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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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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健康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民族甚至世界的意义之重毋庸置疑。而21世纪的今天，各国、各组织、个人对于拥有健康的渴望与需求也空前高涨。这种高涨已超出科技的层面，发展到教育乃至传播的领域。治不如防，健康教育因其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使个人和群体自愿采纳有助于健康行为和生话方式 ，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传播角度，我们可以把健康教育看作是一种通过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和活动。作为健康教育最重要信息载体的健康教育学术期刊，同时肩负着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知识传播的使命，其所刊载内容也最能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教育传播基本状况和水平。“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为了探悉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比较两国健康教育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特点；发现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特选择了中英两国这两本具代表性的健康学术期刊，对中英两国的健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一、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虑了全面性，权威性，专业性，普及性，类似性等众多因素后，本研究选取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主办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Chinese Journal OfHealth Education》，ISSN:1002-9982，初刊1985年）和由Publish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Ltd.主办的《Health Education》杂志（ISSN:0965-4283，初刊1992年，英国），从2002年-2006年（共5年）的所有刊期（《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共60期，《Health Education》杂志共30期）作为我们研究分析的样本。
《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以促进国内外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提高全民健康意识为宗旨。其渴望达到的效果是全面反映我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科研成果，快速传递世界前沿信息，交流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Health Communication》杂志则以反映当代健康教育的最新理念，为健康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信息、实证、调查从而促进世界健康教育发展为目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与《Health Education》杂志作为中英两国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代表性期刊，其所刊载的论文、研究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的基本状况和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的基本要素（除了Channel要素外，的Who-SayWhat-To Whom-What effects）为分析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主要具体内容有：从分析文章作者（即传播者）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的学科、机构背景。从分析文章的主题和文体（即传播内容），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范畴和不同研究方法被采用的情况。从分析文章所针对的群体、国家和地区（即目标受众）以了解其所影响的主要对象人群和主要地域范围。从分析文章篇幅长短的分布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取得重点成果的影响领域等。
本研究使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中英两国期刊发行周期、载文数量不同，故以百分比而非简单发文篇数作为比较分析的依据。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是采用同一编码员，在不同的时间，对这两本杂志文章的“作者”和“内容”的分类（共818项）分别进行两次独立的编码，其结果得知研究者本身的信度达0.969，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的结果
（一）对传播者（作者）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作者单位进行宏观上的划分，主要是以在学科内的不同职责作为标准。其中：医院指的是各类医院，从社区至三级医院，不含其余医疗体系机构；机构指的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国家或民间的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机构、组织，除学校外的研究科研机构等，侧重学科角度而非政治属性；学校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及其下属科研附属机构，中小学以及各类幼儿启蒙学校；政府则是指狭义的政府概念，国家各地区人民政府以及其直系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如卫生局，不包括卫生局之下的科研、控制体系（如疾病控制中心）；期刊人员是指在期刊内部人员，包括编辑、记者、特聘专家等。
应当明确，“作者单位”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作者的具体工作性质，或工作结果。但作为“信源”依然可以透过其工作单位性质，分析有关健康教育研究是偏向理论或应用的倾向，分析健康教育研究投入的主导力量及其来源，并从中英两国的比较分析中看到双方的差异。经统计中英两国的这两本健康教育杂志文章来源（作者单位）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近五年来的论文来源（作者单位）分析可见：
1．《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信源”统计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研究主要还是由负责普及医疗 知识，推动健康传播的社会疾病控制机构（占40.4%）和医院（占21.1%）为主导。作为学科研究、基础研究为主的学校（17%）虽居第三位，但其数量还不到第一位“疾控机构”的一半。
2．从《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信源”分析可见，英国情况则是相反，疾控机构发表的论文数不到学校的一半，其呈现的是以学校占绝对主导地位，疾病控制机构为辅助的健康教育研究、传播的基本格局。
3．《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作者是由多个不同单位机构研究人员组合的情况约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明显地高出了《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这显示了英国各健康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各研究领域间的交叉互动比中国来得更为频繁和紧密。
（二）对传播内容（主题与方法）的研究
健康教育研究课题选择，一方面可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并从中可窥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一个社会健康事业及健康教育发展的状况和发展的水平。
对传播内容（主题）进行研究的第一步骤就是对文章主题类型的划分。本研究主要参照两本杂志的栏目编排，以及文章自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主要内容的类别来划分。主要有：健康教育理论、健康传播研究、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药毒烟酒禁控教育、公卫突发事件教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妇幼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生活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知识和简讯（此类属于摘要、简介，不同于论文研究报告，内容上是综合性的，此处单列一类，本研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可另行研究）等十七个主题类别。经统计其结果见表2：
1．《Health Education》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以上统计显示，除了健康知识和简讯之外，《Health Education》杂志超平均值论文主题有：学校健康教育（14.804%）、生活健康教育（12.93%）、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心理健康教育（8.364%）、健康传播研究（8.208%）、健康教育理论（7.924%）。从以上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问题，以及对提升生活质量有关饮食、锻炼等生活健康教育问题，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禁控健康教育问题。
其次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理论、传播等支撑健康教育发展，影响健康教育社会效果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传统关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题。
2．《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超平均值主题分布情况分析可见（除“健康知识/简讯”外）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医院健康教育（12.108%）、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10.468%）、心理健康教育（9.684%）等问题。这三类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突出的健康教育的新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机构不能满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艾滋病、性病蔓延、心理疾病增多等日益严峻社会健康局势。
其次，比较关注的是：学校健康教育（7.494%）、疾病控制健康教育（7.452%）、社区健康教育（6.764%）、健康教育理论（6.174%）。这四者向我们勾画出我国正在从理论研究、学校、社区、社会疾控机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努力构建一个系统、完善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
第三，从2002年到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还可见：我国在“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问题（1.33%、1.91%、2.40%、3.03%、3.07%）和“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7.10%、7.45%、10.79%、11.36%、15.64%）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在过去五年里呈现比较明显的稳定增长的趋势。
3．两国杂志论文主题分布情况的比较分析
除上面分析的两国研究呈现的基本特点不同之外，我们发现中英两国健康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异同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这三类主题的百分比都在平均值上，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这两类所占的百分比还很接近。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共同关注的三大研究主题。
（2）从数量在本国的排位看，“学校健康教育”在英国杂志上以特别高比例，排第一位；而在我国杂志上虽也比较被重视，但只排在量的第四位，几乎处于与第五位并列水平。从占本国论文的比例看，英国（14.804%）高出我国（7.494%）一倍，极其显著高于我国发表此类论文的比例。可见，英国是把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作为第一位的，最重要战略性的主攻方向来看待，两国对此研究课题的重视程度不是在同一级别上。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12.108%），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
（3）英国不仅在理论研究文章所占比我国高出1.8%，而且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所占比例高达8.2%，表现出对健康科学理论、知识传播及其传播效果的研究的高度重视。而在这方面，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所占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而且明显低于17类主题的平均水平（6.9%）达2个百分点。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的不同程度是两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另一明显差异。
（4）在“生活健康教育”即对日常生活保健，如饮食、锻炼等方面研究，英国杂志量显著高出我国杂志9.8%，是我国杂志量4倍。如果再考虑在“艺术健康教育”、“性/生殖健康教育”等关系个人生活品质的健康教育研究上的差异，这不仅说明，我们对“生活健康教育研究”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达程度、生活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5）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状况，我们发现《Health Education》杂志对“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对“艾滋/性病健康教育”（10.468%）高度重视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它既反映出两国卫生健康教育的不同需要，又反映出两国发展研究处在不同阶段，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
（6）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研究，近五年来，《Health Education》几乎是空白。在西方，危机管理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对于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鲜课题，近年又没有突破性研究出现，因此也就没有引发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从02年到04年形成研究热点，一度量达11.13%。04年后逐年回复低位。这现象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高调回应，以及重新回归正常、理性、深入研究的过程。
4．对于两本杂志论文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我们采用《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标准，按照西方传统分类方法，把论文分为6种类型：案例研究（Case Study）注重对于个体和集团具体个案的讨论而非宏观理论的研究分析 ；调查研究（Research Paper）指的是基于调查基础上对于事实的陈述 ；技术论文（TechnicalPaper）包含创新性技术（产品、设计）论文、新技术应用性论文、试验性论文 ；概念论文（Conceptual Paper）是全面介绍一种理念和概念 。观点（Viewpoint）指对于某一议题提出个人观点和见解但缺乏实验或调查的支持；综述和著作回顾（General Review/ LiteratureReview）是对于一个特殊议题当今理论知识的批评性回顾 。其中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技术论文是属调查法、实验法进行研究类。经统计，其结构如下：
从五年统计分析可见，中英在研究方法上差异较大在于：
（1）对各具体类型论文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可见，案例研究类型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8% ；阐发观点见解类型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显著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8.4%。这显示了两刊对研究论文类型的不同倾向和偏好，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长于观点阐发的研究倾向特点。
（2）进一步分析，运用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79.4%）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5.5%）3.9%；运用逻辑推理研究（包括概念与观点）方法的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明显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9.1）5.4%。
（3）2002到2006年的各类论文统计资料显示，《Health Education》杂志各类论文比例比较稳定，显示其比较成熟的状态；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提升，各类论文比例关系也呈现出向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发展的倾向。
（三）对健康传播对象（受众）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期刊文章主题所指应的受众类别，而并非仅为文章所关注的对象类别。
14鉴于传播之互为性，期刊的受众之受众往往恰为文章的关注对象，如医务工作者对应病患，学校工作者对应学生。前者研究对于传播学更具探讨意义。
