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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海洋经济转型思路
一、发展条件与重大意义
(一)发展条件
1.港口优势得天独厚。宁波港口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其中可用岸线872公里，深水岸线170公里。现有生产性泊位300多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通航。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居大陆第2位、全球第4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居大陆第3位、全球第6位。港口岸线资源既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资源，也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最为独特的优势和载体。
2.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基地化开发。岛屿资源良好，共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的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滩涂资源充裕，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4大片，围垦开发条件优良。渔业资源优良，紧邻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象山港是具有国家级意义的大渔池。海洋旅游资源优越，滨海地区具有滩、岩、岛三大特色，主要集中在象山港内和象山县沿岸。油气储量丰富，春晓油气田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00多亿立方公尺，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3.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宁波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海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口，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的推进，使沿海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杭州湾跨海大桥、甬台温铁路的建成，使宁波成为连接上海、江苏和浙江温台乃至福建南部的枢纽城市，成为浙江温台和浙西地区接轨大上海的桥头堡，为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提供了有力支撑。
4.海洋经济比较发达。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形成了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油气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为配套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特别是临港工业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和能源等行业为支柱，绵延二十几公里的沿海临港产业带，基本建成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5.海洋科教实力较强。具备比较雄厚的海洋研发实力，形成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海专业、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海洋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建有宁波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海洋科技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5%以上。在海洋养殖、海洋生物、海洋环保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奖15项，市科技进步奖35项，专利授权30项。
6.海洋经济腹地广阔。宁波港张水清夏晖孙立锋面向广阔的内陆腹地，主要包括华东、华中、华西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2%。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地区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接受东部地区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更为迫切。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首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较高的开发开放水平，这都为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大对华东、华中、华西地区的辐射，促进这些区域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大意义
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成为上海两个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客观需要。国务院关于长三角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上海两个中心《指导意见》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在我国内外开放扇面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优势和港航资源潜力，有利于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水平。
2.发展海洋经济，是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沿海和海岛地区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是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东濒太平洋、西连长江流域和内陆地区的纽带。加快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建设，有利于服务长三角和海西区，增强辐射长江流域，带动闽、赣、皖等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发展海洋经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运安全的客观需要。宁波地处南北海上通道战略要冲，是海上桥头堡，在全国沿海战略物资储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09年，宁波石油及制品、进出口铁矿石、煤炭吞吐量分别达5000万吨、3000万吨、600万吨以上，进一步将宁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储运、供应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和战略物资江海联运和海上运输安全，为宁波和浙江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战略保障。
4.发展海洋经济，是完善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近年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开发已先后纳入国家沿海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挖掘海洋开发潜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二、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
(一)总体思路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并结合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岛资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建设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以陆带海、以海促陆、海陆联动，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为浙江建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发挥先行作用。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推进联动发展，把海洋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与陆域的综合优势、先发优势结合起来，以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陆海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推进高端发展，紧紧抓住后危机时代科技革命的新动向，跟踪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最前沿，推进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集约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着力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四是推进持续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推进开放发展，立足于亚太国际门户城市重要节点区的有利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宁波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建设成为宁波乃至浙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平台。
(二)功能定位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区位、港口和海洋资源及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港口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海洋产业高级化，充分发挥宁波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发展成为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海洋经济中心。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组成部分。依托宁波舟山港深水良港和区位优势，拓展和放大梅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完善战略物资、大宗散货、外贸集装箱和江海联运体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战略物资和大宗散杂货中转储运、保税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使之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枢纽港;同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承接辐射，错位发展。
(3)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将进一步发展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海上桥头堡和物流节点城市。
(4)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依托港口和宁波区位优势，优化布局，不断推进转型升级，紧紧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大力发展石化、钢铁、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研发设计、旅游休闲等高端临港服务业，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5)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以象山港、三门湾等区域为重点，推进海洋经济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和严格保护，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海洋污染海陆联动防治，探索跨区域海洋环境联合治理，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我省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子。
(三)空间布局
宁波今后重点构建一港、三沿、五平台和一批产业集聚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一港，即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腹地，重点是发展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沿，即沿杭州湾、沿象山湾和沿三门湾，沿杭州湾和三门湾区域将发展成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宁波新型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象山港区域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将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港湾。五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一批产业集聚区，即发挥陆海资源优势，在沿海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集聚区域，推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功能开发和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大港口。
