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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日趋频繁。加强对外宣传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强有力的渠道和工具。我国外宣工作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外宣翻译，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 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作为应用翻译的一个领域经常与文学翻译相提并论，从而忽略了其独特性，包括翻译对象、目的、标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鉴于此，有必要对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区别进行梳理，以期加强翻译工作者对外宣翻译的认识、提高其翻译质量并提升对外宣传的效果，本文从三方面来论述二者的区别。
二、区别之一：翻译对象和目的
对外宣传是一种国际信息传播活动，以外国受众为宣传对象，其翻译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状况的对外介绍、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公告及对外交流活动的信息通告； 或各地市政建设宣传、招商引资与旅游宣传、各种国际性活动及行业展览活动宣传； 或公司与乡镇企业的对外宣传及产品介绍等等”。（曾利沙，2007）由此可见外宣翻译文本有政府文件、告示、宣传、产品介绍等，（徐建国，2009）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在类型上属于应用型翻译的范畴。虽然外宣翻译也需遵从翻译的一般标准，但翻译的信息基本属于“知识性、逻辑性信息，其特点是它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刘雅峰，2010：24）这一特性决定了外宣翻译对准确和严谨的要求。相比之下，文学翻译以文学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为对象，对“原作中包含的社会生活映象（一定的艺术意境）进行认识和反映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张今，1987：15）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性特质，使得文学翻译具有了艺术性、形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目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形象，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宣传中国的文化和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态度，其目的性非常明确： 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因对外宣传的领域众多，侧重点各有所异，如政治外宣强调宣传国家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立场，旅游外宣旨在吸引海外游客， 提高经济效益等。简言之， 对外宣传翻译目的就是获得最佳社会效应。（周锰珍，曾利沙，2006）而文学翻译的目的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是真实生动再现原文中的社会映像，传递原文作者抒发的感情，诉之于人的心灵，去“影响人们的理智、感情和意志， 引导人们认识生活的规律性，使人们受到教育，得到美的享受”。（张今，1987：15）从新世纪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文学翻译将本国或他国的文化精华传递给彼此，担当着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的使者。
三、区别之二：翻译标准和要求
因为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对象和目的各有侧重，判断其译文的标准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和原则虽表述各异，但都体现出一些共性：如都主张忠实原文、译文通畅和语言规范等。外宣翻译虽与文学翻译的标准有共通之处，达到标准的具体要求却不尽相同。首先外宣翻译语言使用要严谨、简洁，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因此外宣翻译很少使用带强烈感彩和形象的语言手段或词汇，以免行文虚饰浮夸；其次由于对外宣传的传播性质，外宣翻译要注重交际效果，考虑受众反应，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对译语读者的影响；此外，外宣翻译要体现时代性和政治性，需要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对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词语的翻译不仅要体现时代感，还要贴近受众的思维习惯；同时外宣翻译的内容很多涉及国家立场、政策，译者要具有敏感的政治意识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和政治、经济利益等。
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在中国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以及后来较为人所知的傅雷提出的“神似”和钱锺书提出的“化境”说。尽管各家翻译标准表述不一，但都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风格文体的统一。刘重德就曾将严复的“信、达、雅”改为“信、达、切”，因为“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做到雅，原文的风格需要得到完全的再现”。（刘重德，1995：26）“切”在他看来就是要与原文风格吻合。因为文学翻译具有语言艺术美学的特征，不仅要译意， 还更要传情，传达原文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感染力。文学翻译要达到“神似”、“化境”，保持原作的风味，对译者的素质修养和文学造诣提出很高的要求，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译者的艺术审美和主观创造，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和神韵是文学翻译应该把握的关键。
四、区别之三：翻译策略和手段
外宣翻译是从中文稿译成外文，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宣传稿往往内外不分，反映到宣传用语上常常表现为用词华丽、行文冗长、 喜用公式性套语，有夸大煽情的倾向，这对国内的受众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 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 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陈小蔚，2007）根据“外宣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化为外文，而是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实行“内外有别”，在中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加工，包括增删、改写、编译等，以求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有学者针对外宣翻译目的提出了相应翻译策略――经济简明原则和信息突出原则，（周锰珍，曾利沙，2006）前者指用尽可能少的文字传达相应的信息量，让受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最明快流畅的信息；后者则是指为了实现最佳效应这一目的， 根据不同海外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兴趣和接受心理，对不同类型宣传资料中具有关联性信息的文字进行有理据的操作性调节， 予以相应的突出，非关联性信息则被弱化或虚化。以下以一例说明：
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奥运会如在这里举行，将使东西方文化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中交融。一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蓬勃发展的新北京，将以古典与现代合璧的姿态，把自己悠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谦和礼貌的公德素养，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展现给全世界，为世界奉献一届与众不同的新奥运，为奥林匹克运动在新世纪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促使这一运动真正成为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度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Beijing， with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history as a city， is a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f the Olympiad is held he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have a chance to integrate. Beijing， with its new prosperous look as a resul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 will present the world with a unique Olympiad so that the event can truly become a global culture transcendi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衡孝军，2011：149）.