因此，本次研究我们将受众分为14类：政府人员（通过直接政策引导健康教育者）、落后区域群体负责人（在落后地区如农村、少数民族、边远区域和弱势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者，包括该地区负责人以及政策执行者）、社区健康教育者（包括社区负责人以及一些政府执行者）、家庭成员、学校教育工作者、传播人员、医务工作者、病患（包括吸毒人员）、行业人员（指在02-06 % 02-06 %某行业内进行自我或他人健康教育者）、男性、女性、儿童和青少年（侧重生理年龄而非社会身0.00 0.964份）、老（中）年人等特殊人群也给予分类统计。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文章的主题与类型直接决定文章的受众。而鉴于期刊的主题为健康教育，故当传播者（期刊和作者）通过撰写发表文章从而自然圈定受众时，他们选择的是肩负起进行健康教育的下一个执行者。对于受众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在英国和中国的执行者，也可以比较两本期刊的不同理念。
1．除了大众等无特定对象受众外，《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针对的学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占据前三位。这三类受众是以地点的概念被划分，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学校工作者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以及社区肩负在日常生活的健康教育职责，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领域体系。
2．《Health Education》杂志，受众的前三位有：学校工作者、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与《中国健康教育》比较，学校工作者虽都排在第一位，但所占比例相差有12个百分点，英国杂志1显著高于中国杂志。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两项不仅相差显著，而且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中的排名都在最后几位。
3．从以上统计数据分析我们还可见，由这两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引发、推2动的二级传播（人际传播的信息扩散）《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Health Education
者和社区工作者；其次是落后地区负责人和行业健康工作者等。借助的主要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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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包含儿童青少年3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传播人员，可见，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四）传播效果研究：杂志内容所反映的影响范围与较大影响的领域
这里说的传播效果研究，并不是指一般的直接对受众所进行的传播效果评估活动，而是从内容分析角度，对文章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地区的“集中”情况，来了解两国健康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范围；从文章编幅的“长度”集中的类别所反映出的两国健康教育重点研究成果的类别来，进行研究的。
1．本研究中所谓的“文章所关注的国家和区域”，指的是文章所反映的开展调查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或是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的国家或地区。对此，我们主要从国内和国外，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指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四个类别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同时，也对在两国以上或两类地域同时进行的研究，以及没有具体表明国家、地区的研究给予统计。其统计结果如下：
（1）在对国内与国外问题研究的分布上，《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文章，国外研究论文超过了半数；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国外问题论文的比例却只有1%左右。可见《Health Education》杂志不仅在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且可以看出其国际影响力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显示，其研究直接惠及范围，以及研究的影响力基本上还局限于本国范围。从研究成果影响范围可看，研究成果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状况产生的影响，或是通过对某国家、地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的影响再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产生的影响，《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2）在对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研究的分布上，《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的论文显著高于《Health Education》杂志35%。即使考虑到中英两国处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也仍然可见其研究投入，研究成果所影响、惠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悬殊差距。
2．本研究所谓的“重点成果”，指的是从杂志编排篇幅大小统计结果所反映出来的编者对各篇文章重要性的判断。一般而言，重要文章编辑会给予更多编幅，编幅者可推论为重要性高，是编辑角度要重点传播推广的研究成果，也是杂志编者预期本国研究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域。为此，我们将每篇文章所占页数进行统计，并求取平均值，找出大等于平均数的文章，并对所占篇数最多的前三位主题进行统计，然后从杂志研究的“重点成果”推论，研究产生影响较大的领域。
对于文章长度进行分析：《中国健康教育》杂志5年来的重要长篇学术文章主题相对集中于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反映出该杂志在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有所侧重，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5年来的长篇重点文章主题类别则有10个主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分类。《Health Education》杂志长篇重点文章反映出英国的研究在各类别健康教育研究领域影响效果是较全面、平衡的。统计结果见下：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对两本期刊近五年来所刊载论文的分析、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一）从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论文来源差异的基本格局看，健康教育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学科意义已经远大于实践操作的层面，而我国健康教育还只是处于普及医疗知识的阶段，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校尚未成为研究的主体，也可见其学科研究力量较弱。从各研究机构交叉合作研究的疏密也可见英国的健康教育学科研究要比中国成熟。
（二）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英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生理与心理研究并重。二是反映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注重健康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注重社会传播效果，注重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发展策略。同时，这一主题分布也反映了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和心理健康这两个长期困扰西方的社会健康问题依旧是目前西方社会健康教育面临最大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正忙于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正在努力建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这两个特点同时告诉我们，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正处于初创的，起步的发展阶段。
（四）比较两国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是中英两国所共同关注的健康教育的三大研究主题。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生活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而我国对生活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等研究重视程度较低等，都反映了两国在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五）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类型的统计分析可见，近五年来，尽管中国健康教育研究采用实证方法的数量大幅上升，但总体上西方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数量仍然高于中国学者。研究也发现英国学者有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有偏向观点阐发的研究方法倾向。
（六）从文章主题分析可见，中英两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程度的显著差异，我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不够，应引起学界重视。从这两刊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和可能间接引发、推动的二级传播对象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教育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七）从研究成果影响的地区和领域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影响基本上只在本国之内，高度关注发展中和欠发展地区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传播介绍重点放在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兼顾国内、国际研究的平衡，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各个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传播介绍的重视程度是较平衡的，但对发展与欠发展地区研究明显重视不够。
通过比较两国目前健康教育研究状况，让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未来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方向。依据以上的分析总结，对于改进、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基本满足目前我国社会急需的医院、疾控机构、职业健康等健康教育研究之后，要逐步转向更为基础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关系到健康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来。要重视学校健康教育，注重从青少年抓起，抓健康教育的源头。从长远看，这是投入最少，最有效的研究发展策略，它能使我们的健康教育研究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传播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环节，是保证研究成果有效扩散、传播不可忽视的关键件环节。今后，我国应重视健康教育传播问题研究，重视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建设，扩大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发挥专业健康教育传播人才的作用，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普及转化能力。
（三）加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多学科、专门部门协作。如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学、传播等、社会学等多学科合作，需要提倡、引导大学、研究所研究部门与医院、疾病防控中心等实践部门的协作，这是今后较快提高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参与国际问题研究。强调健康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也应该提倡，但不要忽视国际研究的跟踪，参与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是学习、借鉴国外研究先进经验，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最有效渠道。
参考文献：
[1] 黄敬亨 健康教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5
[2] 参见admin.省略/insidepage_model01/bkjj_lsyts.asp?rwbh=ZGJK
篇3
3.中国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
4.音乐社会学在中国——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20年述评
5.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
6.论音乐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范型
7.音乐社会学应用价值研究——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理论、方法、功能的一些思考
8.论舒茨的音乐社会学思想——音乐内社会关系的研究
9.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10.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浅谈中国音乐商品化的发展趋向
11.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
1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13.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两部相关著作有感
14.音乐社会学说略
15.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室内乐的批判
16.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1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
18.民族音乐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之我见
19.贝泽勒“交往音乐”“表演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概念
20.试论裕固族民间音乐的音乐社会学价值及其文化传播
21.十年心血之结晶 开创性成果之总结——《音乐社会学》读后
2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23.音乐社会学视野下音乐剧接受体系建构之探究
24.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25.从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史学的渗透性研究谈学科的融合性发展
26.试论音乐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变
27.如何认识作为社会现象的音乐——伊沃·苏皮契奇的《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刍议
28.他山之石——音乐社会学视阈下的声乐教学
29.中国音乐社会学领域继承与开拓的一大步——评《音乐社会学教程》
30.孔巴略的音乐社会学思想浅释
31.开山之作 理性之光——读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32.卡登和他主编的《音乐社会学丛书》
33.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分析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
34.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要
35.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
36.社会学对于音乐史学的几个切入点——以18世纪维也纳音乐生活并莫扎特为例
3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观批判
38.音乐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
39.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龙州民间歌谣
40.音乐社会学问答
41.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未来走向试估
42.从音乐社会学角度看“花儿”的传承与发展
43.简论阿多尔诺音乐社会学的否定精神——从阿多尔诺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评论谈起
44.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45.思想的交锋:荀子与墨子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分歧
46.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二人台的发展
4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仪式及其音乐——以西林白苗烧灵仪式为例
48.音乐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高校校园歌曲发展探析
49.国外音乐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
50.音乐社会学——浅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51.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群众音乐社会学研究之二
52.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53.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