坚持以延伸港口价值链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港口发展方式，推进港口由第二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变，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深水枢纽港和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1)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加快整合现有业主的岸线码头，推进其向公共岸线码头转化，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2)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加快北仑港四期、大榭岛五期和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500万标箱;
(3)增强港口增值服务能力，推进培育船舶交易、船员交流中心，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梅山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自由贸易港通关政策，创新港口增值服务模式和业态。
(4)推进建设浙江港口联盟，着力建设以宁波港为龙头，嘉兴港、台州港和温州港等为支线和喂给港的港口联盟，强化与国内外港口的跨区域战略合作。
二是发展大物流。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和航运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
(1)进一步推进宁波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等建设，加快形成货物吞吐、交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体系;
(2)加快物流主体培育，推进第四方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3)以新一轮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建设提升金华、上饶、鹰潭、南昌、武汉、成都、重庆等省内外无水港，推进海铁联运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探索推进建设国际海运信息平台;
(5)推进梅山保税港区建设，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建立国际性配送中心，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功能，更好地发挥连接国际国内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大产业。
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着力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1)进一步做大做强临港工业。在优化布局、严格准入、注重环保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影响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制造业。石化产业，以镇海、北仑、大榭等区块为依托，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工业，重点发展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端产品，打造年产钢铁2100万吨的能力。船舶产业，建成我国新兴的先进修造船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争取到2015年整车产量达到80万辆/年，轿车发动机80万台/年。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2)发展临港型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的同时，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国际贸易，建设进出口贸易交易平台，打造重要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相适应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3)扶持发展战略新兴海洋产业。重点发展海洋旅游、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能产业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
四是完善大配套。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水运、电力和油气管网等集疏运体系，提升水水中转、水陆联运能力，提高交通、水资源和能源保障水平。
(1)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铁路和甬金铁路，推进宁波铁路南客北货布局调整和铁路货运环线的规划建设;
(2)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浙东宁波段引水工程、慈溪曹娥江引水工程和海涂水库建设。加快象山10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提高海水综合利用规模和比例。逐步解决海岛地区居民饮用水难问题。
(3)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海洋防灾减灾检测与决策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和海上船舶应急救助网络。推进强塘固房和标准渔港工程建设。
五是推进大保护。
牢固树立生态用海理念，集约节约开放利用深水岸线、航道、锚地等海洋资源。切实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的分类管理、有效保护、科学开发。科学划分岸线、滩涂和海岛功能，合理有序利用海域。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严格规范海洋产业项目和涉海基础性项目的管理。加强陆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联合建设。加强近海沿岸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切实保护利用好象山港资源。
六是打造大平台。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
(1)杭州湾新区，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慈溪市境内，陆域面积约23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方向，以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业培育为重点，通过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杭州湾新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的国际化新城区;
(2)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包括镇海、北仑、大榭三大片，规划面积约74平方公里。要根据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以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生产理念为指导，依托镇海炼化等特大型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石化产业链，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篇2
（三）发挥整体功能，教学实践基地化在学员的实践中，尽可能地让其实践学习的环境与生产环境相似，贴近实际的工作过程，让实践工作对学员起到实际性的帮助。因此，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的实践活动，实践位置的设备和整体布置都应该与学员具体的工作场地是一致的，不能做到完全一样，也要尽可能的做到逼真，学员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像在自己的单位上班一样，不会产生陌生的感觉，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学员学到实际性的东西，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让行业高层满意，在自己公司的地位自然就会提高，薪水自然也会涨个不停。学校还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通过向社会开放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参与推进开放大学建设，与企业共建继续教育联盟，参与社区教育等方式，努力为以劳动者职业发展为目标的职业继续教育提供条件，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篇3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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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集体权益诤诉的行动效应扩散明显与集体权益诤诉密切相关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虽然，工人的集体行动有助于迫使资方关注工人的利益诉求，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好处，但无疑也会迟滞企业架构重组的进程和更多的成本支付;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方在此过程中处理不当，可能倒逼理性度本就相对不足的工人将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使得微观层面的企业劳资风险向社会释放并形成行动效应的扩散，进而迫使企业之外的力量，如政府、地方工会乃至一些从事劳工权益关注的NGO组织也加入其中，使得问题解决的程度更加复杂，这显然不是利益各方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转型背景下企业自生能力的培育路径
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因此，转型背景下企业架构重塑的初衷是通过竞争力保持和提升来促进就业稳定的冀望，而实现冀望的根本就在于企业自身能力的培育。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冷暖荣萧的首要感知者是企业，因此，应按照党的十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层面，要充分尊重企业基于竞争力培育的、包括产权结构调整、管理架构重塑和劳动力资源重分等在内的各项资源配置行为;政府层面，要创造包括财税政策改革等在内的良好制度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为应对转型所需要的帮助，某种程度上，对因结构调整而导致就业压力较为明显的企业或行业，政府应有兼具就业安全和企业或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方案，尤其是因企业转型短期所可能带来的就业阵痛问题，政府要加大力度建立和完善包括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为企业聚焦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竞争力重塑创造积极条件。
(二)借助资本经营等诸多手段，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企业层面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是对原有产业所依赖的制度、技术、市场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沿循可持续竞争力培育方向进行调试与重组，在此过程中，其财务结构必将出现变化，原有产业结构下的建立在承债式基础上的“重资产”财务结构要进行适度调整，而包括股权出售等在内的资本经营手段将被广泛应用，其目的是通过增量资金的不断聚合，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在抑制财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在企业内部营造因经济转型所需的共识和行动，降低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为转型成功创造积极条件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推动重大变革的契机，因为，危机状态下的理性利益相关者更易于抛却纷争而达成共识。就现实的经验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路径依赖”的管理困境，打破困境的不二砝码就是主动或被动地制造危机，换句话说，任何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主动迎接变革。就经济转型而言，企业更多地困境是现有的经营态势难言乐观，在不想被市场抛却的前提下，除了突围别无它法。因此，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应在转型之初进行充分的意识动员，让企业所依赖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感受困境，并据此形成共识，减少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摩擦成本，在事涉企业财务重组、劳动力调整等方面，相关的利益主体要做出适度的让步，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的转型过程，为企业可持续地自生能力培育提供切实支持。
三、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建议