在上例中，相比较汉语文本，英译文对原文的一些信息进行了删减，把握国外受众的文化心理特征，省译了那些渲染情感的修饰语和价值度低的信息，突出了价值度高的关联性信息。外宣文本共性特征表现在侧重于传递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注重对外宣传的社会效应， 而文字符号所荷载的美学意义或个性特征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徐建国，2009）为实现更好的外宣效果，适当的“译前处理”显得很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语言本身方面的处理， 包括风格、文体、篇章等。（李欣，2001）由上所见，在外宣翻译中，不能完全实践“信”或忠实原则，翻译要灵活变通，不能和原文亦步亦趋。从语言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外宣翻译更适宜“归化”的倾向。
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争论最多的就是“异化”和“归化”策略。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翻译史， 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调。（周福娟，2005）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末，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趣味大量使用归化法，对英文小说中的地名、人名和对话进行汉化，甚至对一些段落进行了删节。而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归化策略，认为“归化”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不能导致文化失真，如果文学翻译出现“文化误读， 那文化交流的质量就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 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 文学翻译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周福娟，2005）也就是说，文学翻译要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大致相同的审美体验，因此文学翻译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和风格，使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传达出原文的精神，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对原作进行改写、编辑甚至加工在当代文学翻译领域是不可取的方法，“忠实”原则依然是文学翻译秉持的方针。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在碰撞冲突中逐渐融合。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使得担当重要文化交流媒介之一的文学翻译被提上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日渐落没和中国经济文化地位的崛起，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这一前提和认识，在中译外文学翻译中，一些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如孙致礼（2002）、范建华（2004）等主张 “异化”翻译策略应成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趋势。
五、结语
外宣翻译因其翻译对象和目的的特殊性，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对译员的要求以及处理原语的策略手段都和文学翻译诸方面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对外宣传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对外宣传的效果，如果直接套用文学翻译的标准和方法，产生的译文必然不够理想，不能为外国受众更好地接受，也达不到预期的宣传目标。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文体翻译类型的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外宣翻译的性质和特点，从而为指导其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译》和上海理工大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笔译》的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陈小蔚.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7（1）：62-65.
[2] 范建华.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2004（4）：82-85.
[3] 衡孝军.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4]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5] 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2001（1）：18-22.
[6] 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
[7]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8]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9] 徐建国.外宣翻译的名与实――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研究述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2）：93-96.
[10] 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11] 曾利沙.从对外宣传翻译原则范畴化看语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7）：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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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批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而其最中心的理论主张即为目的论。目的论与稍早时期奈达（Nida，E.A.）的“等值论”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保证译文本身的可读性。目的论首先由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H.J.弗米尔（HJ.Vermeer）提出，根据弗米尔的观点有三大原则是所有翻译应该遵循的：1、目的原则（Skopos Rule），即翻译行为的目的了决定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2、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即翻译必须与译文接受者的交际环境保持连贯与一致。3、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即翻译必须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既包含抽象的概念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有形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建筑和艺术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往往是活性的生命形态，是无形的传输介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内容多为动态描述，具有多相性和流动性。如对节庆活动，舞蹈，礼仪，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的描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而延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当尽量遵循两条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为取向的原则和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出发点在于传播中华文化，吸引世界更多人的关注，从而达到延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这一点与获取这些信息的译文阅读者的文化探索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尽量保留原文中涉及文化内涵的信息并且可以适当地增添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指的是在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能拘泥于原文，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要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采取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译文接受者轻松地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以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具体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翻译方法来保证该目的的实现。
1 适当增补文化信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脱离了这些文化信息，忽略了译文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一味机械地翻译原文，就会引起误解甚至造成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充分考量英汉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习惯，采用文化信息增译的方法可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语义缺省。例如关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的资料介绍：“变脸，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观众非常感兴趣，看过之后，无不惊叹，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如果把“变脸”“抹脸”、“吹脸”、“扯脸”等词汇简单的翻译为“face-changing”“face-wiping”“face-blowing”和“face-pulling”对于不了解川剧或从未看过川剧表演的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就必须适当增加文化信息来进行说明。实际上川剧变脸所指的是川剧演员的化妆的脸谱的更换，将“变脸”译为“Facial Makeup changing”并适当增补相关文化信息“a stunt in the art of Sichuan Opera，in which the performers change their facial make-ups in a blink of an eye”就能有效地达到翻译的目的了。
2 删减冗余文化信息，避免过度翻译
中英文语言结构本身的差异造成了在描述相同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和结构却不尽相同。目的论强调疑问接受者对译文的理解而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中要尽量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出发，对汉语的语言形态结构做出调整。例如：
关于蜀绣的宣传介绍中有这样的描述“蜀绣作品在技艺上要求主题鲜明，构图简练，形象生动，意境深邃，秀美高雅，用重彩艳而不俗，施淡彩雅而不薄，给人以柔和的美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的瑰宝，出于文化骄傲的心理，宣传者往往不遗余力地渲染描述甚至略带夸张，因而造成许多宣传资料中充斥着大量华美但又空洞的辞藻堆砌。如果译员不加选择毫无保留地将这类信息翻译成英语，不仅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在中文读者看来非常华丽的词藻对于英文读者而言却含义抽象，无法理解。因此，对于此类冗余的文化信息，译者可以删去。以上文字可译为：“The works of Shu embroidery are unique in its distinct themes，well-constructed composition，vivid images，thoughtful design concept，graceful technique and overall elegance，They are bright in rich colors and elegant in light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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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敏.谈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8）：168-171.
［7］祁世明.试析外宣翻译的特点及策略［J］.滁州学院学报，2009，11，（6）：41-3.
［8］赵浩生.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一赵浩生教授清华大学演讲录.国际新闻界，20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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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 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二、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 佐哈尔与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体，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是动态的、异质的、系统的。他描述了动态分层和系统产品，还强调系统的历史性，不能把历史事物错误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本土化，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2004）继续发展了多远系统理论，他认为图里的规范提醒我们，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者的介入无法避免，无法被清除。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随后张南峰（2002）、谢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张南峰教授认为“多远系统理论是跳出文本外对翻译进行研究”，谢天振教授评价说，“该理论对中国汉译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辜正坤,刘宓庆结合该理论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假说。该理论摆脱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角度解读翻译的缺陷，翻译活动推向了前台，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探讨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极个别的作品，如《福乐智慧》《江格尔》等被外译，也是由他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节译的。新疆外宣英译在新疆翻译史上处于边缘地带。
直至90年代，随着国家倡导以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福乐智慧》。随着新疆英语教育和对外的发展，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新疆电视台也有了自己的英语频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与2001年起本土化，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及全国其他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译初出茅庐，在中国外译系统中还处于边缘地带，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新疆外宣英译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发展起来。
2．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发展新疆的以旅游为先锋带动全疆经济发展（邓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和错误的解读。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而整句话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识形态对新疆心怀叵测的政治意图。而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自己的家乡的立场上清楚明了地给以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译者在进行外宣英译时，应了解外国人对我国外宣英译的普遍的态度.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我国读者喜欢的华丽抒情性的文体，在外国人看来只能是减少传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洞和冗长，夸大宣传。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还不如直接告诉那一年的时间为好。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与汉语的随后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将读者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萨义德），这样就不能按照尤金·奈达所谓的“译者必须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进行翻译，而是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译是杨宪益在英译《红楼梦》时保留的风格，他认为宣传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就要如实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其一来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让的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还需处理好在原文与意识形态，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11.1:53-72,1990.