54.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对象
55.民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讨论
56.对奥运会经典主题曲主题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57.联系实际谈谈对我国听众分类的思考——结合《音乐社会学》中的分类进行讨论
58.《音乐教育学与音乐社会学》评
5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概要
60.从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音乐本体意识形态化的批判
61.克奈夫的音乐社会学对象观
62.音乐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文化建设
63.《声无哀乐论》的典型命题及其音乐社会学意义
64.基于音乐社会学课程的“Presentation”教学法研究
65.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的认识
66.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67.加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
68.对校歌歌词的几点音乐社会学观察
69.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看歌剧《骆驼祥子》
70.音乐社会学与民族音乐学
71.卡尔布西茨基谈音乐社会学
72.音乐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央苏区红歌生产
73.当代中国古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思考
74.音乐社会学研究
75.九十年代的音乐与社会学:一个评论界的变化的前景
76.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7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电影《刘天华》的音乐叙事及传播效应
78.音乐社会学教程
79.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五
80.探索音乐社会运动 开拓崭新研究领域──《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81.交响乐演奏中“指挥”角色探析——以《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指挥”理论为例
82.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情况与动向
83.音乐社会学的渊源和流派
84.克罗地亚的《国际音乐美学与音乐社会学评论》
85.声乐艺术情感论的社会学视野
86.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
87.新世纪的音乐社会学
88.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89.武昌平湖门地区戏曲演出的音乐社会学审视
90.一本新颖独特的音乐学著作 《音乐社会学概念——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91.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与流行
92.时空的重构——当代蒙古族创作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93.关于中国古代大众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94.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社会学专业简介
95.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歌曲创作为例
96.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社会学观点
9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干部教育
98.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99.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音乐与日常生活
100.浅谈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艺术
101.音乐的经验社会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102.节庆群众合唱活动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103.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与融合——原生态音乐流行性的探讨
104.《岁月如歌》 一部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经典影像
105.呼唤音乐社会学
106.音乐社会学——论社会音乐商品
107.音乐流行考析——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
108.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
109.评析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接受者类型化
110.新学科 新视野 新建设——《音乐社会学》评介
111.“体裁”概念在音乐社会学中的意义
112.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的前期理论思考
113.当代中国音乐的借鉴与发展——对马克思文艺社会学思想的思考
114.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的社会学释读
115.山东民歌的音乐社会学视角研究——以《沂蒙山小调》为例
116.社会学视野下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音乐
117.中国民间音乐阶层分析对音乐形态划分的影响
118.当代流行爱情歌曲歌词研究述评
119.解析迷幻文化:一个音乐社会学的视角
篇4
一、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综述
（一）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左右，美国心理学家皮克等人用谈话法、测验法等方法对美国青少年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青少年性格特征的发展与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密切相关。父母的信任、民主、容忍的态度和子女良好的人格特征的相关很高，父母的信任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相关很高，而家长的严厉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情绪稳定、自发努力、友好态度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均有负相关。在早期的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对亲子关系的维度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做出划分，并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关于青少年社会化的早期经验研究中，研究者们开始以维度来描述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如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兹（P.M.Symonds，1939）是最早的研究者，他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加以研究并以此说明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鲍德温（A.L.Baldwin，1955）划分为“情感温暖―敌意”和“依恋―干涉”两个维度；沙弗（ E.S.Schaefer，1959）划分为“爱―敌意”和“自主―控制”两个维度；柏利（W.C.Becker，1964）划分为“温暖―敌意”和“限制―宽容”两个维度。[1]
当代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来源于美国著名的女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1967）对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她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界定建立在其对家庭社会化实践研究的类型学方法基础之上。主要教养行为因素（如温暖、参与、成熟要求和监督等）配置的差异与程度差异，形成不同教养方式，导致青少年对父母影响的不同反应。她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 authoritatie style）、专制型（ authoritarian style）和宽容型（ permissie style） 三种类型。鲍姆林特发现，所有父母在管教子女时，其言行的特征都离不开管束、成熟要求、亲子沟通和养育四个方面，只不过各位家长在这四个方面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管束是指父母为子女订下的规矩以及子女违反规矩时的处理方式；成熟要求是指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亲子沟通是指父母在教养子女时，如何与子女之间进行双向沟通、交流；养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来自权威型家庭中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制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独立性较低，社会责任感不强，而且这种影响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宽容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信任，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在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中缺乏主动性。 [2]
（二）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大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80年代，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父母教养方式，如关颖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开始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4]刘金花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拒绝型、严厉型、溺爱型、期待型、矛盾型、分歧型；陶沙等又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七类：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和教育的不一致等。[5]
近年来，随着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因此，国内的研究者开始把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我国国内的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诸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儿童青少年的学校社会适应及学业成绩、归因方式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人格偏离、高焦虑和神经质等方面的特点与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相关。[6]
陈晓燕（2003）对昆明市2246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母管教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民主、严格、宽松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溺爱型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导致孩子偏执情绪的出现；放任型的管教方式对孩子精神病性问题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强制型的管教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多种不良心理问题的出现。[7]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焦虑、抑郁、自尊、社会化、人格发展、问题行为的产生以及道德行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个体的各个成长阶段都会有所体现。
二、 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因素归因
以往学者对北京城区2432名7―14岁在校学生的研究表明，出于有口角家庭、暴力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其心理与行为问题检出率均比和睦家庭者高，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一）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教养方式的关系
父母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而父母教养方式又受其文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自觉采取温暖、理解、偏爱子女等积极的教养方式；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采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消极的教养方式。[8]张溯在考察了东京和北京两地母亲的教育意识之后发现：母亲的教育意识体现在她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期望上，中国家庭更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中日两国母亲相比，日本母亲的学历较高，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中国母亲的学历一般较低，对子女的教育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二）家庭生活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调查显示：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情感与温暖，也能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偏爱。[9]2012年，陶沙等人进行了一项关于“3―6岁儿童母亲的教育方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母亲的职业对其教育方式有显著影响。
三、 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建议
针对以上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归因，笔者对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造良好家庭生活环境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应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养成平等交流的习惯。给予家庭每个成员公平参与的机会和尊重，鼓励子女实践系统性思考，分析家庭内的关系，改善心智模式，学会自我反省，学会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表达心灵，容纳别人的意见，协助家庭成员规划个人发展等。
（二）树立正确的父母行为典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子女，父母必须成为子女效仿的榜样。所以，在纠正青少年不良的行为之前，父母首先要纠正自己，制定出纠正自己问题的准则。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进行自我重塑，不断克服并修正自身之不足。
（三）提高青少年经受挫折的能力
为了使青少年将来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竞争中能以强者的姿态去迎接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各种挑战并能取胜，就得从小让他们在实践中进行磨练。父母对孩子的事不要包办代替，要注意引导孩子独立思考，从小事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家长要有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让子女经受一定的拮据、生活上的饥饿、辛勤的劳动等方面的锻炼和磨练，指导孩子直面挫折，克服对挫折的恐惧心理，教给他们战胜挫折的方法。
（四）对青少年错误行为的教导要合适得体
青少年有了错误的言行，要对其进行适时的指导。首先要了解、掌握不良思想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严重程度，着眼于实际的错误情况，指出它的危害性，纠正其不当的思想行为，使之感到羞愧和觉悟，进而产生改正错误的动力。批评是对子女不良思想行为的否定，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处于各方面发展的过渡时期，教导方式不当就可能对逆反心理的青少年产生严重的不好影响。因此不要讽刺，不要奚落，不要谩骂，不要侮辱孩子的人格、摧残孩子的身心，要耐心地疏导，使子女明辨是非。
（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与青少年交流，让他们在心理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得到支持。父母要和子女常谈心，讨论时尚资讯，要关注孩子关注的课题，与孩子的文化接轨，才有介入引导的契机。孩子最好的心理老师是父母，所以家长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与孩子谈心，帮助孩子分析、处理近日来遇到的烦恼和困惑，同时对其做得正确的事情要加以肯定，对孩子大胆思考、勤于提问、勇于探索的创新行为进行鼓励，努力使自己成为孩子情感的归宿。
参考文献：
[1]张英蕾.青少年自主性、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2]龚艺华.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D].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3]关颖.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化[J]. 天津社会科学，1994，（4）
[4]张丽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研究综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3）
[5]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安莉娟.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自尊及其要素的影响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篇5