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经济转型将难以完成，因应经济转型之需，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
(一)广泛动员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地消解劳动者对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利益担忧，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资合作创建信心基础观察到的事实和前述案例均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劳资争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者对事关个人经济福利的前景充满了担忧，某种意义上，是劳动者对企业主动或被动的经济转型有某种不信任感，即使企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利益承诺，但相较于短期利益偏好较重的工人而言，这些承诺也将难以取得工人的信任，理性或非理性的集体维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企业也不得不面临经济转型和劳资稳定的双重压力，如果压力的应对策略不当，劳资双方利益受损将不可避免。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动员各方资源，尤其是政府和资方更有责任去引导、说服和教育工人正确看待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兼顾问题，至少在这一过程中，要清晰地告诉工人，企业的转型并非简单地“减员增效”，也并非简单地“甩包袱”，相反，而是要让工人相信，经济转型是一个事关劳资利益重组和双赢的必然过程，合则两利、败则两伤。当然，要让工人相信包括资方等在内的游说信息，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双方缔结一个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独立的第三方对合约的缔结、执行和评估进行监督和审查。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权落实工人的知情权，为经济转型中获取工人支持创建沟通渠道集体谈判权是工业化社会利益相对弱势的工人一方抑制资本强势力量的制度安排，也是确保劳资动态合作、争而不破的有效制度。就经济转型而言，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会涉及到包括劳资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重塑，利益主体间的纷争是难免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已经观察到的案例来看，面对可能的纷争，资方采取的策略要么是对工人进行信息屏蔽，任由虚虚实实的信息自由传播;要么是借助所谓的资本强势一味地强行压制，但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工人集体性的维权行为，尽管这些维权行为在某些时候还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而消解工人因应经济转型可能出现集体维权行为的可行办法就是:在转型之前和之中，尤其是转型之前，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告知工人企业要干什么、准备怎么干、有哪些后果、需要哪些支持等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交流与互换，在听取工人意见的同时，更好地完善相关方案，尽可能地将转型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和对工人福利的冲击降到最低或工人可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谈判这一机制，可以让工人感受到尊重与尊严，这既是工人劳动权利的应有之义，也是现有劳动关系法律制度赋予工人的应有权利，如果工人无法知晓其服务对象将何去何从，又将有多大的意愿、能力和行动去投入其中为其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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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仅从会计工作的实际谈谈财会人员应具备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三大意识”。
1、发展意识
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工业革命，确立了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现代会计赖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随后，西方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厂制度而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变化，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凸显出来，并由此形成了以对外报告为专职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报告为主旨的管理成本会计。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人们对物价变动、企业破产、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公司税务等因素高度关注，使会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分化出通货膨胀会计、清算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税务会计等等，初步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会计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工具的创新、社会保险业和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又产生了国际会计、企业集团会计、跨国公司会计、合并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等等。美国伊利洛斯大学E·贝尔考依教授针对现有会计存在的局限性和会计使用者对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写了《会计未来趋势》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未来会计的六大发展趋势：①社会经济会计。它主?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从澈图屏科笠稻没疃陨缁岬挠跋欤荚谡媸捣从衬程囟ㄆ笠刀陨缁岬墓毕祝约八陨缁嵩鹑蔚穆男星榭觥＂谌肆ψ试椿峒啤4郴峒撇嘀赜诙晕镏首试春筒莆褡试吹募萍郏鍪恿硕云笠底畋蟮娜肆ψ试吹募萍郏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试椿峒票厝挥υ硕＂鄄ㄗ时境杀净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鹜ǔS辛礁隼丛矗凑褡时竞筒ㄗ时尽O钟谢峒浦蝗啡险褡时镜某杀荆蝗啡喜ㄗ时镜某杀荆坪踉擞貌ㄗ时臼俏扌杌ǚ汛鄣模馐且桓鲅现氐奈笄＂芟纸鹆髁恐苹峒啤U庵只峒撇唤黾锹加肽郴峒破诩涞南纸鹗罩в泄氐幕峒剖孪睿ㄏ纸鹬苹峒疲布锹加上鬯鸬娜饲坊蚯啡说南纸鹆髁浚ㄖ赣κ照士畹氖栈睾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鸱⑸苹峒疲O纸鹆髁恐苹峒剖墙纸鹬苹峒坪腿ㄔ鸱⑸苹峒迫谖惶宓幕峒坪怂阆低场＝⒄庵只峒浦频母灸康模谟谙蚱笠道婀叵等颂峁┧窃诰霾吖讨兴匦璧南纸鹆髁啃畔ⅰ＂莶莆裨げ獾谋啾āF笠挡莆裨げ獾谋啾ㄖ饕嵌云笠档牟莆褡纯龊陀芰性げ狻K孀诺缒缘钠占昂驮げ馊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档土嗽げ獾某杀荆蛊笠涤锌赡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鲋当ǜ妗2簧倩峒蒲ё胰衔衷诘摹熬焕泵嫣荒苷嬲?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他们主张计算增值额，并编制增值报告，以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我们姑且不去评说贝尔考依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计从来不会停滞不前，总在不断衍生和翻新。这种变化，一方面沿着越来越细微的轨迹发展，另一方面沿着越来越宏观的轨迹发展。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会人员没有发展的意识，没有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就必然落伍。
2.创新意识
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给传统的会计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它提出了全方位的、严峻的挑战。撮其要者，胪列三个事例：
其一技术创新对传统会计的挑战。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众所周知，由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动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技术创新是主导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使其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可以使一家处于发展颠峰的企业一夜间跌入谷底，彻底丧失再发展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技术创新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更象变戏法似的扑朔迷离。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无法应对。传统会计建立在借贷记帐法、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对于确认、记录、计量、报告企业有形资产的流动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企业专利权、专营权、版权、技术秘方、商标权、品牌权、商誉、回避竞争协议、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市场开发、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无形资产的揭示则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不能真实地、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技术创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模式的诞生。
其二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的冲击。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金融创新大趋势已露端倪。现在金融工具创新已由第一代（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迈进。在这一阶段，一种新设计的金融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投入市场，参加运作。如一些银行、证券公司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顶”、“保底”、“加圈”、“互换期权”、“汇价幅度期汇”之类，还有新的不动产类衍生工具和通货膨胀类衍生工具。这些新创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当，能够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投资报酬；反之，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灭顶之灾的倒闭、破产。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会计不能及时、准确、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风险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要适应这一情况，必须对传统会计中的会计要素定义、对会计确认标准的原则、对会计计量的基础以及对会计报表结构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金融工具创新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其三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会计的洗刷。信息产业代表着新一代的生产力，是促使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络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是一次飓风式的洗礼。现有会计模式仅局限在帐户左方记借，帐户右方记贷；仍利用三个世纪以前发明的反向抵减技术来实现会计信息中的正、负数表达；仍运用纸张、笔墨加算盘等技术手段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加工、显而易见，这种会计模式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产生、文字、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为技术基础的，已经适应不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基础，容纳不了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技术发展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3、开放意识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就会计领域而言，开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只是充分反映经济活动，监督经济过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看门狗”和“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根本担当不了主导社会资源流向和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重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模式，这当然离不开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会计国际惯例，引进西方的财务呈报概念框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体系。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分隔也逐步消除，会计及会计学科的国际一体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综上所述，作为跨世纪的财务人员，必须有开放的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对西方会计进行精严的选择，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推动中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人的能力的挑战，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程度。要想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名合格财会人员，必须有相关的知识作基础。