[2]David Levinson，Kien Christenson，Xinjiang，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 Volumn 6,1999.
[3]Toury ,G，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s[M] .
[4]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M].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5]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M]. 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6]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J]. 旅游，2000，4.
[7]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9]廖七一.多远系统[J]. 外国文学，2004，4.
[10]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1]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M].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
[12]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M].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13]谢天振.多元系统论[J]. 中国翻译，2002.
[14]谢旭升.特色汉英翻译教程[M].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15]余言，向京.中国新疆事实与数字[M].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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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
>>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 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失语” 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中国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则把翻译放在文化大背景下去研究。在寥若晨星的研究中，民俗文化翻译的理论原则只是偶尔提及或者不成体系，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翻译民俗文化理论原则一、翻译理论概述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国外翻译理论原则中可借鉴的流派比较多，可以说欣欣向荣，风格各异。其中主要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学派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等。这些学派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解释。语言学派从语言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角度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解读；阐释学派主要从语言表达的内容试图解释翻译现象；功能学派主要来源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角度阐释如何进行有效地翻译；文化学派则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挖掘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从跨文化的角度解释翻译的过程；建构学派则来源于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注重从语言的多方复杂因素解释翻译过程。然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原则大多沿袭国外的成果，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试图对其有所发展。在翻译的指导原则上整体遵循着信、达、雅；至于对翻译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对性质不同的材料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研究提及较少。二、国内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方向的研究论文能够查找到，但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指导原则的研究凤毛麟角。查阅中国知网，输入“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10篇，其中5篇为期刊，5篇为博、硕士论文。通过检索“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3篇。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蒋红红老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翻译应置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大语境之下。民俗的翻译只有明辨其文化身份，才能在翻译中有意识地避免文化移植，保持文化身份的清晰度。由于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民族特性,翻译中应通过语言符号——表层结构，挖掘展现文化内涵——深层结构，并且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其口语化、非正式的文体特征。” ［1］ 安徽工大的杨东方从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的角度指出“文化负载词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2］在翻译方法方面，杨东方认为“用‘移植’、‘文化替换’以及‘交际翻译法’来翻译民俗文化词汇，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的融合具有独特之处。”［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姜智慧老师谈到了对浙江民俗文化翻译时应该运用的理论为“归化与异化”；因为“异化”翻译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源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目的语中，保留源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4］ 中南大学的硕士刘连芳提出旅游文化的翻译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动态的选择。所谓“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改造源语的词汇、句式和文化特点，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待，从而使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悦纳。合肥工大的硕士杨勇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应该适用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三、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的不足与建议所有上述研究，要么集中于对文化大类的翻译理论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要么提出了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但是对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并未提及。蒋红红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民俗翻译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则归结方面却并未明确指出，只强调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杨东方从词汇的文化负载角度谈了翻译，整体上是从微观角度入手，在字里行间中能够体会一些民俗文化翻译的指导原则，但太过零散、缺乏系统性。姜智慧谈到了在民俗文化翻译中应该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论文在翻译的实证方面研究较少，给人的印象是拨开了云雾，但还未见到太阳。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既要翻译出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能够让译文读者比较轻松的悦纳。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笔者同意杨勇的观点暨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去指导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最为合适不过。参考文献［1］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国外外语教学 2007（3）［2］ ［3］杨东方，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探索，［J］ 科技创新导报 2009（14）［4］ 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2)
篇6
在翻译界，有许多种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豪斯的显性翻译和隐形翻译，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莱斯、费米尔、霍茨和诺德的功能理论翻译，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等翻译策略和理论在翻译史上百花齐放，对语言翻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归化和异化之争还是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之争，为翻译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总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逐步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中华体系，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历史上，有“丝之路”，很少提及“茶之路”，但是“丝之路”，和“茶之路”是并行发展的。由于茶叶的地域特色，以及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惯，茶叶慢慢被当地化，那么在“一带一路”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特色也将被全面推广。为了更好地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茶文化的英文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在翻译中，既要保持我国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又要准确体现中国茶文化的茶名和茶叶品性。在茶叶文化翻译中，我们需要注意翻译方法的多样性和灵动性。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宣扬中国茶文化的文化内容和达到交际目的，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指导价值。