On the subject Refer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XU Liy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Workers， Shenyang， Liaoning 110180）
Abstract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absorb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theory of knowledge， rhetoric， broadcasting science and many other subjects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 discipline artistic stud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subject reference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
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 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不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关于语用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建立语用规则。②
语境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简而言之，就是言语理解和表达的环境。语境这个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将语境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二是“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费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语境”这个术语规定了以下范畴：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的事物，非语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语境的功能体现在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语境的功能也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是参与、协助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从说话人角度看，语境的作用表现为：根据交际目的，确定说话的大体内容;根据交际场合，确定说话方式;根据交际条件，确定交际渠道。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的功能包括确定指称对象，消除歧义，充实语义。③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如何使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充分考虑到“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不同语境形式，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客观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和表达内容，尽可能使听话人确定指称、消除交流中的歧义、充实语言表达的语义。
3 修辞学中的修辞格
修辞学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西方对修辞学的研究路径不同，特点各异。在西方，由于古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④因此，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对修辞学有系统性研究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对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又称“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是语言重要的表现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修辞学，都以辞格的研究为终级情怀。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辞格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俗来讲，辞格就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而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现代汉语中已被人们认知并定义的修辞方法共有63大类，78小类，我们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对比、夸张、借代、设问、反语、排比、对偶、顶真、拈连、双关、移觉、通感等等。辞格是使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使语言表达通顺、准确，而且要使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节奏强烈、爱憎分明、内容深刻、富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⑤提高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运用修辞方法。好的修辞手法将赋予语言信息和美感双重价值;好的修辞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跨过逻辑的局限，让思维在语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辞手法可以突破旧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组合形式。
学习并掌握修辞学中的修辞手法，并将其灵活恰当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这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更加新颖、灵活、富有个性，充满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会调动起受众的学习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 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学是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有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被某一学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广播电视播音中主持人优美动听的语言，让人们喜欢听、愿意听，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与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更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富有节奏，声情并茂;体姿相助，通俗易懂的问题。
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是播音创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有声语言是由发声和表达两大要素构成。发声要素包括：气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归音。气息是发音的动力，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都与气息关系密切。用胸腹联合呼吸的气息方式，给说话者较稳健的语言状态提供保障，避免发生情感激昂时“读破音”的现象。有利于丰富情感表达时的不同需要，同时对说话者的嗓音起到保护的作用。口腔既是有声语言的构字器官，又是语言用声最重要的共鸣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状态，可以为说话发音提供一个良好的语音制造场和良好的共鸣环境。吐字归音，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响亮、完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风格。平时有些人“口齿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现象，都是因为吐字归音存在问题。有声语言的表达要素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外部技巧的运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清晰准确，生动具体，情感丰富语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动态美感。内部技巧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及对象感。情境再现，是创作主体的二度创作过程，能够激发表达者的内心真实感受，调动表达者的丰富情感，是对内容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
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的表情、眼神、体态、服饰等副语言，也都传递着信息，表达着情感。“副语言”或“无声语言”，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作“非语言符号”。它是指语言以外，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受到的姿态、笑貌、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所有传播符号的总称。副语言大多是以其辅助、伴随功能与有声语言表达一起来传递信息的，对有声语言表达具有补充、强调、调节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亲切感，用紧锁的眉头表示愤怒，用大幅度的手势表达诙谐幽默等。副语言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的效果。运用好副语言，对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够起到强化、丰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运用得不好，则会弱化或干扰信息的传递。
借鉴受众理论、语境理论、修辞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语境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方法，掌握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艺术性。
注释
①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 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 崔应贤.修辞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⑤ 曹艳伟.政治语篇中的辞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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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现状
一般而论．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个人结合自身情况以及当前的制约因素为实现自己职业目标而确定的行动的方向、时间和方案；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就是引导学生在对其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其最佳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有效规划的教育活动。
目前职业生涯辅导已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学说，在学校中有专业的生涯辅导团队，协助和促进学生就业和生涯发展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我国生涯辅导起步较晚，只是近几年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才开始探索，无论是理念、理论、方法，还是人员层次结构都与西方国家相去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滞后。
1．1理论建设滞后
西方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经历了从职业指导到职业生涯规划理论，从侧重于人与职业匹配，逐步转向关注以人生命历程的事业生涯为核心的过程，形成了科学的咨询指导策略，开发了诸多评测工具。我国由于起步较晚，在生涯规划理论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
1．2思想普及滞后
西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强调了“生涯”的概念，强调对人生的规划。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贯穿从幼儿园到大学．以及到社会的不同教育阶段。反观我国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更多的是针对大学生的择业指导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季节性特点，学生进入大学之前的学习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基本处于空白．学生没有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学生进入大学时的专业选择是盲目的，甚至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依然缺乏理性的规划。
1．3队伍建设滞后
西方的职业生涯规划队伍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有完善的职业化标准和从业人员的选择培训制度等等。我国的职业生涯规划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部分从业人员往往因其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而将职业生涯规划变得功利化、职责化。
面对中国目前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现状，本文期望通过对职业生涯规划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帮助人们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思想，建立相应的概念．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并能够开展一些初步的规划活动。
2．职业生涯规划基本理论
职业生涯辅导的前身为职业指导，起源于上世纪初的美国，是由帕森斯等人提出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先后产生多种理论，各种理论从不同角度解析了职业规划的体系，给出了职业规划的方法。
2．1霍兰德类型论
霍兰德提出了四个基本假设：大多数人可以归纳为六种人格类型，既实际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常规型；工作也可以划分为相应的六种基本类型．或者其中几种基本类型的组合；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与其个性类型相一致的职业类型．以求充分施展个人的技术与能力，体现个人价值；个人的行为由人格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六边形的六个角分别代表霍兰德提出的六种类型。相邻的两个维度各种特征相近，相关程度高，距离越远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越大，相关程度越低。
2．2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
舒伯与1953年提出“生涯”的概念。他把生涯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自我概念”是舒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所谓“自我概念”指个人对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及人格特征等方面的认识和主观评价。生涯发展即自我实现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探索阶段、确立阶段、维持阶段和下降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职责和角色，以及不同的发展任务。
2．3信息加工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彼得森和利尔敦提出了从信息加工取向看待生涯问题解决的认知信息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涯发展就是关于一个人是如何做出生涯决策以及在生涯问题解决和生涯问题决策过程中是如何使用信息的。该理论把生涯发展与规划的过程视为学习信息加工能力的过程。该理论按照信息加工的特性构成了一个信息加工金字塔。
位于塔底层的是知识领域，包括自我知识(对自己兴趣、技能、价值观等方面的了解)和职业知识。金字塔中间是决策技能领域，包括沟通、分析、综合、评估、执行五个阶段，构成决策循环；最上层是执行领域．即元认知。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之外，还有很多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各种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但其核心均围绕着对自我的认识、对职业的认识以及决策执行的方法。
3．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方法
当人们形成了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之后，可以进行一些初步的规划活动。
3．1自我探索
自我探索的目的是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因为合理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建立在充分且正确认知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对自我的探索包括对性格、兴趣、价值观、能力、学习风格等等。人们可以通过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等专业测量工具进行自我贪多，对自己建立一个科学的、清晰的认识。
3．2职业探索