1、通晓专业理论
按高标准要求，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鉴于目前财会队伍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我拟将会计专业理论分成几个层次，并依据这些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的远近，提出程度有别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会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来说，主要有逻辑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获取感性知识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它是一个由哲学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会计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种类方法的有机体系，是更有本质的理论。它对于充实和完善会计理论。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理论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方法必须有透彻的领悟和精湛的运用技术巧。只有这样，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方法论，对于从事具体财会工作的同志来说，对这些方法也要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这有利于财会人员从最高层次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运用它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熟悉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收益、费用、资金、营运资金、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存货、递延资产、制造成本等。二是会计工作质的规定性，如会计本质、会计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地位、会计任务等等。这些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构成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会计发展理论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与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的关于会计进化规律性的理论。比较会计理论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地区）的会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的系统知识，其内容涵盖比较会计的概念与形成基础，比较会计的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建议等等。会计基本理论与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其中会计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是支撑，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会计理论体系之中。财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力争熟悉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的一般规律。财会人员熟悉了这些理论，能够从较高的视角上把握财会工作的运行规律，提高财务分析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其一。其二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密切。会计实务必须得会计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得以继续维持；而会计理论也只有在解释和说明会计实务中得以验证。譬如，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业务是财会人员经常要处理的会计实物，正确处理跨期费用是均衡各期费用，正确如实计算成本的需要。之所以需要处理摊提业务，我们可以用继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给予解释和说明。为了考核各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费用，以权责发生制原则为标准来划分各期费用，已付但应由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要列为待摊费用，预计将要付出的费用应由发生之前各期负担的，要预先计提。财会人员熟悉会计理论，用理论对这两类实务作出解释和说明，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业务处理就不再是随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会计应用理论。会计应用理论是研究会计工作量的规定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会计工作的运行规则及完善问题，对会计实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会计应用理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财务通则、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规范的完善问题：二是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存废问题。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和纽带。会计应用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最密切、关系最直接、应用性最强的理论，而且包含许多政策性规定，对此，财务人员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阶段上，而要达到准确掌握和运用的程度。
2、善长计算机操作
笔、纸、算盘是传统会计工作的“老三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这“老三件”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历史博物馆。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络的开通，预示会计工作的手段、工具、条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估计在财会工作中完全实现计算机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尽管不少财务人员进行了计算机的普及培训，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数人只是停留在用计算机打字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水平上，与财务工作计算机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财务人员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并能针对本单位、本企业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这不是过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现在的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能运用笔记帐、利用算盘算帐的基本技能一样，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当财务人员，可以说，这是关系到财务人员的“饭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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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的加工组装主体形态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大幅度提升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等环节在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图1显示了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自主开发战略是指企业内部开发，具有率先性，核心技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模仿战略是指创新主体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方法，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改进的做法;合作开发战略是指若干企业联合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使用合作开发的某种技术;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企业、大学、科研单位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为追求发展目标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重点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上游和中游。
3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而不是所有工业企业的原因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不明显。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验证技术创新的三个指标: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产出效率是否有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7］。采用回归分析模型来估算研发人员投入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发活动产出情况对于万人平均产出的相关系数。在构建回归方程的过程中，由于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出现异方差。因此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和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其回归系数又代表了弹性的意义。计量模型设定为:lnPETU=C+αlnRDFD+βlnRDOP+γlnRDHR+δlnPESC+ε．其中，PETU表示企业转型升级情况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代替。万人平均产出，反应了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变的程度。RDFD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R＆D经费。RDHR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RDOP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万名从业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PESC表示平均工业总产值，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α、β、γ、δ、C为回归常数，ε为模型误差项。
4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为63．06亿元。然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额比较大，达到66．38亿元。这说明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离散系数也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波动也比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倍数都达到三倍以上。
