。音乐则与感情的联系更为密切，人们往往把音乐作为感情的艺术。
当感情在作品中展开、呈现、深入，才使作品具有灵魂，表现出丰厚的含义和深刻的内涵。尽管文学与音乐，它们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二、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相异性
虽然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在节奏感和韵律感，对作品的意境的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以及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等诸多的方面有着相似性，但是这两种艺术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异之处。
（一）音乐和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一样
中国古代名著《乐记》中，就有关于诗与歌的论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的差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曾指出，诗借“语言”来表达，“留给我们某些从事思想的东西”；而音乐“通过感觉来诉说”，它比诗“更丰富多彩地激动我们的心境”。当代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莫.卡冈则认为：文学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和感情的间接体现”，音乐则是“感情的直接体现和思想的间接体现”。凡此种种论述，使我们认识到音乐与文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音乐被称为“流动的建筑”。虽然音乐由乐谱记录，以一定的曲式结构创作完成，但所有的旋律都是稍纵即逝的音响，在非可视性的状态中进行。音乐中的每一个声音都没有被赋予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含义。它以声波的形态，在不间断的运动中营造出情绪的氛围和音响的声势，从而产生具有吸引力和渗透力的情感内涵，使听者不由自主的与它产生共鸣。而声波所体现出来的音调的高低与轻重；音频的急缓与疏密；音量的强弱与大小；音质的粗细与刚柔等等，所有这些付诸于我们的听觉，经由听觉进入我们的心灵，以此完成音乐对事物的表达。
文学与音乐不同，它有良好的可视性。文学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体会文字，词汇，语句中所包含的精确含义。通过例如小说情节的叙述，或是诗歌音调的抑扬顿挫，或戏剧中的矛盾、冲突、解决等等来使人追寻到隐藏于文字之后的情感所在，深刻的思想和充满想象的，把客观的文字化为主观的情感体会。
（二）思维方式不同
音乐艺术是感性思维，而文学艺术是理性思维。由于音乐的非语义性的特点，我们在欣赏音乐时更多依靠的是对声音的感觉和判断能力。在音乐里我们体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感情，它是模糊的、非具象的，并以情感经历作为想象的前提。这种想象所体现出的具象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曾经说过，欣赏《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应该跪着欣赏。缘于这首乐曲，使他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纯粹、博大、精深，同时，也传达出他对中国民间音乐尊崇、喜爱的个人感叹！
文学艺术的语言，具有精确的语义性。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字语言提供给我们精确的含义，依靠文字构建的理性思维达到解读作品的目的。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作者提供理性思维的叙述空间，由读者跟随文字语言的思维产生想象、联想和情感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是具象的，是语言思维和文字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关联性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历来非常密切，研究音乐史假如不熟悉文学史是绝对不行的，文学史中也有不少与音乐有关的现象。文学思潮与音乐思潮相互渗透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音乐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音乐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两种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音乐创作，就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尤其以艺术歌曲和歌剧最为突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门德尔松的艺术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以著名诗人海涅的一首抒情诗为基础创作而成；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是根据小仲马的同名悲剧改编而成；比才的歌剧《卡门》，以梅里美的同名小说为蓝本进行创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柴可夫斯基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同名交响幻想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管弦乐曲《天方夜谭》，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等等。音乐吸取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戏剧成分、矛盾冲突、情节发展，作为音乐构思的基本线索，并且从文学作品中凝练出特定的精神气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