职业探索的目的是充分的了解环境，分析职业环境因素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分析环境条件的特点、发展变化情况，把握环境因素的优势与限制，了解本专业、本行业的地位、形势以及发展趋势。人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全面了解目标职业的技能要求、工作特点、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各方面的信息，然后可以进一步通过生涯访谈、生涯追随等方法更细致全面地了解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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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学习动机理论综述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行为最初是由内部或外部的刺激所发动的，然后有机体就根据过去的经验或已形成的习惯确定他所要采取的行为的方向(定向)。也就是说，需要运用强化、惩罚等来加强、保持或削弱某种行为。学习行为也是这样，如果这次作业想得到高分，那么就要做得用心一点。行为主义者强调外部动机作用，例如，强调外部事件或来自外部的奖赏、强化的作用，而不大考虑学习本身的情况。因此在实际应用于教育工作时，强调分数、等级以及对学习的其他外部奖赏等。
认知派对动机作用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行为是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作出反应，行为是由我们的思维来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地由我们能否得到奖赏或惩罚以及生理需要来决定的。由此可见，认知的观点强调的是内部的动机作用。例如，学习的满足或成就。人们有理解周围环境、自我决定、和周围世界达到平衡这样一种需要。在认知结构中，动机作用是以选择、决策、计划、兴趣、目标以及对可能的成败的分析等为基础的，特别是对成败的分析，在动机作用的成就理论和归因理论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人本主义在解释动机作用时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决定以及力求个人的生长或像马斯洛所称的自我实现。这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关于动机作用的观点与许多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是趋于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内部的动机。
社会学习理论融合了行为派和认知派的观点，它们既考虑行为的结果，又考虑个人信念等的影响。如著名的期望理论强调，动机可被看作是两个主要因素的产物：个体达到目标的期望和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其中缺一个因素，都不能激起有效的个人行为。对动机作用的解释除了上述观点以外，还有本能论、生物需要论等，从有机体组织的需要出发，为保持体内平衡来解释动机。
二、关于参与动机的理论综述
1.能力动机论：Harter(1978)认为：“个体倾向在能力较强的领域表现所长，同时在表现中增进技能。如此一来，成功的表现就会带来自我效能和正面的情感，使得继续参与的动机增强。”因此个体之所以知觉到较强烈的自我效能和表现的控制，乃源于正面的情感和动机。一个高自我效能，且作内在、控制归因的人表现的会比较努力、愿意持续追求成就，而且容易感受较多正面的情绪。
2.成就动机取向理论:根据Maehr&Nicholls(1980)提出成就动机取向理论，认为个体动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目标导向:能力、工作和社会支持取向。能力导向的人努力表现以和他人进行比较；而工作导向的人以精熟为目标，以自我比较为评价标准；以社会支持为导向的人则期望从别人那里获得正面回馈。根据这个架构，Nicholls(1984)进一步探讨目标导向、知觉到的能力和工作难度之间的交互关系。Nihcol1s认为以能力为导向，且对于身体能力有高度知觉的人最倾向表现高度的参与和持续动机。
3.社会交换理论:Smith将Thibuat&Kellye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重新以认知--情感的模式加以架构。这个理论主张社会行为受到扩大正面经验和缩小负面经验的驱使。只要结果是个体想要的，行为便可能持续。
三、国外有关学习及选课动机的研究综述
英国的古达斯（Goudas＆Biddle）通过现场实验，研究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上课的内部动机的影响。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在这种教学方式中，教师做出所有决定，所有的学生以同样的难度水平进行练习，教师对全班的学生进行集中指导，而不对学生单独进行指导；另外一种教学方式为区别方式，在这种教学中，学生有很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同时还可以自己的水平选择相应的难度水平进行练习，教师对每个学生进行指导，在课后进行内部动机的测验。结果表明：“在使用区别方式进行教学的课堂上，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内部动机水平。”
Biggs & Mooes 把学习动机分为四类:(1)外部动机，是指学生的学习动机指向“学习结果带来什么”。这种动机是不稳定的。(2)社会动机，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身边的某类重要人物高兴，这种学习动机不是指向物质后果，而是指向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或情感的和谐。(3)成就动机，学生可能是因为期望通过和其他同学的竞争击败对手来提高自我，因此重视学习的价值。 (4)内部动机，学生学习仅仅是对学习任务活动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学习之外的什么东西令人感兴趣。
Houle(1961)在《心灵的探究》(The in quirking Mind)一书中所提出的三个因素类型论，即学习活动可分成三种动机类型:(1)目标取向:以学习作为完成明确目标的方法。(2)活动取向:参与学习是基于学习环境的意义，而与学习活动的目的或内容无关。(3)学习取向:为求知而求知。Sheffield第一个对Houle的动机取向分类研究进行系统而广泛探讨的学者，他根据 Houle 的分类体系参考其他成人教育学者和有关的文献制定了一个量表，以实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他采用因素分析法抽出五个因素，分别是学习取向、活动欲望取向、个人目标取向、社会目标取向、活动需要取向。
心理学家 Bremnnaoibson、MargaretAndesrne、JohnNiehols 等人关于内部动机的研究表明(1994)：“个体在全力以赴完成某一学习目标时都会表现出先天的学习动机。”同时表明，当个体不必担心失败，而且意识到自己所学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或者当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教师的支持和尊重时，自然会以很高的热情投入。
四、国内有关学习及选课动机的研究综述
路海东在《学校教育心理学》中指出:“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力。一个学生是否想要学习，为什么学习，喜欢学习什么，以及学习的努力程度、积极性、主动性等等，都能够通过学习动机加以说明。”学习动机是由多种心理成分构成的，其中，学习的自觉性和认识兴趣是两种重要的心理成分。
梁丽萍等研究了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认为大学生对追求成功具有较高的期望，而对于失败的种种焦虑和担忧较少，其消极的成就动机较弱。大学男生与女生在追求成功的倾向和逃避失败的倾向两个变量上均无差异。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高成就动机者较之低成就动机者在职业观和择业标准上表现出对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更为强烈的重视和关注。
鲁克成、李健荣、夏应春提出大学生学习动机具有如下特点:学习动机的产生受社会环境、教育过程和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大学生身心发展的日臻完善、生活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他们的学习动机也呈现出多样性。
毛晋平认为大学生学习动机特点如下:“(1)学习动机复杂多元，且极不稳定，学习目标迷惑不明；(2)学习动机、目标多指向近景性、直接性方面；(3)学习动机、内容多功利性和实惠性；(4)学习的成就动机强度呈中等水平”。
五、关于大学生选课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张志梅（2009）在《高校学分制下学生选课心理探析》一文中指出：从选课积极性看，越低年级对选课热情越高；任课老师、课程内容、从众心理、课程的开设时间、学分收费问题、修读年限和双学位问题都会对选课动机产生影响。
郭德侠（2009）在《大学公共选修课的调查分析》一文中指出：高校公选课的内容、结构、管理等方面因素会影响学生选课，大部分学生有着积极的学习动机，通过公选课的学习达到了了解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开阔视野以及培养兴趣、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质能力与修养的目的。但大学生在选择课程时往往带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倾向，偏好于能为自己带来实用价值的课程。
纪滨、秦锋、马丽（2008）在《大学生的选课行为及心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学生的选课行为和心理受“选课时的感觉”、“所选课程与所学专业密切程度”和“学生自身的学习类型”等方面因素影响，并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马杰在《高校公共选修课的定位与教学质量控制》一文中指出：要真正提高高校公共选修课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公选课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的途径之一，就要深入挖掘校内老师的潜力，开出能满足学生将来就业和走向社会的需求的课程，不断提高公选课的教学质量。
舒醒（2005）在《大学生自由选课背景下的历史类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探索》一文中指出，大学生选课有两大特点:一是实用性，大学生热衷于选修和自身就业密切相关的实用型课程；二是轻松性，这类学生对公共选修课要么选择一些考试考核不严、教师管理较松的课程，要么选择一些学起来轻松、好玩、比较容易通过的课程。
杨靖、蔡明（2009）在《湖北经济学院公共选修课学习状况调查报告》一文中认为公选课学校要加强课程管理，优化课程结构。
吴自力(2008)在《对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选修课制应用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完善知识结构，拓展思维；发展个性，陶冶性情；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思维水平。这些是大学生选课的重要动机。
参考文献:
（1）栾伟元,《山东省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主项提高课学生的选课动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9
（2）王薇薇，《动机理论在高校两课教学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
（3）陈维亚，《学生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教育学刊，1999年5期
（4）吕陌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
（5）郝云鹏，《高等师范生成就动机取向特点的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3期
（6）张志梅，《高校学分制下学生选课心理探析》，科技信息，2009年33期
（7）郭德侠，《大学公共选修课的调查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6期
（8）纪滨、秦锋、马丽，《大学生的选课行为及心理研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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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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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2]张广保，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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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用人制度的改革，大学生的就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向了市场机制。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要从书本上获取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资源，而且还必须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真实的了解社会，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因此，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有意义的。
一、新时期开展高校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新时期高校社会实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进行阐发：
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规模及大工业生产的内在要求出发，创造性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创立了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个人智力和体力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自由的和统一发展。第二，人的发展还包括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正常发展，其核心是人的体力与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最完美的形式。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遵循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必然规律，适应了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实依据：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高校中，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三个，即课堂教学、科学研究训练、社会实践活动。这三者共同配合相互补充，同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起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培养人才最基本的途径是实现德、智、体教育的基本途径，也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之一，它不紧对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自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
二、职业规划教育要求高校开展社会实践
大学生就业的过程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建立职业意识、理念和培养职业能力；二是找到合法的职业，从学生转为职业人；三是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做到人职匹配以实现其长远的职业发展。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中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目的只是要使大学生能够找到工作。这种职业规划教育对大学生职业意识、理念、职业匹配则很少涉及，而且也很少重视能力的培养。所以，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要针对大学阶段职业准备期的特点来进行。首先是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使之能站在较高的角度筹划自己的人生目标，能在充分认识自己、客观分析环境的基础上，科学树立目标，运用适当的方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素质。其次才是以实现人职匹配为目标的职业规划教育。也就是要指导大学生个体把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使其在对决定其职业生涯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能力等的测评和分析，确定最优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安排。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大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让学生在教育实践中了解自己，了解职业现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观。因此，职业规划更离不开高校社会实践活动。
三、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职业规划
第一，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认识自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需要审视自己，认识自己。自我评估要求个人遵循“深入”、“客观”两个原则对自己进行全而的剖析：弄清自己为人处世所遵循的价值观念，明确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熟悉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剖析自己的性格特征、兴趣等个人情况，以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在实践中跟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等的接触，可以从他人对自己的各种评价中，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更切合实际的判断，并逐渐克服对别人评价的抵触、防卫的心理，也不因他人的评价而无端否定自己，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全面的自我认识是职业规划的基本前提。
第二，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自我定位。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自我定位的作用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而考察：（1）性格和职业匹配。职业规划需要考虑与职业选择相关的性格特征。社会实践可以让大学生在活动中对自己的性格有更进一步了解。（2）兴趣和职业的匹配。根据霍兰德的“类型论”，大多数人可以被分为六种人格类型：实用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事务型。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你才能确切的知道你的兴趣类型。（3）能力和职业的匹配。职业选择与人的能力、特长息息相关。能力是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培养的。所以高校社会实践活动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以增强学生对环境的适应。通过自我性格、兴趣、能力等三方而的定位，明白三个问题：我想往哪此方而发展；我能往什么方向发展；我可以往哪此方而发展。