4．2参数估计
采用eviews6．0计量经济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得出，该方程的判定系数为0．702，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为15．277，其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该方程在5%的水平下显著。该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也显著。另外，该回归方程的DW统计量为2．380，属于判断盲区，因此需要做自相关检验，同时还需要做white异方差检验。首先做LM自相关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3，其相应的P值为0．201，所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再做White异方差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59，其相应的P值为0．292，所以应接受无异方差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3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判定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来分析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的影响。2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会越好。其次，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活动产出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科研经费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增加0．546%;科研活动产出每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仅增加0．195%。最后，参数估计结果显示科研人员投入指标系数为负，并没有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相关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种解释为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进程。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仅仅为了成果去做科研，并不考虑实际的有用性，使得科研成果与实际脱离，并不能给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正向影响;另一种解释为，科研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远不如以前。总体而言，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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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湛江经济转型
湛江经济转型主要是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布局调整等。
（一）农业主体转型为工业主体。
湛江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人口约700万，其中农村居民占近80％。农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雷州半岛西部实施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农业示范区，大搞农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糖蔗、水果、外运蔬菜、水产、畜牧和林业几大类农业商品经济。但由于经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给湛江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影响了湛江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湛江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第九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湛江是一个人口大市，人均GDP排在全省第十五位，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湛江经济腾飞，历史地摆到了湛江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即“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这就为湛江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湛江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创造有力条件，积极接纳“双转移”，建立了“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龙岗（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尤其是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中科合资广东石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园区建成工业项目101个，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特种纸业、机电通讯、生物医药、包装纸刷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主体向工业主体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二）湛江作为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区域中心的定位。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地理中心和三省交通要塞，拥大西南出海主通道，为海南省进出大陆的门户，天然形成粤西和北部湾区域中心。在经济方面，北部湾经济圈的加快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提速，我国重化工业逐步向沿海布局等，都为湛江进一步发挥边缘区位和港口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湛江有8大方面共80个重大项目同时铺开建设，总投资超过2000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地位，把湛江建成经济腹地较广、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的设计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湛江确定了“工业强市、以港兴市、生态立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并紧紧围绕“全力推动五年崛起、加快建设幸福湛江”核心任务，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发展15个产业，重点是“五大五新五特”产业，即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大旅游、大物流等五大产业，新海洋、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等五新产业，特色农业、特色家电、特色农具、特色食品、特色文化等五特产业，使湛江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清晰呈现出来，经济转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中职教育的结构调整
伴随湛江经济转型，其整个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主体代替了农业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湛江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为此，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结构完善的和谐统一。
（一）湛江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湛江中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过来的，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职教育始终与这个背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这种经济背景对其影响依然是明显的。面对湛江经济转型，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抵触。第二，湛江中职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者和从业者观念保守以及其知识与能力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去办学，从而导致湛江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着普教化倾向，与湛江经济缺少联系。第三，政府缺少办中职的热情，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者和教师及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学生没有上中职的热情，各个职业学校之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以致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湛江中职教育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处于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第四，湛江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缺陷，中职教育规模很大，高职教育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湛江市没有一所由政府承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唯一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这使湛江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存在明显的缺陷，中职教育的学历层次缺少有效提升的途径。湛江许多中职学校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能力培养还是就业导向、无论是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还是层次性，不仅与原有的经济发展需要相游离，而且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和变化需要相去甚远。上述几方面直接导致了湛江中职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其服从、服务于湛江经济发展的意识淡薄，就业导向缺乏。
（二）湛江中职教育结构调整、优化设计及实施。
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树立“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就业和再就业，就是抓投资环境”的观念，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在充分认识湛江中职教育规模优势的同时，要具体看到中职学校规模小、资源不足以及专业重复等问题，并通过政府统筹进行合并和重组，使规模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三是伴随宝钢钢铁项目、中国与科威特合作的中科石化项目及晨明造纸等湛江三大主导产业项目的落实推进，加快湛江石油化工学校、湛江钢铁学校等建设进程。其次，中职学校借助政府统筹强化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湛江市委市政府的规划，要“打造一个职教基地，两个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目前，一万亩职教基地已在湛江市西部湖光农场开工建设，职教基地拟进驻十所学校，以工科为主，兼顾第一、第三产业服务院校，使各学校突出个性、优势互补，并带动其他学校和专业的发展。这种整合既是形式整合，也是内容上的整合。其结果就是各个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也在整合中获得凸显，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湛江市借用有丰富办学经验、办学成效显著的学校带动和整合一般学校，促进湛江中职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其中，“两大突训中心”是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支柱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建设的起点高、层次高、标准高、为职业教育和企业提供高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的大型工科教育公共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即以湛江机电学校为龙头，创建机电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财贸学校为龙头，创建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卫生学校为龙头，创建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高等技工学校为龙头，创建技工教育集团；以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打造粤西农垦三大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农垦职业教育集团。