1交际翻译理论和文本类型
著名的英国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PeterNewmark）提出两种翻译模式，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通常是在目的语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形式上的翻译，更注重翻译文本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比如科技文、说明文等。语义翻译力图在译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交际翻译具有相对意义。哈蒂姆和梅森（Hatim&Mason）指出，翻译是“发生在某个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而纽马克指出：交际翻译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茶文化的交际翻译目的在于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历史[1]。翻译是对文本的翻译，因此纽马克将所有的文本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text），在将所有的文本类型分类的前提下，不同的文本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作品和权威性言论等为表达型文本，阅读时不需要考虑读者的反应；教材和学术论文等为信息型文本，强调文本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而通俗读物等为呼唤型文本，起到号召和宣传作用。茶文化的交际翻译集归化翻译和意译翻译的优势。
中国茶文化的相关阅读资料，有《舌尖上的中国茶》、《大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茶文化》、《茶经》等，以《大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茶文化》为例，该书从文化角度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让读者了解茶文化的认识和加强鉴赏能力。在外国友人阅读时，简单明了地理解我国茶文化和解读源语言文化与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词语和句子要尽可能翻译出源语言的文化特色。翻译文本时不仅要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还应将中国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东方文化内涵传递出去，对不同的文化特色的词语和句子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茶文化文本中多散句和短语，翻译中要体现汉语散文形散意不散的特点，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不同方法，对文本的句子进行拆分、整合。因此笔者认为，根据中国茶文化的文本类型，交际翻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2中国茶文化翻译技巧
将中国的茶文化通过文本翻译的方式，不仅让外国读者不仅了解中国的茶文化，更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文化的翻译是跨文化文本翻译，涉及两种文化，包括语言，是将源语言文本与目标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屬于交际行为或者交际活动的一部分。翻译的茶文化文本可以被视为交际情景中交际符号的综合，但是文本翻译的情景和翻译文本接受时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利用翻译文本所要实现的意图决定文本翻译时所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种翻译手段。
2.1直译
纽马克认为特定的时间内与特定的文化所发生的事，适合采用语义翻译，保留地方特色。这里所说的语义翻译比较接近直译。茶文化翻译内容只要是包含民族特色和茶叶产地，茶叶形色时，可采用直译法。比如西湖龙井，所产地为西湖，茶色嫩绿，茶味甘醇，形状扁平挺直。这里的西湖龙井译为“WestLakelongjingtea”，句子可翻译为“Longjinggreencolor，aroma，mellowrefreshing，shapedlikeBuxus”。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边茶”，这里的边茶翻译为“bordertea”。在翻译茶器名称时，也可采用直译法，比如紫砂茶壶，可译为“purplesandteapot”，翻译时点出了色泽、材质、器物等要点。
2.2意译
对于中国茶文化中的神话人物和古代诗人的诗句可采用音译的方式。音译是看重原文，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在中国茶文化中，有“斗茶”这一说法，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将“斗”误解为打斗、斗争的意思。但是历史上，我们可知“斗茶”是一项文雅的活动。那在翻译的时候，如何让外国友人不产生误会，而且又能将这一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传递出去呢？因此，根据“斗茶”的历史记载，我们可知，这是一项竞赛，因此，我们可将“斗茶”翻译成“teacompetition”。关于茶文化的诗句，比如白居易有“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的《两碗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就需要翻译者针对诗句的意思，进行英文翻译，向外国友人传达更加准确的原文意思，表达独特的美感。
2.3音译加注释
音译是对中国茶文化中茶叶名称、产地、区域适合的翻译方式，有些茶叶名称和茶叶品质体现了悠久的中国历史，体现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和文化魅力，可以增加注释，例如武夷山的大红袍，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因此在翻译时，可译为DahongpaoTea（WuyiMountainRockTea）。
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茶文化翻译探索
3.1外宣翻译理论策略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外宣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宣翻译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国家的文化传播。因此要求外宣翻译者潜心研究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差异和特点，在抓住茶文化文本主旨、领会其精神的前提下，翻译时对茶文化文本中的茶叶科学知识、茶叶文化进行直译、音译、整合、意译等方式加词、删减等[2]。在外宣翻译中，交际翻译又是最主要的翻译策略，其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读者的反应和读者的文化背景作为核心，力争翻译的文本通俗易懂，同时通过语义翻译，最大程度地传递中国茶文化的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
3.2“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互相补充策略
茶文化的文本翻译中，“异化翻译”是“归化翻译”的基础，“归化翻译”是“异化翻译”的补充。“异化翻译”讲究的是“在两种异质文化存在的前提下，将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关注国家间，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坚持茶叶文化的真实性，茶叶的品性或采用目的语中的特色词语来解读茶文化中的艺术美感，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针对我国茶文化从属于儒家文化，茶文化文本的翻译应当坚持异化翻译。而茶文化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农业科技，这些科技论文采用归化翻译更加适合。
3.3交际功能翻译策略
跨文化文本翻译涉及两种文化，包括语言，将源语言文本与目标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属于交际行为或者交际活动的一部分。茶文化翻译的文本可以被视为交际情景中交际符号的综合，但是文本翻译时的情景和翻译文本接受时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茶文化译本需要反映原茶文化的有关特征，读者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所以其对世界的了解、生活方式、对事物的观点以及阅读目标语文本时的体验均有所不同。交际功能是中国茶文化文本翻译的决定性标准，翻译的文本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都从属于这一标准。
4结语
随着我国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国茶文化的英文翻译已经成为促进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茶文化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产物。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下，茶文化也将走向更国际化境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茶文化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实现茶文化的信息传递，才能进一步弘扬我国悠久的中华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西方翻譯理论精选[M].申雨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2] 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3] 林治.以茶文化优化“一带一路”人文生态环境[J].西部大开发，2016（7）.