第三，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职业选择。职业选择阶段就是在可供考虑的职业中选择最好的，其主要是进行职业路线的选择和职业自标的设定。选择职业路线应把握四条原则：择己所爱，择己所能，择己所需，并在保证了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就业收益最大化即择己所利。要特别注意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工作能力和发展机遇的平衡。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对社会职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能够在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职业选择路线，设定比较科学的职业目标。
第四，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制定可行的措施。制定行动措施是落实职业目标的具体环节，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实践等方而的措施。它有两方而的内容，一方面是直接的实施措施，也就是为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目标需要具体哪些知识，掌握哪些技能，开发哪些潜能等；另一方面是间接的措施，通过哪些方式和渠道提高自己，也就是为了保障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实现而需要去做的事情。高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知道自己该在哪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充实自己，并以实现职业目标为最终目的自觉地参与一些教育和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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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职业咨询历史演变
我国早期职业指导始于20世纪初， 1916年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先生初创职业指导。192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杂志第100期《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一文介绍职业指导。1996年，朱启臻所著的《职业指导理论与方法》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内地职业指导理论的深化、发展以及向职业生涯理论的转化，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00年前后，我国职业指导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99年，《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出台，标志着职业指导人员作为一个新职业从社会中分离出来。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的职业指导训练，推动了我国《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认证工作的实施和职业指导的全面开展。同时，北森测评公司引进的美国职业咨询技术，促进了我国《全球职业规划师（GCDF）》的培训和认证工作。这两项资格认证工作，在我国职业指导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职业指导的历史演变表明，职业指导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必要措施，受社会人力资源调配方式的直接影响。职业指导是服务社会就业、提高社会劳动力职业素质的有效载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技术，必须与时俱进，对职业咨询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
二、对职业咨询理论的审视与思考
1.职业咨询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适配性不足
由于我国职业咨询起步较晚，职业咨询应用的理论大部分是“舶来品”，如帕森斯的特质因素论、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论、明尼苏达的工作适应论、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以及认知信息加工理论皆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规范之上的。其主要特征是：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抽象人性论；学科基础畸偏心理学；研究样本西方社会化；职业指导理论各有局限性。价值观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职业规划理论不能很好匹配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大学生职业咨询工作主要是依赖美国传统职业咨询理论，而职业咨询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及知识的范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职业咨询理论知识，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传统西方职业咨询理论依仗其世界地位获得超越文化的权力的同时，必定给其他本土文化带来不适应。这种对咨询理论与其应用对象的文化适配性的不足是当前大学生职业咨询的一大误区，是需要反思与改变的。
2.职业咨询的操作程序、方法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适应性不够
（1）对充分尊重来询者决策自由的反思。大学生来询者会无意识地将职业咨询师当作导师，当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专家，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直接的决策或具体规划。因此常用的职业咨询技术，如共情技术、来访者至上的态度就很难被一般的大学生所接受。如果过分平等尊重来访者，对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不予以明确指导，常常使他们对职业咨询产生失望情绪，影响咨询效果。职业咨询让来询者自我抉择的原则 ，对中国大学生而言是值得反思的，不考虑中西方个体行为与性情倾向性的差异，生硬照搬“让来询者自我抉择”则会严重影响咨询效果。
（2）对职业价值观差异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职业等级观根深蒂固，存在体力、脑力劳动的观念差异，“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大学生尚有余存，因而会出现“国考第一考”的现象。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职业平等意识较强，行业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小。而职业咨询技术是建立在职业平等的基础上的，因而在大学生职业辅导过程中应加以考量。
（3）宏观调控政策对职业咨询的影响。欧美国家实施完全市场化制度时间较长，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相对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不断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人力市场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需要我们在职业信息探索的过程中应给予充分考虑。
（4）家庭社会关系对职业规划的影响。由于大学生在就业信息上存在着信息通道的差异性，来自学生父母、亲属的信息和就业推荐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很大。同时，某些招聘单位还对职工子女在就业上给予一定优先照顾。同时地域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因素等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也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因素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因素，与职业规划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在我国大学生职业规划中，应给予考虑。
（5）职业规划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审视与反思。据统计，2005年美国有职业咨询师（相当于我国的高级职业指导师）约16万余人，平均一位职业咨询师面对1250人；2010年我国获取《高级职业指导师职业资格证书》有1万余人，加上职业指导师这一级人员，不过15万余人。按照2005年美国的标准，我国尚需100万高级职业指导师，与社会需求相比，数量不足。另一方面，职业指导人员多为兼职，专业背景多元化，职业指导学术底蕴和指导经验不足，直接影响我国职业咨询技术的本土化进程。
三、走出职业咨询误区的对策
1.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理论
职业咨询理论的本土化改造，首先要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理论。需要从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以及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国家体制等实际出发，探索大学生职业抉择的动机、职业抉择机制以及职业发展路径。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经济和传统的职业理念，摸索出一套对我国大学生职业咨询可行且实用的实践模式，包括高校职业咨询机构的建设、专业队伍和资格审查、职业道德、督导制度、学术制度、质量评价等。
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职业咨询程序与方法
（1）去商业化操作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职业咨询是一种商业行为，需要商业化的流程和运作。而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职业指导是义务提供的服务，可以简化程序，突出重点。适合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咨询的流程是：觉知网上测评团体咨询个体预约面谈形成共识制定行动计划。具体来说：通过职业生涯报告会，让学生认识到职业规划的目的和意义；而后组织学生参加网上职业测评；根据职业测评的结果，分类进行团体咨询辅导，解决大多数学生的职业规划问题；对于团体咨询不能解决的个性化问题，由学生进行个性化咨询预约；学生与职业咨询师面谈，解决职业规划问题，形成共识；由学生自我制定职业规划、行动计划、调整方案。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前高校学生多，职业咨询师少的矛盾，也可以提高职业规划指导的效率和效果。
（2）职业咨询模式的改造。一是师长关怀式。大学生普遍尊重师长、信赖师长。从学生学业、就业出发，以生为本，按照自我认知、职业认知和人职匹配的原则，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定位，指出大学生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必要的职场体验。教育学生从大学学业开始明确目标，坚持不懈，定期总结，合理调整，从专业技能、职业素养、通用职业技能等方面入手，逐步提升自身的职业成熟度。二是专家指导式。在我国，大学生们若求助于职业咨询机构，则他们会希望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是有特别的专业背景、有职业咨询的经验和方法的专家型权威的职业咨询师。而我国目前具有专业学科背景而又熟悉职业规划理论、方法的专家型职业咨询师较少。因此，我国要加大力度培养大量专业性强的职业咨询人员，并不断加强职后教育，不断提高职业咨询队伍专业素质和能力。
三、对职业咨询测评工具的改造
1.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测评工具
我国政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不断地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如：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兵役计划等，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在大学生职业咨询测评软件制作中，应给予体现。
2.建立体现我国高校层次结构的测评工具
我国普通高校可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以及高职高专院校，不同类别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各不相同，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职业咨询测评工作应该体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学生合理定位。
3.三个维度的就业能力模型
2004年，福格特提出了职业生涯识别、个体适应性、社会和人力资本三个维度的就业能力模型。社会和人力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例如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情商等，其可以拓展个人身份并影响个体职业生涯机会。而当前大学生职业咨询测评系统中，很少涉及社会和人力资本因素。在大学生测评工具本土化改造中，必须给以补充完善。
四、对职业发展路径的完善
1.“论资排辈”现象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在我国职业发展的路径中，往往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如：公务员升职需要一定的岗位工作年限，专业技术人员升级需要一定的岗位技术工作年限等，同时还有轮岗、二线工作的等特殊的职业发展路径，外职业生涯对个人内职业生涯发展影响较大，在职业发展路径上必须给予充分考虑。
2.行业之间人员流动的障碍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单位的用人制度不同，尤其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还受到岗位编制的限制，影响了人员的自由流动性。因而，在职业发展路径选择上，要适应组织的要求。
3.户籍制度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为保持城市的健康发展，部分城市实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就业、购房、孩子入学等挂钩，势必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地域结构。
参考文献：
[1]张维为.中国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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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涵义
“后大众化阶段（post－massification）”是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有本章教授在运用马丁?特罗教授提出的大众化理论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状况时发现，进入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和学生入学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与该理论不相符的情况，他将这些区别于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特征和普及阶段的质的变化，称为后大众阶段。有本章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从大众化向后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如下现象：（1）财政预算紧缩将迫使公共机构重新致力于大学功能的社会经济理性化改革。至少会导致产生更强有力的“绩效”制度。（2）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向私有化发展，这种发展或者通过私立高等教育的继续扩大规模的途径，或者通过日益依赖学费资助公立高校的途径。（3）在取消控制和管理的时代，高等教育机构日益为自身的管理负责。（4）市场因素日益取代公共政策，成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范围和价格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5）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自负盈亏”，公共机构和公共舆论会寻求新的评估鉴定办法，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6）为了确保质量，教育的结果日益成为衡量高校“绩效”的重要因素。（7）这些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的心理压力程度不断提高。一旦大众化与后大众化的界限被跨越，大学内部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1）社会优先考虑因素发生变化，因而更强调通识教育而非专门化教育，更强调教学而非科研；（2）大学规范结构的改革；（3）对学术效率提出新要求；（4）学生人口的变化；（5）教学法改革；（6）大学教师的职业地位和学生地位的改变。
罗伯特?吉姆斯基（Robert Zemsky）教授认为有本章教授的七条假设准确描述了美国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并认为后大众化阶段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变革时期”，其原因是“大众化时期占主流的学术快速发展模式让步于日趋凸显的财政紧缩和质量危机”。汤志民教授认为后大众化阶段的含义是：（1）进入急剧扩张后的平台期，开始进行以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大学理念的检讨；（2）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开放度、开放对象和开放条件进行检讨；（3）对高等教育面临政府财政紧缩而带来的办学经费来源、使用合理性等的检讨。
目前国内对“后大众化阶段”的界定是量和质的双重定义。量的方面：冯用军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居于25%～50%之间时为后大众化阶段；蒋文亮、卜雪梅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50%之间时是后大众化阶段。质的方面：王洪才、曾艳清基于学生结构的改变，认为后大众的典型特征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在未达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现了停滞和波动，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率却持续增长，其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传统学生；杨移贻基于规模和质量的对抗，提出规模达到一个平台期，质量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高等教育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期，需要对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并做出政策调整，这样的一个时期直至到普及化的到来，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大众化阶段”。