这既突出了湛江职业教育的个性和优势，又实现了对湛江经济领域的全覆盖。再次，伴随经济的发展，提升湛江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这是中职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湛江中职教育应同样以经典引路的方法，逐渐向全面推开。机电、财贸、卫生、艺术、体育学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如湛江机电学校与湛江市业余大学合署办公，大专、中专两个层次并存；湛江财贸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积累大专层次的办学经验；湛江卫校与广东医学院联合招收普通大学生，培养临床、护理专业学生；湛江艺术学校与星海音乐学院办成人音舞等大专班；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湛江师院联办体育大专班等。这些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尝试使这些中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此今后应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这些学校的尝试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升级，使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一体化，改变湛江高职教育空缺的局面；二是充分利用这些学校尝试中所获得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新建的湛江石油化工学校和湛江钢铁学校中加以运用，使湛江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层次调整，与湛江经济发展变化实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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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产业，直到2013年，中国才迎来产业结构拐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 1 %，超过第二产业2. 2个百分点。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1980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超过50%到2010年，全球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超过50%，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同时，从贸易竟争力指数来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计算，中国服务业竟争力指数小于0，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竟争力较强，贸易竟争力指数大于0. 1。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值/从业人员)不断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进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较大。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09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22355美元/人，是中国的18. 5倍。
(三)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能源、资源消耗不断增长，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3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3 %，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5 %。另外，根据2014年的《国务院关十节能减排土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钢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资源消耗巨大。同时，能源、资源消耗大，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时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数据显示，在全国190个样本城市中，仅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达标，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达标。
(四)人均GDP偏低，国际竟争力不强
人均GDP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效率的指标，如表2所示，中国人均GDP远远低十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3 863美元，而美国为46 405美元，是中国的10倍多。
三、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机理
(一)制造业服务化推动服务业发展
一些制造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逐步将制造环节剥离，而逐步发展成为服务供给商。从全球大型制造企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线两段的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营销、策划等放在母国。如IBM从一个硬件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服务供给商，这会提升服务产出比重。同时，服务化企业依靠单个企业很难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业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价值创造网络[[9]。这会衍生出许多新兴服务业态，如装备制造业采取租赁的方式出售产品，那么就需要融资租赁服务作为支撑;而家具、衣饰等行业采取定制化服务，那么就需要3D虚拟仿真设计作为支撑;服务化对顾客信息、数据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数据挖掘等业务的需求就会得到发展，新兴业态的发展可以提升服务业竟争力。同时，制造业服务化加大了对金融、法律、咨询、研发等中间服务的需求，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就会上升。此外，由十服务具有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因此制造业再购入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丰富了服务种类、改善了服务手段，提升了服务业竟争力。
(二)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节能减排
制造业服务业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可以分离传统的资源消耗与利润创造和生活标准改善之间的关联，在寻找新的利润中心，获取价值和社会质量的同时，减少(直接或间接)的总资源消费U o]。具体来讲，如图1所示，在传统产品生产模式中，企业倾向十多卖实物产品以获取利润，而服务化模式中，企业以满足客户功能来获取收入，为了多获得利润，就会少提供实物产品，从而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制造业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生产率
产出服务化以服务主导逻辑为核心，与产品主导逻辑相比，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提供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的订制化产品服务包，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即制造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产品+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功能，进而获得相对稳定且边际利润高的收入。
同时，由十服务的无形性，难以被模仿，通过服务化获得差异化可以竟争优势等。差异化竟争优势意味着局部垄断，企业可以获得垄断收益，从而提高生产率。
四、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
(一)基本假设
1.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催生了新兴服务业态，甚至直接增加服务供给;同时，企业作为服务的高端需求方，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竟争力。
假设I: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服务产出正相关，即制造业服务化系数越高，服务产出占比越高。
2.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节能减排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商业模式不以多提品为唯一目标，减少了厂商多生产产品的冲动，进而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
假设2: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负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单位产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生产率
制造业服务化以差异化竟争优势、顾客忠诚度提升等促进了制造业发展，并通过价值网络、知识共享促进效率提升。
假设3: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制造业生产率越高。
(二)回归方程构建
1.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根据净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制度等。同样，影响服务发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因素，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入法，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种是结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毕业生数等。本文用结果法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来讲，采用高技能劳动力补偿占比来衡量经济活动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WIOD的各国产出就业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获得。
技术水平。技术水平衡量比较复杂，本文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对十部分国家一些年度缺失数据，本文根据历史增长规律利用线性增长法进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较困难，本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制度水平，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提供的1995-2013年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业需求。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是生产，本文用制造业对生产的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使用WIOD数据。
制造业服务化系数。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采用制造业服务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使用WIOD的各国产出表计算获得。
服务业发展水平。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比较多，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指标，本文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
(2)回归方程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服务业占一GDP比重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选择1995-2009年作为时间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业规模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为样本，但是由十中国、韩国、印尼、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产出服务化数据不可得，所以用1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2009，i=1,2,w,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
(3)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基本涵盖了全球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规模，而时一间仅选取了1995-2009年的阶段数据，为了推断不同时间点的特征，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1)的估训一结果见表3.