篇7
1985年，数学建模竞赛首先在美国举办，并在高等院校广泛开设相关课程。我国在1992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大学生数学竞赛，并从1994年起，国家教委正式将其列为全国大学生的四项竞赛之一。数学建模是分为国内和国外竞赛两种，每年举行一次。三人为一队，成员各司其职：一个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再者精于算法的实践，最后一个是拥有较好的文采。数学建模是运用数学的语言和工具，对实际问题的相关信息（现象、数据等）加以翻译、归纳的产物。数学模型经过演绎、求解和推断，运用数学知识去分析、预测、控制，再通过翻译和解释，返回到实际问题中[1]。数学建模培养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竞赛期间，对指导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数学建模科技论文撰写对学生个人能力成长的帮助
2.1.提供给学生主动学习的空间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传播和更新速度飞快，推行素质教育是根本目标，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学生掌握自学能力，能有效的弥补在课堂上学得的有限知识的不足。数学建模所涉及到的知识面广，除问题相关领域知识外，还要求学生掌握如数理统计、最优化、图论、微分方程、计算方法、神经网络、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数学软件包的使用等。多元的学科领域、灵活多变的技能方法是学生从未接触过的，并且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老师一一的讲解清楚，势必会促使学生通过自学、探讨的方式来将其研懂。给出问题，让学生针对问题去广泛搜集资料，并将其中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加以消化，化为己用，解决问题。这样的能力将对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研受益匪浅[2]。
在培训期间，大部分学生会以为老师将把数学建模比赛所涉及到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学生只要在那里坐着听老师讲就能参加比赛拿到名次了。但是当得知竞赛主要由学生自学完成，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时，有部分学生选择了放弃。坚持下来的学生，他们感谢学校给与他们这样能够培养个人能力的机会，对他们今后受用匪浅！
2.2.体验撰写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系列论文的过程
学生在撰写数学建模科技论文的时候，不光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功底、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还要求学生具备相关领域知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关键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对这些关键信息加以抽象、建立模型。这也是教师一直倡导学生对所学知识不光要记住，而且要会运用。千万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2.3.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在撰写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培养了学生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别于其他竞赛活动，数学建模竞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将实际问题数字化的能力，学生要有良好的洞察力，具有从现象抓本质的能力。给出的实际问题，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要求学生大胆假设，运用所学知识将问题由最简单、最直接的科学方法求解出来[3]。
2.4.团队精神的培养。
数学建模竞赛是由三人组队参加比赛的集体项目。三个人必须要配合默契，团结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刻理解了由三人组队的规则，充分发挥团队精神；不能夸大个人能力，不能自大骄傲，要本着整体高于个人的原则，积极合作。竞赛所提倡的团队精神，将会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具有合作意识，，取长补短，团结协作，患难与共的集体主义优良品格[4]。
有些队伍在组队前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迥异，再加上年龄小，经常会因琐碎小事起争端。比如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统一；生活习惯造成其他人的反感；说话处事不能圆满表达，致使产生矛盾等。经过一年的团队磨合，学生看问题不会从自我出发，面对问题时，会先聆听他人的想法，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生活习惯也趋于常理化，不会特立独行；为人处世不会有那么多棱角，会选择以让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2.5.诚信。
比赛期间，每支参赛队伍都会以诚信为原则，绝不会去窃取他人作品，实事求是。作为学生的指导教师更是以身作则，要求学生自己独立完成，要脱离教师的指导，并且会在全程进行监督。
3.数学建模科技论文的撰写对我校学生的现实影响。
我校06级学生宣海，小时候因手术后遗症不能正常行走，曾多次辍学。最终凭自己的努力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大二初始学校选派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大部分同学由于不能忍受比赛所带来的诸多困难，都相继退出了比赛，而宣海同学经历了能力和意志力的魔鬼训练，并被选任为所有队伍的队长。全国赛时限为三天三夜，宣海在此期间只睡了四个小时。经过队伍上下齐心努力，宣海所在队拿到了河北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的优异成绩。次年，宣海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更高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能力，参加了国际数学建模大赛，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数学建模比赛。一整年没回过家的宣海，克服了身体及家庭的种种困难，再加上四天四夜的连续作战，获得了国际二等奖。数学建模比赛对宣海的影像是潜移默化的，在毕业之际，多家用人单位都希望将宣海抢到手。目前宣海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杨红伟.数学建模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3，3：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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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学建模科技论文撰写对学生个人能力成长的帮助
2.1.提供给学生主动学习的空间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传播和更新速度飞快，推行素质教育是根本目标，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学生掌握自学能力，能有效的弥补在课堂上学得的有限知识的不足。数学建模所涉及到的知识面广，除问题相关领域知识外，还要求学生掌握如数理统计、最优化、图论、微分方程、计算方法、神经网络、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数学软件包的使用等。多元的学科领域、灵活多变的技能方法是学生从未接触过的，并且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老师一一的讲解清楚，势必会促使学生通过自学、探讨的方式来将其研懂。给出问题，让学生针对问题去广泛搜集资料，并将其中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加以消化，化为己用，解决问题。这样的能力将对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研受益匪浅[2]。