二 国外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发展模式
“后大众化过渡的整个进程依国家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差异显著。”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实现模式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洲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模式、日本模式。
1．王洪才基于学生结构转变提出的三国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轫于《老兵法案》。该法案使1945～1956年间，就有近800万退伍军人涌入社区学院学习。20世纪70年代少数民族学生、妇女和黑人及残疾人入学率迅速增长，并成为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增长的主力。此后20年间，尽管传统的适龄人口学生仍是大学生主体，但在入学注册增长率中已经落后于非传统的成人学生，非传统的成人学生所占比重一度达到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的4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增长趋于平稳（保持占高等教育总人口40%左右），标志着美国后大众化走向成熟。
（2）英国模式。双轨制的废除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开始。1992年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宣布双轨制走向终结，多科性技术学院可升格为大学，由此，英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23%达到1994年的30%。1994～1998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30%～33%之间徘徊，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人数开始猛增，这是英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的标志。2000年以后，英国本科教育中年龄22岁以上的非传统的成人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并有压倒传统学生之势。除2002年外，22岁以上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占新生的比例都高于50%，2004年则接近60%，这说明英国后大众化趋势已经形成。
（3）日本模式。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源于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充与发展，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55年的10.1%增长到1970年的23.6%。1992年，由于适龄入学人口大幅下降，为了使高等教育规模保持稳定和私立高校不致大量破产，日本政府又再次推行高等教育扩充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策略是扩大成人入学。在这次扩充中，适龄人口入学只经历了短暂的急剧增长就进入了平缓状态，而非传统的成人入学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这正是有本章所观察到的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时期的特征。
2．杨移贻基于“规模发展平台期和质量危机”提出的三国模式
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之后，会出现一个“停滞期”或“平台期”，似乎是一种规律。1960～1970年代的上半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提升，但到了70年代后期，却“不约而同”地放缓增长速度，进入一个“平台期”。其中，美国经过1940～1970年代上半期快速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提升到50%之后，70年代下半期高教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而德、法、英等西欧国家在70年代高教毛入学率达到20%以后就放慢发展速度，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迅速上升。日本也在70年代后期毛入学率达到50%以后进入近10年的停滞期（1960～1978年是扩大期，1979～1985年是停滞期）。
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子元久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高速发展后的停滞期，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加速化发展，或者是大众化引起的各种问题：由于学生规模扩大，导致的高校教学质量的下滑；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的过剩；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膨胀，从而导致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取向出现了变化，不得不采取减速调控手段”。佩特里夏?甘波特（Patricia. J. Gumport）指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即由大众化走向成熟进而走向后大众化，其转折点是加强公众监督和呼唤社会责任、政府资助的削弱、对学费的抵制与补贴、市场压力的增强和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学习持续性问题和延长获得学位的时间等问题出现。
3．经验与启示
王洪才、曾艳清认为后大众化理论的提出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一个直线过程，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一个稳定期，此时高等教育发展并非继续走向普及化而是转向终身化。
英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基本经验：高等教育后大众化任务主要由非精英型大学承担；政府为顺应后大众化趋势而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政府的引导对后大众化趋势形成具有导向作用。杨移贻认为要重视美、日等发达国家“无界限化与高质量核心的形成”的经验，在后大众化阶段重新构建精英教育，以期在高等教育边界扩充的同时，强化其核心价值和核心质量。
三 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研究
1．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进程
杨移贻基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从2009年的1.23亿下降到2020年的0.89亿），即使2020年我们要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每年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保持1.5%～1.6%就可以做到这点，因此预料，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平台期”已然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走向大众化教育的成熟阶段（后大众化）。王洪才认为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规模虽然庞大，但仍未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只有当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质量趋于一致时，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纪元才会正式开始。他认为我国大概在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左右时，适龄人口对高等教育需求会达到相对饱和，从而向后大众化转变。蒋毅坚认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京津沪等部分城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江苏、浙江等部分省份也已经超过40%，因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就整体而言尚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前期，但是，若从局部来看，北京等部分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有本章教授所定义的“后大众化”。
2．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面临的问题
杨移贻认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结构与体系问题：（1）在规模扩张中几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同步扩充，精英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质量普遍下降。（2）高教体系层次不清，各高校定位混乱、功能趋同、追求升格、相互攀比的情况十分严重。（3）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科层次教育并未发挥承担大众化量的扩充的主要角色，缺乏短期大学、专修学院、社区学院这样的高教机构。高职高专系列与普通高教系列缺乏沟通流转的渠道和机制。（4）民办、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步履蹒跚，至今仍为中国高教体系的边缘，十分孱弱，只能在大众化中挣扎求存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5）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机制还没有确立，在办学目标的多元化上，学制改革滞后；在办学层次与类型的多元化上，壁垒有待打开；在教育质量及其评估的多元化上，单一化格局尚未打破；在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化上，举步维艰。冯用军认为进入后大众化阶段的广东，社会资源的马太效应使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典型的区域和城乡差异，存在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
3．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徐魁鸿认为后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入学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完善高等教育结构。并预言社区学院将成为后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王洪才、曾艳清认为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迫切要求调整成人入学政策，要变入口控制为出口控制。传统的入口控制导致了学历主义倾向，而结果控制才可能使高等教育走向质量和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杨移贻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应该是一个调整和增长并行的阶段。调整的重点在于高等教育的结构与体系，新的增长点可能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温正胞认为在后大众化时代，我国的质量保证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要树立全球意识，从传统的一国之内的特殊质量保证转向全球化市场中的一般质量保证研究，并研究如何参与到全球化高等教育保证标准与模式的制定过程中去，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再分配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话语权。蒋文亮、卜雪梅认为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创新人才培养。
4．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机制
冒荣、宗晓华认为在后大众化时代，高校间非合作博弈与无序竞争现象会日益严重，突出表现在争夺公共资源的零和博弈、分工模糊的市场竞争，以及学术声誉的“瑜亮式”角逐等方面，会给高等教育系统发展造成难以承受的效率损失。依据合作博弈理论与学术资本的聚集效应和可共享性，高校间的协调与联合策略能提高整体收益，而区域集群是催生高校间合作博弈的有效组织机制。为创造合作博弈空间，促进高校集群发展，必须建立透明、公正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制度，降低政府与高校间的交易成本，消除高校间零和博弈导致的恶性竞争；有必要建立高校间合理有序的分工协调制度，改变高等教育领域混沌性的无序竞争局面；建立多元高等教育评价制度，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追求卓越，办出特色。
5．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战略
杨移贻认为我国后大众化阶段的核心理念是关注无边界化和核心质量的形成，即：一方面，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围不断扩充漫漶，使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以及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形成大众高等教育的“无边界化”；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得以重新构建，质量不断巩固提高，形成“高质量核心”。王洪才提出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高职院校应是高等教育走向后大众化的核心机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应转变为以非学历培训为主的机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应趋于地方化、多样化、自助化；加强质量监管并赋予成人高校以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冯用军提出了精英教育发展战略：后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要想获得跨越式的发展，“985工程”大学（A级）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B级）应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主力军，这类高校在未来十年应有步骤彻底改革招生录取模式，实现大类招生分类分层灵活培养机制；有计划重点改革大学评价机制，实行“教——研——管”长效试错绩效考核机制；优化重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团化策略提升国际影响力。冯用军认为应通过策略重构、布局优惠和行动创新来缩小进入后大众化阶段地区的高教入学机会差异。
四 结束语
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尚未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和生搬硬套的成分较大，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都还较薄弱。正如阿什比所说：“与动物和植物一样，大学也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美国的大学是从欧洲遗传下来的，但是美国的环境使其变成了一个新的种类。它现在正在被移植、扎根于世界各地。”无论是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还是有本章的后大众化理论，借鉴和运用到中国，都会遭遇移植的现实。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未来一段时间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后大众化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后大众化概念的进一步清晰界定。（2）对欧、美、日等国家的后大众化背景、现实、政策、问题和独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分析。（3）对中国后大众化模式进行研究。“如果说精英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以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来设定的，而大众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则取自美国。”那么，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不是也得以日本来设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需要我们去实践和研究中国的模式。（4）对我国后大众化阶段面临的危机和问题进一步认识。“在欧洲，危机是由于从精英式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化不完全产生的；在美国，危机是由于要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提供以一定中学后教育形式实现的普及高等教育机会的强大压力而产生的。”显然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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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19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19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19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20世纪40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5](p.324)。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20世纪40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1948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400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6]。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8]。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9]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7]。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2]。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4]。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15]；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19]；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2]；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家庭教养方式，如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有的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1991)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探讨其对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的性格发展的作用[7]。这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从维度上已经有突破，但仍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综合体，简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个维度来看待，势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长的教养行为，从而失之偏颇。因此，他们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强调从具体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整体把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4]。同样，杨丽珠等也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21]。