2一节能减排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资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决定，而影响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
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用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排放水平用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机物的总排放量来衡量，根据WIOD的AIR表和WDI数据计算可得。
(2)回归方程与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影响节能减排因素的回归模型:
其中，mo、为制造业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ef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19952009，i=1,2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2)的估计结果见表40
3.制造业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制造业生产率主要由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产出和投入服务化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而生产率利用增加值/从业人员计算，增加值以WDI数据的2000年不变价美儿计算，从业人员来自国际投入产出数据。
(2)回归方程和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3)的估计结果见表So
(三)结论分析
1.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服务产出占比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投入服务化也与服务业占比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10%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to
2.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都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一结果呼应了饶畅((2013)关十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提高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结论。也与曼齐尼和维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战略可以减少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资源消耗的结论一致[U of。目前，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发展模式和投入、产出结果失衡，缓解资源能源压力，其关键还是在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变制造业盈利模式，加大投入产出服务化强度。
3.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一结论与阿诺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一致。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需要依靠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生产率来实现快速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五、政策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有利十节能减排，带动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竟争，提高制造业服务化动力
根据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制造业附加值率负相关。企业之所以采取服务化战略，是迫十竟争压力，并不是因为有雄厚的实力，即企业内生动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国市场竟争还不够充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如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白酒产业，几乎每个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优惠等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真正全国统一的市场竟争格局并没有形成。同时，部分制造业领域还存在国有企业垄断，没有动力改变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式。因此，推动制造业服务化，需要减少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的、完备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做到真正的优胜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国经济价值实现机制不合理，导致当制造业面临竟争压力时，一些资源直接撤离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挖掘利润。如虚拟经济虚火导致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社会精英投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同时，资产泡沫化的“挤出效应”会挤占其他产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垄断扭曲了资本获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资源等领域通过行政垄断获取超额收益，资本都追求通过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愿意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获取利润。因此，要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竟争，使利润获取和价值创造相匹配，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2.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载体
产业集群化扩大了经济规模，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大市场支撑。同时集群化企业之间相互分土协作，有助十建立长期的信用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发展有助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催生了集制造、研发、商务、设计、会计法律、咨询顾问的集群式发展。硅谷电子信息产业中，3 000家服务企业服务十2 700家制造企业。浙江温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装、低压电器、打火机、剃须刀等为主导产品的中小产业集群，促进了相关生产业的发展，并降低了生产链的协作成本。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将吸引相关制造服务企业入驻和聚集，构成其服务支撑体系，实现有效降低生产链协作成本的目的。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具有规模优势的制造服务企业，实现跨区域和跨行业联合，以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大型服务企业。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鼓励企业间的协作。同时，按照“产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产业园区，积聚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发展要素，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3.建设协同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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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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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篇11
虽然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正逐渐走向市场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仍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及公益事业性质，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特征。“奥运争光”仍是其最高利益目标。由于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特征，加之当前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集团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出现。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纵向各层次之间的利益目标冲突、控制与反控制、集中与分散的磨擦；横向地方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垄断与反垄断的磨擦；各项目、各地方间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以及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等。虽然利益冲突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系统重构的动力，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整合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的集团利益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纵向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1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问的利益目标分化及冲突
奥运会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国内的其他比赛如全运会、省运会、各种形式的单项赛事及联赛等，其最终目标都应是为奥运会服务。但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以及下层利益主体对上层利益主体从利益依赖性向利益独立性的转变，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还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制约、分配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目前的纵向利益目标冲突，上层与中层、中层与基层以及政府与社会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出现分化。造成了许多非正常现象，如：“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许多项目竞技水平出现以全运会为最高峰、奥运会年水平下降的不正常周期性现象；国家队建设时难以协调地方利益；社会竞技体育集团主体的无序发展；基层单位为了省运会等低层次利益目标而不顾运动员身体发展规律，服用违禁药物及虚报年龄，影响了整个输送体系的正常运转等。
1．1．2多层次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控制与反控制
各利益集团主体不当逐利行为的加强，与其权力的不断扩张及管理系统中职能不清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转型期各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而体制改革的进程未能及时适应现实情况，造成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上层管理部门资源调控主体地位下降、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关系不清、纵向利益结构中上层常常无法控制下层的行为等现象。
以田径项目为例，最高管理职能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层各省市有自己的田径管理中心或主管部门。这些中层管理部门虽然在许多事务上要接受总局田管中心的管理，但在行政上却服从于各省市体育局，与体育总局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并且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时上层的政策、指令等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而地方及社会利益集团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常常做出与上层制定的政策、指令及规章背道而驰的行为。