在培训期间，大部分学生会以为老师将把数学建模比赛所涉及到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学生只要在那里坐着听老师讲就能参加比赛拿到名次了。但是当得知竞赛主要由学生自学完成，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时，有部分学生选择了放弃。坚持下来的学生，他们感谢学校给与他们这样能够培养个人能力的机会，对他们今后受用匪浅！
2.2.体验撰写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系列论文的过程
学生在撰写数学建模科技论文的时候，不光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功底、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还要求学生具备相关领域知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关键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对这些关键信息加以抽象、建立模型。这也是教师一直倡导学生对所学知识不光要记住，而且要会运用。千万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2.3.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在撰写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培养了学生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别于其他竞赛活动，数学建模竞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将实际问题数字化的能力，学生要有良好的洞察力，具有从现象抓本质的能力。给出的实际问题，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要求学生大胆假设，运用所学知识将问题由最简单、最直接的科学方法求解出来[3]。
2.4.团队精神的培养。
数学建模竞赛是由三人组队参加比赛的集体项目。三个人必须要配合默契，团结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刻理解了由三人组队的规则，充分发挥团队精神；不能夸大个人能力，不能自大骄傲，要本着整体高于个人的原则，积极合作。竞赛所提倡的团队精神，将会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具有合作意识，，取长补短，团结协作，患难与共的集体主义优良品格[4]。
有些队伍在组队前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迥异，再加上年龄小，经常会因琐碎小事起争端。比如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统一；生活习惯造成其他人的反感；说话处事不能圆满表达，致使产生矛盾等。经过一年的团队磨合，学生看问题不会从自我出发，面对问题时，会先聆听他人的想法，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生活习惯也趋于常理化，不会特立独行；为人处世不会有那么多棱角，会选择以让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2.5.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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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以中华饮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成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此背景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自2012年5月首播以来，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舌尖》主要介绍了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从多个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舌尖》的字幕翻译作为中国纪录片外宣的典范，受到了海外观众较好的评价。本文以《舌尖》中英文脚本为语料，对《舌尖》脚本中译英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归纳总结在翻译具有鲜明中国文化色彩的中文纪录片时，如何在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中间取得最佳平衡，以实现译文的忠实、通顺，并通过影视这一特殊载体，实现翻译目的，为类似纪录片的英译提供指导和参考，服务国家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一、归化与异化策略在《舌尖》英译中的应用
（一）归化策略的应用
“影视翻译的瞬间性、通俗性以及观众多层次等诸多特点决定了影视翻译必须以译语观众为中心”（李颜，2005：82），即中文纪录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译语观众的欣赏角度与接受程度，向目的语靠拢。此时，译者需要熟练应用归化法，以《舌尖》中菜名的翻译为例：腌笃鲜：Bamboo Shoot Soup with Fresh and Pickled Streaky Pork。蜜汁火方：Braised Ham in Honey Sauce。炸藕夹：Deep-Fried Lotus Root Sandwich。腊汁肉夹馍：Chinese Hamburger。毛蟹炒年糕 ：Rice Cake Stir-Fried with Crabs。清明团子：Sweet Green Rice Ball。香炸奶豆腐：Fried Dried Milk Cake。面拖蟹：Stir-Fired Crab。金丝虾球：Braised Shrimp Balls。
根据翻译菜肴名称时采用的具体手法，《舌尖》中菜名的归化翻译又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代表为“腌笃鲜”、“蜜汁火方”，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解释、增译的归化翻译策略。“笃鲜”、“火方”等食物对很多中文观众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更不用说对中国饮食文化知之甚少的外语观众了。因此，有必要提供解释。在《舌尖》脚本英译过程中，对于此类情形，译者通常以该类菜肴的制作方法与食材的结合作为其英译菜名。第二类归化翻译代表为“炸藕夹”、“腊汁肉夹馍”等。“Sandwich”、“Hamburger”是最为常见的西方代表性食物，而其外观与制作方法恰巧与“藕夹”、“肉夹馍”相近，译者直接以目的语现有词汇对源语菜名进行翻译，既生动形象，又便于译语读者理解记忆。第三类翻译手法的典型例子为“香炸奶豆腐”、“面拖蟹”为例，译者在英译时采用删减的手段，使译文向目的语文化靠拢。“香”是一个较为抽象性与描述性的词语，而英文菜名大多直接简洁，很少运用形容词，因而译者选择在翻译时删去“香”。“面拖蟹”是上海名菜之一，其制作工序较为复杂，难以仅用几词概况，因而译者可省去过多描述，仅选其主要工序翻译出即可。
除了菜名翻译，烹饪制备过程的翻译也涉及归化法的应用。由于饮食文化差异，译语文化中并没有与中国众多烹饪手法对应的词汇，《舌尖》译者选取译语中较为接近的概念来对源语表达的意思进行解释，如“braised”一词在《舌尖》的菜名翻译中就兼顾了“烧”、“焖”、“炒”、“爆”四中烹饪方式。这与英国的“downpour”，“ shower”，“heavy rain”在汉语中只能译为“大雨”同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有较大差异且无对应表达的情形中，采用归化法是为首选。
另外，民俗文化内容的翻译也多次用到归化策略。由于这部分内容并非《舌尖》的主题，因此译者采用归化法，向目的语读者靠拢，使读者更易理解，尽量减少对非主题内容的民俗文化的解释。如译者将“红白寿诞或大型节庆”译为“personal anniversary or public holiday”，避免了对中国文化中“红白之事”的赘述，紧扣饮食文化这一主题。
（二）异化法的应用
归化法固然可使译文地道、可读性强，但如果源语意义较明确，或尽可能保留源语传统文化，则需译者恰到好处地使用异化翻译策略，以下文为例。
泡馍也是从馍变化出来的一种西安主食。每个人根据自己喜好的口感，掰出大小、形状不一的馍块。对西安人来说，这个举手之劳是一个弥足享受的过程。
Paomo，another staple food in Xi’an，originated from the baked buns.Based on their own preference，people can tear a bun into different sizes.As for Xi’an natives，this process is what they enjoy very much.