还有学者仍主张将教养方式类型化，但是这种类型化与最初研究者的单纯类型论有很大的区别，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础上的类型论。关颖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体现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与客观环境的联系，还与亲子间的互动方式有关，研究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对教养方式分类。林磊选择了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这七个母亲教养方式的侧面，通过对母亲在七个侧面的得分进行“快速聚类”，得出了五种特征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2]。这几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非源自母亲不同性质的行为，而源自母亲在相同行为侧面上行为的表现频率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试图从本质上把握教养方式，为父母教养行为的改善提供实际参考意见。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岁儿童母亲的教养行为的结构，结果表明，母亲的教养行为包括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表达六方面[23]。这一结果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理论上所认为的日常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具体教养行为的内在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挖掘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时，将视线渐渐从父母身上扩展到儿童身上，关注双方的特征。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生育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教养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夫妻关系等影响显著[4][18]。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4][13][21]；青少年个体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而非母亲的教养方式[1]。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更开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的探求，进而深入发掘父母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血型影响其家庭教养行为[24]。还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者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养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28]。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16]。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的三大因素
综观上述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历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们不禁要探讨推动研究向前发展，丰富了人类关于家庭教养的认识的诸多因素。
（一）人类对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儿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而人是研究人类的最好对象。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儿童发展的含义和基本性质；懂得了遗传、环境、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儿童智慧的发生、发展；儿童的情绪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问题。但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实中的儿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儿童，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远没有弄清。如，现代科学还不能明确地界定遗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在儿童社会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当前我们社会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对儿童青少年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产生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领域，哪些因素在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互动，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方式作用于亲子互动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儿童世界》中说过：“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几个不同时期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成人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其次是成人儿童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观；再次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这些观点或理论模型身后都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早期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父母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背后就隐藏着两种主要理论。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的个体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点在生命的头几年里就已经被决定了；其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后天环境加以塑造。这两大理论派别的观点，促使研究者探索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养实践与儿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这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开端。更为甚者，行为主义的发展理论也造就了长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论，使众多的心理学家认为要对儿童发展作出解释，只需对儿童的父母及其社会化实践进行考察即可。这使研究者执迷于对父母教养行为和方式的维度及类型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而仅将儿童视为其自身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升了儿童在发展中的地位。在皮亚杰看来，儿童从一出生就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他主动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刺激，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些真知灼见让人们看到了儿童的主动性，并对我们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8年，A·Bell对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进行了再解释，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认为儿童自出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天赋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影响父母的行为。这引发了整个70年代儿童特征对父母影响的研究[11](p.193)。Bell还提出了亲子控制系统理论，揭示了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可见，在分析儿童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双向原则”。也许“容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从一开始就更加服从、友好和独立，容易按权威的方式来训诫，是同样的方法对“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儿童不一定有效，尽管权威教养方式很有价值。这促使家庭教养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对儿童巨大影响的同时，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还必须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双向互动观逐渐取代单向决定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涌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层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10](p.16)。在研究设计时，对儿童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微系统上，而应在各系统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们所熟悉的微观系统，而将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如，关注母亲的血型，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等，使研究呈现出更开阔的视野。90年代，国内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几乎都提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境，如幼儿园、家庭，观察儿童，并对儿童的教师、父母进行访谈，从前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类型学模式被一种基于生态学化的新的“类型学”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进展[22]。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的促进和推动。
1.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对家庭研究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系统方法的影响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较长时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有关；还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较为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研究表明，父亲对青少年个体的教养行为与母亲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对子女的惩罚严厉少于母亲，但其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皆多于母亲[1]。父亲的教养影响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12]。另外，父亲的支持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29]。第二，研究者从更大的系统层次来考虑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如，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处的学校系统与家庭系统的关系，探讨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儿童所处的外层系统、甚至宏系统对其影响，探讨劳教人员的早期父母抚养方式，比较城乡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
2.心理学研究的现场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现场研究，强调在现实的情境与条件下控制和观察心理活动、测定和记录整个心理过程。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出现的“生态化趋势”不谋而合。现场研究及生态化趋势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他们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揭示其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深入幼儿园和家庭，借助与父母、教师的访谈、观察，编制家长教养行为量表，以此反观教养方式的结构、类型。这一研究手法的变化使研究者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如，陶沙找到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23]。
3.研究手段综合化、数学化带来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的综合化体现在，对于同一个家庭教养行为，既采用访谈法，又借助观察法、问卷法、评价法，力求使所获得的资料和信息更真实、可靠。而研究手段的数字化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充分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其他数学方法。在家庭教养方式的探索中，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手段日益先进、复杂、精确。从最简单的百分比比较，发展到近几年大量使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聚类分析等等。统计软件包尤其是SPSS的使用，使研究者可以从多角度快速分析处理数据，产生了高质量的成果。如，桑标运用因素分析法确定了父性意识的9个因子和母性意识的13个因子，还通过多因变量线性模型方差分析，比较了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等因素对父性、母性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的年龄对父性和母性意识有明显影响；母亲的文化水平、职业明显影响其母性意识[26]。
当然，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不断推进，成果不断取得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生态化研究，许多学者虽然认识到在真实环境中研究儿童青少年的意义，但在实践这一观念的时候过于简单化、形式化。因为仅仅依靠短暂的观察和访谈无法真正把握父母教养子女的行为的实质，更何况这种观察、访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制一份父母教养行为或方式的量表。从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场研究或生态取向的研究。生态化研究要求，发展心理学家必须首先对儿童真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探讨，作出描述，然后进行更为客观准确的编码，使之量化，最终作出解释。这种强调观察或描述的重要性的思路，与人类学对人类行为和习俗的研究思路相当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实地考察和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方法对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她指出，不进行实地考察或面对面接触，我们就无法发现和区别在某种文化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人们如何判断具体生活事实。正因为本尼迪克特这么坚持并身体力行，她才在文化模式的研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文化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如果发展心理学家想揭示亲子互动过程的机制和实质，不能忽视对真实情境中的父母与儿童的实地观察，这也许是研究取得更新进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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