这种多头管理关系造成我国竞技体育政策施行的有效性锐减，造成行政低效率，并且在各层次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资源。
1．1．3集中与分散管理的磨擦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基于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集中与分散即收权与放权。放权管理是转型期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但纵向结构中多级调控权限一直没有明确。体育总局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及下达各项政策、规章、制度。而各项目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本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规划及管理制度，组建国家队，指导训练及后备人才培养，组织比赛等。但由于职能及权力关系不清，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力过度集中，将许多精力耗费在微观事务性工作上，如提供大量资金及承担着大量物资分配任务等。而地方体育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需要有正当的权力下放以实现其某些利益目的，需要以充分、合理的自以发展自身时却没有得到，缺乏以利益获得形成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权力下放时的有效制约机制，造成无法对下层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正当调控。如某些项目国家队建设采用分散型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体制，但许多管理权力过度下放，相应的集中管理及控制措施力度不足，无法控制分散队伍的训练工作，许多投入难以收到应有的效益。
1．2横向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横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各省市间及其他相同层次利益集团间(如各俱乐部)为了争夺竞技体育资源而出现的冲突。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分布极不平均，有的省市有比较优越的人才数量储备或训练条件等，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宁可采取资源封锁及限制交流等政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难以合理地宏观配置资源、投入——产出效益低下及各种非正当手段交流等现象。而上层主管部门尽管制定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及管理制度，但由于制定时与现实情况不相配套，或许多时候政策施行时难以平衡各集团主体间横向利益关系，实施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并且出于全运会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省市间横向利益冲突有愈来愈激烈的势头。
1．3集团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差别主要表现在纵向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横向各项目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如国家队获取自身利益时与地方投入国家队建设时的利益获得之间的差别、市场优势较明显的项目与难以向市场转化的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水平较高项目与低水平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与边远省份竞技体育集团间利益获得的差别等。
由于利益差别的悬殊，导致“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共同发展及公平竞争等方面出现危机，具体表现如：地方在付出与利益回报差别悬殊时不愿投入国家队建设、许多小项目水平难以提高、横向资源配置失调、各地区间竞技体育实力差距加大现象。
2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
利益整合及重构是以各个利益主体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为前提，通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横向的、纵向的、多向的相互作用，达到根本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对各利益集团主体的逐利行为进行积极导向
仅仅对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进行制约或控制难以达到利益协调的目的，并且对于充分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十分不利。只有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由于转型期各利益集团主体经济独立性的不断加强，而国家对竞技体育投入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以经济投入协调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应大幅度提高政策投入在利益系统中的导向地位。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以“奥运争光”的最高目标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充分照顾中层及基层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对各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加强研究，提高政策投入力度，充分肯定及引导各利益集团主体的正当逐利行为。
2．2应尽快形成及完善利益约束、制衡机制
一种制度作为一整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视为特定利益关系的凝固化。也就是说制度既是某种特定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对人们追求利益方式的可能性的规定。
面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分化、冲突，上层管理部门应以合理的制度、规章及政策形成利益约束机制，进行宏观调控。在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逐利行为的同时对其进行制约，目的是防止其逐利行为非正当扩张，保证各个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行为围绕着“奥运争光”最高目标进行。
以竞赛作为引导及制约手段是竞技体育特有的功能，完善各项竞赛制度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目的是使全运会等国内赛事真正发挥为奥运会服务的功能，起到统一全国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除了竞赛制度以外，其他各项制度性规定如协会管理制度、代表队制度、奖惩制度、转会制度等，在制定及调整时应能够积极适应所面临的真实情况。尤其对转型期出现的非政府型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如各种俱乐部及参与竞技体育的实体等)，在鼓励其合理逐利行为时应有明确严格的限制及正确的导向。
2．3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通过利益差异激发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差别。但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是转型期政府主管部门保持稳定及全局均衡发展的重要责任，也是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及顺利实现“奥运争光”目标所必须的。
控制利益差别过分悬殊需要主管部门的政策及资金投入向利益差别中弱势方倾斜。在资金安排上不搞“一刀切”，对边远省份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应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这些地区政府及体育部门投入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在项目布局及资金分配上要有长远眼光，对田径、游泳、水上等基础大项加大扶持力度，同时应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弱势项目。
2．4应进行权力划分及职能界定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系统应进行权力及职能的重新界定及划分，完善宏观与微观管理体系。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积极向宏观管理及调控主体转变，特别是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从大量的微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切实实行“管办分离”。对放权管理加强研究，明确与地方体育部门的职能划分。在进行权力划分时要有科学依据，主要应对共有职能实行分类管理，如运动队建设、比赛管理等，有些职能该下放或委托给地方管理，或适合进行市场化管理时应大胆放手。
但权力划分时宏观调控权力必须集中在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与各项目管理中心应承担起战略制定、项目布局、目标管理、宏观投入总量平衡、行政结构调整等责任。以使全国范围内竞技体育发展大方向一致，抑制各利益集团的不当逐利行为。
2．5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篇12
武进区域，传统行业面广量大，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它们在抵御经济危机时起着极具影响力的特殊作用。对这些传统产业，要多途径地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其提升产品层次的积极性。要鼓励企业树立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努力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增强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武进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转型总体上是通过研发，提升产品，继而集群化发展，主要是指产品、行业和块状经济等方面的转型升级。首先是对产品自身的转型升级。新产品要向智能、环保、绿色、健康等方面转变，由低端的“贴牌”加工向高端的“创牌”升级，企业前景、产品市场和产业发展就会迎来新的春天。其次是企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改进管理模式、提升技术技能、调整发展方向等提升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如通过申请专利、创建品牌向自主创新型企业转型；通过总部战略，严把决策关，对科研、营销、投融资等核心环节强化管理，从而使企业向总部型转型；通过信息化平台，促使企业转变经营管理与业务营销模式，企业整体向电子商务型企业转型；通过企业价值链的提升，延伸企业供应链，业务范围逐步向国外拓展，扩大核心竞争力，企业向集团、跨国转型。再次是所属行业的转型升级。企业要着重用高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武进培育一批、从国内外再引进一批，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区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领头产业。
三、走培育新兴产业之路
首先是要培育领军型大企业。武进工业以传统低端价值链为主，规模偏小、偏散，产业经济带动能力不足。当前，要努力培育航母型企业，从抓规模着手，培育并支持发展壮大企业，跟踪做好企业动态管理与监测服务工作，各镇（开发区）都要重点排出一批具有产品优势、发展前景的重点企业，开辟大企业绿色通道，集中政策、资源全力倾斜扶持，尽快将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其次是要培育科技创新型现代企业。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转化，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为目标，加快转型。当前企业要致力降本节支、深化管理，加快建立激励、约束和倒逼机制，在全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中，推广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管理机制，为企业做大做强奠定坚实基础，尽早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
篇13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牟普问埔簿龆宋夜壳暗淖芴逅案翰荒芗跎伲裨蚓陀锌赡茉斐尚碌牟普选？/P>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