这一段的字幕是介绍古都西安的主食，译者全段使用了直译的方法将西安人的饮食习俗表达出来。段首初次出现了“泡馍”这种历史悠久且极具代表性的西北小吃，译者直接以汉语拼音形式将其音译为“Paomo”，保存了泡馍所具备的独有的文化色彩。《舌尖》中类似的翻译还有馕（Nang），腊八豆腐（Laba Tofu）等。一些涉及地名的菜肴在翻译时也运用拼音直接进行音译，如诺邓火腿（Nuodeng Ham），蒙古奶茶（Mongolia Milky Tea），西湖醋鱼（West Lake Fish with Vinegar）等，这类翻译保留本土文化，反映地方特色的烹饪技艺和风味。从目的语的形成来看，形式上更简洁、清晰、直接，同时也传递了源语文本讯息的准确性。
还有一些菜肴，如金鱼戏莲（Goldfish Playing with Lotus）、长寿面（longevity noodles）等，这些菜肴往往带有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意象与美好寓意，译者将其直译可以展现目的语文化内涵，同时反映出中国人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舌尖》中以异化法翻译，最大程度地向目的语观众展示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推向世界。
（三）异化与归化策略相结合
异化法与归化法并非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这一点在《舌尖》英文版译者对一些典型菜名的翻译中得以体现，如：岐山臊子面：Qishan Minced Meat Noodles。红烧毛豆腐：Stinky Tofu Braised in Soy Sauce。新式大闸蟹：New-Style Crab。手推馄饨：Handmade Wontons。麻婆豆腐：Spicy Tofu。异化法的效果是使源语文化能以本土化的方式传播，增强源语文化的影响力。归化法注重译语读者根据译语文化理解源语所表达内容。采用异化法将典型的中国食物“豆腐”音译为“tofu”，译者在翻译“麻婆豆腐”时又结合归化法，未对“麻婆”直接翻译，而是使用了目的语读者易理解的“spicy”一词。这种结合使用异化法与归化法的策略值得借鉴。
二、对外宣纪录片翻译的启示
我国译界对涉及文化因素的文本翻译应倾向何种翻译策略有较大分歧。一些学者支持归化的翻译取向，以目标语文化作为导向，为理解源语文化奠定基础。也有观点认为应采取异化的翻译取向，尽可能地保留和传达源语中的异国文化因子，帮助有着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学习和交流。笔者认为，就中国文化外宣纪录片文本的英译而言，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二元共存的。并且近年来，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取舍的实践过程，呈现出由归化译法向异化译法渐进的总体趋势。
在对《舌尖》中菜名翻译策略进行统计之后，我们发现归化法占43%，为该文本翻译中的主导译法，但异化法则以38%的比例紧随其后;此外，与之前同类纪录片的英文译本相比，《舌尖》脚本的英译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比例有明显提升。这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识别度与认知度大幅提升不无关系。译语读者在对源语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更易理解异化翻译中具体表达的含义，源语文化也能在异化翻译中得以最大程度的展现与保留。
美食无国界，用食物传递文化，《舌尖上的中国》英文版在翻译上对异化法与归化法的应用做到了适当的权衡，堪称中国文化外宣纪录片的典范，也为以后此类纪录片的翻译提供了借鉴。笔者建议在今后中国文化类外宣纪录片的翻译中，译者应把握由归化向异化渐进的大趋势，大胆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和传达中华文化因子。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适当采用归化法。在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化不了解的领域应采取过渡的译法，既做到忠实源语，又兼顾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能力，把握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参考文献
[1] 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陈江宏，李静波.《功夫熊猫2》异化趋向归化的字幕翻译[J].电影文学，2013（16）.
[3] 褚倩，陈建平.语用学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式餐饮菜名的翻译对比研究[J].现代语文，2012（10）.
[4] 黄海翔.中餐菜单英译浅谈[J].中国科技翻译，1999（1）.
[5] 李颜.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谈影视翻译[J].湖南大学学报，2005（19）.
[6] 梁海飞.从中外史上功能对等理论看纪录片字幕翻译[J].黑龙江史志，2014（3）.
[7] 林夏.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与译者意图[J].电影文学， 2011（20）.
[8] 刘泽权，张丽.异化之异化：韦努蒂理论再批评[J].外语研究，2009（3）.
[9] 任静生.也谈中菜与主食的英译问题[J].中国翻译，2001 （6）.
[10] 乔拓新.中文外宣纪录片英译的四类困难及相应策略――以“玩味京城”节目第五期《生灵的感悟》翻译为例[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36）.
[11]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2] 王晓旭.以功能目的论（Skopos Theory）为指导试译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的菜名[J].疯狂英语教师版，2013（2）.
[13] 袁晓宁.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再思考――兼谈韦努蒂在归化和异化问题上观念的转变[J].东南大学学报，2010，7 （12）.
篇11
引言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以下称中国英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话题颇受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关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英语应该是众多世界英语变体中的一种，如同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一样，是一个普遍的但又存在争议的语言变体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笔者在资料收集中却发现，关于中国英语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并不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并不深入。
目前，对于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定义学术界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看法，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学术界公认的，这一概念最早是1980年由葛传诚壬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葛传常1980），并对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中式英语（Chinglish）进行了区分。黄金祺区分了汉化英语（Chinese English）与中式英语（Chinglish）（黄金祺，1988）。贾德霖提出受到汉语影响的“汉式英语”（Sinicized English）（贾德霖，1990）。汪榕培则将中国英语定义为 “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汪榕培，1991）。而李文中却认为，中国英语不是仅限于在中国使用，而且英语中有一定数量的词源于中文，并已经成为英语的一部分（李文中，1993）。谢之君并不赞同李文中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英语变体（Interferential English Variety），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谢之君，1995）。贾冠杰、向明友分析了中国英语的存在和现状（贾冠杰、向明友，1997）。国外的学者们也关注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而他们普遍采用Chinese English这一表示方法。1986年，Todd从音系学、词汇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研究， Bolton（2003）详细地追溯中国英语从17世纪开始直至当今的发展历程。但是，他们都未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加以区分。本人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是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它在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前提下，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民俗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民俗文化是对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据《2013年-2017年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显示，尽管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民俗文化，但仍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确立与学术界发起的“救亡图存”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一直都存在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俗文化的传播。笔者通过相关文献和前期研究发现，陕西省内的广告宣传标示语、旅游景点翻译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翻译等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关于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从翻译方法入手，而未能真正从语言文化本身出发。
本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真正做到推动陕西民俗文化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传播出去，增强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跨文化交流，正确地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传播陕西地区文化，推进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英语与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
笔者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下，从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英语研究。探讨如何用既能符合源语言语法规则及表达习惯，同时又最能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来进行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
1.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
中国英语包含以下特征：第一，作为一种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是遵守英语语言语法规则的；第二，它的适用范围与其他的英语变体一样，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世界范围，是传达中国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媒介；第三，由于遵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中国英语体现中国的文化、语言和思维的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国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
中式英语则是遵从中文的语言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将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规则运用到英语之中，而说出或写出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的畸形英语。
2.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对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陕西民俗文化的正确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传，树立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对外宣传，在外国受众心中树立正确客观的中国形象，弘扬和传达我省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3.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中国英语教学一直倡导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但只是片面地强调目的语，却忽略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因素，导致英Z学习者学了多年英语却无法正确地，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民族的文化。我国近年来的教学改革，更加强调中国文化的学习，而中国英语的研究则为这一改革提供了较为全面且更加正确的教学材料。当下的英语教材和课堂中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应当适当增加中国元素。从而在英语输入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英语输出，更好地体现语言、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克服中国文化失语症，促进对外宣传和交流，遵守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思想教育和讲政治的有力手段，从而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具备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及熟练英语技能的英语学习者。
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实践
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研究，实证定量的研究不多。我们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中国英语语料库，从而使中国英语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解释性。本研究拟采用：文献检索分析、问卷和教学实验等方法。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文献检索，综合国内外文献，包括国内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广告标识语、旅游景点、餐厅等地方的翻译）以及国外文献（涉及陕西民俗文化的书籍、报刊等）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第二阶段进行问卷调查及教学试验：运用不同方法（采用中国英语或其他方法）翻译陕西民俗文化，分别请本国人和外国人选择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译文。并在传统课程教学中渗透中国英语的学习，用实验论证不同教学方式下的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得出中国英语在英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充分肯定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文化传播功能。并探讨正确使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美食美景，对陕西地区文化的传播和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充分肯定中国英语的文化传播功能，将中国英语研究应用于陕西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之中，真实地传达本地民俗文化，在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和增进他国人民对陕西及其文化的了解的同时，带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陕西地方文化从丝路经济带新起点“走出去”。同时，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及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英语的研究可以为同行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Bolton，Kingsley：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葛传常骸堵谈由英译汉问题》，《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3]黄金祺：《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
[4]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5]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6]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年第1期。
篇12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篇13
随着翻译学术界对旅游公示语英译的重视?翻译人员水平的提高?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和相关书籍的出版，旅游公示语的英译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胡译?拼写错误等问题已经在明显减少。旅游公示语英译中基本错误在纠正和减少的同时，中式英语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二?旅游公示语英译中的中式英语问题
语言的习得与认识的构建一样，都是同化、顺应?不断交替叠加?以达到一种平衡的过程。中式英语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2] P19 Janet Adams编著的From Chinglish to English （《从中式英语到英语》和Joan Pinkham编著的《中式英语之鉴》都是专门研究探讨中式英语的专著。在《中式英语之鉴》中，中式英语被称为Englis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文特色的英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称为孪生词语。
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母语中文一定会对中国人第二外语英语的习得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中西思维方式的根源性区别加剧了旅游公示语英译中中式英语现象的存在。旅游公示语因其特殊的功能和语言，在所有类型的公示语中最具中国特色，所以旅游公示语英译中的中式英语现象更为严重。
中国和英语国家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形态的不同，以及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们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导致中文和英语差异较大。中文句子长，多用并列短语或并列谓语，连接成分使用不多，层次不太明显，经常“一逗到底”，重意思，轻形式。而英语要求句子结构紧凑，逻辑关系严密，主谓关系密切，重形式。所以在汉译英过程中容易产生“中式英语”问题。旅游公示语用词具有中国特色，很难找到英语对等词，在英译过程中更易出现中式英语的问题。所以解决旅游公示语中的中式英语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旅游公示语英译中的中式英语问题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因汉语和英语在主语选用、词语选择、句式结构等语法方面不同而产生的生硬翻译：“游客止步”翻译为“Tourists Stop”；“天下第二泉”翻译为“Second Spring Under Heaven”；“民族园”翻译为“Racist Park”。第二类，受中西不同思维形式?文化?逻辑等方面影响，用汉语思维方式英译公示语带来的中式英语问题：“爱护花木，切勿攀摘”翻译为“Take care of flowers and trees. Do not pick and harm them” ；“本公厕为免冲式，请您便后离开即可”翻译为“The WC is free of washing. Please leave off after pissing or shitting”。第四类，中文和英语在时间、空间概念上的差异引起的中式英语问题：如在英语中“southeast”指的是“东南”，而不是“南东”，“northwest”指的是“西北”，而不是“北西”，这和中文表达习惯不同。
三?解决中式英语问题的原则和对策
在旅游公示语英译过程中，要避免中式英语问题，译者就应当坚持黄友义先生提出的外宣资料翻译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3]P24 旅游公示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当做一种外宣资料，所以也要做到“三帖近”。
术语“平行文本”常用于比较语篇语言学，概指不同语言文化中交际功能相似的语篇类型。Hartmann 把平行文本分为三类：A类（A class）为形式上非常一致的译文及原文，B 类为形式上不完全一致，但功能对等的译文及原文，C类为在同样的交际情境中独立产生的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4]P37-40 本论文中的“平行文本”定义与Hartmann所指的B类平行文本定义类似。“平行文本”的运用能够有效地帮助译者达到“三贴近”原则，在旅游公示语英译中避免中式英语问题。
旅游公示语翻译属于应用翻译范围，应用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情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5] P47-49那么平行文本就成了应用翻译中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有时甚至起到了“规范译本”的作用。在旅游公示语的英译中运用平行文本可能有效解决中式英语的问题。
参照平行文本，在翻译前，译者可以对原文内容作适当的“译前处理”。译者对信息的取舍，除了译者对目标读者的主观分析以外，译语中同类功能和体裁的平行文本可以为译者提供很好的参考指导。参照平行文本，译者就可以尽可能贴近译语平行文本的“体裁规范”。“体裁规范”指在某一语言中，体现大致同样功能的某种文本在特定情境中反复使用后所形成的规范样式或格式，体裁规范往往具有文化独特性。在应用文翻译中，译文要尽可能遵从译语体裁规范，因为译语读者只有根据他们所熟悉的规范样式，才能获知原作者的意图，译文才能在译语文化情境中实现其设定的功能。[6] P53参照平行文本，译者可以借用译语平行文本中体现同样功能或表达相同信息的地道和规范的表达方法，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参照平行文本，译者能够掌握译文中平行文本的修辞风格。只有这样，翻译出的译文才能贴近译语中同类话题和体裁的通行风格和规范，帮助译语受众识别出译文的意图，在译语情境中实现译文设定的功能。综上可以看出，平行文本在旅游公示语英译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帮助译者有效地避免中式英语的问题。
